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

（772～846）

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原籍山西太原，祖上迁下陕西渭南。晚年官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

生平

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县）。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少年时读书刻苦。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十年，因率先上疏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75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指导思想。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3000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同上），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

“辞质而径”，辞句质朴，表达直率；

“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

“事核而实”，内容真实，有案可稽；

“体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新乐府序》）。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文学创作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大体上，前三类为古体，后一类为近体。前三类大致以内容区分，但有相交。四类诗中，白氏自己比较重视前两类，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代表作有《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这些诗措辞激烈，毫无顾忌，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讽谕诗在形式上多直赋其事。叙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情节细致传神。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这两类作品都是概括深广，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晓畅明白。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间通俗文艺的痕迹。闲适诗多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诗也宣扬了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思想。但也有些诗从侧面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解脱。感伤诗以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最为著名。《长恨歌》歌咏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婚姻爱情故事，既有“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寄讽，更有“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伤和同情。《琵琶行》则有“天涯沦落人”的遭际之感，且语言成就突出。此二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善于铺排烘托，声韵流畅和谐，流传甚广。白氏还有不少赠酬亲朋篇什，情真意切，挚朴动人。但这类诗中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伤感色彩及度脱尘嚣的佛家思想。杂律诗在白诗中最多，以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山水小诗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几笔，生意盎然。另有一些铺陈故实、排比声律的长篇排律和杯光酒影、艳情风月的小诗，也颇为时人效仿。白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诗的启示。

后代剧作家也多有据白诗故事进行再创作，如白朴、洪据《长恨歌》分别作《梧桐雨》、《长生殿》；马致远、蒋士铨据《琵琶行》分别作《青衫泪》、《四弦秋》。白诗词句，也多为宋、元、明话本所采用。白居易不属韩柳文学团体，但也是新体古文的倡导者和创作者。其《策林》75篇，识见卓著，议论风发，词畅意深，是追踪贾谊《治安策》的政论文；《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文，均文笔简洁，旨趣隽永。为唐代散文中的优秀之作。白居易还是词创作的有力推动者，《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发展开拓了道路。

本集和研究资料

白居易生前曾自编其集《白氏文集》（初名《白氏长庆集》），收诗文3800多篇，后散乱。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刻本，收诗文3600多篇（羼入几十篇他人作品）。明马元调重刻本和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本与绍兴本基本相同。清初汪立名《白香山诗集》仅收诗。今人顾学颉以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各本而成《白居易集》及《外集》，附白氏传记、白集重要序跋和简要年谱。近人陈寅恪有《元白诗笺证稿》，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陈友琴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日本花房英树《白居易研究》等，都是较重要的研究参考书籍。

刘禹锡(772～842)，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祖籍中山（今河北定县）。他是匈奴族后裔，七世祖刘亮随魏孝文帝迁洛阳，始改汉姓。父刘绪因避安史之乱，举族东迁，寓居嘉兴（今属浙江）。刘禹锡出生在嘉兴，19岁左右游学长安。贞元九年与柳宗元同榜登进士第,接着又登宏词科。贞元十一年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开始踏上仕途。贞元十六年入杜佑幕掌书记，参与讨伐徐州乱军。十八年调任渭南县主簿。次年任监察御史。贞元二十一年（当年八月改元永贞）一月，德宗死，顺宗即位，任用王叔文等人推行一系列改革弊政的措施。刘禹锡当时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与王叔文、王□、柳宗元同为政治革新的核心人物,称为“二王刘柳”。革新只进行了半年,就遭到宦官、藩镇的强烈反对。顺宗被迫退位，宪宗即位。九月,革新失败,王叔文被赐死。刘禹锡初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行至江陵，再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同时贬为远州司马的共八人，史称“八司马”。元和九年十二月，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次年三月,刘禹锡写了《元和十一（一字衍）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得罪执政，被外放为连州刺史。后来又担任过夔州刺史、和州刺史。宝历二年冬，从和州奉召回洛阳。二十二年的贬谪生涯至此结束。大和元年,刘禹锡任东都尚书省主客郎中。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他一到长安，就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表现了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意志。以后历官苏州、汝州、同州刺史。从开成元年 (836)开始，改任太子宾客、秘书监分司东都的闲职。会昌元年(841),加检校礼部尚书衔。世称刘宾客、刘尚书。诗歌创作 刘禹锡生前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刘白”。白居易则称他为“诗豪”,推崇备至。他的诗歌,传诵之作极多。刘禹锡在元和十三年曾自编其著述为“四十通”，又删取四分之一为“集略”。这是最早的刘禹锡集和选本，今都不传。《新唐书·艺文志》载《刘禹锡集》40卷。宋初亡佚10卷。宋敏求搜集遗佚，辑为《外集》10卷，但仍有遗漏。现存刘禹锡集古本主要有三种：①清代避暑山庄旧藏宋绍兴八年(1138)董□刻本,题为《刘宾客文集》,属小字本，今有徐鸿宝影印本。又淳熙十三年(1186)陆游据董本重刻，称“浙本”。明清以来通行的刻本，基本上属于这个系统。②日本平安福井氏崇兰馆所藏宋刻本，题为《刘梦得文集》,属蜀大字本,今有董康影印本、商务印书馆缩印本。③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刻残本《刘梦得文集》一至四卷，建安坊刻本。明、清两代的毛晋、惠栋、何焯、冯浩、黄丕烈等人曾对刘禹锡集作过初步的校勘工作,但多数是抄本,流传不广。现通行刘禹锡集版本：《四部丛刊》本《刘梦得文集》，《四部备要》本《刘宾客文集》，《丛书集成》本《刘宾客文集》。此外，尚有校点本《刘禹锡集》。 刘禹锡的生平事迹，见于新、旧《唐书》本传，唐韦绚编《刘宾客嘉话录》（一称《刘公嘉话录》），记录了刘禹锡晚年有关创作、学问等方面的谈话，颇具资料价值。今人卞孝萱著有《刘禹锡年谱》，对刘禹锡的生平和各种史料多有考订。

建国以来全国各地发现的三国至明代墓葬，概括起来可分为历代帝后陵墓、官宦贵族和平民墓、地方民族墓葬三大类。

（一）历代帝后陵墓

除前蜀王建墓、辽庆陵建国以前已被发掘外，所有1949年～1985年调查、清理的帝后陵墓，诸如河南洛阳西晋帝陵，江南六朝陵墓，山西大同方山北魏文明太后永固陵和孝文帝万年堂，河南洛阳北魏帝陵，陕西西安地区唐代十八陵，五代的四川成都后蜀孟知祥墓，南京南唐二陵，广州南汉刘晟墓，杭州吴越王钱氏墓，河南巩义北宋皇陵，浙江绍兴南宋六陵攒宫，宁夏银川西夏王陵，南京明孝陵，北京明十三陵，以及建于安徽凤阳和江苏泗洪县的明皇陵、祖陵等，已写入《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等书中，对各陵的形制、布局、陵园制度甚至墓室结构、随葬器物等也都做了简要的阐述，由此不难看出各代陵墓制度的特点及其演变规律。自那以后有关历代帝后陵墓的新发现，约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调查勘探隋文帝泰陵并发掘了一些亟待清理保护的帝后陵墓，如北魏宣武帝景陵、北周武帝孝陵、唐僖宗靖陵和五代十国之闽国王审知墓等。

