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疑义举例序

古书疑义举例校录序 一 上下文异字同义例

二 上下文同字异义例

三 倒句例

四 倒序例

五 错综成文例

六 参互见义例

七 两事连类而并称例

八 两义传疑而并存例

九 两语似平而实侧例

十 两句似异而实同例

十一 以重言释一言例

十二 以一字作两读例

十三 倒文协韵例

十四 变文协韵例 十五 古人行文不嫌疏略例

十六 古人行文不避繁复例

十七 语急例

十八 语缓例

十九 一人之辞而加日字例

二十 两人之辞而省日字例

二十一 文具于前而略于后例

二十二 文没于前而见于后例

二十三 蒙上文而省例

二十四 探下文而省例

二十五 举此以见彼例

二十六 因此以及彼例 二十七 古书传述亦有异同例

二十八 古人引书每有增减例

二十九 称谓例

三十 寓名例

三十一 以大名冠小名例

三十二 以大名代小名例

三十三 以小名代大名例

三十四 以双声叠韵字代本字例

三十五 以读若字代本字例

三十六 美恶同辞例

三十七 高下相形例

三十八 叙论并行例

三十九 实字活用例 四十 语词叠用例

四十一 语词复用例

四十二 句中用虚字例

四十三 上下文变换虚字例

四十四 反言省乎字例

四十五 助语用不字例

四十六 也邪通用例

四十七 虽唯通用例

四十八 句尾用故字例

四十九 句首用焉字例

五十 古书发端之词例

五十一 古书连及之词例 五十二 两字义同而衍例

五十三 两字形似而衍例

五十四 涉上下文而衍例

五十五 涉注文而衍例

五十六 涉注文而误例

五十七 以注说改正文例

五十八 以旁记字入正文例

五十九 因误衍而误删例

六十 因误衍而误倒例

六十一 因误夺而误补例

六十二 因误字而误改例

六十三 一字误为二字例

六十四 二字误为一字例

六十五 重文作二画而致误例

六十六 重文不省而致误例

六十七 阙字作空围而致误例

六十八 本无阙文而误加空围例 六十九 上下两句互误例

七十 上下两句易置例

七十一 字以两句相连而误叠例

七十二 字以两句相连而误脱例

七十三 字句错乱例

七十四 简策错乱例 七十五 不识古字而误改例

七十六 不达古语而误解例

七十七 两字一义而误解例

七十八 两字对文而误解例

七十九 文随义变而加偏旁例

八十 字因上下相涉而加偏旁例

八十一 两字平列而误倒例

八十二 两文疑复而误删例

八十三 据他书而误改例

八十四 据他书而误解例

八十五 分章错误例

八十六 分篇错误例

八十七 误读夫字例

八十八 误增不字例

附：论《古书疑义举例》的成就及不足（有删节）

作者：刘冠才 俞樾；训诂学；语法学；修辞学

中图分类号：H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017(2006)02-0017-11

《举例》一书，自传刻之后就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赢得了很高声誉。梁启超称之为“训诂学之模范名著” ，刘师培叹之为“发千古未有之奇” 的绝作，马叙伦称赞该书是“发蒙百代，梯梁来学，固悬之日月而不刊者也” 的历史性学术名著。俞氏的高足弟子章太炎先生也对《举例》一书备加推崇，认为在俞氏洋洋大观的《春在堂全书》中当以《举例》一书最有价值 。后来的学者也大都认为《举例》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训诂学书，实是清代训诂学中不可多得的著作。不只如此，《举例》一书自刊行之后，人们或是吸取俞氏的研究成果，或是借鉴俞氏的做法，或是为之增补、校订，从而形成了“古书疑义举例派”。

不过，前人研究俞氏此书，或重在俞氏学说个别结论的是非曲直上，或重在《举例》一书的某项内容成就上。讨论《举例》中个别结论的是非，多是札记性的东西；论述《举例》中某项内容的成就，又多为高度概括之语。迄今为止，尚未有人对《举例》一书的成就和不足作全面、深入、系统的论述。本文就《举例》的成就和不足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以便我们更好地利用此书为研读古书，整理古籍服务。

　　(《易》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夫人之受生，貌异音殊，若乐愚智，尊卑寿夭，无非三势，业理使之然。)　　夫天道性命，圣人所希言也。虽有其旨，难得而详。然校之古今，错综其纪，乘乎三势，亦可以仿佛其略。何以言之？荀悦云：“凡三光(议曰：三光，日月星也。)、精气变异，此皆阴阳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政失于此，而变见于彼，不其然乎？”

　(文王问太公曰：“夫人主动作举事，有祸殃之应，鬼神之福乎？”太公曰：“有之。人主好重赋敛，大宫室，则人多病瘟，霜露杀五谷；人主好畋猎，不避时禁，则岁多大风，禾谷不实；人主好破坏名山，壅塞大川，决通名水，则岁多大水伤人，五谷不滋；人主好武事，兵革不息，则日月薄蚀不息，太白失行。”文王曰：“诚哉！”)

　今称《洪范》咎征，则有尧、汤水旱之灾；消灾复异，则有周宣云汉宁莫我听！《易》称：“积善余庆。”则有颜、冉短折之凶。善恶之报，类变万端，不可齐一，故视听者惑焉。

　(太史公曰：“《书》称：‘天道无亲，尝与善人。’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回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餍而早夭。天之报施善人，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余甚惑也。)

　尝试言之：孔子曰：“死生有命。”又曰：“不得其死。”又曰：“幸而免”者，夫死生有命，其正理也；不得其死，未可以死而死也；幸而免者，可以死而不死也。此皆性命三势之理也。(昔虢太子死，扁鹊治而生之，扁鹊曰：“我非能生死人者，我能治可生者耳。”然不遇扁鹊，亦不生矣。若夫膏肓之病，虽医和不能治矣。故曰：死生有命，其正理也；不得其死，未可以死而死也；幸而免者，可以死而不死也。此荀悦论性命三势之理也。

　扬子《法言》云：或问：“寿可益乎？”曰：“德。”或问曰：“回、牛之行德矣！何不益也？”曰：“德故尔。如回之残，牛之贼，焉得寿？”曰：“残贼或寿。”曰：“彼妄也，君子不妄也。”)

　推此以及教化，亦如之。人有不教化而自成者，有待教化而后成者，有虽加教化而终不成者，故上智与下愚不移，至于中人则可上可下(议曰：《传》云：“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之以祸。”此可上可下者。)。推此以及天道，则亦如之。

　灾祥之应，无所疑焉。故尧汤水旱，天数也。(议曰：夫阴静阳动，天回地游，太一算周，成百六之厄，太岁数极，为一元之灾。必然之符，不可移也。故《传》曰：“美恶周必复。”又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言必定也。故曰天数。汉时公孙弘则不然，以为尧遭洪水，使禹治之，未闻禹之有水也。若汤之旱，则桀余烈。桀纣行恶，受天之罚。禹汤积德，以王天下。因此观之，天无私亲。顺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纪。观公孙弘所言，以为德感水旱，非天数也。一家之谈，非为正论。)

　《洪范》咎征，人事也。(议曰：《传》云：“祸福无门，唯人自招。”谓立事以应休咎，故曰人事。)

　鲁僖霪雨，可救之应也。周室旱甚，难变之势也。(议曰：孔子云：“祭如在。”言祭法在精诚也。语曰：“应天以实，不以文言。”上天不以伪动也。《易》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古语曰：“土性胜水，掬壤不可以塞河；金性胜木，寸刃不可以残林。”《传》曰：“小惠未孚，神勿福也。”此言善少不可以感物也。今雩祭是同而感应异者，或谓仁甚少，而求福甚多。或徒设空文，精诚不至。故不同也。)

