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妙语如珠，频见于著述，屡发于言谈。老杜“为人性僻耽佳句”，只是在吟诗作赋之时；而钱先生则无时不耽，终生乐之。

钱锺书先生妙语如珠，频见于著述，屡发于言谈。老杜“为人性僻耽佳句”，只是在吟诗作赋之时；而钱先生则无时不耽，终生乐之。杨绛先生曾说：“锺书与我父亲（杨荫杭先生）诗文上有同好，有许多共同的语言。锺书常和我父亲说些精致典雅的淘气话，相与笑乐。一次我父亲问我：‘锺书常那么高兴吗？’”（《记钱锺书与围城》3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

这种“高兴”的神情，我在拜访钱先生时曾有幸目睹——在他谈兴正浓、咳唾生春的时候。杨先生所说翁婿间“精致典雅的淘气话”，虽未记下，也必是得意之语无疑。《圣经》上所罗门王说过：“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时，何等美好。”（A man hath joy by the answer of his mouth: and a word spoken in due season, how good is it!-The Proverbs 15:23）可以想象钱先生在此时是何等惬心快意。

钱公曾说自己的诗歌“字字有出处而不尚用典”。（吴忠匡《记钱锺书先生》，《文化昆仑》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7月）其实他撰文、言谈无不如此。钱氏名言，正如黄山谷所评“老杜作诗、退之作文”那样，“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答洪驹父书》，《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九）我曾为其中的一些找到了古书上的出典。（见《蓬山舟影》34-35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12月）

遣词造句养成了习惯、形成了风格，运中文时如此，作“参军蛮语”时想来也不会例外。比如杨绛先生所记:“一次我听他在电话里对一位求见的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记钱锺书与围城·前言》）

这句话谁听了想必都会哑然失笑，看上去好像是“羌无故实”了，但我仍怀疑此句必有所本。有关鸡与蛋的典故，我只想到《伊索寓言》中的“杀鸡取蛋”、《庄子·齐物论》中“见卵而求时夜”和《雪涛小说·妄心》中那个拾到鸡蛋就梦想发大财的痴人，但都与此毫不相干。

记得钱先生1978年在意大利欧洲汉学家大会演讲时，曾多次引用意国名言隽句，本地风光，意在使彼邦人士觉得亲切有味。（《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钱锺书集·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178-182页，三联书店，2002年10月）以彼例此，其语既为英人而发，出典定在英文，不然未免对牛弹琴，先生必不致如此。

我年轻时好读外文，颇想“从周边看欧美”，也算囫囵吞枣浏览了一些西方典籍。中年以后专治古籍整理，虽甚欲学钱公“取资异国”，但实践检验下来，只有流失到域外的中国古籍善本可供校勘之用，那些“著名”外国汉学家的大块文章于我毫发无补，于是不复理会，外语遂逐渐荒疏，在海通之世竟成了“乡曲之士”，无意“从周边看中国”，不能像当世通人们那样“预流”了。

不过治国学可以不管外文，要治钱学却绝对不行。如今考据癖既然发作，再到西方文字海中去捞针谈何容易，何不就在忘河之岸掇拾孑遗呢？思至此，便抛却书卷，学起达摩面壁来。

静坐未久，眼前忽跳出一句英国谚语：“He that would have eggs must endure the cackling of hens”（要想吃鸡蛋，就得忍受母鸡咯咯旦）。顿时豁然开朗，不禁拍案：钱公出处端在是矣！这句谚语虽产生于农业社会，而至今喻义犹存，在英美人人耳熟能详，听了必较他国人氏更能会心解意。

钱先生隐去了cackling（咯咯叫）一词，别国人或懵乎不晓，而英美则人尽皆知。令人惊讶的是，母鸡的咯咯声他们居然需要“忍受”（endure）!我却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我家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也养过鸡，至今还未忘却母鸡生蛋后的叫声所带来的愉悦，想来国人所感略同。

也许我们真是“实用理性”，只要得到实惠，便不辨声之美恶了吧。英美人听钱公之语，会明白他是说母鸡讨厌之极，见了难受；而国人则会以为他是说母鸡普通之至，不值一看。显然我们的理解要逊英美人一筹。我还见有人效“固哉高叟”，对钱语表示异议。

可见“东海西海”，正未必“心理攸同”呢。钱公将这句古谚用于当今商业社会的语境（吃鸡蛋用不着自己养鸡），可谓推陈出新；而自比母鸡，实际上是“推人及己”。他本人不喜欢拜访名人，曾说：“吾老而懒，杜于皇所谓司马迁、韩愈住隔壁，亦恕不奉访，况馀人乎！”（吴忠匡《记钱锺书先生》，《文化昆仑》43页）看来对当世的作家学者，他概以“母鸡”视之，拟人之余，也就顺便挪来自拟。

接下来，我又想起了钱先生的另一句幽默之语。据王水照先生披露，钱公写信告诉他，在1979年访美期间，“馆中有司导观其藏书库，傲然有得色。同游诸公均唧唧惊叹，弟默不言。有司问弟，弟忍俊不禁，对曰：‘我亦充满惊奇，惊奇世界上有那么多我所不要看的书！’主者愕然，旋即大笑曰：‘这是钱教授的风趣了！’虽戏语，颇有理。”（《对话的馀思》，《文化昆仑》105-106页）

“世界上有那么多我所不要看的书”，此句耳熟，定非“即目”而成。于是又面壁而坐，不久，果有声起于天际：“苏格拉底有类似之语。” Mnemosyne（记忆女神）既如此启示于我，遂回想起以前曾读过Diogenes Laertius（第欧根尼·拉尔修）所著Lives and Opinion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名哲言行录》，R D Hicks英译），便赶紧到图书馆去借了一部《娄布经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版的希英对照本，此本钱先生在《管锥编》中曾多次征引。

我希腊文仅识字母，只能读英译（想来钱公亦复如此，不然他决不会引英译而不引原文。有人说钱公通希腊文，实不敢苟同），在记Socrates（苏格拉底）的一章果然找到这么一段（155页）：

Often when he looked at the multitude of wares exposed for sale, he would say to himself, “How many things I can do without !”And he would continually recite the lines：The purple robe and silver’s shine / More fits an actor’s need than mine（他看到市场上百货杂陈，琳琅满目，常不禁自语：“有那么多我所不要的东西呀！”随即吟道：“熠熠银器兮粲粲紫袍，宜彼倡优兮不适吾曹。”讽诵不已。）

钱先生的话果然源自苏格拉底！考“How many things I can do without ”这句话， CD Yonge的译本翻作：“How many things are there which I do not want” 好像还有人译作“How many things I have no need of”或“What a lot of things there are a man can do without”。不知钱先生原话仿造哪一句式，自愧英文尚未入流（遑论“预流”），不敢妄拟。