隋文帝泰陵（注：姜捷：《陕西隋唐考古述要》，《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是杨坚与独孤皇后的合葬墓，位于陕西扶风县东南的王上村旁。由调查和勘探得知，其陵园东西756、南北652米，四面陵垣中部设门，四角建有阙楼。陵园内墓葬封土尚存，整体呈覆斗形，底部东西166、南北160、残高274米。在陵园东南的陵角村和陵东村之间，旧有隋文帝祠庙，废墟上曾有倒卧螭首圭额石碑一通。

北魏宣武景陵，是洛阳北魏诸陵中唯一得到全面清理的一座（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汉唐宋元考古二十年》，《考古》1997年第8期。）。通过勘探和发掘，取得了有关该陵封土形制、规模、神道石刻以及墓室结构的科学记录，结合文明太后永固陵和孝文帝万年堂的资料进行对比研究，形成了关于太和以后北魏帝后陵寝制度的初步认识。

北周武帝孝陵，是宇文邕同武德皇后的合葬墓，位于咸阳市底张镇陈马村东南约100米处，地上既无陵前石刻，也无封土和寝殿遗迹，是因被盗而清理的（注：姜捷：《陕西隋唐考古述要》，《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它是一座长斜坡墓道的单室土洞墓，有5个天井、5个过洞、4个壁龛，全长684米。甬道内平置“孝陵志石”，还出有武德皇后志石1方，天元皇太后印1枚，随葬器物主要是150余件陶俑、一些陶模型器和陶器，另有不少金、铜、玉质小件器物和装饰器。资料显示，孝陵的营建、葬埋是遵照武帝临终“丧事资用，须使俭而合礼，墓而不坟”的遗诏行事的。

闽国国王王审知墓，位于福州北郊莲花峰下，东西二冢并列，墓后土坡中央树有明万历十三年重修闽王墓碑，墓前神道两侧依次排列石人2对，石虎、石羊、石狮各1对。发掘表明，其墓系凿山为陵，由斜坡墓道和墓室组成。墓道长88米，两侧有石砌排水沟；东、西二墓室皆作长方形，长近8米。因多次被盗，随葬品仅存墓志和瓷器、玻璃器、铁器碎片（注：福建省博物馆等：《唐末五代闽王王审知夫妇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第5期。）。

这些帝后陵墓的调查和发掘，填补了历代帝后陵制度研究资料的缺遗。

其二，对业已多次调查之帝陵如唐乾陵（注：姜捷：《陕西隋唐考古述要》，《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北宋皇陵（注：杨育彬等主编：《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的陵园做进一步的考察，除一般意义上的地面建筑调查、实测外，还对陵园之各类主要建筑遗存开展较大面积的发掘，取得了关于唐宋帝陵门阙以及宋陵封土、下宫建筑形制和结构的新资料。在北宋皇陵，更考察了与皇陵密切相关的寺院遗址。从而使有关帝陵的考察资料变得更加准确、完备和充实。

其三，发表了一批唐朝廷追尊之陵墓的考察报告，诸如河北隆尧唐高祖李渊第四代祖李熙建初陵和第三代祖李天赐启运陵、咸阳市后排村唐高祖父李昞兴宁陵、河南偃师唐高宗太子李弘恭陵、陕西蒲城县唐玄宗之兄让皇帝李宪惠陵等。这些虽是与帝后陵墓有所区别的另一类陵墓，但作为其时陵墓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学术价值也是不可忽视的。

其四，对一些已经发掘的大型墓葬，学者们经过仔细甄别提出，它们有可能是尚未能够确认的帝陵遗构。比如蒋赞初的《南京东晋帝陵考》（注：蒋赞初：《南京东晋帝陵考》，《东南文化》1992年第3、4期。）一文认为，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可能是元、明、成三帝陵墓中的一个；幕府山2号墓应是东晋穆帝的陵墓。又比如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墓，形制、结构与洛阳北魏宣武帝景陵近似，墓内既有1500余件随葬陶俑和其他随葬品，更有气势宏伟、内容丰富的壁画（图版柒，1），发掘者认为它应该属于帝陵一级，近年更有推测其为东魏武定八年（公元550年）被追尊或谥为文襄帝的高澄或文宣帝高洋之墓者（注：参见宿白：《关于河北四处古墓的札记》，《文物》1996年第9期。）。此外，根据在山西右玉和内蒙古和林格尔地区发现的10余座较大北魏墓葬，有人认为，它们在地理位置上与北魏前期的皇陵——金陵应有密切关系（注：李清俊：《北魏金陵地理位置的初步考察》，《文物季刊》1990年第1期。）。

（二）帝后陵墓以外的各类墓葬

对于1985年以前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等书已做过分区分期的阐述，一些重要墓群、家族墓地和墓例，还被列为专条和专题作了重点介绍。此后公布的新资料甚多，连篇累牍，不胜枚举。限于篇幅，这里拟从中归纳出以下几点，以概略揭示其学术价值。

其一，新发现的墓葬中，包含大批纪年墓，且形制、结构完整、随葬品丰富者占绝大多数。纪年墓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几乎遍布各个历史时期的各个王朝。其中有的还是当地乃至全国某一朝代少见的纪年墓。这些，无疑为历代墓葬编年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科学依据。

