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这个版本本身就是武英殿版为底本的官方版本，是研究二十四史无法绕过的版本。另外，这个版本是毛主席对《二十四史》批注、评论和其他史论的全部呈献。此次出版正文部分独立排印，毛泽东手批部分全部用原件照拍制版，以插页形式出现在正文里。毛泽东《史论》单独成册，由中央档案馆收藏整理，不少内容为首次独家出版，刊录了毛泽东在阅读其他古籍中的史论性评语，以及在其著作、书信、讲话、私人谈话中涉及史论的相关内容，是集毛泽东纵观古今、以古喻今权威资料之大成。谢谢您采纳并认可我的回答

要知道古书在流传过程中会产生的错误，首先要了解古书是以何形式流传的，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分析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错误：

一、古藉简介

记录古代文献之书籍。《说文》：“古，故也。”故古籍又称故籍、故书、载籍等。古代文献，最早见载于甲骨、金石，“甲骨卜辞”也称“殷墟书契”。作为最早的正式书籍，为用竹木及缣帛记录文献之简牍、帛书。晋太康二年（公元280年）汲群魏襄王墓出土之《纪年》、《穆天子传》等竹书，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之《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简书，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之《秦律》等简策，以及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之《老子》、《经法》、《战国纵横家书》等帛书，为传世之最早古籍。汉代纸问于世，遂有手抄、唐写、宋元明清刻印书籍。据国务院古籍小组的规定，以辛亥革命（1911年）为断限，凡辛亥革命以前记录古代文献之书籍，通称为古籍。据古籍目录《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地方志综录》、《贩书偶记》以及佛藏、道藏、通俗小说、讲唱文学、金石碑录等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古籍约10万多种。

二、古籍类别与版本

善本：书籍精加校勘,错误较少者。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集古录跋尾》卷八《唐田弘正家庙碑》：“自天圣以来，学者多读韩文，而患集本讹舛，惟余家本屡更校正，时人共传，号为善本。”又，珍贵难得之旧刻本、精抄本、精校本、手稿、旧拓碑帖等，通常亦称为“善本”。

孤本：仅留存一份之书本。一部书之某一书本，未刻之手稿，碑帖之旧拓本，在现世间仅有一份流传者，均可称为孤本。

蓝本：谓著书或刊书所依据之旧本。《居易录》：“今方修一统志，似当以旧通志为蓝本。”凡是重刊或校勘，必以最精之本子为蓝本。

刻本：又称“椠本”、“刊本”，雕板印成之书。我国雕板印书始于隋唐，至宋而大盛。按刻书之不同情况及刻本之不同类型，可分各种不同型式：以时代区别，有宋、金、辽、元、明、清刻本；以地域区别，有浙江、福建、江西、山西、江苏、安徽、四川等各地刻本；以刻书者区别，有官刻、私刻、坊刻等；以版式区别，有九行本、十行十八字本、四周单栏本、左右双栏本、竹节栏本、白口本、黑口本、两节本、袖珍本、巾箱本等；以字体区别，有大字本、小字本、宋体字本、软体字本（亦称写刻本）、篆字本、梵文本、满文本、满汉文合刻本等；以墨色区别，有朱墨印、几色套印等；以纸张区别，有皮纸本、麻纸本、棉纸本、竹纸本、开化纸（亦称桃花纸）本、宣纸本、毛边纸本、毛太纸本、罗纹纸本、连史纸本等；以装订形似区别，有经折装（亦称梵夹装）本、旋风装本、蝴蝶装本、包背装本、线装本、毛装本、金镶玉本等；以刻书先后区别，有原刻本、重刻本、仿刻本、初印本、后印本等；以内容及价值区别，有足本、残本、增订本、删节本、繁本、简本、批点本、评本、单疏本、集解本、重言重意本、纂图互注本、绣像本等。

