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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多了去了。
元亨利贞,终日乾乾。地火明夷。水火既济,火水未济。
强行者有志,白驹过隙,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
石中火,
霹雳布袋戏里的人物名字,你能接受吗?
比如说四无君,笑剑钝,天者,地者,号昆仑,紫宫太一,罗睺,戢武王,弃天帝,一步莲华,帝如来,擎海潮,北辰元凰等。
经学典籍的主体——“十三经”
经学研究的核心是被历代儒者奉为经典的“十三经”,宋明理学虽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等“四书”为重,但《大学》《中庸》终归是《礼记》中的篇章,《论语》《孟子》也在“十三经”之内,因而经学的主要典籍仍为“十三经”所包括。两千余年的 经学史,大致是围绕着这十三部经书的确立、考订、阐发和注解不断延深、反复纠辩、曲折发展的。十三部经书是经部典籍的主体,其他浩繁的经部书籍,都是由此 而派生的著述。因此,了解“十三经”是把握经部典籍的关键。“十三经”中各经的大致情况如下:
《周易》
全文 24000余字,原称《易》,又称《易经》,本是占筮书,后被儒家奉为讲究哲理的经典。相传古代占卜用的易书本有三种:一种是夏代的易,叫《连山》;一种 是商代的易,叫《归藏》;一种是周代的易,就是现存的《周易》。前两种已经失传,而《周易》则流传至今。《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 表阳和阴;把这两种符号迭列三层,如三(乾)、三(坤)等,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称为八卦;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迭,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每卦又 有六爻。六十四卦每卦有卦辞,每爻有爻辞,分别阐述各卦各爻的意义,卦辞和爻辞是《周易》的经文。许多研究《周易》的学者认为卦辞、爻辞是西周初年的作 品,因为它所记的内容有殷商祖先的故事,也有周初的史实,但无后代任何色彩。
除卦辞、爻辞外,还有《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解释经文的传,合称“十翼”。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十翼对《周易》经文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原意,因此不能依赖它们去理解正文。
研究《周易》的“易学”历来有两派,一派重象数,卜筮灾异,如汉代的易学;一派重义理,阐发思想,如三国时王弼的易学。
《尚书》
全文2500余字,原称为《书》,是夏、商、周时代一些历史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后来成为儒家宣扬二帝、三王及周公、孔子治道的圣典。《尚书》的内容 有所谓今文、古文之分。今文《尚书》为西汉初山东伏生所传,共28篇。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用周秦六国文字书写的古文《尚书》。古文《尚书》在汉朝未 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
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根据一些散逸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 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他又吸收了原今文《尚书》,将其离析为33篇,两者拼凑,以符合刘向、郑玄校注的古文《尚书》58篇之数,向 朝廷呈献。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收在如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中,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合并的。因此,现传《尚书》,只有今文 才是真本,古文则是梅氏伪造的。《十三经注疏》中还有梅赜伪造的《尚书孔氏传》13卷,说是西汉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梅氏编选的这些伪书,直到清代阎 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时才被彻底揭穿。古代对《尚书》的研究,除了《十三经注疏》中的注疏外,宋代蔡沈的《书集传》也是《尚书》研究的重要成果。
《诗经》
全文39000余字,原称《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分“风”“雅”“颂”三类,其中有庙堂之诗,卿大夫之诗,也有民歌,时代从西周到春秋中 叶。春秋战国时,诸子各家都曾习《诗》用《诗》,但各家相比,以儒家对《诗》的整理水平最高,传授最成系统,《诗》渐渐成为儒家专门的经典。《诗经》在汉 代有齐、鲁、韩、毛四家传授,前三家属于今文诗学,立于学官,但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亨、毛苌所传的毛《诗》属于古文诗学,流传至今,共310篇,其中 六篇仅存篇名而无诗文。历代《诗经》学研究的成就,除《十三经注疏》中的毛传、郑笺、孔颖达正义外,南宋朱熹的《诗集传》,清代陈奂的《毛诗传疏》、马瑞 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王先谦的《三家义疏集》等,成就也较突出。
《仪礼》
全文 57000余字,原称《礼》,汉代又称《士礼》、《礼经》,晋代以后称《仪礼》,它是现存最早记载古代礼仪的书。《仪礼》成书于东周时期,但书中所载的各 种典礼仪式,应在此书之前就存在了。孔子办私学时,通过对古礼的整理编辑形成了《礼》的教材,礼是孔子讲学的重要课程,也是儒学的重要内容。
