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籍结构的演变，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做过形象的比喻，“战国秦汉的古书像气体，种类和卷篇构成同后世差距很大；隋唐古书好像液体，虽然还不太稳定，但种类和构成渐趋统一；宋以后的古书则是固体，一切定型，变化多属誊写或翻刻之误”。 熊铁基在《刘向校书详析》说：后世流传乃至我们今日看到的西汉及其以前的古书，其篇章、文字甚至某些书名都是刘向他们校定的。当时几乎所有的图书都经过了他们的理解、认定乃至改造，当然免不了打上时代的烙印。但是长期以来这一点未得到充分认识，以为后世乃至今日所读的先秦古籍就是原来的样子，这就难免产生这样那样的误解，得出与历史真实不符的结论。历代学者中有不少人发现了一些问题，于是产生疑、辨，因而有指伪之作。从现存的《书录》及有关记载看，有的书完全是新编定的。如《列子书录》……可见刘向完全新编了一部《列子》书。

黄爱平在《中国历史文献学》第八章《先秦至两汉：历史文献学的起源及奠基时期〈百家争鸣与诸子文献〉》中说：

先秦诸子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的记载有“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而经过历史发展，尤其是秦汉以后，随着儒家学说主导地位的确立，诸子思想被视为异端，其著作也大多湮没不传。流传至今的只有 20 余种，如《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管子》《文子》《列子》《尹文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

先秦诸子之书，初时多以篇行，如《韩非子》原有《孤愤》、《五蠹》等篇，后来才被集结成书，并以韩非的名字命名。并且，诸子之书的成书过程一般较为复杂，其著者一般习称自撰而成，但从其内容来考察，实际上有的是收集本派主要言论而成书，更多的是在师门传承过程中，由其后世弟子编辑而成。总之有可能是众手修成或者经过长时间的编纂、增补。正因为如此，诸子之书多传闻异辞、流传异本，有的还掺杂有他人的言论。这些都反映了早期文献的特点。

在中国学术史上，先秦是诸子百家争鸣、学术发展繁荣的黄金时代。各家代表人物以及诸多学人士子，或著书立说，或聚徒讲学，或质疑辩难，既给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也给后人留下了广阔的发挥余地和想象空间。后人应该更好的保护与继承。

孙子兵法 吴子》《将苑》《六韬》《兵迹》《武编》《兵录》《阵纪》《战略》《尉缭子》《司马法》《阴符经》《握奇经》《救命书》《守城录》《火龙经》《手臂录 《灰画集》《百将传》《虎钤经》《武备志》《知古录》《孙子兵法》《兵经百篇》《平海心筹》《城守筹略》《百战奇法》《孙膑兵法》《乾坤大略》《三十六计》《读史兵略》《闲暇清论》《纪效新书》《安民实务》《兵机要诀》《草庐经略》《投笔肤谈》《兵学新书》《登坛必究》《兵机类纂》《防守集成》《历代兵制》 《军需则例》《太平条规》《太平军目》《练勇刍言》《乡兵管见》《经武要略》《兵镜类编》《火攻挈要》《医时六言》《筹海图编》《海防图论》《江南经略》《武经七书》《耕余剩技》《海国图志》《洋防说略》《兵筹类要》《将鉴论断》《古今将略》《广名将传》《太白阴经》《行军须知》《武经总要》《约兵指南》《戊笈谈兵》《洴澼百金方》《李卫公问对》《兵法百战经》《何博士备论》《黄石公三略》《续武经总要》《兵谋与兵法》《兵法史略学》《火龙神器阵法》《运筹决胜纲目》 《八阵总述》 《美芹十论》 《太公兵法》 《百战奇略》 《墨子城守各篇简注》 《太公兵法》佚文附录 《便宜十六策》 《乾坤大略》 《太公金匮》 《兵制》 《潜夫论》 《太公阴谋》 《策林》 《权书》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 《群书治要六韬》 《尉缭子》 《范子计然》 《三略》 《卫公兵法辑本》 《古今刀剑录》 《三十六计》 《握奇经》 《鬼谷子》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 《吴子》 《何博士备》论 《守城录》 《武侯八阵兵法辑略》 《黄帝问玄女兵法》 《水战兵法》辑佚 《武经总要》(后集上) 《几策》 《司马法》 《武经总要》(后集下) 《将苑》 《司马法》逸文 《言兵事书》 《军政、军志辑佚》 《素书》 《阴符经》 《历代兵制》 《孙子兵法》 《曾胡治兵语录》 《练兵实纪》 《孙子略解》 《战略》 《刘子》 《孙子算经》 《鹖冠子》 《六韬》 《孙膑兵法》 《治平胜算全书》《读史方舆纪要》《施氏七书讲义》《汪氏兵学三书》 《十一家注孙子》《武备三大秘书》《孙子书校解引类》

