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是指古代盟约、公文、契约、书札、案牍以及诏诰、奏议、文告、诉状等，如侯马盟书、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

档案经过立卷归档集中保管起来的，具有查考、使用价值的各种文件材料，称为档案。

中国档案起源很早，清末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就“属于王室的文书记录，是殷代的王家档案”（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46页）。存世和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所记有册命、赏赐、志功、征伐、诉讼等各个方面的大事活动，自然也是具有档案性质的。中国现存的档案实物以明、清档案所存为最多，大约还有一千多万件（册），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档案是人们在各项社会活动中自然产生的，是原始的文字记录，从未经过修改和加工，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可以直接反映出历史原貌。档案与图书不同。由于档案具有这样的原始性和客观性，所以它比其他史料、典籍更加真实可靠。

总集汇集多个作者的单篇诗文为一书，称为总集，它是与别集相对而言的。

总集这种体裁的产生，则首推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晋书·挚虞传》：挚虞“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日《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可惜《文章流别集》今已亡佚。所以，今天所能见到的现存最早的总集，应是南朝梁萧统所编的《文选》。

别集指汇集某个作者所著多种文体作品为一书的文献著作，与“总集”相对而言。

“别集”这个词出现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早在东汉就出现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别集开始盛行，并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唐宋以后就更加繁荣，出版的别集相当之多。

类书是我国古代采辑或杂抄各种古籍的有关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编排列于从属类目之下，以供人们查阅的工具书。

类书，“以杂见称”为其特点。所收内容往往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旁及社会生活、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举凡人间的学问，世上的知识，以类相从，无所不收，是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古典文献。

政书是辑录文献中的典章制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编排和叙述，以便查考的工具书。简言之,政书就是专门记载历代或一代典章制度的专书。涉及的内容范围很广，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天文、地理、文学、艺术都包罗在内。 最早创制政书这种体裁的是唐代的刘秩,他收录了大量典章制度资料,编成《政典》，该书于唐玄宗开元(713～741年)末编成。

政书按其收录典章制度的时代范围,可分为两大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古今”的,即所谓“九通”十通”。

一类是断代性质的,即所谓“会要”和“会典”。

丛书又称丛刻，丛刊，丛编，汇刻，合刻，是编辑根据一定的目的,汇刻有关的著作并冠以总名的一种著作集。丛书所收的著作，多的有几千种，少的只有寥寥数种。对丛书来说,这些被收入的著作，称为丛书的子目。

以“丛书”命名的图书,最早的是唐朝陆龟蒙的《笠泽从书》，但该书不是汇刻群书的丛书只是作者的诗赋杂文集。真正的汇刻丛书始于五代冯道倡议校刻的《九经》（又称《监本九经》），这是类编丛书汇编丛书,一般变为以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俞鼎孙、俞经辑抄的《儒学警语》为最早。该书汇辑了有关“举子之事业,人事之劝惩”的七种著作,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丛书。

丛书种类很多,大体上可以分为综合性和专科性两大类《中国丛书综录》分为“汇编”和“类编”。“汇编”下分杂纂、辑佚、郡邑、独撰五目,“类编”下分经、史、子、集四目。

笔记指中国古代著作者随记录的短篇文献，并将这些短篇文献汇集成册出版的图书，也叫笔谈，或随笔。笔记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笔记起始于先秦，魏晋南北朝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的志怪体笔记较多，例如晋代张华的《博物志》和干宝的《搜神记》。南朝的刘义庆所著的《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轶事笔记的代表作。到了唐朝，笔记便“演志怪为传奇，变轶事为杂录”，例如《酉阳杂俎》。宋元以后，笔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数量猛增，题材扩大。

表谱指按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制的反映时间和历史概念的表册性参考工具书、是历表、年表等历史表谱的总称。 表谱能帮助人们考查和换算不同历法，年，月，日，能使读者系统地了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发展和演变的情况，有助于对中外历史进行横向比较研究。

表谱分为年表和表谱两种。

地方志是指记述某一个行政区域的自然和社会各方面情况的图书，也称方志。这种书的内容非常广泛，一般包括行政建制、沿革、疆域、山川、津梁、名胜、资源、物产、天文、气候、灾害、人物、文化、教育、科技、体育、民族、民俗等各个方面，反映了不同阶段的社会历史生活状况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的发展状况，对于中国的经济、文化、科技建设和学术研究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中国的地方志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根据《周礼·春官》一书记载，周代曾经设有“外史”这一职务，负责“掌四方之志”。方志导源于我国古代记载地理知识的《山海经》和《尚书·禹贡》等。 1、书名与作者

