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我们收藏的书本大体有以下几种：

　　1、 精印本

　　有些书，除廉价的普通版本外，另有若干册限定的精装本或特精本。这些书由于在油墨及印刷方面特别精致，开本较大，纸质较好，数量亦有限，便具有收藏价值。例如，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朱维之翻译的《失乐园》，1984年首次印刷为46400册，内含精装本3400册，就较为高雅。1989年齐鲁版特精全本《新刻锈像批评金瓶梅》，就受到海内外行家的高度赞扬，因为它在全本《金瓶梅》的印刷史上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当然，精装本中又有特精非卖品之书就更为珍贵了。如傅雷所译《夏洛外传》，1933年9月初版，其中非卖品精装本仅印了50册，为海内外藏书家所瞩目。

　　2、签名本

　　有些书本来就出于名家之手，加之名人签名留言于扉页之上，便更有意义，书价亦飞腾而上，甚至达数十倍之多，极为烫手。1992年4月杨绛女士的《洗澡》签名本，在杭州竟卖到78元。签名本中又有编号本。所谓编号本，是因其印量有限而按序编排，或赠人或出售。1991年4月巴金先生签名的《随想录》编号特装本，在上海竟卖到13000元，创下大陆40年来拍卖书的历史新纪录。

　　3、初版本

　　初版之书大都是由作者亲自监督印刷和校对的，历来被版本学家看重，并可以此查核出后来编辑者的疏忽。如著名诗人臧克家的第一本散文集《乱莠集》，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印行，1939年5月10日初版；还有陈寅恪弟子刘开荣的《唐代小说研究》，1947年商务版。夏罗德·布伦忒著的《孤女飘零记》伍光建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9月初版，都已成为收藏界的珍品。

　　4、未裁本

　　所谓未裁本是指书的边缘从不曾为装订者的工具裁剪过的书籍，亦称毛装本或毛边本。如：1931年5月15日上海联合书店初版的《青春散记》（作者邹枋），初版仅印了1500册，且从未有过初版毛边本的纪录，故较为罕见，是海内的珍本。

　　5、孤本

　　实际上五四以来有不少书亦成为孤本。1948年4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黄裳先生的《锦帆集外》一书，作者曾云：当时"又曾以宣纸印一本，装两册。盗掠之余，只存下半。是更有'孤本'资格矣。"

　　6、错本

　　有时，某部书因印刷或装订错误得以问世，被称为特殊版本。这正如集邮爱好者获得错票一样，物以稀为贵。如：上海北新书局1933年11月初版的《现代小品文选》，由赵景深先生编选，分上下两册。其下册即为错本。开卷处有一枚藏书印："结屋三间藏万卷"。

　　7、藏书票本

　　所谓藏书票本，是指在版权页上贴有藏书票之书。而藏书票在我国的兴起，当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叶灵凤曾说："丢开书籍本身，仅仅对于这东西的收集，已经和邮票一样，是茫无止境的事。"藏书票在海外的售价，已极为昂贵，据董桥云，Eric　Gill为其妻雕画的一枚藏书票，80年代已标价90英镑!具体内容详见《藏书票》一文。

　　8、私印本

　　有些非正式出版的私印之本，由于作者日后成名或其本身的价值，亦值得收藏。例如，台湾诗人郑愁予1949年在湖南以青芦为笔名出版的石印处女诗集《草鞋与筏子》，就颇为珍贵。

　　9、古籍版本

　　随着时间的推移，年代越久的图书越有收藏价值，民国时期，宋本书价被炒到五六十块银元一页。这在1942年赵汝珍《古玩指南》一书中是有记载的。50年代初期，宋元本古籍的行情一度低落，明本书有过论斤售卖的时候。这种不正常的行情自然是社会变革时期的短暂一瞬。很快局面就发生了变化。到了50年代末，宋元本书几乎退出了公开的古旧图书市场。不过明代古籍还不鲜见。当时的售书目录标价表明，普通的明本，每册的价格仅在五元左右。这一价位当与那里的社会购买力相适应quot;文革"期间，社会藏书大量损毁，藏书活动陷入极度的萎缩，古籍已无行市。70年代后，古籍从内部售卖逐渐走向公开，乐于收藏者寥寥。只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人们在生活富足之余，才恢复了鉴赏与收藏的雅兴。古籍的价格也如众星捧月，逐年攀升。如今人们如能在千元以下买到一部真正的明版书，已是十分幸运的了。

