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堂集》是研究早期禅宗史的珍贵资料。

关于禅宗的传法世系，《楞伽师资记》推求那跋陀罗为初祖，菩提达摩为二世，下以神秀为七世。神会坚持南宗为正统，达摩为中国禅宗初祖，主张自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惠能六代一脉相承。唐智炬的《宝林传》以印度自迦叶传至狮子比丘为二十四世，继为婆舍斯多，不如蜜多，般若多罗至菩提达摩为二十八世。《祖堂集》和永明延寿《宗镜录》继承此说，又为宋道元《景德传灯录》和契嵩《传法正宗记》所依用，成为禅宗的正统说。

《祖堂集》是研究禅宗在朝鲜传播的珍贵资料。

《祖堂集》中收录海东禅师有云岳陈田寺元寂禅师（道义）、东国桐里和尚（慧禅师）、东国实相和尚（洪直禅师）、东国慧目山和尚（玄昱禅师）、溟州窟山故通晓大师、嵩严山圣住寺故两朝国师（无染）、海东双峰和尚、五冠山顺之和尚、福清和尚等。

道义禅师，唐德宗建中五年（784年）人唐，在唐37年，参见西堂智藏、百丈怀海，于穆宗长庆元年（821年）返国，为海东迦智山第一祖。慧祖师，元和九年（814年）人唐，谒智藏于冀公山，并至西州浮沙寺披寻大藏三年，开成四年（839年）还至新罗，在桐里山太安寺大开禅化。洪直禅师，为海东实相山第一祖。无染禅师，蒲州麻谷山宝彻的法嗣，于长庆元年（821年）随国使王子昕人唐，诣南山至相寺听讲《华严经》，又至洛阳佛光寺问道于如满，又诣蒲州参宝彻，受传心印。会昌五年（N5年）归国，大阐宗风、门弟子二千人，为圣山住派。玄昱禅师，长庆四年（824年）人唐，开成二年（837年）归国，住慧目山高达寺。顺之禅师，于大中十二年（858年）随国使泛海人唐，参仰山得法而归，为新罗国沩仰宗的初传。

《祖堂集》是研究泉州佛教史的珍贵资料。

《祖堂集》所记泉州禅僧有雪峰、涌泉、化度、招庆等13人，为研究禅宗在泉州的发展提供珍贵资料。

第一个原则是“XX编著”的坚决不买，内容大都是东拼西凑的。再看原著的，但是现在原著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文学之类的还有大家，一般大家出的之类基本有保障。如企业管理营销之类的，很多书都是讲“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的重要性”，到了讲“具体怎么做”的实际案例时，大都草草结束，不知道是作者不想告诉你真正案例吸引你去现场听他课程或者再次购买其他附加产品，还是真材实料不够，他也不知道怎么讲案例。心灵鸡汤和励志之类的，能不看就不要看了，意义不大。

《佛教禅宗百问》（自著） 今日中国出版社1989年

《中国的佛教》（自著） 商务印书馆1991年

《中国禅宗思想历程》 （自著） 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

《智顗评传》 （自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1998年获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宗镜录释译》 （自著） 佛光出版社1996年

《大慧普觉禅师语录释译》 （自著） 佛光出版社1997年

《中国佛教全书宗派卷》 （自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中国居士佛教史》上下册 （自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坛经全译》 （自著） 巴蜀书社2000年

《中国的佛教》 （增订本） 商务印书馆1997年

应氏始建六和塔名人故事

　文章要点：本文提出了六和塔始建于东晋太和三年，即公元368年，为江南应氏始祖应詹的儿子因纪念父亲改葬钱塘赤水乡而建。

　关键词：六和塔始建应詹太和三年

　浮屠矗立俯江流，暮色苍茫四望收。

　落日背人沉野树，晚潮催月上沙洲。

　千家灯火城南寺，数点帆归海外舟。

　莫讶山僧苦留客，有情江水也回头。

　这是晚清民族英雄林则徐为杭嘉湖道署时咏六和塔的诗篇，写得大气磅礴，情景交融。读后谁不想一睹为幸、一登为快呢？

　六和塔雄伟壮观，它高高地耸立在钱塘江畔的月轮山上。远远望去，霞光塔影，风姿绰约，名闻中外，成为杭州标志性的建筑。它多层密檐，全部为砖木结构。塔座占地1亩3分，塔身高度为59米89厘米。从外部看，它有十三层，里面却是两层为一级，实际塔内只有七级。每级中心都有小室，小室外面是廊道。级与级之间铺有螺旋形阶梯，盘旋上升，可直登顶层。在每一级的须弥座上，雕刻着花卉人物、鸟兽虫鱼等各式图案，刻画精致，栩栩如生。塔外作八角形，腰檐层层支出，宽度逐层向上递减，檐上檐下，明暗相间，衬托分明。塔的每层檐角上挂有铁马，风起时，琮有声，悦耳动听。整座塔造形优美，比例适度，为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杰作，尤其是在众多的古塔建筑中，可谓别出心裁，独树一帜。面对如此佳构，在登临远目之余，人们一定想了解：此塔建于何时？为何而建？

