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有一部充满神秘色彩的《竹书纪年》。《竹书纪年》是西晋时从古墓中发现的一部先秦纪年体史书。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十月汲郡汲县(今河南汲县)的一座战国时魏王的墓被盗,墓中沉睡了五百多年的一批古书得以重见天日。这批写在竹简上的古书据说整整装了几十年。晋武帝对这一发现十分重视,命令将墓中出土的全部文物“藏于秘府”。

两年后,西晋朝廷征调了一批当时著名学者,对这批竹简古加以校读整理并将它们由古文改写为当时通行的隶书字体。

这批竹简是什么样子呢

据有关资料,竹简用素竹编联成册,每长度约为晋尺二尺,当战古尺二尺四寸,一简四十字,分为两行,每行二十字,用黑漆书写。简上文字为战国古文,即篆书，人们习称为科斗文。这种文字在秦统一后即已废弃,到了晋代、在当时人们看来简直茫光然若天书,且由于盗墓者的破坏,灯简散乱不全,所以整理起来十分困难。学者们整整花费了二十年时间,才大体整理完毕,计编校出古书十六种七十五篇,包括传世的《易经》《国语》等。

其中尤使人注目的是十三篇编年体史书,记载了夏、商、周、三代史事,西周灭亡后,即接晋国纪年,至战国三家分晋后,又用魏国纪年至

“今王二十年而止”,

所谓今据推算为魏襄王,襄王二十年即公元前299年。令人惊异的是,这部书记述的许多史事与儒家经典所言截然相反,如太甲杀伊尹,文王杀季历、幽王被逐等。以幽王时史事为例,史书称周、召二相共和，竹年称是共伯和执政,孰是孰非,这就在当时学术界中引起轩然大波,至今仍未得出定论。

唐代以后,随着儒家思想统治地位加强,与儒家经典不合的《竹书纪年》,为世人所漠视,经唐末五代战乱,到宋代仅剩残本三卷,约在宋末元初,连残本也流失了。

后代又出现了今本和古本。

今本是元末明清以来的通行本里混入了某些其它古书的内容。一些学者鉴于此,从古书中汇辑出竹书纪年的佚文,即竹书纪年的“古本”。古本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可订正和补充一些史籍的失误和遗漏。如《史记》记战国自田成子杀简公自立为齐王,至秦灭齐,共历十世。但《纪年》则记为十二世,与《庄子·肤箧》

“田成子…十二世有齐国”

的记载是一致的,纪年的记载是正确的。

其记越王朱句名，《史记》中不见。传世的与新发现的两柄越王州句剑铭文有

“越王州句自作自剑”

说明历史上确存在过一位名闩“朱句”的越王。又是《竹书纪年》的记载正确。

再如《尚书·无逸》篇提到商王中宗。《史记》认为中宗为太戊,《竹书纪年》则称“

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

殷墟卜辞出土后，人们发现甲骨文中有“中宗祖乙”四字连文,证实了纪年记载的正确性。

而今本竹书纪年,经著名学者王国维考证,为后人重编,有许多作伪的东西。

关于《竹书纪年》至今还有不少没有解开的谜。

其一、《竹书纪年》是不是晋之《乘》？

《孟子》曾提到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秦焚书坑儒后,除鲁之《春秋》外,其他诸侯国的史书差不多都失传了。那么《竹书纪年》按其用晋国纪年,是否与晋之乘有关系呢历代史学家就持有这一看法,并为许多学者赞同,但这仅是推测,无直接证据。

其二,所谓今本《竹书纪年》,究竟哪些为原文

哪些是混入的他书,仍然没有完全弄楚。

所以史学家没有绝对把握,是不会随引用今本《竹书纪年》的。

三星堆遗址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其中两个坑出土的文物就已经震惊了世界，我国考古人员对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史也长达几十年了，可以说是经历了几代人。三星堆在我国考古史上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颠覆了人们的想象。光是三星堆里的两个坑就出土了黄金面具，黄金手杖，还有青铜神树，立式青铜像，青铜面具，各种青铜器，三星堆里的人物青铜面具的面部造型可以说是很怪异，有些完全不同意我们中国人的面部特征，而且青铜神树需要用到的技术相当复杂，即使在现在要用到相同技术，做一个类似的，那也是很困难的。而且这颗青铜神树，极可能是古神话传说中的扶桑神树。

大家都知道，此前大家认为巴蜀文化应该是相当闭塞的，与外界缺乏交流，但是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以及相关文物的出土，表明了古蜀国并不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而且有和外界有很多的交流。出土的青铜器有和殷商时期相近的风格，说明古蜀国适合殷商以及同时代其它中国文明有交流的。但是除了青铜器，出土的其它器物又很有古蜀国自己独特的风格。

此外金沙遗址出土的部分面具造型和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及其相似，简直就是一样一样的，而金沙遗址的年代应该是稍微晚于三星堆遗址，这两个遗址之间应该有一定的联系，可能是三星堆遗址以前所在的文明迁徙到了金沙遗址所在地这边。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

一、三星堆开始发掘六个祭祀坑：

时隔多年，中国考古界又对三星堆进行新的考古发掘工作，这次的考古发掘出现了很多的年轻的考古发掘人员，还被全国网友看到了，别网友一通乱夸，哈哈，这次主要是对三星堆的六个祭祀坑进行考古发掘，而对这六个坑的发掘之后，现在已经出土了几百件文物，而且每个都是国宝级文物，象牙、金杖，青铜器都有的，这还是已经出土的文物，还有还没来得及发掘出来的。

二、考古人员感慨三星堆祭祀坑太难得：

三星堆的考古人员说，三星堆祭祀坑总共有三层，上层是象牙，中层是青铜器，下层是玉石器，而现在只清理了第一层，而且这个考古人员认为三星堆这些坑太难得了，能遇见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