西汉初,由鲁高堂生传下《仪礼》17篇,在西汉中分为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立于学官。1959年在甘肃武威 发掘出汉代抄在木简上的《士礼》多篇,属庆普传本,为研究《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流传至今的《仪礼》是由东汉郑玄注释的刘向《别录》本,其篇目与西汉 学官的《仪礼》相同,都是17篇,包括士冠礼、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礼、士丧礼、既夕礼、士虞 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等。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礼经》基本相同,另外 39篇汉代称为《逸礼》,已经失传。《仪礼》研究,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郑注、贾疏外,南宋朱熹的《仪礼经传通释》、清人张尔岐的《仪礼郑注句读》、凌廷 堪的《礼经释例》、胡培晕的《仪礼正义》,都是较重要的著作。
《礼记》
全文99000余字,又名《小戴礼记》。 先秦礼学家们传习《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相关的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叫作“记”,是对《礼》的内容进行解释、说明和补充。西汉时《礼经》立于学官,礼学博 士在讲《礼经》时也选用一些“记”作为辅助教材。东汉中期,注讲《礼经》的“记”只存两种:一是戴德选辑的85篇本《大戴礼记》;二是戴圣所编的49篇本 《小戴札记》。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于是传习它的人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这就是流传至今的《礼记》。由于郑玄也给《仪礼》《周礼》作注,所以三书 并称“三礼”。
东汉以后,《礼记》的地位逐步上升,这是由于《仪礼》仅仅记载了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 的意义和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儒家的“礼治”思想,更利于统治者发挥和利用。于是到了唐代,《礼记》从原来经传的地位升格为正经,并代替《仪礼》进入唐代 “五经”。
《礼记》作为一部儒学杂编,内容很庞杂。有不少内容是专门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等,这些篇章探讨了制礼的深 义,是研究儒家礼治思想的重要依据;有些篇章谈到儒家对国家、社会制度的设想,如《王制》《礼运》;有的篇章讲人生哲学和道德修养,如《大学》《中庸》和 《儒行》;有的篇章借孔子之名阐述儒家理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还有讲教育的《学记》,讲音乐的《乐记》。此外,有不少篇章是杂记各种礼制、 礼仪规则及丧服丧事的。除《十三经注疏》中对《礼记》的郑注、孔疏外,注释《礼记》较有名的著作还有宋代卫湜的《礼记集说》,清代朱彬的《礼记训纂》、孙 希旦的《礼记集解》。
《周礼》
全文45000余字,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 述政治制度的书,由战国时期的儒者以周王室及春秋各国的官制为基础,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论,设计了一套理想化的制度作为全书内容。《周礼》分天官冢宰、地 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部分,其中“冬官司空”已亡佚,汉人用先秦古籍《考工记》补入。全书记载300多种职官,并对其职掌作 了介绍,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周代政治制度的如实记录,因此《周礼》仍是研究古制的重要典籍。
据《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记载,西汉景帝时,河间献王在民间搜集到古本《周官》,因此《周礼》属于古文经书,汉末立于学官。《周礼》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郑注和贾疏外,清代孙诒让的《周礼正义》是研究此书的重要著作。
《春秋》及三传
“春秋”曾作为东周各国国史的通称,现存《春秋经》是东周时鲁国国史的专称。它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4年的鲁 国历史。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修订和整理,列为“六经”之一,作为在私学传授历史知识的教材。《春秋》经文对史事的介绍十分简短,全书不过16000余 字,所以分别出现了一些解释《春秋》的“传”。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解释《春秋》的有五家,即左氏、公羊、觳梁、邹氏、夹 氏。但邹氏无师,夹氏无书,实际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左传》《公羊传》和《姅梁传》。《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著,在司马迁《史记》中称为《左氏春秋》,东 汉班固作《汉书》才使用《春秋左氏传》的名称。在汉代尊经的情况下,它和《公羊传》《觳梁传》一起被视为解释《春秋》的传。事实上,《左传》是参考《春 秋》经而作的史著,并不单为解释《春秋》。西汉时,《左传》作为古文经,一直在民间流传,未立于学官,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汉书·刘歆 传》),并力争将《左传》立于学官,遭到今文经博士的反对,理由之一就是它不传《春秋》。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后,才将《左传》拆开附于《春秋》各 条经文之下,合为一书。两书合并后,可看出《左传》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比《春秋》经多出17年。合并后的《春 秋左氏传》中还有不少“无经之传”,则原《春秋》不载而《左传》有文。以隐公元年为例,经有七条,都有“传”;“传”有14条,其中7条是“无经之传”。