　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咸淳临安志》。清雍正时李卫主修的《西湖志》在“六和塔”条目下转引的《咸淳临安志》曰：“即旧宁寿观。开宝三年（970），智觉禅师延寿始于钱氏南果园开山建塔，因即其地造寺以镇江潮。塔高九级，长五十余丈，内藏舍利，或时光明焕发，大江中舟人瞻见之。后废。绍兴十二年（1142）奉旨重造。二十六年（1156），僧智昙因故基成之，七层而止。”（见《西湖志》卷十一“寺观”）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浙江胜迹》记载更为详细：“六和塔，在月轮峰傍，宋开宝三年（970），智觉禅师建。”并说：“先是，梁开平五年（911），钱王于仁王废院得大钱，以为瑞应，因建大钱寺，设宝幢二座于寺门。入宋，寺废，禅师乃即钱寺南果园因建塔，以镇江潮。高九级，五十余丈，撑空兀突，跨陆俯川，海船夜泛者，以塔灯为指南焉。”从这些记载来看，一般认为：六和塔建于宋开平三年，即公元970年，在钱王寺废院即果园的基础上，为智觉禅师（字冲元，名延寿，吴越国忠懿王时为永明寺住持，著《宗镜录》一百卷，赐号“智觉禅师”。）“以镇江潮”的名义而兴建的。这种观点为当今很多介绍六和塔的文章所采信。

　但是，我翻查了1998年11月缙云《龙溪冠阳应氏志》和20xx年新修的《义乌应氏宗谱》，却纷纷发现一篇《六和塔溯源》的短文，其文曰：

　应氏四十六世祖詹公，晋元帝间仕太子舍人，又复镇江南，敕封忠国武平王、冠阳侯、镇南大将军。娶妻唐氏，诰封夫人。生西晋太康己酉（公元289年），卒东晋太和丁卯（公元367年），享年79岁。逝后安厝永康小河头（前山阳，亦称官田）。

　詹公生二子，长曰玄，仕散骑侍郎兼御史大夫；次曰诞，仕六郡太守、龙骧将军。二子于太和三年（公元368年），将其父灵柩从永康官田转葬钱塘赤水乡，建六和塔，寓意“吉祥、如意、致和”，以祈镇一方风水，庇国泰民安，得太平和乐，即六和、太和之意。是为应氏始祖首建之塔。”

　又说：

　“从太和三年（公元368年）江南应氏始祖创建六和塔以来，历经北朝、隋、唐、五代等朝之兵扰（燹），屡建屡废。直至北宋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吴越王钱弘为镇钱塘江潮，追效先贤，又重建此塔。至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又重毁于兵事，于绍兴22年（公元1152年）又行重建。从此，屡经修饰完善，日趋豪华庄丽，之延至今。”

　（摘自《缙云龙溪应氏志·应氏总谱》

　这就明确告知人们：六和塔始建于东晋太和三年，即公元368年，为移居江南应氏始祖应詹的两个儿子应玄、应诞因改葬父亲灵柩而在杭州赤水乡（今六和塔一带）所建的纪念塔。而北宋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吴越王命智觉禅师所建的六和塔只是原塔倒塌之后的重建之举。两者名称相同，命名的含意相同，显然，两者之间有着渊源关系。不过前者为纪念先祖，祈求吉祥；后者为镇江潮，以免灾难，建塔的出发点有所不同。这段出于永康《姓氏志》的记载，填补了六和塔的一段空白，并为当今浙江各地新修的应氏宗谱所采用，除本文所引的《缙云龙溪应氏志》和《义乌应氏宗谱》外，如宁海梅林的《应氏宗谱》、永康芝英的《应氏宗谱》等等，或引述原文，或重新编述，但皆把它作为我江南应氏始祖的祖德宗功、应氏家族的历史荣耀而载入族谱。

　那么，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笔者加以考察后，以为：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更不是无中生有。

　首先，应詹是实有的进入史传的历史人物。考之《晋书》，有《应詹传》。其介绍传主的简略如下：

　应詹，字思远，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县）人，为三国时魏国名宦、诗人应璩之孙。以才艺文章名当世。初辟公府，为太子舍人。（东晋）元帝雅重其才，加散骑常侍，累官至光禄勋。驸马都尉、征南大将军王敦叛，明帝以詹为都督前锋军事、平南将军。贼平，以功封观阳侯，都督江州诸军事，领江州刺史。以咸和六年（公元327年）卒，时年五十三（其生卒年与《姓氏志》记载有所出入。按《晋书》，应詹公的生年当为咸宁元年，即公元275年。而《姓氏志》应詹公的生卒年是生西晋太康己酉年，即公元287年，卒东晋太和二年，即公元367年。有待考辨。），册赠镇南大将军、仪同三司、谥曰烈，祠以太牢。

　其子应玄、应诞也附有简介，曰：“子玄嗣，位至散骑侍郎。玄弟诞，有器干，历六郡太守、龙骧将军，追赠冀州刺史。”

　从《晋书》的介绍中，应詹为东晋朝廷之重臣，深为元帝、明帝所倚重。东晋时，北方大乱，应詹从晋元帝渡江而南，因军功治绩仕至镇南大将军，封观阳侯（族志有的称冠阳侯），因留家于婺，占籍永康，成为江南应氏之始祖。

