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 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水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此说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第二步是整理图书。《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四个来源：一是内府藏书，二是清廷官修书，三是从各地征集的图书，四是从《水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第三步是抄写底本。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第四步是校订。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当然，《四库全书》的内容也有不足：第一，重视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第二，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第三，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第四，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挖改。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就是寓禁于征的过程，也就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也有不少删节或挖改。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鼎、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库全书》中138种"应刻"之书。该丛书在刻印4种之后，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认为木活字花钱少，实用价值高，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简把木活字印刷过程写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布世界。

《四库全书》编纂成功的原因何在？第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第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弘历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第三，雄厚的资金来源。《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第四，严密的组织系统。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第五，破格录用人材。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人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四库全书》的流传情况如何呢？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文渊阁本今藏台湾省，文津阁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阙，后来递经补抄，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如何评价《四库全书》？虽然《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有删削、挖改内容等过错，但就整体而言，应当是功大于过。首先，它保存了大量古籍，是古代文化的一次总结。

《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对于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200多年来，递经战乱，如果没有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古籍将会大量散失，从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不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见天日，而且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校勘方面，四库馆臣网罗众本、慎选底本等做法，为后代的校勘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目录学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是古代任何官私书目无与伦比的，其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近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正是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四库全书》的优良传统而结出的丰硕之果。

总而言之，《四库全书》是18世纪70到80年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项特大型文化工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异物志》是汉唐间一类专门记载周边地区及国家新异物产的典籍。它产生于汉末，繁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开始衰变，宋以后消亡。

据笔者考察，见于史志著录和他书征引的《异物志》，共有二十二种之多。这些著作今已全部亡佚，后人辑本也只有有限的几种。在本文中，笔者对有线索可考的《异物志》做了全面系统的考证，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历史文献研究关于这一领域的空白。