其二，又有一些关于重要家族墓地的新发现。这类发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为已知家族墓地补充了新资料，另一种是将一批新的大家族墓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南京尧化门、甘家巷及麒麟门地区曾是南朝萧梁皇族聚葬地，建国以来已先后在这一带清理出可确定或推测属于王陵的墓葬4座，即安成康王萧秀墓、南平元襄王萧伟墓、桂阳简王萧融墓、桂阳敦王萧象墓，1997年又在栖霞区白龙山北麓发掘了一座凸字形大型砖室墓，墓主可能是临川靖惠王萧宏或其家族（注：南京市博物馆等：《江苏南京市白龙山南朝墓》，《考古》1998年第12期。）。多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南京戚家山为六朝时期以谢鲲为代表的谢氏家族墓地，而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区谢珫墓、谢温墓等7座墓葬的发掘结果显示，司家山地区当是谢氏的另一处墓地（注：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南郊六朝谢珫墓》，《文物》1998年第5期。）。属于新发现的大家族墓地有：安徽南陵县麻桥东吴萧氏墓地、山东临淄北朝清河崔氏墓地、陕西长安县韦曲镇唐韦氏墓地、广西钦州隋唐宁氏墓地、内蒙古科尔沁族辽耶律羽之家族墓地、河北宣化辽张氏家族墓地（图版捌，3）、河北石家庄市郊元史天泽家族墓地、南京雨花台明徐达家族墓地、四川平武明王玺家族墓地、广东东莞明罗亨信家族墓地等等。这些大家族墓地，都是各该历史时期强宗豪族的族葬地，规模大，墓葬数量多，延续时间长，排列严格有序，墓室建筑讲究，多有墓室壁画，随葬器物丰富且不乏珍贵文物，并有一定数量的墓志出土，不仅对恢复各宗族的世系和埋葬习俗是绝好的实物资料，而且对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也有重要价值。这里还应该提到的是，在内蒙古赤峰市宝山主峰阳坡，发现一处由茔墙和墙内10余座大、中型墓组成的契丹显贵家族墓地。1993年～1996年对其中的两座墓进行发掘，二墓皆为砖石结构或石筑的壁画墓，1号墓并有“天赞二年（公元923年）”墨书题记，是为早期辽贵族墓中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实例。虽不能肯定其墓主为谁，但不排除是耶律阿保机嫡亲墓地、甚至先茔的可能性（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1期。）。此外，在吉林省双辽县还曾清理出一处与上述大家族墓地形成强烈对比的辽代平民家族墓地。

　　月夜（杜甫）

　　今夜鄜（fū）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huán）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注解：

　　1鄜州：今陕西省富县。当时杜甫的家属在鄜州的羌（qiāng）村，杜甫在长安。这两句设想妻子在鄜州独自对月怀人的情景。

　　2怜：爱。未解：尚不懂得。

　　3云鬟:古代妇女的环形发饰。

　　4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夜雾本无香，香从妻子的云鬟中散出；凄清的月光照在妻子的玉臂上，显得寒凉。湿、寒二字，写出夜已深而人未寐的情景。

　　5虚幌：透明的窗帷。双照：与上面的"独看"对应，表示对未来团聚的期望。

　　作者简介：杜甫（公元712--770年），汉族，字子美，原籍囊阳，自号少陵野老，杜少陵，杜工部等。我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人称“诗圣”。一生写诗一与李白并称为“李杜”，有为了与杜牧李商隐区开来，又称“大李杜”。千四百多首。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现巩义市）。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乃祖为初唐诗人杜审言，乃父杜闲。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

　　解释：今夜在鄜州的上空有一轮皎洁的明月，我在这看明月，妻子一定一个人在闺房中独自望月：希望相公快点回来！

　　幼小的儿女却还不懂得思念远在长安的父亲，只是东瞧瞧，西瞧瞧看着天上圆圆的东西：真好看，像一轮白玉盘。

　　香雾沾湿了妻子的秀发，清冽的月光辉映着她雪白的双臂。

　　什么时候才能和她一起倚着窗帷，仰望明月，让月光照干我们彼此的泪痕呢！我不禁留下了眼泪，滴在了妻子的心中!

　　背景：天宝十五载（756）春，安禄山由洛阳攻潼关。五月，杜甫从奉先移家至潼关以北白水（今陕西白水县）的舅父处。六月，长安陷落，玄宗逃蜀，叛军入白水，杜甫携家逃往鄜州羌村。七月，肃宗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县）即位，杜甫获悉即从鄜州只身奔向灵武，不料途中被安史叛军所俘，押回长安。这首诗即是困居长安时所作，表达了对离乱中的妻子家小的深切挂念。情深意真，明白如话，丝毫不见为律诗束缚的痕迹。诗的构思采用从对方设想的方式，"心已驰神到彼，诗从对面飞来，悲婉微至，精丽绝伦，又妙在无一字不从月色照出也"（《读杜心解》）。后世诗人常常学此法度。

　　赏析：题为《月夜》，作者看到的是长安月。如果从自己方面落墨，一入手应该写“今夜长安月，闺中只独看”。但他更焦心的不是自己失掉自由、生死未卜的处境，而是妻子对自己的处境如何焦心。所以悄焉动容，神驰千里，直写“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这已经透过一层。自己只身在外，当然是独自看月。妻子尚有儿女在旁，为什么也“独看”呢？“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一联作了回答。妻子看月，并不是欣赏自然风光，而是“忆长安”，而小儿女未谙世事，还不懂得“忆长安”啊！用小儿女的“不解忆”反衬妻子的“忆”，突出了那个“独”字，又进一层。

　　在一二两联中，“怜”字，“忆”字，都不宜轻易滑过。而这，又应该和“今夜”、“独看”联系起来加以吟味。明月当空，月月都能看到。特指“今夜”的“独看”，则心目中自然有往日的“同看”和未来的“同看”。未来的“同看”，留待结句点明。往日的“同看”，则暗含于一二两联之中。“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这不是分明透露出他和妻子有过“同看”鄜州月而共“忆长安”的往事吗？我们知道，安史之乱以前，作者困处长安达十年之久，其中有一段时间，是与妻子在一起度过的。和妻子一同忍饥受寒，也一同观赏长安的明月，这自然就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当长安沦陷，一家人逃难到了羌村的时候，与妻子“同看”鄜州之月而共“忆长安”，已不胜其辛酸！如今自己身陷乱军之中，妻子“独看”鄜州之月而“忆长安”，那“忆”就不仅充满了辛酸，而且交织着忧虑与惊恐。这个“忆”字，是含意深广，耐人寻思的。往日与妻子同看鄜州之月而“忆长安”，虽然百感交集，但尚有自己为妻子分忧；如今呢，妻子“独看”鄜州之月而“忆长安”，“遥怜”小儿女们天真幼稚，只能增加她的负担，哪能为她分忧啊！这个“怜”字，也是饱含深情，感人肺腑的。孩子还小，并不懂得想念，可是，杜甫又怎能不念呢？！从小孩的“不念”更能体现出大人的“念”之深切。

　　第三联通过妻子独自看月的形象描写，进一步表现“忆长安”。雾湿云鬟，月寒玉臂。望月愈久而忆念愈深，甚至会担心她的丈夫是否还活着，怎能不热泪盈眶？而这，又完全是作者想象中的情景。当想到妻子忧心忡忡，夜深不寐的时候，自己也不免伤心落泪。两地看月而各有泪痕，这就不能不激起结束这种痛苦生活的希望；于是以表现希望的诗句作结：“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双照”而泪痕始干，则“独看”而泪痕不干，也就意在言外了。

　　这首诗借看月而抒离情，但所抒发的不是一般情况下的夫妇离别之情。作者在半年以后所写的《述怀》诗中说：“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寄书问三川（鄜州的属县，羌村所在），不知家在否”；“几人全性命？尽室岂相偶！”两诗参照，就不难看出“独看”的泪痕里浸透着天下乱离的悲哀，“双照”的清辉中闪耀着四海升平的理想。字里行间，时代的脉搏是清晰可辨的。