前面提到的那位遭到拒绝的英国女士，我想她一定能够领略钱公造语之妙，毕竟谚语流俗相传、家喻户晓；而后面那位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傲然”主者，从他“愕然”的表情、“旋即大笑”后所说的浮泛之语，可以猜测，他不但对钱公的风趣语不能得其微意，对其来历更是不识不知。

如果确是这样的话，那本Lives and Opinion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肯定属于他“所不要看的书”，而钱先生的妙语真可谓明珠暗投了。当然，对于世界一流图书馆的负责人，但愿我的判断是错误的。

版本学·二

清代对文献整理研究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清代，版本学成为专门之学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把清代学术成就归纳为十三个方面，即经书的笔释、史料的搜补鉴别、辨伪书、辑佚书、校勘、文字训诂、音韵、算学、地理、金石、方志的编纂、类书的编纂和丛书的校刻。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清代文网严密，学者回避现实，埋头考据有关。乾嘉学派的知名学者惠栋、江声、余萧客、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钱大昕、赵翼等，就把研究经史诸子、文字音韵、名物训诂、历史地理、天算乐历等等一切学问都纳入了考据的轨道。而要考据，版本问题就成为首要问题。因为“版本之学，为考据之先河，一字千金，于经史尤关重要”(叶德辉《书林余话》卷下)。对此，考据大师们体会尤深，段玉裁《经韵楼集·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说：

校书定是非最难，是非有二： 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立说之是非。……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是也;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不先正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

段氏所谓“正底本”就是要订正版本中的错误，还底本的本来面目，这是考据的第一步。显然，考据学的发展推动了版本学的研究。

私家藏书的兴盛是开展版本学研究的物质基础，它开阔了版本学家的视野。中国古代藏书有官藏、私藏之分。秦汉至清，历朝都有数量可观的官府藏书，但官藏图籍仅只为皇帝及王公权贵等少数人使用，一般读书人难以见到;而每逢改朝换代，官府藏书必遭兵燹之难，损失严重。因此，相对而言，官藏在保存书籍、传播文化、开展学术研究方面的作用，还不及私家藏书那样大。私家藏书起源也很早，《史记·孔子世家》有 “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庄子·天下篇》也有“惠施多方，其书五车”的记载，随着纸的发明，印刷术的传播使用，书籍数量增多而易得，私家藏书的规模也呈递增的趋势。约自明末清初，藏书之风更盛，明清两代知名藏书家数以千计，如范钦天一阁、毛晋汲古图、钱谦益绛云楼、黄丕烈士礼居、黄虞稷千顷堂、吴骞拜经楼、杨氏海源阁、丁氏八千卷楼、陆氏皕宋楼、汪氏艺芸书舍等，各家所藏动辄几万卷，甚至几十万卷。这些藏书家不仅仅藏书，还从事校书、编书、刻书，开展学术研究，不少人成为清代有名的大学者，其中包括版本学家。藏书量的增多，版本品种必然丰富，见多识广是成为版本学家所必备的条件。

清代版本学的论述可分作两类，一类是兼及版本的学者们的论述，一类是专攻版本的版本学家的著作。

清代许多著名学者在从事经史子集的研究中，往往需要研究版本和借助于版本学知识。如卢文弨、钱大昕、王鸣盛、赵翼、孙诒让、王先谦、王念孙、俞樾、段玉裁、阮元、顾广圻等，是为了订正经史诸子的字句讹误来研究版本的。近人余嘉锡介绍他们的情况说：

一事也，数书同见，此书误，参之他书，而得其不误者焉。一语也，各家并用，此篇误，参之他篇，而得其不误者焉。文字、音韵、训诂则求之于经。典章、官制、地理则考之于史。于是近刻本之误，宋元刊本之误，以及从来传写本之误，罔不轩豁呈露，了然于心目，跃然于纸上。(《余嘉锡论学杂著·黄顾遗书序》)

这些考据学家常把自己对于版本的见解记入文集、日记、笔记题跋中，如王士祯《居易录》、朱彝尊《曝书亭集》、何焯《义门读书记》、卢文弨《群书拾补》和 《抱经堂集》、钱大昕 《竹汀日记抄》和《十驾斋养新录》、顾广圻《思适斋文集》和《思适斋书跋》、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和《荛圃藏书题识》、钱泰吉《甘泉乡人稿》、法式善《陶庐杂录》、阮元《揅经室外集》、蒋光煦《东湖读书记》、陆心源《仪顾堂集》等，大抵于所见古书或有考据、或有题记，在一定程度上对清代的目录学、校勘学和版本学的发展有所推动，但仅从对版本学的建树来讲，他们的研究不是主流，原因就在于缺乏对版本学系统的总结、探讨。

清末民国初年，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是清代版本学的一个重要成就。

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又号郋园，湖南长沙人，光绪十八年(1753)进士，官吏部主事，不久弃官归乡，一生致力于古书的收藏和校勘。他在经学、史学、文字学、文学、考据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研究，但在学术上的影响还是以他在目录版本学方面的造诣为最著，其代表作为《观古堂书目》、《郋园读书志》和《书林清话》。《观古堂书目》是他的藏书目录，《郋园读书志》是他收藏各书的题跋。《书林清话》十卷、《书林余话》二卷是他一生对版本学研究所得经验的总结。此书是他有感于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仅仅缀述历代藏书家的遗闻佚事而无出版方面的资料而作，为人们提供了系统的有关雕版书籍以来的版本学知识。叶氏根据丰富的资料，用笔记体裁说明书籍和版片的各种名称，历代刻书的规格、材料以及工料价值的比较，印刷、装订、鉴别、保存等方法，并叙述了古代活字印刷、彩色套印的创始和传播，各时代特出的著名刻本，刻书、抄书、卖书、藏书的许多掌故。

由于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是第一部版本学的专著，所以对后世版本学的研究、版本目录的编制影响很大。但这部著作亦有不少偏颇之处，比如由于取材广泛，编排体例不够理想;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经眼的书籍也受到限制，特别是叶氏之后发见的大批珍善本，都是向所未见的，因而书中的论述自然不够完备、不够真确。

版本学的核心是版本鉴定。关于古籍鉴定问题，清代学者多所注意，并开始寻找一定的规律。除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外，钱曾、黄丕烈、孙庆增等均有论述。孙庆增的《藏书十约·鉴别》说：

夫藏书而不知鉴别，犹瞽之辨色，聋之听音。虽其心未尝不好，而才不足以济之。

清代的版本学家从前代版刻印刷中的字体、版式、纸墨、讳字、刻工、序跋、牌记、印章、题识等方面归结了一些有共性的形式上的特点，以指导其版本目录的编制。

由于清代考据之风的影响，社会上对版本目录的要求越来越高，无论是官藏，还是私藏，涌现出不少版本目录，较有影响的有于敏中、彭元瑞等人先后奉命编撰的《天禄琳琅书目》、钱曾《读书敏求记》、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徐乾学《传是楼书目》、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朱学勤《结一庐书目》、瞿镛《铁琴铜剑楼书目》、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丁日昌《善本书室藏书志》、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和《郘亭知见传本书目》、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杨绍和《楹书偶录》、缪荃孙《艺风堂藏书志》和《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等，其中，又以《天禄琳琅书目》、《读书敏求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影响最大。

