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印刷通用字规范字形表》是2022年5月1日实施的一项中国国家标准。

这个《说明》中说得很清楚了，所谓“繁体字”是一种模糊的、不规范、不准确的说法，准确说法是“（专业）古籍印刷汉字系统”。

“古籍印刷通用字系统”与印刷现代汉语文本的“通用规范汉字系统”，是汉字不同的应用系统。有人称之为“繁体字系统”，这个名称容易引起一定的误解。国务院发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中所附的“规范字和繁体字异体字对照表”确立了简繁字的对应关系。

但只有在字形上与“简化字”对应的“未简化字”才能称为“繁体字”，没有对应“简化字”的汉字都是直接传承而来，不能称作“繁体字”有人主张用“传承字系统”。

这个称谓也会引起质疑：“简化字难道不是传承下来的吗？”现在称作“（专业）古籍印刷汉字系统”，从特殊运用的角度来区分两种系统，业界和大众都比较容易接受。

总结如下：

个人认为，这个《古籍印刷通用字规范字形表》就相当于业内所说的“正字表”，期待已久，希望不要出现太多违反常识的“正字”。另外，各大输入法（尤其是搜狗输入法）、字体厂商需要同步跟进，将这些规范字形作为首选项，要不然打字很麻烦。

本人是一名汉语言文学的学生，我们会有四个学期的古代文学课，而且课本都是用繁体写的。我们的老师曾经对我们讲过，她说我们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都不学习繁体字的话，那我们的文化又将留给谁传承？以前的学生都是用简体字的课本，后来改用繁体字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学习我国的文化。

因此，我觉得道理是一样的，保留繁体字版本，更是对古文化的一种敬重。就如现在一些热爱传统文化的人，写字时写的也是繁体，是因为他们发自内心深处的热爱古文化。其次，一些繁体字是无法用简体字来代替的。这个我也深有体会，在学习的时候，遇到一些不认识的繁体字，也会去查找它的简体，结果发现是找不到的，古籍里会有很多的冷僻字，因而还是沿用原来的字形。因此，简体版也并非全是简体字。

不是现代的技术不支持印刷简体版，而是多种版本都有。但在编译成简体版的过程中，很容易会加入个人的观点，不同的权威人士也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理解与观点，因此简体版的比较少。最主要的是简体版本中，会有一部分形同而意义不同的字，很容易用错，会造成误解或歧义，用繁体字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第二种：在宋代出现，这是因为之前书籍和古画修复不分家，但是到了宋代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古籍修复也蓬勃发展，逐渐独自发展。成为单独的技艺。第三种：认为春秋战国时期，考古发掘发现有很多绢帛上有修改、挖补的痕迹。部分学者认为此时为古籍修复的萌芽。第四种：认为夏商周时期，这个是因为考古发掘，有很多龟甲兽骨上有1、2、3等刻画符号。在册页研究的学术界，龟甲上的刻画符号在当时应该是用绳子、皮革串连在一起，作为页数标注所以刻画。串联便形成早起册页。册页出现之时，就是古籍修复成立之时。

古籍修复流派

古籍修复流派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多。到民国时期还存在的有如下几派。沪派、苏派、扬派、京派、蜀派、徽派、岭南派、鲁派、津派。所存在的派别和书画装裱的派别大体一致。解放后随着古籍修复艺人的岁数逐渐增长，后续无人或者技艺人相继另寻它路。沪派、蜀派、徽派、岭南、鲁派、津派，大部分在1970年左右消失，津派是消失最晚的，津派古籍修复的老艺人陆玉枢所传最后一名弟子与2004年左右停止修复，为津派最后一个名古籍修复艺人现为竹影法师。

古籍修复过程

古籍修复因为时代和流派不同修复过程也不同。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几种。

1：收到修复的书籍：这个过程是修复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一般这个环节修复师傅要检查送来的古书的破损程度、珍惜程度。和书籍的持有者商讨价格、修复要求、修复时间。因为修复古籍需要把珍藏的书相当长时间放在修复师傅手里，所以一般修复师傅只为熟人或者熟人介绍的朋友修复。从古至今修复师傅和古书持有者之间主要是口头约定为准，无凭证票据的存在，所以收到古书和客户商议领悟客户修复的要求、心情、心境、品味等成为最重要的环节。

