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和隋朝时期，社会流行的书体以真书（楷书）和行书为主，同时也出现了草书和隶属。这一时期，书法艺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各种书体逐渐走向完善，并且出现了众多的书法名家。

在隋代，官方推行的标准字体是楷书，也叫真书。这种字体在当时被广泛使用于官方文书、科举考试等场合。同时，隶书和篆书也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得到发展和使用。

在六朝时期，书法艺术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真书、行书、草书、隶属等书体逐渐走向成熟。同时，六朝时期也是书法理论产生的时期，一些著名的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如王羲之、颜之推等人的出现，对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因此，六朝和隋朝时期，真书和行书是最为流行的书体，同时草书和隶属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和应用。

张辛(1811～1848)清代篆刻家原名辛有,字受之,浙江海盐人张燕昌从子,张廷济侄,尝为廷济刻印,极受称赏廷济清仪阁中收藏金石艾字甚富,受之得窥珍秘,其艺日进兼善刻竹,苍劲浑朴,别有生趣

吴咨(1813～1858)清代篆刻家字圣俞,又字晒予,江苏武进人曾学於李兆洛,工篆,隶书能昼花卉,鱼鸟,得恽寿平神趣尤精篆刻,所见金石文字,秦汉碑版极多,故所作多字印与笔昼繁复之字,处理妥贴舒畅曾寄居江阴陈式金家,为其刻印颇多著有《续三十五举》及《适园印存》二卷,《适园印印》四卷

陈介祺(1813～1884)清代篆刻家,鉴别家字寿卿,号簠斋,别号海滨病叟,山东潍县(今潍坊)人富收藏,精鉴别工书法,以颜真卿笔意出入钟鼎文字,自成一家生平好占文字,与吴式芬,潘祖荫,吴云,吴大澄等,文字之交甚密因藏有十钟,名其斋曰「十钟山房」又以三代玺及秦汉印万馀方,辑成《十钟山房印举》

胡震(1817～1862)清代篆刻家字伯恐,不恐,号鼻山,别号胡鼻山人,富春山人,富春大岭长,浙江富阳人对篆,隶之学,造诣均深,尤工隶书所作有乱头粗服,天真自然之致与钱松往还甚密同治元年(1862)卒於沪上

钱松(1818～1860)清代篆刻家字叔盖,号耐青,铁庐,别号末道士,西郭外史,云居山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流寓上海善书法,能山水,花卉精鉴别,工篆刻,为西冷八家之一曾摹汉印二千方,所刻雄浑淳朴,在浙派中别具面目著有《未虚室印谱》,《铁庐印谱》传世昼迹有咸丰七年(1857)作《梅竹图》轴,图录於《名人梅花集》;八年作《仿黄子久山水图》轴,图录於《金石家书昼集》;同年又作《仿白玉蟾梅花图》轴,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作品欣赏

江尊(1818～1908)清代篆刻家字尊生,号西谷,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晚寓吴中工篆刻,为赵之琛弟子,传乃师衣钵戴熙,黄谷原为其作《西谷图》卷,均名流题咏

孙三锡清代篆刻家字桂山,又字桂珊,子宠,号怀叔,别号碧壶生,华南逸史,浙江平湖人;一说晚徙海盐;平湖,海盐,明清时均属嘉兴府官陕西蛰厔县丞工书法,学孙过庭善刻竹;篆刻师陈鸿寿,浑朴遒劲,颇有韵致善昼花鸟,为江介门生,亦清丽绝俗

徐三庚(1826～1890)清代篆刻家字辛谷,又字诜郭,号井叠,又号袖海,别号金叠山民,似鱼室主,馀粮生,浙江上虞人善篆,隶,常用《吴纪功碑》体势入印,在吴熙载,赵之谦外,能另辟面目刻款运刀熟练,不加修饰,有生辣遒劲之致著有《金叠山民印存》二卷作品欣赏

赵之谦(1829～1884)清末篆刻家,书昼家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伪叔,号悲盦,憨寮,无闷,铁三,梅盦,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文宗咸丰九年(1859)举人历官江西鄱阳,奉新,南城等知县博古通今,与文人周白山(字双庚,号四雪,馀姚人)相友善精篆刻,初学浙,院二派,后突破秦汉玺印规范,吸取古钱币,镜铭及碑版等篆字入印,章法讲究,吉劲浑厚,闲静遒丽,别创新格,印侧刻昼像,亦属首创书法初学颜真卿,兼习南北二派,一度去扬州鬻字,未得时赏,折回后苦心精思,悟彻书画合一之旨,求笔诀於古今人书,得包世臣,张琦的论著,而知钩捺拒送,万毫齐力之法,遂专力於篆隶八分,参以六朝造像,隶书师法邓石如,以魏碑笔势写行书,日臻神妙,创立自己面目擅昼花卉蔬果,笔墨酣畅,水墨交融,设色浓艳,有宽博淳厚之趣,揉合徐渭,原济,李鳝诸家而抒出已意,开清末写意花卉新风传世作品有《秋葵芭蕉图》轴,《菊花图》轴,现藏上海博物馆;《绣球图》轴,《山茶梅石图》轴,藏辽宁省博物馆著有《二金蝶堂印谱》,《补环字访碑录》,《六朝别字记》等曾总纂《江西通志》1935牢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赵伪叔花卉册》影印本作品欣赏