　　题为《月夜》，字字都从月色中照出，而以“独看”、“双照”为一诗之眼。“独看”是现实，却从对面着想，只写妻子“独看”鄜州之月而“忆长安”，而自己的“独看”长安之月而忆鄜州，已包含其中。“双照”兼包回忆与希望：感伤“今夜”的“独看”，回忆往日的同看，而把并倚“虚幌”（薄帷）、对月舒愁的希望寄托于不知“何时”的未来。词旨婉切，章法紧密。如黄生所说：“五律至此，无忝诗圣矣！”

　　借助想象，抒写妻子对自己的思念，也写出自己对妻子的思念。

　　[编辑本段]月夜（刘方平）

　　全文：

　　更深月色半人家,

　　北斗阑干南斗斜。

　　今夜偏知春气暖,

　　虫声新透绿窗纱。

　　注解：

　　阑干：这里指横斜的样子。

　　南斗：星宿名，在北斗七星南。

　　偏知：才知。

　　新：初。

　　译文：

　　夜静更深，月光只照亮了人家房屋的一半，另一半隐藏在黑夜里。

　　北斗星倾斜了，南斗星也倾斜了。

　　偏偏就在今夜，使人分明的觉出春天正在回暖，因为你听—绿窗纱外，唧唧的虫鸣，头一遭儿传到了屋子里来了。

　　赏析：

　　唐诗中，以春和月为题的不少。或咏春景而感怀，或望明月而生情思。此诗写春，不唯不从柳绿桃红之类的事物着笔，反借夜幕将这似乎最具有春天景色特点的事物遮掩起来，写月，也不细描其光影，不感叹其圆缺；而只是在夜色中调进半片月色，这样，夜色不至太浓，月色也不至太明，造成一种蒙胧而和谐的旋律。

　　此诗首揭“更深”二字，为以下景色的描绘确定了基调，也给全诗笼罩一种特殊氛围。“月色半人家”是“更深”二字的具体化，接下的一句“北斗阑干南斗斜”，是“更深”于夜空的征象，两句一起造成春夜的静穆，意境深邃。月光半照，是因为月轮西斜，诗以星斗阑干为映衬，这就构成两句之间的内在关联。

　　恬谧的春夜，万物的生息迁化在潜行。“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正是诗人全身心地去体察大自然的契机而得到的佳句。从虫介之微而知寒暖之候，说明诗入有着深厚的乡村生活的根柢。因此。这两句非一般人所能道。没有长期乡村生活经验的入。固然说不出；便是生活在乡村，也并非人人都说得出来。今夜虫鸣，究竟是第一回还是第几回，谁去注意它，这须得有心人。还应该有一颗诗心。一个“新”字，饱含对乡村生活的深情，既是说清新，又有欣悦之意。

　　诗中说“春气暖”自“今夜”始，表明对节候变化十分敏感，“偏知”一语洋溢着自得之情。写隔窗听到虫声，用“透”。给人以生机勃发的力度感。窗纱的绿色，夜晚是看不出的。这绿意来自诗人内心的盎然春意。至此，我们就可以明白：诗人之所以不描写作为春天表征的鲜明的外在景观。而是借助深夜景色气氛来烘托诗的意境，就是因为这诗得之于诗人的内心。诗人是以一颗纯净的心灵体察自然界的细微变化的。诗的前二句写景物，不着一丝春的色彩．却暗中关合春意，颇具蕴藉之致。第三句的“春气暖”。结句的“虫声”，“绿窗纱”互为映发。于是春意俱足。但这声与色，仍从“意”(感觉)中来。诗人并非唯从“虫声”才知道春气已暖，“春气暖”是诗人对“今夜”的细微感觉，而“虫声”只是与其感觉冥合的一个物候。因此，诗的意蕴是深厚的。构思的新颖别致，决定于感受的独特。唐代田园诗成为一个重要流派，也不乏名家。然而。能仿佛陶诗一二者并不多见。象本诗这样深得陶体真趣的。就更为寥寥。至于说本诗有无隐微之情的寄托，于字面无征，不好去穿凿。

　　资料：

　　选自《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刘方平，河南洛阳人，唐天宝年间诗人，生平不详。

　　[编辑本段]月夜（二胡曲－刘天华）

　　1918年初稿，1924年定稿。通过对皓月当空的描写表达了一种淡淡的惆怅。

　　1918年刘天华在常州中学任课，深受学生爱戴，他组织及指挥的学生丝竹合奏、军乐队在常州有一定名望。每到暑假，他利用假期出去拜师学习，在家中的时间很短。即使这几天，他也日夜的用功练琴。这首曲子便是他在月夜下有感而作。乐曲细腻地表达了他对自然界的感受，以及内心深处的感情和思想。

　　全曲分三段，采用展衍技法，一唱三叹，在表现皓月当空的意境的同时隐含有丝丝的惆怅。

　　据作者说，此曲及《除夜小唱》是就二胡的音区及其音质上的优点而拟的谱，虽然用别种乐器也可以演奏，但总不如二胡上能将其意想表现得美满。

　　[编辑本段]御街行·月夜（凌云流水）

　　当年佳节曾记否？

　　寻桂影，茶代酒。

　　披风戴月伴漂翁，

　　隔岸联诗不朽。

　　今又望月夜，

　　残斛冷榻，

　　朱灯摇影瘦。

　　漫展秋波薄云后，

　　清霜洒，凉风透。

　　徒此良辰皆寐酣，

　　谁与畅谈许久？

　　轻弹断剑，

　　龙吟不再，

　　却有锋依旧。

大禹纯系传说，还是有史实素地

关于大禹，过去一直认为，他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大禹创立的夏王朝，可能是靠不住的。那么，大禹的记载是信史还是纯属杜撰，这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过去对传说时代的看法，是传说归传说，见于文献记载的历史归历史，考古归考古，研究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的那又是另一种方式。对大禹以及夏王朝的研究，我有个新的看法，那就是，必须把以下三个系统结合起来：第一个，从口耳相传到文字记载的文献史学；第二个，考古学兴起以后，从考古发掘的遗迹遗物来进行研究的考古学系统；第三个系统，从摩尔根《古代社会》阐明的从蒙昧、野蛮、文明，到马克思讲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等，也就是人类学、社会学的系统。必须把三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做出一个比较恳切的结论。

几乎所有的先秦古籍，对大禹都有一些记载，彼此之间也不完全一样。到了西汉司马迁作《史记》，其中《五帝本纪》后第二篇就是《夏本纪》，在《夏本纪》当中，司马迁根据他看到的文献记载，结合他听到的传说，完成了《夏本纪》。我认为，从口耳相传的传说，到《五帝本纪》之后的《夏本纪》，究竟可靠不可靠，需要通过与考古学发现、研究成果互相比对、校正，还要参考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成果，最终作出判定。