　颜冉之凶，性命之本也。(议曰：秦伯问于士鞅曰：“晋大夫其谁先亡？”对曰：“其栾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对曰：“然栾黡汰虐已甚，犹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对曰：“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栾黡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没矣，而黡之怨实彰，将于是乎？”在后世一年，晋灭栾氏。由是观之，黡虽汰虐，以其父武子之德，身受其福；盈虽贤智，以其父黡之汰虐，遂遇于祸。然则祸之与福，不在我之贤虐矣。

　范晔曰：“陈平多阴谋，而知其后必废；邴吉有阴德，夏侯胜识其当封及子孙。终陈掌失侯，而邴昌绍国，虽有不类，不可致诘。其大致归于有德矣。袁安、窦氏之间乃情，帝室引义雅正，可谓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狱，未尝鞠人于脏罪。其仁心足覃平后昆。子孙之盛，不亦宜乎？”

　由是观之，夫陈平、邴吉及袁安之后，衰与盛乃在先人之德，又不在我之得失矣。虞南曰：“夫释教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惠，与夫仁、义、礼、智、信，亦何殊？故盖以所修为因，其果为报。人修此六行，皆多不全，有一缺焉，果亦随灭。”是以鬷明丑于貌而惠于心。赵壹高于才而下于位，罗裒富而无义，原宪贫而有道，其不同也，如斯悬绝。兴丧得失，咸必由之。由是言之，夫行己不周则诸福不备，故吉凶祸福不得齐也。故世人有操行不轨而富寿者矣，有积仁洁行而凶夭者矣。今下士庸夫，见比干之剖心，以为忠贞不足为也；闻偃王之亡国，以为仁义不足法也。不亦过乎？)

　《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言其异也；“兼三才而两之。”言其同也。故天地之道，有同有异。据其所以异，而责其所以同，斯则惑矣。守其所以同，而求其所以异，则取弊矣。迟速、深浅，变化错乎其中，是故参差难得而均也。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同之。故君子尽心焉、尽力焉，以邀命也。

　(议曰：孙卿云：“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理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惑，则天不能祸；背道而妄行，则天不能吉。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若星坠、木鸣，天地之变，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唯人妖，乃可畏也。何者？政险失人，田荒稼恶，籴贵人饥，道有死人，夫是之谓人妖也。政令不明，举措不时，本事不理，夫是之谓人妖也。礼义不修，外内无别，男女，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日至，夫是之谓人妖也。三者错乱，无安国矣。”其说甚迩，其灾甚惨。《传》曰：“万物之妖，书不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也。”墨翟曰：“古之圣王，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而劝之为善；发宪令以教诲，明赏罚以助劝。若此则乱者可使理，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为不然，昔者桀之所乱，汤理之；纣之所乱，武王理之。此世不渝而人不改，上变政而人易教。则安危治乱，在上之发政也。岂可谓有命哉？”

　昔梁惠王问尉缭曰：“吾闻黄帝有刑德，可以百战百胜，其有之乎？”尉缭曰：“不然。黄帝所谓刑德者，以刑伐之，以德守之，非世之所谓刑德也。世之所谓刑德者，天官、时日、阴阳、向背者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何以言之？今有城于此，从其东西攻之，不能取；从其南北攻之，不能取。此四者，岂不得顺时乘利者哉？然不能取者，何也？城高池深，兵战备具，谋而守之。由是观之，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天官之阵曰：背水阵者，为绝军；向阪阵者，为废军。武王之伐纣也，背漳水，向山之阪，以万二千击纣之亿有八万，断纣头，悬之白旗。纣岂不得天官之阵哉？然而不胜者，何也？人事不得也。黄帝曰：‘先稽己智者，谓之天子。’以是观之，人事而已矣。”

　按：孙卿、墨翟、尉缭之说，言吉凶祸福在于人矣。周公诫成王曰：“昔殷王中宗，治人祗惧，弗敢荒宁，享国七十年。其在高宗，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享国五十九年。其在祖甲，爰知小人之衣食，能保惠于庶人，弗侮鳏寡，享国卅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惟耽乐之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三、四年。呜呼！嗣王其鉴于兹。”

　《史记·陈世家》曰：“陈，舜后也。周武王封之陈。太史公云：舜之德，至矣。禅于夏，而后世血食者，历三代。及楚灭陈，而田氏得政于齐，卒为建国，百世不绝。”《南越传》云：“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德于人哉！何其久也？历数代，尝为君主，勾践一称伯。盖禹之烈也。”又曰：“郑桓公友者，周厉王之少子也。幽王以为司徒，问于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对曰：‘昔祝融为高辛火正，其功大矣。而其于周，未有兴者。楚，其后也。周衰，楚必兴，兴非郑之利也。’公曰：‘周衰，何国兴？’对曰：‘齐、秦、晋、楚乎！夫齐，姜姓，伯夷之后也。伯夷佐尧典礼。秦，嬴氏，伯翳之后也。伯翳佐舜，怀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尝有功于天下。而武王封叔虞于唐，其地阻险，以此有德。若周衰，并必兴矣。’”

　按：周公、马迁、太史伯之谈，言兴亡、长短，必依德矣。此略言其本而不语其详。尝试论之曰：命也者，天之授也；德也者，命之本也。皇灵虽阴骘下人，定于冥兆。然兴亡、长短，以德为准。若德修于曩，则命定于今。然则今之定命，皆曩之德也明矣。夫命之在德，则吉凶祸福不由天也；命定于今，则贤圣、鬼神不能移也。故君子尽心焉、尽力焉，以邀命也。此运命之至也。)

　《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此之谓矣。

　(议曰：夫吉凶由人，兴亡在德。稽于前载，其在德必矣。今论者以尧舜无嗣，以为在命，此谬矣。何者？夫佐命功臣，必有兴者，若使传子，则功臣之德废。何以言之？昔郑桓公问太史伯曰：“周衰，何国兴？”对曰：“昔祝融为高辛火正，其功大矣。而其于周，未有兴者。楚，其后也。周衰，楚必兴。齐，姜姓，伯夷之后也，伯夷佐尧典礼。秦，嬴氏，伯翳之后，伯翳佐舜，怀柔百物。若周衰，并必兴矣。”是以班固《典引》云：“陶唐舍胤而禅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载，越成汤武，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由此言之，安在其无嗣哉！又曰：“楚师屠汉卒，睢水鲠其流；秦人坑赵士，沸声若雷震。虽游、夏之英才，伊、颜之殆庶，焉能抗之哉！”此其弊也。

　对曰：宋景公之时，荧惑在心。公惧，问子韦，子韦曰：“心者，宋分野也，祸当在君。虽然，可移于人。”据此言，则君有祸，人当受之。若当君厄舍之时，则生人涂炭。虽伊、颜、游、夏，何所抗哉？故庄子曰：“当尧舜，天下无穷人，非智得也；当桀纣，天下无通人，非智失也。时势适然。”此之谓矣。