钱曾 (1629—1701)，字遵王，号也是翁，江苏常熟人。其父钱裔肃，明万历间即以藏书精善著名。遵王继承其父所藏，又得到其族祖钱谦益绛云楼烬余之秘籍。他将家藏四千一百余种图书分类铨次，编成三部藏书目录：《也是园藏书目》、《述古堂书目》、《读书敏求记》。此三部目录，详略不同，体例各异。前二种惟记书名、卷数，间载册数及版本。《读书敏求记》所著录之书，却为钱氏藏书中之精萃，专记宋元精椠或旧抄，每书之下标明次第完阙，古今异同，并加以详细考订，兼及作者、作品的评论。为版本作书录，后人认为始于钱曾。在版本的鉴定上，钱氏多从版刻、字体、纸张、墨色入手考订版本的年代，从初印、重印、原版、翻刻等方面去评定图书的版本优劣。《读书敏求记》对后世众多的善本书目和题跋记影响很深。

约在纂缉《四库全书总目》的同时，乾隆、嘉庆两朝还相继完成了《天禄琳琅书目》的正续编。这部由于敏中、彭元瑞等人奉敕编辑的版本目录，以经、史、子、集为类，每类之中，宋、金、元、明刊版及影写宋本各以时代为次，或一书而两刻皆工，则两本并存;一版而两印皆精好，也两本并存。每书各有解题，对刻年、刻书地以及收藏家题识印记，都加以考证。这一版本专目，尽管所录之书不过一千余种，但由于它是清代官府所藏书目，并在体例上较《遂初堂书目》、《读书敏求记》有所发展，因而对后世版本目录产生了一定影响。在版本鉴定方面，却有不少错误。

乾隆三十九年(1774)，乾隆帝以《四库全书总目》卷帙浩繁，不便查检，命纪昀等别编 《简明目录》。此目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告竣，流于民间。后来《四库全书》与《总目》几经增删，故所收之书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稍有出入。《简明目录》仅收选入《四库全书》中的三千四百余种书，提要从简，只记述卷数、作者和主要内容。后邵懿辰又为此目作标注。

邵懿辰(1810—1860)，字位西，浙江仁和人，道光举人，官内阁中书、员外郎。著有 《礼经通论》、《尚书通义》、《半岩纂遗书》等，治经学尊朱熹，尤究心版本目录，案头置《四库简明目录》一部，每见《四库》书宋、元、明及清初刻、抄本，均“标注”各目之下。流传后，王懿荣、孙诒让、黄绍箕、缪荃孙等各作批校增补。光绪间，其孙邵章继续辑录咸丰以后嗣出各种版本，为“续录”。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 《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将各家批校增补为“附录”，与邵章“续录”，合成一书。这部版本目录对有关《四库全书》所收书籍的版本记载相当广泛，且间评其优劣。但囿于见闻，某些有价值的本子难免遗漏。再者，它的材料来源多辑自他人著录或得之传闻，未经目验，因而各家著录中的失误也都未能更正。尽管如此，在中国古籍总目尚未编成之前，这部目录仍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约与邵懿辰同时的大藏书家莫友芝对版本目录也颇有研究。

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别号郘亭，晚又称眲叟，贵州独山人，道光十一年(1831)举人。他在所到之处，大力搜购秘籍古本，藏书卓然可观，名其藏书处为“影山草堂”。所藏间有宋元刻本，但以明清精刻、名抄、名校为多。编成《宋元旧本书经眼录》三卷，附录三卷;《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十六卷。前者所录有他个人经藏，也有他经眼;后者则是莫氏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所做的笺注，他把每遇到一书的不同版本，均记于《简目》该条之下，甚至有一书列出数十种版本的。《简目》未收之书也在相应类里备录。这两部目录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清末杨守敬写成并刊行《日本访书志》十六卷，这是一部知见版本书录，记录了他在日本所得、所见的各种珍秘古籍。讲究版本之风由此播及海外。日本学者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岛田翰《古文旧书考》也是很有名的。

清代的版本目录蔚为大观，尤其是乾嘉以降，考据学的大兴，推动了版本之学的研究，各门学术研究的开展都离不开被称之为学术津梁的版本目录。由于版本学的实用性，版本目录就成为检验这门学术成就高低的试金石。清代版本目录数量多，规模亦广，使得版本学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牢固地确立了其与目录、校勘等并存的学科地位。通过版本目录的实践，使得版本学的内涵不断丰富，《书林清话》 的出现就是明证。

因有许多清代版本目录经不起推敲，故清代版本目录学受到后人的批评。究其原因，在于“掠贩”。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三有这样一段话：

藏书家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本源，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诸人是也。次则辨其版片，注其错讹，是谓校雠家，如卢学士文弨、翁阁学方纲诸人是也。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如鄞县范氏之天一阁、钱塘吴氏之瓶花斋、昆山徐氏之传是楼诸家是也。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谓赏鉴家，如吴门黄主事丕烈、邬镇鲍处士廷博诸人是也。又次则于旧家中落者，贱售其所藏，富室嗜书者，要求其善价，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是谓掠贩家，如吴门之钱景开、陶五柳、湖州之施汉英诸书估是也。

这说明，讲求版本虽已成专学，有所谓“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掠贩家”。但对后世收藏、鉴别与著录起直接影响的，还是“赏鉴家”和 “掠贩家”。

所谓“赏鉴家”正是“佞宋”的嫡派，“第求精华，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果真如此，原也该算是一种扎实的学问，但实际上多是徒有其声，经不起推敲。所以如此，正是失于把版本学只用来玩古董，玩古决非考古，是随意的、主观的，不受科学方法的约束。清人鉴别版本，每从字体、版式、纸墨、讳字、刻工、序跋、牌记、印章、题识等方面入手。公允地讲，前代版刻印刷确实形成了一些以时代为核心的共同性特点，约略地归结，有助于对版本的认识，是必要的，但要绝对化，用来指导版本目录实践，就难免不出差错。所以清末学者朱一新曾讽刺地说过：

多识书名，辨别版本，一书估优为之，何待学者乎! (《无邪堂答问》卷二)

伴随“赏鉴家”出现的“掠贩家”，明知“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是要积一定功力的，但为获利，不惜用种种手段造伪欺人。古籍版本中的一些假案、疑案几乎全是他们造成的。其实一些案子做得很拙劣，今人往往一眼就能识破，这从反面反映出清代版本目录问题之所在。

综上所述，清代版本学的研究随考据学的发展而成为一门有理论、有方法的学问。

杨洪升

杨洪升，男，1971年10月出生，山东省曹县人。文学博士。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中文名：杨洪升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山东省曹县

出生日期：1971年10月

职业：教师

主要成就：天津市第十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代表作品：《清人著述总目》；《山东文献集成》