在《春秋》三传中,《左传》以叙事为主,而《公羊传》、《姅梁传》则以释经为主,叙事极少,因此后两传不能作为史书,而只能作为纯粹的经书来读。汉代 《公羊传》和《觳梁传》都立于学官,属今文经,汉代以后儒者常利用此两传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因此这两部经传,特别是《公羊传》,在经学史、思想史上也具 有很大影响。
《论语》
这是一部记载孔子和他少数学生的言论行事的书。“论语”一词,最早见于《礼记·坊记》,说 明《论语》在西汉以前就已流行。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论语》是在孔子身后由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将平时的记录汇纂成书的。它在西汉时还被看作是 传、记一类著作,只作为经书的辅翼。东汉以后才作为正式经书列入“七经”。《论语》全书12000余字,分20篇,书中保存了孔子大部分丰富的思想内容, 是研究孔子及孔门弟子的必读书。西汉流行的《论语》有古《论》、齐《论》、鲁《论》三家,前者属于古文经学,后两者属今文经学。自汉代开始,《论语》就受 到高度的重视,历代研究著述层出不穷,较重要的研究著作有《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集解和邢禺疏,还有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刘恭冕的《论语 正义》。
《孟子》
这是一部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和门人弟子相互问答的记录。《孟子》一书主要由孟子的门人万章、 公孙丑两人所记,孟子本人亲自润色过,成书于战国晚期。全书34000余字,分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七篇,每篇又分上下。班固 《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凡十一篇”。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穷通篇》说:“孟子著书十一篇,七篇为中,四篇为外。”与应劭同时的赵岐认为外书四篇 文义肤浅,怀疑是后世伪作,因此他作《孟子章句》只作内书七篇。后来,赵岐作注的七篇流传下来,而外书四篇则逐渐亡佚了。在汉代,《孟子》同《论语》一 样,仅被看作是传、记类著作,直到宋代,才被作为经书列入“十三经”之中,《孟子》一书是最后进入“十三经”的。它反映了孟子系统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历史 观,其中“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重民思想非常可贵,而明太祖朱元璋则对此极为不满,他下令删节《孟子》中有关重民内容的章节85条,书称《孟子节 文》,并不准士人学习这些删掉的内容。
对《孟子》的研究从汉代就已开始,《十三经注疏》中赵岐的章句和孙爽的正义是重要成果。此外,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则被推为清代注《孟》书中最高水平的著作。
《孝经》
今传《孝经》1700余字,分18章,是“十三经”中最短的一部。基本内容是讲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等各类人如何行孝,由讲孝进而劝忠。《孝经》在东汉时被列入“七经”之一,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
经学者考证,发现《孝经》的内容有些是抄袭《左传》《孟子》《荀子》的。又根据《吕氏春秋·察微篇》中引《孝经》之文,可知《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汉代曾有古文《孝经》,但在南北朝时亡佚。
《尔雅》
《尔雅》是“十三经”中较特殊的典籍,实际上它本身不是“经”,其内容并无经义可言,只是一部古代训诂资料的汇编。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十二经”,才把 它上升为“经”的地位。后世经学家只是利用它的训诂知识来解释经书。《尔雅》共19篇,全文10900余字,从它所涉及的文献和利用的制度、史实来看,它 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杂采几代诸家的训诂材料汇编起来的。此书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汉代经典传注发达起来后,经过增补才成为现在的状况。除《十三经注 疏》中的郭注、邢疏外,清代又有两部研究《尔雅》的重要著作,郝懿行的《尔雅义疏》重在对郭注的证实和补充,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则从经学的角度对《尔 雅》进行发挥。
经学的解经典籍
经学中的正经仅13部,总计字数不过65万,一部《十三经注疏》才416卷,而历 代解经典籍的数量则要超出数百倍。仅据《四库全书总目》与《贩书偶记》正续编收载的经部典籍就有3900余部,近5万卷,这是大致流存且经著录的经部书 籍,未见著录者当不止此数,历代散失的经学典籍更无法统计。因此,绝大多数的经学著述都是解经典籍。
古代解经典籍的体例最为多样,居 各种典籍之冠。一部儒家“正经”,经过历代学者以各种体例和形式的注解、发挥,产生几百部乃至近干部著作,是不足为奇的。我国注经典籍繁富的体例,在唐以 前就基本齐备了,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传、故、笺、注、说、微、通、章句、条例、集注、集解、集释、集义、音、解、解说、解谊、通解、疏、讲疏、义 疏、训、释、撰等著作体例在当时都已出现,唐以后基本沿习,少有改变。