基本介绍 书名 ：《异物志》 作者 ：（东汉）杨孚 ISBN ：753595071 类别 ：自然科学 定价 ：￥117元 出版社 ：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科技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年06月01日 著作概述,主要内容,各地版本, 著作概述 《异物志》是汉唐间一类专门记载周边地区及国家新异物产的典籍。它产生于汉末，繁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开始衰变，宋以后消亡。据笔者考察，见于史志著录和他书征引的《异物志》，共有二十二种之多。这些著作今已全部亡佚，后人辑本也只有有限的几种。在本文中，笔者对有线索可考的《异物志》做了全面系统的考证，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历史文献研究关于这一领域的空白。 主要内容 《异物志》是汉唐时期一类特殊的典籍，主要记载当时周边地区及国家的物产风俗，内容涉及自然环境、资源物产、社会生产、历史传说、风俗文化等许多方面。据笔者考证，从汉到唐，至少有二十二种以上以《异物志》命名的著作出现。《异物志》随着中国古代民族融合及与其他国家交往的扩大而产生，并随这一过程的加深而繁荣，也同样因此而衰变消亡。这类著作初现于汉末，繁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开始衰变，宋以后退出历史舞台。它的产生和消亡，与该时期中华文明圈的内外交融拓展密切相关，从一个角度反映着该时期人们的世界认识水平和思想状况。宋以后，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这类著作不再出现，原有各种也渐渐亡佚流散。一种历时久远、影响不小的文化现象就这样被历史的尘沙所掩埋，以致后来的人对它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只是在历史地理学和小说史的研究中，偶尔才能看到一点它的踪迹。它的种类、它的存佚情况、它的内容、它与其它文化现象的关系以及它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现象的完整历史意义，从未得到过认真的对待。人们目前所能看到的，也仅有清人有限的几种辑本和今人的些许钩沉之作。 各地版本 杨孚《异物志》 东汉杨孚撰。一卷。《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地理类着录。已佚。杨孚，字孝元，或作孝先，广东南海人。汉末曾为议郎。所撰《异物志》为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异物志》。《水经注》引作杨氏《南裔异物志》。《艺文类聚》所引，或作杨孝元《交趾异物志》，或作《交州异物志》。其书主要记载交州一带（包括今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地区）的物产和民族风俗，如锦鸟、麡狼、鲛鱼、桔、稻、猩猩、孔雀，以及狼□（月+荒）之民等。《艺文类聚》卷83所引云：“狼□（月+荒）之民与汉人交关，常夜为市，以鼻齅金，知其好恶。”佚文以散文为主，间有四言韵语。如《水经注》卷37引杨氏《南裔异物志》：“髯惟大蛇，既洪且长。采色驳荦，其文锦章。食豕吞鹿，腴成养创。宾享嘉宴，是豆是觞。”《初学记》、《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后汉书注》、《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海录碎事》、《事类赋注》等书均有佚文。今有清曾钊辑本，收佚文近百条。曾氏认为，《异物志》一类典籍乃杨孚首创，故只有杨孚可专其名，群书所引，凡不称人名，只称《异物志》者，皆当为杨氏书文。[2]所以他将很多非杨孚《异物志》的佚文都收入书中，仅笔者考知，就有《南州异物志》、陈祈畅《异物志》、《郁林异物志》的佚文混杂其中。此外，也有漏收的现象，如《北堂书钞》中的数条佚文就未收入。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亦收此书佚文。 朱应《扶南异物志》 三国吴朱应撰。一卷。朱应，三国吴时为宣化从事，与中郎将康泰奉命“南宣国化” [3]，出使了扶南、林邑及南洋诸国，回来后写了《扶南异物志》一书，叙述其经历，介绍了扶南、林邑、西南大沙洲（今南洋群岛）及天竺、大秦等国的物产与地理知识。一同出使的康泰也著有《吴时外国传》一书，介绍其所见所闻，亦佚。朱应之书未见各类书及史注引用。向达举《北堂书钞》卷132“帐”条所引：“应志云：斯调国王作白珠交给帐，遣遗天竺之佛神”，疑此为朱应书之佚文[4]。