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简、韦编、青编

古代没有纸时，把字写在竹简上，用皮绳把竹简编缀起来，故称书籍为“青简”“韦编”。“韦”就是用来编扎竹简的皮绳。“青编”即“青丝编”，以青丝编结，用来记事，因而古代记事书籍常以“青编”代称。

芸帙、芸编、芸签

有了纸以后，人们为了防止虫对书的咬噬，常在书里放“芸香”，后人便用“芸帙”“芸编”“芸签”等代称书籍。

缥缃、缃帙、缃缥、缥帙

“缥”是青白色丝织物，“缃”是浅**的丝织物，古人常用这两种丝织物作书籍的封皮、封套，“缥缃”等遂成为古代书籍的代称。

坟典、坟籍

传说古代早期的典籍有“三坟五典”“九丘八索”。“坟典”是“三坟五典”的简称，“三坟五典”“九丘八索”有时用来泛指古代典籍，而“坟典”“坟籍”则常用作古代典籍的代称。

二酉

代指丰富的藏书。“二酉“原系湖南境内的大酉山、小酉山。相传小酉山石穴中藏书千卷，乃是秦人留下之物，后则用以代指丰富的藏书。

学术观点

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

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

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

楚人说河间献王得善书，秦焚书后很难从民间收到好书，这大概是“善本”的原始起源。但这与后来收藏界的善本概念有所以不同。

最早出现善本概念是宋代，是指版刻书籍的精品。 善就是好的意思，“善本”的原始内涵指那些版刻古籍中的校刊好、装帧好，时代久、流传少，具有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书籍。版刻书籍是用木版雕刻文字印刷成书，唐以前没有发明印刷术，用刀笔刻写笔刻在竹简、缣帛、纸和羊皮上。唐发明了模印法后，宋的雕版印刷已经非常发达，书籍发行量大增。印书分官刻和民刻，官刻是由朝廷经办的，质量好。民间作坊质量参差不齐，装帧、脱字、讹字、纸张、字迹等存在种种问题。宋代是版刻鼎盛时期，于是出现了对善本和不善本的研究。

雕版印刷前的简册、帛书、纸抄书，之后的活字印刷书从原始意义上说都不能说是善本。但是现在也有人将泥、木、铜活字印本、几色套印本、绘图本以至用短版、拱花方法的印刷本中的精品也叫善本，这已经被很多人接受。比如雍、乾两朝因大兴文字狱毁禁而幸存下来的非版刻书籍，太平天国印制的书籍，经名人批校、题识和书跋古书，稀少珍贵的手抄本等等。

以上，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本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善本简论

　　一：什么叫善本

　　善本的最初概念是指经过严格校勘，无文字讹误的书本。

　　汉朝人已经说到。『汉书-河间献王传』有云：“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

　　朱弁『曲洧旧闻』说：宋人“穆伯长好学古文，始得韩、柳善本，欲二家集行于世，乃自镂版，鬻于相国寺。”

　　叶梦得『石林燕语』说：“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

　　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校勘，故往往皆有善本。”

　　宋人对善本的看法，可以归纳为一句话：

　　“凡书籍必须精加雠校方为善本，否则便是俗本、劣本。”

　　明清两代学者对善本的界说大致与宋人相同。

　　清-张之洞给善本提出了三条标准，比较合理。

　　张之洞『书目答问-輶轩语-语学篇』：

　　“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误之本也。善本之义有三：

　　一曰足本〔无阙卷、无删削〕，二曰精本〔精校注〕，

　　三曰旧本〔旧刻旧抄〕。”

　　钱塘丁丙对什么是善本也提出了四条标准：

　　一是旧刻；二是精本；三是旧抄；四是旧校。

　　丁丙四例，略足本，而特标旧校于精本，特指明刊，实较张氏所标三义，更为精到。

　　二：善本的衡量、评价标准：“三性”、“九条”。

　　三性：

　　1：历史文物性。

　　所谓历史文物性，当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指古书版印、抄写的时代较早而具有历史文物价值。

