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球起源问题的研究，相当一段时期以来已经积累了一大批古代马球运动的资料，学者们对其研究也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但总起来分析，还没有确立一个共同的认识，这主要集中在马球运动的起源方面。

这里，我们结合国内外的文献记载和发现的有关文物资料，主要就古代马球运动起源问题的三种观点逐一分析，并提出我们的认识。

1．关于马球运动起源于波斯说。自向达、罗香林二位先生提出以后，不少研究者在经过一定的分析后，曾提出过不同的看法，其中尤以唐豪先生的分析较为充分。唐先生认为：第一，"现代马球之称为Polo，语源出于我国藏族，不是取名于波罗树。可证唐代拔汗那国的毬场（杜环《经行记》所载），并不与波罗林发生什么关系。"第二，在中国古代，"’打毯’这个名称，足早见于五世纪六十年代左右（隋唐以前）梁朝宗懔所著的《荆蓬岁时记》，根本不符合于罗香林所云’波斯原名为gui，唐人音译为毬’的说法"。也就是说，打毬一词出现于中国的唐代以前，并不是唐人据波斯语中的gui一词译来得①。

与马球运动起源于波斯说相近，郝更生先生在其1926年出版的英文版《中国体育概论》一书中，还提出了马球是经过波斯传到土耳其斯坦和西藏，然后在中国普遍流行起来的观点。他的主要根据是："900年前波斯一位作家记载，约在公元600年左右，和波斯萨珊王朝末代皇帝Khosrau Parwis结婚的一个基督教女子希莱恩，联合了许多贵族妇女和她配合，同’夏’的马球队进行了一场对抗赛"②。但是，由中国古籍《旧唐书》西戎传和《新唐书》西域传中有关波斯历史的记载看，能与Khosrau Parwis对音的是"卑路斯"。他是六八世纪之间的人物、并不是6世纪左右的人物。而这与中国汉魏时期出现的记载马球活动的《名都篇》已经相隔了5个世纪，因此这一结论也是说不通的③。

此外1．据英国于1936年出版的有关著述记载，波斯马球竞赛被称为"Chaugan"，而其发音近似于中国古代"鞠杆"的方言④。"鞠杆"即是球仗，这一相近的对音字，也间接证明了波斯盛行的马球是受到了中国流行的马球活动的影响。

2．关于马球起源于吐蕃说。虽然首倡者阴法鲁先生从语音学着手，对向达、罗香林二先生所考证的"波罗波斯名为gui"之说提出了异议，并进一步考证出波斯语的gui字应是汉语毬字的音译。但他同时又根据波罗一词是出于英语的polo，亦即马球之意，而其发音又来源于藏语的"波郎"（Polon）或藏语的"氇氆"（Pulu），并由此推断马球运动最初应出现于吐著，至唐代初年传入中原并兴盛起来⑤。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波郎"，还是"氇氆"，在拉萨藏语中其实是对一切球和球形物体的统称。而拉萨地区的这一称呼则来源于西藏牧区的"扒啰"，扒指圆形物体，而扒啰系指用皮革制成的圆形物体，因此，仅据此推断马球运动起源于吐蕃地区，似有些牵强⑥。

3．关于马球起源于中原一带的观点。最初仅仅依据的是汉魏时期曹植《名都篇》中的记载。但由于证据乏力，又加之学者们对《名都篇》中"连骑击鞠壤"的"击鞠"有着不同的理解，所以，虽然对此观点附和者众多，但更需确凿的资料再加论证。