王石经(1833～1918)清代篆刻家字西泉,一字君都,别署甄古斋主,山东潍县人与同里陈介祺交善,得窥其所藏三代器物,玺印,陶,瓦等,因对三代,秦汉文字,极有研究所作篆法运刀,能合古制刻古玺,有三代鼎彝末经剔刷的款识之生辣感治汉印,规炬准绳,宁静平稳,颇有清气,惜呈疲软著有《甄古斋印谱》(又名《西泉印存》)。

胡钁(1840～1910)清代篆刻家字匊邻,号老匊,匊,一作菊,别号晚翠亭长,浙江崇德(今桐乡)人生於清道光二十年,卒於宣统二年,享年七十一岁工诗,善书,精刻印刻竹得力於汉玉印,凿印诏版所作白,匠心独运能於疏落中见紧凑,得自然之趣曾摹刻宋拓《圣教序》,《麻姑仙坛记》及《醴泉铭》不失神韵刻竹木一如刻石,不以平底光洁取胜,而著眼传神,故亦以刻竹家著名著有《不波小泊吟草》,《晚翠亭印储》

　　汉初在文字上，是个空白时期，既没有西周以来豪华庄重的铜器，也没有秦代颂功的巨石丰

　　碑，一些星星点点的残迹，在文字上也没有大的价值。然而在这茫茫黑暗中，却又出现了几颗明

　　珠，照彻了秦汉之际的文字变化脉胳，这明珠就是1972年山东临沂县银雀山汉墓出土的近五千枚

　　竹简，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不仅出土了六百多枚竹简，而且出土保存了相当好的帛

　　书。这批汉初文物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孙膑兵法》之类失落已久的古书，更重要的是使我们看清

　　楚了从秦篆到汉隶演变的轨迹。

　　上述文物是从汉文帝、武帝时代的墓中出土的，但所出的竹书和帛书的年代可能更早。五十

　　二病方、孙膑兵法、老子甲本，文字直接承自睡虎地秦简，是篆意浓厚的古隶。经法和老子乙本

　　字形已失去篆形，只存篆意，属于西汉初期的隶书。由此可见，汉初是秦隶汉隶交替时期。秦

　　隶、汉隶都用直笔，区别在于秦隶保存更多皂脱胎于秦篆结体的胎记，汉隶已较彻底的用笔画改

　　造了秦篆字形，只略存篆意而已。

　　西汉初期对北方的匈奴采取守势，到了武帝时，西汉国劫强大，在北方转而采攻势。汉军不

　　断出击，在河西走廊一带修边塞、置亭隧，在西域置屯田，终汉之世几乎没有断过。这些木简就

　　是这些屯戍的将士遗留下来的文书簿籍。本世纪以来，它们先后从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地

　　出土。目前编印成书主要的有罗振玉、王国维的《流沙坠简》，张凤的《汉晋西陲木简汇

　　编》。 1930年在内蒙古额济那河附近发现的汉中科院考古所编的《居延汉简甲编》和考古所与甘

　　肃博物馆合编的《武威汉简》。把两汉以至魏晋出土的木简文字编成字典的有《西域出土汉晋真

　　迹字鉴》。

　　近四十年来，汉墓屡见简牍古籍或遣册（随葬器物清单）。其中较有影响的有959年甘肃武威

　　县磨嘴子汉墓出土的《仪礼》、《王杖十简》等古籍，著录于《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

　　年）；1972年武威磨嘴子汉墓又出土汉代医药书，已整理成《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

　　1975年）。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

　　子》、《管子》、《晏子》等一批古籍，统称为银雀山汉简，著录于《银雀山汉墓竹简》（共三

　　辑）（文物出版社，1985年）。 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

　　义》、《太公》、《文子》、《六安王朝五凤二年五月起居记》等遗书和史料（参见《文物》

　　1981年第8期）。 1973年和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大批遣册竹简，称为凤凰山汉简》（见

　　《文物》1974年第7期、《考古》1974年第1期和1975年第1期）。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

　　《苍颉篇》、《诗经》、《周易》、《相狗经》、《日书》等，称为阜阳汉简（参见《文物》

　　1978年第8期，《苍颉篇》见《文物》1983年第1期，《诗经》见《文物》1984年第8期）。 1979年

　　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墓出土《孙子兵法》和军旅文书（参见《文物1981年第2期）。 1983年湖北

