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语言学研究辉煌成就之探究

摘 要：较之前朝，语言学的研究在清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无论是在质还是在量上，清代的论著和研究成果都堪称近代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巅峰阶段。

关键词：清代 语言学 古音学 训诂学 顾炎武 戴震 乾嘉学派 段玉裁

对清代而言，语言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前朝语言学研究不足的一种弥补。梁启超说“ 清学之出发点,在于对宋明理学一大反动。” （《清代学术概论》）由此可见，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充当了改朝换代的标志。另外，清朝由于刚刚建立了政权，巩固政权成了首要的任务。于是，清朝初期朝廷采用高压政策，文字狱盛行，导致了知识分子放弃了文学方面的创作与研究，转而投身到古籍之中，复古读经，“都力图从古代典籍中去探求古圣贤的真意, 以矫晚明不学之弊, 学风为之大变”[1] 。梁启超说：“ 清学之出发点, 在于对宋明理学一大反动。” （《清代学术概论》），清代的知识分子对宋明理学的批判直接推动了清代语言学的发展。

清儒以古音学为本，触类旁通，涉足语言学的各个方面，尤其在古音学领域取得了卓绝的成就。他们以科学的方法、严谨的态度、务实的思路和朴实的作风有的放矢地耕耘在语言学这片土地上，他们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富而宝贵的遗产。

一、良好的开端

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这句话用在清代的语言研究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清代语言学研究风气的最大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实事求是, 重证据、重材料, 不主观臆测。梁启超说，“ 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清代学术概论》）以顾炎武为代表的前朝遗老们开创了清代的朴素治学风气的先河，奠定了整个清代语言研究的古朴传统，这些就是清代语言学研究能够取得辉煌成就的最根本的保证。

在明代学者的基础上，清儒着手构建完整的古音体系。作为科学古音学的奠基人，顾炎武以其独到的见解首创了上古韵部的分类。顾炎武认为，“读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他一方面继承了明末学者陈第的古音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他通过对古籍笺释、搜补、辨伪、辑佚并与实际调查相结合、考证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古音。在古音学研究的道路上，顾炎武以筚路蓝缕之功为后代的学者开辟出了一个崭新的平台，他从实际材料出发，从事实上得出结论，纵然“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纵然后代的学者在学术研究上精益求精，做到了更好，但是顾炎武在对语言学研究作出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提到顾炎武就不能不提他的两部堪称清代音韵学和训诂学的奠基巨著——《音学五书》和《日知录》，梁启超是这样评价《日知录》的：大抵亭林所有学问心得, 都在这书中见其梗概。每门类所论的话, 都给后人开分科研究的途径。而《音学五书》更是称得上是清代音韵学研究的源泉，“无人不把开辟的功劳归到顾炎武的身上”。

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清初学者们为后代的学者夯实了语言学研究——特别是古音学研究的基石，他们的为人与治学都为后世的学者们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二、优异的传承

康乾盛世的和谐局面也为学术研究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为后来乾嘉学派的大发展大繁荣做了良好的铺垫。乾嘉时期的语言学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胜景，著名的语言学家有江永、戴震、钱大昕、段玉裁、桂馥、王念孙、江有诰等，语言学名著有《古韵标准》、《四声切韵表》、《声韵考》、《声类表》、《尔雅正义》、《说文解字注》等。

乾嘉时期，古音研究压倒了切韵和审音的研究，占据着语言学研究的主导地位。 何九盈先生认为，“古音学的发展是乾嘉语言学兴旺发达的决定性的原因” 2。乾嘉时期的古音研究是在顾炎武建立的体系上发展起来的。除了有前人准备充分的基础以外，乾嘉学者自身的重视以及“这门学科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获得前所未有的发挥” 3。

青年时代的戴震在其著作《转语十二章序》中就指出：“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这说明他很早就认识到古义与古音之间的密不可分的联系。戴震后来还提出“因声知义”等论点，这给他自己和后来的学者指明了一条研究的方向。

乾嘉时期，古音的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江永在顾炎武的基础上分古韵为十三部，段玉裁分古韵为十七部，王念孙分古韵为二十一部。古韵分部更加细致，加上戴震和孔广森的古音对转理论的提出，这一切都为古义研究营造了良好的条件。

乾嘉时期的古义研究与古音研究达到了相同的高度，古义研究以段玉裁和王念孙为代表，他们秉承顾炎武的务实方法，在研究的道路上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

段玉裁历时十九年而著就的《说文解字注》虽然在今人看来有不少偏颇和错误，但就当时来讲已是很大的进步。段氏《说文》直承戴震形、音、义互求的研究方法，他阐明了许慎的编撰体例，并能够以语言学理论观点为依据从整体上分析语言、文字的形、音、义，并提出规律性的认识。此外，段玉裁还在词汇学研究方面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