　　二是指古书可作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文献实物见证而具有某种纪念意义。

　　2：学术资料性。

　　所谓学术资料性，除了指经过精校细勘，文字上讹误较少和经过前代学人精注精疏的稿本、写本、抄本、印本以外，还应包括古书中那些在学术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或在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某一人物、某一事件的资料方面，有比较集中、比较完善、比较少见的稿本、写本、抄本、印本。

　　3：艺术代表性。

　　所谓艺术代表性，主要指那些能反映我国古代各种印刷技术的发明、发展和成熟水平；或是在装帧上能反映我国古代书籍各种装帧形制的演变；或是用纸特异，印刷精良，能反映我国古代造纸工艺的进步和印刷技术水平的古书。

　　九条：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包括残本与散叶〕

　　2：明代刻、抄写的图书。〔包括具有特殊价值的残本与散叶〕 但版印模糊，流传较多者不收。

　　3：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印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以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

　　8：在印刷术上能反映古代印刷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精校版画、插画的刻本。

　　9：印谱明代的全收，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有特色的亲笔题记的收，一般不收。

　　最早出现善本概念是宋代，是指版刻书籍的精品。 善就是好的意思，“善本”的原始内涵指那些版刻古籍中的校刊好、装帧好，时代久、流传少，具有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书籍。版刻书籍是用木版雕刻文字印刷成书，唐以前没有发明印刷术，用刀笔刻写笔刻在竹简、缣帛、纸和羊皮上。唐发明了模印法后，宋的雕版印刷已经非常发达，书籍发行量大增。印书分官刻和民刻，官刻是由朝廷经办的，质量好。民间作坊质量参差不齐，装帧、脱字、讹字、纸张、字迹等存在种种问题。宋代是版刻鼎盛时期，于是出现了对善本和不善本的研究。

　　不同版本书籍收录文献多寡、校勘精劣程度各不相同，就有了足本和残本、精本和劣本的差别；书籍版本出现早晚、珍稀程度不同，就有了古本和今本、孤本和复本的差别。善本的内涵也比原来更扩大了，以后许多学者对善本的概念不断总结归纳，最后形成了现在通用的善本“三性”、“九条”说。

　　善本的“三性”指书籍应具备较高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善本的“九条”主要包括：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明代刻、抄写的图书；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印的图书；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以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在印刷术上能反映古代印刷术发展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精校版画、插画的刻本；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有特色的亲笔题记等。善本的时代下限，现在一般确定在清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

　　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比埃及和西南亚更早一些。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

　　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

　　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 "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

《四部文明》于2007年12月16日首发。

《四部文明》共计二百册，收录古籍原著一千五百六十种，一万八千二百余卷，总计一亿四千余万字。其中《商周文明卷》三十册，《秦汉文明卷》四十册，《魏晋南北朝文明卷》三十册，《隋唐文明卷》一百册。

《四部文明》首次披露了国内外收藏的大量文献珍善本古籍，其中收录了唐写本4种，宋本101种（宋刻本68种，影翻宋本33种），元本19种（元刻本18种，影元本1种），明本121种（明刻本118种，明抄本3种），清刻本311种，经藏本7种，日本古刻本12种，旧抄本3种等一大批珍贵古籍。尤以宋本《隋书》八十五卷、稿本《唐诗》七百十七卷、宋本《杜诗补注》三十六卷、清抄本《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清抄本《唐会要》阙卷四卷等一批珍贵古籍。

《四部文明》是针对《四库全书》编纂中，为维护满清统治，对中国古籍大规模的删灭和篡改而造成的遗憾而编，本着“择善存真”、“拨乱反正”的旨归（钱伟长语），力图还历史本来面目。在编纂中，以“罕见”与“实用”并举，每册均排比多种版本，比较异同，选定最善之本；在文献价值上，首次披露了国内外收藏的大量珍善本古籍，其中不少为学术界久慕其名而无由一睹的传世孤本，有极高的版本收藏价值。

