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彜族文字的起源〗

    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和成果。同时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它即是人类社会文化继承、发展和传播的重要载体，又是民族文化的凝聚体，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我们谈到文字，往往只是把它看作是一种辅助性的交际工具，而对其文化属性的理解不够深入，因此，也就难以对文字进行深入而全面、正确的认识。彝族文字，作为一种自源文字体系，千百年来一脉相承，显示出它独特而顽强的生命力。彝族文字的产生是彝族人民，也是各民族人民在历史上创造的重要文化成果，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

      “彝文”，彝语自称Su  Na（“书眼”），即文字。明清以来的汉文史料称为“爨文”、“爨字”、“韪书”、“倮文”、“罗罗文”、“夷字”等。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彝文多为毕摩所掌握，故在汉文史书上也称为“毕摩文”、“西波文”等带有贬义或歧视色彩的名称。解放以后，随着民族族称的规范和我国民族平等、语言文字平等政策的贯彻落实，现已把彝族固有的文字统称为彝族文字，简称为彝文。

      关于彝文产生的问题，彝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彝文起源于宗教之说；有天神传授彝文之说；有起源于大自然启示的摹仿之说；有社会需要创造彝文之说；有劳动人民创造彝文之说；有英雄创造彝文之说等等。

    关于彝文产生的年代，有说彝文产生至今有一万年左右的历史；有说大约与仰韶文化同期；有说产生于先秦时期；有说产生于汉代或更早一些；有说产生于唐代；有说创始于唐而集大成于明代。对于这些不同的说法，学术界大都能够接受的是，彝文产生于汉代或更早一些的观点。

    （一）民众创造文字说。

    “人民创造历史”，“劳动群众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和理论。讲到文字的产生，一般来说，文字是人民大众创造的。可是，世界上所有的文字最初都只是由少数专门人员所掌握，文字能够通行于人民大众是很晚以后的事情，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有的文字始终没有走入社会和人民大众的生活。说文字是群众创造的，实际上也只创造了文字的素材（各种符号和图形），把这些符号和图形与语言结合起来，成为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那只是少数或个人的发明创造。各种符号和图形是世世代代人们逐步认识和积累起来的，当然是群众智慧的结晶。但符号和图形用来表音，总是先有少数人或个人的试行和提倡，总不能大家一起动手。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字象其他事物一样，也有一个发明的问题。首先应用表音方法的人，也就是文字的发明者。每个有文字的民族，都有自己象“仓颉”那样的创造者。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留下真实可靠的姓名。如汉字的诞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事件。中国古代传说，“古者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把汉字的创制视为一件感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东汉学者王充也认为汉字的创制是光照日月、功盖天地的宏业：“天地为图书，仓颉作文字，业与天地同，指与鬼神合。”（①王充：《论衡·感虚篇》）可见，中国人很早就已认识到文字的历史文化价值了。

    （二）毕摩创造文字说。

      彝文的产生和发展也经历了从刻木记事——图画文字——象形文字——表意文字等过程。最初把图形和符号整理为彝族文字系统，并用来书写文献的人，是彝族的毕摩阶层，因此，我们认为毕摩是彝文的创造者。各地彝族传说中创造或找到文字的人名字虽然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毕摩。毕摩是彝文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彝文使用者和彝族文化的传播者。毕摩的职业多为家传，彝族谚语说：“毕摩经书祖传给子孙，父传给儿子；诗词由祖宗嚼进子孙的嘴里，父亲嚼进儿子的嘴里”。“工匠的儿子有学工匠的义务，毕摩的儿子有学毕摩的义务。”所以，世代相传是毕摩传承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有拜师学习毕摩的。但是，彝文和彝文经书始终是在毕摩的父子相传和师徒传授的过程中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说毕摩是彝文的创造者，是毕摩把最初的图形和符号整理成彝族文字系统，并用来记录或书写文献的人。

    （三）彝文起源于5000年之说。

        持此论者是陈英和丁椿寿二位先生。在这个方面，陈英在他的《彝族的起源和发展》（贵州日报1982年6月14日、6月28日、7月12日的《贵州民族史话》专栏中，结合彝族的起源问题对彝文

来源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四）古彝文有近9000年的历史，是西方文字的始祖之说。

        这是最近几年来所提出的最新论点，提出之后，引起了学术界和有关专家的极大关注。此论者为湖南省株洲工学院考古学家刘志一教授。

      刘志一在他的《彝文，汉文源头，西文始祖》在（贵州民族报1991年12月16日）的文章提出：“古彝文有近9000年的历史，是西方表音文字的始祖”的理论。这个论据是他在近几年来所出土并且已经公开发表的考古资料和古彝文字资料，以及它们之间的时间顺序和空间传播，还有古文字的原始使用方式和原始民族语言、原始思维特征等诸多方面的严肃考证时候所得出的结果。文章指出：“大家知道，自从西安半坡刻划符号出土并公布之后，已有部分彝族学者和汉族彝学研究专家指出，彝文与半坡刻划符号有同源关系，并将古彝文的诞生时间上推至距今68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代半坡时期。但不久之后，距今7400多年前的甘肃泰安县大地湾遗址彩绘符号、距今7800年前左右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龟甲刻符和柄形石饰刻划符号、距今8200多年的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石饰刻划符号出土并公布。这些古文字材料都可以用古彝文释读。特别是贾湖遗址的柄形石饰上的四个刻划符号“荒野孤魂”，与云南省石林县古彝文完全相同；彭头山遗址的石饰刻符“尼”与彝族古籍所载，彝族先民“尼能氏”的活动时间基本吻合。充分说明古彝文和它们的渊源关系是不可否认的。所以，我把古彝文的创造时间上朔到9000年前。

另外，文章还进一步提出了古彝文是西方表音文字的始祖；彝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彝文与汉文的关系等问题。关于彝文的创始问题，在彝族民间也有各种各样的传说。例如，在四川凉山的传说彝文是由呗阿苏拉吉从洛龙歌布曲乌那里学来的；云南禄劝、武定和新平的传说，认为伯博伯梗根据鸟兽足迹和事物的形象创造了彝文；禄劝、石林、弥勒等县的传说是阿山牧人为统计牛羊的数目和牧场的块数在石头上刻划了许多符号，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彝文；在贵州彝区的传说则古代有三位聪明的吉禄老人，从刻画六种家禽和六种野兽的形象开始，在树上记年，石山记月，形成十二支的符号，后来逐渐发展成彝文等。

        综上所述：我认为，彝文产生的历史年代虽然久远，但目前仍然缺乏远古、上古和中古的文字资料及足够的科学依据，不能简单地或单方面的依靠目前的研究结果断言彩陶刻符就是古彝文或者汉文，或其他民族文字。当然，在这些五彩斑斓的彩陶刻划符号中，有很多种符号确实可以用古彝文辨认、释读，这是事实。我们说它就是彝文，那至少还需要其他研究成果加于旁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如果说彩陶刻划符号是中国古文字的始祖，是汉古文字、古彝文或其他民族文字的原始阶段，以此推论为彝汉文是同源是说得过去的。