2：对书籍资料记录：1970年之前的修复都是把每页文字都要抄录下来以便修复时方便检查和配页。津派在2000年时把照相技术引入修复，将古籍做影像资料储存。比过去更加科学，但是因为涉及古籍版权问题，自竹影法师停止修复后，影像资料的储存在修复中被取消。只有博物馆工作的部分修复师傅继续沿用古籍修复中的，影像保存环节。

3：拟定修复方法：古书的各种破损、污渍等被修复艺人叫做书病。古书艺人视书为孩子，所以修复如看病。古书修复也有望闻问切。望：指的是检查破损、污渍、纸张、绢帛等材质的的现有情况。闻：指的是通过气味判定，纸张的矾化程度、有无霉烂。问：指的是要询问书籍来历，如果书籍现在的持有者是长期居住南方则选用白芨作为浆糊，如果长期居住北方则选用面糊作为浆糊。客户不同的居住地域也决定了修复方法和修复材料。而且要向书籍的持有者询问书籍的年代、版本、曾经印刷地域，这点很重要，因为修复师傅对于古籍断代能力不高，所以询问下书籍持有者详细内容很必要。对于修复甚至是决定成败的。切：指的是修复师傅抚摸和检查书籍材质的保存状况。纸张的薄厚、是不是曾经有修复。

4：因为册页形制不同从第四部开始不一样。线装册页的第四步是拆线

5：拆纸钉

6：拆包角

7：清洗书页，师傅们根据各自流派配置专门的洗书水。

8：处理虫眼或者根据书病的情况托表或者点镶。

9：装订

10：制作书函

11：送交藏书者完成修复任务

嬅不简化是为了保留它原有的意义。嬅，汉字，读作huà，意思是女子容貌美丽，古女子人名用字。简化字，是针对常用汉字的简化，而嬅、膭这样的常用字以外的汉字，一简、二简都没有打算简化他们。我们现在使用的简化字，就是一简字，其实是个不尽完善的简化方案。

自从1986年后我们国家对简化字持一种稳健态度，不再大规模进行简化。

目前的一简方案只简化常用字，非常用字不简化，也不进行类推简化。在之前有些出版单位对未列入简化字表的字进行类推简化，如将嬅简化成女华，将檥简化成木义，但随着电子方案处理的发展，这种造字方法越来越少。

简化的概念自古就有，随着时代的发展，简化过的字就保留下来了，就是我们今天常用的字。现在人们所说的简化字，是指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推行的简化字。古籍中有的繁体字没有简化，主要是为了保持古籍的原有特色，方便读者理解原文本意。因为有些字简化之后失去了原来结构，无法理解其本意，不利于文言文学习。

简化字有利弊，简化字书写方便，繁体字书写不易。在国内基本上使用简化字，但在国外以及国外的华人大多没有使用简化字，如果，不认识繁体字在他们面前就相当于文盲，既要认得简化字又要认得繁体字。

　　演进形式以及优缺点：

　　卷轴装

　　在纸张发明之前，书用简帛制成。竹简缀连在一起，成为一卷。称为简策装。

　　纸张发明后，仍然延续了简帛的风格。最早出现的装帧形式是“卷轴装”。这种装帧大家一定不会陌生，现在的书法和绘画有时候也使用这种装帧方法。卷轴装的内容含量小，所以不见于后来的一般书籍，而它装帧精美，更多用于内容少又追求精致的书法、绘画、抄经，等等。

　　至今，书籍的章节单位“卷”仍受装帧卷轴装影响。

　　经折装

　　对于僧侣来讲，正襟危坐念经时翻阅卷轴很困难，于是，流行的卷轴装改革，首先从佛教经卷上发生了。唐朝开始，逐渐繁盛。大家看《西游记》中唐僧的通关文牒，就是经折装装帧。

　　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佛教典籍仍然是经折装形制。也许佛教典籍赋予经折装庄重的内涵，大臣给皇帝奏书也采用经折装，故称奏折。

　　梵夹装

　　梵夹装最早是将经书写在贝多罗叶上，然后码好，用两块木板夹住，中间穿孔订成。也有像卷轴装那样连续的页面，比卷轴装携带方便。这是一种从古印度传来的一种对佛教经典的装帧形式，在我国少数民族的典籍中也有用贝叶写经的。

