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字典》

　　《午集下》《石字部》　·砚

　　《唐韵》吾甸切《集韵》《韵会》《正韵》倪甸切音。《释名》砚，硏也，硏墨使和濡也。《说文》石滑也。《长笺》滑训利，利犹厉也，与硏摩同义。《文房四谱》黄帝得玉一纽，治为墨篆，曰帝鸿氏之砚。《周武王·砚铭》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谗言无得污白。　又姓。《元文类》国子监司业砚弥坚。　又《字汇补》古典切，音蹇。濡石也。　《正字通》说文硏砚音义俱分，今俗合为一。[2]

　　砚，俗称砚台，是汉族书写、绘画研磨色料的工具。汉代时砚已流行，宋代则已普遍使用，明、清两代品种繁多，出现了被人们称为“四大名砚”的端砚、歙砚、洮砚和澄泥砚。古代汉族文人对砚十分重视，不仅终日相随，而且死后还用之殉葬。

　　砚与笔、墨、纸是中国传统的文房四宝。 砚用于研墨，盛放磨好的墨汁和掭笔。因为磨墨，所以有一块平坦的地方；因为盛墨汁，所以有一个凹陷。汉代刘熙写的《释名》中解释：“砚者研也，可研墨使之濡也”。

　　最常见的砚台的制作材料是石材，有来自广东端溪的端砚，来自安徽歙县的歙砚，来自甘肃南部的洮砚，来自河南洛阳的澄泥砚等等，这四种砚台被称为“中国四大名砚”，端砚又称作端溪石砚，位列四大名砚之首。另有“南端北易”之说，“易”指河北易水砚。 歙砚(王耀作品）此外唐开始使用铜雀台遗迹上的砖所做砖砚流行一时。

　　苏轼藏有唐代许敬宗砚，在黄州沙湖民家时得吕道人沉泥砚，苏轼说：“砚之美，止于滑而发墨，其他皆馀事也。”绍圣二年(1095年)，苏轼写信给黄庭坚：“或谓居士：‘吾当往端溪，可为公购砚。’居士曰：‘吾两手，其一解写字，而有三砚，何以多为？’”苏轼有诗纪念亡友石昌言：“非人磨墨墨磨人！”经过很长时间的历史，砚台已早已不再是单纯的文具，而成为了集雕刻，绘画于一身的精美工艺品，成为文人墨客收藏的对象。北宋末何蘧《春渚纪闻》记载宋徽宗召米芾写字，米芾看到皇帝桌上有名砚，一写完字，就抱上砚台跪请曰：“此砚经臣濡染，不可复以进御，取进止。”让皇帝把砚台赐给他，皇帝答应他，米芾舞蹈以谢，又恐皇上后悔，便急着把砚台抱回，连衣服都染黑了。徽宗叹气说：“颠名不虚得也。”

　　明末吕留良有嗜砚之癖，自言“予幼嗜砚石，所蓄不下二三十枚。”，黄宗羲曾赠给他一方八角砚，这砚台是梅朗中从传教士手中得到的龙尾砚。康熙时林佶、余甸皆嗜砚，余甸题有〈中洞活眼砚铭〉：“莫精于中洞，粹然者其出水之芙蓉，莫良于眸子，然者晓星之当空。”。

　　明清时士子曾以燕子石制砚，所谓的燕子石其实是寒武纪时期的三叶虫化石，风韵别致，且易于发墨，深为书家所珍爱。王渔洋《池北偶谈》载：“邹平张尚书崇祯间游泰山，宿大汶口，偶行至汶水滨，水中得石，作多蝠（福）砚。”张延登死后，其砚落入浙抚张勄手中。孔尚任对多蝠砚咏赞不绝：“张家两中丞，得失如轮转；一砚供二贤，前后荷殊眷”。

　　台湾浊水溪所产之“螺溪石”，经琢磨而成的砚，称“螺溪砚”，由于色泽雅美，发墨佳良，而且严冬不冻，贮水不干，亦为稀世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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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

