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九年义务教育，大家应该都懂学习文言文的苦，一篇《出师表》为难过多少求学道路上的芊芊学子。

再看看我国经典四大名著，乃至如今我们能看到的所有古籍，基本上全部都是文言文。如果不是对文言文足够了解，哪怕（fan）优（zi）秀(dian）如我读起来也是磕磕盼盼，很难理解其中的意思。

每每此时都忍不住佩服古人，毕竟日常如此沟通需要的不是一般的理解能力。

不过，文言文真的是古人正常的说话方式吗？人人见面打招呼出口都是“之乎者也”吗？非也~非也~如果古代一个正常人没事就讲文言文，是会被人笑话的。

古人平时都怎么说话的？

还记得鲁迅先生笔下的灵魂人物孔乙己吗？小说《孔乙己》中，最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叫人半懂不懂的。

可是，孔乙己生活的年代，正是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过渡时期，为什么会让人半懂不懂，甚至惹人嘲笑呢？

这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正常人都不这么说话。古人说话，其实也是讲白话文。

这一点用历代皇帝的白话文圣旨举例子再合适不过了。

朱元璋时期，某群岛有倭寇来犯，地方官吏吓个半死不知所措，这时朱元璋一道圣旨下来：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告诉百姓每（们），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钦此。”

除了熟悉的首位固定格式，中间的内容实在熟悉又亲切，跟现代的语言一般无二。

有了朱元璋这个先例，明朝后面的皇帝也都喜欢用白话文宣旨，比如朱元璋的儿子朱棣也有一道圣旨：

“那军家每年街市开张铺面，做买卖，官府要些物件，他怎么不肯买办？你部里行文书，着应天府知道：今后若有买办，但是开铺面之家，不分军民人家一体着他买办。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钦此。

如果说明朝皇帝的圣旨已经足够通俗，那大西政权的建立者张献忠的圣旨，则是十足的接地气：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咱老子叫你不要往汉中去，你强要往汉中去，如今果然折了许多兵马。驴球子，入你妈妈的毛!钦哉。”（《明季南略》）

另一位明确喜欢用白话文的还有咱们的网红皇帝雍正，他在大臣的奏折中批注：

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

年羹尧出征西北，上折子讲到西宁战事紧张，他已经有十一天脑袋没挨着枕头了。雍正在奏折中批复道：

好心疼，好心疼，好心疼！

这还不够，雍正二年(1724年)年羹尧率部平定青海叛乱后，雍正又在奏折中批复：

朕实在不知怎么疼你，才能够上对天地神明。——《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

除了朝代较近的明清皇帝，就连北宋著名诗人苏轼也在他的作品中，暴露了他的白话文习惯：

连皇帝和知名才子都说大白话，老百姓们就更不用说了。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大家都说的是白话，可为什么古籍中的语言都是文言文呢？

这是因为，古代其实有两套语言，说话用白话，写文章都用文言文。用专业术语来说，这个现象叫做“言文分离”。

为什么使用文言文写作？

说话和写作还要分两套语言？这样不是太麻烦了吗？为何不直接统一用白话，或者统一用文言文？其实这也是有考究的。

首先，古时候为什么会出现文言文？

其实文言文就是白话文的一种精简用语，为的就是节约书写成本。你想想看，先秦时期还没有纸，记录文字的工具是用竹简，更早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是用刀刻竹简，往上追溯还有用纺织物、石碑和青铜器来记录文字 这样一来，记录成本太高了。为了用最精简的文字表达最多的意思，于是就出现了文言文。（这有点类似于早前的电报。）

刘知几在史书编纂之法《史通》里说：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

据说，先秦时期，还是言文合一的，那时人们说的也是文言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 方便交流，人们在交流中逐渐将言语简化，到了汉代，普通人读文言文一般都要经过注疏才能看懂。而此时仅距离秦代才仅仅百年。

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不直接将文言文的书写方式改成白话文呢？这就体现古人的智慧了！