　又曰：“彼戎狄者，人面兽心，晏安鸩毒，以诛杀为道德，蒸报为仁义。自金行不竞，天地板荡，遂覆瀍洛，倾五都。呜呼！福善祸，徒虚言耳。”据此论，以戎狄内侵，便谓由命，此所谓不量于德者也。何则？昔秦穆公问戎人由余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理乎？”由余笑曰：“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可小理。及其后世，日以骄，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平疲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杀，至于灭宗，皆此类也。夫戎狄则不然，上含淳德，以遇于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夫戎狄之德有如是者。”今晋之兴也，宗子无维城之助，而阏伯实沈之隙岁构；师尹无具瞻之贵，而颠坠戮辱之祸日有。宣、景遭多难之时，务伐英雄，诛庶桀以便事。其倾覆屠脍，非止于诛杀也。风俗僻，廉耻并失。先时而昏，任情而动，皆不耻逸之过。不拘妒忌之恶，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刚柔，有杀戮妾媵，有黩乱上下，其凶逆，非止于蒸报也。

　由是观之，晋家之德，安胜于匈奴哉！今见戎狄乱华，便以为在命不在德，是何言之过欤！)

　《四体书势》原文：

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睹鸟迹以兴思也。因而遂滋，则谓之字，有六义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声，江河是也； 四曰会意，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长是也。夫指事者，在上为上，在下为下。象形者，日满月亏，象其形也。形声者，以类为形，配以声也。会意者，以戈为武，人言为信是也。转注者，以老为寿考也。假借者，数言同字，其声虽异，文意一也。

自黄帝至于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有见者。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馀万言，按敬侯所书，犹有仿佛。古书亦有数种，其一卷论楚事者最为工妙，恒窃悦之，故竭愚思以赞其美，愧不足以厕前贤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无别名，谓之《字势》云。

黄帝之史，沮诵仓颉，眺彼鸟迹，始作书契。纪纲万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质文著世。 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灭。魏文好古，世传丘坟，历代莫发，真伪靡分。 大晋开元，弘道敷训，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声会意，类物有方。日处君而盈其度，月执臣而亏其旁；云委蛇而上布，星离离以舒光。禾苯□以垂颖，山嵯峨而连冈；虫跂跂其若动，鸟飞飞而未扬。观其措笔缀墨，用心精专，势和体均，发止无间。或守正循检，矩折规旋；或方圆靡则，因事制权。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矫然突出，若龙腾于川；渺尔下颓，若雨坠于天。或引笔奋力，若鸿鹄高飞，邈邈翩翩；或纵肆婀娜，若流苏悬羽，靡靡绵绵。是故远而望之，若翔风厉水，清波漪涟；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黄唐之遗迹，为六艺之范先，籀篆盖其子孙，隶草乃其曾玄。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辞之所宣。

昔周宣王时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与古同，或与古异，世谓之籀书也。及平王东迁，诸侯立政，家殊国异，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承相李斯乃损益之，奏罢不合秦文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政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或曰下杜人程邈为衙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改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圆，圆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为御史，使定书。或曰邈定乃隶字也。

自秦坏古，文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王莽时，使司空甄酆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复有六书：一曰古文，即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秦篆书也；四曰佐书，即隶书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书，所以书幡信也。及汉祭酒许慎撰《说文》，用篆书为正，以为体例，最新，可得而论也。秦时李斯号为工篆，诸山及铜人铭皆斯书也。汉建初中，扶风曹喜善篆，少异于斯，而亦称善。邯郸淳师焉，略究其妙，韦诞师淳而不及。太和中，诞为武都太守，以能书留补侍中、中郎将，善篆，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然精密闲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势》云：

字画之始，因于鸟迹。苍颉循圣，作则制文。体有六篆，要妙入神。或象龟文，或比龙鳞。纡体效尾，长翅短身。颓若黍稷之垂颖，蕴若虫蛇之棼緼。扬波振激，鹰跱鸟震。延颈协翼，势似凌云。或轻举内投，微本浓末；若绝若连，似露缘丝，凝垂下端。从者如悬，衡者如编。杳杪邪趣，不方不圆。若行若飞，蚑蚑□□。远而望之，若鸿鹄群游，络绎迁延。迫而视之，湍漈不可得见，指撝不可胜原。研桑不能数其诘屈，离娄不能睹其隙间。般倕揖让而辞巧，籀诵拱手而韬翰。处篇籍之首目，粲粲彬彬其可观。□华艳于纨素，为学艺之范闲。嘉文德之弘蕴，懿作者之莫刊。思字体之俯仰，举大略而论旃。

卫恒《四体书势》原文与译文（2）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用之，独符玺、幡信、题署用篆。隶书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洒直，计钱足而灭之。每书辄削而焚其捬，梁鹄乃益为捬，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鹄卒以书至选部尚书。宜官后为袁术将，今巨鹿宋子有《耿球碑》，是术所立，其书甚工，云是宜官书也。梁鹄奔刘表，魏武帝破荆州，募求鹄。鹄之为选部也，魏武欲为洛阳令而以为北部尉，故惧而自缚诣门。署军假司马，在秘书书勤书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鹄手迹。魏武帝悬著帐中，及以钉壁玩之，以为胜宜官，今宫殿题署多是鹄书。鹄宜为大字，邯郸淳宜为小字，鹄谓淳得次仲法，然鹄之用笔，尽其势矣。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皆弘之法也。汉末有左子邑，小与淳、鹄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钟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于世。作《隶势》云：

鸟迹之变，乃惟佐隶，蠲彼繁文，从此简易。厥用既弘，体象有度，焕若星陈，郁若云布。其大径寻，细不容发，随事从宜，靡有常制。或穹窿恢廓，或栉比针裂，或砥平绳直，或蜿蜒缪戾，或长邪角趣，或规旋矩折。修短相副，异体同势。奋笔轻举，离而不绝。纤波浓点，错落其间。若钟□设张，庭燎飞烟。崭岩嵯峨，高下属连，似崇台重宇，层云冠山。远而望之，若飞龙在天；近而察之，心乱目眩，奇姿谲诡，不可胜原。研桑所不能计，宰赐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岂体大之难睹，将秘奥之不传？聊伫思而详观，举大较而论旃。

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称善作。后称善作。后有崔瑗、崔寔，亦皆称工。杜氏杀字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弘农张伯英者，而转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下笔必为楷则，常曰：“匆匆不暇草书”。寸纸不见遗，至今世尤宝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颖、梁孔达、田彦和及仲将之徒，皆伯英之弟子，有名于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罗叔景、赵元嗣者，与伯英同时，见称于西州，而矜此自与，众颇惑之。故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馀。”河间张超亦有名，然虽与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势》云：

书契之兴，始自颉皇；写彼鸟迹，以定文章。爰暨末叶，典籍弥繁。时之多僻，政之多权。官事荒芜，□其墨翰；惟多佐隶，旧字是删。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应时谕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纯俭之变，岂必古式。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圆不副规。抑左扬右，望之若欹。兽跂鸟跱，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或□□点□，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畜怒怫郁，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栗，若据高临危。旁点邪附，似螳螂而抱枝。绝笔收势，馀綖纠结。若山峰施毒，看隙缘巇；腾蛇赴穴，头没尾垂。是故远而望之，漼焉若注岸奔涯；就而察之，一画不可移。几微要妙，临事从宜。略举大较，仿佛若斯。卫恒《四体书势》原文与译文（3）