传“传”有传述之意。据说《周易》中十篇解释经文的文字,就是 孔子写的传,因此又称《易大传》,这是注释正经最早的传。后世采用“传”这一体例注解经书的著述极多,就一部经书来说,由于注解的角度不同,各种传的内容 差别也很大。如《春秋左传》主要在于论证本事;而《春秋公羊传》、《春秋毂梁传》则主要在于阐述经义。传的形式也有多样,有的是照经文一字一句解释的,如 《毛诗诂训传》;有的是杂引他说,借经义以证事理的,如《韩诗外传》。
注“注”的本义是用水灌注,使之畅通。引申为对古书中难解字句加以解释、疏通。东汉郑玄曾遍注群经,今存尚有《仪礼注》、《周礼注》、《礼记注》。这种体例经郑玄推扬光大,成为后来最常见的一种解释、疏通文义的形式,经部中以“注”而称的典籍也较多。
说“说”是释讲的意思,大致以阐说大义为主。“说”的体例起源也很早,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易》有《五鹿充宗略说》,《书》有《欧阳说义》, 《诗》有《鲁说》《韩说》,《论语》有《齐说》《鲁夏侯说》《燕传说》,《孝经》有《长孙氏说》《江氏说》。清人惠世奇撰《礼说》,不载经文,但按经文顺 序编列,对古音古义疏通说明。
笺“笺”是表识的意思,这种体例由郑玄首创。郑玄治《诗》尊崇《毛传》,如《毛传》有隐晦不清之处,便 记下自己的见解,标识其旁,成为“笺”。在郑玄《毛诗笺》之后,以“笺”解经的著述历代不绝,仅清代就有胡永珙的《毛诗后笺》,会钊的《周官注疏小笺》, 万斯大的《礼记偶笺》,俞樾的《礼记异文笺》,刘逢禄的《公羊何氏解诂笺》,赵坦的《春秋异文笺》,潘维城的《论语古注集笺》等。
解 “解”是剖析解释的意思。“解”这种体例起源很早,春秋战国时诸子著作中就有解,如《韩非子》中的《解老》,便是解释《老子》的名篇。后人沿用这一体例来 解经,或称“解谊”,或称“解诂”,如东汉服虔的《春秋左传解谊》,贾逵的《周官解诂》《左氏传解诂》,保存至今的是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
疏“疏”即疏通之意。这种体例最早起于南北朝时的“义疏”,梁朝皇侃在《论语义疏》的序中分析其特点是“引取众说,以示广闻”。到唐代,对于汉人的经 解,唐人看起来已不甚明了,于是出现“疏”这种新的注解形式,疏不仅给正文作注释,而且还给前人的注解作注释,形成了经、注、疏三个层次。一般来说,疏不 违反注的意思,所谓“疏不破注”。唐代官修的义疏称为“正义”,如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及后来的《七经正义》。私人的注释之作仍称“疏”,如贾公彦的《周 礼疏》、《仪礼疏》。
章句“章句”主要是分析经文的章节,盛行于西汉,为经师讲经所习用。先秦古籍,整篇直述,既不分章,也不断句, 后来儒生进行分章断句,在分章断句中也表述了对内容的理解,汉人的“章句”保存至今的有赵岐的《孟子章句》,可以从中看出章句的特点。这种著作体例后代也 有所沿用,如南宋朱熹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都很著名;清代则有焦循的《易章句》,任启礼的《礼记章句》等。
集解“集解”这种体 例是汇集诸家之说来进行注释。《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论语集解》、范宁《春秋姅梁传集解》是这种体例的代表作,而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则不属这种体 例,其注释仍是杜氏一家之言。集众家之说荟萃一处的方法,不仅有集解,还有集说、集注、集讲、集要、集意、集传等等,被广泛运用于各种注释领域之中,数量 甚多。以“集传”而言,宋代较有名的著述就有朱熹的《诗集传》、蔡沈的《书集传》、苏辙的《春秋集传》等。
丰富的解经典籍是随着经学 的发展逐步积累起来的。春秋时只有“六经”。战国以后,儒家著述中解释“六经”大义的传、记开始兴起,《周易》的彖辞、象辞等“十翼”就是《易传》; 《礼》所附的“记”以及《春秋》各传,都是早期的解经著作,只是到了汉代才升格为“正经”。西汉时经学家所写的传、注等,以阐述经义为主,如《尚书大 传》、《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等。但这时有些解经著作则开始出现了繁琐的弊病,东汉桓谭在《新论》中就记载说,《书经》大师秦延君竟然用十多万字来解 释“尧典”两字的含义,这种流弊在以后的解经著述中时有出现。东汉以后,注经典籍逐渐转向通训诂、究名物的方向,主要是解释字义和考证名物制度,发展了章 句训诂之学,出现了像许慎、马融、郑玄等有名的注经学者。流传至今的有《毛诗传》《三礼注》《公羊传解诂》《孟子注》等,后世称为古注。
魏晋以后,随着音韵学的发展,解经典籍中的音注著作大量增加,晋代的徐邈对“五经”都作了音训,成为当时诸经音注的典范。为经书作音注声训的传统,到唐 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为经文注音的解经典籍,其中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成就最大,他的音训做到音与义结合,注一不同的音,即表达一种不同的解释。 全书36卷,搜采汉魏以来凡230余家而遍注群经,“十三经”中仅缺《孟子》,是因为唐时《孟子》还未进入“正经”。后来宋儒刊刻《十三经注疏》时,将 《经典释文》内容散于各经注释中,称为“陆德明音义”。
宋代注经典籍的数量迅增。在南宋时,经学学者将汉以来注解“十三经”的一批重 要解经典籍确定下来,刊成封建时代通行的《十三经注疏》。这套注疏典籍中,古注除《孝经》为唐明皇所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义疏部分是由唐宋人完成 的。大体而言,其内容注多宗汉,疏多宗唐,倾向于训诂名物的汉学,与当时理学诸儒注经的方式迥异。宋儒的解经典籍虽然进入《十三经注疏》者很少,但有不少 著述的成就是为历代学者公认的。例如,《易》注方面,程颐的《易传》、朱熹的《周易本义》皆有新意,尤以程颐的《易传》为清代朴学大师顾炎武所推崇。《尚 书》注方面,蔡沈的《书集传》、宋末元初金履祥的《尚书表注》不亚于《伪孔传》和孔颖达的“正义”,后来学者多所利用。《诗》注,则有欧阳修的《毛诗本 义》,往往能探本诗人之旨。《三礼》方面,朱熹晚年所作的《仪礼经传通解》,就《仪礼》分章分节,眉目清楚,并引《礼记》内容进行注解,溯本追源。朱熹的 《论语集解》和《孟子集解》,虽然重在义理的阐发,但词句简明,便于初学,可与何晏的《论语集解》、赵岐的《孟子章句》配合起来阅读。明代的解经典籍虽然 数量不少,但多承宋学,未能有突破性的进展。
