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看来，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那古书的收藏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知识

　古籍的装帧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图书是抄写的缣帛和纸张上，采用长卷形式，阅读时展开，平时卷起。这一时期的图书只能是卷轴装。韩愈《送诸葛亮觉往随州读书》诗称："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欧阳修《归田录》也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雕版印刷普及以后，由于书版各自成块，卷轴装已不适用，古籍装帧改进为册页形式，先后出现旋风装、经折装、包背装、线装几种形式。线装的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卷轴装 又称卷子装，早期的图书装帧形式。与装裱好的书画相似。在长卷帛书、纸书的左端安装木轴，旋转卷起(图1)。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大批唐五代写本图书，都采用这一方式。据记载，古代宫廷收藏的卷轴装图书十分考究，《隋唐经籍志》描述秘阁藏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唐六典》描述内府藏书："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筌。"进入版刻时代，图书改为册页形式，仍有一些采用卷轴装，如《开宝藏》、《赵城金藏》等。

　旋风装 在一素纸长卷上面依次粘贴书页，每页正反两面书写文字，展开长卷可翻页阅读。守张邦基《墨庄漫录》形容其"逐叶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这种装订特点是外表仍为长卷，里面却是错落有致的书页，实为介于卷轴装和经折装之间的一种装订形式。大约盛行于唐代。故宫博物院藏有唐写本《刊谬补缺切韵》五卷，即是采用这种旋风装。

　经折装 又叫梵夹装、折子装。将图书长卷按一定宽度左右折叠起来，加上书衣，使之成为可以随时展读的册子。历代刊刻佛经道藏，多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古代奏折、书简也常采用这一形式。

　蝴蝶装 将每页书在版心处对折，有文字的一面向里，再将若干折好的书页对齐，粘贴成册。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外表与现在的平装书相似，展开阅读时，书页犹如蝴蝶两翼飞舞，故称为蝴蝶装。蝴蝶装是宋元版书的主要形式，它改变了沿袭千年的卷轴形式，适应了雕版印刷的一页一版的特点，是一重大进步。《明史艺文志》序称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但这种版心内向的装订形式，人们翻阅时会遇到无字页面，同时版心易于脱落，造成掉页，所以逐渐又为包背装取代。

　包背装 将印好的书页版心向外对折，书口向外，然后用纸捻装订成册，再装上书衣，由于全书包上厚纸作皮，不见线眼，故称凶背装。包背装出现于南宋，盛行于元代及明中期以前。清代宫廷图书如历朝实录、《四库全书》也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包背装改变了蝴蝶版心向内的形式，不再出现无字页面，但未解决易散脱页的缺点，所以后来又发展为线装形式。

　线装 线装书是传世古籍最常用的装订方式。它与包背装的区别是，不用整幅书页包背，而是前后各用一页书衣，打孔穿线，装订成册。这种装订形式可能在南宋已出现，但明嘉靖以后才流行起来，清代基本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其特点是解决了蝴蝶装，包背装易于脱页的问题，同时便于修补重订。

　从以上可以看出，古籍的装订有一个发展演进过程。不同时期流行不同的形式，了解这一进程，对古籍的年代鉴定十分重要。传世宋版书多经过后人重新装修，或改为包背装，或改成线装，但仔细观察，仍能在版心处发现粘贴痕迹，书页外沿则有磨损痕迹。

　几部古籍版本著作比较谈

　版本学的研究与探讨源于宋代。汉、唐虽经过几次大规模的古书校勘、注释、编目，但印刷业尚未形成，零星的版本记载仅限于正经正史的修订。南宋尤袤著《遂初堂书目》开创了一书兼载数种版本的先例;(宋)岳珂著《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被后世称为第一部系统记录版本知识的著作。明代视宋版为珍稀之物，藏书家、校勘家逐步摸索各种版本的特征、优劣，可惜这些版本学史料只散见于笔记、杂记中。清代学者开始罗列诸本、考证源流、登录刻工、详论纸墨。钱曾著《读书敏求记》奠定了古籍版本鉴定的基本原则。《天禄琳琅书目》及它的《后目》已把版本学的核心——善本书的收藏与鉴定推到了极致。清代学者对版本学贡献最大的当属专门记载版本状况的各种题跋记，尤以“顾批黄跋”为最。后人汇集成书的有为顾千里著的《思适斋书跋·书跋辑存》，为黄丕烈著的《士礼居藏书题跋》、《续记》、《再续记》，《荛圃藏书题识》等。

　近现代是版本学集大成的时代。叶德辉著《书林清话·书林余话》是古籍版本学第一部专门著作;张元济著《中国版本学》(1916年)与孙毓修著《中国雕板源流考》(1918年)把版本学从史学中独立出来;钱基博著《版本通义》总结了前人的成就，把版本学列入学术研究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介绍版本知识的书，有毛春翔的《古书版本常谈》(1965年初版，1977年再版)。此书已是收藏品，配有插图，通俗易懂，可惜明代部分较凌乱，清代部分过于简单;陈国庆著《古籍版本浅谈》于版本学名词解释简明扼要，但不全面，适于入门者;魏隐儒著《古书版本鉴定丛谈》(1984年初版)，体例较完备，也有实际经验的总结，只是不谈价格，宜专业人员参考;李致忠著《古书版本学概论》、《中国古代书籍史》，刘国钧著《中国书史简编》，曹之著《中国古籍版本学》，张绍勋著《中国印刷史话》等，都是从史的角度论述版本学、目录学、内容系统可靠，又有最新史学发现佐证，惟厚古薄今，实用性差些。

　在谈到版本学专门著作时，不能不谈到两部流传稀少的油印品：一是北京大学陈宏天教授的《古籍版本概要》(1987年讲义稿)，其特点是专业性、系统性强，表列详尽，论断精到，清代部分尤为各书所不及;可惜重学术、轻市场，非专业人员不感兴趣。二是北京中国书店编《古籍版本知识》(上、下)，1980年油印本。书出于古籍鉴定大师雷梦水、张宗序手笔，在内部流传。笔者珍藏此书初版本，且有雷梦水先生签名，捧读二十年，收益最大。该书列举资料极为丰富，如清代武英殿刻书、官书局刻书、民国精刻本等都是各书所论不及的。关于版本鉴定方面，该书也极富特色，真假俱呈，详辨优劣，特别是从价格上来判断版本取舍，“实战”性极强;当然系统性、条理性就不够了。从价值、价格上判断版本的著作，最具参考性，爱好者也颇关心，但学者们却言之甚少。笔者醉心古籍收藏多年，有几本书在论及版本价格方面很实用，也很具史料价值，一并开列出来，供书友参考：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1983年商务初版，详列1912年至1947年古籍善本收集价格及善本影印、复制印刷史话;