　其次，关于二子为其父詹公死后迁葬建塔之事，则更多地见之于各地的应氏宗谱之考证和记载。除上引的'据永康市《姓氏志》记载外，还有如下的材料可以佐证：

　据后唐天成己丑（公元929年）状元（仕秘书省校书郎，迁考郎中、谏议大夫、中书舍人、兼翰林院学士，浙院应缓公之子，为缙云应氏65世祖）应公曾对应氏的源流进行过调查考察，他在《应氏源流序》一文中说：

　……晋冠阳侯讳詹，又讳斌，字思远。西晋末，元帝大兴。庚辰，天下大乱，公以义勇立功，授武功大夫，进授冠阳侯，督理南平、武陵、天门三郡军事，厥境独全。百姓感德而歌曰：‘岁寒不凋，孤境独守。拯我涂炭，惠隆丘阜。润同江海，恩犹父母。’东晋康帝建元初，加封天下兵马都元帅、忠国武平王。生太康十年（己酉），薨太和二年（丁卯），寿七旬有九，以明年戊辰葬于杭之赤水乡，建塔，号曰‘陆和’令人司马郡王夫人李氏、杨氏、唐氏。唐氏生一子，讳元，拜驸马。东晋义熙九年，有功于国，加封节度行军司马、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食邑五百户义乌县，遂家于婺州义乌官田，为官田第一世祖。……

　（见《五云龙溪冠阳应氏宗谱·旧谱序跋》）

　后来，清嘉庆辛酉进士（公元1801年）、应氏第九十三世祖应文鸿公又进行多方考证，认为：应詹公晋时敕封忠国武平王“冠阳侯”。生西晋太康己酉（公元287年），卒东晋太和二年丁卯（公元367年）于官田，翌年转葬钱塘赤水，建塔曰“六和”（见应子根《杭州六和塔溯源》）。

　鉴于以上的资料，宁波的宗谱叙应氏之源流说：

　应姓在历史中经历了3050余年，天下应姓一家人。公元前1050年，号仁寿讳韩即应姓始祖。周王朝灭商，封有功之臣，周武王四太子名姬达封为应侯。封土地，河南叶县平顶山一带。尔后立国为应国，并以国为姓，姬达改名应叔字儒林。应国在历史上生存了350年，被楚国所灭。至晋元帝，应氏第46世孙应詹，字思远，河南南顿人，随元帝渡江南，因立功封为镇南大将军，观阳候忠国武平王。镇武林、南平、天门三郡，而后住家婺州永康官田（后称诸英、芝英）。自东晋元年（公元317-20xx年）共1689年，在江南繁衍60多代子孙。应詹为南宗第一世，卒后葬钱塘赤水乡，建六和塔。有二子，长子应玄（元），次子应诞。长子留永康，子孙繁衍在江南各地。次子应诞留居江西宜黄，后代繁衍江西、福建等地。江南子孙除福建南平峡阳一支，从河南光州迁福建，不属应詹后裔外，其余汝南郡、汝南名门望族、观阳郡（淮阳部）、汝南堂均属其后。南方应姓主要集中于永康，迁居台州、仙居、宁海、奉化、宁波、鄞县、余姚、慈溪、东阳、浦江、温州、黄岩、绍兴、舟山（昌国）、衢州、处州等地。应氏名出文官武将，功绩不凡，赫赫有声。（见应义植《蜜岩显爵应氏·888年尘封的记忆》）

　此外，缙云龙溪《应氏宗谱》、仙居厦阁《应氏宗谱》等也有如此记载。

　在这些或考证或转述的记载中，虽文字有详略不同（如对少子应诞的介绍，应公在《应氏源流序》一文中未曾论及，而《蜜岩显爵应氏宗谱》中介绍得比较详细），对一些地名的认定有差别（如对官田的认定，有的说是永康芝英，有的说是当年称义乌官田就是后来的永康芝英等），但对应詹死后转葬钱塘赤水、建塔曰“六和”的事实却是一致肯定的。因此，当1998年缙云龙溪应氏修宗谱的时候，其应氏子孙应子根先生经过调查、考证，写成《杭州六和塔溯源》一文，澄清了六和塔为应氏祖宗始建的历史事实，在报纸上发表后马上得到全省应氏宗族的热烈响应，在新修的宗谱时得以采信转述。20xx年1月23日的《金华日报》还专们发表了《六和塔建造时间推前600年》一文，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由此可见，六和塔当为应氏先祖创建。后经南北朝、隋唐、五代等朝兵革之祸，朝政之争，屡修屡废，直至公元970年间（北宋开宝三年），吴越王钱弘为镇钱塘潮而追效先贤，又重整此塔。宋宣中（公元1119—1125年），毁于方腊之乱。绍兴二十二年（公元1152年）僧智昙募缘重建。今存塔木结构檐廊之塔为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修建。后经多次修缮、加固，直沿至今，

　以上是我们一得之见，敬请学者、专家批评指教，不胜感谢。

　参考文献：

　1、《晋书》（唐房玄龄等撰中华书局）

　2、《西湖志》（清李卫修杭州出版社）

　3、《西湖游览志》（明田汝成辑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4、《义乌应氏宗谱》20xx年11月《义乌应氏宗谱》编辑部编撰）

　5、《龙溪冠阳应氏志》1998年11月缙云县龙溪冠阳应氏宗谱重修理事会编）

　20xx年6月25日完成初稿

　应子根为缙云龙溪应氏后裔应守岩为杭州师范大学退休教授

　青年时报采访应子根关于六和塔的论述： ;