清代解经典籍成就辉煌,不仅数量多,而且在许多经学领域的研究超越了汉唐。择要而言,首 先是在对经书的辨伪上意义重大。清代学者万斯同的《周礼辨非》、《仪礼商》,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惠栋的《古文尚书考》,胡渭的《易图明辨》,都是 当时疑经辨伪的力作。特别是《古文尚书疏证》一书,引经据典,共列128条,一一陈述《古文尚书》的矛盾,彻底揭穿东晋梅颐对《古文尚书》和《尚书孔传》 的伪造,使遗留千年的问题成为定案。其次,清儒的解经典籍几乎遍注群经,“十三经”中除《礼记》和《毂梁传》外,每部经书皆有数种新注新疏,这些著述对经 文经义的考证和注释,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达到全新水平。清末学者章炳麟曾对清人解经典籍加以研究,从中选出一批著作定为“群经新疏”,颇有代表性 意义。其所列举:《易经》有惠栋《周易述》,江藩、李松林《周易补述》,张惠言《周易侯氏义》;《尚书》有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 疏》;《诗经》有陈奂《毛诗传疏》;《周礼》有孙诒让《周礼正义》;《仪礼》有胡培晕《仪礼正义》;《左传》有刘文淇《左传正义》;《公羊》有陈立《公羊 义疏》;《论语》有刘宝楠《论语正义》;《孟子》有焦循《孟子正义》;《孝经》有皮锡瑞《孝经注疏》;《尔雅》有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 疏》。这些著述可以大致反映清代经学研究的水平。此外,清人还对经书注释典籍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康熙年间由纳兰性德刊刻的《通志堂经解》1860卷,由 徐乾学、何烽主编,编者收集了唐、宋、元、明人关于《易》《书》《诗》《春秋》《三礼》《孝经》《论语》《孟子》等解经典籍146种,其中尤以宋元诸儒著 述居多,收罗宏富,颇多罕见之本。此外,清儒还对当代的解经著作进行总结,如阮元所编《皇清经解》和王先谦所编《皇清经解续编》。
泰山石敢当
小石碑(或小石人)立于桥道要冲或砌于房屋墙壁,上刻(或书)“石敢当”或“泰山石敢当”之类,要禁压不祥之俗,在民间甚为流行。
关于“石敢当”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西汉史游的《 急就章 》:“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颜师古注:“卫有石蜡、石买、石恶,郑有石制,皆为石氏;周有石速,齐有石之纷如,其后以命族 。敢当, 所向无敌也。”颜氏认为,石是姓,敢当为所向无敌意。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七“ 石敢当 ”条中引用了史游的《急就章》及颜氏注,完全同意颜氏的说法。颜师古对石敢当的解释是难以令人满意的。我们知道,《急就章》是当时的儿童启蒙识字书,若据颜注,石敢当就是姓石的那个 人所向无敌,除非姓石的那个人当时名声很大,否则儿童很难接受其说,教书先生也很难讲解清楚。我们遍查古籍,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位汉代以前的名声很大的无敌英雄石某某,近现代学者邓尔雅指出。石敢当一语 。出《急就章》,本无其人,后人特就文意石敢当以为喻而已。”(《 民俗 》41- 42期合刊 )宗力。刘群二同志亦认为:“西汉史游《急就章》有句云: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颜师古注以为石乃姓氏,敢当为所向无敌。 说者谓石敢当碑即取所向无敌之文。以镇,此说稍差强人意,然犹未尽。古语中此类语汇甚多,何故专取于此(《中国民间诸神》)
另一种说法是:认为石敢当是五代汉时的勇士。明人陈断儒的《群碎录》云:“五代汉刘智远时,有勇士名石敢当,其慕古人名以自表见耶?仰即其人与?”杨信民的《姓源珠玑》亦讲“五代刘智远为晋祖押衙,潞王从珂反,愍帝出奔,遇于卫州。智远遣力士石敢当袖铁槌侍。 晋祖与愍帝议事, 智远拥入, 石敢当格斗而死, 智远尽杀帝左右, 因烧传国玺。 石敢当生平逢凶化吉,御侮防危。故后人凡桥路冲要之处,必以石刻其志,书其姓字,以捍居民”。
我们认为,石敢当之石碣(碑)与五代勇士石敢无关,理由有二:
(一)遍查旧、新《五代史》,有名石敢而无名石敢当者,亦没有把勇士石敢尊为石敢当的文字记载。据《旧五代史·高祖本记上》记载:“应顺舍,晋高祖镇常山。唐明宗召赴阙,会闵帝出奔, 与晋高祖相遇于途, 逐俱入卫州,泊于邮舍。闵帝左右谋害晋高祖,帝密遣御士石敢袖铁槌立于晋高祖后。乃有变,敢拥高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门,敢寻死焉。帝率众尽杀闵帝左右,逐免晋高祖于难。” 再据《 新五代史·汉本纪要第十 》记载:“ 潞王从珂反,愍帝出奔,高祖自镇州朝京师,遇愍帝于卫州,止传舍,知远遣勇士石敢袖铁槌侍高祖以虞变。高祖与愍帝议事未决,左右欲兵之,知远拥祖入室,敢于左右格斗而死,知远即率兵尽杀愍帝左右,留帝传舍而去。”旧、新《五代史》记载虽然文字上稍有出入,但勇士系石敢而非石敢当则是一致的。
(二)石敢当在西汉史游的《急就章》中已见到,莆田县曾出土唐大历五年的“石敢当”石铭,据此,石敢当早于五代之勇士石敢明矣。清代学者翟灏在《通俗编》里也曾明确指出石敢当与五代之石敢无关:“据《五代史》,刘知远为晋押衙,高祖遇唐愍帝于传舍, 知远使勇士石敢袖锤侍高祖以虞变,谓植石所镌取此,即大历有镌之者,断知此说非矣。”
第三种说法是把“泰山石敢当”说成是“大夫”(即医生)。《茶香室丛钞》卷十记载:“国朝王渔洋山人王世祯)《夫于亭杂录》云:齐鲁之俗,多于村落巷口立石,刻‘泰山石敢当’五字,云能暮夜至人家医病。北人谓医士为大夫,因又名之曰石大夫。按:此五字南中有之,而无医病之说,亦无大夫之称。”单就这段文意即知,泰山石敢当为大夫的说法流传并不广,仅止于北方,而南中皆无。北方何以流传泰山石敢当为大夫之说,考其渊源,是流传已久的石敢当可降妖镇邪的演绎。在流传泰山石敢当可以治病时,恐怕已没有人考究其是人是神还是什么东西,不然,何以讲“能暮夜至人家医病”而不讲白昼亦能入人家行医?