主要研究方向：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

基本信息

男，1971年10月出生，山东省曹县人。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曾参加《清人著述总目》和《山东文献集成》（第一辑）的编纂工作，发表专业论文30余篇。主要研究方向：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

学术专著

专著:缪荃孙研究（45万余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天津市第十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古籍整理：_园读书志（53万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

学术论文

《〈全宋诗〉失收李庭诗补辑》（《古典文献研究》总第六辑）

《〈全宋诗〉失收宋人三小集》（《图书馆杂志》2004年第3期）

《〈四库全书总目〉补正六则》（《古典文献研究》总第七辑）

《缪荃孙注〈唐书艺文志〉辨》（《文献》2005年第3期）

《缪荃孙与王懿荣六札考释》（《文献》2006年第3期）

《缪荃孙与泺源书院》（《山东图书馆季刊》2006第3期）

《读〈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札记》（《图书馆杂志》2007年3期）

《缪荃孙集外题跋考释》（《文献》2007年第2期）

《〈嘉定钱大昕全集〉失收题跋六则》（《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7年第3期）

《卢文_〈抱经堂文集〉佚文五篇》（《图书情报知识》2007年第3期）

《一棵大树倒了——怀念王绍曾先生》（《济南日报》2007年5月25日）

《评〈山东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合撰）（《大学图书馆学报》2007年第4期）

《缪荃孙代人编撰著述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4期）

《略论缪荃孙编刻丛书的特色》（《出版科学》2007年第6期）

《缪荃孙著述新考》（《图书馆杂志》2008年第5期）

《略论缪荃孙的方志学特色》（《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8期）

《缪荃孙藏书流散考》（《文献》2008年第4期）

《〈四库全书〉底本续考》（《聊城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李诩表字沿误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4期）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订补三则》（《山东图书馆季刊》2008年第4期）

《〈四库全书〉底本再考》(《文学与文化》总第九辑)

《略论缪荃孙的版本学》（《国家图书馆学刊》2009年第2期）

《缪荃孙传略》（《艺衡》第一辑）

《底本考》（《图书馆杂志》2009年第6期）

《文澜阁四库全书残本七种》（《文献》2010年第3期）

《经部易书七种底本考》（《图书馆杂志》2011年第1期）

《考实》（《文献》2011第4期）

《经部宋人易书十种底本考》（《图书馆杂志》2012年第9期）

《四库馆私家抄校书考略》（2万3千字，《文献》2013年第1期）

《辨误六则》（5900字，《四川图书馆学报》2013年第1期）

《读札记六则》（4300字，《文学与文化》2013年第4期）

《“四库学”之百年史——跋》（4900字，《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4年第6期）

《考实》（1万4千字，《文献》2014年第5期）

《略谈乾隆敕编鉴藏目录对禁毁限制的“违背”——以对钱谦益的禁毁为例》（7000字，《文津学志》第七辑）

《论缪荃孙的考据学渊源——兼及其经世致用之动因》（10000字，《缪荃孙诞辰170周年纪念会暨研讨会论文集》，2015年6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漫谈古书的亡佚》（4500字，《国学茶座》2015年第2期）

《缪荃孙与张之洞》（5500字，《国学茶座》2015年第4期）

《被混淆的严铁桥——读札记一则》（3500字，《文学与文化》2016年第4期）

杨守敬先生的书法在其众多的成就中，位列第三，但这丝毫不影响其在中国书法史上“亦足睥睨一世，高居上座”（虞逸夫）的地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鸿篇巨制，彪炳千秋的书法理论

杨守敬主张书法要“变”，变即是创新。他阐述后人的书法与前贤的书法“笔笔求肖，字字求合，终门外汉也”。他所著述的《楷法溯源》，洋洋洒洒14卷，目录1卷。顾名思义，他是在探寻楷法的源流，也是在论述文字的变革、书法的创新。“顾氏隶辨，皆依韵分篇，便于检寻，然而偏旁错杂，不足于见八法之变”。“北朝唐碑各有体格一碑，又有碑之体格，有必不容出入者，可以兼擅诸家之长，若使一字北朝、一字唐碑，岂复成章法，此书之作欲使学者通书法之变”。杨守敬在此书中如此反复论述书法之变，其创新意识自然溢于字里行间。历代书家定论在书法上要有新造诣，必须具备“三要”，即一要天分，二要多见，三要多写。杨守敬在肯定前人三要的同时，又增以二要，即一要品高，他认为“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应该肯定，这是其数十年对书法、对人生的感悟。

杨守敬先生不仅学富，而且品高。驻日期间，购回了大量流失日本的中国古典文化书籍，许多还是孤本，为保存中国的文化典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熔汉铸唐，独拔艺林的书法艺术

杨守敬于书法，真草隶行篆诸体皆擅，但最具特色的当推其行楷。其门人熊会贞称杨守敬“传世书法古茂，直逼汉魏，盖世无双”。虽有些过誉，但仍可窥见一斑。其年谱中“求书者接踵于门，目不暇接继之以夜”的记录，可知其书法在当时的影响。陈上岷先生对杨守敬的传世书法更是情有独钟，“熔汉铸唐，兼有分隶引楷之长，在清代末期，真可以说是继往开来，独拔艺林”。究其原因，有三：一是见识广博。大凡作为书家，只有学富，才能眼高，只有眼高，才能手高。杨守敬先生即是如此。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又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杨守敬先生说：“多读书自能作文，多看名迹自能书”，这是至理名言。毕保厘在《楷法溯源》序中说杨守敬“收奇选异，积篑成山”。勿庸置疑，见识广博是其书法风格形成的坚实基础。二是碑帖并尊，这是杨守敬书法制胜的高明之处。历代书家重视南帖，而杨守敬更注重北碑的研习。有清一代，大兴碑学，有人拒之南帖，把碑和帖绝对起来。而杨守敬始终碑帖并尊，唯美是尚，力破传统，自立门户。因此，其传世书法形神兼备，光彩照人。“既有金石碑碣的苍劲，如刀劈斧削，又有法帖的秀逸，颇有英姿而无媚骨”（陈上岷语）。

多用侧锋

“大抵六朝书法，皆以侧锋取势。”所谓藏锋者，并外锋在画中之谓，盖即如锥画沙、如印印泥、折钗股、屋漏痕之谓。后人求藏锋之说而不得，便创为中锋以当之。其说亦是甚辩，而学其法者，书必不佳。且不说他人，试观二王，有一笔不侧锋乎？惟侧锋而后有开阖、有阴阳、有向背、有转折、有轻重、有起收、有停顿，古人所贵能用笔者以此，若锋在画中，是信笔而为之，毫必无力，安能力透纸背？且亦安能诸法之妙乎？”这则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对先贤“笔笔中锋”、“用笔千古不易”的观点是一个重大的撞击，也让人明白了一种哲理，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物。更可贵的是杨守敬不作凭空臆造，不作无稽之谈，而是身体力行去实践自己的理论，并使之光大。这样，促成了他的书法风格独特，有异人之趣的笔意。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其书法高古、深远、质朴、秀逸的一面。