《四体书势》今译

［西晋］卫恒

卫恒字巨山，年轻时征召到司空齐王府，后陆续任太子舍人、尚书郎、秘书丞，太子庶子、黄门郎等职。卫恒很善于写草、隶，写了《四体书势》一文说：

以前黄帝时候，创立制度制作器物。有叫沮诵、仓颉的人，开始用刻写划符来代替结绳表示事情，大概是看到鸟飞过留下的痕迹引起了他们的这种想法。在这基础上不断发展，则把它叫做文字，有六种"义"。一是指事，如字"上"、"下"；二是象形，如字"日"、"月"；三是形声，如字"江"、"河"；四是会意，如字"武"、"信"；五是转注，如字"老"、"考"；六是假借，如字"令"、"长"。指事，就是在一横上点一下表示在上面(象"上"字)为"上"字，在一横下点一下表示在下面(象"下"字)为"下"字；象形，就是日圆月亏，象它的形状；形声，就是以相似的为形状，配以字声；会意，止戈为"武"字，人言为"信"字；转注，就是以"老" 有寿的意思转为"考"有寿的意思；假借，就是几个不同的字表示同一个意思，它的声虽然不一样，但字意是一样的。

从黄帝到三代，文字没有改。到秦使用篆字，由于把以前的书籍烧掉了，因而古文(古代的文字，指三代前的文字)没有流传下来。汉武帝时鲁恭王拆毁孔子的住宅，获《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当时的人已经不再知道有古文了，把它称为科斗字。汉代时人们把它们珍藏起来，很少有人见过。魏初传授古文的出自于邯郸淳，卫恒的祖敬侯写邯郸淳传授的《尚书》，后拿给邯郸淳看，但邯郸淳不能区别了(与古文一样了)。到正始年间，创立三字石经，已经流失了邯郸淳的写法，凭借科斗之名，因而模仿科斗的形状。太康元年，汲县人盗掘魏襄王墓，获得十多万字的简籍，对照敬侯写的，又有所想像。古籍也有多种，其中一卷论说楚国事情的最为精妙，卫恒暗自高兴，因此用尽我笨的心思来称赞它的美妙，惭愧不能侧身于前贤之作中，希望保存下古人的象(景象)啊。以前也没有别的篇名，叫它《字势》：

黄帝的史官，沮诵、仓颉，观察那鸟飞过的痕迹，开始刻写文字划符。用来治理万事，建立法律制度，记载发布帝的文献、制度，核实或有文采的文章显著于世。到了残暴的秦时，造滔天罪过，大道已尽，古文也灭了。魏文爱好古，当时相传的《九丘》、《三坟》，历代都没有显露，真伪不分。太晋开始，弘扬大道发布规定，天施下它的景象，地显示出它的图形。其图形显示出来，篇章璨灿，借声会意，用方法类推事物。"日"就像君一样满到限度，"月"就像臣一样亏缺在旁边；"云"弯弯曲曲往上飘铺开，"星"一颗一颗闪着光芒；"禾"长得茁壮挂着谷穗，"山"岭高峻山冈连着山冈；"虫"就像脚趾欲动的样子，"鸟"就像刚刚展翅欲飞还未飞起。你看他行笔聚墨，专心致志，字势和谐形体均衡，起止不间断。有的保持不偏不斜遵循法度，有的不遵循规矩；有的或方或圆没有规则，根据事情制定权衡的度量。其弯像弓，其直像弦一样。矫然凸出，如龙在江河里翻滚；渺远的样子往下落，像雨从天上坠。有的游笔有力的样子，像鸿鹄高飞，在远处轻快飞舞；有的行笔弯曲缓缓，像在水里流动的紫苏草悬在空中的羽毛，连连绵绵。因此从远处看，像飞翔着的风刮过水面，泛起清波漪涟，从近处观察，有如自身的样子。黄帝、唐尧时的遗迹，是六艺(书艺是其一种，这里指书艺)的模范和先祖，籀书、篆书就像它的子孙，隶书、草书就像它的曾孙玄孙。看到物象让人思索，不是言辞所能述说的。

过去周宣王时史籀开始写大篆十五篇，有的与古同，有的与古不同，世人谓之籀书。到平王东迁，诸候自己的国政，家国不一样，文字形状也很不相同。秦始皇帝时刚刚合并天下，丞相李斯于是通过减少增加笔划，上奏停止与秦文字不相符合的。李斯制作《仓颉篇》，太史令胡毋敬制作《博学篇》，都选取史籀大篆，有稍微减少或变化，称为小篆。有的说是下杜人程邈当衙吏时，得罪过始皇，被囚禁在云阳十年，在狱中改制大篆，少的增加补充，多的减少削弱，有的把方的改成圆的，有的把圆的改成方。上奏到始皇，始皇认为很好，让他出来作御史，让他制定文字。也有的说程邈制定下来的是隶书。

从秦毁灭古文以来，文字有八种字体：一是大篆，二是小篆，三是刻符，四是虫书，五是摹印，六是署书，七是殳书，八是隶书。王莽时期，派司空甄丰校正文字并归类，修改确定古文，又有六书：一是"古文"，就是孔子宅壁中的字；二是奇字，就是"古文"但又有些不同；三是篆书，即是秦篆书；四是佐书，就是隶书；五是缪篆，用来摹写印章；六是鸟书，用来写幡信的。到汉祭酒许慎撰写《说文》，用篆书为正宗，用来作为体例，是最新的，可以拿来研论。秦时李斯被称为是擅长写篆书，各座山和铜人铭文都是李斯写的。汉建初年中，扶风人曹喜善于写篆书：稍和李斯不同，但也被人家说写得好。邯郸淳学他，大致探得他的妙处，韦诞学邯郸淳就不如啦。太和年中，韦诞任武都太守时，因为能写字留补侍中，魏氏的珍宝器物的铭文题字，都是韦诞写的。汉末又有任过侍中、中郎将的蔡邕，善于写篆书，采用李斯、曹喜的方法，混杂古今字形，但是精密娴熟不如邯郸淳。蔡邕写了《篆势》一文说：

写字划符的开始，是凭借鸟飞过的痕迹，苍颉遵循圣人定下规则，制定这种文字形体有六篆，巧妙如入神的状态。有的象龟的纹理针的裂纹，像梳子龙鳞那样紧密排列，舒展肢体放松尾巴，长长的翅膀短短的身体。要崩落的样子就象黍子榖子低垂的谷穗，郁结在一起就象虫蛇混杂在一起。扬波（的笔画）振撇（的笔画），如鹰跱鸟震，伸颈收翅，势象要凌云。有的轻笔内投，微本浓末，若断若连，像露水珠顺着丝，下端凝垂欲滴。竖的就象悬着的东西，横的就象编排的绳，杳杪(树梢，指笔锋)斜趋(奔)，不方不圆，跂跂而走，翾翾而飞。远望如鸿鹄群飞，迁延不断；近看不见边际，不能尽探究其意。善经商计数的计研、桑弘羊不能搜寻到它的弯曲（研：计研，一名计然，春秋时越国范蠡的老师，善经商；桑：桑弘羊，汉武帝时的御史大夫，长于理财）,眼睛明亮的离娄不能看到它的间隔，巧匠公输般、舜臣倕谦让而推辞技巧，籀、诵(指史籀、沮诵)恭让而不露毛笔。处在篇章书籍的第一个条目，鲜明可见，在素绢上展现华艳，是学艺(指书艺)的模范和先祖。嘉奖文章道德的大美，发泄写的人挥不去的怨恨，思索文字的俯仰体态，例举大致的来说它。