达摩

达摩，全称菩提达摩，南天竺人，婆罗门种姓，自称佛传禅宗第二十八祖。南朝梁武帝时航海到广州。梁武帝信佛。达摩至南朝都城建业会梁武帝，面谈不契，遂一苇渡江，北上北魏都城洛阳，后卓锡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传衣钵于慧可。后出禹门游化终身。东魏天平三年（公元536年）卒于洛滨，葬熊耳山。

达摩在中国始传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经二祖慧可，三祖僧、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等大力弘扬，终于一花五叶，盛开秘苑，成为中国佛教最大宗门，后人便尊达摩为中国禅宗初祖，尊少林寺为中国禅宗祖庭。

历史上还流传下来不少关于达摩的故事，其中家喻户晓、为人乐道的有：一苇渡江、面壁九年，断臂立雪，只履西归等，这些美丽动人的故事，都表达了后人对达摩的敬仰和怀念之情。

菩提达摩（梵Bodhidharma；？～536，一说528）

通称达摩，是中国禅宗的初祖。他生于南印度，婆罗门族，出家后倾心大乘佛法。梁·普通年中（520～526，一说南朝宋末），他自印度航海来到广州，从这里北行至魏，到处以禅法教人。据说他在洛阳看见永宁寺宝塔建筑的精美，自言年已一五0岁，历游各国都不曾见过，于是‘口唱南无，合掌连日’（《洛阳伽蓝记》卷一）。

达摩抵魏，游嵩山少林寺，在那里独自修习禅定，时人称他为壁观婆罗门。有道育、慧可二沙门礼见达摩，并亲近和供养四、五年。达摩感觉他们真诚，传授以衣法。又把四卷《楞伽经》授与慧可说∶‘我看中国人的根器于此经最为相宜，你能依此而行，即能出离世间。’

随着禅宗在中国的发展，达摩逐渐成为传说式的人物。首先是传说达摩到金陵（今南京）时和梁武帝的问答。梁武帝是笃信佛教的帝王，他即位以后建寺、写经、度僧、造像甚多，他很自负地询问达摩∶‘我做了这些事有多少功德？’达摩却说∶‘无功德。’武帝又问∶‘何以无功德？’达摩说∶‘此是有为之事，不是实在的功德。’武帝不能理解，达摩即渡江入魏。记载这个传说的最古文献是敦煌出土的佚名《历代法宝记》（774年间撰）和唐·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二之上。后来禅宗著名的《碧岩录》把它作为第一则‘颂古’流传。以后，它便成为禅门众所周知的公案了。

达摩晚年的事迹，各传都未明确记载。后人传说他遇毒而逝，葬于熊耳山（今河南宜阳县），但又传魏使宋云自西域回国时遇达摩于嵚岭。达摩手携只履翩翩独逝。所以又有‘只履西归’的传说。

达摩的禅法，据敦煌出土资料，古来作为达摩学说而传的许多著述之中，只有‘二入四行说’似乎是达摩真正思想所在。唐·净觉《楞伽师资记》的〈达摩传〉中有‘略辨大乘入道四行’，由达摩弟子昙林记录而传出。据昙林的序文说，他把达摩的言行集成一卷，名为《达摩论》；而达摩为坐禅众撰《释楞伽要义》一卷，亦名为《达摩论》。这两论文理圆净，当时流行很广。

现在一般作为达摩学说的有《少室六门集》上下二卷，即∶〈心经颂〉、〈破相论〉（一名〈观心论〉）、〈二种入〉、〈安心法门〉、〈悟性论〉、〈血脉论〉六种。还有敦煌出土的《达摩和尚绝观论》、《释菩提达摩无心论》、《南天竺菩提达摩禅师观门》（一名《大乘法论》）等，以及朝鲜梵鱼寺所刻《禅门摄要》上下二卷，日本·铃木大拙校刊《少室逸书》所收关于达摩诸论文。这些著述内容大致都差不多。

达摩‘二入四行’的禅法，是以‘壁观’法门为中心。唐·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上之二载（大正48·403c）∶‘达摩以壁观教人安心云，外止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岂不正是坐禅之法？’所谓二入是‘理入’和‘行入’，理入是属于教的理论思考，行入是属于实践，即禅法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教义。

理入和行入的名称，见于北凉所译《金刚三昧经》〈入实际品〉第五。但《金刚三昧经》说的理入是‘觉观’，而‘壁观’是达摩传出的独特禅法。道宣在《续高僧传》卷二十〈习禅篇〉末对达摩禅法的评价说（大正 50·596c）∶‘大乘壁观，功业最高，在世学流，归仰如市。’

壁观禅法的特点在于‘藉教悟宗’，即启发信仰时不离圣教的标准，构成信仰以后教人‘不随于文教’，即不再凭借言教的意思。二入之中以理入为主，行入为助。

后世佛教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为达摩禅法的标志，因它直以究明佛心为参禅的最后目的，所以又称禅宗为‘佛心宗’。又有人因达摩专以《楞伽经》授人以为参禅印证，因而称它为‘楞伽宗’。