　　砚　　砚之起源甚早，大概在殷商初期，笔墨砚始以粗见雏形。刚开始时以笔直接蘸石墨写字，后来因为不方便，无法写大字，人类便想到了可先在坚硬东西上研磨成汁，如石玉、砖、铜、铁等。殷商时青铜器已十分发达，且陶石随手可得，砚乃随着墨的使用而遂渐成形，古时以石砚最普遍，直到现在经历多代考验仍以石质为最佳。可以作砚的石头极多，我国地大物博，到处是名山大川，自然有多种石头。产石之处，必然有石工，所以产砚的地方遍布全国各地。

　　七十年代末，在陕西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一套绘画工具，其中有石砚、研棒及砚盖，距今约7000年左右。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战国墨砚，是用鹅卵石打磨制成。不过，那时的墨为天然矿石，因而砚还需用研棒辅助，才能将墨磨至细。砚这种附带磨杵或研石的形制从什么时候才开始发生改变，即取消磨杵或研石，而接近于现在的砚呢？目前所知，要直到两汉时期。汉代由于发明了人工制墨，墨可以直接在砚上研磨，故不需再借助磨杵或研石研天然或半天然墨了。如此看来，磨杵或研石经过史前及夏商周共三千多年的漫长跋涉，才逐渐消隐，尽管今天已不为所用，但其为传播文化立下的功绩仍不可没。

　　我国传统有四大砚，即端砚、歙砚、洮砚、澄泥砚。著名的有广东肇庆的端砚、安徽的歙砚、山东鲁砚、江西龙尾砚、山西澄泥砚。端砚产于广东端州（肇庆市）东郊端溪，唐代就极出名，李贺有诗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赞石工攀登高处凿取紫色岩石来制砚。端砚有“群砚之首“的称誉，石质细腻、坚实、幼嫩、滋润，扪之若婴儿之肤，。温润如玉，磨之无声，发墨光润。石上且有鸲鹆眼等自然纹理，歙砚产于徽州，徽州是府治，歙县是县治，同在一地。所以歙砚与徽墨乃是“文房四宝”中同产一地的姐妹。歙砚的特点，据《洞天清禄集》说：“细润如玉，发墨如饥油，并无声，久用不退锋。或有隐隐白纹成山水、星斗、云月异象。”端砚资源缺乏，名贵者已不多；歙县地处黄山之阳，取材广泛，近年仍有镂刻工极细之艺术大砚出产。洮河砚之石材产于甘肃临洮大河深水之底，取之极难。澄泥砚产于山西绛州，不是石砚，而是用绢袋沉到汾河里，一年后取出，袋里装满细泥沙，用来制砚。另有鲁砚，产于山东；盘谷砚，产于河南；罗纹砚，产于江西。一般说，凡石质细密，能保持湿润，磨墨无声，发墨光润的，都是较好的砚台。种类

　　砚，按材质来分，可有石类、陶瓦类、金属类、漆砂类等，而砚的主要材质是各种砚石。砚石一般以产地命名，我国出产有200多种砚石，其中最的当属四大名砚－－端砚、歙砚、洮河砚、红丝砚（另一说法为澄泥砚）。

锡：通“赐”，读cì。

译文：一开始就将美好的名字赐予了我。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现行高中语文教科书(必修)第三册第2课《离骚》(节选)中“肇锡余以嘉名”的“锡”,编者将其释为“赐”。

首先，“锡”和“赐”两字的声旁相同，据此可以认定它们的古音相同。

其次再看：锡 斯义切音亻赐 寘韵。赐或字。[集韵]赐，予也，或作锡。（《中华大字典》酉集·金部第三十页）赐 斯义切音澌去声寘韵。一予也。（《中华大字典》申集·贝部第三十页）可见，“锡”和“赐”两字今音虽相去太远，但古音相同，又能替代。正和“志”通“识”，“陪”通“倍”，“冯”通“凭”（凴）一样，今音不同，古音相同，又能替代。因此类似这种用字情况，也都符合通假的原则。