　　后来经过唐代的改造，将贝叶改换为仿贝叶纸张，形成纸书梵夹装。再到后来，梵夹装有了进一步变化。国家图书馆藏有五代时期用回鹘文字书写的梵夹装《玄奘传》，没有穿绳的圆孔，但两端各画有一个红圈，这显然是钻孔的位置，钻孔成了一种象征意义。

　　后来的蒙文大藏经以及清宫所藏泥金书写的佛经，都是长条仿贝叶纸片，上下装有厚重木夹，都决无钻孔，采用黄绫绕捆。成了变了态的梵夹装。

　　旋风装

　　唐代是诗歌的黄金发展时期，诗人写诗需要经常参看韵书。传统流行装帧形式——卷轴装书籍，由于其特性只能单面书写，不能方便查阅韵部。于是一种卷轴外表，以粗长厚纸做底，书叶片片粘裱于底纸右端，如龙鳞般排列，这种装帧形式叫“旋风装”。这样的装帧保留了卷轴装的外壳，又解决了翻检不方便的矛盾。

　　写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 故宫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是现存中国古代书籍旋风装的唯一例证，弥足珍贵。

　　蝴蝶装

　　五代时期，政府开始允许并主持雕版印《九经》。至于宋，雕版印书事业空前发展。卷轴装帧的书可以不分段落的连写下去，雕版印书就不行了。这就需要将一书刊刻成若干版，一版一版印刷，印出来的是以版为单位的书叶。于是就有了蝴蝶装这种装帧形式的诞生。 古代的印刷技术不像现在那么发达可以双面印刷，而是采取单面的印刷。无论是雕版印刷还是活字印刷，都需要做一个书版，将每张印好的书叶，以版心为中缝线，以印字的一面为准，上下两个半版面字对字地折齐。集数页为一叠，折边居右戳齐为书脊，再在书脊处用浆糊彼此粘连。这样的形式很像现代的平装书，打开时版心像蝴蝶展翅。

　　蝴蝶装书籍一版一页，版心集于书脊，即使磨损也伤不到文字，同时也没有穿线针眼和纸捻订孔，散了重装也不至于损坏，这些优点使它在宋元两代流传了将近400年。 包背装 蝴蝶装优点很多，但书页粘连两个文字区域的版面，容易造成两个半页文字彼此吸连。包背装从蝴蝶装发展，跟蝴蝶装不同，包背装的书口向外，书本的装订用浆糊黏贴，书背连在一起，跟现在的书一样。

　　线装

　　想到古籍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这个。线装由包背装发展而来，不同于包背装，线装是用线装订的，而且把包背改为露背。

　　线装书的折法跟包背装一样，但跟蝴蝶装、包背装的不同就是，它的装订不用浆糊，而是用线。将书页码齐之后，再加上封面和封底（两页，而包背装和蝴蝶装是一页）在边上订四个孔，然后用线穿起来。古籍的装帧形式大抵就是这样。正是因为有这些古籍，才成就我们中华民族不断代的文化传承。

不是，是汉字规范化的要求。

汉字的规范化包括四定：定量（确定规范汉字的数量）、定形（确定汉字的规范写法）、定音（规范读音）和定序（汉字的排列顺序）。

一般情况下应使用规范的简化汉字。对于学术研究、书法等领域，可以使用繁体字、异体字，但字形要使用规范字形。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广的简化字。

文字简化不是偶然的选择

和其他年长的知识分子一样，韩敬体亲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简体字“曲折上升”的过程。回顾那段历史，韩敬体认为，文字简化运动并不是偶然的选择。

“简化，伴随着汉字的整个发展过程。”韩敬体说，“汉字从甲骨文开始，到经文，到隶书……其中就不断发生着简化。五四运动之后，著名学者陆费逵、钱玄同等提倡简体字以来，围绕汉字简化进行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

新中国成立前，南京国民政府也曾公布过《第一批简体字表》（后被废除），此间以鲁迅和瞿秋白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还提出了汉字拉丁化的主张。”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初期推行简化字运动也有着相当必要且现实的意义。“之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推行简化字运动，跟国情也有一定关系。”韩敬体研究员说，“旧中国教育极其落后，新中国成立后的初步统计显示，在全国范围内，四分之三以上者是文盲。

在普及文化的过程中，广大群众更渴望使用笔画少、字数少的简体字，毕竟繁体字书写、辨认极不方便。”

扩展资料：

繁体字有“三难”

“繁体字由于笔画太多，字数太多，被人们视为‘三难’：难认、难记、难写。1956年文字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减少字数、减少笔画。”韩敬体说。