①古书多无书名

古人著书，或叙事抒情，或论辩说理，都是动情于中，而形于言，往往是先写作而后命题，并不是先命题而后写作。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汉高祖刘邦初定天下，曾指示陆贾为他写一部历史故事书，陆贾写了二十篇，刘邦看了很高兴，认为书中故事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话，所以起名为《新语》。由此可知，陆贾在写作前并未拟定书名。

古书不题书名，是常有的。现在所知的古书之名，大多数是后人追加的。②关于古书的命名：

以著作开头二字为书名者。如汉代史游所著识字课本《急就篇》，开篇云：“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就是用“急就”二字作为书名。

公羊传校本

以作者姓氏或称号为书名者。如春秋三传：《左氏传》，左丘明撰；《公羊传》，公羊高撰；《谷梁传》，谷梁喜撰。 以概括内容命名者。如春秋时鲁国史书称《春秋》，就是以一年四季的春秋二字来概括一年，用以表示为一种按年纪事的编年史。

以寓意命名者。如韩非子的《五蠹》、《孤愤》、《说难》等篇,屈原的《离骚》。

先秦典籍，往往不提作者姓名，一部《诗经》，三百余篇中除极少数可以考见作者姓名外，绝大部分是无名氏的作品。先秦诸子著作，题为某子，但并非他们自己的手笔，不少是出于门生、弟子、宾客及其子孙后代之手。

汉代以后，典籍作者署名逐渐增多，而标法不一，或标姓名，或标字号，或名号同时标出，或用自号而不用名，或带作者籍贯、官衔职务等等，如南宋词人张炎，号玉田，原籍天水，他的词集《山中白云》题为“西秦（指天水）玉田生张炎叔夏”。又如《资治通鉴》标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朝散谏议大夫充集贤殿修撰、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候、食邑一千八百户、赐紫金鱼袋臣司马光奉敕编集。”

2、古书篇名与序传

古书篇题列于正文之后

古人编书的体例，常与后人不同。小篇及章的目录，一般都放在一篇或一章之末。例如《荀子》书中有一《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赋，每一赋的末了都把所赋的物名说出，并把这物名重叠一遍，这种重叠，决不是多余的重复。这礼、知、云、蚕、箴五个字，就是这五篇赋的题目，而且都题写在每篇之末。长沙马王堆汉墓土的帛书《老子》卷前4种佚书，题目都是在一篇或一章之后的。

把古书目录放在卷首，大概都是雕版印刷术盛行以后的事，书籍应用日广，篇题置于全书之末，翻检不便，于是很自然地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古书序传常置全书之末

了解一部书的内容主旨、篇目体例以及成书经过等,最好先读它的序文。古书往往有序文(统称为序传)。《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就是典型的序传，它总结作者自己的世系,叙述著书的经过,考证学术源流，还给每篇的述作大意逐篇作了提要。

现代编印的书籍,序文均列于卷首，而古书的序传，则均列于一书之末。例如上列《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又《淮南子》的《要略》，《汉书》的《叙传》，许慎的《说文解字叙》，梁刘勰《文心雕龙》的《序志》等。

3、古代“篇”与“卷”的含义

古代文献的著录，都以篇、卷为计，从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开始就已如此。

木简

中国古代用竹、木简写书，编简成策（册），通常一策就是一编（篇）。故称之为“篇”。在竹、木简盛行的同时，也用缣帛写书，并以“卷”计。因此，对于“篇”“卷”两个词语的解释，一般认为：“篇”批量竹简、简册，后来用以指有首有尾完整的文章，也用来指称成著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作《孟子》七篇”。“卷”指写在缣帛上的卷子，后用以指全书的一部分，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一》：“凡书，唐以前皆为卷轴，盖今所谓一卷，即古之一轴。” 校雠是简册时代校书的一个环节，刘向所下的定义是：“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曰雠”。所谓“校雠”就是今天校勘中的对校，也即版本校。由于那时简册笨重，这一工作通常由两个人来完成。而今天的校勘含义较“校雠”宽泛了很多，除对校外，还包括本校、它校和理校等方法。

校勘与校对的区别：校对是出版的一个环节，它的唯一任务就是：保障出版物和原稿绝对一致。因此，校对基本上是一项机械性工作。有时为保障正确率，校对者甚至从文章末尾倒着校，使校对者读不成句子，以保证一个字一个标点的与原稿进行核对。校对虽然也是“对”，也是“核查”，很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的校勘，但校对是单向的，必须忠实于原稿，因此，与作为学术工作的校勘有明显的不同。 1、校勘有助于古籍整理：