　　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汉律》、《脉书》、《算术书》、《日书》《历谱》及遣册等（参见《文

　　物》1985年第1期）。以上简牍，马王堆、银雀山、凤凰山、阜阳等地出土者是较早期西汉简，属

　　于古隶书文字；定县、大通县出土者是晚期西汉简，武威出土的是早期东汉简，都属于成熟的隶

　　书；居延汉简的时代跨度较大，早的在西汉武帝时代，晚的已属东汉。在居延汉简和武威汉简

　　中，还出现了许多草书，属于章草字体。汉代的帛书最重要的是1973年长沙马堆汉墓出土的帛书

　　《老子》、《战国策》、《春秋事语》、《周易》、《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等古籍抄本

　　或佚书，是西汉初期的古隶书文字。以上帛书著录于《马王堆汉墓帛书》（共三册，文物出版

　　社）。

　　除了简帛之外，，汉代文字的资料尚有碑刻。西汉的碑刻几乎都是用篆书来书写的，至宣帝

　　时的《鲁孝王刻石》（又名《五凤刻石》）虽已属隶书，但仍未脱篆意。东汉早期的碑刻，还有

　　一些是用篆书刻写的，如《袁安碑》（永元四年，西元92年）、《李昭碑》（元初五年，118年）

　　、《嵩山少室石阙铭》（延光二年，123年）等，但多数已采用隶书。东汉中期顺帝以后的碑刻，

　　隶书渐臻精美成熟，成为后世隶书的楷模。其中较著名的如《石门颂》（建和二年，148年）、

　　《乙瑛碑》（永兴元年，153年）、《孔庙礼器碑》（永寿二年，156年）、《西岳华山庙碑》

　　（延熹八年，165年）、《史晨前后碑》（建宁二年，169年）、《曹全碑》（中平二年，185年）

　　、《张迁碑》（中平三年，186年）等，在书法方面最受称道。

　　鲁孝王刻石是西汉晚期的庄重文字，从文字结构和运笔上看，他们横平竖直，反映了用直线

　　改造篆书已到完成的阶段，不仅己基本上已失去了篆字字体，连篆字的笔意也所余无几了。这是

　　标准的古汉隶。

　　东汉是刻石立碑成风的时代。这个时期虽然也有金文、砖瓦文、玺文传世，但最具有代表性

　　的文字是碑刻文字，传世的东汉碑版近二百种，代表隶书成熟的刻石有张迁碑、礼器碑、史晨

　　碑、熹平石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熹平石经，因为它是作为标准文字刻的，可以说东汉

　　的标准字体。这种结构完整、布局稳重匀称，笔画横平竖直、蚕头燕尾、左右对称、如「八」之

　　分的汉隶也叫「八分」、「分书」。和西汉中晚期的简书对照，可以发现如敦煌、居延汉简中属

　　于汉武帝晚期到汉宣帝时代的文字中，所谓的「分书」早已被采用。可见「八分」在民间书法中

　　酝酿成熟，只不过到东汉时期才被承认代表性的书体而已。可见一种字体总是先酝酿于民间，后

　　规范于庙堂。

　　八分书是美化了的隶书，是成熟阶段的隶书。因为八分字和隶书是同一字体的两个不同发展

　　阶段，为了区别，文字学上把脱胎于篆书隶书阶段的称为「古隶」，把标志它的成熟的八分字称

　　作「今隶」。由篆变隶的字体交替是从秦、从战国开始的，整个汉代所完成的是秦代所没有完成

　　的使命，就文字学上来说，秦、汉属于同一文字阶段。

　　由隶书的酝酿到隶书的完成前后经历了将近五百年，而从殷周的篆书脱胎的秦小篆，它的从

　　酝酿到成熟的过程大体上也是经历了五百年左右。由此可见，一种字体被另一种字体取代是一个

　　相当漫长的过程，其中经历了孕育、脱胎、磨炼、提高，最后被社会公认，为政府承认诸阶段，

　　是相当不易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诞生新字体。

　　从篆书到隶书，这是字体的一大飞跃，是时代的飞跃，这一飞跃表现在字的组织上，也表现

　　在组字的基本材料的变化上。篆书时期是用线条组字的，隶书时期改由笔画组字朋。这种改变从

　　根本上变化了中国文字的面貌，汉字史上最剧烈的变化，可以说是一场字体革命，文字学上称为

　　「隶变」。 （和这一变化相比，从隶书到楷书的转变，只能说是字体的改进而已。关于隶变的详

　　细情形，上讲已说明，不赘。 ）

　　汉代虽然没有废除篆书，但篆书因为无法和应用简便的隶书竞争，已自动退出应用的舞台，

　　躲到了装饰用的角落去了。汉代人是把篆书当图案文字来使用的，这就像战国时的鸟虫书、就像

　　现代的写字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