祖本：一种书最初刻印之本。一种书在不同时期往往刻有多种本子，难免产生讹误，而祖本则保持其本来面貌，因此为人所重。

原本：第一次写成或刻成之书本。为对增订、修改和重刻、改版而言。原始稿本和最初刻本与增订、重刻之本往往有很多不同。可供查考一种著作之发展过程。

定本：一书之最后确定之本。指自己编撰或整理前人之著作，在一定时间内，已经整理完毕，最后确定，准备发表之本子。

副本：同一书籍抄出之副本。为对正本而言。过去公私藏书家，得一稀见图书，依样重写，储作副本。《隋书·经籍志》：“炀帝即位，秘书三阁，限写五十副本”。今亦指国家对内或对外文件之正式签署之副本，备存查和通知有关方面之用。

别本：同书同一来源之另一本子。亦称“副本”。《南史·刘孝绰传》:“又写别本封至东宫。”又，同书另一来源之本子。亦称“异本”。因所根据之来源不同，内容也有出入。如：书有《别本十六国春秋》，帖有《黄庭坚别本》。

仿刻本：摹仿原版字体版式刻印之书本。宋无刻本，多以擅长书法者上版，加之雕印精湛，明清两代刻书往往予以摹仿，故有“仿宋本”、“仿元本”之称。

影刊本：照原书版式影刊之书本。珍贵之古籍，为存原书面貌，以适应研究之需要，清乾、嘉以后，常用影刊方法加以传布。如黄丕烈所刻《士礼居黄氏丛书》，其法大都先照原书影摹，然后上版开雕。摄影术发明后，亦有用原书照相雕版者。刻成之后，与原刻相仿，精工者几难识别。自影印兴，影刻之书渐少。

抄本：也称“写本”。即抄写之书本。习惯称唐以前为“写本”，唐以后称“抄本”。宋以后，雕版虽以盛行，但抄本与之并行，如明《永乐大典》、清《四库全书》皆为抄本；有些较为专门或需要不广之著作，仍靠抄本流通。更有抄书者系著名藏书家或学者；除书之内容外，其手迹也值得珍重。故抄本图书一直为人们所重视，藏书家以精抄本与宋元刻本相次比。对于不详年月之抄本，约在清嘉庆以前者通称“旧抄”，晚清者称“近抄”，辛亥革命以后者称“新抄”。对于确定为明代或清代之抄本而无从断其年月者，则统称“明抄”或“清抄”。

朱墨本：用朱、墨两种颜色套印之书本。最早为元至元六年（1340年）湖北江陵资福寺所刻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卷首之《灵芝图》和经注，都用朱墨两色套印。沿至明末，吴兴（今湖州市）闵齐吉、凌檬初两家盛用两色套印，墨色印正文，朱色印评语及圈点。

珍本：指具有历史、艺术和类别科学价值之珍贵罕见之写本或刻本。

初印本：书版刻成后第一次印刷之书本。特点是字画清晰，赏心悦目，故为藏书家与读者所重。

后印本：历次再版印刷之书本。其字迹漫漶，版断框歪，墨色暗淡，故不受人喜爱。

重刻本：一种书重新刻印之本。相对原本而言。不但字体版式与原本不同，在文字内容上也往往有所修改，多在序文凡例中加以说明。

道藏本：根据道藏刻印之书本。同样，佛经中亦有“碛砂藏本”、“嘉兴藏本”等称呼。

卷子本：用卷轴装订之书籍。唐以前抄写书本均用长幅纸，卷成一束。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唐人写本存于今者皆为长卷，如手卷之状，收藏家谓之卷子本。”

百衲本：用百种不同版本之残卷零页配合或汇印而成一部完整之书本。“百衲”取僧衣破敝补缀之称。如商务印书馆影印之《百衲本资治通鉴》、《百衲本二十四史》。

残本：内容残缺不全之书本。

配本：一部书因有残缺，用其它版本之同一种书予以配全，故称。

三朝版：经过三个朝代修补之书版。南宋杭州国子监，所藏各种书版多有残缺。元朝时，将这些版片转入西湖书院，加以修补印行。至明洪武八年，书版又移至南京国子监，再次进行修补印刷。对这部分递经宋、元、明三朝修补之书版，后人称为“三朝版”。