生活在公元六八世纪的唐代诗人蔡孚曾作《打毬篇》一诗。诗中写道："德阳宫北苑东头，云作高合月作楼。金锤玉蓥千金地，宝杖佩文七宝毬。……共道用兵如断蔗，俱能走马入长揪。……奔星乱下花场里，初月飞来画杖头。自有长鸣须决胜，能驰迅足满先筹。薄暮汉宫愉乐罢，还归尧室晓垂旒。"⑦在这首诗中，所提到的"德阳宫"即是在汉末被董卓烧毁的东汉洛阳宫殿。而诗中描述的"德阳宫北苑东头"的马球场及"能驰迅足满先筹"、"薄暮汉宫愉乐罢"的马球竞赛，都是参考当时尚未佚佚的汉代旧籍的记载写成的。因此，由这一条资料可以看出，东汉时期已经流行马球运动，而且于宫中还修建了专用的马球场。

1979年在甘肃省敦煌市西北的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现的西汉中期的球形实物，对这一观点可以说是起到了一些旁证作用。目前，虽然对这类球形实物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根据报告的描述和我们在长城博物馆看到的实物，把其作为一只马球活动用球，应有一定的道理。

据元人熊梦祥的《析津志》载："一马前驰，掷大皮缝软毬子于地，群马争骤，各以长藤柄毯杖争接之"。这里的大皮缝软毬子，也就是牛皮马球，在牛皮里面填上一层毛发之类的物质，成为软球。也可能像古代日本那样是在木质球外包一层牛皮。在中国古代马球活动中，所用的马球有一种是外包皮，内置毛发等类的"软毬"。此外，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出现的马球的另一称呼"打毬"的毬字，在其构造上，"左旁由’毛丸"而来，所以从毛。这个毬字的右旁根据用球’招来’击和用杖’索取’击，所以从求"⑧。这也是早期马球活动曾用过"毛九"一类球的证据。

另外，在日本占籍《倭名类聚抄》一书中，为了说明"打球"的来源，于其"打毬"条下引"唐韵云：毛丸，打者也"⑨。"毛丸"就是用毛揉成的球，《太平御览》所引《风俗通》对此已有记述⑩。《风俗通》是东汉中平六年（189年）泰山太守应劭所编，这印证了至迟于东汉时期，"毛丸"就已应用于马球运动之中了。

从这些文献中对早期马球用球的描述，结合马圈湾汉代烽隧遗址发现的西汉中期的球形实物，其"内填丝绵，外用细麻绳和白绢搓成的绳捆扎成球形。"两者基本上是符合的。另外，发现的这件球形实物直径5．5厘米，与中国古籍中所记载的马球的"球状小如拳"也基本上相符合。结合古代西北地区的军队中始终就有进行马球活动的习俗，将其推断为当时西北地区军中进行马球活动的一种简便用球。是有一定道理的。

由这一实物资料的发现，结合上述的文献记载，可以说，马球运动至迟于汉代就已流行在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黄河流域一带。无论在文献的记述上，还是在有关实物的发现上，其反映的流行时间均比波斯、吐蕃等地早。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马球自汉代始就开始出现于中原以至黄河流域，经过长期的演变和发展，成为了中国古代球类运动中主要的运动形式之一。最后，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由于受自然环境的制约，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马球运动主要还是在北方地区流行的。

注释：

①③⑧唐豪：《中国古代的马球运动·东汉到六朝的马球》，载《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七、八辑，人民体育出版社，1959年

②郝更生著：《中国体育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

④Kimberley（Editor）：《Polo》，P．17, R&RClark, Limited, Edinburgh, 1936

⑤阴法鲁：《唐代西藏马球传入长安》，载《历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44年

⑥帅培业等编著：《中国马术运动史》、武汉出版社，1994年8月

⑦见《图书集成·艺术典》卷，820页蹴鞠部引

⑨小高吉三郎：《日本的游戏》369页，引十世纪四十年代源顺所编的《倭名类聚抄》

⑩见《太平御览》卷七五四引《风俗通》："毛丸谓之鞠。郭璞《三苍解诂》曰："鞠，毛丸，可蹋戏。"