　　导语：尽管国学近几年大热，但许多人对于国学这一概念还是比较模糊的`，对于国学中一些典籍的分类也不大明确。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吧!

　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这些当然是属于国学范畴，但也可以说是国学的外延了。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编撰于乾隆年间，由当时的纪晓岚、王念孙、戴震等等一流学者完成。四库指经、史、子、集四部，全书指所收都是全本。

　经部：儒学经典分为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群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石经类、汇编类，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注释研究儒家经典的名著。重点是儒学十三经：《周易》、《尚书》、《周礼》、《礼记》、《仪礼》、《诗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子部：诸子百家及释道宗教著作，子部分为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数术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丛书类、汇编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耶教类、回教类、西学格致类，重要书目如：《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管子》、《尹文子》、《慎子》、《公孙龙子》、《淮南子》、《抱朴子》、《列子》、《孙子》、《山海经》、《艺文类聚》、《金刚经》、《四十二章经》等等。

　史部：各种体裁历史著作，史部分为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抄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汇编类，重要书目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战国策》、《宋元明史纪事本末》等等。

　集部：诸子百家及艺术、谱录，集部分为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词曲类、闺阁类，重要书目如：《楚辞》、《全唐诗》，《全宋词》，《乐府诗集》、《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等等。

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

1、《诗经》

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一部现实主义的诗歌总集，它收录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年即公元前1100-600年左右的诗歌305首，其中6首为笙诗，只有题目，没有诗，故又称“诗三百”。只有题目共四五百年间的民间歌谣（风）、士大夫作品（雅），以及祭神的颂辞（颂）。按用途和音乐分“风、雅、颂”三部分，其中的风是指各地方的民间歌谣，其中的雅大部分是贵族的宫廷正乐，其中的颂是周天子和诸侯用以祭祀宗庙的舞乐。《诗经》的主要表现手法是赋、比、兴。其中直陈其事叫赋；譬喻叫比；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物叫兴。《诗经》表现手法上分为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诗经》多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

诗的内容包括：

风（十五国风：周南、召南、邶〔bèi〕、鄘〔yōng〕、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huì〕、曹、豳〔bīn）

多半是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北部一些地方（齐、楚、韩、赵、魏、秦），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

雅（二雅：大雅、小雅）

“雅”是正声雅乐，即贵族享宴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布局又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固然多半是士大夫的作品，但小雅中也不少类似风谣的劳人思辞，如黄鸟、我行其野、谷风、何草不黄等。

颂（三颂：周颂、鲁颂、商颂）

“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本是祭祀时颂神或颂祖先的乐歌，但鲁颂四篇，全是颂美活着的鲁僖公，商颂中也有阿谀时君的诗。

2、《易经》

《易经》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化典籍，被推崇为“群经之首”，内容丰富全面，有完整的哲学体系，从宇宙自然到人生社会都有辩证的论述，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藏。《易经》用抽象的符号来组成各种卦象，其中蕴含着大千世界万物之间的关系，最根本的思想是：“一阴一阳谓之道，一奇一偶谓之数”。从六十四个不同的卦象中，可见古人们“天人合一”的朴素的辩证法。

《易经》是经典中之经典，哲学中之哲学。它离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也并不遥远。它是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的重锤战鼓，身处逆境的人更能从中汲取源源不断的生活的智慧和前进的动力。我们品读它，体悟它，完全可以用之来谋划和指导我们的事业与生活。为了便于不同层次的读者领悟《易经》，编者对每一卦从三个方面进行详细分析：