    总之，彝文是广大彝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初创到完善，这样慢慢约定俗成的；是彝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彝族文字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沿着他自身的发展规律，已经形成了表意文字体系中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字。它的独特造字法和结构方式，不仅说明它是我国比较成熟的古老文字，而且说明在彝族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文化兴盛时期。

　　彝族彝师毕摩具有多重身份，从宗教职能来看他是祭司，是彝族原始宗教礼仪的主持者，是沟通“人与神”的中介。在古代彝族 “君、臣、师”的政权结构中，毕摩担任着“师”的职责。毕摩通晓彝族文字，是彝族知识分子、经史学者，又是彝族文化的代表者、传承者。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原始公社时期，面对自然界及人类社会中各种不解之谜，彝族先是便把它都归之有神灵在主宰，在这种思维意识中就逐渐产生“万物有灵”的神灵观念。并对它顶礼膜拜，无论是为生者求福，死者安葬，祛邪驱鬼，上观天缘，下降地魔，纳祥求福，拜神乞药，都寄托于介于人神之间作为媒介的毕摩身上，通过毕摩与神灵交往，企求一切能平安如愿。凡人力毛能及的事，皆请从天宫下凡的天神代表毕摩来替人做事。在漫长的社会历史演变过程中，毕摩就成了为彝族社会生活中主持祭祀，禳解崇祸，占验吉凶，主持盟誓以及进行裁判的神灵代表和法力的象征。

　一个具有权威的毕摩，须具备宗教、经籍、历史、地理、历法及星占、医学病理、艺术、宗教仪式、民间口传文学等各方面的知识。历史上，毕摩规范了彝族文字，规范了部分民间习俗，编撰了卷帙浩繁的彝文古籍。同时在彝文经籍插图、绘画创作等方面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毕摩文化博大精深，是彝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数以万计的彝文古籍，内容涉及范围广、学术价值高，是探索民族史、地方史、彝族文化渊源和其它科学研究不可多得的资料，是中华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毕摩经籍，是以毕摩为收集、加工、整理和编撰主体，广泛应用于原始宗教仪式的经文典籍，它反映了彝族传统的世界观、审美观和艺术情趣，是彝族原始宗教信仰的符号载体，是彝族毕摩文化的精髓和核心。

　毕摩做法事，除携带经书外，还要带上法器。毕摩法器主要有：

　法帽-纺织的斗笠，是毕摩与神接触的保护伞，法事必须戴上，每做过一次祭祖大典后要在法帽上订一层薄羊毛毡。在法帽上系一对鹰爪，据说所念之经更灵验。

　法衣-毛织成的特制毡衫，或用丝织品、麻织品制成，有黄、红两色。丧事法术披**，嫁娶喜事法术披红色。

　签筒-彝语叫“维吐”，有上方作龙口形，下方作龙尾形；或签筒头似鸭嘴形，尾似圆形，内装山有签条39根，签条头削尖的代表男，削平的代表女，作占卜用。

　神扇-彝语称“勤克”、“涛秋”，祝福、超度、请神、招神、驱鬼时用，用铜、竹或木做成。神扇上雕刻有鹰像或虎像，或涂上土漆，供毕摩在庄重场合胳膊。

　神铃-彝语称“毕居”、“西株”，作法时唤醒神灵和请神用。为铜制喇叭形，有铜柄或木柄可持摇，用以传送人、神、鬼之间的，信息显法威。

　古代毕摩绘画中有典型的毕摩形象。毕摩作法术时头戴斗笠，身披羊毛毡衫，左手执铜铃，右手持铁剑或柳枝，貌似传说中老子的弟子牧童徐甲。

　彝族古代毕摩绘画是中国古代（下限为清末）彝族先民民间祭司毕摩因宗教活动的需要，以彝族历史文化为背景，以预测占卜人生命运福禄，择日等彝文经籍内容为题材，以彝经为载体，用民间绘画艺术表现手法进行系统生动的图解、释意而再创作的绘画。它有经书系列连环画式的插图，也有散见于经书的零星插图。各图之间既有内在联系，又可独立成单幅画，不受任何形式的约束，形成鲜明的民族特色。表现手法朴实生动、构思奇七、简洁夸张，概括出一幅幅耐人寻味的图画，它是彝族艺术古籍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绘画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 这是“按”钟鸣老师 2009年8月10日发表在《南方周末》的一篇很有重量的考古学意义的中国文明源头到底属于中原还是属于是自古入主统治大西南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彝族（古夷人）问题的文章，文章最大限度地给那些一直固守“中原文明”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国史学界或学霸们一记重击，他提出：“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 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的颠覆性的中华文明起源观。这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不亚于投下一颗重磅原子弹。很值得一读，特此推荐给大家。

☞夏朝历经十四代十七王，足见盛世，不可能没有文字。若有，是什么形态？又在何种范围？

☞三星堆文字自成一体，无论数量、书写方式的多样化，在甲骨文之前之后甚至在夏后夏前，都独领风骚。

☞能否倾听这样一种解释：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后，彝族便迁往南夷高地，却留下辉煌的三星堆？这种假设出的意义，能否解释三星堆文化“历夏商周”这样的绵延性、完整性？

三星堆二号坑青铜C型人

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当

当年，偶遇旅居法国的摄影师曾年，他正为美国《国家地理》拍摄介绍蜀地的三星堆文化，我引他看陋室庋藏的三星堆古玉，闲谈时涉及“中国的……”，曾速匡正，历史上“中国”的说法很晚。这点他是对的。

《礼记·中庸》“洋溢乎中国”，《汉书》“统天下，理中国”……，都指的是中原黄河流域一带。那时一族一国，叫方国，是草昧至周朝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逐渐翦灭而趋统一。这应该是梁任公“中国三段论”中的第一段——即“中国之中国”，然后才是亚洲之中国，最后是世界之中国。

所谓“中国之中国”，也就是华夷互换时期的中国。苏秉琦先生曾诟病历史教育两大怪圈，第一个怪圈就是“中华大统一观”，也就是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则一笔带过。所以，言先秦时期巴蜀尚未入华夏，有些问题，因过去是“入夷则夷，入夏则夏”，四川的族团、方国之治，没什么不同，且六夷、七羌、九氐，民族之多，混杂，繁衍，故复杂性便成为重要特征。民间三星堆玉石器，在越有利解开三代之谜时，则反倒和传统严重地冲突，也说明了这点！难怪李济曾有那著名的论断：“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中国文明的开始》）。由西北方向看，那种把长城以外断送给“异族”固然错误得很，——若再调头往西南方向看，那种把“夷”断送给“华”的做法就同属“卤莽灭裂”。