扩展资料

锡现代的含义：

1金属元素，符号Sn（stannum）。常见的白锡为银白色，延展性强，在空气中不易起变化。多用来镀铁、焊接金属或制造合金。有的地区叫锡镴。

2（Xī）姓。

3赐给：天～良缘。

“哙”的读法是[kuài]，具体意思详细介绍如下：

一、汉字简介：

1、哙的意思是通快，畅快，快意，当此之时，哙然得卧，则亲戚兄弟，欢然而嘉《淮南子精神训》，又如哙事称心如意的事。宽明，哙哙其正《诗小雅斯干》，又如哙哙，宽敞明亮的样子。

2、平庸，如哙伍，汉韩信羞与曾以屠狗为业的樊哙为伍，俱为列侯，后人因称平庸之流为哙伍，哙等，喻平庸之辈。

二、古籍解释以及说文解字：

1、《唐韵》《集韵》《韵会》《正韵》𠀤苦夬切音快《说文》咽也，又《诗小雅》哙哙其正。《笺》哙哙犹快快也，宽明之貌。又《说文》一曰嚵哙也，又姓《广韵》孝子传有哙参，鹄衔珠与之。又《集韵》乌快切，音䵳小咽，又《集韵》古迈切音夬，人名燕王哙。

2、又古外切音脍，地名史记魏败赵於哙，通作浍《史记赵世家》魏败我浍，本作浍水名也《集韵》从口，未知何据。又入声古活切，音括肿哙，颜色剥错也，王叔之曰盈虚不常貌《庄子让王篇》曾子居衞，縕袍无裏，颜色肿哙，手足胼胝。

是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们最早使用罗马字母标注中国汉字，但是字母拼音的发明人，是卢戆章。

1605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公元1552-1610)应用他和另外几位传教士拟订的用罗马字给汉字注音的一套方案写了4篇文章,送给当时的制墨专家程君房, 由程君房编入所著墨谱《程氏墨苑》中。

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的。

1815年到1823年之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了一部《中文字典》，字典中用他自己设计的拼音方案来拼写汉语的广东方言。

卢戆章是中国第一个创制拼音文字的人。发明了声韵双拼，左右横写，声母在右，韵母在左，另加鼻音符号和声调符号的拼写方式。

卢戆章

字雪樵(1854-1928)， 福建同安人，清末学者。创制中国切音新字，中国文字改革的先驱。

卢戆章9岁入义学，18岁参加科举考试，落地后在私塾教书。

1979年，回到了厦门，以教华人英语和西人华语为业，曾参加翻译《华英字典》。

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卢戆章将自己创制的汉字拼音方案中国切音新字编成著作——《一目了然新阶》，其中的“天下第一块切音新字”是中国人制订的第一套拼音文字方案。

1906年，出版《中国字母北京切音教科书》（一、二）和《中国新字北京切音合订》

1913年后，修改厦门切音字母，改名“国语字母”，并以《中国新字》为名于1915年出版。

“音

X

Y

反”的说法，实际上是声母韵母的雏形。例如，“种”释义为“音朱用反”，即“朱”的声母“zh”和“用”的韵母“ong[带有第四声]”拼在一起，成为“zhong[同样带有第四声]”。

当然，在古代没有完整的拼音体系，不可能达到标准。例如下面的“度”字，用现代汉语拼音应为“duo[二声]”，表示“度量、丈量”的意思。在古注“度音徒洛反”，表示拼为“tuo[四声]”。

产生误差至少有三个原因：

1作注者的方言问题，导致注音不准确。

2被注释的字，由于时间推移，读音发生改变，当时确实那么读，现在演化的不一样罢了，发生了古今异音。

3在做注的时候，选取的“音X

Y

反”中，X或者Y发生了古今异音。

1958年2月11日，发明者：法国传教士金尼格莱。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

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的。金尼阁首次准确地用拉丁拼音字母记录了汉字的读音。所以他是发明者。

我国原来没有拼音字母，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来给汉字注音。直音，就是用同音字注明汉字的读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即使注了音也读不出来。反切，就是用两个汉字来给另一个汉字注音，反切上字与所注字的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所注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

1958年2月11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汉语拼音方案。1982年，成为国际标准ISO7098（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部分海外华人地区如新加坡在汉语教学中采用汉语拼音。2008年9月，中国台湾地区确定中文译音政策由“通用拼音”改为采用“汉语拼音”。