活字本：用活字排版印刷之书本。活字印刷为宋仁宗庆历时（1041——1048年）毕升所发明。其法，用胶泥刻字，火烧使坚，排版印刷。为中国之伟大创造，早于欧洲活字印刷400多年。元代又创木活字。明弘治时创铜、铅活字，为我国近代铅字印刷术之前导。

影印本：根据原书用照相制版方法印成之书本。有胶印、大石印、珂罗版（即玻璃版）印、铜版印等。稀少、罕见之图书资料，为研究之需，常用原书影印，以广流传。

石印本：以药墨书写于特种药纸上，用石制版印刷之书本。用摄影制版石印之书，则称“大石印本”。

排印本：用活字排印之书本。为区别版本，通常称铅字排印之书为“排印本”，而其它活字排印之书则分别称为“泥活字本”、“铜活字本”、“木活字本”等。

拓本：即摹拓金石彝器碑碣印章之本。用红色拓者称“朱拓”，黑色拓者称“墨拓”，最早拓者称“初拓”。初拓字迹（或图案）清晰，墨色匀净，较为珍贵。

稿本：即作者之原稿。作者亲笔写定者称“手稿本”，经过整理誉清者称“清稿本”。

影写本：用纸覆于原书上影写成之书本。其点画行款，一依原本。一般专指影写宋、元善本，如明末常熟毛晋及古阁据宋本影写，非常精工。

校本：根据不同本子和有关资料核对过之书本。取某书之一本子作底本，搜罗一种或几种不同本子及有关资料相核对，发现其讹误衍脱，即在底本上加以批注。如只传抄他人所校，则称为“过录校本”。

内府本：明、清两代宫廷内部刻印之书本。校勘，刻印，都较精良。清昭梿所撰《啸亭杂录续》有内府刻书目录一卷，可资检览。

藩刻本：明代分封各地之藩王所刻印之书本。因有些藩王、子孙及其门客颇有学问，而且刻印之书所据底本多为御赐宋、元善本，故其版本价值较高。

聚珍本：清代以木活字排印之书。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刻印《四库全书》中善本，因仿宋人活字版式，镌木单字25万余枚。高宗以活字版名称不雅，改称“聚珍版”。凡排印之书，首有高宗题诗十韵，每书首页首行之下有“武英殿聚珍版”六字，世称武英殿聚珍版书。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颁发聚珍版于东南各省，并准所在锓木通行。先后承命开雕者有江宁、浙江、江西、福建等地。这些仿聚珍版刻印之书籍，通称为“外聚珍”，而将武英殿聚珍版称为“内聚珍”，以示区别。后来中华书局创制仿宋体铅字，就名为“聚珍仿宋版”。

闵版：明万历、天启年间，吴兴闵齐伋、凌蒙初采用朱墨与五色套版所印之书。其选择经、史、子、集各类凡士人习用书籍，专辑前人评论批点，使用方正宋体字和优质白纸，作朱墨两色或兼用黛、紫、黄各色套印，后人称为“闵版”。特点为词义显豁，脉络分明，行疏幅广，光彩夺目。近人武进陶湘，编有《明吴兴闵版书目》。

麻沙本：南宋福建省建阳县麻沙镇书坊刻印之书本。因该地盛产榕树，木质松软，易于雕版，故书坊集中，于当时图书流通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书贾射利，校勘粗疏，刷印低劣，故《石林燕语》有“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之说。