光绪六年至十年在任出使日本大臣庶昌的随员期间，广泛搜集国内散佚的书籍，并带去汉、魏、六朝、隋、唐碑帖13000余册，致力于六朝北碑书法的传授，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特殊贡献。著有《书举要》、《评碑记》、《学书迩言》、《望堂金石》、《重订说文古本考》、《楷法溯源》。论者赞许为千古绝业。《行书七言联》，书于光绪十三年（1887），纸本墨迹，行书。七言联1则，凡上下联14字，款9字。共23字。杨守敬精于书学理论，曾作《书学迩言》一书，阐述书法理论，多有独到见解。他的书法在日本影响很大，开日本现代书法的先河。这幅行书作品，运笔加强力度，撇、捺、垂露都笔笔送到，大有雄放之气，同时，在法度之中加以变化。亦有的笔画，如撇、捺却加以放纵，使整幅作品气韵生动而富有个性。字的结体取横势，是六朝碑版的特点。从行笔上看又不尽是六朝笔法，字里行间有很浓的粘味；每个字结构疏密参差，纯朴古拙，得自然之趣。整体章法一气呵成，气势贯通。 晚清时期，在古籍版本和金石学界颇孚盛誉的杨守敬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古泉学家和著名书法家。

杨守敬曾两赴礼闱不授，遂考取景山官学教习，期满用教职。后充任驻日公使黎庶昌随员。回国后，选黄冈县教谕，寻调黄州府教授。继保知县，加五品衔。张之洞督湖广，延为两湖书院教习。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开经济特科，之洞奏举名列第一。选授安徽霍山县知县。未赴任，仍请以内阁中山用。民国期间，潜志于著述。生平嗜古成癖。以其勤奋治学，博闻强记，故能多所成就。收藏金石资料、古籍善本甚富，精鉴赏，以长于考证著名于时。于历史、地理、簿录、金石诸学，尤为专长。又致力古泉币研究，于光绪初年与古泉学专家饶登秩校勘、监刊倪模《古今钱略》三十四卷，以校刊精审，世称善本。尝摹拓《激素飞青阁钱谱》传世，台湾故宫博物院有藏本。杨氏又得李宝台所作古泉拓本，编为《古泉薮》二十四册，并为之撰前言张之，原稿今藏复旦大学图书馆，已收入新编《中国钱币文献丛书》中，不日可与读者见面。举此数事，可见其于传播古泉学用力之勤矣。著述甚多，其著者有《望堂金石》初、二集，《三续寰宇访碑录》十六卷，《水经注疏》，《历代舆地详图》，《日本访书志》和《邻苏老人手书题跋》等书。

杨氏生前便以书法名世，求书者虽出多金亦难得真迹一纸。及其殁后，守敬书迹益为名贵。印行《邻苏老人手书题跋》，则因其书名特盛也。笔者藏有杨氏致梁鼎芬（节庵）书札数通，今为附印其求梁氏代撰贺缪荃孙（筱珊）寿联文一通，用存一代名流佳话。此百年前泉家手泽，读来饶有清趣，唯其行草书间有较难辨认之字，试为释读如下：

节庵仁弟足下：贵恙当已痊愈！顷闻缪筱翁不日七十寿辰。敝处拟制一联为祝，而未能作联辞，弟所知也。恳为我捉刀，是所至盼。特着小孙诣府，立待　撰就掷下。恃爱不情，唯　原谅。即请　大安！不庄。兄守敬顿首。三十日如不可即就，烦寄东百老汇一百三十二号舍下为恳。

案梁鼎芬善作文情并盛之短札见称于时，又特长制联语，一时名流若陈夔龙、朱益藩、黎湛枝、朱汝珍诸人，常请其代作。杨梁两家为金石文字交，故有请鼎芬代为操觚耳。 重点研究的是铜、石器物上面古文字，如古代石碑、古铜币、青铜器等古代文物上面的文字，其代表著作有《湖北金石志》、《日本金石志》、《古泉薮》、《望堂金石》等10多部。

他特别注意金石文字在治学中作用，考证前人著作，《隋书经籍志补证》运用金石考证订正错误达20多处。

杨守敬第三大成就即版本目录学研究。其著作成果颇多，如《从书举要》、《杨守敬藏书目录》、《留真谱》、《古刻源流考》等。 杨守敬一生虽未曾中过进士，但在学术界却颇负盛名。杨氏学术成就最著者为与地之学，被誉为开舆地学之新纪元的历史地理学家。

杨守敬为写《水经注疏》对《水经》和《水经注》作了深入研究和考订，他总结前人研究成果，比前人的研究更为周详，所著《水经注疏》40卷，使中国沿革地理学达到了高峰，其舆地学与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和李善兰的算学被誉为清代“三绝”。除此以外，杨先生编绘的《历代舆地沿革图》、《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和《水经注图》等亦不失为鸿篇巨著。

杨守敬一生尤以舆地学的成就最为突出，代表作是与门人熊会贞历时数十年写成的《水经注疏》。《水经注》是郦道元为《水经》所作的注文。《水经》全书一万余字，而《水经注》40卷字数超出《水经》二十余倍，名为注释《水经》，实则以《水经》为纲，自成巨著。郦道元在注文中纠正了《水经》的许多错误，并指出文献引用处的正误。由于当时南北分裂的政治形势，郦道元的足迹未能到达南方，因此涉及此部分的注文也有不少错误。郦书传至宋初，已缺5卷，后有人将剩下的35卷析为40卷，又迭经传抄翻刻，《水经注》遂失其真。有的章节误简夺讹十分严重，几至难以辨读，深为学者所病。明清两代学者，十分重视《水经注》的校理工作。

明代朱谋玮著有《水经注笺》，清初顾炎武、顾祖禹、阎若璩、胡渭等人又治《水经注》。在此基础上，乾隆年间更有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三人全力以赴，各成专书。光绪年间，又有王先谦汇列全、赵、戴三家校语，参考其他研究成果，撰成《合校水经注》。他们不但从大体上分清了先前被混淆的经文与注文，补齐了脱佚的5卷《水经注》佚文，而且纠正了郦道元《水经注》中原有的不少错误，《水经注》已逐步接近原貌。然而，上述诸家仍存在不少问题。杨守敬说：“自全、赵、戴订《水经注》之后，群情翕然，谓无遗蕴。虽有相袭之争，却无雌黄之议。余寻绎有年，颇觉三家皆有得失，非唯脉水之功未至,即考古之力亦疏。往往以修洁之质而漫施手澣者，亦有明明斑疣而失之眉睫者。”（《水经注疏要删·自序》）乃与门人熊会贞发愤为《水经注疏》，其编撰体例、大小纲领皆由杨守敬拟定。