导引（physicalandbreathingexercise）一作道引。指以主动的肢体运动为主，并配合呼吸吐纳或自我推拿而进行的一种锻炼身体、防治疾病的保健方法，也是古代养生方法，后为道家承袭。《庄子·刻意》：“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唐·成玄英注：“导引神气，以养形魄，延年之道，驻形之术”（《南华真经注疏》）。晋·李颐注：“导气令和，引体令柔。”意指通过调整呼吸，使脏腑经络之气和顺；通过肢体运动，使人体动作灵活柔和。《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中央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蹻。”唐·王冰注：“导引，谓筋骨，动支节……导引按蹻，中人用为养神调气之正道也。”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凡人自摩自捏，伸缩手足，除劳去烦，名为导引。”宋《圣济总录》：“人之五脏六腑，百骸九窍，皆一气之所通，气流则形和，气戾则病，导引之法，所以行血气，利关节，辟除外邪，使不能人也。”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导引图》中绘有四十余种导引姿态图像。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载有导引法二百六十余条。道教将其继承发展，以导引为炼身的一种重要方法，认为它有调营卫、消水谷、除风邪、益血气、疗百病以至延年益寿的功效。《抱朴子内篇·别旨》：“或伸屈，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或踯躅，或徐步，或吟或息，皆导引也。”《云笈七签》卷三十二至三十四亦详载其法，谓“导引之法，深能益人延年，与调气相须，令血脉通，除百病。”道经中列有大量导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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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筋是指附属十二经脉的筋膜系统，是十二经脉之气濡养筋肉骨节的体系，具有约束骨骼，屈伸关节的功能。全身筋肉按十二经脉连属，分成十二经筋，简称“经筋”。出《黄帝内经灵枢·经筋》。经筋各起于四肢末端，结聚于关节和骨骼部，有的进入胸腹腔，但不络属脏腑。十二经筋具有联结四肢关节，主司关节运动作用。其病候可表现出属寒属热两方面。寒则筋脉拘急，背部筋脉拘急（阳急）可产生角弓反张，胸腹部筋脉拘急（阴急）可产生俯不能伸。热则经筋弛缓不收。治疗可用“燔针劫刺”，按病痛处取穴（以痛为腧）。十二经筋为经络分类名。简称经筋。指全身筋肉组织附属于十二经脉而分成十二个部分，也是十二经脉在躯体和四肢部与筋肉组织的相互联系。出《黄帝内经灵枢·经筋》。其分布与十二经脉循行大致相同。起于四肢末端爪甲，结于关节和骨骼，走向躯干，上起于颈项，终止于头面。阳筋分布体外，阴筋进入体腔，但不与内脏相联。其中，手三阳经筋都结于额角（角），足三阳经筋都经缺盆上结于颧骨部（頄）和目周围，手三阴经筋并入胸中再结于胸膈部（贲），足三阴经筋都结于阴器。经筋发病的特点为“寒则反折筋急，热则筋弛纵不收”。主要表现为掣引、痹痛、弛缓、挛急等。治疗上，寒证可采用“燔针劫刺”局部俞穴；热证以泄阳邪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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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的中国文学作品种类繁多，派别林立，随着社会发展变得非常繁盛。虽然唐朝早期能以诗被誉为中国文学的高峰，但宋代却能够以词创造另一个高峰。宋代文学人才辈出，有宋代议论先驱梅尧臣，大文豪苏轼，行为疯狂的米芾，首位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等等。虽然词始于南梁，但到了宋代却大受欢迎，成了宋代文学的主要体裁。政治家范仲淹，理学家欧阳修，书法家黄庭坚，领军文人辛弃疾都是以词著名。

宋朝文学主要涵盖了宋代的词、诗、散文、话本小说、戏曲剧本等等，其中词的创作成就最高，诗、散文次之，话本小说又次之。宋朝的文学作品在北宋初期禀承了晚唐风格，用词浮艳，常作唱和酬答之用。随着王禹偁关注民生，朝廷又偏重儒学，文学作家开始注重儒家说教功能，但成就不高。直到欧阳修带起的第二次古文运动，文人才以平实的语言来创作，加上内容多反映生活时弊，雅俗共赏，文学创作进入了高峰期。当时的各种文体，互相影响，有破有立，而且派别林立，题材众多，并受到儒释道的影响，文坛有长足的发展。话本小说与戏曲就在这个时期不断冒起。南宋偏安江南后，文人多以作品抒发爱国情怀。可是南宋末期出现因循风气，结束了宋朝文学的发展道路。