古人之所以持续沿用文言文的书写方式，是因为古人发现，白话的口语变化真的好快啊！而且不同地区的口语差别太大了！可谓“三里不同音，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如果当时用白话写下文章，可能过个几十年后人就看不懂了，甚至换个地方就读不懂了。

有什么办法能够规避地域和文化代沟，实现人类的跨时空交流呢？

当然是定下一套固定不变，贯通古今的语言，专门用来写作！这样一来，后世子孙只需要加以学习，就能够畅读祖先的文章，通晓其意，实现跨越千年的沟通！

这套语言，便是文言文。

所以，即便2000年过去了，我们依旧能读懂《史记》，能有幸领略中华文明的辉煌历史！

试想一下，如果司马迁用当时的方言撰写《史记》，如果古人都用如今看不懂的白话记录珍贵的文学古籍和名著，将是中国历史文明一笔不可估量的损失。

其实看到这里很多人也会发现，古代“言文分离”的做法，在现代也是普遍存在的。

我们在书写的时候用的是标准的汉语语言，但到了日常交流，还是会保留各地方言。虽然时间和地域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方言。但无论何时何地何肤色国籍，只要使用汉字，只要切换标准普通话，就能实现零障碍交流，这便是古今人类文明与智慧的结晶。

越了解历史，越为我们祖先的智慧而骄傲，也越爱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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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代 大家都说的是白话！

     可为什么古籍中的语言都是文言文呢？这是因为，古代其实有两套语言，说话用白话，写文章都用文言文。用专业术语来说，这个现象叫做“言文分离”。

为什么使用文言文写作？

说话和写作还要分两套语言？这样不是太麻烦了吗？为何不直接统一用白话，或者统一用文言文？其实这也是有考究的。

首先，古时候为什么会出现文言文？

其实文言文就是白话文的一种精简用语，为的就是节约书写成本。你想想看，先秦时期还没有纸，记录文字的工具是用竹简，更早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是用刀刻竹简，往上追溯还有用纺织物、石碑和青铜器来记录文字 这样一来，记录成本太高了。为了用最精简的文字表达最多的意思，于是就出现了文言文。（这有点类似于早前的电报。）

刘知几在史书编纂之法《史通》里说：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

据说，先秦时期，还是言文合一的，那时人们说的也是文言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 方便交流，人们在交流中逐渐将言语简化，到了汉代，普通人读文言文一般都要经过注疏才能看懂。而此时仅距离秦代才仅仅百年。

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不直接将文言文的书写方式改成白话文呢？这就体现古人的智慧了！

古人之所以持续沿用文言文的书写方式，是因为古人发现，白话的口语变化真的好快啊！而且不同地区的口语差别太大了！可谓“三里不同音，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如果当时用白话写下文章，可能过个几十年后人就看不懂了，甚至换个地方就读不懂了。

有什么办法能够规避地域和文化代沟，实现人类的跨时空交流呢？

当然是定下一套固定不变，贯通古今的语言，专门用来写作！这样一来，后世子孙只需要加以学习，就能够畅读祖先的文章，通晓其意，实现跨越千年的沟通！

这套语言，便是文言文。

所以，即便2000年过去了，我们依旧能读懂《史记》，能有幸领略中华文明的辉煌历史！

《古书疑义举例》七卷。清·俞樾（1821-1906）撰。

俞氏因周、秦、汉三代之书，用词造句。与后世多有不同，抄传刊刻多有讹误，音义变易多有歧异，后人阅读、理解极为不便。遂博览古书诸经，分类总结概括，凡立八十八目，论说古书中造句特点、诠释方法、语言习惯、各种致误原因等，每说必详为例证，以明其意，使读者收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之效果，为研读秦汉古籍之初学者必读之书。深为古籍文献、古汉语研究者推重。有1956年中华书局校点排印《古书疑义举例五种》本。附四种皆为俞氏书出后补续之作。有刘师培《举例补》，杨树达《举例续补》，马叙伦《举例校录》，姚维锐《举例增补》，可补俞氏之末尽，正其失误。