此书初成时，杨守敬已六十六岁，深恐一旦离世，书稿不能传之于后，“因先刻其图，又即疏中之最有关系者刺出为《水经注疏要删》。”（《水经注疏要删·自序》）由于《水经注疏要删》的出版工作做得匆忙、谬误较多，另一方面《水经注疏要删》出书后杨守敬仍继续对《水经注疏》初稿反复进行磨勘，故又有《水经注疏要删》的《补遗》、《续补》和《再续补》的刊出，而《水经注疏》原稿至杨守敬去世前，仍未出版。此后，熊会贞继承师志，继续编纂。至1936年熊会贞去世，《水经注疏》虽有定稿，仍未能刊出。熊会贞临终曾嘱托同乡好友李子魁整理出版该书，1948年李子魁在宜都各界的捐助下刊出《水经注疏》第一卷。1955年，《水经注疏》由中国科学出版社影印出版，至1957年全书40卷出齐，共21册，附原稿之一（残卷），稿本是1954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从武汉藏书家徐行可处购得。1971年，台湾中华书局影印《杨熊合撰水经注疏》40卷，用的是前中央图书馆所藏《水经注疏》另一稿本。

《水经注疏》吸取历代《水经注》的研究成果，以朱谋玮《水经注笺》为正文，考证精详，疏之有据。如《水经注·河水五》：“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狩地。”杨守敬《疏》文指出，事出《左传》，并说《左传》末句作“非其地也”，同时还引杜预注云：“河阳属晋,非王狩地。”接着《注》文云：“服虔、贾逵曰：河阳，温也。”《疏》文指出：“史记·周本纪·集解》引贾逵曰：‘河阳，晋之温也。’《谷梁传》云：‘温，河阳也。’故服、贾有此说。”有了杨守敬的《疏》文，才使《注》文所述史实，让读者能够透彻地了解。

《水经注疏》博采群籍，相互参证，对前人之失多所指正。疏文中屡有“失考”、“失误”、“郦所见之图籍有误”等语，态度明确。如《水经注·江水三》：“北对举口，仲雍作‘莒’字，得其音而忘其字，非也。”杨守敬指出：“梁玉绳《瞥记》：‘定四年，柏举之战，《左》《谷》作“举”，《公羊》作“莒”’，盖古以音同通借。郦氏谓仲雍作‘莒’为非，失考。”

在《水经注疏》中，“凡郦氏所引之书，皆著出典。”（《水经注疏要删·自序》）如《水经注·江水二》：“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猿鸣三声泪沾裳”一段文字是对长江三峡生动逼真的描述，精彩绝伦，历来为古今文人学士所传诵，一般认为是郦道元本人所撰写。《疏》文则指出：“自三峡七百里”句至“泪沾裳”句共一百八十多字，引自盛弘之的《荆州记》，引文见《太平御览》卷五十三。

《水经注疏》使中国沿革地理学达到高峰，是郦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它将郦学所引之书，皆注出典。所叙之水，皆详其迁流。集当时研究郦学及地理各家之长于一书，正误纠缪；旁征博列，疏图互证。它既是史地学的，也是水利学的，农学的，民俗学的和文学的巨著。全书40卷200余万字，论述河流3000余条。 杨守敬自幼嗜书，却学优而未能仕。杨守敬二十四岁中举，至光绪十二年四十八岁，曾先后七试进士，终因时运不济而落榜。尽管如此，每次入京赴考期间，他都乘机遍游京师书肆，广泛搜罗古书和碑版文字，由此奠定了他的目录版本学和金石考据学的基础。

光绪六年三月，杨守敬第六次会试不中，无奈之下，遂于是年夏天应使日大臣何如璋之招请，作为使馆随员出使日本。当时，日本正值维新之际，提倡新学，摒弃旧学，古典汉籍更是被看作落后的象征而随意抛掷。於是杨守敬得以大量购进许多国内已散佚的善本秘籍。杨守敬还认识了一位名叫森立之的日本医生，森立之同时也是一位藏书家。杨守敬在森立之处看到他所摹写的善本书影数册，爱不释手，森立之见杨守敬如此宝爱，慨然举赠，杨守敬则从中得到启发，补以在日本所访得的宋元秘本的样张后刻版行世，名曰《留真谱》，从而开创了古籍版本学上有划时代意义的书影先河。森立之又送给杨守敬一本《经籍访古志》，此后，杨守敬按目访问，更为便利，仅一年时间，竟购求到三万多卷古书。若干年后，日人觉悟，懊悔非常而无奈何。撰有《日本访书志》15卷，是一部知见书录，每书有解题，是近代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

一年后，黎庶昌接替何如璋为驻日公使。黎庶昌（1837--1897）号纯斋，贵州遵义人，光绪中曾两度出任驻日使臣。黎庶昌也是一位好古之士，当他听说杨守敬在日本访得许多国内已失传的古书后，很受感动，遂委托杨守敬在搜访古籍的基础上刻印《古逸丛书》，於是杨守敬愈发热心访古。杨守敬本来就能书善画，去日本时，曾带去了汉、魏、六朝、隋、唐的碑贴一万三千多册，利用这些碑贴，杨守敬不仅向日本广泛传播了中国的书法艺术，被誉为近代日本书道之父，还以此换回了许多用金钱所无法买到的珍本。光绪八年至十年，杨守敬协助黎庶昌刻成《古逸丛书》，共二十六种，计二百卷，多为当时国内已失传的秘本。

光绪十年，杨守敬尽载其在日本访得之书回国，并於光绪十四年在湖北黄州（今黄冈市）筑园藏书，租屋10数间，因和当年苏东坡在赤壁的“雪堂”相邻，遂建藏书楼名“邻苏园”，以其与苏东坡旧居相邻故也。光绪二十九年，杨守敬在武昌建成观海堂，并移书於武昌，自称其有书数十万余卷。辛亥革命时，杨守敬避居於上海，但其书未及运出，当时，都督黎元洪应日本驻汉口领事寺西秀武之请求，发出了保护杨守敬藏书的启示：照得文明各国，凡於该国之典章图籍，罔不极意保存，以为国家光荣。兹查杨绅守敬，藏古书数十万卷，凡中国同胞，均应竭力保护。如敢有意图损毁及盗窃者，一经查觉，立即拿问治罪。杨绅系笃学老成之士，同胞咸当敬爱，共尽保护之责，以存古籍而重乡贤。 杨守敬最大的成就是舆地学，也即历史地理学。著作甚多，代表作《水经注疏》、《历代舆地沿革图》2301幅，军用图《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71幅，绘有《水经注图》304幅，以及《隋书经籍志补正》、《晦明轩稿》、《汉书地理志补校》等20多部。世人评价最高、最多是《水经注疏》，清朝学者罗振玉将其为代表的历史地理学与光绪时李善兰的算学，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并誉为当朝的三大绝学。毛泽东在世时，曾提议出版杨守敬的《历代舆地沿革图》。《水经注疏》使中国沿革地理学达到高峰，是郦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它将郦学所引之书，皆注出典；所叙之水，皆详其迁流。集当时研究郦学及地理各家之长于一书，正误纠缪；旁征博列，疏图互证。它既是史地学的，也是水利学的，农学的，民俗学的和文学的巨著。全书40卷200余万字，论述河流3000余条。且纠正了前人错误多。其纠错二法：一是金石考证，对照实物用事实说话验证。二是实地踏勘，亲身亲历。如清江（古称夷水）的发源问题。《水经》载：“夷水，出巴郡鱼复县。”《水经注》也以错传错，郦道元在未到实地考证情况下也认为其源在鱼复县（今奉节）长江。即清江上游源头与长江相通，再流到宜都入长江。杨守敬经实地踏勘，认为清江源出利川。三是杨守敬在治理学问时，时刻与服务现实结合，他在《水经注》中即提出了重视植被、植树造林，防止水土流失的思想。他认为古代长江两岸均有树木，近代砍伐将尽、居民不知种树，时间长了会造成水土流失，堵塞河道，造成洪水。四是他首开彩色套印地图之先河。杨氏之前地图，一般为单色（黑色）清绘，杨守敬在研究《水经注图》等时，为便于区别正误，便引进红色而朱墨套印。