这些文献记载，看过古书的人想必都很熟悉。根据先秦古籍的记载和《夏本纪》中，夏王朝从大禹开始有14代17王，这里的14代就是指14辈，因为有的王是兄终弟及，所以王有17个。大禹创立夏朝，儿子是启，孙子是太康。太康当王以后管理不善，被东方来的后羿赶跑了。此后又经过了韩浞和浇、豷大概七八十年的时间，到少康的时候，才又恢复了夏朝原来的王统，最后一直到夏桀被商汤灭掉。这是大体的历史过程。

关于夏王朝的记载，还见于青铜器。有名的有宋代出土的齐国青铜器叔夷钟，铭文中就说到“处禹之都”。另一件春秋时期的青铜器秦公簋，讲到禹的时候它提到“鼏宅禹迹”，“鼏”就是一个鼎上面盖了一个丝织品，“宅”就是居住，“禹迹”是大禹走的那些地方。可见在古代青铜器当中，对夏代的历史也有所记述。

大禹五事的考古与文献印证

我把先秦文献记载的和司马迁《夏本纪》记载的关于大禹的事迹，初步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治水，二是会诸侯于涂山，三是定都阳城，四是划分九州，五是禹征三苗。我把这又称为“大禹五事”。

下面我们就依次来讲述这五个方面的事情。

第一，大禹治水。在《尚书》中，就记载了当时河水江水泛滥的状况，以及从尧到舜都是怎样去治理洪水的。先是舜派大禹的父亲鲧治洪水，鲧采取了堵的办法，洪水来了以后我就筑堤筑坝，结果洪水太大，堤坝挡不住，水一冲就垮。于是又让他的儿子禹来继承他父亲继续治水，大禹就采取了疏导的办法，挖沟挖河，这样就把洪水逐步引跑了，治水也就成功了。有意思的是，在这些文献记载当中，特别是《尧典》当中，还记载了当时其他参加治水的人，除了大禹，还提到了后稷和契，后稷是周人的老祖宗，契则是商的老祖宗，还有东方夷人的祖先皋陶等人。

关于大禹治水比较有名的，是现在收藏在保利博物馆的豳公盨的记述，它上面的内容，和文献记载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它属于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所以可以说，至少从那时开始，大禹治水的传说就已经在民间流传了。

这个记载流传很广，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大禹治水、三过家门不入等故事。大禹治水牵涉了很多省，包括山西、河南、安徽，至少这些地区当时都有洪水发生。从考古学上来看，我们曾经请搞环境、搞地理学的学者做研究，看传说中的距今4000年前后，上述这些地区有没有洪水的迹象。最后研究结果是4000年前后确实有一场比较大的范围的洪水泛滥，现在留下了一些遗迹。这些地理学研究的结论，和文献记载的内容是对应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涂山之会”。根据记载，在涂山之会之前，大禹根据舜的命令去治理洪水，经过多年的努力，洪水基本上治理好了。于是就在涂山这个地方召开了一次庆功的大会。

涂山在现在的什么地方，说法很多，前几年社科院考古所的山东队在安徽蚌埠市叫作禹会村的那个地方发现了一个面积挺大的龙山文化的遗址，它出土的遗迹和遗物非常有意思。

比如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长方形的用土堆起来的台基，最上面用一层白土覆盖，台基面偏北处发现了一个烧祭面，在南面的台基中央可以看到有密密麻麻的长方形柱坑，一共有35个坑，大小相近，距离相等。这样的台基在以前考古中从没见过，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有很多不同的解读。

考古队有一个想法，他们认为这三十几个长方形小坑，可能当年是用来插旗杆用的，也就是参加涂山大会时各方面的部落代表到来以后，都要举出自己部族的标志，表示他来参会了。我认为这个解释很有道理，所以我支持这个意见。与这个遗迹相关的，在它的左侧发现有灰坑、灰沟等等，里面出土了很多陶器，这些陶器也很有意思，比如说这个地方应该是山东龙山文化分布的地区。但是除了山东的龙山文化，还看到有河南龙山文化以及南方来的陶器等等，总而言之它比较杂，是有多种不同样子的陶器，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考古学文化遗物。它附近还发现一些房子，说是房子吧，但是也没有很坚固，基本上属于工棚性质的，使用时间很短。所以考古人员分析推测，这些“工棚”，很可能是当年来参加涂山大会的来自不同部落、不同地方的人，在这里举行祭祀活动时临时居住的地方，祭祀完成以后，这些东西就掩埋掉了。我觉得这个解释也合理。

所以，关于涂山大会的历史记载，我认为是可靠的，而且这个地点就在这个地方的涂山。现在叫涂山的地方很多，安徽就有两个。我上次到安徽的巢湖，他们说涂山应该在他们这里。我说你这里没挖出人家那个东西，等你这里挖出来相应的东西咱们再讨论吧。

总而言之，涂山大会影响很大。涂山大会的重要性，一个是庆祝治水的成功，但是我觉得它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就是因为大禹治水成功了，有这么多诸侯都拥戴他，所以说后来舜把位子禅让给他是顺理成章的。如果没有这些功绩，没有这么多部落的拥戴，我想大禹要继承舜的位子，可能还没那么容易。

第三，建都阳城。阳城在什么地方，文献记载有说河南，也有说山西。河南也不只限于登封有阳城，还有开封附近的阳城。现在来看，从考古学的印证来看，可能应该是登封的王城岗遗址。这个文献记载也是很有意思的，不论是古本《竹书纪年》，还是《史记·封禅书·正义》记载，都说是舜把位子传给了禹，而禹觉得应该传给舜的儿子，他不应该继承这个位子。有的记载就说，禹为了躲这个事，他就跑到阳城去隐居了。但是最后老百姓还是拥戴大禹，所以大禹就在阳城这个地方建立了自己的都城。

20世纪70年代，当时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的安金槐先生，带人在王城岗遗址，发现了规模比较大的河南龙山文化遗址，而且在这个城址中还发现了一个小城，这个小城是100米长、100米宽，有两道墙。安金槐先生根据文献记载，同时参考在它的东北方向发现的战国时期的阳城，认为王城岗这个遗址，应该就是历史记录中的禹都阳城的所在地。在离王城岗遗址东北方向大约十五华里的地方，发现了战国时期韩国的阳城，里面出土的陶文显示，战国时期的人是把这里叫作阳城的，所以安金槐先生认为这里就是禹都阳城。不过因为这个小城面积太小，在当时学术界没有得到公认，这就搁置了下来，没有定论。

后来，我们认为王城岗遗址确实重要，就提出来重新进行发掘。考古发掘的结果令人兴奋不已，在这个小城的外面居然又发现了一个大城，这个大城的年代和小城测定的年代，以及他们所属的文化期别有区别，按照考古学的分析，小城是建在王城岗的河南龙山文化考古分期的第二期，大城是建在分期的第三期。根据碳十四测定，小城的年代是公元前2100多年还要多，而大城正好是河南龙山文化分期的第三期，这个年代正好是公元前两千年前后。这与根据文献推定的夏代在四千年前多一点的估计是正好符合的。所以最后我们认为，王城岗后来发现的这个大城代表的，应该就是禹都阳城的那个阳城，也就是夏朝最早的都城所在地。