清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举《通典边防门注》、《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宋膺《异物志》，疑宋膺即为朱应之讹。其说有很大影响，连姚振宗、向达也不能否定它。这种说法其实是错误的。笔者曾对宋膺《异物志》佚 过全面考查，宋书佚文今存六条，全记大宛、大秦、渠搜、月氏等西域各地物产，未涉海南诸国[5]。宋膺《异物志》与朱应《扶南异物志》实为两种不同的书，章氏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清陈运溶《麓山精舍丛书》第二集《古海国遗书钞》中，辑有《扶南异物志》，所收数条皆宋膺佚文。 万震《南州异物志》 三国吴万震撰。一卷。万震，吴时曾为丹阳太守。向达说：“万震事迹不见吴书，只《隋书·经籍志》注其为吴丹阳太守，未言孙吴何时。今按孙吴黄武、黄初时屡耀兵海外，比之明代，约同成祖咏乐之时。又丹阳太守在黄武初为吕范，至嘉禾三年诸葛恪为丹阳太守。自吕范至诸葛恪中间相隔十余年，未闻他人继范为丹阳太守。疑万震之为丹阳太守，即在吕范之后诸葛恪之前，正当海外征伐甚盛之际。震在丹阳，接近国都，见闻较近，故有《南州异物志》之作，以志殊方异物。虽以异物名书，所述多海南诸国方物风俗，无异一地理书也。” [6]万震所记，并不限于海南诸国，于西方大秦等国亦多有涉及。书中所记如乌浒、扶南、斯调、林阳、典逊、无论、师汉、扈利、察牢、类人等国的地理风俗物产，多为前代史书所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太平御览》卷790引《南州异物志》云：“姑奴去歌营可八千里，民人万余户，皆乘四辕车，驾二马或四马。四会所集也。舶船常有百余艘，市会万人，昼夜作市，船皆鸣鼓吹角，人民衣被中国。”现存佚文多为散文，也有一些四言韵文。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是散文为正文，韵文则为赞语；另一种可能是韵文为正文，散文则是中间的夹注。如《太平御览》卷788引“类人”条正文为韵文，中间以散文夹注。《艺文类聚》卷84宝玉部贝类引《南州异物志》云：“交趾北南海中有大文贝，质白而文紫，天姿自然，不假雕琢磨莹而光色焕灿。”《太平御览》卷807珍宝部贝类亦引《南州异物志》，云：“乃有大贝，奇姿难俦（注：大贝，文贝也，交趾以南海中皆有之）。素质紫饰，文若罗珠。不磨不莹，彩辉光浮。思雕莫加，欲琢靡逾。在昔姬伯，用免其拘。”散文与韵文所记内容一致，描述971比喻也都类似，只是文体不同。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异物志》中也有不少。大约同一时代的作者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当时通行的记述方式。今存的《南州异物志》佚文，多见于《齐民要术》、《初学记》、《北堂书钞》、《史记正义》、《一切经音义》、《法苑珠林》、《太平御览》、《事类赋注》等书。清陈运溶辑出佚文六十余条。刘纬毅书亦收。 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 三国吴沈莹撰。一卷。《隋志》等皆作《临海水土异物志》，《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引作《临海异物志》。《后汉书注》引有沈莹《临海异物志》，又引《临海水土志》，疑二者为一书。沈莹，三国吴亦为丹阳太守，晋军破吴时为晋将王浑所斩[7]。沈莹为丹阳太守的时间较万震要晚。从《临海水土异物志》现存的佚文看，书中所记多为南部沿海地区物产风俗，像鱼类、鸟类、树木等动植物。《太平御览》卷939鳞介部引《临海异物志》云：“牛鱼，形如犊子，毛色青黄，好眠卧。人临上，及觉，声如大牛，闻一里。”又云：“鹿鱼，长二尺余，头上有角，腹下有脚如人足。”《艺文类聚》卷92鸟部引《临海异物志》：“□（氵+鸡）鶒，水鸟，毛有五色，食短狐。其在溪中，无毒气。”《齐民要术》、《初学记》、《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后汉书注》、《太平御览》、《事类赋注》、《海录碎事》等书引有佚文。又，《御览》卷946虫部引沈莹《临海异物志》云：“晋安南吴屿山吴公千万积聚，或云，长丈余者以作脯，味似大虾。”按晋安郡，晋太康三年（282年）分建安郡置，治所在今福建福州；晋安县，三国吴置东安县，晋改为晋安，治所在今福建泉州附近。所以，吴并未有晋安之名，而沈莹也未入晋，其文中不应有“晋安”一词出现，有可能为后人抄写时改动。今有辑本四种：明陶宗仪所辑，收在《说郛》中；清王仁俊所辑，收在《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中；民国杨恩所辑，收在《台州丛书后集》中；刘纬毅书亦收。 