青铜遂公盨

汉彝学者辨识字符大相径庭

上世纪30年代到目前为止，普遍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官方器物没文字。而彝族学者到博物馆，却能辨识不少古氐夷文字。不光是文字，还有器物、图腾、符号、造像，汉彝学者的阐释都大相径庭。就连汉族学者识别不了公之于世的字符，也为彝族学者阿余铁日所破，他破译过不少民间的玉石铭文。有趣的是，北大语言研究中心有个课题小组正在构拟藏缅古语形态，桥梁是古彝语，而彝族学者构拟三星堆文化，其桥梁也是古彝语，三星堆玉石铭文也就此绕不开了。但，有图文的玉石器，十年来都流布民间，所以，才有了前不久厦门的“三星堆玉石文化研讨会”，由热心的民间赞助发起，有海内外学府大儒参加，想看能不能找到研究的新路。事后经个别媒体“矮化”处理，遂沸沸扬扬，患了“文化”敏感症！

青铜遂公盨铭文

这里的“文化”，牵涉最深的内容，依我看也就是玉石文字。揭橥于世，多在坊间，也就是说没“坑口”，虽有跃跃欲试者，也只能望而却步。说来也怪，红山文化著名的C形龙、保利集团纪禹功的青铜器等国家重器都没坑口，却仍能登大雅之堂，而民间三星堆要拿文字说事却犯众怒，想来该是背景不同，却占了好沽名者的要津，当然虚弱。但民间所发现的两千以上不同的文字——肯定不会有虚弱的表现。有明眼的专家认为，这些玉石文字应该是甲骨文之后，所发现的最具规模的上古文字系统。彝族学者阿余铁日甚至还有“彝文字和汉文字越古越同源”的论证。

“岣嵝碑文”（禹王碑）

甲骨文之前有没有文字

三星堆玉石出土，要追溯到1927年代的燕道诚，故事尽人皆知。其实，真正讲故事的不是燕氏，而是那些围绕玉石器，关注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的人，包括许多外国人，如桑志华、德日进、安特生等。最重要的还是李济在安阳、二里头的发掘，让甲骨文成为最终的事实，让章太炎闭了嘴。李济认为，甲骨文字决不是原始的，无疑在此之前有个很长的历史发展时期。

蝌蚪文龙玺

三星堆发掘，开始非常民间化，1930年代包括董宜笃牧师、军人陶宗伯、好古的罗县长、华西大学美籍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随后才是华大博物馆馆长美籍教授葛维汉、副馆长林名均。通过后者，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也知道了此事，并回了那封著名的信件。信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强调探索四川史前文化和周边地区文化接触的重要性，也谈及甲骨文中就有“蜀”称。没想到，一语成谶，直到现在，多数论及三星堆也都难逃此旧窠，与器物的辉煌不符。

蝌蚪文龙玺印拓（文字未破译）

依笔者陋见，阻碍健康研究略有两个原因：一关乎理念，二关乎器物，两相交恶，又导致更坏的循环，欲罢不能。

所谓理念，就是“中华大统一观”，或“中原文化先决论”。有不少人爱用《蜀王本纪》的“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来证明这点。但就笔者由南到北所见，民间庋藏的抚五弦琴、习族礼、鼓乐舞的造像，足可消“未有礼乐”之说。扬雄言“不晓文字”，因为时代隔膜，不消说他，就是孔子，距夏更近，也曾感慨言夏资料不足。从中看出，论证所需文献之重要，包括典籍，也包括器物。

神龟负洛书玉雕

商周为西方承认，因有甲骨卜辞，而夏朝就得费功夫了，因为没发现文字。为此，一国倾全力又押在了偃师二里头，但除“夏商分界”、“西亳”一类假设，至今还没听说发现了甲骨文之前的文字。而夏不能证，“夷”也就仍然会被“华”给遗忘。可惜，这些关注，因器物之便，又默默地肇始民间，想想发现甲骨文当时的窘况，谁又不能释然。

世界最早的金杖

三星堆之谜关键在文字和图识

从燕氏到现在，民间收藏可分两个阶段：上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为一段落。燕家出土400件，大多流布民间，异地和国外恐怕都有。民国要人陈立夫当时在重庆所得神人面具，就是其中之一。美国芝加哥美术馆收藏了一件捆绑俑。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有三件三星堆玉器，估计是后来流失出去的。包括日本、新加坡东南亚诸国。

说没发现文字恐怕有误，当地文管所就收有铭文的青铜器。二号坑青铜C型人首额头上，有“H”符号，据研究，就是“风”姓氏异体字，也就是古籍所言“ 尧教化及雕题蜀越”中之雕题人的文字，所谓“雕题”，就是额头上刻字者。王家祐从战国至西汉的文物上分别辑录有一百五十余种图像文字，后被称作“巴蜀图语 ”，但和我所见到的玉石文字并非同一书体。

除王家祐、卫聚贤外，研究巴蜀文字的还有蒙文通、李学勤、李复华、童恩正、钱玉趾。王家祐和李复华撰文认为，巴蜀符号具有看图传语的功能，并提出巴蜀方块字与夏有关，是夏人先祖西凌氏文化。钱氏撰有《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的论文，认为巴蜀符号实为拼音文字，和古彝文有关。

1990年代文物开禁，三星堆玉石器也就此不断流向社会，于是进入第二阶段。最初广汉有几个藏家。稍晚，成都的张思勇遂规模最大。外地收藏较多者是北京、深圳、广州和香港。成都、重庆约有三十来位。而首先把注意力引向玉石文字的，是张思勇和梁氏合著未出版的《古蜀玉石文藏品选》，表明民间已清醒意识到，欲破三星堆文化之谜，关键在文字、图识。官方研究器物之缺失，恰恰又是许多人固执己见，无视坊间努力，诋毁民间收藏的恶果。

三星堆古文化遗址

神秘的夏朝龙印

斯拉沃热·齐泽克在《幻想的瘟疫》中谈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日常生活中，其实，有许多外在的表征会直接将意识形态（广义的）物质化为功利性，而我们却熟视无睹，还在那为自以为“突然的发现”幸灾乐祸，其实真相早就在那里了。比如迈克尔·杰克逊的不道德行为（指娈童癖），并非事发过后才暴露出来，而早在《颤栗》和《真棒》两张专辑中就已显露。“潜意识就在外表，并不是隐藏在什么深不可测的深渊中。引用**《X档案》中的一句名言：真相就在那里。 ”（《幻想的瘟疫》）。