宋朝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宋朝诗歌是一个巨大的宝库。里面有各个方面的知识财富。但这个宝库，我们认知开发的极少。宋朝的诗歌是唐朝诗歌的延续、再发展与突破。宋朝的诗人更广泛、诗篇更丰富。诗歌的种类、形式在宋朝达到丰富。宋诗创作数量空前丰盛。北京大学正在编纂《全宋诗》，据初步统计所收作者不下九千人，为《全唐诗》的四倍。《全宋词》辑录，共收词人一千三百余家，词章近两万首。孔凡礼《全宋词补辑》，又增收词人百家，词作四百多篇 。

宋代多高产诗人，陆游自谓“六十年间万首诗”。陆游现留存诗篇九千三百多首。杨万里写过两万多首。但只留存的一小部分。南宋四大家之一的尤袤留下的诗篇就更少了。那么多伟大的诗人写了那么多首诗歌，我们更多的人只能有机会读到他们几首诗，可以说连皮毛都没接触，别说体会他们的精骨了。宋诗反映社会视野较前有所拓展，切入生活力度有所深化。宋与唐的时代气象与氛围不同，诗家又勇于创新，因而形成与“唐音”殊异的“宋调”。宋词作为新兴的合乐诗体，既可传诵于文士案头，又能流播于乐人歌喉，强化了它的娱乐性和传播力，拥有众多接受群体 。 词是曲子词之简称，它承袭汉魏乐府，受到外来音乐影响，是一种既可合乐歌唱又有独特体制的诗歌体。词本来可以配合音乐，譬如苏轼的《东坡乐府》、姜夔词集《白石道人歌曲》、柳永词集《乐章集》、黄山谷的《山谷琴趣外编》。词的产生不迟于唐代。唐代的音乐分为雅乐、清乐、宴乐。雅乐是指《诗经》所配的音乐，先有诗才有音乐。清乐则是六朝乐府诗所配的音乐。宴乐则从西域传入中国，以琵琶四弦的二十八调为主，表达力强，词就是配合宴乐来创作。到了宋代，词人便根据乐曲的旋律和节奏求填上歌词。

自从中唐废除租庸调，以缴纳货币来取代，促使南北贸易发达，非地主的势力大增，导致中上阶层广泛追求豪华欢乐、奢侈享受。随着政治中心不断南移，南方新都市陆续兴起。官场新贵带来了新生活型态，促进了休闲娱乐的发展，舞台、歌榭、艺场、伎坊大量涌现。这样歌妓成为宋词传播与发展的媒介。

宋词发展蓬勃，收录在《全宋词》中的词人多达一千三百多家，作品有一万九千九百余首。另外，宋代词人别集大量出现，譬如柳永的《乐章集》、苏轼的《东坡乐府》、秦观的《淮海词》、周邦彦的《清真集》、辛弃疾的《稼轩词》、姜夔的《白石首人歌曲》。这些别集都因为宋朝成熟的刻印技术得到广泛的传播，增强了文学创作上的交流。

随着宋王朝采用重文抑武，国家长期处于积弱的地位。另一方面，思想上呈现出儒、释、道三家合流的趋向。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宋词在题材、手法、风格经历了一个转型的过程。北宋前期，主要词人有晏殊父子、欧阳修、范仲淹、柳永等人。其中，晏殊、欧阳修带领着第二次古文运动，扫除深奥难明的词汇，以自然流畅语言来创作，说理畅达。他们禀承南唐柔软绮丽词风，抒情委婉。范仲淹突破了晏、欧风格，豪放悲壮，柳永则自创新调，以长调慢词代替小令，加入草根格调。北宋中期，最主要的词人是苏轼。他以诗为词，打破了词体的题材的局限，在婉约词家之外另立豪放一派，南宋的爱国词派与辛派词人也受到他的影响。北宋后期，主要词人有秦观、黄庭坚、贺铸、周邦彦等。周邦彦被推崇为“集大成者”，因为他注重音律，风格醇雅，章法缜密，用词精丽，造就了后来的格律词派。