卫恒《四体书势》原文与译文（4）

秦用了篆，由于要上奏的事繁多，篆字又难写，就让隶人帮着写，就叫隶字。汉时沿用，只有符玺、幡信、题署使用篆。隶书，是篆的快写。上谷王次仲开始写楷的方法，到灵帝爱好书艺，当时能写的人很多，师宜官最会写，大的一个字径有一丈，小的方寸之地可以写上千言，大家很羡慕他的才能。有的时候没拿钱到酒家喝酒，于是在壁上写字，参观的人给他付酒钱，计算到钱够了把字除掉。每次写后总是削掉把柎烧掉，梁鹄为了获得很多的柎，给他酒喝，等他醉了把他的柎偷偷拿走。梁鹄最终因为字写得好被选到部任尚书。师宜官后来成了袁术的一个将，现在巨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袁术立的，它的字写得很精，说是师宜官写的。梁鹄后来投奔刘表，魏武帝破荆州时，募求梁鹄。梁鹄是选部任过官的，魏武帝想当洛阳令时梁鹄却任曹操为北部尉，因此梁鹄害怕自缚到帐门，暂任军假司马，在秘书辛勤写字效劳，因此现在有很多梁鹄的手迹。魏武帝把它悬挂在帐中，并用钉子钉在墙壁上玩赏，把他当作师宜官，现在宫殿题署有很多是梁鹄写的。梁鹄适宜写大字，邯郸淳适宜写小字，梁鹄说邯郸淳学得王次仲的方法，而梁鹄的用笔，其势尽出。梁鹄的弟子毛弘在秘书任教，现在的八分都是毛弘的方法。汉末有叫左子邑的，稍微跟邯郸淳、梁鹄不一样，他也很有名。魏初，有锺、胡两家从事行书的方法，都学于刘德升，锺氏略有不同，但也各有其巧妙的地方，现在盛行于世。写《隶势》一文说道：

鸟迹的变化，在于帮着书写的隶人，免除了那繁杂和图纹，从此变得简单容易。隶书使用开来，体象有法度，明亮如星陈，浓盛象乌云满布。大有直径八尺的，细小有容不下发丝的，随着事物的情况顺应合适的，没有固定的常规。有的宽大高深，有的排列很密而分布均匀，有的很平很直，有的蜿蜒错乱，有的长而歪斜突出一个角，或者规矩有旋有折的变化。长短相称，不一样的体但有同一样的势，奋笔轻举，离而不断。细细的波浓浓的点，错落有致，象设置钟簴，大庭里燃着草木飞着烟雾；山高险峻，高低相连，象重重叠叠的楼台，层层的云盖着山峦。远看象龙在天上飞，近看让人心乱目眩，姿态奇异，不可尽究。研、桑不能记，宰、赐不能说，为什么草篆都可以计算出来，可这种文字却没有宣扬开来，难道是说形体大得难以看到，其奥秘所以没有流传？且伫立在那儿仔细思考观察，例举大致的来说它。

汉朝兴起后有了草书，但不知是谁创制的。到章帝时，齐相杜度，号称很善于写。后来有崔瑗、崔寔。也都称写得精。杜度写字很稳，字的体态有点瘐；崔氏写得很有笔势，但结字又小又稀。弘农张伯英学其精巧，凡是家中的衣帛，必定先写字后煮白。在池边学习书艺，池水都是墨水。下笔必写楷法，常常说："没有时间去写草书。"寸纸没有留下，至今世人把他的字看得很珍贵，韦仲将称他为"草圣"。张伯英的弟弟文舒次于张伯英，姜孟颖、梁孔达、田彦和以及韦仲将这些人，都是张伯英的弟子，有名于世，但比文舒差得远。罗叔景、赵元嗣与张伯英同时代，在西州被人称颂，但他们慎重赞许自己，大家都感到很迷惑。因此张伯英自称道：上与崔氏、杜度相比有不足，下与罗叔景、赵元嗣相比有多。河间张超也有名，虽然跟崔氏同一个州，但不如张伯英得到他的方法。崔瑗写《草势》一文说：

文字符划的兴起，开始于颉皇，写那如鸟飞过般的迹印，确定篇章。到后来，文书典籍更加繁杂，时间久了，政治上经过多次权变，政事荒废，抄写文章的多是佐隶，以前的文字因此不见了。草书的方法，因为简略，随时宣谕意图，用在时间紧迫的时候，精美实用同时兼有，节省时间又省力气，简约而美的变化，难道必定要古代的式样？看它的法则形象，俯仰有度，方的和圆的都不是矩和规画出来的。抑下左边扬起右边，高耸不平的样子，如兽行走如鸟跳跃，志在飞奔，象狡兔突然受惊，即将奔跑。墨的黑色样子，状似连珠，断了但没有分离，愁怒的牲畜，逐跑的样子出奇。或在深远的高处恐惧发抖的样子，象居高临危，旁边的点斜靠着，象蝉握着树枝。起笔收势，还在游离弯结，像杜伯采毒药，探看裂缝攀援险峻，走蛇进洞，头进去了尾巴垂在外面。远看，象崖岸崩塌般摧折，近看，一个笔划都不可移动，关键而微妙，因时适宜。例举大致的，好像就这些。卫恒《四体书势》原文与译文（5）

［简评］对文字的发展历史有重要意义。从书契开始，黄帝和夏商周三代是古文阶段。秦使用篆体。文字有基本的六种成字方式。在秦篆前，还有周时的籀体字。在秦篆后，是隶书、草书。到东周时，各诸候国的籀字大同小异，异彩纷呈。西周的籀字又称史籀大篆，秦的篆称小篆。秦时使用八种不同的字体，到王莽时是六种。秦时已出现隶书，汉时出现楷法隶书(即写得比较正楷的隶书)。晋时的八分是隶书的一种。魏初已出现行法隶书(即写得比较快的隶书)，写得比较草的隶书叫草隶。汉时出现了草书。写草书要花很多时间，所以说"匆匆不暇草书"，慢慢走出实用，就会走上纯艺术的道路。但这时还兼有实用。

古人们选用赋的形式来叙说(而不是论说)某一东西，使这一东西感性太多，难以形成系统性、综合性的知识。为了堆砌词藻，反而失去了对词的精确与推敲。

人物生平

郭璞的父亲郭瑗，西晋时官至建平太守。郭璞喜好经书学术，学问渊博而有大才，但不善于语言表达，他的词赋自中兴以来首屈一指。他喜好古文奇字，精通阴阳术数及历法算学。有一个叫郭公的人，客居于河东，精通卜筮之术，郭璞跟从他学习卜筮。郭公授予他《青囊中书》九卷，由此他通晓五行、天文、卜筮之术，能攘除灾祸，通达冥冥的玄机，就是京房、管辂这样的人也比不上他。郭璞的门人赵载，将《青囊中书》偷了去，还未来得及阅读，就被火烧掉了。

惠帝、怀帝之际，河东之地首先出现了骚乱。郭璞卜了一卦，丢下书策长叹一声说：“哎呀，老百姓将要陷于异族统治之下了，故乡之地将要受到匈奴的蹂躏啊。”于是暗中联络了亲戚朋友数十家，准备迁移到东南去避难。他们到达将军赵固那里，正遇上赵固所乘的一匹好马死了，赵固非常痛惜，不愿接待宾客。郭璞来见他，守门人不让郭璞进去。郭璞对他说：“我能使马死而复生。”守门人很吃惊连忙告诉赵固。赵固马上出来见郭璞，对他说：“你能使我的马复活吗？”郭璞说：“需要健壮的汉子二三十人，每人手持一根长竿，往东走三十里，在山丘树林里有一个土地庙，便用长竿拍打，就会出来一物，要迅速捉住带回来。得到了这个东西，马就可以复活了。”赵固照着他说的去办，果然捉住了一个像猴子一样的东西，便带了回来。这个像猴一样的小兽一见死马，便对着死马的鼻子呼吸，一会儿马就站了起来，昂头嘶鸣，吃起料来和平常一样，可那个像猴一样的怪兽却不见了。赵固惊奇欣喜，送了许多钱财作为报答。