-汉语拼音

汉语拼音运动的历史前奏可以远溯至明末，但是导致中国社会产生声势浩大的汉语拼音运动，其直接原因是中国人至今铭心刻骨的“甲午”国耻。这一点钱玄同在《注音字母和现代国音》（1929）一文中说得很清楚：“1894年（甲午），中国给日本打了一次败仗，于是国中有识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个问题发生，则汉字形体之难识，难写是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于是，“推行简字以谋求普及教育的运动，日盛一日……”。其实，文字领域中的思想革新在此之前已经开始，汉字几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已经发生动摇。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除了赔偿巨额军费之外，还割让了台湾和澎湖等地。其时，朝野震惊，激发了社会民众，特别是有进取精神的知识阶层的爱国天良，大家推究中国失败的原因，一致认为“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家断不能富强。”当时，被称为“思想界之彗星”的谭嗣同就首先带头呼吁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各界人士群起响应，纷纷起来创制简单易学的“切音新字。”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也就是汉语拼音运动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据统计，清末最后十年中，至今犹有案可查的各种拼音方案就多达二十七种。这一时期的拼音方案大多为拼写某种方言而设计的，但拼音文字毕竟是一种拼写语言声音的文字，所以一开始就触及了汉民族语言的统一问题。被当时称之为“从事切音运动第一人”的卢戆章，在他的《切音新字序》（1892）中就提出制定拼音字母的两个基本原则：“字话一律”和“字画简易”，也就是文字表达话音，字形简单易写。同时，又倡议以南京话为“各省之正音”，这样全国“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而无言也。”这些话显然已超出了纯粹的文字改革的范围，涉及民族语言的统一和发展了。

但是，卢戆章设计的各种拉丁化拼音方案仍然是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他后来向清政府学部呈交的《中国切音字母》也就因此被认为“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而批驳了。之后不久，一种体现民族共同语发展趋向的切音方案—－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立刻脱颖而出了。它拼写的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京音官话”，字母形式完全采用汉字的偏旁。《官话合声字母》通行极广，遍及大半个中国，“由京津而奉天，而南京，官话字母遍及十三个省。”王照本人可谓完全把握了当时民族语言的发展趋向，他在《官话合声字母》序中就明确宣称：“语言必归划一，宜取京话……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官话合声字母》得到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吴汝伦的支持并跟张之洞以及管学大臣张百熙一起奏请朝廷在“学堂章程”中规定“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理由是“各国语言皆归一致”，清朝也应“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他们的奏请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于是，汉语拼音运动在引发了国语统一运动，并与国语统一运动合而为一的同时，得以从民间跻身政府。之后，清政府学部在“国语教育事业”（1911）中规定拼音“简字”的用途有二：一是拼合国语，二是范正汉字读音，并通过了一个“统一国语办法案”，规定在宣统八年（1916）普及国语。没想到就在这一年十月，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于是，经公决并通过的“统一国语办法案”也就成了一纸空文。确定国音，制定字母，统一国语的运动，实际是由下一个社会和国民政府开展起来的。

从上面简略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十九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语言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卢戆章设制的第一个拉丁化拼音方案，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中国切音字母》，因“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被批驳了。其后，又有同治进士，朝廷命官劳乃宣设计了几乎可以使用于各省主要方言的《简字全谱》（一种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文字），“全谱”包括《京音谱》，《宁音谱》（南京话）、《吴音谱》、《闽广谱》等，几乎涵盖了大部分方言，而且他还提出了“引南归北”的主张：“南人先就南音各谱学习，以便应用，学成之后，再学京音，以归统一。”劳乃宣本人曾得到慈禧召见，他进呈的《简字谱录》也得到御批，让“学部议奏”。即便如此，清政府学部也仍然因“分裂语言，有碍统一”，始终搁置高阁，不议不奏，而社会上也对他提出了尖锐的指责，认为照他的办法，“将使中国愈远同文之治，”骂他是“分裂语言文字的罪魁”。对照清末切音字运动中唱主角的卢戆章、劳乃宣、王照三大家，特别是劳乃宣和因参加了“百日维新”而受到通缉的“钦犯”王照他们两人的拼音方案的命运，实在是足以发人深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