蜀本：四川刻印书本之总称。宋代眉山为四川刻书中心。刻书多为大字颜真卿体，故又有“眉山本”、“蜀大字本”之称。

浙本：浙江刻印之书本。又分杭州本、婺州本、衢州本、台州本。宋代浙本大都字体方整、刀法圆润，为宋版之上品。

闽本：亦称“建本”，即福建刻印之书本。又分建宁本、建阳本、麻沙本等。

宋本：宋代刻印之书本。雕版书至宋代而大盛，杭州、建阳、眉山等都为当时刻书中心。公私所刻，有监司、家塾、坊肆等。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多仿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字体；白口居多，至南宋中后期出现细黑口；避讳较严。所印书籍，校勘精审、雕印精美者颇多，往往为后世刻本所依据，为学者所重视。

金本：金代刻印之书本。金代雕版中心在平阳（又称平水，今山西临汾），其地产纸丰富，书坊很多，设有管理出版机构。所刻著名者有《刘知远诸宫调》、《萧闲老人明秀集注》等。此外，山西运城所刻之《藏经》及河北所刻之经书、音韵学书，也颇有名。

元本：元代刻印之书本。元代雕版中心在杭州、建阳、平水等地。公私所刻，无论校勘与雕印，不乏精品，堪与宋本媲美。其风格、字体大都摹仿赵孟頫书法，扁方圆活，常用简体字，黑口、双鱼尾居多，初期行字疏朗，中期以后行格渐密，由左右双栏趋向四周双栏，目录和文内篇名上常刻有鱼尾。

明本：明代刻印之书本。明代雕版之普遍，出版量之庞大，前所未有。版画艺术、铜活字版及彩色套印，为明代雕印技术发展之辉煌成就。但有些刻本校勘不精，删节不当，甚至妄改书名、伪造古书，后人多有批评。明初刻书犹沿元代风格，黑口居多，正德、嘉靖间，出现仿宋风气，白口为多，字体横平竖直，起落顿笔有棱角，字形方正，显得板滞。万历以后，字形由方变长，字画横轻直重；部分家刻及坊刻本出现软体字，较为美观。

高丽本：亦称“朝鲜本”，指朝鲜刻印之中文古籍。我国印刷术很早传入朝鲜，朝鲜刻印之书流入我国也很多。无论刻本或活字本，均为软体大字，皮纸精印，书品宽大，醒人眼目。

东洋本：亦称“日本本”，即日本刻印之书本。我国印刷术首先传入朝鲜，其次为日本。日本所刻古籍，多用美浓纸精印，近似朝鲜本，但在字体与装订等方面，下朝鲜本一等。有些书行间注以平假名或片假名，较容易识别。

越南本：越南刻印之书本。越南之印刷术也从我国传入，故刻印风格及装订形式与我国基本一致。流入我国之书籍，大都在相当于清道光咸丰年间刻印，未见有更早印本。

官刻本：历代各类官方机构刻印之书本。如宋代秘书监、转运司、茶盐司、公使库、郡庠、县斋以及州府县学，元代国子监、各路儒学、府学、兴文蜀，明代经厂、南北两京国子监，清代武英殿等所刻之书，都属于官刻本。

监本：历代国子监刻印之书本。监本始于五代后唐，宰相冯道命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以后国子监都印图书，以经、史为主。明朝南北两京设立国子监，都有刻书，故有南监本、北监本之称。

家刻本：私人刻印之书本。亦称“家塾本”。私家刻书为宋代以来雕版事业之重要组成部分，因不以营利为目的，校勘、刻印俱精，版本价值颇大。其中著名者，如宋陆遹刻《渭南文集》、黄善夫宗仁家塾刻《史记正义》；元平阳府梁宅刻《论语注疏》、古遇陈氏刻《尹文子》；明袁褧嘉趣堂刻《世说新语》；清黄丕烈刻《士礼居丛书》等。

坊刻本：简称坊本，指书铺刻印之书本。因以营利为目的，一般雕印不如官刻本之精，校勘不如家塾本只审。但也因地因人而异，如宋代临安陈氏书棚本，校印精湛，极为人所重；福建麻沙本，讹误较多，人多不贵之。因坊刻本面向大众，许多医书、民间文学赖以流传，故颇受人们喜爱。