走到庐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司马睿召为军谘祭酒。当时江淮之间还是平安无事，胡孟康安然无忧，不想过江南去。郭璞为他占卜，得到的结果是“败”。胡孟康不相信。郭璞整顿行装将要离开，但看上了房主的一个婢女，一时没有办法得到，于是取小豆三斗，把它撒在房主人宅院的四周。主人早晨起来，看到数千穿红衣的人把院子围了起来，到近处看又没有了，心里又厌恶又恐惧，请郭璞为他占卦。郭璞对他说：“你家里不应该收留这位婢女，可把她领到东南方二十里远的地方卖掉，千万不要和买主讨价还价，这样妖怪也就自行消失了。”主人就依此而行。郭璞暗中派人以很低的价买下了这个婢女。再画了符丢入井中，那数千红衣人都被反绑双手，一个接一个跳入井中，主人非常高兴。郭璞也带着这个婢女离开了此地。后来不过数旬庐江就沦陷了。

郭璞过江到了江南，宣城太守殷v请他担任自己的参军。当时有一物像水牛一样高大，灰色，脚很小，脚的样子如同大象，胸前和尾巴都是白色，力气大但行动笨拙迟缓，来到城墙之下，大家都觉得怪异不解。殷v派人埋伏起来准备捉住这个怪物，叫郭璞为之占卦，得出的是遁卦和蛊卦，卦辞上说：“艮下乾上相连接，这物体形巨大。山中潜藏的牲兽，不是犀兕也不是老虎。其身与鬼神相并，乃二午之精所聚。依法应将它捉拿，可两位神灵不允许。虽会受到创伤，但终究要回归本地。按照卦上显示，这是一只驴鼠。”占卦刚结束，埋伏的人用戟刺杀这怪物，刺进一尺多深，就突然不见了。郡中纲纪到祠中求告神灵，请神除掉这怪物。庙中巫士说：“庙神不高兴这样干，庙神说：‘这是（共阝）亭驴山君鼠，被指派到荆山去，从我们这里路过，不能侵害它。’”郭璞占卜之术就是这样的精妙。殷v迁为石头城的督护，郭璞仍然跟随着他。当时延陵出现了鼯鼠，郭璞占卦说：“这预示郡东有妖人想称帝，但很快他就会自己死掉。过后当有妖树生长出来，好像是瑞兆实际上并不是瑞兆，是辛香有刺之木。如果真是这样，东南方数百里处必会出现叛逆作乱之人，等到明年就知道了。”无锡县炎欠那个地方有四棵茱萸树枝条互相交织，像连理树一样，当年盗贼杀了吴兴太守袁L。有人问郭璞，郭璞解释说：“卯爻发而l金，卯为木，木兴旺要被金所伤，此木不变曲，直挺当有灾祸。”王导非常器重郭璞，引他任自己的参军。曾经让他占卦，郭璞说：“你有被雷震的灾厄，可以起驾向西走数十里，找一棵柏树，截取和身子一般长的一段，放置到睡觉的地方，其灾祸可以消除。”王导照此办理。数日后果然发生了雷击，柏树被震得粉碎。

当时元帝刚刚出镇建邺，王导叫郭璞为元帝占卦，得到的是咸卦、井卦，郭璞说：“东北方向的郡县名称中有带‘武’字的，会出铎，以示受王命之瑞符。西南方郡县有以‘阳’为名的，水井会沸腾。”过后晋陵郡武晋县有人在田中得到五枚铜铎，历阳县中的水井沸腾，好几天才平息。等到元帝为晋王时，又让郭璞占卦，得到的是豫卦和睽卦，郭璞说：“会稽郡要出古钟，以显示王业的成功，钟有勒铭文字，应是在人家井泥中得到。这就是卜辞所说的‘先王以作乐而广布德政，以盛乐荐祭于上帝’呀。”到元帝即位，在大兴初年(318)，会稽郡剡县人果然在井中得到一只钟，长七寸二分，口径四寸半，上面有古文字十八个，有几个字是“会稽岳命”，其他的字人们都不认识。郭璞说：“凡是有圣王兴起，必定有灵异的瑞符出现，以昭示天人之心，与天道神祗契合，然后才能说是受命于天。现在我们看到有五铎最先于晋陵予以明示，接着又有栈钟出现在会稽以告天意，瑞兆不失其类，并列而出，这是多么奇伟的事啊。然则铎发出声响，钟是其象征，这些礼器一件又一件的来到，以事实来说明一切。上天与人世之间的关系不可不察呀。”元帝因此非常重视他。

郭璞著有《江赋》，文辞壮丽，为世人所称道。后来又著成《南郊赋》，元帝见了非常喜欢，任他为著作佐郎。当时阴阳错乱，而诉讼刑狱之事大兴，郭璞上疏劝谏。过后太阳上出现了黑气，郭璞又上疏陈事。不久，郭璞迁为尚书郎。数次上书，所言便公益民，对朝政多有匡益。明帝在东宫时，和温峤、庾亮关系密切，有布衣之交，郭璞也因才学而为明帝器重，和温峤、庾亮具有同等地位，受到舆论的赞美。然而郭璞性格率意不拘，不注意仪表，嗜酒好色，而时常过度。著作郎干宝常常规劝他说：“这不是任性而行的事啊。”郭璞说：“我的寿命是有一定 的，尽量享受还怕达不到定数，你怕酒色会给我带来祸患吗？”郭璞喜好卜筮，门阀贵族们多取笑他。他自己则认为才高位卑，就写了一篇《客傲》。永昌元年(322)，皇孙诞生，郭璞上疏再言时政，此疏奏上，被采纳，随即大赦天下，改元永昌。

其时暨阳县有一人叫任谷，耕田时在树下休息，忽有一个穿羽衣的人来与之交合，随即就不见了，任谷因此有孕。几个月临产时，羽衣人又来了，以刀剖其 ，产出一蛇就一起走了。任谷于是成了阉人。后任谷上书，自称有道术，皇帝就把他留在宫中。郭璞上疏认为任谷只会妖术，请求将其驱逐。其后元帝崩，任谷也逃走了。

郭璞因母丧而去职，卜葬地于暨阳，离水有百许步。人们都议论不该离水太近，郭璞却说：“当要变为陆地。”其后淤沙堆积起来，离墓几十里的地方都成了良田。不到一年，王敦起用郭璞为记室参军。这时颍川陈述为大将军掾，很有名声，为王敦所器重，但不久就死了。郭璞哭得非常悲痛，呼叫道：“嗣祖，嗣祖，谁能知道这不是福气呀。”不久王敦叛乱。当时明帝即位跨了一个年头，没有改先帝的年号，正好遇到火星进入房星之域。郭璞当时休归在家，明帝派人拿着手诏前来询问。正好暨阳县汇报说有人见到了赤色的乌鸦。郭璞上疏请改年号赦天下，其文多不流传。