汉字数量之多，给学习带来了难度。据介绍，有二三百年历史的《康熙字典》中收录了4735个字。“其实，常用字尚不及其中的十分之一，重复、无用的字居多，平常用字三四千字就足够了。后来在汉字简化过程中，常用字定为3500个左右。除此之外，繁体字笔画太多，最高可达30多画，令很多人望洋兴叹”。 

简化是文字发展总的趋势

“文字简化是一个总的趋势，文字由繁到简是个普遍规律。”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冯志伟对记者说。

据介绍，自文字产生之日起，简化就一直存在。除汉语外，国外许多文字也经历过由繁到简的变迁。“德国早先使用花体字，从艺术上看很不错，但是由于书写困难，就逐渐演变成跟英文形式接近的文字。日本以前学写中国字，后来简化成了汉字和字符的组合”。

人民网——文化>>媒体评弹>>简体字打败了繁体字？

1．伪改书名、著者以充罕见之书

过去的藏书家选择善本书时，罕见之书是一条重要的标准。书贾利用藏书家以稀为贵、奇货可居的心理就剜改书名、著者，伪造罕见的书。如杜氏《通典》二百卷，明嘉靖十七年王德溢、吴鹏有刻本。因为唐杜佑撰的《通典》流传较广，倘若以原书真实面貌出现，对藏书家不会有多大吸引力。书贾就将书名剜改为《国史通典》，同时剜去题下杜佑的名衔，加印“南宋礼部尚书锡山郡宝国贤撰”字样，序文也作删改，还在书名和著者剜改的地方钤了“南京翰林院印”和季振宜的藏书印，以掩饰剜改的痕迹，经过这样的剜改，就成了罕见的奇书乐。元刻明修本《晋书》，书贾动手剜改了书名，称为《两晋人物传》，并伪题“无锡王达撰”。这样一改，使人感觉书名既冷，著者亦奇，比大家熟知的二十四史之一的《晋书》更容易吸引某些藏书家的注意，大可收到射利的目的。明徐弘祖《徐霞客游记》是地理方面的名著，书贾为了制造罕见书的假象，把书名改为《游名山记》。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很需要引起警惕，切不可一见假造书名、著作不见各家著录便认为奇货可居，故应谨防受骗上当。

2．增删刻书牌记

古书中的牌记是考证一书的出版人、出版地和出版年代的重要依据。有这块牌子无这块牌子，书的版本价值是很不一样的。书贾抓住这一点，怎么对他有利，他就怎么干。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王国维亲笔题跋的明嘉靖刻本《孔子家语》，刻印精良，书品极好。但书贾硬在书前加了一页刻书牌记，右上角竖行题称“陈眉公先生重订”，中间竖行大字题名《孔子家语》，左下角署“古关杨敬泉梓”。陈眉公即陈继儒，明万历时人。本来是嘉靖时刻的书，却安上了一块万历时的刻书牌记，目的在于借重陈眉公的大名以抬高本书的学术价值，并想利用这块牌子来说明此书版本的完整性和确切性。二者合一，此书便可以身份大增，书贾从中获利。清初刻本《诗人玉屑》，书前原有“处顺堂藏板”的刻书牌记，且有“重刊元本”字样。由于书机时作伪，撤去了这块刻书牌记，竟骗过了墨海楼蔡氏。蔡氏以元刻本收进，察觉上了当，却又反手卖给了别人。这种增换刻书牌记的情况，往往在明清之际所刻的从书中和翻刻本中时常发生。尤其是翻刻本貌似原刻本，作伪方法简单，只需抽去牌记，略加伪饰即成。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牌记虽是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但不能轻信，应该多方考证，审慎鉴定。

3．剜改序跋。

剜改序跋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或撤换序跋冒充古刻旧刻而从中获利，在古书版本造伪中亦属司空见惯的现象。尤其是在配合其他作伪手段时，挖改序跋中紧要之处，更是屡见不鲜。如时彭大翼辑的《山堂肆考》二百二十八卷，明万历二十三年刻本。书贾将书名控改为《书言故事》，同时将题下彭大翼纂著的“纂著”两字剜下，偷梁换柱贴在书贾加印的“锡山陈幼学”名字下面，投藏书家所好。为了证明这部书确系无锡陈幼学纂著，书贾还对《山堂肆考》原书序文进行剜改，在凌儒的序中就有两处被挖改：一是交序文第六页后半页害虫去后，杜撰墨"无锡陈夫子好古士也"二是第七页文字也作了篡改：“集而成编，总之二面四十卷，名曰《书言故事》”，与剜改书名著者相呼应。因此，凡古书中无序有跋，或序跋与的内容自相矛盾时，切不可轻信其中所题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而应当多方考证后，再做决断。