据查阅文献资料及在泰安市境内的调查可知,凡刻( 书 )“ 石敢当”(或“ 泰山石敢当 ”)之类者,多用石质材料 ,而用其它材料者较为少见。1988年,在肥城县发现12处刻( 书 )“泰山石敢当”或“泰山石镇宅”者,除两处新房子是书写在墙壁上的以外,其它10处均是刻之于石的。立(砌)石刻“石敢当”之类语言的基本作用是什么呢?诸如莆田县出土的唐大历五年石铭云:“石敢当,镇百鬼,厌灾殃”是也。其它作用都是这种基本作用的引申或演义。“ 石敢当 ”三字中有“石”字,石敢当刻于石上,其作用是厌殃镇邪,从其深层内涵上考察恐不无内在联系。汪宗衍先生《石敢当》一文中谓:“《淮南·万毕术》云,‘丸石于宅四隅,则鬼无能殃也 ’,庚信《小园赋》,‘镇宅以埋石’。吴兆宜注《荆楚岁时记》:‘十二月暮日掘宅角,各埋一大石,为镇宅。”(《民俗》86-89期合刊)。 王成竹先生认为,这很可能是石敢当的由来。同时王先生又指出: “就石敢当三字字义讲,盖即石可当其冲也。故镇于庐舍,墙隅街衢巷门前直冲之处也。”(《中国民间诸神》)宗力,刘群二同志认为王成竹的见解“颇有道理”,并进一步指出 :“ 宋庆历中所发现之唐代石铭(指莆田石铭),非如后代小石碑,而是埋于宅基下, 与上引镇宅之石颇相类。实际上,此即古代灵物崇拜之遗俗,以石为灵物,赋予辟邪镇鬼之神力埋于宅下,后又借用“石敢当”句,以壮声威。即如近代简化为小石碑,小石人,实亦视为辟邪之灵物耳。”(《 中国民间诸神》)宗力、刘群认为石敢当是“古代灵物崇拜之遗俗”,极有见地,稍感不足的是没有展开论述。
灵石崇拜是一种十分原始且流行广泛的宗教习俗,它形成于史前社会,阶级社会有其习俗延续。灵石崇拜与祭天、祭地、祭山川、祭祖祈育及避邪厌殃等都有一定渊源关系。这里我们仅就与“石敢当”有一定的关系的,具有避邪厌殃作用的灵石崇拜作一番探讨。“万物有灵论是原始宗教思想发展的最初阶段”。某些岩石所具有的奇特形状、颜色或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都可能被古人赋予灵性。台湾当地土人称神石为“石头公”,把它看作是保幸福、避妖邪的对象。我国羌族地区,流行有白石崇拜。关于白石崇拜的由来,羌人的传说 :古人羌人和戈鸡人战争 ,不能取胜。当时有神梦中指示羌人,要用白石作武器,才能战胜戈鸡人。羌人如言而行, 果然得胜。 但不知此人的形象如何,便以白石代替以供奉之。非洲尼日利亚农村给神石供奉食物以求治病。新几内亚有一种神石,土人认为石里附有精灵,流通影响他物,如放在园圃内,即能增加收获。以上所引均为民俗学资料,就考古学资料来看,也不乏例证,甘肃永靖秦家齐家文化墓地,有不少墓随葬石块,石块有大有小,多呈白色,石块放在死者头部可或身体两侧,有的则围绕在死者一圈。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葬式,大都有石块随葬,少者五,六块,多的达105块。广西南宁地区的史前墓葬,如西津和长塘的不少墓中,流行着用一 、二块未经加工的片石随葬,石块多放于死者头部, 有的墓则在人骨周围用石子圈起。1945年春,夏鼐先生在甘肃临洮寺洼发掘两座墓葬,都有大块砾石随葬。另外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的部分史前墓葬,四川巫山大溪文化遗址的部分墓葬也有石块随葬。值得指出的是,在史前墓葬中或在同一墓区中,随葬石块者总是少数,说明墓主人很可能是非正常死亡,墓葬中随葬的石块很可能是灵石,其目的是借助灵石来镇墓驱邪, 防止死者变成厉鬼作。 下面我们再回到石敢当的探讨上来。西汉史游的《急就章》有“ 石敢当” 之语,唐颜师古有注。前已指出,颜氏注“石”为姓不妥。石敢当的真正含义应当解释为“ 盖即石可当冲也 ”。即灵石可以避邪厌殃抵当一切。石敢当避邪厌殃之俗也可以从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中找到旁证:“河南汝阳彭氏墓路头立一石人,在石兽后。田家老母到市买数片饵,暑热行疲, 顿息石人下小暝,遗一片饵去,忽不自觉。”此事被路人哄传, 说“ 石人能治病, 愈者来谢之”。 又说“头疼者摩石人头,腹痛者摩其腹 ”,“凡人病自愈者,因言得其福力”,故尊那墓前石翁为“贤士”。显然这是人们把石人作为避邪治病象征的一例。这里附带讲一下,泰山山顶碧霞祠院内两通碑,俗称御碑,至今有用硬币摩碑防病之俗。 摩碰御碑者口念道:“ 御碑摩,御碑碰,摩碰御碑不生病。”此俗与上述应劭所记有相似之处,宋仁宗庆历年间,莆田县出土的唐代大历五年(公元770年)的石铭云:“石敢当,镇百鬼厌,百殃,官吏福, 百姓康,风教盛,礼乐昌。”此石铭原埋于宅下,其镇宅之意不言而喻。明清以后,用“石敢当”(或“泰山石敢当”)镇宅或镇巷陌桥道之要冲颇为盛。 《 通俗编》引《继古丛编 》云: “ 吴民庐舍,遇街衢直冲,必设石人或植片石,镌石敢当以镇之。”袁枚的《随园随笔》亦载:“镌今俗为厌胜,树一石于庐所,曰‘石敢当’。“本世纪二十年代邓尔雅先生调查:“粤俗随地有泰山石敢当石刻。大抵其地有鬼物为崇或堪舆家以为形势而弗利居民,借此当煞气耳。以上所引的资料多属南方 , 其实北方亦然。前文引清代王渔洋山人(即王世祯)语“齐鲁之俗,多于村落巷口立石,刻泰山石敢当五字”可证。枣庄市底阁曾发现一块奇特的岩石, 呈红色, 高11米,宽0.65米,厚0.35米,上刻有“镇宅煞鬼,隆庆二年立”字样。隆庆是明穆宗朱载后的年号,隆庆二年即公元1568年。肥城县张庙村亦有“泰山镇石宅”小石碣发现。至此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结论:有关石敢当之习俗,是古代灵石崇拜之遗俗,其作用,无论在何处,主要是避邪厌殃。