薛莹《荆扬已南异物志》 三国吴薛莹撰。史志未载，卷目不详。薛莹，薛综之子，三国吴为选曹尚书，光禄勋，入晋后拜散骑常侍。其事见《三国志·吴书·薛综传》。薛综曾官合浦、交趾等地太守，薛莹随父常居岭南，对南方各地的物产风俗都相当熟悉，故有此书。《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索隐》引作《荆扬巳物志》，引云：“（杨梅）其实外肉著核，熟时正赤，味甘酸。”《文选·吴都赋注》引《荆扬巴南异物志》云：“余甘如梅李，核有刺，初食之味苦，后口中更甜。高凉建安皆有之。”张澍在其所辑《凉州异物志》之《序》中说：“《一切经音义》引薛珝《异物志》，《隋志》作薛翊。”按薛珝，薛综长子，薛莹之兄，史书未载其有《异物志》之作[8]。亦未见《一切经音义》引其《异物志》，《隋书·经籍志》亦无。不知张氏何据。 谯周《异物志》 三国蜀谯周撰。不见史志著录，卷目不详。已佚。谯周，字允南，魏晋之际的著名学者。三国蜀为光禄大夫；入晋，拜骑都尉。著述甚丰，据《三国志·蜀书·谯周传》云：“凡所著述，撰写《法训》、《五经论》、《古史考》之属百余篇。”这些著作，包括《异物志》在内，已全部散佚。其所撰《异物志》，《史记集解》引作《巴蜀异物志》，如《史记·绛侯周勃世家·集解》引晋灼语：“《巴蜀异物志》谓头上巾为昌絮。”此《巴蜀异物志》即当是谯周《异物志》。《文选·蜀都赋注》引谯周《异物志》云：“涪陵多大龟，其甲可以卜，其缘中又似瑇瑁，俗名曰灵。”又引云：“滇池在建宁界，有大泽水周二百余里，水乍深广乍浅浃，似如倒池，故名滇池。” 续咸《异物志》 晋续咸撰。十卷。已佚。续咸，上党人，好学，师事京兆杜预。永嘉中为东安太守。后仕刘琨，任从事中郎。又事石勒，为理曹参军。《晋书·续咸传》：“著《远游志》、《异物志》、《汲冢古文释》，皆十卷，行于世。”根据其传所述生平来看，续咸一生都在北方活动，先仕西晋，西晋亡后仕刘琨，又仕石勒，未到南方去过。所著《异物志》，似当以记载北方物产为主。其书十卷，是诸种《异物志》中卷数最多的一种，但史志未载，亦未见引用。 宋膺《异物志》 宋膺撰。不见史志著录，卷目无考。已佚。宋膺，事迹不详。其《异物志》所存数条佚文分见《史记正义》、《通典注》、《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等书，皆记月氏、大宛、大秦、渠搜等国异物。如《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产于土中，候其俗萌，筑墙绕之，恐为兽所食。其脐与地连，割绝则死，击物惊之，乃惊鸣，脐遂绝，则逐水草为群。”《太平御览》卷793引云：“大头痛小头痛山，皆在渠搜之东，疏勒之西，经之者身热头痛，夏不可行，行则致死，惟冬方可行，尚呕吐。山有毒，药气之所为也。冬乃枯歇，可行也。”根据佚文中的地名国名判断，其书大约成于汉晋之际。其时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中西交流日盛，有关西方的种种异物风俗也随众多的商贾使节传入中原。宋膺书中所记，像“地生羊”、“头痛山”、“大秦金”、“月氏羊”等，在唐以前典籍中都很独特，未见他书有相同记载。从这些佚文来看，宋膺有可能亲历西域。清人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疑宋膺为朱应之讹，张澍疑《凉州异物志》即宋膺所撰[9]，皆不确。笔者经过考证比较，已证实宋膺《异物志》非《凉州异物志》[10]，亦非朱应之讹。张澍辑《凉州异物志》末附有宋膺书佚文。 《凉州异物志》 作者无考。一卷。已佚。《水经注》引作《凉土异物志》。佚文见《水经注》、《初学记》、《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续博物志》等书。从佚文看，所记内容并不仅限于凉州，也涉及到凉州以外的广大地区，如大秦、高昌、罗刹、丁零等。大约成书于汉晋之际。今存佚文多为四言韵语，如《太平御览》卷865引：“盐山二岳，三色为质。赤者如丹，黑者如漆。小大从意，镂之写物（注：赤与黑皆小，惟白大，或如箧箱，从人所为形也）。作兽辟恶，佩之为吉（注：或治为鸟兽以佩之）。是曰戎盐，可以疗疾（注：四方皆用白者作散，以除头风。以其出胡国，故言戎盐也）。”也有散文，如《太平寰宇记》卷153引：“县泉水，汉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还，士众渴，乏水，广利乃引佩刀刺山，飞泉涌出，三军赖以获济。”今有张澍辑本，收在《二酉堂丛书》中。 陈祈畅《异物志》 陈祈畅撰。一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地理类着录。已佚。陈祈畅，事迹无考。从其书引用情况看，大约是魏晋南北朝时人。