郭璞曾为人选墓地，明帝微服前往观看，因而问主人为何葬地依龙首之星位，这种葬法越礼，依法要灭族，主人说：“郭璞说这不是葬龙首而是葬龙耳，不出三年当致天子也。”帝惊问：“当出天子也？”主人回答：“是致天子，可以为天子解答问题。”明帝疑惑不解。郭璞平素与桓彝友善，桓彝每次造访，有时正好郭璞在内室，便直接进去。郭璞对他说：“你来我这里，别的房间都可随意出入，但千万不要入厕中找我，不然，主客都有灾难。”后来有一次桓彝醉中来找郭璞，正好郭璞在厕中，桓彝就悄悄地去偷看，见郭璞 着身体，披散着头发，口衔宝剑正在设祭。郭璞一见桓彝大惊说：“我经常嘱咐你不要到这里来，你偏偏要来。不但害了我，你自己也难免其害。这也是天意，我怪谁呢？”郭璞最终死于王敦之祸，桓彝也死于苏峻之乱。

王敦将要叛乱，温峤、庾亮让郭璞占卜，郭璞回答说不能判定。温峤、庾亮又让为他们占凶吉，郭璞说：“大吉。”郭璞走后，和庾亮议论说：“郭璞说不明白，是他不敢明言，或许上天要夺王敦之魄。今天我们为国家办大事，郭璞说大吉，是说明举事必定会成功。”于是劝帝讨伐王敦。当初，郭璞常说：“杀我的人是山宗。”到这时果然有姓崇的在王敦面前说郭璞的坏话。王敦将要起兵，让郭璞占卜，郭璞回答：“不会成功。”王敦怀疑他曾劝告过温峤、庾亮，又听他报的凶卦，便对他说：“你再为我占一卦，看我寿命长短。”郭璞回答：“根据刚才的卦，你若是起兵，不久就有大祸，若是住在武昌，寿长不可 。”王敦大怒道：“你的寿命你知道吗？”郭璞说：“我就会死在今天中午。”王敦恼怒，把他抓起来，命令押到南冈处死。郭璞临赴刑，问行刑人往哪里去，回答说：“在南冈头。”郭璞说：“一定是在两棵柏树之下。”走到那里，果然有两棵柏树。他又说：“树上应该有个喜鹊巢。”大家都找不到，郭璞叫人再仔细寻找，果然在树枝间找到了，被密集的树枝遮蔽着。当初，郭璞在中兴之初经过越城，途中遇一人，郭璞叫他的名字，将衣服送给他，那人不接受，郭璞说：“只管拿去，以后你自会明白。”那人接受后离去。到这时果然是那个人行刑。郭璞这年四十九岁。到王敦乱平，追赠为弘农太守。

公元1109年（宋徽宗大观三年），郭璞因算学方面的成就被北宋追封为闻喜伯。

公元1337年（元顺帝至元三年），郭璞被追封为灵应侯。

主要成就

郭璞曾注释《周易》、《山海经》、《穆天子传》、《方言》和《楚辞》等古籍，

现今的《辞海》或《辞源》上均到处可见郭璞注释。

郭璞代表作是《游仙诗》十四首和《江赋》。作品虽多涉及玄理，然词采绚丽，境界扩大，坎坝交常与当时玄言诗绝不相同，通过对神仙境界的追求，表现忧生避祸的心情。另有《山海经注》，《穆天子传注》，明人辑有《郭弘农集》。

郭璞花18年的时间研究和注解《尔雅》，以当时通行的方言名称，解释了古老的动、植物名称，并为它注音、作图，使《尔雅》成为历代研究本草的重要参考书。而郭璞开创的动、植物图示分类法，也为唐代以后的所有大型本草著作所沿用。

在学术渊源上，郭璞除家传易学外，还承袭了道教的术数学理论，是两晋时代最著名的方术士，传说擅长诸多奇异的方术。

郭璞是中国风水学鼻祖，其所著《葬经》，亦称《葬书》，对风水及其重要性作了论述，是中国风水文化之宗。

郭璞一生的诗文著作多达百卷以上，数十万言，《晋书·郭璞传》称“词赋为中兴之冠”。其中以《游仙诗》为主要代表，现仅存14首，是中国游仙诗体的鼻祖。游仙诗的来源很早，秦博士有《仙真人诗》，汉乐府中也有这类作品，建安、正始时期更不断有人继作。游仙诗中明显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所谓正格的游仙诗，它们“滓秽尘网，锱铢缨绂，餐霞倒景，饵玉玄都”(《文选》李善注)；一种是借游仙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与反抗，如曹植、阮籍的某些作品。郭璞显然是继承了后一种传统。他的游仙诗借游仙以咏怀，有一定的现实内容。如第一首说：“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表示了对朱门的轻蔑与否定。第五首说：“清源无增澜，安得运吞舟。圭璋虽特达，明月难暗投”，表现了才志之士生不逢时的感慨。第四首则表现了求仙的渺茫和伤时叹逝的感情。郭璞游仙诗的另一特色是富于形象性，和一般游仙诗往往写得过于抽象不同。如第三首说：“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绿萝结高林，蒙笼盖一山。……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写想象中的神仙居处和生活情态，形象鲜明而生动。《诗品》说他的诗“彪炳可玩”，正是指出了这种特色。不过《游仙诗》的主旨毕竟在歌咏高蹈遗世，所以消极性仍是很大的。《文心雕龙》称“景纯艳逸，足冠中兴，《郊赋》既穆穆以大观，《仙诗》亦飘飘而凌云矣。”

《尔雅》是中国古代最早一部解释语词的著作。它大约是秦汉间的学者，缀缉春

郭璞游仙诗 书法秋战国秦汉诸书旧文，递相增益而成的。全书19篇，其中最后7篇分别是：《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和《释畜》。这7篇不仅著录了590多种动植物及其名称，而且还根据它们的形态特征，纳入一定的分类系统中。《尔雅》保存了中国古代早期的丰富的生物学知识，是后人学习和研究动植物的重要著作。据史书记载，东汉初，窦攸由于“能据《尔雅》辨豹鼠”，所以汉光武帝奖赏给他百匹帛，并要群臣子弟，跟从窦攸学习《尔雅》。郭璞更是把《尔雅》视为学习和研究动植物，了解大自然的入门书。他说：“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但是，《尔雅》成书较早，文字古朴，加上长期辗转流传，文字难免脱落有误，早在汉代就已经有不少内容，不易被人看懂。因此，在郭璞之前已经有犍为文学、刘歆、樊光、李巡、孙炎等人，为《尔雅》作注。郭璞从小就对《尔雅》感兴趣。他认为旧注“犹未详备，并多纷谬，有所漏略”，于是“缀集异闻，会粹旧说，考方国之语，采谣俗之志”，并参考樊光、孙炎等旧注，对《尔雅》作了新的注解。

《葬经》不仅对风水及其重要性作了论述，还介绍相地的具体方法，是中国风水文化之宗。王t《青岩丛录》曰：“择地以葬，其术本于晋郭璞。”

《葬经》，汉青乌先生撰。青乌先生，乃一托名。我国的丧葬文化一直较为发达，相对文献也较为丰富，而其中则首推青乌子的《葬经》、《葬经》的思想内容为后来的风水书所承袭和发挥。青乌子的《葬经》可谓风水之宗，要了解中国风水文化，不得不从青乌子《葬经》始。

郭璞为正统的正一道教徒，长于赋文，以《游仙诗》名重当世。《诗品》称其“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文心雕龙》也说：“景纯仙篇，挺拔而俊矣”，他的《游仙诗》更多的是象征性的浪漫想象。他受道教清高隐者之思想影响，根本看不起那些豪门世族以至帝王将相们，说他们是“燕昭无灵气，汉武非仙才！”至于他的挺拔艳逸，则是由于他把神话中的想象用具体丰富的形象写了出来。生动而鲜明的表现，使人如入神仙世界中。可谓是游仙诗中首屈一指的杰作。