版本学·三

清末民国初年，随着西方科学思想的传入，近代图书馆在各地相继建立，古籍也成为馆藏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模式的图书馆应从1903年建浙江图书馆开始，其后陆续建立起江南图书馆、京师图书馆等，这些馆最早的基本藏书就是古籍。其中有些馆就是以收藏古籍著称的。如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以北京图书馆为例，其前身是初建于1910年的京师图书馆，它承继了清代内阁大库的藏书，珍善本颇富，既有宋元旧本，又有敦煌古写本。后补进了国子监南学藏书，并经南北访求，得南陵徐氏积学斋、归安姚氏咫进斋藏书，馆藏古籍日益丰富。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起，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徐森玉、赵万里等先后主持善本部工作，为搜求古籍，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建立起善本甲库、乙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善本入藏更加丰富，最早一批就是 “赵城金藏”。建国之初，政务院 (即国务院) 公布了保护文物和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办法，并付诸实施。同时，文化部文物局对各地图书文物的调查、保护和收集工作也逐步进行。这一工作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各地收藏家纷起向文物局和各级人民 捐献珍贵的图书、文物，北京图书馆入藏古籍数量激增，质量优异，如周叔弢捐赠全部珍藏善本，凡七百余种，傅忠谟、翁之熹、潘氏宝礼堂、瞿氏铁琴铜剑楼、张约园、邢之襄、刘少山、赵元方等捐赠的均为一生精力所聚的宋元精本、名刊名抄。正是有了这些珍善本，才使北京图书馆与 “国家图书馆”这一称谓名实相符。

中国古籍特指1911年以前产生的图书。清王朝的结束，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完结，作为那个时代产物的中国古籍，就只有再发现，而不会再产生。从这些古籍由藏书楼转入图书馆起，图书馆古籍工作也就逐渐开展起来，其内容主要是对古籍进行鉴定、著录、分类、典藏并提供阅览，这其中就包括了版本目录学的内容。为了揭示馆藏，编出本馆的古籍书目或善本书目就成为当务之急。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即“文革”爆发前)，陆续出现了反映各馆收藏的善本书目和古籍书目，代表了当时版本学的研究水平。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时期著录古籍，在著录项目、内容、次序、格式甚至用语等都有规定，但其成果，即版本目录，则大多数只是形式划一，质量则参差不齐。于版本目录功力深厚者，该馆的目录质量就高些，如《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又称“善本甲目”)、《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等，反之，则多有未当之处。究其原因，可以概括为：对前人版本目录缺乏检验却仍沿用前人的经验、各家各馆之间缺乏交流、版本实践过程中缺乏总结等。

除各馆书目外，还有一些颇有价值的版本目录出版：

(1)《贩书偶记》、《贩书偶记续编》。作者孙殿起在北京设通学斋书店，经营古籍贩卖事业历数十年之久，他将目睹手经的书册逐一进行详细记录。由于所录基本上是清代以来的著作，其作用相当于《四库全书总目》的续编。目中所录，一般地包括书名、卷数、作者的姓名、籍贯、刻版的年代等项目，如果卷数和版刻有异同，作者姓氏需要考订以及书籍内容有待说明的也偶有备注。

(2)《中国丛书综录》。1959年，上海图书馆将全国四十一个大型图书馆所藏古籍丛书编成《中国丛书综录》出版。这部《综录》吸收了旧时代各种汇刻书目和丛书目录的长处并有所发展。全书共分成三巨册：第一册为反映丛书书名的《总目分类目录》，收丛书计2797种，以其所订分类表分类。每项下列丛书名 (包括异名)、编纂者时代和姓氏、版本、子目书名及著者时代和姓氏、版本。末附《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第二册为丛书的 《子目分类目录》。第三册为丛书的《子目书名索引》和《子目著者索引》。有了这部《综录》，旧时代各种丛书目录基本上可以置之不顾了。

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版本学家有张元济、傅增湘、赵万里、王重民等。

张元济(1868—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刑部主事，后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并积极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受到 “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从1903年起，他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直到逝世。他认为整理文献，非有丰富的善本书不可，便十分重视图书馆的建设，积极搜购善本书，并构筑了东方图书馆，又别辟专室，以珍藏宋元明旧刊和抄校本，名为涵芬楼。截至1932年九一八事变前夕，东方图书馆藏书已达五十余万册，藏书之富居全国之冠。他在拥有这样丰富图书的环境中，开始了整理文献的工作，从1916年影印《涵芬楼秘籍》开始，连续辑印了《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道藏》、《续道藏》、《道藏举要》、《学津讨原》、选《影宛委别藏》、《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宋元明善本丛书》、《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等大部头图书。除《学津讨原》据清张氏刻本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据文渊阁影印外，其余诸种版本，都是由他亲自别择、校定、整理付印的。凡经张氏校勘过的古籍，一般都有题跋，从书的内容、篇卷、版式、行款、刻工、讳字、前后序跋、文字异同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简要的考证和比较。