古籍整理主要包括校勘、标点、注释、翻译、汇编等九个方面的工作。校勘除了本身就是古籍整理的一项重要工作以外，还是其他八项古籍整理工作的先导。因为，这八项工作都需要有一个文字正确无误的底本。如果不先做好校勘工作而以误本为底本，从而误解误释，不仅劳而无功，甚至得不偿失。

2、校勘有助于古籍研究：

对于某种古籍进行研究，首先应该有一个正确无误的底本。

3、校勘有助于疏通文字词义：（1）祛疑。看到文字错误难以疏通之处，谬妄者往往穿凿附会，望文生义，哄了自己也误了别人。（2）显真。有些文字虽是错的，但意义没有太大的变化。碰到这种情况，校勘同样必要。（3）明微。有些语词的含义，看上去简单易懂，而真要弄懂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4）欣赏。文字作品中，往往一字之差，就会影响到作品的韵味，埋没作者经营的苦心。

古代文献的参考文献格式可以写为：

[1]李贤明一统志：卷七十四［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李贤明一统志[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卷七十四）

根据参考资料类型可分为专著[M]，会议论文集[C]，报纸文章[N]，期刊文章[J]，学位论文[D]，报告[R]，标准[S]，专利[P]，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A]，杂志[G]。

电子文献类型：数据库[DB]，计算机[CP]，电子公告[EB]

电子文献的载体类型：互联网[OL]，光盘[CD]，磁带[MT]，磁盘[DK]

扩展资料：

一、专著、论文集、报告的写法：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可选)

例如：[1]刘国钧陈绍业图书目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15-18

二：期刊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

例如：

[1]何龄修读南明史[J]中国史研究,1998,(3):167-173

[2]OU J P,SOONG T T,et alRecent advance in research on applications of passive energy dissipation systems[J]Earthquack Eng,1997,38(3):358-361

一、使用《中国丛书综录》查询（写出检索步骤与方法，列出各步的检索结果）

1《

玉纪

》收录在哪几部从书中？哪些图书馆可以借到？

2《

吴门

岁暮

杂咏

》为何人撰写？收入在哪部从书中？

3《湖州

丛书

》为何人撰写？有多少家图书馆收藏？都收录了哪几种古籍？

二、使用《

佩文韵府

》查询

4“小荷才露尖尖角”写出全诗，并注明查询过程、页码

5“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哪一首诗？作者是谁？写出全诗，并注明查询过程、页码

能写出多少就写出多少

谢谢各位了！

我听说新出的《中国丛书综录》已经没有前两题的收录了……那这作业还怎么做啊……

首先是中国古典语言学。了解古代文学和经典的编排和研究。它以古代文献和经典的形式和内容，组织其校对、标点、注释、鉴定、汇编、汇编等各个环节的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史以经典史为中心。经典成为古代文献学的中心。确定哪些异文必须注出，以示读者。从义理、考据两方面着眼，（异文）版本来源是重要方面。

其次是书籍版本。中国古籍是指1911年革命前出现的书籍。对于各种形式的古籍版本，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善本仅限于清朝乾隆60年，即古籍。1795年以前的书籍一般都是稀有书籍。现存的古籍中，有史迹、学术资料、艺术表现的，或虽不完整但只有一两本，且很少流传的，都可以算是珍本。周代末期出现的简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图书。1930年在内蒙古发掘的居延汉简，是我国现存最古的成册书籍。

再者中国电子文献数据库。内容包括经、史、子、藏四个部分，其中以史为主，经、字、藏为辅。如果按门类归类，又可分为宗教文献、医学文献、文献与收藏、政治书籍、阶级书籍和史料收藏。新书目），77246万字，几乎涵盖了所有重要经典。文字周围大多围以长方形边框或图案，刻书者用以申明版权以及广告宣传的一种特殊标识。

另外可以从汉学典藏数据库中学习。是面向中国图书馆、中国文化研究机构、专业研究人员和文史爱好者的中国古籍全文信息检索系统。它囊括了从先秦到民国2000多年所有以汉字为载体的古籍，也囊括了清代学者对当代相关古籍研究的重要成果。数据库包括古籍精选版本，即古籍母本或现存最早的版本和精炼版本，基本涵盖了所有重要的古籍文献。

（1）段成式，唐朝人，所著《酉阳杂俎》成书于公元1000年之前，其中有“又有一种，形如番芋，蔓生，艺者架小棚使蔓之，花开亦落土，结子如香芋，亦名花生”的描述。

（2）贾铭（1279—1368），元朝人，在《饮食须知》中有“落花生，味甘、微苦、性平，形如香芋，小儿多食，滞气难消……”的记述。《饮食须知》中的内容均来自诸家本草，成书年代应在14世纪中期，而所摘引材料的来源则应更早于成书年代。