　《艺风堂友朋书札》(上、下)，1980年上海古籍初版(中华文史论丛增刊本)，详载缪荃孙先生等七十人清末民初收售善本价格及藏书聚散史话;

　《弢翁藏书年谱》，李国庆编，2000年黄山书社出版，详载藏书家周叔弢先生六十年购书、访书、藏书史料，价格精准，详备。

　目前北京中国书店联合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上海国拍、上海朵云轩、上海敬花等各大拍卖公司合作整理出版九年来《中国拍卖古籍文献目录》(2002年1月上海书店出版)及《续集》(2002年8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详载百余场(2000年底前)拍卖实况，极具市场参考价值。书中对拍品的断代、提要、说明等都经专家审核、把关，恐怕这就是最新的版本学参考资料了。

　版本目录与鉴定古籍

　我国古代，虽自图书诞生之日起，藏书管理者就开始编制图书目录，但是直到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人们才真正开始重视编制藏书的版本目录。

　所谓版本目录，就是指著录图书的篇目和主要内容，并详细著录图书的作者或编者，以及出版者、出版年代等情况的书籍，是著录和记载版本简况的专用工具书。南宋初年尤袤编制的《遂初堂书目》，被公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版本目录。

　明清时期，是著述版本目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公私藏书版本目录，对版本的著述更加详细，不仅记载了图书的篇目、主旨、作者、出版者，还简略记述了版本的特征、源流等情况。但明代的版本目录学术价值不大，而清代的则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参考价值。如钱曾的《读书敏求记》、于敏中等的《天禄琳琅书目》、纪昀等的《四库全书总目》等，著录古籍版本最为翔实，在藏书界影响很大，是权威性很高的版本目录书。

　民国以后，著名版本学家孙殿起所著的版本目录《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编》，是近一内蒙最实用和常用的版本目录工具书。新中国建立后，国家专业古籍出版社陆续编辑和出版了《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提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重要版本目录工具书，成为当代图书馆、藏书家及古籍藏书爱好者最好的参考书。

　古籍版本目录的编制，按不同标准有如下分类：一是按国家目录、私人目录、史志目录3种;二是按学术内容分类，有综合性目录和专科目录2种;三是按编篡目的分类，有举要目录、缺书目录、辨伪目录3种;四是按收录范围分类，有丛书目录、地方目录、个人著述目录、善本目录、知见目录等。

　版本目录与古籍鉴定紧密联系。因为从古至今的版本目录，系统揭示了各个时代古籍图书的存佚状况，著录了历代古籍不同版本的源流、特征及概况，成为鉴定古籍版本真伪及其价值的重要依据。具体来说，版本目录对于古籍鉴定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帮助了解古籍概况。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这些典籍分别著录在历代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官修书目、私藏书目等目录中。阅览这些目录，能使我们较清楚地了解到各个朝代古籍的刊流、流通、收藏及存佚概况，从而便于比较、鉴定新近发现和收藏到的古籍。如果你看到一部古籍实物，可先对其外观、纸张等等进行初步鉴定，然后再与相应年代的版本目录进行对照。如果古籍实物与版本目录著述相符，即可做出鉴定结果;如果实物与著录不符，则要进一步查找资料，弄清是非，不能轻易下结论。

　第二，便于识别版本真伪。凡对版本目录了若指掌的人，都能详细了解古籍的书名、篇卷、作者、版刻、函册、提要的等情况，从而可以具体考证和辨别古籍的真伪。如汉代刘向父子所著《七略》，在《隋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两部目录书中均有著录，而在《宋史!艺文志》中却不见著录，说明《七略》一书在唐宋间已经失传。如果在宋代以后发现署名《七略》的古籍，除辑佚本外，其余可判定为伪本。

　第三，公正审定版本价值。当你发现收集到一部古籍时，可通过查阅《四库全书总目》、《贩书偶记》等版本目录，了解该书的递藏、传承等情况，从而可以正确判定其收藏价值;如果该书在以上版本目录中没有著录，则会有两种可能：一是伪书，二是海内孤本。到底属于哪种情况，则需进一步查阅其他古籍鉴定工具书，或请教有经验的鉴定人员协助鉴定。运用各种方法验明其正身后，就可以准确判定其价值。

　历代古籍版本目录有时也难免出现一些讹误。所以，利用版本目录鉴定古籍，还要有清醒的头脑和主见，不可盲从，以免出现错误。

　古籍的收藏与辨伪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藏书的传统，在书房内放大镜置几册古书，既能显示出儒雅的生活情趣，又能体现出藏书者的文化修养。如今太平盛世，收藏风日渐趋浓，继字画、瓷器等收藏品之后，古籍又成为收藏者收藏投资的一个新热点。尤其是在拍卖会上，线装古籍连连拍出令人吃惊的高价后，更是激发了人们对古籍收藏的兴趣，同时，引得深藏民间的古籍纷纷浮出水面。近日，记者就古籍的收藏采访了南昌的古籍收藏家王令策和周海鹰先生。

　哪些古书具有收藏价值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古籍拍卖会场场火爆，且价格越拍越高。书价大幅提升是否等于所有古籍都能升值王令策认为，善本古籍和版画古籍的增值潜能较大。

　善本古籍主要指具有历史文物、学术资料和版本艺术价值的版本书。它包括内府刊刻的殿版书，海内外绝无仅有的孤本，内容好、书法精的明清抄本，以及清初以前的精美刻本。年代越久远，书品就越珍贵。往往衡量私人藏书是否达到藏书家水平，也经常以收藏多少善本书为标准。

　宋版书一向被认为善本书之佼佼者，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说。由于宋版书弥足珍贵，有宋版书的人大都不愿意轻易出手，特别是收藏家手里的宋版书，别说让他出让，甚至从不示人。所以，一旦有缘与宋版书相遇，只要财力允许，下决心买下定是一条增值财路。元版书虽不能同宋版书相提并论，但收藏界一向认为，宋元本同属珍稀善本，爱好者值得关注。现在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年代较近的古书便自然升华，明版乃至清初版本，凡是具有文献价值和刻印精美的古籍，也已步入善本行列。王令策说，目前明清善本尚不难寻，价格也不算太高，但增值潜力颇大，收藏者值得关注。

　王令策告诉记者，善本的古籍有以下9种代表性：

　①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②明刻本和明抄本(刻印模糊和流传较多的除外);