或许读者注意到,上述所引资料,有“石敢当”,亦有“泰山石敢当”,而较早的资料只讲石敢当而没有涉及到泰山石敢当,有“石敢当”亦有“泰山石敢当”,而较早的资料只讲石敢当而没有涉到。那么“泰山石敢当”出现及流行于何时呢?“ 泰山石敢当 ”,与“石敢当”又是什么关系呢?邓尔雅先生收集的一侧民间故事讲:相传康熙年间,将军拜音达礼年,以邸中东廊与浮图相向,居者辄不利。适道出江西,因诣龙虎山,乞张真人厌胜之术,甫就坐有赭衣道士跌坐盈西,真人指谓将军曰:“祈此师可也”。因礼拜之。道人曰:“此宅煞细故,以大字镇之当吉。”索纸大书“泰山石敢当”五字。款著纯阳子书。将军惊谢,旋失道士所在,真人曰:“本日纯阳师值殿,公幸遇之,福缘无量哉。”遂奉发南归。勒石东廊, 字径逾尺。见者咸谓出入虞褚间。
宗力、刘群同志提供的广东徐闻县民间传说谓:
康熙年间,数任知县皆到县不几日,即卒于任上。某黄知知其事,携一风水先生同赴任。先生察明系本县一座宝塔之影正落于县太爷公座之上,诸官皆因不能经受宝塔之压力而死。遂于县衙前立石碑,刻“泰山石敢当”五字,谓泰山之力可敌宝塔。此后遂无事。这两则民间故事虽然讲述的有所不同,但有其共同点 : 一是故事均发生在清康熙年间,二是皆以泰山石敢当镇邪。又清初人王世祯(1634年-1711年)谈齐鲁之俗时也涉及到“泰山石敢当”。据此可知,“泰山石敢当”流行于清初,其出现时间可能早至明代。石敢当前加泰山,其用意是借泰山之力以增威。泰山之泰字,古为“太”,也就是“大”,广意的太山就是大山,大山可以压妖镇邪,在古代神话故事传说中屡见不鲜。如《西游记》中的孙猴子(孙悟空),就曾被如来压于五行山下五百年。狭义的太山(大山)是指今泰安市境内之泰山。泰山巍峨高大,为历代帝王封禅告祭之所,是一座神圣的山。汉武帝刘彻赞叹泰山“高矣,极矣,大矣, 特矣,壮矣,赫矣,骇矣,惑矣”。 明太祖朱元璋谓泰山“根盘齐鲁兮,不知其千百里;高耸入云兮,不知几千万仞”。泰山有无量的神威不言而喻,因而在避邪厌殃的石敢当前加泰山以期再增威力不难理解。
明清以后,直至今天,关于石敢当( 或泰山石敢当 )的民间故事传说甚多 。 我们手上掌握的这类民间故事传说,除邓尔雅先生收集的一则及宗力、刘群同志提供的一则外,见诸于文字的还有十余则 , 分别载于近几年出版的《 泰山传说故事 》( 简称《 传说故事》 )、 《泰山民间故事大观》简称《大观》)、《泰山民间故事》简称《民间故事》)、《泰山传说》简称《传说》)、《泰安风物》(简称《风物》)等书。
前文所引邓尔雅先生收集的及宗力、刘群同志提供的两则关于泰山石敢当的民间故事传说,都把石敢当作“石”为基本出发点,它流行的时代虽然不算早(清初),流行地区也不算广泛,但就这两则民间故事传说的深层内涵而言, 其来源是古代灵石崇拜的遗俗——石敢当镇邪厌殃意义的发展。莆田县出土的石铭,特别是石铭中 “ 石敢当,镇百鬼,厌灾殃”数语,对这类民间故事传说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也可以说,这是正宗。另一类是关于降妖治病型的民间故事传说,它是把石敢当当作“人”为基本出发点。《 大观 》所载“驱妖型”二篇,驱鬼型一篇(为降妖治病类的变型)以及《传说故事》所载的石敢当传说,都可划归此类。这类民间故事传说多讲石敢当,既勇敢且又为鬼妖缠身的人治病,显然与清人王世祯所讲的北方人谓石敢当为“石大夫”有关。此类民间故事虽然把石敢当作为人看待但所述故事的深层内涵与作为灵石崇拜的具有镇邪厌殃作用的石敢当不无关连。
第三类是将石敢当附会于五代勇士石敢的民间故事传说。如古月同志整理的《石敢当》(载《风物》)、鲁岳同志整理的《石敢当》(载《传说》)都是如此。宝君、秋水同志整理的《泰山石敢当》(载《民间故事》)言石敢当原名“石钢”,被送外号“石敢当”。 显然石钢之是五代石敢之转音。此类民间故事传说均讲石敢当英勇无敌除暴安良 。 认为石敢当与五代勇士石敢有关者,明清以后不乏其人,清人金綮编修的《泰山志》也讲:“石敢当乃五代时勇士……袖铁槌侍高祖,遇变,遂于左右格斗而死。稽宅经须避方煞,故取名石敢当耳。”石敢当与石敢虽然是两码事,但就石敢当可抵当一切及石敢当英雄无敌而言,多少还是有一点联系的。
第四类关于泰山石敢当的民间故事,一是泰山与石敢当为两挚友型,二是唐太宗被泰山石阻挡型(见《大观》)。 挚友型讲泰山与石敢当原为同窗好友。泰山家庭富裕, 学习刻苦, 考中了举人。而石敢当不但什么也没有考取,反而落到“独自一人在外过流浪生活”。 有一次石敢当讨饭到泰山府,被泰山留住府上,一直以礼相待。数年后,泰山因公务外出,半年未归,石敢当自尊心很强,以为自己住的时间长了,泰山故意躲起来不见,故“永别了”。泰山办完公务回府后,听说石敢当死了,万分悲痛,也自尽了。因为泰山与石敢当情同一人,死在一块,后人纪念他俩,将泰山与石敢当的名字合在一起,即“泰山石敢当”。这则民间故事传说所述侠义之士者,泰山也,而石敢当似乎还是一位胡乱猜疑的小人。“阻挡型”讲:唐太宗骑马上泰山,到回马岭时,一看到马蹄盘,实在上不去了,他又好奇, 非上不行,结果绕着道走,临走时说了一句:“我从长安来,逢山开路,遇水造桥,没有挡住我的,偏偏让泰山石把我挡住了。”借这个音,叫起了“石敢当”。查新、旧《唐书》,唐太宗李世民根本没有到过泰山,当然就更谈不上骑马上山被泰山石阻挡事了。这两则民间故事传说所述所谓石敢当(泰山石敢当),与石敢当的真实由来及内涵、作用差距甚大,与广泛流传的一系列石敢当的民间故事也大相径庭。笔者曾访问过泰山一带的许多长老,均无人知晓何时何地曾流传过这些民间故事,这是否有编造之嫌呢?