历史评价

房玄龄：① 景纯笃志绨缃，洽闻强记，在异书而毕综，瞻往滞而咸释；情源秀逸，思业高奇；袭文雅于西朝，振辞锋于南夏，为中兴才学之宗矣。夫语怪征神，伎成则贱，前修贻训，鄙乎兹道。景纯之探策定数，考往知来，迈京管于前图，轶梓窀于遐篆。而宦微于世，礼薄于时，区区然寄《客傲》以申怀，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块流形，玄天赋命，吉凶修短，定乎自然。虽稽象或通，而厌胜难恃，禀之有在，必也无差，自可居常待终，颓心委运，何至衔刀被发，遑遑于秽向之间哉！晚抗忠言，无救王敦之逆；初惭智免，竟毙“山宗”之谋。仲尼所谓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悲夫！② 景纯通秀，夙振宏材。沈研鸟册，洞晓龟枚。匪宁国衅，坐致身灾。

徐钧：博学多闻世所宗，推占小术验奇功。人生祸福既前定，犹撰青囊启后蒙。

王夫之：夫郭璞有所测知于理数之化迹，而迫于求人知之，是以死于其术。苟其知性为人所不可知，则怀道以居贞，何至浮沈凶人之侧，弗能止其狂悖，而祗以自戕？无他，有所测知而亟欲白之，揣摩天命而忘其性之中含者也。

李慈铭：若羊祜之厚重，杜预之练习，刘毅之劲直，王F之武锐，刘弘之识量，江统之志操，周处之忠挺，周访之勇果，卞字风检，陶侃之干局，温峤之智节，祖逖之伉慨，郭璞之博奥，贺循之儒素，刘超之贞烈，蔡谟之检正，谢安之器度，王坦之之风格，孔愉之清正，王羲之之高简，皆庸中佼佼，足称晋世第一流者，盖二十人尽之矣。

轶事典故

作法赚婢女

《晋书·郭璞传》中还有这样一段：郭璞南度途经庐江时，看中了庐江太守胡孟康家的婢女。因难以启齿索要，郭璞就暗地作法，夜里在胡宅周围撒上赤小豆。

第二天早晨，胡孟康突然发现数千个红衣人包围了住宅，胡走近再看，这些红衣人就消失了。如是往复，胡孟康觉得很蹊跷，就对郭璞说了此事。

郭璞听后，对胡孟康说：“这是让你家的那个婢女闹的，把她送到东南二十里外卖了吧。卖时别砍价，这样你家中的妖孽就除掉啦。”胡太守依从郭璞的意见，把婢女送至东南二十里外，郭璞指使家人到那里，以低廉的价格把婢女买了下来。

与王敦

西晋末年，荆州将军王敦欲谋反，请郭璞卜筮吉凶，郭璞告诉他“无

成”，王敦又问若起事的话，自己能够活多久？郭答：“明公起事，必祸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告诉他不可以起兵造反，方可命久。王敦大怒，问道：“卿寿几何？”，郭璞算了下自己的命，说道：“命尽今日日中。”果然盛怒之下的王敦当天就把他杀了，是年，郭璞49岁。

王敦起事后两个月不到战败愤惋而死，一一都被郭璞说中。郭璞后人载其灵柩离开了荆州，从此消失在了茫茫史海记载之中，无人知晓其埋骨之地。数年后，晋明帝在南京玄武湖畔修建了郭璞的衣冠冢，名“郭公墩”，保留至今。明朝画家沈周在其《咏风水》一诗中写道：“气散风冲哪可居，先生埋骨理何如？日中尚未逃兵解，世人今犹信葬书。”便是说的此事。

家族成员 父亲

郭瑗，任尚书都令史。当时尚书杜预对朝廷制度进行了一些增减调整，郭瑗常常予以辩驳纠正，因此以公正端方著称，后死在建平太守任上。

儿子

郭骜，官至临贺太守。

史料记载

《晋书·卷七十二·列传第四十二》

相关遗迹 衣冠冢

郭璞博学多才，是中国文学史上很有名的文学家，训诂学家。西晋末年，晋朝宫廷内部争权夺利，引起“八王之乱”，外族乘机入侵。那时郭璞只有二十岁，不得不远离故乡——山西闻喜县，到南方避难。来到建康（今南京），他寄寓在后湖（今玄武湖）畔的一个朋友家里。他常到后湖边散步吟诗，遣散胸中愁闷。

玄武湖上的郭璞纪念馆这年五月，端午刚过，郭璞来到今日的环洲，东望蒋山（即钟山），北眺石灰（即幕府山），顿时感到心旷神怡。忽然，水面上传来一串银铃般的笑声。郭璞见几只采菱小船穿行在荷花丛中，一个姑娘还唱着采菱歌。不一会儿，小船突然一歪，站在船头上正在唱歌的姑娘身体一侧，竟落入水中。船中几个姑娘一阵惊叫。

郭璞顾不得脱衣解带，便跳入水中，将姑娘拉上了岸。

船里几个姑娘见人已救起，都欢叫起来。一个姑娘说：“菱儿，还不带公子回家换件衣服！”郭璞说：“不忙，不忙！”众人不管，一起簇拥着他往姑娘家里走去。半道上，菱儿父母已闻讯赶来，更是要邀到家中。郭璞见盛情难却，只得来到菱儿家。换上一套粗布衣服。郭璞虽换了粗布衣服，但彬彬有礼的风度，俊美飘逸的气质，使在场的人十分敬慕。经老人再三恳求，郭璞留下自己的姓名、地址，才离开了菱儿家。菱儿送他出门，对郭璞说：“请先生珍重。”第三天，老人和菱儿来找郭璞，但郭璞已经离开了。

十年过去了，晋都已迁建康。晋元帝以王敦为镇东大将军。郭璞在王敦手下任记室参军，经常出入王府。他每次到王敦家，总觉得有个中年女佣经常注意自己，这双眼睛那么熟悉。但总想不起来。王敦自恃功高权重，久

有篡位之心。王敦很不喜欢郭璞的直言，但由于郭璞才华出众，名扬四方，而且精通阴阳占卜之术，又不得不借重他。一天郭璞来到王府。那中年妇女走到跟前柔声说：“郭参军不记得仆人了吗？”郭璞端详了一会儿，确实想不起来。妇女刚想说什么，听到王敦的脚步声，只好说了声“请大人珍重，”便转身退出去。

王敦坐下后说道：“郭大人，

请占一卜，看我将来如何？”郭璞还没起卜，王敦又笑着说：“昨天，有一道人说我有天子之相，你看可是？”郭璞占了一卜，借题发挥，讲了一番篡位乃大逆不道的道理，并说如要谋反，卜辞不吉。王敦听罢，顿时沉下脸来。郭璞心头一惊，突然想起刚才那妇人嘱咐他“珍重”。预感到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仔细一想，那女仆竟是十几年前在后湖偶然相遇的菱儿。

这时，王敦已起了杀意，没多久，就找了个借口，把郭璞押到玄武湖畔杀害了。菱儿知道后，不知痛哭了多少回，她后悔自己没能拼死相救。王敦后来谋反失败了。晋明帝得知郭璞被害的经过，很敬佩。想为郭璞建坟立碑，但尸首已找不到。菱儿献出了保存十几年的郭璞衣冠，葬在玄武湖畔。这便是郭璞衣冠冢的来历。

郭璞井 郭璞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运河广济桥边尚存一古井，为当年东晋文学家郭璞出资所造。

有一年，东晋文学家郭璞路过塘栖，那一年恰逢天下大旱，塘栖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