南宋前期，主要词人有张元干、张孝祥、朱敦儒、李清照等。当面对国难的时候，他们除了保持苏轼的豪放词风，还注入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内容多为慷慨悲壮、沉郁苍凉。词坛中比较突出的是女词人李清照，其词化俗为雅，清婉疏淡，语言功力甚深，风格自然清新。南宋中期，主要词人则有辛弃疾、陈亮、刘过、姜夔等。辛弃疾开创了爱国词派，以散文为词，突破了词体，增加了艺术的表现；而且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以报国与失意为主调；时而沉郁、时而明快，但仍以豪放为主，成为稼轩体。姜夔精通音律，能自行度曲，格律谨严，风格清空，意境幽冷，脱离了江西派，别竖一格。南宋后期，词坛出现了两大流派。一派是稼轩派，主要人物有刘克庄、刘辰翁、文天祥等，作品情调沉痛悲郁，豪迈粗犷。另一派是白石派，重要词家有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等，他们以姜夔为正统，重视音律技巧，内容凄凉哀怨。

著名词人

①晏殊

晏殊一生得意，他的作品多是娱宾遣兴之作，有的描写男欢女爱，有的是抒写离情别恨，内容较为贫弱，但他摆脱花间派的脂粉气息，改以温润秀洁的方式写男女恋情，以雍容典雅的手法写富贵气象，以精炼语言捕捉刹那光景，而且融入一些哲理体悟，展现深邃的内心世界与士大夫的气象，显示了由注重音律转向注重士大夫哲理的转化。晏殊传世的作品有《珠玉词》、《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蝶恋花》（槛菊愁 烟兰泣露）、《破阵子》（燕子来时新社）。

②欧阳修

欧阳修与晏殊并称“晏欧”。他的词也大多写男女情事、相思离别，处处表现出作者风流蕴藉的一面。但是欧阳也突破了传统创作的范围，以词歌咏自然风光，如《采桑子》十首，以清新笔触描绘颍州西湖；他也以词抒发个人潇洒放达的情怀，如《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他还向民歌学习，创作了两套分咏十二月节气的《渔家傲》“鼓子词”。其他作品更表明志向，有《六一词》、《醉翁琴趣外编》等等。

他摒弃了花间词派的浮华之气，词风十分清丽，往往以豪迈的风格抒发深远沉郁的意像，情真意浓。他常利用外在的景物描写内心，非常细致地展现情感世界，层次多变，手法曲折，意味深长。欧阳修还能吸收通俗生动的口语，以俗为雅，改变了审美标准。他的代表词作有《踏莎行》（候馆梅残）、《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等等。 宋诗方面则受到唐诗的巨大影响，北宋初期，主要沿袭中晚唐诗风余韵，大致可归为三体。最初是效法白居易诗风的白体诗，主要诗人是李昉、徐铉、王禹偁等，其中王禹偁特别关注民生疾苦，风格通俗，暗示了宋诗发展的新方向。白体诗后，流行了以贾岛、姚合为正统的晚唐体，主要诗人有林逋、潘阆、寇准等。除了白体和晚唐体，另一派就是推崇李商隐的西昆体，代表人物有杨亿、刘筠、钱惟演，西昆体注重采用典故，风格雍容华贵，可是缺乏思想内容，不能反映时代精神。北宋中期，随着第二次古文运动，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开创了宋诗的新局面。他们既扫除了西昆体绮丽浮艳的习风，又确立了宋诗散文化和议论化的标准。随后有王安石、苏轼等人和应。王安石的早期作品注重民生，精于议论，晚年则讲求技巧，诗律精严。苏轼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大大开拓了宋诗境界。北宋后期，主要诗人有苏门四学士和陈师道，他们虽然继承苏轼诗风，但审美方面却趋向分流。其中黄庭坚与陈师道对后来的江西诗派产生了重大影响。