第四，划分九州。禹受舜禅做王以后，就把他版图之内，根据山川形势、物产状况、风俗习惯等等，把当时夏统治的区域分成了九个小区。为什么要分这九个地方，一来是因为好管理，二来是为了征税。其实那时候所谓税就是进贡，划分九州，从而可以区别出各地出产哪些物品，进而要求当地向他贡献这些东西，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九州就包括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幽州、豫州、雍州。过去，大家都不太相信大禹时代就能够划分九州，认为当时国家还没有那么大的地盘，分成九州更不用说了。

后来，社科院考古所的邵望平研究员写了一篇文章，把文献记载的九州和考古发现的考古学文化对应，根据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把它分为了几大块，她认为，考古学上的这种不同的现象，就是禹划分九州的根据。我觉得这是非常有道理的。这个研究就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互相结合起来了，判定禹分九州基本是可靠的。具体到当时是不是能够划分得那么细，当然也不一定。但至少在那个时期，大禹曾经划分若干不同区块，应该是可靠的。

第五，征伐三苗。禹征三苗见于先秦文献的记载和司马迁的《夏本纪》，而且根据记载，尧舜禹这三代都征伐三苗。三苗在哪里，文献上有一个界定，《战国策·魏策》说，“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基本上分布在长江中游这一块，这里就是三苗活动地域。当时，三苗经常和中原地区对立，所以尧舜禹几代都去征伐它，最后到夏禹时期把它彻底解决了，三苗一部分被迁到了甘肃，一部分就被融合到了中原文化、当时的龙山文化当中。

关于禹征三苗，过去只是停留在文献记载，后来湖北省考古工作者在那一带做考古发掘，就发现距今4000多年的时候，湖北考古中的石家河文化晚期，有些遗址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什么改变呢？就是在石家河晚期阶段，那个地方出现了不少河南龙山文化的因素。后来湖北省的一些考古工作者写文章，认为这个时期的确变化较大，可统一称为“后石家河文化”，认定它们比标准的石家河文化要晚。这个时期测定的年代，跟中原地区王城岗这个时期的测年基本是一致的，文化面貌也是和河南龙山文化的类似，基本差不多。而且它流行的风俗，比如瓮棺葬之类，当地原来是没有这个传统的，但是在河南龙山文化中就有这个传统。过去比较标准的石家河文化时期，考古工作者很少发现玉器，而在后石家河文化阶段发现很多玉器。但这些玉器也不像河南的传统，很多学者写文章认为，它可能和山东龙山文化有关。我觉得这是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总而言之，这些考古发现也能够说明，文献记载的禹征三苗，确有其事。

与大禹可能相关的考古发现

以上我讲的大禹时期的五件事情，应该说基本上都有考古学方面的证据。

从大禹建立夏朝，定都阳城，一直到夏桀灭亡，把整个的夏文化梳理一下，我在这里再讲三个与大禹有关的考古发现，也包括夏都问题。

第一个，是河南登封的王城岗遗址，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阳城。这个城很小，所以安金槐先生认为是禹都阳城时，别人不太认可。后来，我们又发现了它附近的大城，348万平方米，而且大城的北城墙还突破了小城的北护城河。这就提供了一个确凿无疑的考古上讲的地层关系，也就是小城要早于大城，而年代测试显示小城是公元前两千一百多年，大城是公元前两千零几年，而我们根据文献推定夏代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这与我们在王城岗的考古发现结果，比较接近。

第二个，根据文献记载，夏朝到了太康统治时期发生了“太康失国”事件。为什么失国了呢，就是东方来的夷人后羿，把太康的政权推掉，取代了他的位置。过去，我们只是从河南龙山文化的文化因素分析中尤其是二里头文化因素分析中，看到确实有一些来自东方的因素。1986年我写过一篇文章讲二里头遗址的文化性质，我提出来说，二里头文化不包含最早的夏文化，它是“少康中兴”以后的文化，从它的文化遗存看到有来自东方的因素，不过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太多的证据，只是有相关的迹象和线索。后来，考古人员在新密的新砦遗址发现了比二里头遗迹要早、又比传统认识的河南龙山文化要晚的一些遗存，当时称之为“早于二里头一期的文化遗存”，或者叫“新砦期二里头文化”。

后来，我们想确认夏代的这些考古遗迹，就提出来对新砦遗址进行重新发掘，刚开始我们还担心能不能挖到这个时期的遗存，我们只是请北大方面先挖挖看看，挖的结果是，确实找到了新砦期遗存和河南龙山文化，以及二里头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也就是在我们称之为新砦期遗存的地层下面，叠压着河南龙山文化的地层，在新砦期之上叠压着二里头文化底层，这就提供了一个确凿无疑的证据，新砦期遗存是存在的。为什么说它存在，因为它出土了很多具有山东龙山文化和豫东这个地方的龙山文化遗存特征的器物。

我们把这些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中的后羿代夏这件事联系起来，认为它可能就是后羿代夏这个阶段留下来的遗存。因为后羿带着东方来的夷人，把夏代推翻了，差不多经过了七八十年，到少康时期夏人的力量又起来了，又恢复了夏代政权。那么我们说，新砦期的遗存就应该是后羿以及后续的寒浞等人他们这个系统留下来的遗存。从新砦期遗存发现以后，郑州市考古研究院在巩义的花地嘴遗址也发现了一个比较大的新砦期的遗存，出土了更丰富的新砦期遗存。现在来看，所谓新砦期遗存不仅在花地嘴有，在别的地方例如郑州高新区的东赵也有。这就可以证明，后羿代夏确有其事。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新砦期的有无问题一直有争论，实际情况如何，我觉得这确实值得我们好好分析一下。后羿代夏是后羿把夏王朝原来的正统推翻了，后羿系统统治了几十年。但是我们推测，这种统治更迭，可能并不像发洪水那样，后羿一来就把原来河南龙山文化为代表的这些遗存都彻底推翻掉了。我们通过考古也可以看出来，有一些遗址的东方因素比较多，像新砦，像花地嘴。根据这种情况，我们推想，后羿推翻了夏代正统，就把东边的这些因素带到了中原地区来，但它的势力影响小的地方，东方因素可能并不强烈。

少康中兴以后又经过了好多代，到了夏桀的时候被商汤推翻了，在这段时间里，夏代的都城迁过好几次，不过现在比较确切可靠的，能考古证实的，就是王城岗阳城和二里头遗址，文献讲的叫斟鄩的这个地方。二里头遗址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是在洛河的南边，而当时洛河是改过道的，实际上在二里头时期它是在洛河之南的，它正好是在洛河和伊河之间这个地方，在洛阳的隋唐城、汉魏城的东边不是太远的那个地方。1963年，我曾经带学生实习，参加了这个考古发掘。这里的地层叠压关系，遗存的打破关系，都证明它是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早于郑州二里岗商文化的一种遗存。结合文献记载推测，有可能就是夏代都城斟鄩的遗址。