达摩的师承已无可考，后人为追溯传统遂有种种说法。《楞伽师资记》推求那跋陀罗为初祖，菩提达摩为二世，下以神秀为七世。神会坚持南宗为正统，肯定达摩为中国禅宗初祖，主张自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六代是一脉相承的。吉迦夜、昙曜译《付法藏因缘传》等又有西天世系的说法。唐·智炬《宝林传》（成于801年）以印度自迦叶传至师子比丘为二十四世，继以婆舍斯多、不如蜜多、般若多罗至菩提达摩为二十八世。此说为五代南唐泉州静、筠二师所集《祖堂集》（成于952年）、永明延寿《宗镜录》（成于957年）所继承，又为宋·道原《景德传灯录》（成于1004年）和契嵩《传法正宗记》（成于1061年）所依用，后来即成为禅宗的正统说。

达摩的弟子有慧可、道育、僧（一作‘道’）副和昙林等。

道育，一作慧育，他和慧可一同亲事达摩四、五年，是达摩最初及门弟子之一。他从达摩学了禅法，专重个人内心修持而少对人讲说。他的事迹已不明，只有《景德传灯录》卷三等记达摩临终时自许慧可得髓、道育得骨、尼总持得肉、道副（即僧副）得皮的传说，可以想见其禅学程度之一斑。

僧副，俗姓王，太原祁县人，是达摩剃度的弟子。南齐·建武（494～497）年间住钟山（今南京）定林下寺。他忻慕岷岭峨眉的胜景，趁萧渊藻出镇蜀部（今四川）时随从入蜀，因而使禅法流行四川。后来又回金陵（今南京），普通五年（524）寂于金陵开善寺，年六十一岁。

昙林自称是达摩的弟子，曾记录过达摩的‘二入四行说’。〈慧可传〉中称他为林法师。北魏·永平元年至东魏·武定元年（508～543）之间，他在洛阳和邺都参与译经事业，在菩提流支、佛陀扇多、瞿昙般若流支、毗目智仙等译场任笔受，是当时参加译经的重要人物。他博学善讲，在邺都常讲《胜鬘经》。周武灭法期间，他与慧可共同护持经典，被砍掉一臂，人称‘无臂林’。昙林早年虽曾亲近达摩，但他以禅法与义学并重，因此后世所传达摩临终对在侧弟子们分别印可得皮、肉、骨、髓的说法，没有提及昙林。昙林在传承达摩禅法上所记的《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观）》于中国禅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业绩。（林子青）

菩提达磨

◎附一∶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九章（摘录）

魏世禅师以菩提达摩为有深智慧，而其影响亦最大。达摩称为中国禅宗之初祖。唐代时晚出禅宗史记，所叙达摩平生，不可尽信。兹姑不详辨。惟今日所存最可据之菩提达摩史记有二。一为杨炫之《洛阳伽蓝记》所载。一为道宣《续僧传》之〈菩提达摩传〉。杨炫之约与达摩同时，道宣去之亦不远。而达摩之学说，则有昙琳所记之〈入道四行〉。此文为道宣引用。知其在唐初以前即有之，应非伪造。兹据此诸书，略述菩提达摩之平生及学说如下。

菩提达摩者，南天竺人，或云波斯人。神慧疏朗，闻皆晓悟。志存大乘，冥心虚寂，通微彻数，定学高之。其来中国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

在洛见永宁寺之壮丽，自云年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遍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又尝见洛阳修梵寺金刚，亦称为得其真相。达摩先游嵩洛。或曾至邺。随其所止，诲以禅教。常以四卷《楞伽》授学者，以天平年（534～537）前灭化洛滨。或云，遇毒卒。（中略）

菩提达摩以四卷《楞伽》授慧可曰∶‘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可禅师每依此经说法，那、满等师，常赍四卷《楞伽》以为法要。可师后裔，盛习此经。达摩一派，因称为楞伽师。按《续僧传》〈法冲传〉云，冲先于三论师慧暠听《大品》、三论、《楞伽》。又以《楞伽》奥典，沉沦日久，所在追访。

‘又遇可师亲传授者，依“南天竺一乘宗”讲之。（中略）其经本是宋代求那跋陀罗三藏翻，慧观法师笔受。故其文理克谐，行质相贯。专唯念慧，不在话言。于后达摩禅师传之南北，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后行中原，慧可禅师，创得纲纽，魏境文学，多不齿之。领宗得意者，时能启悟。’

据此达摩一脉，宗奉宋译《楞伽》。其学颇与时人不同。因遭讥议。慧可后裔亦自知其法颇与世异。其讲《楞伽》，谓依‘南天竺一乘宗’，则知当世讲者，或有不依此宗者。又〈法冲传〉叙《楞伽》师承，谓有迁禅师出《疏》四卷，尚德律师出《入楞伽疏》十卷，均‘不承可师，自依《摄论》。’则‘依《摄论》’者‘不承慧可’，亦即非‘依南天竺一乘宗’也。故此‘南天竺一乘宗’者，自有其玄旨，与迁禅师等之依《摄论》者不同。而其玄旨何在，大为可注意之事。