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藏园老人等，四川江安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选庶吉士。五四运动后，专心从事收藏图书和校勘图书的工作，所著主要有《双鉴楼善本书目》、《宋代蜀文集要》、《藏园群书经眼录》、《清代典试考略》等。他每得一书，就撰写题跋一篇，每见一善本，也写一书录，辨版本之异同，校字句之讹误，穷搜宋代刻工姓名、避讳等资料，以资鉴别版本之佐证。《藏园群书经眼录》十九卷，著录了他三十多年访书、购书、读书过程中所见各公私藏书之精品，共收录善本四千五百余种。由于这部版本目录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也就成为检验当时版本学水平的主要著作。

赵万里(1905—1980)，字斐云，浙江海宁人，早年肄业于南京东南大学中文系，1925年任教于清华大学，担任国学研究所王国维先生的助教，并进行诗词、戏曲和版本目录学的研究工作。1928年至1948年，历任北平图书馆善本考订组组长、中文采访委员会委员、采访组组长、善本部主任等职。建国后，在北京图书馆任研究员、善本特藏部主任。他在江、浙、闽、粤等地收集了不少宋元旧本和明清罕见善本。由于他见多识广、功力深厚，于版本目录有很高的造诣，他编辑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和《中国版刻图录》，出版后得到了中外学者的极大重视和高度评价。

王重民(1903—1975)，字有三，河北高阳人，自192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后，即任职于京师图书馆，专攻目录学。1934年由北平图书馆派往法国国家图书馆作交换馆员，后来又转往美国国会图书馆整理该馆所藏中文善本图书。1947年回国后，任北京图书馆研究部主任，兼在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曾短期代理北京图书馆馆长职务，1957年起，一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任教。他的目录学研究成就斐然，《中国善本书提要》则体现了其版本目录的造诣。1939年至1949年，他先后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宋、元、明刻本及校抄本撰写提要，总计四千四百余篇(包括补遗)，汇成此书。书中所录，凡《四库全书总目》已有提要者即不再编写，惟于所缺略者补充之、错误者釐正之，更侧重于著录图书版刻或文字增删的学术价值，详录每书行格、版心尺寸、卷端题名、刻工名氏、序跋简目等，更便于检核。其着力处在考订著者爵里生平、编刊始末及与它本编次的同异，就事论事，信笔为录。介绍特定藏书版本状况，固属功力之作，用于同书版本检索，却嫌特征揭示不足。

相对于大量的版本目录来说，这一时期有关版本学的专著不够丰富，主要有钱基博《版本通义》、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陈国庆《古籍版本浅说》、毛春翔《古籍版本常谈》，从整体来说，缺乏突破性的成就。“文革”期间，像版本目录学这样的传统学术研究已不可能进行，版本学研究一片空白。

版本学·二

清代对文献整理研究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清代，版本学成为专门之学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把清代学术成就归纳为十三个方面，即经书的笔释、史料的搜补鉴别、辨伪书、辑佚书、校勘、文字训诂、音韵、算学、地理、金石、方志的编纂、类书的编纂和丛书的校刻。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清代文网严密，学者回避现实，埋头考据有关。乾嘉学派的知名学者惠栋、江声、余萧客、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钱大昕、赵翼等，就把研究经史诸子、文字音韵、名物训诂、历史地理、天算乐历等等一切学问都纳入了考据的轨道。而要考据，版本问题就成为首要问题。因为“版本之学，为考据之先河，一字千金，于经史尤关重要”(叶德辉《书林余话》卷下)。对此，考据大师们体会尤深，段玉裁《经韵楼集·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说：

校书定是非最难，是非有二： 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立说之是非。……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是也;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不先正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