我同意这个考古人员的看法，因为无论三星堆所展现出来的文化价值，还是其他方面都对我们中华文明史意义非凡，而且不同于其它有史可考的遗址，这个三星堆遗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算是填补我们中华文明史的一段空白。

在第三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上，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勋爵指出，“良渚文明是与古埃及、苏美尔文明同时代的文明”。换言之，国际主流学界承认了良渚遗址是文明遗址，由此也证明了中国的确有5000年文明史，而不是只有3600余年。

被考古学家称赞为“一颗非常耀眼明珠”、“一个世界级重要性”的良渚文明，占据着环太湖的鱼米之乡，为何却突然人去城空，良渚先民究竟去了哪？

良渚文明为何消失，除了大洪水说（在良渚遗址的断层上面，考古发现一层厚厚的淤泥堆积），即洪水突然降临，良渚先民不得不背井离乡之外，还有一个猜想：蚩尤和黄帝之战，支持蚩尤的良渚先民，可能由此被迫远走他乡。

战国古籍《鹖冠子》记载说“成鸠氏之国……兵强，世不可夺”。学者研究认为，这一记载说的就是良渚文明集团的武力强大，天下无敌。

考古挖掘出的文物，佐证了这一点：一是良渚文化中石钺非常发达，表明良渚人好勇强悍，二是良渚玉器上有一神秘的图案反复出现，非常像一尊英武的战神，所以学者认为很可能是蚩尤，由于蚩尤是中国东南方的蛮夷，所以这一推测可能性极大。

显然，如果是在蚩尤战黄帝的背景之下，良渚先民的消失也就不让人意外了。当然，如今还缺乏考古证据链，猜想的成分居多。

不过，无论是洪水说，还是战争说，都没有揭开良渚先民的去向之迷，良渚先民究竟去了哪？

学术界猜测认为，良渚先民至少分成三支：一支向长江中上游迁移，给四川带去文明，三星堆爆发或与良渚先民有关；一支沿着钱塘江往遂昌县好川村方向走了，这一点已经被好川遗址考古确认；一支向北迁移，与华夏部落联盟发生冲突，战败之后被同化融合。

然而，对于向北迁移的这一支良渚先民，一个海外留学的中国学者却发现了新证据，推测其中至少一部分应该没有融入华夏部落联盟，而是继续向北迁移，渡过白令海峡，来到阿拉斯加，成了后来的爱斯基摩人。

众所周知，对于爱斯基摩人来历，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与中国商朝密切相关。上世纪30年代，美国考古学家亨利·柯林斯发现，爱斯基摩人很多器物上的图案，与商代的艺术特点极为相似，由此认为爱斯基摩人可能源于商朝，至少受到殷商文化影响。

但一个叫曲枫的中国考古学家，在研究了良渚文明和爱斯基摩人的经济方式、社会组织、制作工艺等之后，却有了另外新发现，认为良渚先民东渡美洲成为爱斯基摩人，这一观点显然颠覆了传统认知。

我发现良渚文化有重要的水猎经济，而史前爱斯基摩人也有类似的传统，二者都出土了大量鲨鱼骨、鲸鱼骨和独木舟的残骸，同时良渚文化出土的一些木器与旧白令海文化中用狩猎的象牙哈喷器首非常相似，很可能是其原始形式。

美国学者威廉·费茨，此前赞同爱斯基摩人源于商朝说，但如今却赞同曲枫的观点：爱斯基摩人起源，最可靠的来源猜测是良渚文化！

然而，良渚先民如何徒步万里，来到白令海峡，并渡过海峡？其实，当时白令海峡可能有一条路，连接了亚洲和美洲。地质学家确认：在最后一次冰河期，海平面下降了150米左右，白令海峡露出了海面，良渚先民或许就此东渡美洲吧！

当然，良渚先民的去向之谜，如今有比较充足考古物证的，只有好川遗址，其他的主要是推测，还缺乏充足的证据链。

26日，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结果揭晓，距今7000多年的“高庙文化”的重要遗址地泸溪下湾遗址入围终评名单。

媒体了解：在2016年的第二次发掘中，考古人员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螺蛳贝壳、动物骨骸、陶片以及石器，出土的动物骨骸有明显的烧煮痕迹。这个新发现表明，7000多年前此地的人类已经开始熟食螺蛳和鱼等动物。

2017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首次主动性考古发掘，获得多项重要成果，出土的贝丘及大量动物遗存反映了远古时期武陵山地人类特殊的生存环境；从揭示出的大型祭祀场所，可一窥远古时代沅水山地的人们举行祭祀活动的景象；还有不少图像是首次发现，如四鸟载日图蕴含了中国上古精神文化的神奇密码，在长江上游的金沙遗址和长江下游的多处遗址中都能见到，《离骚》《山海经》等古籍文献中也有记载。

据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湾遗址所处位置是五溪蛮故地，是屈原行吟沅湘、折返溆浦的必经之地，屈原辞赋中表达最多的便是沅湘一带的巫鬼与祭祀情景。印证了班固《汉书》中说江南“信巫鬼，重*祀”以及王逸《楚辞章句》中说“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的记载。下湾宗教遗存的发现，反映出这些对后世湖湘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极深的沅水流域浓烈的巫鬼祭祀风俗有非常古老的源头。

此外，墓葬还出土了一批玉器，年代为整个长江中游最早，从玉器的质地、形态及工艺特点来看，与长江下游玉器遗存有密切的联系，说明在距今6500年前中国南方不仅存在远距离的物质交流，也存在观念交流。高庙文化最具特征的图像与意识或许就是通过这种交流向外传播。

据悉，4月9日至11日，进入终评的26个项目将参加终评会，最终选出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