一是“卦辞阐论”。记录卦辞和易传的原文，使读者可以初步领会卦辞的韵味。

二是“爻辞释语”。对每一爻的意义进行了逐一解释，以提纲挈领的解说，使读者进一步领会卦辞的意义。

三是事典。结合古今中外的事例给读者以直观的感受。

四是思悟。就作者的个人理解，从中挖掘其象征意义和引中意义，力图与我们的生活实际相结合，起到忠告、警示的作用。

《易经》是一座智慧的宝库，我们也许悟不透它，但不可以不读它。即使不能完全还原其本意，至少可以以自己的视角去感悟它，只要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进入《易经》的门径，便可徜徉其中，并能从中汲取丰富的智慧营养。读《易经》，哲学家悟得思辨，史学家悟得历史，政治家悟得治世，军事家悟得兵法，企业家悟得经营与管理的真谛，是一种追求真理、不断接近真理的享受。

《易经》作为一本永不过时的经典之作，就多数人而言。读解之难犹如一部天书，但如果读者心有所用，始终抱着“君子终日乾乾”、“与时俱进”的态度，相信必能悟有所得。

3、《论语》

《论语》作为一部涉及人类生活诸多方面的儒家经典著作，许多篇章谈到做人的问题，这对当代人具有借鉴意义。

其一，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认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们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侥幸而避免了灾祸。按事物发展的逻辑推理，这种靠侥幸避免灾祸的人迟早要跌跟斗。

其二，做人要重视“仁德”。这是孔子在做人问题上强调最多的问题之一。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于第一位的。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这说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学礼乐才有意义。孔子还认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无私地对待别人，才能得到人们的称颂。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季氏》）充分说明仁德的价值和力量。

那么怎样才能算仁呢？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也就是说，只有克制自己，让言行符合礼就是仁德了。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礼，天下的人就会赞许你为仁人了。可见“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修身”、“克己”的结果。当然孔子还提出仁德的外在标准，这就是“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即刚强、果断、质朴、语言谦虚的人接近于仁德。同时他还提出实践仁德的五项标准，即：“恭、宽、信、敏、惠”（《阳货》）。即恭谨、宽厚、信实、勤敏、慈惠。他说，对人恭谨就不会招致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得到大家拥护，交往信实别人就会信任，做事勤敏就会取得成功，给人慈惠就能够很好使唤民众。孔子说能实行这五种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

当然，在孔子看来要想完全达到仁是极不容易的。所以他教人追求仁德的方法，那就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颜渊》）即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用礼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就可以不背离正道了。同时也要重视向仁德的人学习，用仁德的人来帮助培养仁德。而仁德的人应该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希望达到也帮助别人达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其三，做人要重视修养的全面发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即：我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帮助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与朋友交往是否讲信用了？老师传授的学业是否温习了呢？强调从自身出发修养品德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孔子强调做人还要重视全面发展。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即：志向在于道，根据在于德，凭籍在于仁，活动在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人。那么孔子为什么强调做人要全面发展呢？这里体现了孔子对人的社会性的认识，以及个人修养的相互制约作用，他说：“举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即：诗歌可以振奋人的精神，礼节可以坚定人的情操，音乐可以促进人们事业的成功。所以，对于个人修养来说，全面发展显得极为重要。

4、《道德经》

道德经又称老子

《道德经》本为先秦道家的代表作，汉末张陵创五斗米道，奉老子为教祖，尊称为太上老君，以《老子五千文》为教典教悔道徒，创立了道教，并作《老子想尔注》以宗教的观点解释《老子五千文》，自此成为道教的基本经典。