段氏所谓“正底本”就是要订正版本中的错误，还底本的本来面目，这是考据的第一步。显然，考据学的发展推动了版本学的研究。

私家藏书的兴盛是开展版本学研究的物质基础，它开阔了版本学家的视野。中国古代藏书有官藏、私藏之分。秦汉至清，历朝都有数量可观的官府藏书，但官藏图籍仅只为皇帝及王公权贵等少数人使用，一般读书人难以见到;而每逢改朝换代，官府藏书必遭兵燹之难，损失严重。因此，相对而言，官藏在保存书籍、传播文化、开展学术研究方面的作用，还不及私家藏书那样大。私家藏书起源也很早，《史记·孔子世家》有 “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庄子·天下篇》也有“惠施多方，其书五车”的记载，随着纸的发明，印刷术的传播使用，书籍数量增多而易得，私家藏书的规模也呈递增的趋势。约自明末清初，藏书之风更盛，明清两代知名藏书家数以千计，如范钦天一阁、毛晋汲古图、钱谦益绛云楼、黄丕烈士礼居、黄虞稷千顷堂、吴骞拜经楼、杨氏海源阁、丁氏八千卷楼、陆氏皕宋楼、汪氏艺芸书舍等，各家所藏动辄几万卷，甚至几十万卷。这些藏书家不仅仅藏书，还从事校书、编书、刻书，开展学术研究，不少人成为清代有名的大学者，其中包括版本学家。藏书量的增多，版本品种必然丰富，见多识广是成为版本学家所必备的条件。

清代版本学的论述可分作两类，一类是兼及版本的学者们的论述，一类是专攻版本的版本学家的著作。

清代许多著名学者在从事经史子集的研究中，往往需要研究版本和借助于版本学知识。如卢文弨、钱大昕、王鸣盛、赵翼、孙诒让、王先谦、王念孙、俞樾、段玉裁、阮元、顾广圻等，是为了订正经史诸子的字句讹误来研究版本的。近人余嘉锡介绍他们的情况说：

一事也，数书同见，此书误，参之他书，而得其不误者焉。一语也，各家并用，此篇误，参之他篇，而得其不误者焉。文字、音韵、训诂则求之于经。典章、官制、地理则考之于史。于是近刻本之误，宋元刊本之误，以及从来传写本之误，罔不轩豁呈露，了然于心目，跃然于纸上。(《余嘉锡论学杂著·黄顾遗书序》)

这些考据学家常把自己对于版本的见解记入文集、日记、笔记题跋中，如王士祯《居易录》、朱彝尊《曝书亭集》、何焯《义门读书记》、卢文弨《群书拾补》和 《抱经堂集》、钱大昕 《竹汀日记抄》和《十驾斋养新录》、顾广圻《思适斋文集》和《思适斋书跋》、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和《荛圃藏书题识》、钱泰吉《甘泉乡人稿》、法式善《陶庐杂录》、阮元《揅经室外集》、蒋光煦《东湖读书记》、陆心源《仪顾堂集》等，大抵于所见古书或有考据、或有题记，在一定程度上对清代的目录学、校勘学和版本学的发展有所推动，但仅从对版本学的建树来讲，他们的研究不是主流，原因就在于缺乏对版本学系统的总结、探讨。

清末民国初年，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是清代版本学的一个重要成就。

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又号郋园，湖南长沙人，光绪十八年(1753)进士，官吏部主事，不久弃官归乡，一生致力于古书的收藏和校勘。他在经学、史学、文字学、文学、考据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研究，但在学术上的影响还是以他在目录版本学方面的造诣为最著，其代表作为《观古堂书目》、《郋园读书志》和《书林清话》。《观古堂书目》是他的藏书目录，《郋园读书志》是他收藏各书的题跋。《书林清话》十卷、《书林余话》二卷是他一生对版本学研究所得经验的总结。此书是他有感于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仅仅缀述历代藏书家的遗闻佚事而无出版方面的资料而作，为人们提供了系统的有关雕版书籍以来的版本学知识。叶氏根据丰富的资料，用笔记体裁说明书籍和版片的各种名称，历代刻书的规格、材料以及工料价值的比较，印刷、装订、鉴别、保存等方法，并叙述了古代活字印刷、彩色套印的创始和传播，各时代特出的著名刻本，刻书、抄书、卖书、藏书的许多掌故。

