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工人司全福花了九年时间研究土木工程史，写了一本书十五世纪震惊世界的战争---土木之变。

土木工程研究的变化

怀来县穆图镇穆图村有这样一位老人。退休后，他花了九年时间研究土木工程变迁史，写了一本书十五世纪震惊世界的战争---土木之变。

他叫司全福，65岁，以前在铁路部门工作。1973年，司全福接到调令，到土木工程站工作。很久以后，他在穆图村定居，并在那里结婚生子。来到穆图村后，他听说明朝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内乱。明朝第六任皇帝被蒙古人俘虏，但他没有我不知道事件的细节。

因为工作的原因，有一段时间他不得不每天坐火车。在火车上，在与乘客的交谈中，对方得知他住在穆图村，并询问了土木工程的变化。正如他没有不知道这段历史，他无言以对。还有一次，一位美籍华人问他吐蕃的钟弦寺，但他对此知之甚少。对方给他讲了土木工程变化的故事。我在这里工作，也住在这里，但我不我甚至不知道这里发生过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我感到非常尴尬和惭愧。斯夫说。

剩下的81%

因为这个原因，他读了许多关于明朝历史的书。退休后，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决定深入了解怀来丰富的历史，尤其是土木工程的变化。

土木堡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土木堡遗址钟弦寺至今犹存。他经常联系一些参观土木堡钟弦寺的学者和游客。在这些人的影响下，他开始多方寻找资料，仔细研究土木工程的变化，这成了他业余时间的全部。

好在现代通讯发达，几乎足不出户就能听专家学者的指导。你可以一个小时赶到北京，坐在国家档案馆检索海量历史记录。

从2007年开始，司全福阅读了太祖高皇帝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大明仁宗昭皇帝实录、大明宣宗皇帝实录等史书，其中0755-7900361卷阅读了多次。其他历史书籍如英宗睿皇帝实录、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宣府镇志、宣化府志、正统北狩事迹等历史书刊也是他看的。

编译否泰录

土木堡虽是一个小镇，却因其民间变迁而闻名于明代历史，这一点已深深镌刻在中华世纪坛262米的青铜甬道上。中国土木工程的变化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无疑是一部重大的历史变革，是一部民族融合的阵痛，也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灾难史。

在斯全福在s看来，最初对土木工程变化的研究可能只是一时兴起。当他步入史书收藏时，有关土木工程变化的文献多如繁星，古籍卷帙浩繁。一个退休工人怎么敢在明史研究领域耍花招？因此，他多次想忘掉这件事。但他觉得，当他在穆图村定居并取得成功后，应该为穆图村留下点什么。

斯福花了更多的时间从网上查找明朝的历史书籍。以前的书都是竖版或者繁体字排列的，要不停的读是非常困难的。为了更多地了解史实，他花钱买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经典于谦和土木镇志。

大英博物馆举办了正统北狩事迹展览。展览前，展览组织者来到穆图村收集风。司全福向展览组织者提供了一张穆图堡的老照片，非常珍贵。大英博物馆在出版画册时使用了这张照片。画册出版后，送了一本给司全福，他珍藏了这本画册。

2009年，司全福协助穆图镇编制否泰录。在整个编纂过程中，他受益匪浅，收集了很多资料。编明朝改变中国的50年为我编土木镇志这本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斯夫认为。

在编纂土木镇志时，司全福写了许多文章，包括王镇、杨红父子等。这些文章都很单一，内容重复，内容越来越多。2013年，他有了写书的想法，并将自己的书命名为十五世纪震惊世界的战争土木之变。

搜索和收集风

看到铭刻在明代民变旧址上的高大牌坊，想到当年军队的行军场景，司全福他的心中充满了敬畏。他到土木堡的田间地头、山岗上考察古迹遗迹，走访村庄里的长者，寻找老人，收集了许多第一手资料。

除了访村，2013年春天，他还去了北京西郊的景泰陵采风。景泰陵的荒凉给司全福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个冬天，他还来到了北京东城区芦米仓胡同的智化寺。智化寺曾是王镇家庙。智化寺的杨志国加工处给司全福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寺庙里英宗的皇家礼物王镇的纪念碑用塑料包裹着。杨志国打开包裹，让司全福见证整个纪念碑，并提供了土木镇志份材料。