《道德经》为韵文哲理诗体。《庄子天下篇》括其旨曰：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居神明居。……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其说大体从天人合一之立场出发，穷究作为天地万物本源及宇宙最高理则之“道”，以之为宗极，而发明修身治政等人道。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道当取法于地，究源及道所本之自然。道之理则，分无、有二面。道常无，无名无形，先于天地鬼神，而为天地万物之始，道常有，生天地万物，具无穷之用。道之理则贯穿于万有，表现为万有皆相对而存，极则必反，终必归，根本之规律。而有之用，常以无为本，“有生于无”。圣人体道之无，法道之自然无为，以之修身，当无欲而静，无心而虚，不自见自是，自伐自矜，为而不持，功成而不居，怀慈尚俭，处实去华，以之治天下，当“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还刀兵，离争斗，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使民虚心实腹，无知无欲，则无为而治。“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故知道者守雌抱朴，退让谦下，挫锐解纷，和光同尘，以柔弱胜刚强。道教知道之论与政治观、伦理观，大体不出老氏体系。至若经言“致虚极，守静笃”“专气致柔”、“涤除玄鉴”，抱一处和等修养之道，更为道教守一、心齐、坐忘、服气、内丹等多种炼养术之所本。而“长生”“死而不亡者专”等说法，道教引为仙学长生说之宗源。“归根”“复命”之说，内丹学则发挥为内炼成真、与道合一之哲学依据。

《道德经》这部被誉为“万经之王”的神奇宝典，对中国古老的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无论对中华民族的性格的铸成，还是对政治的统一与稳定，都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它的世界意义也日渐显著，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不遗余力地探求其中的科学奥秘，寻求人类文明的源头，深究古代智慧的底蕴。

《道德经》到了公元前206年-公元200年，被奉为道教经典，所以有学者认为《道德经》被分为八十一章有明显的道教的九九归一的思想，在内容的分割上未免牵强。至清代魏源首次破此惯例而分《道德经》为六十八章，相对保持了每章的完整性。

5、《墨子》

《墨子》是阐述墨家思想的著作，原有71篇，现存53篇，一般认为是墨子的弟子及后学记录、整理、编纂而成。《墨子》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6篇，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

《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七十一篇"，班固注曰墨子："名翟，为宋大夫，在孔子后。"《隋书·经籍志》著录"《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zhuàn）"。《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都著录"《墨子》十五卷，墨翟撰"。现在通行本《墨子》只有53篇，佚失了18篇，其中8篇只有篇目而无原文。关于《墨子》的佚失情况，一种说法是从汉代开始的，另一种说法是南宋时佚失10篇，其余8篇是南宋以后佚（yì）失的。

有关《墨子》一书的作者和真伪问题，在学术界频有不同看法：一种是三项分类法，把《墨子》全书分为《墨经》、《墨论》、《杂篇》三类，《墨经》类有《亲士》、《修身》、《非儒》、《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因为这些篇没有"子墨子曰"字样，所以认为是墨子自著。《墨论》从《所染》到《非命》共28篇，认为是墨子弟子所记。《杂篇》从《耕柱》到《杂守》共16篇，记载了墨子的言行，与前两类体例不同，当是后期墨家学派的东西。

另一种是五组分类法，第一组是《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辨》共7篇，有的认为是墨家著作，有的认为是儒家作品，还有的认为前3篇是伪作，后4篇是墨家记述的墨学概要。第二组是《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共23篇，这是墨学大纲，是墨子弟子所记。

墨子死后，墨家分成三派，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因三派所传的学说不同，后人在汇编此书时，便把三派所传之学分上、中、下三篇并列，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非儒》篇，有的认为不是墨家学派的作品，有的认为是墨家学派的著作，成书年代较晚。第三组是《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共6篇，又称《墨经》或《墨辩》，有的认为是墨子所作，多数学者认为是后期墨家的作品。第四组是《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并5篇，记载了墨子的言行，是墨子弟子所记，成书年代较早，是研究墨子的可靠资料。第五组是从《备城门》到《杂守》共11篇，讲的是守城兵法。有的认为是墨子弟子记载墨家的军事思想史料，有的认为是汉人作品。

《墨子》一书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军事思想都比较突出，尤其是它的逻辑思想，是先秦逻辑思想史的奠基作。

6、《楚辞》

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作品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并且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由于地理、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它独特的地方音乐，古称南风、南音；也有它独特的土风歌谣，如《说苑》中记载的《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国有悠久的历史，楚地巫风盛行，楚人以歌舞娱神，使神话大量保存，诗歌音乐迅速发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所有这些影响使得楚辞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同时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说，楚辞的产生是和楚国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的。