　③清代乾隆以前的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④太平天国及历年农民政权所刻印的图书;⑤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⑥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⑦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⑧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⑨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

　版画古籍

　在收藏者关注善本古籍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版画古籍的收藏了。王令策说，从历次书刊拍卖会的图录看，无不将漂亮的版画画面精印拍卖图册中，哪怕书中只有一幅也从不放弃。我国版画古籍很多，诸如《芥子园画谱》、《芥子园画传》、《晚笑堂画传》、《百孝图说》、《红楼图咏》、《唐诗画谱》、《鸿雪因缘图记》、《三才图绘》、《孔子圣迹图》、《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诗》以及《耕织图》、《棉花图》和《蝴蝶秋斋所藏画册》等。最为精美的要属明末画家胡正言的版画力作《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这两套版画古籍不仅在于艺术上的卓越成就，而且还开创了木版水印先河，解放初年，一部明版装裱成册的《十竹斋书画谱》仅售10元，如今它的价值已经超过10万，可见版本好，刻印精美，书品完整的版画古籍，都值得投资收藏。

古书收藏方法

　古书有“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经济)价值”，但不是所有的古书都“值大钱”。李洪啸总结说，总的来说所有藏品的通则是讲究“真、精、新”。因为自古以来，好东西会被精心爱护，很多好的古玩，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除此以外，还有古书收藏的特有原则：

　年代是古书收藏的重要因素，现在宋版书论页拍卖，明版书论册拍卖。明版书普遍刻印较精美，万历前的书少而更珍贵。清光绪之后的受西方印刷技术冲击，书普遍质量下降。带画的书比纯文字的好，多色印的比黑的好。

　同一时代版本的看内容，古书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除了佛教道教带图的经书外，儒家的经类不值钱。“史”多是“够古不够玩”，价值居中。而“子”和“集”中，则不乏珍贵之物。越是冷门，生僻，少见的越珍贵。

　同内容的看印刷，在版本上，初印本最珍贵，一般只有几本，是红色印刷，用来校对和主人自留。其次是蓝本，一般也就10来本，送朋友。最后才是大批量印刷的黑本。黑本里，字迹清晰的版本较好。印刷到最后，版已被磨损，甚至断裂，此时书籍印刷模糊，价值较低。

　此外，特殊内容(如禁书)、知名度高的书的早期印本、精印本及殿刻本、官刻本、名家刻本等较珍贵。名家批校本或收藏本价值高。白纸比黄纸价值高。

中国易经大师排名如下：

001、罗李华，福建福州人，当代著名易学专家。

002、邵伟华，中国湖北人，著名易学专家。

003、钟义明，中国台湾人，著名易学风水专家。

004、唐明邦，重庆忠县人，著名易学专家。

005、刘大钧，中国山东人，著名易学专家。

006、徐闯，江苏沭阳人，著名易学教育家、慈善易学家。

007、张志春，中国河北人，著名易学风水专家。

008、颜廷利，广东佛山人，中洲派玄空风水名家。

009、许国桢，广东潮阳人，著名杨公风水学专家。

010、杜新许，广东罗定人，知名建筑风水专家。

011、李居明，中国香港人，著名易学风水专家。

012、吴志文，广东佛山人，易学教授、著名易学风水专家。

013、裴翁，中国广东人，著名易学风水专家。

014、钟浩天，广东兴宁人，广东省情调研市副主任。

015、金雍闳，浙江宁波人，教授、易学专家、风水大师。

016、李金锟，广东汕尾人，著名易学风水专家。

017、于希贤，中国北京人，著名易学风水专家。

018、张东海，河北石家庄人，著名易学专家。

019、王华，四川重庆人，峨眉风水大师、易学教授。

020、潘汝汮，广西柳州人，太易玄空学十三代传人。

一座通往古代的语言桥梁——《故训汇纂》推介

王重阳

2006-07-13

大型辞书《故训汇纂》200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此书凭借其自身厚重的学术价值博得学界及媒体的一片赞叹之声，誉之为继《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之后的第五部大型语文工具书。它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为什么要编写这样的一部书其价值到底何在适合什么样的人使用有必要向读者做一推介。

一、《故训汇纂》的编纂由来

中国古籍浩如烟海，但都是以古汉语记载的。语言是发展的，它使每一代人在阅读前人作品时都面临着语言障碍，因此每一代都会出现对前人作品进行解释的学问家，对前代古籍进行字词训释和文意串讲，这就是“训诂”。历史上集中的大量的训话工作有三个高峰期：汉朝、唐宋及清朝，这是语言渐进发展到一定时期就会出现比较本质的语言系统变化的结果，当整个语言系统在经历较长时间后发生了较本质的变化时就会出现较大规模的训释工作。汉代人对先秦作品的注释，其释语本身在隋唐时己非常不易懂了，需要对这些注释再加注释。发展到清朝时，情形亦然。这种承承相因的训释像接力棒一样一代代往后传递。一般说来，越是前人的注释，对原典的理解越是准确。历朝历代所层层积累的这些故训就成为后人研究阅读古代典籍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

中国原典古籍既多，历代各家累积训诂更繁，为了研究的方便，将这些故训材料汇集成编，标明出处及用例，可使治学者免除烦琐的寻检之劳，大大便捷于他们的阅读和研究。这类“网罗前训”的工具书起于何时己难确考，流传至今的是清嘉庆年间由大学者阮元主持编写的《经籍籑诂》。

《经籍籑诂》和《康熙字典》是有清一代最重要的两部工具书。一般读者只知《康熙字典》而不知《经籍籑诂》，其实后者所起到的工具书价值是前者所不可替代的，它不仅使乾嘉时期注重考据的学者免去了许多“翻检之劳”，此后也一直是学者们研究我国古代语言文字和文学、历史、哲学等案头必备

的工具书。

《经籍籑诂》虽然重要，但毕竟成书于两百年前，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容和体例己越来越显现其局限性。早在20世纪之初，著名语言学家黄侃先生就指出：“清世阮元有《经籍籑诂》，为小学家常用之书。惜其以《佩文》韵分编，又载字先后毫无意义，至其搜辑亦有不备者。今若能通校一过暂用字典编制法编之，次为补其遗阙，此业若成，则材料几于全备矣。”这段话点明了《经籍籑诂》的三大缺陷：资料不全、体例不便、讹误甚多，也为后来《故训汇纂》的编写提供了理论依据。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正是据黄先生此言才提出了编纂《故训汇纂》一书的计划，并很快被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立为重点项目，倾全所之力，历18年之久，终成此皇皇巨著。