66名文武官员在内战中丧生，包括户部尚书王佐、戴庆祖、太常邵青、工程师包惠等英雄后代，他们为他提供了珍贵的家谱和文献，以便司全福进行更详细的研究。英雄的后代崇拜钟弦庙。其中，包惠后裔、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首席专家包世兴在钟弦庙立了祖师碑，并与司全福一起研究钟弦庙的修复方案。

很难写

斯夫水心胡Q传yy熊卡她的妻子是当地的农民。他和妻子养育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当地从事塑钢窗安装工作；我的小儿子在北京工作。大儿子住多了，司全福只好帮大儿子安装塑料门窗。晚上，他蹲在灯下写了一本书。

对于土木工程的变化，资深学者已经做了很多研究成果，有些事情已经决定了。在写一本书的时候，司全福想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把握土木工程的变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打开书十五世纪震惊世界的战争---土木之变，全书10万字，分为以下几章：土木保与土木保，正统之前明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太监王镇，土木基之变，都城之战，英宗北方狩猎沙漠中的、杨父子、朱祁钰和他的两座陵墓、钟弦庙、钟弦庙的碑刻和艺术作品等。

历史学家大多将此归咎于主管民政的宦官王镇，但司全福认为，朝廷大臣之间的派系纷争，以及傅玄派驻昌平的杨红父子避战弃城的行为，应该是导致民政正统灭亡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司全福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斯福的左眼有息肉，两只眼睛有严重的白内障，视力急剧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辛辛苦苦完成了10万字的古刹智华寺这本书的初稿。之后，在CPPCC县的帮助下，该书于2015年12月出版，第一版共印刷发行了1000册。同年12月20日，司全福得到了一本他费尽心血编撰的墨香书卷。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久闻上海图书馆藏有一部忻恕（字汝修，号仰峰）所撰的《近水楼遗稿》 ，但一直不见于目录卡片内，上海图书馆最近整理好了他们所藏的古籍善本目录卡片，日前总算见了庐山真面目，确实是一部珍贵的好书。

这部《近水楼遗稿》 印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仲春三月，与《忻氏宗谱》 一样，这些忻氏文献几乎都是木活字排印，由此也可见宁波一带当时木活字排印书籍还是十分流行的，而在其他地方则尚未摆脱刻版印刷状态，这可能也与宁波已成通商口岸而开风气之先有关呢。

《近水楼遗稿》 前有宣统二年庚戌仁湖竺麐祥题书名，这位竺先生也是位宁波著名人士，与忻家人士关系很好，与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进士忻江明、高振霄是同年会试者，也为不少宁波人士的书题名和作序。

这部《近水楼遗稿》 前有同里后学陆澍咸所撰序，提到忻恕是那位对东钱湖有杰出贡献的忻锦崖的曾大父（即曾祖父）。在书后的王荣商所撰的忻仰峰先生传中也提到了曾孙为忻锦崖。

《近水楼遗稿》 后还附录有忻恕之子忻肇寅之《列阶遗诗》一卷，使我们看到了这父子两人的诗文。

据文献著录，这部《近水楼遗稿》 除了在上海图书馆收藏外，在南京、天津、广州、辽宁四地的图书馆也有收藏。

由于这部书是忻氏诗文中年代仅次于忻文郁《望湖楼诗草》 的个人诗集，因此也在忻氏文献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忻恕所作的《钱湖十景》 诗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东钱湖十景诗，而他所作的《东湖竹枝词》 以诗咏事，为东钱湖史留下了很有价值的民俗风情史料。 在上海图书馆，我还看到了有不少忻氏人士所撰的诗集《耆龄酬唱集》 。这本诗集是忻继述所编，印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也是一个木活字排印本。这位忻继述先生是进士忻江明的族伯叔，号吾过主人。这本诗集本为忻继述六十诞辰时作赋述怀诗四律而起因，忻继述的亲朋好友一百多人送来和诗共四百二十四首，也有不少是忻继述的好友访陶公山的诗作，因此，忻继述之子忻受豫主张编印诗集以纪念此忻族盛事。

在这本《耆龄酬唱集》 中，我看到了忻氏人士中不少人的诗，如忻继述之族叔忻昌宇、忻彬章、忻养生、忻石麟，同怀五弟忻曾述，族弟忻文镳、忻连三、忻毓陶，族侄忻泽霖、忻振铎、忻钦典（忻江明胞兄）、忻江明、忻仰高、忻庚埮，从侄忻震森、忻锡庆、忻祖光、忻壹。由此可见当时忻氏人士中学文之盛，其中一些人士还是编修《忻氏宗谱》的负责人，如忻壹、忻毓陶、忻江明等。