最早引用此书的是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只题《异物志》，未标作者，如卷10引《异物志》：“益智类薏苡，实长寸许，如枳梖子，味辛辣，饮酒食之佳。”此文《太平御览》卷972果部引作陈祈畅《异物志》。现存佚文多记益智、余甘、三廉、甘薯等南方物产。佚文既有散文，也有四言韵语，如《太平御览》卷972果部所引：“子之树，枝叶四布（注：枝叶满苏如车盖也）。名同种异，味实甜酢（注：与作纸谷同名，而实大异也）。果而无核，里面如素。析酒止酲，更为遗酪。”佚文主要见于《齐民要术》、《太平御览》等书。 曹叔雅《庐陵异物志》 曹叔雅撰。不见史志著录，卷目无考。已佚。曹叔雅，事迹无考。从其书引用情况看，当为唐以前人[11] 。《初学记》引作曹叔《异物志》，《太平寰宇记》引作叔雅《庐陵异物志》，《太平御览》作曹叔雅《异物志》。佚文多记庐陵一带物产。如《太平御览》卷52引：“豫章有石黄白色而理疏，以水灌之便热，以鼎加其上，炊足以熟。冷则灌之。雷焕以问张华，华曰：然石也。”《初学记》卷8、《太平寰宇记》卷109引：“庐陵大山之间，有山都，似人，裸身，见人便走。自有男女，可长四五尺，能□（口+丛）相唤，常在幽昧中，似魑魅鬼物。”佚文见《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等书。 《南方异物志》 作者不详，卷目无考。已佚。根据佚文引用情况看，约成书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早引用此书的是《齐民要术》。佚文多记甘蕉、棘竹、鹦鹉等南方物产，如《齐民要术》卷10引《南方异物志》云：“棘竹有刺，长七八尺，大如罋。”又如《初学记》卷30引《南方异物志》云：“鹦鹉有三种，青大如乌臼，一种白大如鸱，一种五色。大于青者，交州巴南尽有之，及五色，出杜薄州。凡鸟四指，三向前，一向后，此鸟两指向后。”《齐民要术》、《初学记》、《一切经音义》、《太平御览》等书均有引文。按此书与唐房千里《南方异物志》同名，但它早于房氏之书，应注意分别。 孙畅《异物志》 孙畅撰。史志未载，卷目不详。孙畅，事迹无考。其书佚文仅存一条，即《初学记》卷30所引：“鹦鹉，其毛色或苍绿，或紫赤，喙如鸮而目深。行如鸠雀而能效人言，故足见殊贵。”鹦鹉以南方为多，据此知孙畅《异物志》所记有南方物产。 《南中异物志》 作者、卷目不详，亦不见史志著录。已佚。《一切经音义》卷16引有一条佚文：“豫樟生七年方知。若作船，必与龙斗。”按南中，古代泛指川黔滇一带，也指岭南。豫樟生于南方。《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楩楠豫章。”张守节《正义》：“按，温活人云：豫，今之枕木也；章，今之樟木也。二木生至七年，枕、章乃可分别。” 《南中八郡异物志》 作者、卷目不详，史志亦未着录。已佚。《太平御览》卷924引有一条佚文：“翠大于燕，腹背纯赤。民捕食之，不知贵其毛羽也。”《后汉书注》、《太平御览》又引有《南中八郡志》，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注》引《南中八郡志》云：“貊大如驴，状颇似熊，多力，食铁，所触无不拉。”又引云：“邛河纵广岸二十里，深百余丈。多大鱼，长一二丈，头特大，遥视如戴铁釜状。”所记亦皆南方物产。古人引书，常常省称，此《南中八郡志》很有可能是《南中八郡异物志》的省称。 《郁林异物志》 作者、卷目不详，史志亦未着录。已佚。现存佚文两条。《太平御览》卷900引：“周留，牛，毛青大腹，锐头青尾，状似大猪。”《初学记》卷29引作《异物志》，牛作水牛，其余相同。亦未标作者姓名。《事类赋注》卷22引：“周留者何，其实水牛。苍毛豕身，角若担矛。卫护其犊，与虎为仇。”两条佚文同记一物，但文体却一韵一散，与前述《南州异物志》的情况相仿。 《广州异物志》 作者、卷目不详，史志未见著录，已佚。《太平御览》卷938鳞介部有佚文一条：“鳄鱼长者二丈余，有四足，喙长七尺，齿甚利。虎及鹿渡水，鳄击之，皆断喙去齿，旬日更生。” 郭氏《异物志》 作者、卷目不详，史志未见著录。已佚。《太平广记》卷210引有一条佚文：“后汉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郡人，高才过人，性聪，明天象，善书。累拜侍中，出为河间王相，年六十二。昔建州满城县山有兽名骇神，豕身人首，状貌丑恶，百鬼恶之。好出水边石上。平子往写之，兽入水中不出。或云，此兽畏写之，故不出。遂去纸笔，兽果出。平子拱手不动，潜以足指画之。今号巴兽潭。”此条所记在内容上与前面各种《异物志》已有不同，不是如实记述物产风俗，而是记述有关人物的奇闻佚事；记述的态度也有了变化。这是《异物志》逐渐由地理博物杂记向志怪小说转变的一个标志。 沈如筠《异物志》 唐沈如筠撰。《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子部小说类着录，作三卷；《宋史·艺文志》作二卷。已佚。沈如筠，初唐句容（今属江西）人，曾为横阳主簿。有诗名。