二、《故训汇纂》的性质内容

学界将《故训汇纂》与《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并称为五大语文工具书，其实从辞典编纂理论上说它与其他四大辞书不属于同一性质。其他四大辞书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词典，即对所收列的字词条目提供准确而典型的形、音、义，一个字或词怎么写，怎么读，有哪些义项，一一列出。对于字词的释义，力求准确、概括。编纂者在分析众多语言事实的基础上，概括出某字词具有某意义，用明晰的语言表述出，并附以典型例证，供读者查阅使用。《故训汇纂》则不同，它是在字词条目下汇列前人许许多多的对此字词的训释材料，让这些材料以原始形态呈现出来，编者自己不进行分析概括，不加以主观判断和取舍。它是一种故训资料的大汇编，面向的是较高层次的传统文化的研究者，通过那些原汁原味的语言信息，研究者可以更好地咀嚼原典的意思，这种作用是传统辞典所不可替代的。

《故训汇纂》与《经籍籑诂》一脉相承，但对它进行了实质性地改造和拓展，克服了原书资料不全及体例不便两大缺陷，是一次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

首先是资料的扩展。《经籍籑诂》的资料截止于唐以前，征引资料书目只有80种，唐以后的训诂资料几成空白。《故训汇纂》的资料范围则扩展到清朝，征引资料的书目也增加到250多种。宋朝和清朝是训诂学史上的两大高潮时期，尤其是清朝乾嘉时期，高举汉唐旗帜，注重朴学，反对明末向壁虚造、师心自用的学风，小学昌盛，传统训诂学达于鼎盛，训诂资料异常丰富。《故训汇纂》征引资料的范围由传统的经部扩展到史部、子部及集部，甚至笔记小说及佛经的注释资料也无遗漏，可以说，古代有价值的语言训释资料网罗殆尽。收列字头约两万，凡传统古籍中有用例的字基本都被收列。编者们所做的原始卡片达70余万张，训诂材料约50万条，成书约1300万字，规模上是《经籍籑诂》的四倍。

其次是编排体例的改造。《经籍籑诂》按《佩文韵府》的韵目编次，这种传统的按韵分编的编排方法在当时的年代是切合实际的，但对于现代人来说，检索起来已非常不便。《故训汇纂》按照现代人的检索习惯，改用《康熙字典》的214部首排列法编排，另外还编制了《单字汉语拼音索引》和《难检字笔画索引》，实现了传统辞书的现代化改造。在注音上则按现代拼音、中古音和上古音三段标注，这继

承了《汉语大字典》的注音方法，集中概括了历代音韵学的研究成果，不但标明了列目字的现代读音，而且反映了该字在上古和中古时期语音系统中的音韵地位，增强了其学术价值。

在征引资料的准确性上，《故训汇纂》也大大地上了一个台阶，校正了《经籍籑诂》的许多错讹。

三、《故训汇纂》的学术价值

作为一部编写体例科学、资料丰富完备的大型语文工具书，《故训汇纂》的学术价值是可贵而且多方面的，兹举其大端如下：

1．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各学科的研究，没有能绕过研读古文献而空谈虚玄的捷径。治任何一科专门史，都必须从研读古籍开始。而研读古籍，又必须通过语言这块敲门砖。解读古籍，常因关键字词的理解差异而导致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比如《论语》一书，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汇编，是儒家最重要的原典，此后的儒门思想悉源于此。为解读孔圣人的“微言大义”，历代

注家无数，许多句子的解释都不同，有些句子的不同解释竟多达十几种，孰是孰非，不要说一般读者难以判断，就是专门学者也常常煞费脑筋。有些重要的哲学概念如“仁”“庸”“道”“天”等皆因词义理解的不同而被不同的学者赋予不同的内涵。“大义”的分歧皆因各家对“微言”的不同训释。《故训汇纂》汇辑了历代学者对这些字的训释，如“庸”字条注项132项，书证用例达400条，这些解释和用例都来自于朱熹、焦循、孙星衍、王念孙、刘宝楠等著名思想家和学者，积淀了历代国学大师的理解和思考，文化底蕴异常丰厚，为后代学者梳理这一哲学概念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可贵的线索。

2．对研究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价值。《故训汇纂》汇聚了上起先秦下迄清季两千余年重要历史典籍的语言训释资料，既有如《说文》《尔雅》《释名》《方言》等古代专门辞典的释词材料，更收集了散见于各种典籍的历代学者的随文训释资料及丰富的例证，这些资料时间跨度大，地域分布广，是一个宝贵而丰富的历时性语义资料库，充分反映了汉语言在两千年间词义系统的发展变化，是研究古汉语发展史的最珍贵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传统语言学者，无论是对某一词义的考察，还是想对某一古汉语语法现象进行资料印证，都可以在此书中轻松找到资料。

3．对辞典编纂的价值。

《故训汇纂》的出版对已有辞典的修订及将来辞典的编纂提供非常扎实的资料保证。语文类辞典的编纂重在语言材料，只有充分占有了语言材料，才能很好地归纳义项，列举典型例证。比如《汉语大字典》和《故训汇纂》分别是对《康熙字典》和《经籍籑诂》的继承，但《汉语大字典》并没有实现完全取代《康熙字典》的效果，而《故训汇纂》则做到了。如果先有《故训汇纂》，后编《汉语大字典》，则有一个非常完备的资料基础，其编写质量当更臻完善。不惟《汉语大字典》如此，凡是涉及古汉语的辞典，《故训汇纂》都可对其起到资料补正作用。

（《故训汇纂》，宗福邦、陈世饶、肖海波主编，商务印馆2003年出版本文作者单位系武汉崇文书局）

一． 汉代国学大师

1司马迁：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的创始人

司马迁（前145－前86），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西汉史学家，出身累世史官之家，20岁时开始游历祖国各地，考察了许多历史古迹，收集了大量历史资料，为以后《史记》的创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为西汉太史令，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开始撰写《史记》。其著史的目的，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正当他撰写《史记》时，天汉二年，因替李陵辩护，被处以腐刑。他忍受屈辱，在狱中发奋著述，终于完成了不朽著作《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包括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卷。记载自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完整、结构周详的纪传体通史著作。他所创造的纪传体史书体裁，成为此后2000年编写历代正史的典范。其书内容广泛，略远详近，除了记述政治、军事、经济等外，还涉及天文、历法、礼乐、地理、思想文化、少数民族等情况，真实全面反映了数千年的历史面貌。并且开创了“论从史出”的治史方法，提倡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撰写历史著作。