借社会学的描述，我们也不妨说，关于夏朝文字，其真相恐怕也早就在那里了。甲骨文是很成熟的文字，之前，必有漫长的演变。若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原始文字到殷商甲骨文，有五千年之多。这点，没什么争议。争论焦点主要是，夏有无文字？有，是什么形态？又在何种范围？郭沫若、徐中舒持怀疑态度，或认为没有。唐兰认为有，因为根据《竹书纪年》、《史记》、《尚书·禹贡》等典籍对夏商两代世系、年数、史事详细的记载，夏应在信史之列，孔子对尧、舜、禹的描述，也并非虚言。《尚书·多士》：“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说明，殷前之夏朝，为典册所载，虽递嬗却关系紧密。更有甚者，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青铜遂公盨，是距今近3000年的器物，其99个铭文，比晚数百年的《尚书》还更早记述了夏禹治水的伟绩。禹真，夏便真，无夏，便无华，此话并不为过。夏朝历经十四代十七王，足见盛世，不可能没有文字，甚至还是相当成熟的文字；故在它之前就有雏形，也就涉及仓颉；再之前，就是伏羲定人道，造书契（包括木板、玉板，书各执一侧谓契，以相考合），画八卦，以代结绳之政，规天为图，矩地取法，龟卜作易……此非文字演变之迹又是什么？后世所留“仓颉书”、“夏禹书”、 “岣嵝文”，也流传甚广，并日渐热闹，盖因能让人更接近夏朝文字的真相。

尤其“岣嵝碑文”（也叫禹王碑），最该注意，并非因为传奇性，而是自明代杨慎等人释读以来，已有不少破译，费时短则数年，长则十来年，释读不尽相同，但主流看法是记大禹治水之功，和三国魏人张揖、北魏郦道元的看法相同，与遂公盨内容近似，只是时间更早，大胆确认为夏朝之物没什么问题。有两点可支撑这种看法：其一，岣嵝碑文就字体而言，为“蝌蚪文”。关于此书体，孔安国在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尚书》的序言中有最直接的描述，真相就在那里，不可不读：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蝌蚪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蝌蚪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

到此，若现在听人断蝌蚪文为夏朝官方文字，称夏篆，姑且为一说，不足怪。只叹南岳岣嵝碑湮没无闻，天下摹刻，也算穷途末路对老祖宗的一种缅怀。蜀地北川西羌禹穴，也有一通蝌蚪体的禹王碑，未知渊源，大震前见考察，湮没只剩二十来字，现在也不知毁塌与否。虽知蝌蚪为虞夏商周书体，却无从考其滥觞之地。

侥幸，东边不亮西边亮，在民间所收藏的三星堆玉石器中，有枚玺印，高达50厘米，长柄为龙爬柱，似乎表现的是一种体高而独的架势。龙首为头，头，就是独，谙寓首始。中国文化首始者，非劳天下而死为社稷者，历数天皇、地皇、人皇，也只有大禹符合这个标准。已故神话学大家丁山先生，著有《禹平水土本事考》，揣摩其意，既然比较巴比伦洪水神话、希伯莱诺亚方舟、印度神鱼教人避洪，中国也该以洪水传说为国史起点。有灾害，就有治害的领袖，非禹功莫属。古代记载之中，“无不泐为禹迹”，《诗经》也好，鼎彝铭识也罢，“自宗周初叶至于春秋中期，数百年间所流传之可信史料，无不盛道禹平水土之迹”（《古代神话与民族》）。前面所言遂公盨可为证明。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大禹故事的流传，“不始宗周，当数典于殷商以前”，自当为夏。

但这和三星堆龙玺有何干系，——丁氏从甲骨文刻辞入手，考“禹”字，龙蛇之属，雨师的象征，“禹为雨神，固矣”。因为“应龙即句龙，句龙即九龙（演为禹霸九州），九龙即九首之虺，九虺即禹。禹就文字本义而言，确龙蛇之类也”。禹为姒姓，姒的篆文颇像“蛇身自环”，此符在三星堆玉石文中常常出现，且能和古彝文对应。很明显，蛇为夏后氏民族图腾，而三星堆玉石造像中，龙蛇又是其主要的图腾符号，就绝非偶然了。闻一多和童书业早就考证论断蜀王“杜宇”即“ 社禹”（见孙作云《蚩尤考，中国古代蛇氏族制研究·夏史新探》），而“鳖灵”即“鲧”，若这成立，那么蜀即夏，而我们今日所见三星堆文字系统也就是夏文字。难怪三星堆令那么多不大捧书的专家晕头转向。

因为二里头和三星堆的相似性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比如，按碳十四测定，符合夏朝的首推两者；器物相似，包括牙璋、铜牌、陶豆、陶盉；部分文字符号相似，而且比甲骨文还早，遂引出另外的话题——如果，这些文字能用古彝文释读，那么彝和夏又是什么关系？能否倾听这样的解释：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后，彝族（谁呢？）便迁往南夷高地，却留下辉煌的三星堆？

这种假设出的衰败，能否解释三星堆文化“历夏商周”这样的绵延性、完整性？比如，约定俗成的文字也能和人一样跑得无影无踪吗？——因为，迄今还没有听说二里头及周围夏朝考古学核心区找到和三星堆玉石文相同的文字。这“夏－彝”话语圈在哪？三星堆文字自成一体，无论数量、书写方式的多样化、在甲骨文之前之后、甚至在夏后夏前都独领风骚——否则怎能解释，那多出来的七百余年？蝌蚪文可能会成为一条线索。

所以，这枚三星堆的龙玺也就不平凡起来。它的纪念性非常明显，似雕塑，而更不像玺印。座四方外凸，底有四字，对照《绎史》中刊布的岣嵝碑文，笔划头粗尾细，委曲蜿蜒，均为标准的蝌蚪文。柱体两侧，座四面均有和蝌蚪文完全不同的书体，夏朝文字传言的混合性也由此呈现。从白化程度看，夏朝之物的可能性相当大。是目前吾国已公之于世最早的印章，说夏朝第一印绝不为过，意义十分重大。这枚国宝级的孤品龙印玉玺，仿佛玉烛，给夏文字及其背景的探索一缕曙光，使我们能追随其后，回到三星堆玉石文字的问题上来。

既然三星堆玉石有了蝌蚪文，二里头没有，龙山也没有，红山、齐家、良渚都没有，那也就不再避嫌言夏。华夏的分界线不是华夷，而是北方文字系统的伏羲、炎黄，与更成熟活跃的南方文字系统——实际上又是北方语系的鲧禹夏后，也就是孙作云所谓的“龙虎斗”——实际上是北方的熊图腾和南方的蛇图腾之战，血缘叠加文字，没文字的东夷也搅和进来（金沙遗址的良渚琮，和西北方向大量的良渚文化玉石说明这点），故有速度之混合。三星堆玉石造像中，我们不难悟出大量龙蛇鸟混合图腾的社会学意义，而标志性的文字事件就是“河图命庖，洛书赐禹”。而这恰恰又被民间所庋藏的另一樽雕塑所证实。