4．染纸造蛀以充古刻旧刊。

明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曾对染纸和伪造蠹鱼虫蛀痕以作伪有精细的描写和精彩的议论：近日作假宋版书者，神妙莫测。将新刻摹宋版书，特抄微黄厚实竹纸，或用川中茧纸，或用糊褙方帘绵纸，或用孩儿白虎纸，简卷用棰细细敲过，名之曰刮，又墨浸去臭味印成。破碎重补。或改刻开卷一二序文年号，或贴过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将宋人姓氏扣真两头角处。或用沙面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灯火燎去纸毛，仍用草烟薰黄，俨然古人伤残旧迹。或置蛀米柜中，令虫蚀作透漏蛀孔。或以铁线烧红，锤书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转折，种种与新不同。用红色装衬绫锦套壳，入手重实，光赋可观，初非今书仿佛，以惑售者。或札伙囤，令人先声指为故家某姓所遗。百计数人，莫可窥测，收藏家当具真眼辨证。

以上说明，染纸以充旧刻，这种作伪手法早在明代就已经有人采用。同时明代还有书坊染仿旧纸，然后印行古书的，关于这一点，商濂还没有谈到。而近代书贾则是利用清时的影寮刻本进行染色，以充旧刻。

5．版本杂拼。

用几种不同版本杂拼成一部书，是书贾出售残本的一种作伪手段。一般以一种较好的残本作为基础，残缺卷用其他版本或其他书拼配，再进行加工，掩饰杂拼的痕迹，以完整的原刻本的面貌出现。有一部《史记》，一百三十卷，明嘉靖四年汪谅刻本。残存一百十卷，其中卷缺四十八对五十五、八十二至八十七、一百十二至一百十七。书贾为了将这部《史记》配成足本，从明喜靖四至六年王延哲刻本凑齐二十卷配予汪谅刻本。这样就成了一部完整的汪谅刻本的《史记》。为将这部明嘉四年汪谅根据宋绍兴刻本翻刻的书充宋本，书贾剜去目录后“明嘉靖四年乙酉，金合汪谅氏刊行”两行刻书年款，同时剜去题下校题者姓氏，把纸染成暗**，给人以古得古色的感觉。还在序和目录前后伪钤敢“季振宜印”、“钱谦益印”、“牧斋藏书”等名家藏书印。因王延哲刻本也是翻宋刻本，书贾同时染了纸，初看似宋椠，如果不找书影对比，很容易上当。无锡市图书馆藏的《唐诗品汇拾遗》十卷，书贾竟用了三种明刻本拼凑而成。卷一至卷五是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单鱼尾，卷端题《唐诗品汇拾遗》；卷六、卷七、卷十是半页十行，每行二十字，白口，双鱼尾，卷端、书口均题《唐诗拾遗》；卷八、卷九则是明俞宪辑的《删正唐诗拾遗》的残卷，但版刻年代、版刻者不同，而后一种是另一著作辑本，书贾硬把这三种书凑合在一起，在书前加了一篇明成化十二年陈炜撰的字，就把这部残本伪造成明成化间刻的《唐诗品汇拾遗》了。

6．割改目录、卷数。

目录是全书的纲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古书的章节体例，可以借以了解古书由于刊刻者、刊刻时间不同，目录卷数会产生差异。书贾常常利用这个特点，删割目录，剜改卷数，以残本充全书。书贾除剜瞩目录、纂改卷次外，还有伪加目录一法。此法常见于丛书零种扫作伪；即将几种丛书零种合在一起，加上一个目录，另成一书。如元陶宗仪编的《说郛》，清顺治三年两浙督学周南刻本，存五面六十种。书贾将这些书合起来伪题书名《儒林学海》，明无锡万镗辑，还在书前杜撰了和篇尤镗自序。尽管存书多达五面多种，书贾还是不厌其烦地伪加了目录，同时还钤了清名家阮元的藏书印“文选楼”，将若干丛书零种改头换面，冒充一部完整的稀见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