据其《寄天台司马道士》诗，知为玄宗时人。其书入子部小说类，可推知其所记当是异事异闻，与早期《异物志》专记物产风俗不同。佚文未见引用。程毅中《古小说简目》说《太平广记》中引有沈书佚文，或作《异物志》。然查《广记》，并无沈书佚文，《太平广记》共引《异物志》文六条，这些佚文或为《南州异物志》文，或为宋膺《异物志》，或记大历时事，皆非沈氏之文。另，《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云《海录碎事》所引《异物志》为沈氏书文，经查，《海录碎事》共引《异物志》四条，卷22下引“桔官”条与卷15引“狼民金”条，《初学记》引作杨孚《异物志》；卷22上“木客鸟”条、“山都”条皆记庐陵事，似当作曹叔雅《异物志》文；同卷引作《异物志》的“牛鱼”条，实出《博物志》卷三。如此，则《海录碎事》并无沈如筠《异物志》文。 孟琯《岭南异物志》 唐孟琯撰。一卷。《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史部地理类着录，《崇文总目》入子部小说类。已佚。孟，唐郴州人，元和进士。《太平御览》引有《岭南异物志》文十数条，未著作者姓名，当是孟氏书文。《太平广记》亦引作《异物志》。佚文所记，皆虾、蟹、梅等南方物产。多夸饰之词，类于小说。如《太平广记》卷977菜茹部引：“南土无霜雪，生物不复凋枯。种茄子十年不死。生子攀缘摘之。树高至二丈。”卷980又引：“唐孟尝于岭表买芥菜，置壁下忘食，数日，皆生四足，有首尾，能行走，大如螗蜋，但腰身细长。”《事类赋注》卷29引：“南方大鱼，声为雷，气为风，涎沫为雾。”《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事类赋注》等书存有佚文。[11] 房千里《南方异物志》唐房千里撰。一卷。《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地理类、《宋史·艺文志》子部小说类、《崇文总目》史部地理类着录。已佚。房千里，河南人，大和进士，曾为端州别驾、高州刺史。按《太平御览》引有《南方异物志》佚文数条，皆记鹦鹉、玳瑁等物，与《初学记》、《一切经音义》所引相同。房千里为大和进士，其文不当载《初学记》和《一切经音义》等书，则《太平御览》所引，当为前述无名氏《南方异物志》佚文，而非房氏佚文。《本草纲目》卷34转引掌禹锡《嘉补注本草》引《南方异物志》“薰陆”条，其文与《太平御览》卷982引《南州异物志》文略同，亦非《南方异物志》文。从史志著录来看，《南方异物志》出入史、子两部，说明它的内容兼具地理杂记与小说的特点，既可看作地理杂记，又可看作小说，起码不是严肃的地理杂记，大约与孟琯《岭南异物志》相类。房氏佚文目前尚未见到。 《岭表异物志》 作者不详。一卷。《宋史·艺文志》史部地理类着录。已佚。就其着录情况看，成书于宋的可能性较大，但也不能排除为唐人所作的可能。从书名来看，内容当以记载岭南物产风俗为主。其书佚文尚未发现。 以上是对汉唐间已佚二十二种《异物志》的大概情况所作的一些初步考述，各书作者、成书年代、卷目、着录情况、主要内容、体例，以及佚文引录情况基本如上。由于材料零碎不全，在先381后顺序的编排上，只能依据作者年代及引用、着录的时间推断，大略按时代先后排列。倘有不当，敬请指正。 关于《异物志》类著作的历史文化及文献意义，笔者另有专文论及，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注： [1]清人张澍、曾钊、陈运溶等曾辑个别《异物志》佚文。今人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收录了十二种《异物志》佚文，是迄今辑录《异物志》佚文最多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 [2]曾钊辑、杨孚：《异物志》之《跋》。《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 [3]事见《南史·夷貊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 [4] [6]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三联书店，1987年。 [5] [10] 拙文《〈凉州异物志〉佚文考辨》。《西北师大学报》1993，（4）。 [7] [8] 沈莹、薛翊事见《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及裴注。中华书局，1963年。 [9] 张澍辑：《凉州异物志序》。《二酉堂丛书》清道光元年刊。 [1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参考文献中列有《庐陵异物志》，云：“佚名，宋。”误以《庐陵异物志》为宋人所作。科学出版社，1975年。