‘南天竺一乘宗’即上承《般若》法性之义。何以言之。南天竺者，乃龙树空王发祥之域。佛法自大众部之小空，以至《般若》之大空，均源出南印度。达摩据《续传》本南天竺人，故受地方学风之影响。龙树之学，出于《般若》。扫尽封执，直证实相。此大乘之极诣。不但与小乘执有者异趣，且与大乘言有者亦殊途。《续僧传》〈习禅篇〉论僧稠与达摩两宗之禅法曰∶‘然而观彼两宗，即乘之二轨也，稠怀念处，清范可崇。摩法虚宗，玄旨幽赜。可崇则情事易显。幽赜则理性难通。’《续传》言僧稠习《涅盘》圣行，四念处法。此谓稠师依《涅盘经》〈圣行品〉所载四念处法以修心。《涅盘》虽为大经，而四念处法则原为小乘最胜之方便。僧稠特重四念处法，故与达摩取法于大乘虚宗者不同。故曰，即乘之二轨也。四念处法，观身、观受、观心、观法，其阶藉所由，步骤井然。故情事甚显，而易于遵行。大乘虚宗，以无分别智，无所得心，悟入实相。依此正观，立证菩提。故其旨玄妙幽赜。由常人视之，其理难通，必领宗得意，乃能启悟也。

《楞伽经》者，所明在无相之虚宗。虽亦为法相有宗之典籍。但其说法，处处着眼在破除妄想，显示实相。妄想者如诸执障，有无等戏论。实相者体用一如，即真如法身，亦即涅盘。菩提达摩主行禅观法，证知真如。因须契合无相之真如，故观行在乎遣荡一切诸相。必罪福并舍，空有兼忘。必心无所得，必忘言绝虑。故道宣论又有曰∶

‘属有菩提达摩者，神化居宗，阐导江洛。大乘壁观，功业最高。（中略）审其所慕，则遣荡之志存焉。观其立言，罪福之宗两舍。详夫真俗双翼，空有二轮，帝网之所不拘，爱见莫之能引。静虑筹此，故绝言乎。’

达摩所修大乘禅法，名曰壁观。达摩所证，则真俗不二之中道。壁观者喻如墙壁，中直不移，心无执着，遣荡一切执见。中道所诠，即无相之实相。以无著之心，契彼真实之理。达摩禅法，旨在于此。

然所谓契者，相应之谓。不二则相应。彼无著之心，与夫真实之理，本无内外。故达摩又拈出心性一义。心性者，即实相，即真如，即涅盘，并非二也。密宗曰，达摩但说心。心性一义，乃达摩说法之特点。而与后来禅宗有最要之关系。（中略）

菩提达摩以四卷《楞伽》授学者。大鉴慧能则偏重《金刚般若》。由此似若古今禅学之别在法相与法性。然而不然。达摩玄旨，本为《般若》法性宗义。在史实上，此有六证。(1)摄山慧布，三论名师，并重禅法。于邺遇慧可，便以言悟其意。可曰，法师所述，可谓破我除见，莫过此也。(2)三论师兴皇法朗教人宗旨，在于无得。达摩所教《楞伽》，亦以‘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3)道信教人念《般若》。(4)法融禅师，受学于三论元匠茅山大明法师。而禅宗人认融为牛头宗初祖。此虽不确，然《三论》与禅之契合可知。(5)慧命禅师，曾着《大品义章》。其所作〈详玄赋〉载于《广弘明集》中。而禅宗之《楞伽师资记》，误以为僧璨所作。可见宗《般若经》之慧命，与楞伽师之僧璨，义理上原少异致。(6)法冲，楞伽师也。然初学于三论宗安州慧暠，后学慧可之《楞伽经》义。

据上六事，可知北方禅宗与摄山三论有默契处。二者均法性宗义，并崇禅法。达摩禅法得广播南方，未始非已有三论之流行为之先容也。且般若经典由于摄山诸师，而盛行于南方。禅宗在弘忍之后，转崇《金刚般若》，亦因其受南方风气之影响也。再者达摩原以《楞伽经》能显示无相之虚宗，故以授学者。其后此宗禅师亦皆依此典说法。然世人能得意者少，滞文者多。是以此宗后裔每失无相之本义，而复于心上着相。至四世之后，此经遂亦变成名相。于是哲人之慧一变而为经师之学，因而去达摩之宗愈远。《金刚般若》者言简意深。意深者谓其赅括虚宗之妙旨。言简者则解释自由而可不拘于文字。故大鉴禅师舍《楞伽》而取《金刚》，亦是学问演进之自然趋势。由此言之，则六祖谓为革命，亦可称为中兴。革命者只在其指斥北宗经师名相之学。而中兴者上追达摩，力求‘领宗得意’，而发扬‘南天竺一乘宗’本来之精神也。