综上所述,石敢当是古代厌殃避邪类灵石崇拜之遗俗,与“人”无涉。西汉史游《急就章》中“石敢当”之语,应释为灵石可敌当一切。其后无论是莆田出土的唐大历年间之石铭,还是在桥头巷口要冲及宅舍立植(或埋)“石敢当”之石,其意一也。至于石敢当之前加泰山(即泰山石敢当),始于明代,流行于清代,达于今日,其意为借神圣的泰山以增石敢当之威力。关于石敢当的种种民间故事传说,在深层内涵上, 有与石敢当的有正含义一致,有的部分相关,有的则完全不同。与历史真相有一定距离的民间故事传说之所以能够形成,自有其这样那样的原因。但近来有的同志借整理民间故事传说为名,凭着想象, 再加编造, 使之离历史真相更远, 就未必可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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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伊
来自《长相思·村姑儿》“长歌诗。短歌诗。歌里真情恨别离。休言伊不知。”
“言”字代表着有学识、聪明、讲诚信的意思,而“伊”字体现了人身姿美丽、举止文雅的意思。而体现了男孩言而有信、远见卓识。
二、寒云
源自《南浦·旅怀》“送数声惊雁,下离烟水,嘹唳度寒云。”
“寒”字是指独立、不凡、坚强的意思,而“云”字是指说话、高空的意思,而此名字是指心怀广阔、前程远大、铮铮铁骨的意思。
三、洛浦
取自《满江红·小院深深》“洛浦梦回留佩客,秦楼声断吹箫侣。正黄昏时候杏花寒,廉纤雨。”
起“洛浦”一名,体现了温婉娴淑、温和善良、意气激昂的意思,其中“洛”字代表落落大方的意思,而“浦”字寓意着财富、前途的意思。
四、南陌
提取《诉衷情·出林杏子落金盘》“南陌上,落花闲。雨斑斑。不言不语,一段伤春,都在眉间。”
“南”字代表着朝气、聪明、顺利的意思,而“陌”字体现了男孩高冷霸气的意思,此名字寓意着朝气蓬勃、一帆风顺的意思。
五、维扬
出自《江城子·平沙浅草接天长》“欲上治安双阙远,空怅望,过维扬。”
其中的“维”字寓意着稳重、智谋、丰富的意思,而“扬”字寓意着奋发、上进的意思,而作为男孩名字体现了赞不绝口、多谋善断之意。
《左传》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礼举之,接以大牢,卜士负之,士妻食之公与文姜、宗妇命之公问名于申繻对曰:「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畜牲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晋以僖侯废司徒,宋以武公废司空,先君献,武废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与吾同物,命之曰同」
翻译如下(百度搜的凑合看吧):
九月丁卯日,桓公的儿子子同出生,以太子出生的规格举行了大礼:用太牢大礼接引儿子,通过占卜选择了一个上人,让他抱着婴儿,让他的妻子哺乳婴儿桓公和齐姜以及同姓大夫的妻子给婴儿起名桓公向申繻询问起名的问题申繻回答说:“人的名字分为信、义、象、假、类五种情况用出生时的特征起名是信,用表示德行的词起名是义,用类似的物体起名是象,借用事物的名称起名是假,用和父亲有关的字起名是类起名不要用本国的国名,不要用本国官名,不要用本国山河名称,不要用有关的疾病名称,不要用牲畜的名称,不要用器物礼品的名称周朝人用避讳来奉祀神灵人的名字在生前不需要避讳,死后就需要避讳因此,用国名起名就要废除人名,用官职起名就要更换官职名称,用山河起名就要改变山河的名称,用牲畜起名就不能用作祭祀,等于废除了祭祀用器物礼品起名,就不能用作祭祀和赠送,等于废除了各种礼仪(例如)晋国因为僖侯名叫司徒,而废除了司徒一职(改为中军),宋国因为宋武公名叫司空,而废除了司空(改为司城),我们鲁国因为献公、武公名叫具、敖,而改变了具山、敖山的名称因此,我们不能用大的事物起名”桓公说:“这个孩子的出生,和我同一天,就叫做同吧”
简而言之,起名字要有意义,要适合孩子,要独特,而不只是吉祥话的堆砌,随便按在谁身上都可以用的那种。
1、《黄帝内经》(相传为黄帝所作)
《黄帝内经》是中国传统医
本文2023-08-04 00:40:19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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