郭璞 字景纯，河东闻喜县人(今山西省闻喜县)，西晋建平太守郭瑗之子。

东晋著名学者，既是文学家和训诂学家，又是道学术数大师和游仙诗的祖师。

郭璞曾注释《周易》、《山海经》、《穆天子传》、《方言》和《楚辞》等古籍，现今的《辞海》或《辞源》上均到处可见郭璞注释。

郭璞花18年的时间研究和注解《尔雅》，以当时通行的方言名称，解释了古老的动、植物名称，并为它注音、作图，使《尔雅》成为历代研究本草的重要参考书。

而郭璞开创的动、植物图示分类法，也为唐代以后的所有大型本草著作所沿用。

在学术渊源上，郭璞除家传易学外，还承袭了道教的术数学理论，是两晋时代最著名的方术士，传说擅长诸多奇异的方术。

郭璞一生的诗文著作多达百卷以上，数十万言，《晋书·郭璞传》称“词赋为中兴之冠”。

其中以《游仙诗》为主要代表，现仅存14首，是中国游仙诗体的鼻祖。

游仙诗的来源很早，秦博士有《仙真人诗》，汉乐府中也有这类作品，建安、正始时期更不断有人继作。

游仙诗中明显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所谓正格的游仙诗，它们“滓秽尘网，锱铢缨绂，餐霞倒景，饵玉玄都”(《文选》李善注)；一种是借游仙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与反抗，如曹植、阮籍的某些作品。

郭璞显然是继承了后一种传统。

他的游仙诗借游仙以咏怀，有一定的现实内容。

如第一首说：“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

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表示了对朱门的轻蔑与否定。

第五首说：“清源无增澜，安得运吞舟。

圭璋虽特达，明月难暗投”，表现了才志之士生不逢时的感慨。

第四首则表现了求仙的渺茫和伤时叹逝的感情。

郭璞游仙诗的另一特色是富于形象性，和一般游仙诗往往写得过于抽象不同。

如第三首说：“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绿萝结高林，蒙笼盖一山。

……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写想象中的神仙居处和生活情态，形象鲜明而生动。

《诗品》说他的诗“彪炳可玩”，正是指出了这种特色。

不过《游仙诗》的主旨毕竟在歌咏高蹈遗世，所以消极性仍是很大的。

《尔雅》是中国古代最早一部解释语词的著作。

它大约是秦汉间的学者，缀缉春秋战国秦汉诸书旧文，递相增益而成的。

全书19篇，其中最后7篇分别是：《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和《释畜》。

这7篇不仅著录了590多种动植物及其名称，而且还根据它们的形态特征，纳入一定的分类系统中。

《尔雅》保存了中国古代早期的丰富的生物学知识，是后人学习和研究动植物的重要著作。

据史书记载，东汉初，窦攸由于“能据《尔雅》辨豹鼠”，所以汉光武帝奖赏给他百匹帛，并要群臣子弟，跟从窦攸学习《尔雅》。

郭璞更是把《尔雅》视为学习和研究动植物，了解大自然的入门书。

他说：“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但是，《尔雅》成书较早，文字古朴，加上长期辗转流传，文字难免脱落有误，早在汉代就已经有不少内容，不易被人看懂。

因此，在郭璞之前已经有犍为文学、刘歆、樊光、李巡、孙炎等人，为《尔雅》作注。

郭璞从小就对《尔雅》感兴趣。

他认为旧注“犹未详备，并多纷谬，有所漏略”，于是“缀集异闻，会粹旧说，考方国之语，采谣俗之志”，并参考樊光、孙炎等旧注，对《尔雅》作了新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