由于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是第一部版本学的专著，所以对后世版本学的研究、版本目录的编制影响很大。但这部著作亦有不少偏颇之处，比如由于取材广泛，编排体例不够理想;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经眼的书籍也受到限制，特别是叶氏之后发见的大批珍善本，都是向所未见的，因而书中的论述自然不够完备、不够真确。

版本学的核心是版本鉴定。关于古籍鉴定问题，清代学者多所注意，并开始寻找一定的规律。除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外，钱曾、黄丕烈、孙庆增等均有论述。孙庆增的《藏书十约·鉴别》说：

夫藏书而不知鉴别，犹瞽之辨色，聋之听音。虽其心未尝不好，而才不足以济之。

清代的版本学家从前代版刻印刷中的字体、版式、纸墨、讳字、刻工、序跋、牌记、印章、题识等方面归结了一些有共性的形式上的特点，以指导其版本目录的编制。

由于清代考据之风的影响，社会上对版本目录的要求越来越高，无论是官藏，还是私藏，涌现出不少版本目录，较有影响的有于敏中、彭元瑞等人先后奉命编撰的《天禄琳琅书目》、钱曾《读书敏求记》、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徐乾学《传是楼书目》、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朱学勤《结一庐书目》、瞿镛《铁琴铜剑楼书目》、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丁日昌《善本书室藏书志》、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和《郘亭知见传本书目》、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杨绍和《楹书偶录》、缪荃孙《艺风堂藏书志》和《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等，其中，又以《天禄琳琅书目》、《读书敏求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影响最大。

钱曾 (1629—1701)，字遵王，号也是翁，江苏常熟人。其父钱裔肃，明万历间即以藏书精善著名。遵王继承其父所藏，又得到其族祖钱谦益绛云楼烬余之秘籍。他将家藏四千一百余种图书分类铨次，编成三部藏书目录：《也是园藏书目》、《述古堂书目》、《读书敏求记》。此三部目录，详略不同，体例各异。前二种惟记书名、卷数，间载册数及版本。《读书敏求记》所著录之书，却为钱氏藏书中之精萃，专记宋元精椠或旧抄，每书之下标明次第完阙，古今异同，并加以详细考订，兼及作者、作品的评论。为版本作书录，后人认为始于钱曾。在版本的鉴定上，钱氏多从版刻、字体、纸张、墨色入手考订版本的年代，从初印、重印、原版、翻刻等方面去评定图书的版本优劣。《读书敏求记》对后世众多的善本书目和题跋记影响很深。

约在纂缉《四库全书总目》的同时，乾隆、嘉庆两朝还相继完成了《天禄琳琅书目》的正续编。这部由于敏中、彭元瑞等人奉敕编辑的版本目录，以经、史、子、集为类，每类之中，宋、金、元、明刊版及影写宋本各以时代为次，或一书而两刻皆工，则两本并存;一版而两印皆精好，也两本并存。每书各有解题，对刻年、刻书地以及收藏家题识印记，都加以考证。这一版本专目，尽管所录之书不过一千余种，但由于它是清代官府所藏书目，并在体例上较《遂初堂书目》、《读书敏求记》有所发展，因而对后世版本目录产生了一定影响。在版本鉴定方面，却有不少错误。

乾隆三十九年(1774)，乾隆帝以《四库全书总目》卷帙浩繁，不便查检，命纪昀等别编 《简明目录》。此目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告竣，流于民间。后来《四库全书》与《总目》几经增删，故所收之书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稍有出入。《简明目录》仅收选入《四库全书》中的三千四百余种书，提要从简，只记述卷数、作者和主要内容。后邵懿辰又为此目作标注。