三、主要错误

辑佚（缺失）：由于古藉承载物有甲骨、简、金石、帛等形式，在某种情况下都会受到损坏，造成句字缺失，甚至整本整卷残缺不全，虽然后人会整理出“辑佚本”，辑佚本几乎一定会有错漏、误解。辑佚可能是古藉传出错最大的原因。有时不是整段缺失，会少写少抄一字，往往被称为“脱字”。

错字（别字）：古人在誊刻、誊写、排字等过程中由于疏忽、误读、误认、通假字等原因造成错字。有些错字是关键字眼，甚至会造成后人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误解。例如况周颐在《蕙风词话》卷四中提到：“朱淑真词，自来选家列之南宋，谓是文公侄女，或且以为元人，其误甚矣。淑真与曾布妻魏氏为词友。曾布贵盛，丁元以后，崇宁以前，大观元年卒。淑真为布妻之友，则是北宋人无疑。李易安时代，犹稍后於淑真。即以词格论，淑真清空婉约，纯乎北宋。易安笔情近浓至，意境较沈博，下开南宋风气，非所诣不相若，则时会为之也。池北偶谈谓淑真玑图记，作於绍定三年。绍定当是绍圣之误。绍定、理宗改元，已近南宋末季。浙地隶辇毂久矣。记云：‘家君宦游浙西。’临安亦浙西，讵容有此称耶。”由上文可见，绍定是绍圣之误，一字之差，谬之千里。这也是一个古藉出错的主要原因。

误解：中国文字几千年来词意变化很大，早期古文又十分简练，会造成后人在阅读时产生不同的理解结论，如果流传载体同时有缺失，后人在整理时加入自己的理解，就会产生很大误解。

张冠李戴：同在以上《蕙风词话》同一卷中，指出欧阳修的一首词误入朱淑真集。

以讹传讹：古人读书人少，写书人更少，当一专家泰斗在书中写出错误结论时，很少有人去怀疑其正确性，后人引用此论，导致以讹传讹。

标点错误：古书没有标点，后人在标点过程中会加入自己的理解，不一定是古人的愿意，甚至有可能完全是相反的意思。

标音错误：在校勘过程中，注音也是工作内容之一，校勘者对原文注音的理解不同，也会造成一定错误。

年代错误：对古藉出现、整理或作者生存年代的误认。

以上为几种主要错误，由于本人不是这方面专家，只是对此感兴趣的“票友”，答案不能作为专业使用，仅供参考。谢谢！

央视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播出了最新一期，讲述的典籍是《水经注》，生动演绎了郦道元的传奇人生，其中融入了郦道元人生当中两位重要人物——父亲郦范和北魏孝文帝，其对父子之情与君臣之义的精彩演绎，尤其令人感动。

《水经注》的名字并不陌生，这是中国第一部以水道为纲的综合性地理名著。然而你知道吗，在中国的历史上，多的是注经而佼佼出众者，比如《三国志》的裴松之注，《世说新语》的刘孝标注，《文选》的李善注以及郦道元的《水经注》。

然而，其他三部原典赫赫有名，自带光芒，注释只是锦上添花，惟有《水经注》完全取代了《水经》原著，后人只知《水经注》而不知《水经》。

历史地位：

《水经》是三国时期一部有关水道的专门著作，仅一万多字，记录了137道川流，极为简略，又多谬误，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决心以批注的形式匡正全篇，于是为《水经》一书撰写注文，是为《水经注》。

这本仅一万多字的《水经》，被郦道元扩充到40卷30多万字。原来记录的137道川流，也在郦道元参考了四百多种文献史料后，扩充到了大小1252条河流，注释极其丰富，内容极其广博，超越了原书《水经》几十倍之多，后世认为这完全就是一本专门的著作，是以“水经注”之名传播后世。

《水经注》在世界上享有极高的声望，不仅记载了沧海桑田，地理的变迁，也揭示出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重水、治水、期盼着一个安定美好生活的愿景。