南宋前期，江西诗派形成并壮大，代表人物有陈与义、吕本中等，但墨守成规，创作不足，南渡以后诗风才渐渐改变。南宋中期，诗坛出现“中兴四大家”－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和陆游。其中陆游是南宋最为杰出的诗人，他取材广泛，诗风悲壮，意境宏大，不拘一格。江西诗派逐步淡出了诗坛后，出现了反对江西诗派、取经晚唐的永嘉四灵与江湖诗派。永嘉四灵专攻五律，取材狭窄，雕琢琐碎。江湖诗派格局较四灵更为开阔，题材也更为广泛，整体风格偏重细巧，未脱晚唐旧习。

白体诗

白体诗是指宋初的一批诗人模仿白居易所作的诗。宋初朝廷善待文人，提倡酬唱，促使馆阁唱酬成风，并且汇编许多唱酬诗集，如《二李唱和集》、《禁林宴会集》、《翰林酬唱集》等等。这些诗人模仿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等人互相唱和的近体诗，集中描写闲适生活，言词浅白，手法清雅，显然与五代诗风一脉相承。[5]

当初王禹偁也被宋人当作白体诗人。可是，他的诗风与李昉、徐铉的风格有异。虽然他自小学习白体诗，又多写唱和诗，但他更重视白居易的讽谕诗。当他居住在商州时，他学习了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创作精神，利用自己作品来反映社会现实。充满关心疾苦的诗篇有《畲田词》、《秋霖二首》、《乌啄疮驴歌》等。《感流亡》的“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呱呱三儿泣，惸惸一夫鳏”描写感染疾病的不幸，“襁负且乞丐，冻馁复险艰。惟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间”以对他们深表同情。其中他联想到自己：“我闻斯人语，倚户独长叹：尔为流亡客，我为冗散官。”，来表达自己的同理心，可见有别于无病呻吟之作。[5]

与白居易的创作历程相反，王禹偁早年多写闲适诗，而晚年多写讽谕诗。他自编的《小畜集》就是收录讽谕诗，表现出自省意识，摆脱了白体诗人的群体，慢慢进而学习杜甫风格。总的来说，王禹偁的诗浅白流畅，语言自然，情感含蓄，优雅古朴，别树一帜。[5]

晚唐体

晚唐体本来是指唐末年诗歌体裁，以七绝五律为主。[6]到了宋代则以贾岛、姚合为正统。它的特色主要在苦吟锻炼和造语成就，不用典故，以景咏物，以清深闲雅为高，以清浅纤微为下品。[6]主要诗人有宋初九僧、林逋、潘阆、寇准等。[5]