这樽雕塑，为戴冠神人，跣足立台上，双手捧卷轴——也就是神龟负洛书的拟人化表现。因为，在神像背后，镌刻有神龟的图像。最直接的说明，是台基两侧对称性的大鱼图案，印证了《拾遗记》有关夏鲧的描写：鲧因治水无功，“自沉羽渊，化为玄鱼，横修波之上，见者谓为‘河精’”。神龟是河精的使者，以献含治水秘诀的洛书给禹。由语言传说凝固为三维空间完美的雕塑，以人为本，这在红山文化、齐家文化、良渚文化都未发现，弥足珍贵，故为东方玉石文化的杰作。这尊雕塑之所以能为典型器，还在于它首次表现了父系社会“失败之英雄”的沉郁精神，此精神千百年来，混合变形（犹如龙的神话本身），纵横南北，必渗透外省族团的离心力。黄帝轩辕时代，龙马出河图，鲧禹时代，神龟负洛书，于是“圣人则之”，其要义也就全在这里。所以，通过它，我们除了去理解故事的原委，还更应该看清雕塑后面悲剧的叙事性来——那就是大胆的史学家所推断的另一种可能：鲧禹之夏族，也就是蛇图腾部族，先据中原（这点尚难苟同），亡国后（蚩尤被杀）被罚苦役，通过治水，混合三苗九黎及蛇、鸟、猪、鳖四部族，终于再次强大。三星堆玉石文化正是投影在这一背景之中的世界图景，其文字，也将慢慢诉说真正意义的中国本土艺术的渊源流变，而这一切，恰恰是被后来者混淆了，或者说，给遗忘了。

《三星堆之迷》——《巴蜀图文》，例外还有七部令人费解的“古文字”书：《仓颉书》、《蝌蚪文》、《夏禹书》、《红岩天书》、《夜郎天书》、《东巴文书》、《峋嵝碑》。

支嘎阿鲁是出生于现今毕节市境内的古代著名的神话般的英雄人物，在彝族人的心目中相当于汉族人心目中的黄帝。传说支嘎阿鲁在其故乡黔西北曾经沐浴的水泽变成一大神湖，即支嘎阿鲁湖。

水西湖（原洪家渡）是西部大开发拉开序幕的地方，水域面积80多平方公里，是贵州第一大湖。支嘎阿鲁是出生于现今毕节市境内的古代著名传奇式的神话般英雄人物，他在中国彝族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影响和重要历史地位，在中国彝族和彝文化中有极大的影响力。水西湖的“水西”二字虽也是彝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但知名度和形象识别度远不及支嘎阿鲁，以支嘎阿鲁形象命名可大大提升黔西北彝族文化和水西湖旅游的竞争力及传播力。

支嘎阿鲁和水西湖有一定的历史渊源。该区列入国家珍贵古迹名录的《西南彝志》和《彝族源流》等中国彝族古籍对支嘎阿鲁及其事迹有着全面、丰富的记载，从黔西北彝文角度给更名提供了学术支撑。按记载，今天威宁的支嘎山，就是对它的纪念。支嘎阿鲁为日月所生，出生后通体墨黑，后在落折河等（水西湖源）洗浴而变成白色。

支嘎阿鲁与黔西北的彝族历史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黔西北至今还保留支嘎阿鲁命名的织金以那架、果永底，大方的雨龙山等，现在的水西湖周边还居住着龙、卢、张、陈姓等支嘎阿鲁的后代。

水西湖命名为支嘎阿鲁湖后，与赫章县正在运作的将韭菜坪更名为阿西里西山及大方的奢香博物馆共同形成“一山一湖一名人”的大框架，加之丰富的彝族文物古迹，对于进一步挖掘我区深厚的彝族文化资源，升华和拓展彝族伟大祖先支嘎阿鲁自尊、自强、进取的民族文化精神，打造毕节“中国彝族文化圣地”品牌，全面推动毕节地区文化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正如胡克铨先生所说，支嘎阿鲁湖的区位优势和自身的品质决定了它在毕节乃至贵州旅游棋局中的重要地位。从交通上看，正处于毕节水运、航空和高速公路、铁路和县乡油路构筑的大交通网络的中心区域。从景区联动性上看，围绕支嘎阿鲁湖，从中国西部大开发拉开序幕的地方——洪家渡开始，东面和南面连接着“乌江源百里画廊：裸洁河——化屋基——织金洞”的东环线精品旅游区，西面连接着“总溪河——九洞天”旅游区，继而与西线“草海——百草坪——阿西里西山”精品线连接，向北与彝族文化圣地的大方奢香文化旅游区、百里杜鹃旅游带、“北有周口店，南有观音洞”的沙井观音洞、柯家海子、水西则溪遗址等呼应，刚好构成一个宏大的自然风光与历史文化、民族风情有机结合的旅游区。事实上，我区东线旅游的重头戏全都展现在支嘎阿鲁湖的周围。如果把织金、大方、黔西三个文化厚重的古城喻为三个棋盘桩子，那么它们支撑的这一盘棋就是“环中国古彝圣水——支嘎阿鲁湖旅游圈”，就看这盘棋会不会下得引人入胜。在具体操作中，可以推出“环支嘎阿鲁湖国际自行车赛”、 “环支嘎阿鲁湖自驾旅游节”等项目，再借助媒体的文化、山水、探险、摄影、民间艺术等栏目进行宣介，做好这些工作之后，市场的力量将为支嘎阿鲁湖的旅游准备好应有的一切。

据了解，针对支嘎阿鲁湖旅游的基础设施，如码头、公路、风情展示等正在推进。景区内的其他建筑和渔业等正在进行清理规划。一张包含了支嘎阿鲁湖在内的毕节旅游蓝图正在紧张绘制。处在近期旅游热点话题中的支嘎阿鲁湖，将以其旖旎神奇的湖光山色，神秘玄幻的古彝文化，多彩多姿的民族民间风情，吸引更多的目光，将在毕节旅游新一轮的发展中闪现应有的光芒。

　　习俗： 火把节是四川凉山彝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时间为每年农历六月廿四日，家家饮酒、吃坨坨肉、并杀牲以祭祖先。人们穿新衣，开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文体活动，男人们参加斗牛、羊、鸡、赛马、摔跤；妇女则唱歌，吹口弦，弹月琴。晚上把火把在房前屋后游转；第三天晚上成群结队地举着火把遍游山野，火光一片，然后又集中到一处点燃篝火，打着火把，喝酒、唱歌跳舞，一直玩到天亮结束。

　　盛夏，当大凉山绿草如茵，荞子花红遍的时候，四川彝族地区一年一度的盛大"火把节"就来到了。时间一般在农历的6月24日到26日这三天。有时也略有提前或推后，这要由寨子里德高望重的长辈按照古老的记时历法来确定。

　　居住地：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在建国前由于历史的原因，凉山的彝族还处于奴隶制社会发展阶段，内部家支林立，等级森严，实行着人身占有的奴隶制度。其中社会的武装组织和活动，对其古代社会的影响，是今天我们研究古代彝族历史的重要资料。笔者特根据已发现的考古和文物资料，作一点初步的探讨。