《史记》贯通文史，实现了史学与文学的高度统一，奠定了我国古代历史文学特别是传记文学的坚实基础。《史记》不仅被奉为“二十四史”之首，而且被鲁迅先生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司马迁秉笔直书的史家精神更是成为历代史家的典范。

2许慎：中国古文字学的奠基人

许慎（约58－147），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东汉著名文字学家、经学家。年轻时师从古文经学大师贾逵，博览群书，当时经学大师马融赞他“五经无双许叔重”，官至太尉南阁祭酒。

自汉字创始至西汉，文字在形体、音韵、字意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此前虽有李斯《仓颉篇》等书记录文字，但没有解释文字含义的著作。当时今文经学盛行，许多儒生以隶书的字形随意解释字意，与文字本意不合。许慎认为，只有准确解释了字形字意，才能正确领会经书的内容，为此，创作了《说文解字》。

《说文》收录9300余字，异体字1100余字。编撰的体例，是“分别部居”“据形系联”。收录的文字以小篆为主，同时把古文附录其中，然后再把全部文字按照部首加以分类。分出汉字的偏旁部首是许慎的首创，以后的中国字典，绝大多数采用这种方法。

该书运用了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的六书理论，分析汉字的字形字意，并且在分析形声、假借以及注明音读时又涉及字音，从而在文字、音韵、训诂三方面都有贡献。至今仍是我们阅读整理古书尤其是先秦、秦汉典籍时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又是研究篆书以前的汉字字体的中介。

3郑玄：遍注群经、融合今古文经学

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县）人，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先师从著名经学博士第五元先，后师从张恭祖。于是，他既熟悉了今文经学，又熟悉了古文经学，后又拜著名的古文经学家马融为师。

东汉时，今古文经学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每一经都有不同的流派，称为“师法”，又有数家经师，称为“家法”，令后学者无所适从。郑玄不专守一师之说、尊一家之言，而是打破狭隘的古今门户之见，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以渊博的知识遍注群经。他精通训诂、校勘，对群书进行考辩，以审定真伪。郑玄注经，开创性制定出系列的校勘原则，发展了校勘学，把训诂、考据与阐释义理很好的结合起来，成为注经的典范。郑玄的经学使得今古文融为一体，独创了新的学派——郑学。郑学的出现，使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变化，经学进入了“统一时代”。

二． 宋元国学大师

1 郑樵：又通又专的大师

郑樵（1104—1162），字渔仲，南宋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著名的文献学家。他立志读遍古今书，到而立之年已经读遍了东南各地藏书。在经学、礼乐之学、语言学、自然科学、文献学、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他一生著述宏富，有九大类共八十四种，一千余卷。流传下来的只有《尔雅注》、《通志》等，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通志》。

《通志》是一部“通百家之学”、“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纪传体通史，全书二百卷，分本纪十八卷，世家三卷，列传一百零八卷，载记八卷，四夷传七卷，世谱、年谱四卷，二十略五十二卷，约六百万字，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二十略》。郑樵对《二十略》颇为自负；章学诚也对其推崇备至。

《二十略》是郑樵用功最深、成就最大、创新性最多的部分，在考据学、目录学、编撰学、辨伪学、文字学、音韵学上都有独立见解。如《地理略》深入探讨政治地理与自然地理的关系，总结出行政区划服从于山川形势的规律，抓住了研究历史地理的一条总纲，对后世影响很大，清代考据学家戴震的地理学说即与此有关。

郑樵是一个山林儒士，以己之力，毕其一生，融会天下学术而自成一家之言，著述千余卷，为古代国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2 朱熹：发展国学的理性内核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晚号晦翁，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朱熹历经南宋四朝，为官时间很短，一生主要精力集中于学术的研讨、传授和著述。朱熹早年经常涉猎佛道学说，后又专心于儒学的研究。他是程颢、程颐“洛学”的集大成者，后世合称程朱学派。因他侨居于福建，并长期在此讲学，故朱熹之学又称“闽学”。

朱熹把“天理”视为其思想体系的内核，认为“理”的总体或最高境界是“太极”。他把理和太极看做宇宙的本源、万物的主宰；同时，把理看做是社会道德规范的源泉，一切封建秩序和伦理道德，都是理在人间的表现。在人性问题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他把天理、人欲之辩应用于人类社会，形成了“王霸”之辩的历史观。

作为学术大师，朱熹对大量的儒家经典进行过整理和义理阐释，对周敦颐以来的宋学、理学诸家的主要思想资料也进行了研究和整理，为后人探讨宋学、理学提供了方便。朱熹的思想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其著作《四书章句集注》在明清时成为读书人启蒙的必读之书，与五经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其他主要著作有《伊洛渊源录》等。

3 马端临：通释古代典章制度

马端临（1254—1323），字贵舆，号竹洲，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宋元之际著名的历史学家。马端临早年师从朱熹学派的曹泾，深受其影响，宋亡，隐居不仕，历二十余年专心著述《文献通考》。后迫于元朝的压力，出任慈山、柯山书院院长等职。

马端临早年就有志于“缀辑”，准备撰写历史巨著，因此，注重学问的积累和材料的收集整理。他认为史学家应当有“会通”的观点，应当成为融会贯通古今“典章经制”与“理乱兴衰”的“通儒”，认为只有通史才能反映朝代更替的历史规律，因此，他特别推崇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等，而不满《汉书》。他以《通典》为蓝本，积二十余年之功，重修了一部记述我国历代典章制度的专著，取名《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包括二十四门，三百八十四卷，其中十九门仿《通典》。其余五门全部由他收集新材料写成。

《文献通考》除了记述了上至黄帝下迄宋宁宗的重要政治、经济改革外，为了抒发亡国之痛，对宋代的典章制度记述最详细、用功最深，对历代王朝盛衰的原因论述也较详。《文献通考》后，出现了不少续作，如明代的《续文献通考》等，可见其影响之大。

三． 明清国学大师

1． 顾炎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顾炎武（1613—1682），原名绛，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江苏昆山人。因故居有座园林名“亭林”，故后世称他为亭林先生，是明清之际与黄宗羲、王夫之齐名的杰出学者。

顾炎武早年就确立了经世致用的学术志向。明亡清兴之际，他投入抗清斗争之中，抗清失败，仍与反清力量保持联系，屡次拒绝朝廷征召，体现了崇高的道德风范与民族气节。四十五岁后，眼看复明大势已去，便离开江南，只身北游，开始了在北方二十五年的辗转游历生涯。足迹遍及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各省，考察山川，拜师访友，搜集图书，发奋进行学术研究，集中精力撰写他的代表作《日知录》。