◎附二∶印顺《中国禅宗史》第一章第一节（摘录）

菩提达摩，简称达摩。在后代禅者的传说中，也有不同的名字。神会（762卒）的《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此下简称《南宗定是非论》），也是称为菩提达摩的。神会引〈禅经序〉来证明房提达摩的传承，如《神会和尚遗集》（此下简称《神会集》，依民国五十七年新印本）所说，神会是以〈禅经序〉的达摩多罗为菩提达摩的。因为这样，在传说中，或称为菩提达摩，或称为达摩多罗。774年顷作的《历代法宝记》，就综合而称为菩提达摩多罗。这是传说中的混乱糅合，并非到中国来传禅的菩提达摩，有这些不同的名字。菩提达摩与达摩多罗，被传说为同一人。达摩多罗或译为达磨多罗，菩提达摩也就被写为菩提达磨了。 Dharma，古来音译为达摩（或昙摩）。译为达磨，是始于宋·元嘉（430前后）年间译出的《杂阿毗昙心论》。《杂阿毗昙心论》是达磨（即昙摩）多罗——法救论师造的。昙磨多罗论师与达摩多罗禅师，也有被误作同一人的。如梁·僧佑（518 卒）《出三藏记集》卷十二〈萨婆多部记目录序〉，所载（北方）长安齐公寺所传，仍作昙摩多罗（禅师），而僧佑（南方）《旧记》所传五十三人中，就写作达磨多罗了（大正55·89a）。神会（在北方）还写作达摩多罗与菩提达摩，而神会下别系，与东方有关的（781撰）《曹溪别传》，就写作达磨多罗。洪州（马大师）门下（801）所撰，与江东有关的《双峰山曹侯溪宝林传》（此下简称《宝林传》），就写为菩提达磨了。从此，菩提达摩被改写为菩提达磨，成为后代禅门的定论。达摩而改写为达磨，可说是以新译来改正旧译。然从传写的变化来看，表示了南方禅的兴盛，胜过了北方，南方传说的成为禅门定论。（中略）达摩传《楞伽》的如来（藏）禅，而引用《般若》与《维摩诘经》，可能与达摩的曾在江南留住有关。

《楞伽师资记》说∶还有一部十二三纸的《释楞伽要义》，现已佚失。从前传入日本的，有《大乘楞伽正宗决》一卷，也许就是这一部。当时，还有被认为伪造的三卷本《达摩论》，内容不明。现在，被传说为达摩造而流传下来的，也还不少。其中，如〈破相论〉一名〈观心论〉、〈绝观论〉、〈信心铭〉，这都可证明为别人造的。现存的〈悟性论〉、〈血脉论〉等，为后代禅者所造。没有标明造论者的名字，这才被误传为达摩论了。达摩在中国的名望越大，附会为达摩造的越多。道藏有《达摩大师住世留形内心妙用诀》一卷，达摩被传说为长生不死的仙人了。世俗流传有《达磨易筋经》、《达磨一掌金》，达摩竟被传说为武侠、占卜之流了！这真是盛名之累。

〔参考资料〕 《续高僧传》卷十六；金鹤冲《菩提达磨大师传》；《禅学论文集》二、《禅宗史实考辨》（《现代佛教学术丛刊》、）；胡适〈菩提达磨考〉（《胡适禅学案》第一部）；忽滑谷快天《禅学思想史》上卷；铃木大拙《禅宗思想史研究》卷二；柳田圣山《达磨の语录》；宇井伯寿《禅宗史研究》；RuthFuller Sasaki and Heinrich Dumoulin《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Zen》。

达摩死于教派之争

达摩到中国，正是当时的北魏时期。有一名国师菩提流支，很嫉妒达摩,多次加害都没有成功。他叫人在达摩的饭菜里下毒，达摩知道有毒，照吃不误。吃完后就从口中吐出一条毒蛇来。直到有一天，达摩祖师已经确立慧可为佛法的继承人，他才决定圆寂。

就在菩提流支第七次下毒害达摩，达摩才被毒死。他的弟子们将他用棺木安葬了。

也就在这一天，北魏的一个去西域的使臣宋云，走到葱岭一带，遇到达摩祖师，还与他问话：“大师，您将法传给谁了？”

达摩祖师说：“你以后会知道的。我要回印度去了。”又脱下自己的一只鞋给宋云说：“你快点回去吧，你们的国王今天会死去。”

宋云回来后谈起此事，不相信达摩已死。于是众人打开棺木一看，里面只有一只鞋子。有人说，达摩祖师到中国来的时候已经有一百五十岁。

◎附一∶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九章（摘录）

魏世禅师以菩提达摩为有深智慧，而其影响亦最大。达摩称为中国禅宗之初祖。唐代时晚出禅宗史记，所叙达摩平生，不可尽信。兹姑不详辨。惟今日所存最可据之菩提达摩史记有二。一为杨炫之《洛阳伽蓝记》所载。一为道宣《续僧传》之〈菩提达摩传〉。杨炫之约与达摩同时，道宣去之亦不远。而达摩之学说，则有昙琳所记之〈入道四行〉。此文为道宣引用。知其在唐初以前即有之，应非伪造。兹据此诸书，略述菩提达摩之平生及学说如下。

菩提达摩者，南天竺人，或云波斯人。神慧疏朗，闻皆晓悟。志存大乘，冥心虚寂，通微彻数，定学高之。其来中国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

在洛见永宁寺之壮丽，自云年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遍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又尝见洛阳修梵寺金刚，亦称为得其真相。达摩先游嵩洛。或曾至邺。随其所止，诲以禅教。常以四卷《楞伽》授学者，以天平年（534～537）前灭化洛滨。或云，遇毒卒。（中略）

菩提达摩以四卷《楞伽》授慧可曰∶‘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可禅师每依此经说法，那、满等师，常赍四卷《楞伽》以为法要。可师后裔，盛习此经。达摩一派，因称为楞伽师。按《续僧传》〈法冲传〉云，冲先于三论师慧暠听《大品》、三论、《楞伽》。又以《楞伽》奥典，沉沦日久，所在追访。