1925年10月出生。江苏江阴人。

1944年毕业于苏州中学常州分校，同年考入中央大学南京部历史系。

1946年重新考入复旦大学史地系（后改历史系）。大学时代即发表文章，与陈寅恪先生论辩。毕业论文讲唐代河北藩镇，否定陈寅恪先生“以昭武九姓胡为安禄山主力”之说曾为学界所瞩目。

195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同年至上海交通大学任助教。

1956年任讲师，后随交大迁校来到西安。

1957年被划为右派。

1962年安排在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工作。

1978年9月调入陕西师范大学。

1979年右派问题正式平反改正，恢复讲师职称。

1981年任副教授。

1982年晋升为教授。先后在学校图书馆、历史系、唐史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

1983年任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

1987年任所长。享受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

2001年退休。

2007年1月16日18时40分因病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享年82岁。 中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

中国唐史学会顾问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复旦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中国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 黄永年先生童年在常州上幼稚园、小学，并无所谓家学渊源。引导黄永年进入学术之门的，是抗战初在沦陷了的常州地摊上买到的吕思勉先生所著《经子解题》。接着在武进县立初中读书时找些古书自己看，学做文言文也过了关。

高中上了不到半年的苏州中学沪校，二年级时考入设在常州郊区不属敌伪管辖的苏州中学常州分校，有幸听了吕思勉先生讲授的国文、本国史，以及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四门课，等于上了一次大学。同时，从吕思勉先生处得知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购读后深信三皇五帝、夏禹治水之非史实，并由此学得了精密的考证方法。

接着又认识了与吕思勉先生同编《古史辨》第七册的童书业先生。抗战胜利后又认识了顾颉刚先生，成为他们的学生。至于研究唐代文史，则在放弃了胜利前中央大学南京部分的学籍重新考入复旦大学之后，其时买到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使其跳出了以人之忠奸贤愚来论史的窠臼。但黄永年又不盲目崇拜权威，在当时发表的文章里，就有对陈先生《狐臭与胡臭》作商榷的。

解放后所写毕业论文讲唐代河北藩镇，也否定陈先生以昭武九姓胡为安禄山主力之说。 黄永年先生学识广博，视野开阔，其深厚的文献功力，当世学界罕有其匹。他几十年潜心精研，著作等身，在历史学、中国古代文学和古文献学等诸多研究领域均有精深造诣，不仅是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北朝隋唐史及唐代文学、古典诗词小说的著名研究专家，更在版本学、目录学、碑刻学、古籍整理等领域内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是古文献学学科的一代宗师。

黄永年先生先后师从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顾颉刚先生、童书业先生，受业名门，学有渊源。他早在大学学习期间发表的论文就引起学界关注，受到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的嘉许。近六十年的生涯里，他笔耕不辍，即使在错划右派期间，仍未放弃学术追求，其间撰写有关唐代经济和碑刻书法的文章，直到“文革”以后才陆续发表。 二十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黄永年先生主要从事唐史研究，兼及古典诗词和小说。研究玄武门之变、武周政权及其影响、宦官与禁军、肃代朝政局、泾师之变、二王八司马政局、元和后期党争。弄清楚这些无非是权力之争，而并非如通常所说庶族士族之争。

黄永年先生在90年代中后期又上溯北齐、北周和杨隋，探讨这一时期的史事。弄清楚北周实较北齐落后而被视为夷狄，周之灭齐惟恃府兵之强实为落后吞灭先进，但府兵缘隋开皇时“垦田籍帐，一与民同”而失去战斗力，文武合一之关陇集团在隋至唐初亦不复存在。其中仍多有与陈寅恪先生旧说之异同之处。

至于古典文学方面，则写过《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正义》、《长恨歌新解》等文字，并发现了仅存的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点校了《西游证道书》并考知《西游记》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考知《西洋记》金碧峰的本来面目。

黄永年先生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指导学术研究，抵制所谓“古为今用”之类的庸俗方法，并注重解决历史研究中的实际问题，诸多研究成果以史料扎实、考证细密、见解精卓而引起学术界的广泛瞩目和推重，他的学术论文多收在已结集出版的《唐代史事考释》、《文史探微》、《文史存稿》、《树新义室笔谈》、《学苑零拾》、《学苑与书林》等著作中。尤其是凝聚他数十年心血研究中古史的力作《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以历史上北朝至中晚唐一系列影响巨大的事件和制度为重点，进行了系统考察，他以敏锐的历史洞察能力，全面深厚的文献功底，缜密娴熟的考据方法，不仅厘清了诸多千古疑案，大大扩展了对这一时期某些重大史实的深入认识，填补了北朝及隋唐史研究的空白，而且以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提出若干独具创见的新观点，代表着研究这一时期政治史的最高水平，充分展现了一代史学大家的风范。

黄永年先生参与了古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创立和建设，撰写了《古籍整理概论》、《古籍版本学》、《古文献学四讲》、《史部要籍概述》、《子部要籍概述》和《唐史史料学》等多部著作，享有很高声誉，被中国国内多所著名大学选作教材，为文献学人才的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黄先生还积极从事古籍整理事业的实践，精心标点校勘《类编长安志》、《雍录》、《西游证道书》等多种古代典籍，均以质量精良而被视作权威性的版本。

黄永年先生对古代文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十分尽力，主持完成国家教委古籍整理重点项目《二十四史全译》中的《旧唐书全译》与《新唐书全译》；并为《祖国丛书》撰写《旧唐书与新唐书》、《唐太宗李世民》；还承担了《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内《旧唐书》等六种选译，成为该类读物具有典范性的佳作。 黄永年先生堪称教书育人的楷模。他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的创建人，自1979年起招收中国古代史唐史方向硕士生，1982年起又奉部命招收历史文献学硕士生，得其亲传的及门弟子已近百人。