顾炎武一生大力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著述十分宏富，流传下来的近五十种，涉及经学、史学、音韵文字、金石考古学等，取得了卓越成就。《日知录》为其代表作，荟萃了他平生所学，是开启一代学风的巨著。《音学五书》是他的另一代表作。顾炎武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为数不多的“通儒”之一，不仅成就了博大的学问，而且具有峻洁的志趣、崇高的操守，其学问与人格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2惠栋：考据学的吴派代表

惠栋（1697—1758），字定宇、松崖，江苏元和（今苏州市吴县）人，经学大师，乾嘉考据学“吴派”的代表人物。惠栋继承家学传统，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不涉猎。一生治经以汉儒为宗，以昌明汉学为己任，尤其精通汉代《易》学。

他认为范晔《后汉书》存在不少缺漏遗误，后世注释又多错误，于是就从《初学记》等各类古籍中，辑录东汉诸史佚文，将补遗和校注结合起来，撰写《后汉书补注》，开吴派学者重视史学之先河。又撰写《松崖笔记》，是一部集中的综合考据之作，体现了惠栋长于考证的特点。该书取诸子百家、象纬、六书、训诂、方言、风俗、姓氏、文字、算数之学，考证经传及注疏，创获颇多，为后学者指出了一条新的治学之路。

惠栋受业弟子中的知名学者有江声等。王鸣盛、钱大昕、戴震等皆曾从惠栋问学，可见他在当时影响之大。

3戴震：义理与考据的贯通

戴震（1724—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今安徽休宁县）人，清代考据学家。自幼勤奋好学，博闻强记。十八岁时就教于著名学者江永，学习经学、声韵学和天文学。二十二岁时写成《策算》，二十四岁时写成《考工记图》，三十岁到三十三岁之间，写成著作《屈原赋注》、《诗补传》、《勾股割圜记》等。三十三岁时入京师，结识王鸣盛等学者。三十四岁时在吏部尚书王安国家做私塾先生，教授其子王念孙。四十一岁时，段玉裁拜师于他。王念孙、段玉裁是他的两个最著名弟子，后来都成为大学者。五十一岁时入四库全书馆任编修。

戴震是清代考据学的集大成者。他在文字、音韵、训诂、典制、古天文历算及古地理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上，都成就卓著，创建颇多。他研究整理古籍，以经书为主，从考据入手，注意字意辨析，认为要根据字的“六书”来考察文字在经籍中实际运用的情况。在以字音辨析字义方面的研究上，其精确程度，很少有人能出其右。他主张把义理与考据结合起来，而又以义理为根本。戴震的义理之学，最著名的成果是《原善》与《孟子字意疏证》，通过关键字词的字义疏证，揭示其中的义理。

4章学诚：经史贯通，独立思考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博览群书，拜朱筠为师，并结识了戴震等学界名流，与他们切磋学问，眼界大开。他与世俗不合，不愿做官，应朋友之邀，先后在一些书院讲学和编修地方志。后在湖广总督毕沅幕中，编修《湖北通志》等。章学诚数十年奔走大江南北，居无定所，却孜孜不倦，致力于学术。去世前一年，仍在修改学术专著《文史通义》。

《文史通义》是章学诚一生学术思想的结晶，系统论述了古今学术宗旨、源流以及古籍目录体例。他在书中纵论文史，品评古今学术，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如著名的“六经皆史”，打破了儒家经典至高无上的地位。唐代刘知几提出史家应具备才、学、识，他则强调史家还要具备史德、文德，要求史家端正心术，写史做到忠于客观事实，善恶褒贬，务求公正。他认为史家应该戒名利心，学须博而能约。他坚持史学要“经世致用”，反对空谈义理的“宋学”和专务考据的“汉学”，反对只知考据的学术。

另外，他撰修过《湖北通志》等地方志，撰写了《方志略例》等方志学著作，提出了“志属信史”的主张，对地方志书的性质、源流、作用、体例和编撰方法提出了一套完整看法，使方志学成为专门学问。

四． 现代国学大师

1章太炎：民国时期讲论国学的大家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后改名绛，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的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师从俞樾研习经学、史学、小学，后又研究佛学和子书。曾被清政府逮捕入狱，狱中三年，钻研佛学，特别是唯识论和因明学。后在日本和中国各地讲论国学，影响很大。

章太炎注重国学的传授，力主古文经，先后在日本、苏州讲学。著有《国故论衡》、《国学演讲录》，以文言文书写。在苏州有国学讲习会，从学者七十余人。章太炎治学严谨，提倡学有所据，语有确证，广征材料，以求明辩。

章太炎精通文字、音韵、训诂学，对于国学的各个方面都有精深的造诣。在音韵学上成就尤大。他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吸收现代语音学的知识，将其运用到古音韵的研究上，修正了王念孙的古韵分部，定古音为23部，用汉字描写古韵的音值，确定古声母为21个，创造《成均图》，旨在解释文字的转注、假借与孳乳现象。

《国故论衡》是其重要著作，胡适认为该书是两千年来中国可称得上“著作”的几部书之一。《文始》则是我国汉语史上第一部理论、方法、体例都粗具规模的语源学著作。在经史方面，章太炎对儒家经籍、先秦诸子以及史书都做了大量精深的研究。对清代的考据学，他也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并指出了其中的不足。

主要著述见于《章氏丛书》。

2刘师培：生命短暂，著述惊人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又名光汉，江苏仪征人，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出身于一个有名的经学世家。刘师培少有才名，博览群书，精通经、史、子、集四部。1917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与黄侃等成立“国故月刊社”，弘扬国学。

刘师培继承家学，又兼采扬州诸儒的治学之长，加之西学造诣颇深，使得他的治学视角新颖，视野开阔，学术观点多有创新。他治学不分汉、宋、古、今，不立门户，主张治学贵“通”。他对于《左传》《尚书》《诗经》的研究以及先秦诸子的研究，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刘师培生命虽短暂，但著作颇丰，关于经学以及小学22种，论学术及文辞13种，群书校注24种，诗文集4种，学校教本6种，共计74种之多，被称为“著述之盛，并世所罕见。”

著作主要收录在《刘申叔先生遗书》。

3王国维：学贯中西的天才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我国现代著名学者，在史学、文学、美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都成就卓著。