批注如下：

鲁迅先生在1927年5月1日为《朝花夕拾》作的“小引”中说：“我常想在纷乱中找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的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

中国的做文章有轨范，世事也仍然是螺旋。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 

在谈到《朝花夕拾》的文体时,他又说：“文体大概也很杂乱，因为是或作或辍,经了九个月之多。环境也不一：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

这里谈到的如“螺旋”般的“世事”以及由此引起的“纷乱”、“芜杂”的心境，当然决不是旧式文人伤春怀秋，也决不仅仅是世事如棋的人生感叹，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状况和作者的真实的心理感受。

作家的创作总是和他所处的时代有着或者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对于鲁迅那样十分关注社会、以社会批判为己任的直面人生的作家来说，这种联系就更加密切。因此，了解作家创作的社会背景以及由此引发的作家本人的思想情感的特点，对于准确把握作品的思想情感内涵,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创作《朝花夕拾》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先是在1925年11月，中国***领导发动了全国的反奉倒段运动,发生了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阀李景林之间的被鲁迅称为“奉天派和直隶派军阀战争”。

在此期间的1926年4月,冯玉祥军驻守北京,奉军飞机多次飞临轰炸这就是鲁迅先生在《朝花夕拾》“小引”中所说的“一年前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事件。直奉战争的结果导致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倒台。

但是对于身处其间的人来说,所受到的种种身心的惊扰、刺激却也很难说是一种享受，在《小引》中,鲁迅先生饱含深情地写道：“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

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这十篇就是从记忆里抄出来的”。从《朝花夕拾》中的作品来看,这些文章大致可以分为怀人和忆事两类先说怀人类的文章。

扩展资料

《朝花夕拾》原名《旧事重提》，是现代文学家鲁迅的散文集，收录鲁迅于1926年创作的10篇回忆性散文，1928年由北京未名社出版，现编入《鲁迅全集》第2卷。

此文集作为“回忆的记事”，多侧面地反映了作者鲁迅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形象地反映了他的性格和志趣的形成经过。前七篇反映他童年时代在绍兴的家庭和私塾中的生活情景，后三篇叙述他从家乡到南京，又到日本留学，然后回国教书的经历；

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种种丑恶的不合理现象，同时反映了有抱负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旧中国茫茫黑夜中，不畏艰险，寻找光明的困难历程，以及抒发了作者对往日亲友、师长的怀念之情。

文集以记事为主，饱含着浓烈的抒情气息，往往又夹以议论，做到了抒情、叙事和议论融为一体，优美和谐，朴实感人。作品富有诗情画意，又不时穿插着幽默和讽喻；形象生动，格调明朗，有强烈的感染力。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