根据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宋初九僧是指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简长，青城惟凤，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怀古，九名僧人。根据《宋诗纪事》内的《惟凤诗序》，知道这“九僧”各自生活不同地方，没有地域性。他们的作品被编辑成《九僧诗集》，因而得名。传世中的《九僧诗集》继承了反复推敲的苦吟精神，内容多为描写幽静的山林景色和隐逸生活，形式上侧重五律，作品中常有佳句，例如“虫迹穿幽穴，苔痕接断楼”，“磬断危杉月，灯残古塔霜”，“马放降来地，雕盘战后云”，“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西”。[5] 在散文方面，著名代表有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占了六位，包括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他们各有风格，构成了宋朝散文的繁荣景像。其特色在于，内容写实，大部分是论政与论道的作品，当中带有忧患意识；风格平易自然；艺术表现手法，多以古论今，是结合实用与艺术的作品。宋初的作家多擅长骈体，以五代浮艳风格为特色。首先反对浮艳风格的是柳开，他矫正文弊，提倡恢复古文，推崇韩愈和柳宗元的作品，强调结合文统和道统，但他的创作辞涩言苦，缺乏艺术色彩。王禹偁则能够把理论和实践并重，力排浮华艰涩文风，利用文学作品反映民生与时弊。于是他们成为第二次古文运动的先驱。其后西昆体兴起，此派作家皆宗法李商隐的“四六”文，讲求辞采声韵，宏博典雅，浮靡文风再度泛滥。穆修、范仲淹、石介、尹洙等人猛烈抨击西昆体的弊病。直到欧阳修才真正彻底清扫浮靡风气，以精练语言，确立平易轻快的风格。曾巩文简古朴，王安石议论精警，苏洵能策善论，苏辙深醇温粹，苏轼更是贯通古今，挥洒自如，对北宋后期的作家影响深远。南宋散文发扬了北宋传统，胡铨、李纲、陈亮、陆游、辛弃疾等人的作品，强烈地展现现实主义和爱国精神。南宋末年，文天祥、谢翱等人的作品，充满了民族气节。最后以悲壮雄劲的高潮结束了两宋散文的历程。

著名散文作家

①王禹偁

王禹偁为宋代散文理论和新文风奠定了基础。当初他对五代的浮华文风十分不满，主张以韩愈和柳宗元为榜样。他强调古文要“传道明心”。可是他所指的“道”并非柳开所讲的儒家道统之“道”，而是指民生和时弊，而他所谓的“心”只是指自己对政治的见解和内心感受。他还要求文章平易畅达，反对用词艰涩。因此，他的散文平易近人，风格古雅简淡，自然明快，艺术性较高，而且处处反映现实和社会，鲜明地体现儒学和注重教化的思想，既能直陈时弊，发表政见，又表达坎坷命途，内容非常充实，紧紧地结合了古文与时政。他禀承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无论从理论与实践都为第二次古文运动做了榜样。王禹偁的著名作品有《待漏院记》，当中以生动语言描写有贤德的、奸恶的、没才干的宰相在上朝前的心态，既有赞扬又有指责，有义正严词，却又带点讽刺，手法非常突出。在《唐河店妪传》，王禹偁写边境老妇以自己的机智扑杀外敌，后来议论边防政务，制定策略，切中时弊。在《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中，结合骈文散文，既保留古文的流畅，骈体的对称，铿锵的音调，更描写出贬谪生涯的感慨。[8]可见，王禹偁独树一帜，为后来的诗文改革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②范仲淹

范仲淹曾大力推动“庆历新政”和诗文革新运动。他以政治改革的立场上反对西昆体，要求文章内容要反映实际利于教化，情感要激昂，语言要浅白。他的政论文透彻精辟，逻辑严谨，而其他作品都能寄景言情，结合叙事议论，风格清新。著名作品有《范文正公文集》、《岳阳楼记》、《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 话本是表演说话艺人的讲稿。 说话源自隋唐时讲历史故事与变文的通俗文学。话本里有话、诗、词、评，是用白话写成的小说或者“市人小说” 。由于宋朝工商业繁荣，市民对娱乐的需求增加，造就了大量的听众，促使说话流行。根据周密的《武林旧事》，宋代话本可分为下列四家，说小说的有52人，讲历史的有23人，说经的有17人，说合生的只1人。四家之中，以小说及讲历史的最为普遍。小说又叫银字儿，内容以灵怪、传奇、公案为主。讲史的只说不唱，只讲述一些历史故事。说经是由唐朝俗讲演变而来，内容以宗教故事为主。 话本以诗词作为故事的引子与总结，中间用韵文加以渲染，在引人入胜的地方分回断开，奠定了元明清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的基本模式。譬如《大宋宣和遗事》就是后来《水浒传》的蓝本 ，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西游记》提供了创作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