可惜的是这本《耆龄酬唱集》在上海图书馆只藏了一本，而这本诗集还因另有原因而被割去诗篇好几首，连忻继述的赋述怀诗四律也被割去，还有忻继述的族叔忻槐芳的和诗。由于上海图书馆收藏有忻江明的《四明清诗略续编》清样校对稿（为忻焘所校），我曾怀疑割去的诗页是否选入了《四明清诗略续编》，但核对了《四明清诗略续编》后才知不是这样。也许是选进家谱或其他诗选，由于无从查考只能存疑。 忻氏家族中有不少人知道忻江明是董沛的女婿，在《东钱湖志》中也有一些董沛的诗，提及东钱湖、陶公山的轶事，似乎董沛经常往来于宁波城中与陶公山之间。

董沛，字孟如，号觉轩。光绪三年进士，当过江西的上饶知县，在续碑传集和清儒学案小传中有传。他著述甚丰，有《六一山房诗集》十卷、《续集》十卷、《正谊堂文集》二十四卷、《两浙令长考》三卷、《甬上宋元诗略》十六卷、《吴平赘言》八卷、《汝东判语》六卷、《南屏赘语》八卷、《四明清诗略》三十二卷、《续编》八卷、《甲丁乡试同年录》三卷、《明州系年录》七卷、《晦喑斋笔语》六卷等。我在上海图书馆看到了董沛的六一山房紫格抄稿本《两浙令长考》，精抄不比汲古阁毛抄本差。更使我感到意外的是看到了董沛的亲笔批校，领略一代大儒的手泽，十分感慨。

原来看过忻江明的朱卷履历时并未注意董沛和忻江明的翁婿关系，因为当时还未有这种翁婿关系，也没有注意到当时忻江明已称董沛为外舅。不料在一次查阅董沛的朱卷履历时竟发现董沛本是忻氏之后裔，他的本生祖母是国子监生忻德刚之次女，也是国子监生忻昆、忻镇的胞姐，并被例赠安人，钦旌节孝在县志有传。按忻氏“德、自、成、礼、元” 的辈份排行，董沛应与“礼” 字辈同辈，而忻江明谱名元彭，为“元”字辈，按族中所称董沛确为外舅（亦即表舅）。

回过头来再看忻江明的朱卷履历，对董沛的经历有更多的记载∶同治丁卯并补行甲子科举人，光绪丁丑科进士，分发江西即用知县，补授建昌县知县，历署清江、东乡、上饶县事，护理临江府事，历充江西通志协辑官，己卯科江西乡试同考官，奉旨军机处记名候升，钦加知州衔，诰授奉直大夫，驰封朝议大夫同知衔加一级。

由董、忻两家的姻亲关系可见，不在五服之内的亲上加亲关系确实很有意思。而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这种血缘相亲的关系更是地域文化的坚实基础。

忻江明著作中的忻家史料

忻江明先生是忻氏家族中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不但在文章上极高的造诣，在行政管理上也是官声很好，博得了安徽一些民众的赞颂。

我在上海图书馆看到了忻江明先生的三部著作，还有些他在其他人著述前所写的序，了解到了忻氏宗族的一些史料。

忻江明先生为《陶公山忻氏支谱》作过好几篇序，对忻氏起源有一番考证，可以看到他博览群书所下的功夫。而在他的著作《鹤巢文存》中，我还看到了他对旧谱失传后史料芜杂的态度，是十分实事求是的，同时我看到他已注意到了忻都讳舜俞的事，这是在浙江的另一个忻都，是个回族。他还谈起了有一个叫忻熊的人随从钱忠介公起义之事，这都是较少见的忻氏史料。

忻江明先生的《鹤巢文存》还有一些文章是为纪念家族中人而写的，由于他记载详尽，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史料， 如《族兄如意老人七十晋九寿序》《族曾祖母王太孺人传》《先文学府君家传》《先母陈太恭人行述》等，这些史料在族谱中也很少见了。

在他的这些文章里，我们可知∶

如意老人是忻元茂先生，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忻贤伦，一个叫忻贤侨。

王太孺人是忻仰峰先生（即忻恕）之媳，忻惟南之妻。卒于清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十三日，年四十九岁。这位王太孺人即是后来浚疏东钱湖的忻锦崖先生的祖母。