 近年来，古籍善本在收藏品中，继学画、古玩等脱颖而出。撇开古籍善本的文献价值，就其鉴赏价值而言，一部品相上好的古籍善本，本身就是一件高雅艺术品。线装古籍那典雅的封皮设计，精巧的书脑、书脊和恰到好处的签条等，这些华夏独有的装帧形式令人倾心。打开书卷，清新隽永的字体还不时散溢出古墨遗香。

　　一拍卖公司的古籍善本秋季拍卖专场，成交总价高达375万元，成交率76%。古籍善本拍卖，成交价如此之高，如今已不再令人咋舌。

　　10、文革版本

　　由于"文革"在世界历史上占有重要一页，文革图书印量之多，印刷之精美，堪称一绝，博得海内外收藏家的好评。如"红宝书"和"小人书"都已成为抢手的图书，有的每本标价数百元以上。现在国内一些大中城市的收藏市场，"红宝书"交易十分红火，一本上等品相的初版《毛主席语录》交易价达350元，一本法文版的语录本价位高达480元，一些稀有版本（如少数民族版、盲文版等）更是价格不菲，含金量颇高，成为藏家投资的"热点"。

　　11、港台原版本

　　港台文史类的原版本由于印制精美而深受大陆藏家喜爱。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探亲和文化交流的深入，虽然有一些台湾版的图书流入大陆，其数量及种类仍十分有限，特别是一些纯文学作品，在大陆仍是难寻，被行家以珍本相待。因为截至1992年底，台湾邮寄大陆的图书仍十分不畅，须转道香港才能抵达。台湾早期绝版的一些文史类图书更使大陆藏家闻而难睹其容。沙叶新有次过境香港，跑了几家旧书摊，才淘得余光中第一本散文集《左手的缪思》（1963年初版）而大喜过望。

《宁强县志（1993-2012）》的地域性、时代性、权威性

  《宁强县志（1993～2012，）》，续前志体制，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之体裁，取“编、章、节”之架构。首为概述，次为大事记，后为专志，末为附录。统揽全志，内容厚实，结构严谨，体例完备，行文流畅。既有宏观鸟瞰，一县概况，又有微观透视，各业变化。溯本探源，严谨可察。可谓一志在手，全县在胸。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时代性、权威性。

    地域性。《宁强县志（1993~2012）》续修志突出地域特色，记载了本县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有着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是国家级园林城市和国家文化部命名的羌族文化保护实验区。二十一世纪初，宁强县围绕"汉水之源，羌族故里"准确定位把文旅兴县作为重点产业加以实施，建设以汉水源森林公园、青木川古镇、羌文化博览园等主要景区，彰显出宁强县独有的汉水之源优美的生态环境，氐羌故里风土人情。后又陆续发掘被誉为“巴山之巅，地河天窗”的禅家岩天坑群，草川子石林，使宁强县获得“国家级园林县城”“中国天然氧吧”“首批国民休闲旅游胜地”“中国十大魅力茶乡”“京津之乳”多项荣誉称号。而且该志增加了“羌文化”和“宁强县抗震救灾”两编，对羌族历史及遗迹进行了考察和记载，本县对羌族文化研究发掘保护工作，使宁强县成为“羌族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中国·羌族傩文化之乡”。宁强羌族刺绣成为“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宁强县地处龙门山地震断裂带北段，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给宁强带来巨大灾难，全县24万人受灾，学校医院、交通、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严重损级，被国务院确定为地震重灾县。地震灾害后，宁强县在中、省、市坚强领导和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特别是在天津人民无私援助下，宁强人民自力更生、百折不挠、艰苦奋斗，三年重建任务两年基本完成。