陈际泰[明]（公元一五六七年至一六四一年），字大士，临川人，流寓汀州。生于明穆宗隆庆元年，卒于明毅宗崇祯十四年，年七十五岁。

家贫，父使治田事，不能从师读，又无书，时取旁舍儿书屏人窃读。又从外兄得《书经》，四角已漫灭，且无句读，自以意识别之，遂通其义。

十岁，于外家药笼中见《诗经》，取而疾走，父见之怒，督往田中，即携至田所，踞高埠而哦，遂终身不忘。后返临川，与艾南英、罗万藻、章世纯等以时文名天下。为文敏甚，一日可二三十篇，所作多至万卷。经生学业之富，一时无出其右。

崇祯三年（公元一六三o年）举人；又四年，成进士，年已六十有八。又三年，除行人，居四年，护故相蔡国用丧，南行，卒于道。际泰所著有《太乙山房集》十四卷，《明史艺文志》及《易经说意》、《周易翼简捷解》、《五经读》、《四书读》，均《四库总目》传于世。

译文

陈际泰，明朝人，他幼年家贫如洗，无法与其他幼童一样进学读书，只好借邻居小孩的书，偷偷躲在一边自学。8岁时，得到表兄一本破烂《书经》，刻苦自学，揣摩其意，慢慢通晓其义。

10岁时，在外公家药笼中找到一本《诗经》，便日夜攻读。父亲要他下田劳动，他将书带在身边，一有空就诵背不止。14岁时，代父教蒙馆，先后向济川、钟美政、郝庶野等人学习写文章。

20岁时，认识了邱一敬，两人诗书相传，互相切磋。陈际泰家境贫寒，常受当地恶少欺凌，不久便返故乡临川。回乡后，结识了章世纯、罗万藻、艾南英，四人志趣相投，一见如故，结“豫章社”。一起倡导时文，致力写作，以时文著称，被誉为“临川四大才子”、“江西四家”。

陈际泰才思敏捷，写作速度极快，有时一天能写二三十篇，一生之中作文多达万篇。史书称他“经生举业之富，无若际泰者”。在八股文方面造诣较高。他将经史古籍融会贯通，自辟门径，借题发挥，驰聘才思，抒发己见，被人称为八股文大家。

崇祯三年（1630），陈际泰才得中举人；崇祯七年中进士，时年68岁。十年，被授行人（掌册封、传旨的官），赴贵州监考。十三年，奉旨护送已故相国蔡国用灵柩回乡，次年于济宁途中染病去世，年七十五岁。

扩展资料

陈际泰是腾桥陈坊村（现属鹏田乡）人。父亲陈仪生，客居福建武平，以教私塾为业，家境清贫。43岁时生下陈际泰，因为年高得子，陈际泰父亲对其倍加珍爱，视若掌上明珠。但他没有溺爱儿子，为了锻炼儿子，增强体质，父亲时常安排他上山砍柴或从事其力所能及的其他农活。

在父亲的影响下，陈际泰自小就喜欢读书，甚至到了痴迷嗜书的程度。8岁时，陈际泰从姨表兄家做客，见他家有一本《书经》，无句读。本来这样的书大人读起来也觉有困难，但他如获至宝，便向表兄借来研读，表兄知道他天性聪颖好书，就把书借给了他。

陈际泰借得《书经》后，对书爱不释手，天天研读，并且逐渐通解了书中的意义。10岁时，陈际泰在其外公家作客。其外公是个郎中，一天，陈际泰在外公的药笼中发现有一本《诗经》，也没有经过外公同意，便拿了就跑。

父亲知道这事后，非常生气，于是叫来儿子训斥一番，便罚儿子到田中看管秧田。陈际泰也知道自己“偷”书的错误，没有申辩，便按照父亲的要求天天去看秧，当然看护秧苗时他不忘带上《诗经》研读。