忻江明先生写有《黄泥岙阡表》一文，从中可知黄泥岙是忻氏祖坟之地。有记载的有∶

忻江明先生之曾祖忻凌霄，谱讳自上，清道光八年（1828年）正月初二日卒，年四十一岁。夫人戴氏，守志三十年，于清咸丰八年（1858年）十二月初一日卒，年六十七岁。

忻江明先生之祖父忻常春，谱讳成国，清同治元年（1862年）闰八月二十三日卒，年五十二岁。夫人林氏，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五月初五日卒，年七十八岁。

忻江明先生之父忻继善，谱讳礼约，字简斋，号薛园。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六月十七日卒，年五十二岁。元配夫人史氏，清同治八年（1869年）四月初六日卒，年三十一岁。继室陈氏（忻江明先生之母），卒于民国十年（1921年）六月初四日，年七十五岁。

忻江明先生之叔父忻礼纲，字丙田。清同治八年（1869年）四月初八日卒，年十八岁，未娶，聘陆氏亡女合葬。

另外，在忻江明先生为母亲作的《先母陈太恭人行述》中，我们可知这位陈氏夫人的一生。陈夫人约生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二十三岁（1869年）嫁忻继善，二十六岁（1872年）生忻江明，三十一岁（1877年）生忻江明妹，三十二岁（1878年）自东钱湖迁港陆，三十四岁（1880年）生忻江明弟忻庭镛（又作廷荣），四十二岁（1888年）时忻继善卒，四十四岁（1890年）时婆母林氏卒，六十岁（1906年）时忻江明补授安徽桐城县知县。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年份中只有一个日期与忻江明先生自己的履历表日期不符，那就是忻江明先生的生年，因为据《先母陈太恭人行述》中所说“二十六岁（1872年）生忻江明”，在《四明丛书》的主编者张寿镛先生的序中也说忻江明先生“十七岁而孤” ，与1872年生年也相符，而忻江明先生自己的履历表中却说“生于光绪乙亥（1875年）九月初三” ，年龄要差三岁，不知何因。

另外，忻江明先生自己的履历表中有位“忻钦典，谱名元鑫，字孔昭，是忻江明先生胞兄”。而在《先母陈太恭人行述》中可知，忻钦典为忻继善元配史氏所生。

忻江明先生的《鹤巢文存》中有忻氏家族的一些宝贵史料，这是因为忻江明先生属老二房，目前老二房支谱仅一本残本，谱系失传，只有江五房下一支尚存谱录，所以忻江明先生所言弥足珍贵。

而在忻江明先生的另一部书《四明清诗略》中，亦为忻氏保存了不少文献，使我们现在有条件编一本《忻氏诗文集》。《四明清诗略》是由董沛先生主编，而忻江明先生最后总成。在《四明清诗略》中，有忻氏二十六人的诗，其中有∶忻天锡、忻思荣、忻思忠、忻思敏、忻孝则、忻思行、忻 缮、忻 绅、忻孝本、忻孝扬、忻 琳、忻 棣、忻 鉴、忻文郁、忻 恕、忻梦贤、忻 灏、忻自机、忻自超、忻涵清、忻锡龄、忻肇寅、忻起林、忻宇春、忻祖彝、忻继述等。

在上海图书馆中，我见到了《四明清诗略》的排印校稿，上有忻江明先生的亲笔签校，还有忻江明先生的哲嗣忻焘的亲笔签校。可以说，这部《四明清诗略》正、续四十卷倾注了董、忻三代人的心血。