二里头遗址的分布范围，按照我的说法是豫西地区、晋南地区，还有河北省南部的部分地区，以及陕西东部的一部分地区。它出土了很多有特征的陶器，和河南龙山文化有继承关系，但是区别也是一望而知。

关于夏代的具体年代，我们认为是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其中公元前2070年，是大禹建阳城的时间，公元前1600年，是夏商分界，也就是商汤灭夏的时间。关于王城岗二期、三期测年的数据，二期大概是公元前2132年，三期大概是公元前2030年。我觉得关于王城岗三期这个数值，公元前2030年，正好在二里头文化的前边。它是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2030年，再往后这是王城岗第三期，到二里头的最晚期是公元前1600年。这就说明，二里头文化不是整个的夏文化。1986年我就写了这个文章，我觉得二里头文化是夏的遗存，但它不是从夏开始一直到夏灭亡整个夏代的遗存。根据文献记载推定，夏朝共14代17王，统治时间471年。而测年的结果是二里头文化只有300多年，不够400年。但是如果加上后羿代夏的七八十年，毕竟从年代发展来讲，不管是夏统治还是后羿统治，年代是不会变的。正是加上了后羿的这七八十年，就进入了夏朝471年这个范围之内。所以我们联系起来看，王城岗的大城作为最早的夏都，二里头遗址作为最晚的都城。这两个可以说是得到了考古学的证明。文献记载还有几个王搬了家了，但现在我们没有找到，这个是今后我们要做的工作。比如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济源曾经发掘过一个二里头文化遗址，又比如郑州大学考古系他们在豫东发现了一个遗址，怀疑是否与老丘有关，我们也希望能继续再做一点工作。

说起夏代，大家可能会关注二里头遗址是不是夏的问题讨论，以及有没有夏存在的问题讨论。有学者提出二里头遗址有可能是夏也可能是商，没有发现当时的文字，都只能是猜想。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

不过从倾向性的意见来看，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没有问题，二里头文化只是少康中兴以后的夏文化也应该没问题，应该再加上河南龙山文化。这大概就是现在倾向性的意见。通过重新考察二里头、王城岗、新砦等遗址，我们在王城岗发现了大城，在新砦发现了新砦期遗存等等。总而言之，正是因为考古工作的成果，才使我们看到夏代人确实有遗迹和遗物。

所以从口耳相传的到文献记载的文献史学系统，以及考古学在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和二里头等地的考古发现，再加之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这个阶段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结合三种不同途径的研究成果综合来看，夏代是存在的，包括第一阶段河南龙山文化的王城岗遗址。第二阶段的新砦遗址，然后到二里头遗址，串起来了。

伏羲大峡谷位于河南省郑州新密市西北20公里的伏羲山旅游区内，是国家AAAA级景区，是一条以典型红岩嶂谷群地质地貌景观为主的峡谷景区，同时也是新密市首家AAAA级景区。

伏羲山属于嵩山山脉向东延伸部分，主峰五指岭11085米，横跨伏羲山全境。景区气候温润，四季分明，年均温116℃，比市区低27℃；景区植被茂密，物种繁多，绿树掩映，花木扶疏，有千年以上的的古树名木数十棵，其中，具有“活植物化石”之称的古亢树，是伏羲山特有的树种。景区终年流水不断，谷底飞瀑、跌水、深潭、平湖，清幽凉爽，姿态万千，风景秀美，巨大的岩石像被打磨过似的，平坦如镜，洁净光滑，游客可以在这里享受世间少有的“岩石浴”；峡谷两岸岩石兀立，岩壁上天然石梯悬于空中，形形 的人物以及动物的形象惟妙惟肖。

景区总规划面积共53平方公里，以伏羲文化和红石大峡谷为主要特色，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以卧龙台、文化隧道、望乡台、八卦台、万年栗、栗仙神祠、女娲补天处、神龟折足、五色石等景点为主，全面反映伏羲文化的形成、发展、传播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下部以黄龙潭、黄龙庙、簸萁潭、立龙锅潭、贯云瀑（龙影瀑）、八分潭、乌龟拜寿、九龙潭、图腾柱、马蹄沟、沐云梯、等景点为主，深切感受峡谷风光，体验自然鬼斧神工。