同时，楚辞又是南方楚国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春秋战国以后，一向被称为荆蛮的楚国日益强大。它在问鼎中原、争霸诸侯的过程中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楚国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汇合，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楚辞》这样异彩纷呈的伟大诗篇。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

7、《孙子兵法》

又称《吴孙子兵法》、《孙子》、《孙武兵法》，13篇，现存最早的兵书，孙武著。

孙武，字长卿，生卒年不可考，春秋末期齐国人，从齐国流亡到吴国，辅助吴王经国治军，显名诸侯，被尊为“兵圣”。

《兵法》每篇皆以“孙子曰”开头，继承、发展了前人的战争经验和进行兼并战争的军事理论，揭示了战争的若干客观规律，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把政治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这是《孙子兵法》的重要贡献，二千年来一直被视为军事著作中的经典之作，他总结的用兵原则，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毛泽东对《孙子兵法》推崇备至。世界各大军事院校和军事研究机构，都把《孙子兵法》作为教材和研究资料。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商场”人士，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智慧，《孙子》当然是首选。此书文句趋向整齐，善用排比铺陈叙说，比喻生动具体，使理论通俗易懂，以作战的缜密思维为文章谋篇布局，对孙武而言，如烹小鲜。所以，即使是对兵法没有兴趣，也没有机会实战演习，阅读此书，对于提高自己的思维，也大有裨益。

迄今最早的传世本为银雀山竹书《孙子兵法》，惜为残简，不能窥其全貌。注本以曹操注最早，今人新出的有吴九龙主编的《孙子校释》、吴如嵩的《孙子兵法新论》等。

8、《山海经》

《山海经》，十八卷，撰者不详，古代地理类史书。西汉刘歆校书时，有三十四篇，歆并为十八篇，《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十三篇，今本为十八卷，计山经五，海经十三。记大小名山五千三百七十，河流大泽三百余，动物百二十七种，异国九十五，及《夸父逐日》等神话故事。所载地理、博物、故事、巫术、神话极为丰富，自古号称奇书，影响深远。近代玄奇小说《镜花缘》，大部分素材即取自《山海经》。

《山海经》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从好仙术之郭璞到文学战士鲁迅，都爱不释手，陶渊明还写了《读山海经》（十三首），大部分成为传诵千古的佳句。聪明的人都十分好奇，并且想象力极为丰富，《山海经》是为聪明人写的，给聪明人看的神话。其中记载的缥缈的仙山与瑞兽，常常为后世所引用，如宋杨亿据《山海经》中关于昆仑之西有群玉之山，是为帝王藏书之府的传说，诗集题作《西昆酬唱集》，言下不无标榜之意。

9、《史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著有《史记》，《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司马迁就开始撰写《史记》。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关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直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全书得以完成。

10、《金刚经》

《金刚经》是佛教重要经典。根据不同译本，全名略有不同，鸠摩罗什所译全名为《金刚般若（bōrě）波罗蜜经》，唐玄奘译本则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梵文Vajracchedika-prajñāpāramitā-sūtra。《金刚经》传入中国后，自东晋到唐朝共有六个译本，以鸠摩罗什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最为流行（5176字或5180字）。唐玄奘译本，《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共8208字，为鸠摩罗什译本的一个重要补充。其他译本则流传不广。

《金刚经》，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印度大乘佛教般若系经典，后秦鸠摩罗什译。般若，梵语，意为智慧；波罗蜜，梵语，意为到彼岸。以金刚比喻智慧之锐利、顽强、坚固，能断一切烦恼，故名。此经采用对话体形式，说一切世间事物空幻不实，实相者即是非相；主张认识离一切诸相而无所住，即放弃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和追求，以般若智慧契证空性，破除一切名相，从而达到不执着于任何一物而体认诸法实相的境地。《金刚经》是中国禅宗所依据的重要经典之一。

《金刚经》（梵文：Vajracchedika-prajñāpāramitā-sūtra（金刚经梵文名称修改）'）于公元前494年间，成书于古印度。是如来世尊释迦牟尼在世时与长老须菩提等众弟子的对话纪录，由弟子阿傩所记载。是大乘佛教重要经典之一，为出家、在家佛教徒常所颂持。20世纪初出土于敦煌的《金刚经》，为世界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之一，现存于大英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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