新建集中安置点113个，学校66所，村卫生室268个，水泥路240千米，桥梁26座，帮助城乡居民重建房屋22705户。新建的县体育场、县影剧院、羌族文化博物馆、宁强县天津高级中学、宁强县天津医院已成为县城的标志性建筑。极大地改善了全县基础设施，为宁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宁强县志（1993~2012）》全面记述了宁强20年来的发展历程。内容包括建置、自然环境与保护、人口、城乡建设、交通运输、邮政通信、农林水牧、工业、商业、服务业、旅游业、财税、金融、经济管理与监督、政治、军事、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社会、人物等二十八个门类。续志与前志衔接做到纵不断线，对前志未涉及的方面，及时补缺，如增加了旅游业、广电、羌文化和抗震救灾等重要篇目章节，突出了20年间宁强随时代变迁不断向前发展的风貌，使志书内容更加全面丰厚，体现出该续修志书的价值。如在城乡建设篇目中，三轮县城总体规划记述了县城续修史志，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更是社会变革、经济发展的时代需要，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它以它特有的资料性、知识性和地方性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生动、具体、感人的材料，向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地方志记载着一个地方的历史，是最好的地情资料教材。让人们增进对家乡的了解，培养热爱故乡的情感，提高科学文化素养，激发爱国主义热情。所以说《宁强县志（1993~2012）》的问世，不仅是完成宁强史志续修的大事，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大重要成果。该志在传统的记述体文字表述的基础上，加入了许多佐证，图文并茂，起到了单纯文字记述难以达到的“眼见为实”的效果。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该志在附录部分专列了《老照片》一项，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新，这些老照片收集，一有存史珍藏意义，让历史永远留存；二有与志前彩图配合对比作用，新老照片，实质反映的是社会沧桑巨变，让读者对宁强的历史、发展变化有更深刻、更具体、更直观的对比了解。。全志条分缕析，主次有序，简洁晓畅，图文并茂。

权威性。该志记述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文风力求严谨、朴实，文字力求准确简洁通俗。资料来源于档案、各部门和乡镇志、县年鉴、县广播（电视台）新闻稿件及当事人口述，经反复核实后载入。数据以县统计局公布的为准，个别有差异的注明了出处。

江苏凤凰出版社有限公司，原名江苏古籍出版社，成立于1984年3月，是一家以整理出版中国文、史、哲古籍及其研究著作为主的专业出版社。2002年10月，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更名为凤凰出版社，2008年9月转制为江苏凤凰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耗时十七年的大型元代文献总集《全元文》荣获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提名奖；2007年，宋代“四大书”之首的《册府元龟》(校订本)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2008年，陆机文本研究的最新成果《陆士衡文集校注》荣获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提名奖；2010年，江苏学人文集整理项目《赵翼全集》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2011年，《台湾简史》入选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

《历史教学》创刊于1951年1月，是新中国建立后国内创办最早的历史专业刊物之一，在天津出版，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目前《历史教学》的发行，在国内已覆盖了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的所有省区，国外除主要发行日本、韩国、东南亚地区外，还有欧洲、美洲、大洋州、非洲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创刊以后，除1961年上半年曾暂时休刊、“文革”期间被迫停刊外，一直坚持出版，到2002年底，已出版78卷，469期。自1992年以来，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的历次评定中，《历史教学》均名列其中。2000年以来，《历史教学》又被列入中国社会科学引用资料来源重要期刊。2002年，《历史教学》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列入中国期刊方阵，授予“双效期刊”称号。

酝酿创办《历史教学》是在1950年下半年，当时，京津两地几位有志于推进新中国文化事业发展的史学工作者，经过一番筹划，向天津军管会文教部提出出版申请，立即获得批准。当时创办刊物的有7人，他们是：张政烺（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光璧（时为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杨生茂（时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傅尚文（时为知识书店出版部主任）、孙作云（时为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人员）、丁则良（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及关德栋。如今这几位学者，健在的只有杨生茂、张政烺。

初创的《历史教学》可以说是同人刊物。创办之始即成立了“历史教学月刊社”和”历史教学月刊社编辑委员会”，李光璧任主编，其他几人为编委。创刊之始，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经费问题。几个创办人每人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一点作开办费，但杯水车薪，最后，张政烺先生毅然卖掉自己珍藏的二十四史，才凑足创办费用。时中共天津市委文教部部长黄松龄得知此事后，十分关心和支持，又帮助筹办人从银行贷了一部分款，并指示知识书店协助发行。著名革命家、教育家徐特立（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为《历史教学》题写了刊头。1953年著名学者、教育家马叙伦（时任中央教育部部长）也为《历史教学》题写了刊头，始刊于1953年第7期，沿用至今。