伏羲山旅游区红石林玻璃环廊于2018年6月16日正式对广大游客开放。

基本介绍 中文名称 ：伏羲大峡谷 外文名称 ：fuxi Valley 地理位置 ：河南省新密市西北部 气候类型 ：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占地面积 ：6平方公里 开放时间 ：早8:00至晚5:00 景点级别 ：AAAA级 门票价格 ：60元 著名景点 ：飞龙瀑 万年栎 伏羲湖 闻鸡峰 女娲湖 凤池 龙池 龟背石 总规划面积 ：53平方公里 全长 ：5公里 谷深 ：200-300米 年均温 ：143℃ 所属国家 ：中国 所属城市 ：河南省郑州市 建议游玩时长 ：建议1小时 适宜游玩季节 ：四季皆宜 行前必读,景区动态,景区介绍,关键信息,景区介绍,发展历程,主要景点,望乡台,万年栎,马蹄沟,龟背石,女娲简介,伏羲简介,三生石,清心岛,玻璃环廊,节庆活动,篝火晚会,杏花节,景区住宿,交通信息, 景区介绍 伏羲大峡谷是国家AAAA级景区，是伏羲山的核心区域， 伏羲大峡谷景区位于郑州市西南,新密市尖山风景区辖区内，伏羲山的核心腹地，北接荥阳，西邻巩义，南依登封；景区规划面积约6平方公里，距省会郑州市56公里（北部有连霍高速，310国道，南部有郑少洛高速，郑登快速道路，交通十分便利）。 这里山峦叠嶂、峡谷深邃，平均海拔800米左右，最高山峰五指岭1084米，这里空气清新、四季凉爽、静谧宜人、树茂花香，养生好去处，避暑胜天堂。 伏羲大峡谷主要由飞龙峡和逍遥谷两大部分组成，飞龙峡由潜龙瀑、潜龙潭、伏羲八卦台、龙巖、现龙瀑、龙饮、惕龙瀑、惕龙潭、跃龙瀑、跃龙潭、飞龙瀑、亢龙瀑、合欢池等诸多瀑布深潭组成；逍遥谷由伏羲阁、龙凤桥、龙凤池、石板浴、三连潭、石牌坊、闻鸡峰、逍遥瀑、女娲湖、伏羲湖等景点组成。 伏羲大峡谷是距郑州最近、落差最大的红石峡谷。 沿谷口拾级而上，5公里旅游线路瀑潭相连、跌水潺潺：行走于崖廊下、徜徉在山水间：蜿蜒曲折、步移景换。 欢迎您来这里欣赏美景，也欢迎您来解读距今十几亿前古海洋遗存于岩石中的各种谜团。 伏羲大峡谷原名郑州伏羲山飞龙峡，2013年晋升国家AAA级景区，2014年晋升国家AAAA级景区，在旅游界内口碑良好，与洛阳龙潭大峡谷堪称姊妹景区。 2015年五一小长假三天共接待游客3万余人次。 发展历程 2003年7月，郑州伏羲山飞龙峡景区正式接待游客。 2008年，郑州伏羲山飞龙峡经过几年的经营，已经成为郑州地区游客的最佳旅游目的地。 2012年，河南伏羲山旅游开发公司挂牌。 2013年，正式更名为伏羲大峡谷景区。 2013年3月， 伏羲大峡谷景区晋升国家AAA级景区。 2013年清明小长假，伏羲大峡谷三天接待游客25000余人。 2013年十一黄金周七天，景区共接待游客7万余人次。 2013年11月，国家旅游局对伏羲大峡谷景区进行AAAA级景区验收。 2014年12月22日，经河南省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组织推荐、评定，郑州新密伏羲大峡谷达到国家4A级旅游景区标准的要求，批准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主要景点 望乡台 由于这里地处巩义、荥阳的交界处，过去来往的村民特别多，每当他们走到这里时，由于视线开阔，他们都会回头看看自己的家乡，这个石板也因此而得名。 万年栎 栗树的一种，树干胸径近4米，遮阴面积达625平方米，真可谓独木成林。 栗树的果实栗子，是人们喜爱的食物，它含丰富的淀粉、蛋白质和凉粉，营养价值很高，无论生食、炒食、煮食、烹食调做菜都适宜，不仅味甜可口，又有治脾补肝、强壮身体的药用价值，在国际上享有“东方珍珠”之美誉，传说伏羲在粗此活动时，就靠这树上的红果为生；栗树的花晒干后，引燃可起到驱蚊功效；栗树叶可以养蚕，当地居民多把坡蚕放养到树上，待结出茧后，再摘下，这种茧比一般家蚕的茧大2--3倍，抽出的丝呈**，质地优良，深受人们的喜爱。 伏羲大峡谷旁的这棵古树，距今已有4--5千年的历史，是山中栗树之王，当地人尊称为“栗仙”，历经千年沧桑仍枝繁叶茂，村民为了纪念它，在其旁边建了这座“栗仙神祠”。 马蹄沟 西汉末年，王莽毒死汉平帝，建立新政，自称皇帝，复辟了秦末统治。汉室子孙刘秀为复兴汉业，招贤纳士，决定夺回被王莽篡去的汉室江山。 刘秀江山一天天大了起来，震动了新王的社稷，王莽率兵御驾亲征，因寡不敌众，刘秀大败，弃甲而逃。 王莽生怕后患，随大军赶不放。 刘秀单人独骑逃到密县，不料坐骑久经征战，又长途跋涉，倒地不起。 大将军丢失坐骑如断双腿，无奈徒步跑了一程，在沟上头的苇子林躲了起来。 过了好久，好没有任何动静，刘秀以为追兵早该走远了，就松了一口气，随手撤下一片苇子叶，放在嘴里，谁知竟能吹出声音，并且声音清脆嘹亮，可传千里，刘秀自知暴露目标，情急之下，不知所措，就在这时，一匹白马从天而降，驮著刘秀飞奔而去。 王莽根据声音传来的方向，带领大队人马如潮水般涌了过来，顿时，千头大马的铁蹄声响彻山谷，而铁蹄踏过的痕迹，深深在刻在了石板、石壁上，这条沟也以此命名“马蹄沟”。 龟背石 龟背石是一种地质遗迹，它记录了地质历史上发生的一次重大事件。 关于龟背石的成因目前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尚未完全固结成岩的粉砂岩沉积层，在干燥、炎热气候条件下暴露，因失 水而干裂，其裂缝又被后来的绿色沉积物充填，形成状如龟背的“龟裂状网纹”。 另一种认为：岩石在半塑性状态下，由于地震作用产生垂直层面的裂隙，饱含水分的泥沙流充填裂隙，随着震动的加剧，充填泥沙越来越多，使两端岩层弯曲，在层面上表现为干裂的“龟裂状网纹”。 千层岩千层岩，又称千层石，也称积层岩，属于海相沉积结晶白云岩，石质坚硬致密，相间。 千层石属于海相沉积的结晶白云岩，石质坚硬致密。 女娲简介 女娲（拼音：nǚ wā），传说中的中华上古之神，人首蛇身，为伏羲之妹，风姓。起初以泥土造人，创造人类社会并建立婚姻制度；而后世间天塌地陷，于是熔彩石以补天，斩龟足以撑天。她是传说中的人类始祖。

女娲，又作女希氏，又称女娲氏、女娲娘娘、娲皇氏、凤里希、始祖母神，生于古成纪（地名），传说她有神圣之德，人首蛇身，抟土造人，故称娲皇。 五氏之四。在三皇之后，又经过漫长的若干年代，出现了下列五氏：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五氏的“氏”的原意也是神祇，但神性比“皇”更少些，可列入第三个级别神祇。 后来成为中国传统国教道教中的一位女性神，全称“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祇”，简称地皇。是传说中华夏民族的始祖。 《三家注史记三皇本纪》中称女娲氏风姓，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所处时代约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相传为中国乐器鼻祖之一。[又传她与伏羲兄妹相婚，教民结网渔猎，卜八卦。

女娲时代，随着人类的繁衍增多，社会开始动荡了。 两个英雄人物，水神共工氏和火神祝融氏，在不周山大战，结果共工氏因为大败而怒撞不周山，引起女娲用五彩石补天等一系列轰轰烈烈的动人故事。

相传女娲的母亲华胥氏外出，在雷泽中无意中看到一个特大的脚印，好奇的华胥用她的足迹丈量了大人的足迹，不知不觉感应受孕，生下伏羲。伏羲人首蛇身。 《三家注史记三皇本纪》说：“女娲氏亦风姓。蛇身人首。有神圣之德。 代宓牺立。号曰女希氏。无革造。惟作笙簧。故《易》不载。不承五运。一曰。亦木德王。盖宓牺之后，已经数世。 金木轮环，周而复始。特举女娲，以其功高而充三皇。故频木王也。当其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 以水承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以济冀州。 天是地平天成，不改旧物。”

女娲，是中国神话谱系中一位古老的女神。 她的主要神迹：一是炼石补天，二是创造人类。关于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见于《风俗通义》：上古的时候，盘古从混沌中开辟了天地，临死化身，又创造了山川河流。日月星辰、草木虫鱼，但就是忘了造人。 女娲神取了一些黄土，掺些清水，和了一堆泥巴，然后用水照着自己的形象捏了一个小人，往地下一放，这小人竟然活了，围着女娲又唱又跳。 女娲又继续用手揉和掺了水的黄泥，造了许多男男女女。女娲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