十天后，秧苗出了水，陈际泰读《诗经》也有二十多篇了。后来陈际泰成为明末临川四大才子之首，与其童年刻苦读书是分不开的。

14岁时，陈际泰代父教蒙馆，并开始文章生崖。20岁时，他在独立创办学馆，期间，陈际泰认识了当地有名的教育届前辈邱一敬先生，他们彼此都喜欢探讨文章，交往日甚。然而邱一敬先生教馆有不少富家子弟，这些人起初并不把陈际泰看在眼里，待陈际泰到邱一敬处切磋文句时，时常找些寻衅为难陈际泰。

陈际泰看到当地恶少凌贫排外之风严重，遂迁回原籍临川。后来陈际泰以时文名藻临川，共作文章一万余篇，与同乡罗万藻及章世纯、艾南英并称“江西四家”和“临川四大才子”。是陈太侄子

-陈际泰

注释在古代汉语阅读中是不可或缺的。由于时间、地域和书写形式的障碍，人们只有通过注释才能理解古籍的内涵。

注释形式多样，有传记、注释、注释、疏、理、训、章、句、集、释等多种类型的注释包含了大量的文史知识，如法律法规、名物典故、历史人物等。它们与原著一起，构成了中国灿烂而悠久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也是现代人理解古籍典籍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古人用汉语读写，很多时候需要“注释”，但也有很多时候不需要注释！为什么？

注释始于先秦时期，说明古人善于使用“注释”工具

注释是指用来解释词和句子的词，也指用来解释词和句子的词。可以是文字符号、等形式。注释是介绍和评论一本书或一篇文章的词汇、内容、背景和引文的词语。

注释始于先秦时期。在中国古代，它们分为笔记、释义、传记、简、书、章举等。它涵盖了广泛的内容。每一个字的音义、时间和地点、人物的行为、典故的来源和时代背景都是注释的对象。有脚注、尾注和其他形式。正文部分列出了古籍注释，包括双线和双线。

古人在阅读文言文时为什么需要注释？

事实上，古代有两套语法。一种是文言文，另一种是日常交际用的白话文语法。

学习文言文，特别是一些专业的、难学的文言文，必须以注释为工具，否则就看不懂。

而且，在古代，社会阶层是高雅的，士大夫和贵族都是社会的上层人物。普通人很少接触到文言文。很少有人读，如果没有中文注释的话，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注释在古代盛行的原因。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周易》看不懂，于是对《周易》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注释，写出了著名的《周易》，成为《周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更是精彩绝伦！

　　“古今主要字典有哪些？词典又有哪些？”这个问题我回答后，不知为何没有显示出来，所以就在这道问题中再答一次，还有就是“古书中的用字有哪些”这个问题问得不清楚，可以再具体明白一些，另作一问再提吧！

　　我国古代的字典、词典大体上可分为三类。

　　一是以义为系的字、词典。它以汉代《尔雅》为代表，按字、词的性质和意义分类排列。《尔雅》系统的著作有汉代孔鲋的《小尔雅》、刘熙的《释名》（又名《逸雅》）、三国魏张揖的《广雅》等，后人通称其为“群雅”或”《尔雅》派”。

　　二是以形体结构进行编排的字书。它以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为代表，按字的形体结构排列，《说文解字》以后，有梁代顾野王的《玉篇》、宋司马光的《类篇》、明张自烈的《正字通》、清朝的《康熙字典》（样页）等。

　　三是以字的音韵进行编排的韵书。最早的韵书是魏李登的《声类》，现存的以隋陆法言等的《切韵》为早，是根据字的音韵来排列的。按《切韵》这一体系发展的，有唐代的《唐韵》、宋陈彭年等的《广韵》、丁度等的《集韵》、明乐韶凤等的《洪武正韵》、清李光地等的《音韵阐微》等。

　　这三类字书的编排方式，都经历了一个完善的过程。以排检方法为例，如《尔雅》系统的分类、《说文解字》系统的部首、《切韵》系统的韵部都发生过变化，都随着历史的推移而不断修改，以适应当时的情况。其中部首和韵部，总的趋势是走向简化。如部首法，《说文解字》以汉字构字法原理，把所收的9353个字的篆书形体归纳为540部；而《字汇》根据楷书的形体，从检字法的角度精减为214部，为后世《康熙字典》及现代的《辞海》等书所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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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现代字典和词典的编纂