邵懿辰(1810—1860)，字位西，浙江仁和人，道光举人，官内阁中书、员外郎。著有 《礼经通论》、《尚书通义》、《半岩纂遗书》等，治经学尊朱熹，尤究心版本目录，案头置《四库简明目录》一部，每见《四库》书宋、元、明及清初刻、抄本，均“标注”各目之下。流传后，王懿荣、孙诒让、黄绍箕、缪荃孙等各作批校增补。光绪间，其孙邵章继续辑录咸丰以后嗣出各种版本，为“续录”。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 《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将各家批校增补为“附录”，与邵章“续录”，合成一书。这部版本目录对有关《四库全书》所收书籍的版本记载相当广泛，且间评其优劣。但囿于见闻，某些有价值的本子难免遗漏。再者，它的材料来源多辑自他人著录或得之传闻，未经目验，因而各家著录中的失误也都未能更正。尽管如此，在中国古籍总目尚未编成之前，这部目录仍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约与邵懿辰同时的大藏书家莫友芝对版本目录也颇有研究。

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别号郘亭，晚又称眲叟，贵州独山人，道光十一年(1831)举人。他在所到之处，大力搜购秘籍古本，藏书卓然可观，名其藏书处为“影山草堂”。所藏间有宋元刻本，但以明清精刻、名抄、名校为多。编成《宋元旧本书经眼录》三卷，附录三卷;《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十六卷。前者所录有他个人经藏，也有他经眼;后者则是莫氏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所做的笺注，他把每遇到一书的不同版本，均记于《简目》该条之下，甚至有一书列出数十种版本的。《简目》未收之书也在相应类里备录。这两部目录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清末杨守敬写成并刊行《日本访书志》十六卷，这是一部知见版本书录，记录了他在日本所得、所见的各种珍秘古籍。讲究版本之风由此播及海外。日本学者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岛田翰《古文旧书考》也是很有名的。

清代的版本目录蔚为大观，尤其是乾嘉以降，考据学的大兴，推动了版本之学的研究，各门学术研究的开展都离不开被称之为学术津梁的版本目录。由于版本学的实用性，版本目录就成为检验这门学术成就高低的试金石。清代版本目录数量多，规模亦广，使得版本学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牢固地确立了其与目录、校勘等并存的学科地位。通过版本目录的实践，使得版本学的内涵不断丰富，《书林清话》 的出现就是明证。

因有许多清代版本目录经不起推敲，故清代版本目录学受到后人的批评。究其原因，在于“掠贩”。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三有这样一段话：

藏书家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本源，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诸人是也。次则辨其版片，注其错讹，是谓校雠家，如卢学士文弨、翁阁学方纲诸人是也。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如鄞县范氏之天一阁、钱塘吴氏之瓶花斋、昆山徐氏之传是楼诸家是也。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谓赏鉴家，如吴门黄主事丕烈、邬镇鲍处士廷博诸人是也。又次则于旧家中落者，贱售其所藏，富室嗜书者，要求其善价，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是谓掠贩家，如吴门之钱景开、陶五柳、湖州之施汉英诸书估是也。

这说明，讲求版本虽已成专学，有所谓“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掠贩家”。但对后世收藏、鉴别与著录起直接影响的，还是“赏鉴家”和 “掠贩家”。

所谓“赏鉴家”正是“佞宋”的嫡派，“第求精华，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果真如此，原也该算是一种扎实的学问，但实际上多是徒有其声，经不起推敲。所以如此，正是失于把版本学只用来玩古董，玩古决非考古，是随意的、主观的，不受科学方法的约束。清人鉴别版本，每从字体、版式、纸墨、讳字、刻工、序跋、牌记、印章、题识等方面入手。公允地讲，前代版刻印刷确实形成了一些以时代为核心的共同性特点，约略地归结，有助于对版本的认识，是必要的，但要绝对化，用来指导版本目录实践，就难免不出差错。所以清末学者朱一新曾讽刺地说过：

多识书名，辨别版本，一书估优为之，何待学者乎! (《无邪堂答问》卷二)

伴随“赏鉴家”出现的“掠贩家”，明知“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是要积一定功力的，但为获利，不惜用种种手段造伪欺人。古籍版本中的一些假案、疑案几乎全是他们造成的。其实一些案子做得很拙劣，今人往往一眼就能识破，这从反面反映出清代版本目录问题之所在。

综上所述，清代版本学的研究随考据学的发展而成为一门有理论、有方法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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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时间：2021年7月30日-12月31日

展览地点：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4楼历代书画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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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时间：2021年4月17日——8月15日

展览地点：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四楼临展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