　　杨姓是当今中国大陆第六大姓，人口众多，分布广泛，在台湾排名第十，

　　杨姓谱牒修撰的历史相当悠久。

　　汉代刘歆在《七略》中提到与他同时的杨雄有《家牒》，而一些古代地方志中摘引的《家牒》片断涉及杨雄身后世。《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提到数十种南朝士族家谱，其中有《杨氏谱》。《隋书经籍志·谱系类》录有：《杨氏血脉谱》2卷，《杨氏家谱状并墓记》1卷，《杨氏支分谱》1卷，《杨氏谱》1卷。此外，古籍中还提到北齐有佚名的《杨愔家传》。以杨姓和王姓等为多，南北朝时的杨姓大族，已有编撰家谱之风。宋至元明时期，私修的杨姓家谱为数不少。元末战乱，杨氏衰落，谱也残缺。明初，分别任司仓、通判的杨氏兄弟罢官家居，商量采撷文献重修家乘，但不久即相继去世。为继承先辈遗志，杨士奇与从兄杨思贻遍访博求，虽为片纸也谨慎过录，积十多年努力，编成《杨氏家乘》。《杨氏家乘》第一部分为族谱，以示尊重本始；第二部分为家谱，以示尊重亲人；以后依次为杨氏人物事实、哀鞔文字、杨氏人物遗文、赠答之作；末附有助于旁考杨氏行事的名贤文字，总共20卷。清代为私修家谱的大发展的时代，雍正皇帝撰写了《圣谕广训》，下令在各地方宣讲，敦促各宗族“修族谱以联疏远”，各级官僚及地方士绅起而应之，各宗族闻风仿效，家谱之盛，遂为空前。民国时期，笃宗族、勤谱事之风未曾稍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修谱之风稍歇，20世纪80年代后，因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推动，许多族姓又兴起续修、重修之风，如重庆万州、湖北荆门等地的杨姓组织了不少修谱委员会或理事会，分别致书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请同乡同姓寄去生平业绩，以便辑人族谱。这时的家谱，传统的功能已相当淡化，联络感情、光大族姓、多途径发展乡里经济，成为新修家谱族谱的主要目的。久离乡里的杨姓成员，则通过参与修谱来寄托慎终迫远的寻根情怀，当然也不排斥衣锦还乡的骄傲之情。家谱修好后，要定期续修，一则续上后出子孙，二则根据家族内部调节和整合族人的需要，适当修改族规。续修家谱，并不单是循例而行，也是调整族内关系的需要。家谱保存族谱印好后，谱版安置在小宗祠内，各版片之间用纸搪隔，以免损伤，外用木箱封装，搁置在高架上，以免受潮。族中如有需要加印族谱的，要经管理小宗祠者问清来历，如果确是嫡派子孙，备办好纸张后即到祠中印刷，不得搬到别处，以防版片散失。各房领出家谱多少本，管理小宗祠者要作登记，注明领取时间及领谱人，以便稽查。各家领回的家谱要用木匣装载，置放在香火之上，或密藏于书房之中，每逢伏天取出晒晾，不能让其稍有蛀烂之迹。凡逢岁时祭祀，各家带上原本，到小宗祠集中验看一次，如发现有鼠啮、油污、墨浸及磨坏字迹等现象，族中长辈，要在祖宗牌位前对持谱人严厉申饬，并当众罚银三两，归人祠内，以充日后修谱之资。拒不从命的，不得参与祭祀。家谱不得誊抄，不能传与外人，更不能出售，如有不肖子孙瞒众觅利，族众共同驱逐他，从此不许人祠。这类规定，在不少杨姓家谱中，都有或详或略的交代。

　　家谱的内容体例根据现存的杨氏家谱来看，主要包括：1．谱序，主要记述族姓的来源，先世德行、宗族的迁徙和本家谱的编修、续修情况。谱序一般由本族名人或请当时的社会名人执笔，详细叙述族姓的起源、发展和迁徙的全过程。以使后代子孙知道祖先源流和他们辗转迁徙的艰辛。2．谱例，也称凡例，说明家谱编修的基本原则，家谱的作用和编修家谱的必要睦。3世家，记述本族的名人事迹。4．诰敕，记录当朝政府对本族人的旌奖文书。5．像赞，收集本族先祖、名人的画像，在其后写上赞语，歌颂其功德。6．世系，这是家谱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自本家族的一世祖以下，每代每人的女名都按辈分写清楚，一看便知自己的继承关系。7．传志，记述先祖名人仕宦的传记，以教育后代子孙。8．家训，对子孙的教育准则。9．祠规，记述本族祭祀的规矩。10．祠堂，记载坟墓、义庄等财产情况。

　　有的杨氏是别的姓氏改的，比如江西省九江县岷山乡中岭村的杨家大屋，以及从杨家大屋迁移出去的子孙，他们虽然户口本、身份证以及村子的名字都是姓“杨”，但他们的祠堂、家谱、墓碑等等全是姓“王”的！像这种王氏杨支的现象很多，他们名义上姓杨，宗族上是姓王的，他们不与杨姓有宗族上的往来，他们的家谱叫“王氏宗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