　　服装： 过年，是姑娘、小伙子社交的最好时机。小伙子身着镶着花边的黑色窄袖斜襟上衣、多褶宽裤脚长裤，头包数丈长的青、蓝布帕，左前方扎一“英雄结”，左耳戴缀红丝线的红、黄大耳珠，修面无须，威武英俊。姑娘们穿镶边绣花大襟上衣和镶有多层色布的白褶长裙，端庄秀丽。大家相聚，随乐起舞，尽情尽兴。转“磨秋”、“蹲斗”都是具有民族特色的娱乐活动，“磨秋”类似汉族的转压板。选用直径50厘米、高1米、顶端稍小的木柱，取一条相同直径的6米长的横木，中间凿一个圆洞，两端各坐重量相当的一人或二人。落地一方用脚蹬地，使杆旋转，随即做卷身、翻滚、骑杆等动作，十分优美丽又惊险。"蹲斗"彝语叫"瓦布吉则"，雄鸡斗架之意。比赛双方两手合拢于胸前，呈半蹲状态，用肩相撞，手、臂先着地者为输，赛马、射箭、角力等活功为节日增添了更加活跃的气氛。

　　乐器：大三弦是石林地区民间乐器中的大哥大。撒尼人用木桶粗的优质木材锯成理想的长度，掏空成空桶状，打眼装上2米左右的琴柄，蒙上精选的羊皮，装上粗细三根弦，穿一串铁皮挂上，弹拨时发出弦和铁皮颤响声，突出伴间效果。再系上红黄绿三色彩带，一把别有风格的大三弦就做好了。大三弦是在跳三弦舞时，男性身背手弹必备的伴奏乐器。由于只能弹出1-5两个伴奏音，只要稍加训练，人人能弹。跳大三弦舞时，几十把三弦齐鸣，热烈奔放，雄浑有力，很有感染力。“听见三弦响，脚杆就会痒”，这就是大三弦舞的魅力。

　　小三弦形同大三弦，但只有大三弦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大小，小三弦多用蛇皮蒙琴桶，做工精细，弹拨时发出的声音柔美动听，能与其它乐器共奏出优美的旋律。

　　三胡形似二胡，只是三胡多了一个耳一根弦，拉的弓上马尾分成两半，从三根弦中间穿过，调音1 5 I。石林彝族撒尼人、阿细人拉三胡时是站着，把三胡按在腰部边拉边舞。我们常见的是二胡演奏，三胡演奏仅见于石林彝族民间乐器。

　　闷笛形同于竹笛，是自采原料自制的乐器之一。闷笛采用粗长的竹子做成，音色低厚。据说古时候还有人用木头雕成唢呐吹奏。今天我们看到的是铜唢呐，再也没有见过木制唢呐的踪迹。现在的唢呐有三种，长2米一人吹一人抬的大唢呐叫“过山号”和长唢呐，只能吹出浑重的长鸣；与汉族唢呐相同的小唢呐与闷笛相组合，构成喜庆节日中边吹边舞的细乐队。

　　在彝族独特的乐器中，有一种来自天然备受喜爱的吹奏乐器，这是随手可得的树叶。树叶撒尼语叫“排比”。多才多艺的彝族姑娘到山上放牧牛羊或劳动休闲时，摘片树叶子，放在嘴边就能吹出旋律优美动听的歌曲。吹出的歌曲有民歌、流行歌曲。石林旅游中，很多导游都会摘一片树叶，为游客即兴表演吹奏一曲。在地方文艺汇演中，十几名阿诗玛姑娘的“排比”齐奏深受欢迎。

　　传说： 在远古的时候，天上和地上相通，天上的神和地上的人之间可以相互往来。天上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名叫恩梯古兹。这个天神能开天辟地，改造地球，修整天形，还会呼风唤雨。他不仅主宰天上的一切，而且还要掌管地上的一切，经常派人到人间来收租逼债。有一天，天神恩梯古兹听说人间有一个名叫轰挺拉巴的大力士很能摔跤，地球上没有他的对手，恩梯古兹就派天上的摔跤能手斯惹阿比，来人间寻找轰挺拉巴摔跤。于是斯惹阿左就开始寻找轰挺拉巴，当他路过一座大山脚下时，见到路边有一个正在冒烟的小竹笆屋，进去一看，屋里只有一个老妈妈正在忙着烧火煮饭。斯惹阿比想在老妈妈家吃过饭后再去寻找轰挺拉巴，就问老妈妈能否在她家作客，老妈妈答应了他。斯惹阿比等了很长时间都不见开饭，只见老妈妈一直不停地往火里加柴火。一锅饭用大火煮了那么长时间怎么还没煮熟斯惹阿比等得不耐烦觉得有些奇怪，于是就起身把锅盖揭开，他往锅里一看，大吃一惊：锅里哪里有饭，煮的全是一大锅拳头大小的鹅卵石。他赶忙问老妈妈这些石头煮来干什么用，老妈妈告诉他说："这是我儿子吃的早餐。"并指着堆放在屋角的一大堆铁块铜饼似的东西说："这是要煮给我儿子吃的晚饭。"听老妈妈这么一说，斯惹阿比感到既吃惊又害怕，于是就立即起身往外走，老妈妈问他为什么不等到吃完饭再走时，他不仅不敢回答，而且连头都不敢回，看都不敢再看老妈妈一眼，慌慌张张地往回天的路上走。当他走到半路时，遇到了一个左肩扛着一棵大杉树，右手提着一只大老虎，嘴上打着口哨行走的年青人。斯惹阿比暗暗地猜想：这人一定就是那个老妈妈的儿子，吃铁饼石头之人了。的确，此人正是掉跤能手轰挺拉巴。斯惹阿比怕被轰挺拉巴认出他是从天上来的人，就主动让路加快脚步拼命地往天边跑去……

　　轰挺拉日回到家时，他的老妈妈给他说： "刚才有一个说自己是从天上来的年轻人，先是说要作客吃饭，后来饭也不吃就走了。"轰挺拉巴听妈妈说后大怒："嘿!刚才我也在路上遇到一个年轻人，他看到我就主动让路而走，此人肯定是恩梯古兹家的那个摔跤能手斯惹阿比，他可能是找我摔跤的。"还说："多年来我一直想找他摔跤，以决高下，但一直没有机会，今天他主动找上门来，很可惜我不在家。现在决不能让他跑掉，非抓到他拼一个胜负不可。"轰挺拉巴连饭也顾不上吃就追赶斯惹阿比去了。