王国维早年学习英文、日文，接触新学，学习尼采、康德、叔本华等人的西方哲学，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早期主要研究中国戏曲史和词曲，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1913年起，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对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都有专精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工作。1925年任清华研究院教授，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1927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也留下了难解之谜。

王国维学贯中西，能将西方科学缜密的研究方法与中国国学的考据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做到了治学严谨，考证精湛，并获得了超越前人的真知灼见。特别是他首创的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的“二重证据法”，已经成为后人研究古史普遍采用的科学方法。在他的学术成果中，以史学成就最大，郭沫若称他为近代新史学的开山者。

王国维生前著作六十余种，主要收录在《静安文集》《观堂集林》中。

4陈寅恪：由西学研究中国古代学术的大师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在家庭环境熏陶下，从小广泛阅读经、史、子、集各部典籍。曾到日本、德国、瑞士、法国和美国留学，学习西方学术各方面的知识，能阅读蒙、藏、日、梵、英、法、德和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的文献。1925年归国，清华大学改制后，任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合聘教授。1930年后，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等职。1945年应牛津大学之聘，赴英国任教，治疗眼疾。1947年返国，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1952年后，任中山大学教授。

陈寅恪国学基础深厚，又掌握了西方现代的科学研究方法，加之精通多种语言，使他成为学贯中西、学识渊博的学者。其研究领域以史学为主，而又涉及文学、哲学、宗教学、民族学、古文字学等诸多学科。他能充分占有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发前人所未发，贯通古今，融会中西，提出独到的学术见解。运用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史料进行穷本溯源的确切考证，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以求得历史的真相。由于精密而科学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他的考证成就超越了乾嘉学者。他对佛经的翻译、校勘、解释，对音韵学等课题的研究均卓有建树。他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并为此门新学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著作，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途径。他的专著《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是“以诗证史”“诗史互证”的典范。他的博学令人赞叹。

全部著作收在《陈寅恪集》中。

5张舜徽：自学成才的博通大师

张舜徽（1911—1992），湖南沅江县（今沅江市）人，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在父亲的引导下致力于自学，学习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后涉猎经学，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功底。17岁时，出游巡师访友，结识了不少通人硕学。

张舜徽在湖南学风的影响下，在国学研究上具备独特的治学方法和态度。在湖南任教期间，他用百衲本二十四史校读殿本二十四史，用了整整十年时间，全史校读完毕，写了几十本厚厚的札记。

凭着深厚的根基，张先生博涉广营，于经、史、子、集四部之学都有不少创获。三十岁时，他发表了第一部专著《广校雠略》。此后著述不辍，到去世时，专著出版二十多部，共计八百多万字。

张先生一生勤于著述，他治学严格，遵循国学的路数，以小学、经学为基石，进而博治各部。其中的许多学术成果开一代学术风气之先。如《中国古代史籍举要》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本史籍举要的著作。全书分门别类对多种史籍做了提要钩玄的点评，同时指点了读史门径和研究方法，多有独到的真知灼见。

《中国文献学》是张先生七十岁时的著作。分十二编、六十章，这部书不仅是文献学史的叙述，也不仅是文献基本知识的介绍，而重在论证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总结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和丰硕成果，阐述历代校雠学家和清代考证家整理文献的业绩，提出今后整理文献的重要工作，以及整理文献的主要目的和重大任务。这部书开拓了现代广义历史文献学的新路径，奠定了现代历史文献学的理论框架，历史文献学这一学科就是由张先生首倡设立的。

张先生的学术重点在清代，如《清人文集别录》是一部叙录之作；《清人笔记条辨》是《别录》的姊妹篇；《清儒学记》是一部有关清代大学者的学术成就的总结之作；《清代扬州学记》对扬州学派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此外，他对宋代、清代的书籍也是广泛阅读，博闻强记。在20世纪，像他这样博览群书，特别是对清代文献下了很深功夫的学者并不多见。

"国学大师"，更是一个很有分量的称誉，是一顶很耀眼的桂冠，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佩戴的。那你知道我国当代的国学大师有哪些？以下是我整理的当代十大国学大师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目录

当代十大国学大师

国学大师评判标准

"国学大师"名称

当代十大国学大师

NO1 王国维

上榜理由：词学泰斗，戏曲学先锋，近代考古学的带头人，在多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且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多种著述成为学界必读经典，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代表作：《人间词话》、《人间词》、《宋元戏曲史》、《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多收入《王国维遗书》。集外旅日所作笔札，收入《王国维学术 随笔 》一书。

弟子：顾颉刚，赵万里，姜亮夫等

NO2 梁启超

上榜理由：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长期活跃政坛，是对近代政治有深远影响的风云人物。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宗教等领域都广有建树。

代表作：《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佛学研究十八篇》，多收入《饮冰室全集》。

弟子：徐自摩，蔡锷，胡适，谢国桢等

NO3 章太炎

上榜理由：近现代朴学大师，小学大师，经学大师，史学大师，晚年潜心研究佛学，旅日期间曾苦学梵文，更以佛学解注老庄，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其在小学一面，长于训诂，独步古今，后之学人唯有黄侃一人堪与匹敌。经学方面，幼毕四书五经，出口能诵;诸子百家，信手拈来。尤其对唐以前古籍颇为精通，可谓了如指掌，为学界所畏服。

代表作：《新方言》、《春秋左传读》、《訄书》、《检论》、《国故论衡》、《齐物论释》、《菿汉微言》、《国学讲演录》》等。

弟子：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黄侃，鲁迅，朱季海等。

NO4 陈寅恪

上榜理由：近代史学大师，尤精于唐史的研究，为史学界公认的泰斗，其父为近代著名学人陈三立，人称陈散原的便是，有《散原精舍诗》传世。陈寅恪通晓多种语言，除英、法、德、意、拉、西班牙语以外，尤精于梵文、藏语、突厥语、西夏语、契丹语，同时他还精晓小亚细亚等多种业已消失的小语种。据曹聚仁统计(《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其所晓语言约有18种之多，堪为语言界奇迹，为世人叹服。

代表作：《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隋唐政治史述论稿》等。

弟子：蒋天枢，刘节，季羡林等

NO5 黄侃

上榜理由：其在经学、文学、哲学等各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卓越成就，人称他与章太炎、刘师培并为“国学大师”，称他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更令世人惊叹的是其在生前并未出版过任何著作，其曾有一句经典 名言 ：“五十之前不著书”。这句话在半个世纪后还在武大校园内广为流传，成为其治学严谨的证明。在其生前，章太炎先生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其终不为所动。其虽未出版任何著作，却成为海内为公认的国学大师。