　　近代、现代的字典和词典，是在古代这一类工具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代表性的有《中华大字典》，编者陆费逵、欧阳博存等，中华书局1915年初版。全书收单字四万八千余，稍多于《康熙字典》，还纠正了后者的错误二千多条。尽管该书的缺点和错误也不少，但因它收字较多，在新的大型字典出版以前，还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字典。

　　在词典方面，《辞源》是编辑最早、规模较大的一部，该书由陆尔奎、方毅、傅运森等任编辑，商务印书馆1915年出版正编、1931年出版续编，后来又多次重印再版。全书收词目约十万条，内容包括普通语词、成语、典故和人名、地名、书名以及专科术语等等，按字头部首编排；每个字头先用反切注音，并附直音，再标明声韵，解释字义。词条按词头首字排列在字头之后。该书在内容和编排体例上，都吸收了前人的成果，注音简易，词条较多，引证丰富，释义明了，至今仍不失为有使用价值的词典。它的缺点是，第一、文史方面的条目多根据唐宋以来的类书，没有核对原文，往往发生错误和遗漏，而且引书不注篇名，难以查对，第二、摘引原文不标明删节，容易产生断章取义的错误；第三、有的词条去取失当；第四、没有使用新式标点；第五、一些释义上的立场、观点也有问题。

　　继《辞源》之后的百科性词典应数《辞海》，舒新城、张相等编，1936—1937年由中华书局分三册出版，后又再版。全书收录词条的数量和编制体例大致上与《辞源》相同。当然，《辞海》对《辞源》所存缺点错误有一些改正，如引书注了篇名，还采用了新式标点，但是，除此以外，前面所举《辞源》的缺点、错误，在《辞海》中仍多存在，特别是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二书有不少共同之处，读者查考时应当注意。《辞海洲辞源》二书收编的条目不尽相同，可相互参照，取其所长。

　　此外，还有一些专门性的字典和词典，如杨树达的《词诠》、裴学海的《古书虚字集释》、朱起凤的《辞通》、符定一的《联绵字典》、徐嘉瑞的《金元戏曲方言考》等等，至今也还有参考作用。

　　解放后，字典和词典的编纂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三十年来，先后编辑、出版了《新华字典》、《同音字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汉语小词典》、《四角号码新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和一些专门性的字典和词典，并开始新编《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此外，还有《辞源》、《辞海》的修订、改编。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全国学术界协作努力下，《辞海》（1979年版）已于1979年9月出版，精装三巨册。新版《辞海》收单字一四八七二个，复词九一七○六条，插图二千余幅，计一千三百余万字。这是一部百科性辞书，主要供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使用。在改编、修订过程中，除上述1979年的新版本外，从1961年起，《辞海》还曾印刷过四种本子：（1）《辞海·试行本》，1961年出版，按学科编排，平装十六册，附总词目一册。（2）《辞海·试排本》，1963年印，供征求意见用，按部首笔画编排，乎装六十册，精装合编成三册。（3）《辞海·未定稿》，1965年出版，按部首笔画编排，精装二册。（4）《辞海》分册，按学科编排，共计分册，装订成甘八本，分两种版本：“修订稿”，已出版廿三本，1980年出齐；“修订本”已出六本。

　　《辞源》的修订定稿工作也于1979年完成，共四个分册，将于1981年出齐。修订后的《辞源》是一部阅读古籍用的工具书，供文史研究工作者参考。收词限于古典文史范围，而且一般止于鸦片战争；旧《辞源》中的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技术的全部新词则一律删去。单字下注汉语拼音和注音符号，并加《广韵》（间采《集韵》等）的反切，标出声纽。释义简明确切，并注意语词的来源及其在使用过程中的发展演变，全部书证加注了作者、篇目和卷次，有些条目之末还附了参考书目。

　　http://21824233167:8000/RESOURCE/GZ/GZLS/LSBL/WSGJSDSY/13155_SR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