　　斯惹阿比在前面跑，轰挺拉巴在后面追，一直追到吉勒格俄（彝族民间传说中的"阴阳界"）附近时，斯惹阿比眼看要被轰挺拉巴追上，就连跑带爬地往一棵大叔后面跑去。当轰廷拉巴追到那棵大树跟前时，突然不见了人，轰廷拉巴认为是那棵大树挡住了他的视线，斯惹阿比才跑脱的，就往那大树上发气；他牙巴一咬双手抱住那大树的腰部猛一扭，只听"吧咕"一声巨响，那棵大树被他拦腰扭断在地，轰挺拉巴怒气冲冲地转身回到家。

　　过了一些时候，叫天鸟向天神恩梯古兹告密。那棵大树被轰廷拉巴扭断后，有一天一只小花鸟(彝语称孜孜瓦星扣)看到许多蛆虫从那棵倒卧的树里爬出来，去拣来吃时觉得很好吃。小花鸟自从发现这些虫后，每天只要饿了就去那里拣蛆虫吃，吃饱了就到附近的一个水塘里去饮水，天天如此。这个水塘里住着一只大青蛙，小花鸟天天跑来喝水的情况引起了大青蛙的怀疑。有天当小花鸟跑来饮水时，大青蛙把它抓起来进行查问。大青蛙问道："小表弟，过去我从没有看到你到我的塘里来饮水，近来小什么天天要来这里饮水"小花鸟先是抵赖不说实话。大青蛙再三审问它时，它才重复回答这么几句话： "安尔玛东肯委，依斯依东，安尔玛东肯委，依斯依东"。意思是说：我吃了一些石斗后消化不了，口很渴，所以，只好天天来吃水。小花鸟吞吞吐吐这么一说，大青蛙便哈哈大笑，指着小花鸟的嗉子说道： "既然小表弟不愿意给我说实话，那就不要错怪我蛙大哥心肝不好啰，我只好打开你的嗉子看看了quot;大青蛙这么一说，小花鸟真的感到害怕了，它怕大青蛙真的要打开它的嗉子看，于是把事情的真相如实地告诉了大青蛙。小花鸟对大青蛙讲道： "有一天，天神恩梯古兹家的那位摔跤能手斯惹阿比被轰挺拉巴追赶，眼看要跑不脱时，他便一头钻到了一棵大空心树里躲藏了起来。当轰挺拉巴追来时不见了斯惹阿比，轰廷拉巴认为是那棵大树挡住了他的视线，斯惹阿比才跑脱的，就往那大树上发气；他牙巴一咬双手抱住那大树的腰部猛一扭，只听"吧咕"一声巨响，那棵大树被他拦腰扭断在地，轰挺拉巴怒气冲冲地转身回到家。

　　过了一些时候，叫天鸟向天神恩梯古兹告密。那棵大树被轰廷拉巴扭断后，过了一些时候，叫天鸟向天神恩梯古兹告密。那棵大树被轰廷拉巴扭断后，有一天一只小花鸟(彝语称孜孜瓦星扣)看到许多蛆虫从那棵倒卧的树里爬出来，去拣来吃时觉得很好吃。小花鸟自从发现这些虫后，每天只要饿了就去那里拣蛆虫吃，吃饱了就到附近的一个水塘里去饮水，天天如此。这个水塘里住着一只大青蛙，小花鸟天天跑来喝水的情况引起了大青蛙的怀疑。有天当小花鸟跑来饮水时，大青蛙把它抓起来进行查问。大青蛙问道："小表弟，过去我从没有看到你到我的塘里来饮水，并经常到你这里来饮水，于是它就怀疑我藏着什么好吃的东西。那天它跑来问我：'老表，最近没见你出去劳动，反而吃得红光满面，我每天早出晚归都很难找到吃的，肯定你存有好东西，能否分一点来共同享受'我听它这么一说就撒谎说我因为懒得出去找东西吃，所以饿了只好到青蛙哥那里去饮水，以水来充饥，我的嗉子里装的全都是一些水，没有别的什么好东西，至于我红光满面的问题，那是因为水喝多了的原因。叫天鸟听我这么一说才半信半疑地走了。"

　　大青蛙和小花鸟之间的谈话，没想到被叫天鸟偷听见了。正当它们坐在水塘边摆谈时，刚好被路过此地的叫天鸟看见，于是它便悄悄地隐藏在附近的草丛里偷听。叫天鸟越听越气愤，它火冒三丈边听边自言自语道： "嘿!小花鸟你这个小家伙，你不仅不给我说实话，反而还在背后说我的坏话，今天我非告你不可。"大青蛙和小花鸟谈话刚一完，就只听"噗噗"一声，叫天鸟立即起飞高叫："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叫着往天上飞去……

　　叫天鸟飞到天神恩梯古兹家，把所偷听到的话向天神恩梯古兹告了密，特别是轰挺拉巴整死斯惹阿比的情况一一报告了恩梯古兹。恩梯古兹听完告密后大发雷霆，立即派了一群天兵下来抓轰挺拉巴。当天兵到人间时，老百姓已把轰挺拉巴保护起来了，并且组织兵力奋力反抗，赶走了天兵。

　　天神抓不到轰挺拉巴，又派了一个名叫格圣阿伟的征粮天使下来收缴老百姓的粮食。征粮天使下来征收粮食时，和老百姓发生冲突而被打死。天神恩梯古兹听到他的征粮天使又被地上的人打死了，又羞又怒，于是他就打开天水门发下洪水淹没人类，但洪水很快就被人们战胜了。天神恩梯古兹看到自己屡屡遭到失败，就开始施放害虫，想放害虫来吃光地上的所有庄稼，让人饿死来达到绝人烟之目的。打开天虫门，向人间的庄稼地里放各种各样的害虫，害虫铺天盖地压来。在害虫中，有一种叫补子的害虫最厉害，这种害虫在空中成千上万只粘在一起，成团成饼地猛猛扑下来，一到地面立即散开落到田里猛吃庄稼。

　　当天神恩梯古兹大量撤下害虫危害人间时，地上的人们立即组织起来商量对抗救灾的方法，最后决定用火灭害虫。每家每户点起火把，日夜不停地到庄稼地里去捕烧害虫，在夜间，所有的害虫见到火光便纷纷自投落网，扑火自焚。在人们的艰苦奋战下，灭掉了天虫，保护了庄稼，取得了胜利。为了庆祝和纪念这次以火把灭天虫的胜利，庆贺"五谷"丰收，每年到农历的六月二十四日，老百姓们就点起火把举行游行，以示威风，并举行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在火把表演时口里常念道quot;怪虫滚出去，害虫滚出去，天上飞的用火烧，地上爬的用脚踩，不准你回生，无你藏身地……"等等，这是火把节游行时，民间常咒害虫的歌词。

　　人们热爱火，崇拜火，天长地久，约定俗成，农历六月二十四的火把节就这样世代传了下来，成为彝族劳动人民最为隆重的节日。

　　其次，为什么要在农历的六月过火把节呢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讲，到了六月份田土锄草已基本结束，正值很容易发生病虫害的季节，也正是防治病虫害的关键时节。火把节与灭害虫保庄稼有一定的联系。从季节角度讲，在彝族民间有这样两句话："木库木孜呆，库施木呆。木勒木孜呆，都则木孜呆"。意思是说：过年是划新年和旧年界线的，过火把节是划上半年和下半年界线的。所以把火把节放在六月份来过还包含着划分年中和年末时间界线之意。

　　这是一个彝族民间传说中的神话故事。各民族的一些传统节日，往往是产生于历史上的某一个神话传说或某一方面的宗教活动，或是产生于人们的某一种共同习惯和生产活动。这里所讲的正是以神话传说的方式来反映彝族人民勤劳勇敢，热爱生活，敢于同自然灾害作斗争，敢于反抗剥削和压迫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特别是彝族先民，在很早的古代就懂得使用火来消灭害虫，这可以说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创举!