《历史教学》创刊号印行2000册，受到读者的欢迎，发行量逐渐上升，到1952年已发行1万册。1952年由钱君晔（时为津沽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兼任月刊社经理。当时中国史学会天津分会成立，《历史教学》创办人商同史学分会申请刊物由中共天津市委领导。自1952年7期起，刊物由天津史学分会主办，原“历史教学月刊社编委会”改称“历史教学月刊编委会”，同时扩大编委会编制。老一代史学家郑天挺、吴廷璆、魏宏运、来新夏、钱君晔、尚钺、荣孟源、嵇文甫及王金鼎等担任了编委。 《历史教学》创刊后的前两年，没有专职工作人员，编辑、校对、出版等工作均由在津部分编委轮流负责。1953年，建立了编辑部，陆续调入几位专职编辑和出版行政人员。1954年，《历史教学》发行量已达4万份，在国内外史学界产生较大影响，出版工作日益繁重。为加强编辑工作，历史教学月刊社并入天津通俗出版社（1956年改为天津人民出版社），并确定了《历史教学》“为中学历史教学服务的方针”。

1956年，教育部主要负责人研究决定：《历史教学》继续在中共天津市委领导下出版，教育部在业务上给予指导；并指示人民教育出版社指定专人参加历史教学编委会，以建立经常联系。

1959年，历史教学编辑部从天津人民出版社分出，成立历史教学社，由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领导，左建（时任研究所副所长）兼任社长，鲁滨任专职副社长。

1960年，河北省科学分院撤销后，历史教学社由河北大学代管。1963年，改由天津市文教委员会管理，1964年起由市教育局代管，刘冀农（时任教育局副局长）兼任社长、左建兼任副社长、鲁滨任原职。

“文革”开始后，《历史教学》被迫停刊，机构被撤销，办公地点被占用，人员被下放，图书资料受到严重损失。特别令人惋惜的是，徐特立、马叙伦题写的刊头手迹，郭沫若、叶圣陶的题词手迹，范文澜几次来信的手迹，以及其他一些重要手迹等，均遭毁弃，荡然无存。

1978年6月，中国史学规划会议筹备会议在天津召开，会议倡议恢复《历史教学》月刊。随后，成立复刊筹备小组，8月，批准复刊。10月，国务院教育部恢复对《历史教学》的业务指导关系。

1979年1月，《历史教学》正式复刊，同时恢复历史教学社，刘冀农（时任天津市教育局局长）兼任社长，鲁滨、杨宝林先后任专职副社长。

1986年，历史教学社由天津出版局管理，杨宝林任社长；1990年，侯万明任社长；2001年4月至今，刘文君（女）任社长。1998年，历史教学社与天津古籍出版社合并，但仍保留了历史教学社名称。

《历史教学》自创刊后，一直拥有一支由著名史学家组成的编委会队伍，他们为《历史教学》的发展付出了心血，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历史教学编委会的成员在各时期有一些变化，从创立到现在，编委会分别在1952年、1954年、1961年、1979年、1986年和1994年进行了6次调整。自创刊始担任《历史教学》编委的有（按时间先后顺序）：张政烺、杨生茂、李光璧、傅尚文、孙作云、丁则良、关德栋、郑天挺、吴廷璆、王金鼎、魏宏运、来新夏、钱君晔、尚钺、荣孟源、嵇文甫、王仁忱、耿夫孟、朱星、刘冀农、韦力、卢士林、巩绍英、雷海宗、翁独健、万九河、金宝祥、沈鍊之、梁寒冰、左建、潘强、吴雨、梁卓生、邱汉生、苏寿桐、李纯武、杨志玖、王玉哲、韩烽、王敦书、庞卓恒、程秀、张景贤、王连升、王永祥、罗澍伟、王宏志、李树人、郑先进、杜汉鼎。 《历史学习》是中国唯一面向高中生的历史杂志，自2005年第9期全面改版，栏目重新设置，有“高考导向分析”、“学科综合提示”、“理解教材”、“材料解读训练”等一系列新栏目。内容大体围绕高考要考什么？教学和复习中应注意什么？学生易忽略、易弄错的问题怎样解决，等等。改版后更突出了办刊特色——为高考服务，为高中教学服务，为高中文科生服务，并且增强了实用性，在装帧方面更贴近学生，增加阅读的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