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

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参考资料

——鲁迅

古籍小常识：什么是古籍？ 收藏界普遍的看法是，1911年以前的书籍称为古籍，而1949年之前的称为解放前旧书。在国际上，各大博物馆对中国古籍以清入关(1644年)为界限，在此前的古籍，无论官刻、私刻，均为善本。而国内收藏界则以1795年为界，在此前的均视为善本，因此古籍中又有乾隆版、康熙版、明版、宋版之称。宋元时期的古籍很久以来就是藏家追捧的对象，拍卖会上，元以前的书往往是论残页卖；600年前的书是论页卖；400年前的书是论册卖。 古籍的版本 据博物馆的张先生进一步介绍，古籍还有原刻本、翻刻本、写刻本、套色刻本等版本之分，其中古籍中的原刻本一直是藏家的首选。翻刻本比较多，在存世古籍中所占最大，收藏价值略逊原刻本一筹。但有几种翻刻本值得藏家关注： 一是原刻本已不在了，或只有孤本残卷存世，则其翻刻本的珍贵程度堪比原刻本。 第二，翻刻者是历史上著名的刻书机构，如官书局中比较有名的通志堂、汲古阁等。 第三是影刻本。影刻就是先在原刻本上进行影摹，然后再上版雕刻，如此印出的书能够完整地保留宋元版原刻本的形状。这些影刻本的价值要远远高于普通的翻刻本。第四，写刻本，是指由擅长书法的人或作者自己书写上版印出的书，如宋代苏轼写刻的《陶诗》，清代郑板桥自书的《板桥集》等。 还有就是套色刻本，即在同一书页上，印上颜色不同的文字和图画。这种套色印刷技术最早出现在元代，至明万历年间发展成熟。套色刻本的价值往往高于同时期墨本数倍，历来是收藏界追逐的热点。 在古籍收藏中，有一个说法，即“善本时间早于乾隆”；同一时期的古籍中“刻本优于印本，初刻优于翻刻，套色优于单色，图画优于文字”。 （强燕　朱文婧）　古籍展讯 位于广州市北京路的广州古籍书店，是华南地区最具规模的专业古籍书店。店内主要经营古籍珍本、善本线装书、现代新印文史等。几十年来广州古籍书店曾经收购、抢救了相当数量的古代珍本，最具代表性的有：唐代的《唐人写经》、宋代的《活人事证药方》、清代愈樾批注的《水经注》等，使一批极具珍藏价值、参考价值和版本价值的古旧书得以保存下来，重现光彩。9月23日-10月2日，该书店将在文明路中山图书馆有古籍展，展出古籍以明清时期的居多，还包括碑帖和部分特价书。 据了解，广州目前只有市古籍书店一家（包括北京路和东山书城两家分店）在经营古旧书籍，其他的就是一些个体户。 （朱文婧） 风险提示：收藏古籍先辨真假 与字画相比，古籍作假的不多。北京路古籍书店的杜经理表示，旧书的伪造情况相对字画等其他收藏品来说已经少很多，因为伪造古旧书的成本太高，纸质、墨色都很容易辨认，要仿造真的需要很高的技术。所以古旧书市场上的赝品还不是太多，但也不排除有赝品的风险。 据了解，古籍常见的作假方式有三种：一是剜改，比如将书名由常见名改为罕见名，或改牌记（即版权说明），将很晚的牌记改为早期的；还有改藏书印的，将普通藏书印改为名家藏印；二是以残充全，即将残册通过改造冒充全册。另一种较常见的就是染纸，将现在市面上的新书用茶叶水泡后冒充古书。 因此，在收藏古籍时，一定要先学习相关的知识，比如说要了解某个年代出版过什么代表书籍，这个年代的纸质、字形、油墨都有何特点；原刻本、影刻本、复刻本等不同形式的古籍应该是什么样子。当然，光有这些也不够，还需要多看细看。另外，还要多向行家请教，参加展览会、拍卖会了解行情，以免“用买人参的价钱买了萝卜”。 并非所有古籍都有价值 虽然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说，但在所有的藏品种类中，古籍是存世量最多的一种，收藏者藏有上百本古书轻而易举。因此，杜经理表示，并非所有古籍都有投资价值，一些当时发行量很大、做工不是很精细、存世数量很多的古旧书籍，价值不是很高。这就需要收购时有一定的鉴别能力，不要高价买了便宜货。 一般而言，在皇宫内用过的内府本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而历代查禁书目，著名学者的批、校、抄、稿本要特别注意。一经品题，身价百倍。这类书籍拍卖时比同类同版的要高出不少。另外，名人尺牍拍卖异军突起，屡创佳绩，现已在古籍收藏中牢牢占据了一席之地。目前，一封一般的清代名人书札价格都在千元以上，明代名人的则需数千元。 近年来，古籍收藏已将视野拓展到民国时期。民国时期的图书数量可观，内容丰富，且由于距今较近，损坏或流失者也较少，时下价格也相对偏低，许多私人藏家在经济上都能承受。近年，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在关注“旧善本”的同时，又提出了“新善本”说，并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进步书刊和文献归于其中。1994年嘉德公司举行的首场古籍拍卖会上，孙中山的3封信札就分别拍出了7万元、92万元、17万元的高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