‘又遇可师亲传授者，依“南天竺一乘宗”讲之。（中略）其经本是宋代求那跋陀罗三藏翻，慧观法师笔受。故其文理克谐，行质相贯。专唯念慧，不在话言。于后达摩禅师传之南北，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后行中原，慧可禅师，创得纲纽，魏境文学，多不齿之。领宗得意者，时能启悟。’

据此达摩一脉，宗奉宋译《楞伽》。其学颇与时人不同。因遭讥议。慧可后裔亦自知其法颇与世异。其讲《楞伽》，谓依‘南天竺一乘宗’，则知当世讲者，或有不依此宗者。又〈法冲传〉叙《楞伽》师承，谓有迁禅师出《疏》四卷，尚德律师出《入楞伽疏》十卷，均‘不承可师，自依《摄论》。’则‘依《摄论》’者‘不承慧可’，亦即非‘依南天竺一乘宗’也。故此‘南天竺一乘宗’者，自有其玄旨，与迁禅师等之依《摄论》者不同。而其玄旨何在，大为可注意之事。

‘南天竺一乘宗’即上承《般若》法性之义。何以言之。南天竺者，乃龙树空王发祥之域。佛法自大众部之小空，以至《般若》之大空，均源出南印度。达摩据《续传》本南天竺人，故受地方学风之影响。龙树之学，出于《般若》。扫尽封执，直证实相。此大乘之极诣。不但与小乘执有者异趣，且与大乘言有者亦殊途。《续僧传》〈习禅篇〉论僧稠与达摩两宗之禅法曰∶‘然而观彼两宗，即乘之二轨也，稠怀念处，清范可崇。摩法虚宗，玄旨幽赜。可崇则情事易显。幽赜则理性难通。’《续传》言僧稠习《涅盘》圣行，四念处法。此谓稠师依《涅盘经》〈圣行品〉所载四念处法以修心。《涅盘》虽为大经，而四念处法则原为小乘最胜之方便。僧稠特重四念处法，故与达摩取法于大乘虚宗者不同。故曰，即乘之二轨也。四念处法，观身、观受、观心、观法，其阶藉所由，步骤井然。故情事甚显，而易于遵行。大乘虚宗，以无分别智，无所得心，悟入实相。依此正观，立证菩提。故其旨玄妙幽赜。由常人视之，其理难通，必领宗得意，乃能启悟也。

《楞伽经》者，所明在无相之虚宗。虽亦为法相有宗之典籍。但其说法，处处着眼在破除妄想，显示实相。妄想者如诸执障，有无等戏论。实相者体用一如，即真如法身，亦即涅盘。菩提达摩主行禅观法，证知真如。因须契合无相之真如，故观行在乎遣荡一切诸相。必罪福并舍，空有兼忘。必心无所得，必忘言绝虑。故道宣论又有曰∶

‘属有菩提达摩者，神化居宗，阐导江洛。大乘壁观，功业最高。（中略）审其所慕，则遣荡之志存焉。观其立言，罪福之宗两舍。详夫真俗双翼，空有二轮，帝网之所不拘，爱见莫之能引。静虑筹此，故绝言乎。’

达摩所修大乘禅法，名曰壁观。达摩所证，则真俗不二之中道。壁观者喻如墙壁，中直不移，心无执着，遣荡一切执见。中道所诠，即无相之实相。以无著之心，契彼真实之理。达摩禅法，旨在于此。

然所谓契者，相应之谓。不二则相应。彼无著之心，与夫真实之理，本无内外。故达摩又拈出心性一义。心性者，即实相，即真如，即涅盘，并非二也。密宗曰，达摩但说心。心性一义，乃达摩说法之特点。而与后来禅宗有最要之关系。（中略）

菩提达摩以四卷《楞伽》授学者。大鉴慧能则偏重《金刚般若》。由此似若古今禅学之别在法相与法性。然而不然。达摩玄旨，本为《般若》法性宗义。在史实上，此有六证。(1)摄山慧布，三论名师，并重禅法。于邺遇慧可，便以言悟其意。可曰，法师所述，可谓破我除见，莫过此也。(2)三论师兴皇法朗教人宗旨，在于无得。达摩所教《楞伽》，亦以‘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3)道信教人念《般若》。(4)法融禅师，受学于三论元匠茅山大明法师。而禅宗人认融为牛头宗初祖。此虽不确，然《三论》与禅之契合可知。(5)慧命禅师，曾着《大品义章》。其所作〈详玄赋〉载于《广弘明集》中。而禅宗之《楞伽师资记》，误以为僧璨所作。可见宗《般若经》之慧命，与楞伽师之僧璨，义理上原少异致。(6)法冲，楞伽师也。然初学于三论宗安州慧暠，后学慧可之《楞伽经》义。

〔参考资料〕 《续高僧传》卷十六；金鹤冲《菩提达磨大师传》；《禅学论文集》二、《禅宗史实考辨》（《现代佛教学术丛刊》、）；胡适〈菩提达磨考〉（《胡适禅学案》第一部）；忽滑谷快天《禅学思想史》上卷；铃木大拙《禅宗思想史研究》卷二；柳田圣山《达磨の语录》；宇井伯寿《禅宗史研究》；RuthFuller Sasaki and Heinrich Dumoulin《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Z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