（3）蓝茂（1397—1476），明朝人，所著《滇南本草》中有关于花生的记载，其成书年代约在15世纪中期。

（4）《常熟县志》（1503年）中有花生条目称“花生三月栽，引蔓不甚长，俗云花落在地，亦生子土中，故名，露后食之，其味才美”。

（5）《上海县志》（1504年）、《姑苏县志》（1506年）均有关于花生的描写。

（6）赵学敏，清朝人，1765年所著《本草纲目拾遗》中对落花生有较详尽的考证，书中引用过唐朝《酉阳杂俎》中有关花生的叙述，认为唐朝时已有花生栽培。

（7）檀萃，清朝人，1799年所著《滇海虞衡志》中有“落花生为南果中第一，…宋元间，棉花、番瓜、红薯之类粤估从海上诸国得其种归种之……”，“……棉花、番瓜、番芋、落花生同时传入中国”的记载。这说明中国在宋、元年间（即公元1000年左右）已有花生栽培，而且是与甘薯等作物同时从南洋诸岛国得来的。客观上，我国古代在自然科学方面尤其与农业有关的著述并完整保留下来的不是很多。明朝后期李时珍作著《本草纲目》（1578）和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1628）均未见关于花生的记述，其原因可能是到明朝末年在中国花生还不是一种广泛种植利用的农作物。唐朝《酉阳杂俎》对花生的描述是现存最早而明确的文字记载，但该书若干不同版本中又没有关于花生的文字表述，因此该书关于花生的记述是否出自唐朝原始版本尚有待考证。更早的文献如西晋嵇含所著《南方草木状》（304）中有关于“千岁子”的描述，性状均与花生相同，清朝广东编撰的《大埔县志》中则称千岁子即是花生，而千岁子这一植物名称最早见于汉朝文献《三辅黄图》。从上述有限的文字记载中，暂且不考虑若干不确定的部分，也可以说明在14世纪中期之前中国已有花生的栽培和文字资料。而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是1492年，欧洲文献中直到1535年才有关于花生的记述。

网上好象没相关信息，以下是个人理解：

文献知识是古籍整理的基础和必要工具，更是整理好古籍的前提与必要条件。

说文献知识是古籍整理的基础和必要工具，是因为：没有文献上的历史记载，古籍的整理用什么做依据，最基本的按朝代、按地区分类就不可能做到，没有历史依据的整理只可能是破坏，不可能达到保护性目的；一些古籍可能有缺损、残缺，要修补、整理就要有相关知识，知道缺失了什么才能知道该补什么，又该到哪里去找这些可以补上的信息，这时候，文献就是很好的查阅资料，没有文献，就好比航海中的船只没有罗盘，它是指引古籍整理的必要工具。

做同样一项工作，不同的人来做也能区分出好坏，古籍整理也是这样，要整理好古籍，没有丰富的文献知识做后盾，在碰到问题时不可能及时、准确地做出反应，甚至可能会破坏原有的古籍信息，因此文献知识又是整理好古籍的前提与必要条件。

国家图书馆古籍资源的类型包括国家图书馆藏善本和普通古籍、甲骨、敦煌文献、碑帖拓片、西夏文献、赵城金藏、地方志、家谱、年画、老照片等。

我国的古籍：

1、《永乐大典》——百科类

《永乐大典》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占卜、戏剧、工艺、农艺等涵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知识财富。《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百科全书”条目中称中国明代类书《永乐大典》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已经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

2、《四库全书》——百科类

《四库全书》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包括了我国几千年来的重要文化典籍，作为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呈现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体系，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

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源头和血脉。

3、《梦溪笔谈》——科学类

《梦溪笔谈》就是一部涉及古代中国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本书由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撰，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各个门类学科。

我国古籍的价值：

1、文献价值。古书籍所描述记载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古籍的价值首先体现于它的文献价值。

2、版本价值。古籍的版本种类很多，一般来说，稿本、旧抄本、古本、初刻本、精刻本以及各类活学本等版本的价值较高。

3、艺术价值。有些古籍字体雕刻精美，印刷水平较高，如精写本、写刻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短版、拱花、版画等。

4、学术价值。如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录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解或较为少见的稿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5、文物价值。有些古书，抄写或刻印年代久远，流传又稀少，如宋刊元椠存世不多，无论从纸质、墨迹、印刷技能，装帧水平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文物考古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