黄永年先生先后开设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文史工具书简介、古籍整理概论、唐史史料学、旧唐书研究、太平广记研究、吴梅村诗研究、隋唐史专题（政治部分）、隋唐史专题（经济文化部分）等课程。

这些课程和学问都不是当年哪位老师直接传授的，而是凭黄永年先生多年自学而自行建立体系的。其中撰成教材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有《唐史史料学》、《古籍整理概论》、《古籍版本学》以及包括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文史工具书的《古文献学四讲》。

黄永年先生授课内容丰富，贯通古今，挥洒纵横，深入浅出，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他所培养的学生，多人已成为学界翘楚，国家栋梁，他所传授的各门学问业已后继有人，他倡导谨严治学的优良传统和朴实学风。 陕西篆刻界熙熙攘攘，名人众多，知道黄永年先生的人不多。其实，他却是早就陕西篆刻争得荣誉的人。1987年书坛泰斗沙孟海先生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书法卷》，作为“一部反映‘五四'以来中国新文艺成果及其历程的拔萃本总集”，选录标准谨严，篆刻中国只选百家，陕西仅黄永年、沈锡健、赵熊、方磊四人入选。四人中除赵熊外三人在陕西都少为人知。

陕西篆刻以“做作古怪”为基本面貌，陕西篆刻有黄永年先生功力学养的人，少之又少。黄永年先生的印，两个特点：其一，粗看没有受三秦大地的地气弥漫，呈现荒蛮之势，细看也没有剑拨弩张的匪气，安静受用。其二，反复赏玩，能感觉作者的温润仁厚之心，干净整洁的品性。

《曹伯庸印》，（曹伯庸是陕西的书法名家，也是陕西师范大学的教授，也是关学继承者，学养精深；长期从教，桃李满天下；已过古稀之年，却笔耕不辍，著述迭出。）这方印和曹先生的书法风格和为人最贴切的，就是有棱角但是不伤人。

《陈泽秦印》，（陈泽秦，字少默，也是陕西的书法大家，一生治学严谨，学识渊博，诗文词赋、金石书画无所不精，尤擅长于古籍善本、文物、字画的鉴定。其书法艺术风格格调高古，形拙神秀。他对隶书的表现形式进行创造性的发展,最终奠定了其隶书风格在中国书法事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成为当代享誉海内外的书法大师。）和陈老的书法很般配，陈老的字斜仄飘忽洒脱，而这方印稳重，有分量！

《黄永年印存》一书由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本书收入作者印存和作者对篆刻艺术的理解两部分内容。印存部分多为作者为朋友所刻的私印和私用印。篆刻艺术部分为作者的一份讲稿，能够提高读者对篆刻艺术的认识。 1《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和发明家》 黄永年著少年儿童出版社1956年7月初版

2《旧唐书与新唐书》 黄永年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初版　　3《古籍整理概论》 黄永年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初版 印4300册　　4《旧唐书选译》 黄永年译巴蜀书社1988年8月初版　　5《天妃娘妈传》 黄永年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8月初版　　6《韩愈诗文选译》 黄永年译注 巴蜀书社1990年8月初版　　7《吴伟业诗选译》 黄永年译注 巴蜀书社1991年12月初版　　8《西游记》 黄永年中华书局1993年10月初版　　9《周书选译》 黄永年译注 巴蜀书社1994年6月初版　　10《中国古代史论集》 黄永年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初版　　11《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黄永年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初版　　12《老子·庄子·孙子·吴子》 黄永年校点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初版　　13《清代版本图录》 黄永年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初版　　14《论语·孟子·孝经·尔雅》 黄永年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初版　　15《西游记》[明]吴承恩著 黄永年点校 中华书局1998年1月初版　　16《王荆公唐百家诗选》 黄永年校点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2月初版　　17《吹网录欧陂渔话》 黄永年校点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初版　　18《中国古代史论集》 黄永年 陕西师范大学1999年10月初版

19《王荆公百家诗选》 黄永年等 辽宁教育1999年12月初版

20《王荆公唐百家诗选》 黄永年 辽宁教育2000年1月初版　　21《西游记》 黄永年 中华书局 2000年6月初版　　22《树新义室笔谈》 黄永年上海书店2000年8月初版3000册　　23《文史探微》 黄永年 中华书局 2000年10月初版　　24《学苑零拾》 黄永年 华东师大出版社 2000年12月初版　　25《古籍整理概论》 黄永年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11月初版　　26《雍录》 黄永年点校 中华书局 2002年5月初版　　27《唐史史料学》 黄永年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年12月初版　　28《古文献学四讲》 黄永年 鹭江出版社 2003年9月初版　　29《文史存稿》 黄永年著 三秦出版社 2004年5月初版　　30《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 黄永年 上海书店 2004年7月初版　　31《黄永年印存》 黄永年 中华书局 2004年10月初版　　32《古籍版本学》 黄永年 江苏教育 2005年12月初版3150册　　33《学苑与书林》 黄永年 上海书店 2006年1月初版　　34《古籍整理概论》 黄永年 上海书店 2006年1月初版

35《北齐书选译》 黄永年译注 巴蜀书社 1991年　　36《颜氏家训选译》 黄永年译注 巴蜀书社 1991年　　37《类编长安志》 黄永年点校 三秦出版社 2006年　　38《唐代史事考释》 黄永年 联经事业出版公司 1998年　　39《唐太宗李世民》 黄永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年 黄永年先生热爱中国***，热爱社会主义，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使命感，他在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期间，积极参政议政，时时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他爱校如家，关心陕西师范大学各项事业尤其是文史学科的发展，为学校工作积极出谋献策，竭尽自己的才智。

黄永年先生一生襟怀坦荡，为人耿直，刚正不阿，嫉恶如仇，虽身历坎坷而志向弥坚。先生平生所奉，正如他自己所说：“科研是要多出成果为学术大厦添砖加瓦，为自己的国家争光彩；教学是培养青年使后继有人，且能超越前人。至于其它得失荣辱，就都是身外之物了。”信哉斯言！他将全部心血皆投身于学术研究而耕耘不止，他将毕生精力都倾注于化育英才而诲人不倦。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唐史专家牛致功说：“黄永年先生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在全国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提并论。”“我在1980年以后与黄永年开始交往，他的《唐史史料学》一书在体例、内容、时段方面有很多创新，是学习、研究唐史者的必读书。”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宗国说：“黄先生的学术贡献非常独特，他在唐代政治史的研究方面有很多创见。”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刘后滨说：“黄先生在唐史、古文献学、古文字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的旧学功底很深，他的去世，是唐史研究领域的一大损失。”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任士英：“我硕士生时候导师是牛致功先生，但听完了黄先生所有的课。自己8万字的硕士论文，就是在黄先生的坚持下分两次发表在《唐史论丛》上的。黄先生在版本目录学方面的造诣非常惊人，我听中国书店的人说过，只要是黄先生买下的古书，价格后面再加一个零都算是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