彝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阿普笃慕是各地彝族同胞普遍认同共同尊奉的彝族人文祖先。

关于彝族的起源，有“北来说”、“土著说”、“南来说”等等，但人类学界、民族学界和考古学界的观点是基本统一的，认为彝族是以西南土著民族昆明族为主体，在与其他部族相互交往、融合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而来的。

昆明族是生活在西南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与氐羌民族同为游牧民族，据《新唐书·南蛮传》记载：“夏处高山、冬入深谷”，昆明族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更换牧场；而氐羌民族则“依随水草”、“毋常处”，不分季节，哪里水草丰美就到哪里去。

据罗平、宣威、峨山、禄劝、武定、双柏等彝文古籍《指路经》所载，阿普笃慕及部族最早繁衍生息活动在滇池为中心的周围地域。

彝学界一致认为阿普笃慕生活于距今2800多年前的蜀洪水泛滥时代。

《西南彝志》、《洪水泛滥》、《祭祖经》等彝文古籍都对阿普笃慕历经洪水泛滥有记述。

据彝族南部方言区彝族古籍记载，彝族父系社会从细德依始，历三十六世至阿普笃慕，遭遇滔天洪水，因阿普笃慕善良诚实而幸免于难。

洪水后，阿普笃慕娶三妻生六子，即慕雅切、慕雅考、慕雅热、慕雅卧、慕克克、慕齐齐。

后来，阿普笃慕的六个儿子发展成古代彝族武、乍、糯、恒、布、默六大部落，原居住地逐步向滇、川、黔、桂、渝五省市区分迁，开辟各自新的领地，史称“六祖分支”。

阿普笃慕与他的六儿子被尊奉为各地彝族的祖先。

武、乍二部从原居住地分移出来后，主要向云南各地迁徙，成为今天居住在云南各地彝族的祖先。

糯部从慕雅热传七代至额阿糯时，从原居住地迁至今昭通与曲靖接壤地带，后辗转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凉山州境内，成为凉山彝族“曲涅部”。

恒部(慕雅卧)后来分为二支，一支迁徙并定居于今昭通，发展成为“乌蒙部”；一支经贵州西北部的毕节地区迁至四川南部的永宁(今叙永)、古蔺一带，发展成为“扯勒部”。

一支从云南昭通渡过金沙江后沿美姑河北上到达凉山腹地，发展成为“古侯部”。

布、默二部向东北、东路发展到今贵州普安、威宁，其后裔发展成为乌撒土司。

成为今居住在贵州大部分地区彝族的祖先。

滇中地区的彝族主体为武(慕雅切)部之后裔，主要居住谷窝(今昆明)、龙朵嘿(即滇池)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慕雅切后裔实阿武的第十世孙皮武古，娶妻耿叩娄益，生下八个儿子，分住四方，征服周围各部落并建立了滇国。

滇国强盛时期，其辖地东至云南沾益、陆良、华宁、蒙自，西到今保山县，北至今云南剑川、姚安、禄劝，南抵红河北岸，即汉武帝时设置的益州郡范围内的各彝族部落。

公元前339～329年，楚威王派大将军庄乔带兵从湖南沿清水江进入贵州境内，并从贵州西部进入云南滇池地区。

后因秦国控制了黔中地区，阻断庄乔归楚之路，庄乔及其所率士兵只得变服易俗，融入当地彝族之中。

这就是古代史上首次彝、汉民族的大融合。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派巴蜀兵击灭滇王同姓部落劳浸、靡莫，迫使滇王归附，建益州郡。

但摄于地方政权的传统势力，仍授滇王王印，由其仍旧统辖当地彝族各部落。

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重要的一员，据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彝族人口有830多万，居住在北起大渡河流域，南到云南国境线，东自乌江，西抵澜沧江的西南地区，约50余万平方公里广袤的土地上。

彝族支系繁多，自称有诺苏、纳苏、聂苏、罗武、倮倮、撒尼、尼泼、阿哲、勒苏等30多种，他称有黑彝、白彝、红彝、彝家、甘彝、罗武、花腰、撒尼、撒梅、阿西、阿哲、山苏、车苏等40多种称谓，全国共有21个彝族自治地方。

红河州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彝族、苗族、傣族、壮族、瑶族、回族、布依族、拉祜族、布朗族

红河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州，有10个世居民族，有241万少数民族人口，少数民族占红河州总人口的575%，民族聚居区占红河州国土面积的98%。

以彝族和哈尼族为主，彝族达10858万人，占总人口的2448%；哈尼族达8086万人，占总人口的1823%。人口超过10万人的有彝族、哈尼族、苗族、傣族、壮族。

扩展资料：

云南红河州的主要少数民族：

1、彝族

彝族古籍文献丰富，全州散存于民间的彝文古籍二千多卷，著名文献有《尼苏夺节》、《彝族创世纪》、《太阳历》等。经典的舞蹈有哈尼族的芒鼓舞、乐作舞，彝族阿细跳月、烟盒舞，苗族芦笙舞等。

经典音乐有石屏彝族的海菜腔等。《哈尼四季生产调》、哈尼族多声部音乐、彝族烟盒舞、彝族海菜腔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民族乐器有彝族的巴乌、口弦，苗族的芦笙，傣族的葫芦丝等。图腾崇拜有哈尼族的祭龙，彝族的祭火、祭山等。

2、哈尼族

哈尼族

哈尼族是云南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

哈尼族有悠久的历史，与彝族、拉祜族永源于古代的诸羌部落。隋唐时期，哈尼族与彝族的先民同被称为“乌蛮”部落。当时，滇南、滇东北的“乌蛮”部落，被成为“南中”、“三十七蛮部”，其中“因远”、“思陀”、“溪处”、“落恐”、“王弄”等七部多为“和蛮”（“和泥”）,为哈尼族的先民。

公元937年，南诏通海节度使段思平曾联合“三十七部”进军大理，推翻了篡夺南诏政权的“大义宁国”，建立了大理国。哈尼族的社会形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基本进入封建社会，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红河南岸的哈尼族地区仍处于封建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过渡的地区。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