代表作：《文心雕龙札记》，《反切解释》，《日知录校记》，《集韵声类表》，《黄侃论学杂著》， 《说文笺识四种》， 《字正初编》，《黄季刚先生遗书》， 《文选黄氏学》(注：为后人整理编订)

弟子：徐复，潘重规，潘锦等

NO6 刘师培

上榜理由：其为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既在政治舞台上有令人瞩目的表演，从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到清廷幕僚、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又在学术舞台上连创佳绩，甚至与章太炎齐名，并称“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其为横跨政、学两界的声名显赫的人物，其在学术上所做影响最为深远和取得成就最大的事情，是有关“中国文学”、“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与《中国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上，他使《文选》派在文派之争中获得胜利，并在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奠定垂之后世的“典范”。

主要著作：《中国民约精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黄帝纪年论》，《汉宋学术异同论》等。

弟子：黄侃，陈中凡，郝立权等

NO7 王力

上榜理由：其一直从事语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发展中国语言科学、培养语言学专门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在1936年发表了《中国文法学初探》一文，对中国语法学界自《马氏文通》以来因袭英语语法研究的状况提出批评，同时对汉语语法的特点和研究 方法 做了初步探讨。1937年发表的《中国文法中的系词》，指出系词在古代汉语里不是必要的，汉语的 句子 也不一定都要有动词,这揭示了汉语不同于印欧语言的一个突出特点。他的《中国现代语法》(1943)、《中国语法理论》(1944)以及《中国语法纲要》(1946)等著作，以《红楼梦》为主要研究对象，建立了自己的汉语语法体系。另外，其在音韵学方面也成就颇高，他的《汉语诗律学》对中国古代诗词的格律和语言特点作了精到的研究，对中国音韵学的研究和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

主要著作：《古代汉语》，《诗词格律》，《语法和语法教学》，《广州话浅说》，《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诗词格律概要》，《楚辞韵读》，《诗经韵读》，《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汉语诗律学》，《汉语音韵》，《龙虫并雕斋诗集》，《汉语诗律学》，《诗词格律十讲》，《中国音韵学》，《王力诗论》，《中国语文讲话》，《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等。

NO8 季羡林

上榜理由：其为当代著名语言学家， 散文 家，东方 文化 研究专家，其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其学术研究范围涉及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堪为世界上少数几位能精通佛教梵文的大师，吐火罗文，印度古代文学，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中亚佛教史，唐史，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西文化差异和共性，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德国及西方文学，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散文及杂文创作等领域。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卓有建树的成绩。06年其成为首位获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的学者，同时在这一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主要著作：《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1957，人民 教育 ;《<罗摩衍那>初探》(理论)1979，外国文学 ;《天竺心影》(散文集)1980，百花 ;《季羡林选集》(散文集)198O，香港文学研究社 ;《朗润集》(散文集)1981，上海文艺 ;《季羡林散文集》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

NO9 徐复

上榜理由：其1929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师从黄侃攻文字、音韵、训诂。1935年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后转至章太炎门下求学。曾任教于国立边疆专科学校、金陵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等校。历任副教授、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名誉所长、《辞海》编委、《辞海》语词学科分科主编之一、《汉语大词典》副主编之一、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顾问、江苏省语言学会会长、《传世藏书》主编等。他在语言文字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训诂学、校勘学、蒙藏语文研究、词语研究、语源学研究及方言研究方面。在蒙藏语文与汉语对勘方面，著有《“歹”字源出藏文说》(《东方杂志》、《阏氏读音考》(《东方杂志》、《守温字母与藏文字母之渊源》、《“歹”字形声义及其制作年代》等。在训诂学方面，他用力最勤，著述颇丰，代表作有《从语言上推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定年代》、《韩昌黎诗拾诂》等。

代表作品：《徐复语言文字学论稿》，《广雅诂林》，《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等。

NO10 钱钟书

上榜理由：自幼天资过人，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其在清华读书期间，横扫清华图书馆;留英期间又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泡了几年。后又随妻子杨绛留法一年，饱览巴黎大学图书馆藏书，读书之多，古今中外罕有能比。为学渊博精深，冶古今于一炉，融中外为一家。精通英、法、德、意、拉、西班牙语，中英文造诣之高，无出其右。著《管锥编》四册，一百三十余万言，以典雅的文言写成，并对《毛诗正义》、《老子王弼注》、《史记会注考证》、《太平广记》等十部典籍，作了详细的考释、批注与阐发，引用了古今中外4000位作家的13000多部著作，涉及经史子集，修辞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 读书笔记 多达90000余页，多种语种，数千万字。

代表作：《围城》、《人兽鬼》、《钱钟书散文》、《宋诗选注》、《谈艺录》、《管锥编》、《宋诗记事补遗》、《容安馆笔札》等。

弟子：栾贵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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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评判标准

"大师"

所谓"大师"者，系指人们对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者的尊称。凡称得上"大师"者，其学问理应在同行、同专业中当属于出类拔萃者。

另外，"大师"之所以为"大师"，还不能光看学问，光看作品，还要看道德即人品、文品，看文品与人品是否统一，即是否属于融人品与文品于一体的"道德 文章 "者流。正如汤一介教授所说:"学问不错，人格又高尚，才可称为大师。"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因此，"大师"理应是学问和品德方面之典范。

假如学富五车，学问做得很大，文章写得呱呱叫，但人品却很差，尤其是文品与人品脱节，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在讲堂上、著作中说的、写的是"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士可杀而不可辱"，可一到外敌入侵，就卖国投敌，充当汉奸，"富贵*其心，贫贱移其志，威武屈其节";或面对强权则一味卑躬屈膝，附炎趋势，"学风随着政治风标转"，充当"不管什么时候都吃香"的"吹鼓手";或"满口仁义道德"，而行动上则男盗女娼;或口里老是叨念"淡泊名利"，而实则争名于朝、夺利于市，沽名钓誉、治学不严、投机取巧、差错百出，却又师心自用，听不得批评意见，甚至"拒绝一切批评"等等。那么，像这样缺乏中华学人之良心、良知的"缺德"学人，也是断断不配当"大师"的!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大师"之所以堪称"大师"者，不仅仅在于其学问之渊博和建树之卓著，更在于其虚怀若谷的胸襟，虚一恬静的心怀，尤其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

有道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真正的"大师"，从来对此称谓默然视之，更不师心自用。张岱年先生2003初在回答《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坦诚地说:"有人说我是'国学大师'，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