与段玉裁同出戴门的王念孙笃好经术，著作不多，有《广雅疏证》《读书杂志》《释大》等。 王念孙的主要成就表现在三方面：首先，“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其次，注重研究复音词，对汉语复音词的内部语义构成作了深入分析，分出了其中具有同义语素的一类，即“连语”，揭示了“凡连语之字，皆上下同义，不可分训”的本质特征。第三，归纳与演绎相结合，揭示了许多修辞条例和语法规律，特别在虚词训诂方面功不可灭。

三、后代的传续

道光往后，清朝的统治逐渐走上了下坡路，这段时期内的语言学研究也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但他们在整个的研究范围上并没有突破前人的研究领域，而且晚清的学者们依旧保持了自清初传承下来的朴学的思想和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他们着重做到因声求义、注重考源溯流、力求旁征博引。

有“道咸之冠”之称的俞樾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朴学之风，他提出和使用的一些思想和方法对晚清训诂学以及后代训诂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已经注意到了词义和训诂的联系与区别,注意到词的存储义与使用义的区别，认为训诂要“随文释义”。他在训诂实践中反对附会穿凿,追逐新奇的做法,认为只要训诂可通,符合文意即可。

作为晚清实训派训诂的代表人物，俞樾提出了以子证经的训诂方法，他还破通假、求同源、通语法、辨语义求训诂，此外在训诂实践中，他大量运用转语理论、右文理论等。

总而言之，清代的语言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卓著的成就是与清儒们对语言学研究的重视，与清儒们的科学、正确的方法，与清儒们脚踏实地、朴实的治学作风以及他们有的放矢、突出重点是密不可分的。

摘自新浪网友，谢谢。

台北故宫博物院办过一次 “宋代花笺特展”，展出了二十多件宋代笺纸。让世人领略到，信笺除了内容，其形式，也有着遗世独立的审美。

如果把宋徽宗《池塘秋晚图》局部放大， 笺纸花押处，可见若隐若现的卷草纹饰，还细细涂上云母状发光物质，随着角度不同也有着缤纷色彩，典雅华贵。除了为人熟知的霸气花押 “天下一人”，这张砑花笺纸，也是帝王的专用物品，代表着宋代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

1️⃣

笺，是古代对精美加工纸的统称。供写信或题诗等用的小幅笺纸，称为信笺，也称诗笺。

花笺，又称“彩笺”，纹样与颜色各异。一般尺幅较小。后世把带有纹饰的大幅纸张，如对联纸，也归入花笺之列。有染色、加蜡、砑光、洒金、描金、泥金、彩绘和雕印等工艺。精美典雅的木版水印花笺，为明清以降的文人墨客所珍爱，但其发端，在早远的东晋。

纸张出现之前，中国人主要的书写材料是简牍，即竹简和木牍。书写后束绳封泥盖印，完成一“封”信，也是“尺牍”一词的由来。

东汉蔡伦造纸，但尺牍的称呼沿用下来，不过笺纸还要稍晚。直到雕版印刷术出现，以枣木或梨木反字刻版，刷墨印纸，从而形成书页。成语“付之梨枣”，就是指书稿雕版印行；我们把稿件交付刊印雅称“付梓”，也是历史承袭，在木板上刻字叫“梓”。

花笺有了新的发展。

唐笺香艳，五色相争；有才女薛涛裁纸为笺，以适应绝句的四言篇幅。采芙蓉红花为染，压平阴干，将花瓣洒于笺上，是为薛涛笺，也称桃花笺、浣花笺、红笺。

宋笺清雅，素纹暗涌；最爱砑花笺的苏轼，《久留帖》中，花卉纹样依稀可辨；《屏事帖》，几何图案排列有序；而《获见帖》更是布满牡丹草纹，凤鸟穿梭，奢华而低调。

明代发展了彩色的套版印刷，第一块木板印出线条，第二次印红色，第三次印绿色部分…，称为饾（dou）版套印，更出现了图案凸起的拱花。有了批量印刷的技术，文人的审美情趣勃发。除了尺牍，花笺书信涌现出更多美轮美奂的称呼：尺素、雁书、鱼书、鱼素、朵云……

因为文人雅士往往自己设计制作花笺，高雅不入俗流。不仅用来书写绘画，也是传统艺术的载体。

郑振铎先生的描绘：“浅深浓淡之间，毋苟毋忽，虽一丝一叶之微，罔不目注手追，惟恐失样，用力之重轻，点色之缓急，意匠经营，有逾画家。” 是在民国二十三年，重镌付印《十竹斋笺谱》时，对于古人苦心经营，留下的感慨。他还和鲁迅先生辑印了《北平笺谱》，亦是精益求精。

2️⃣

一、要谈花笺，还得先说说纸。

作为四大发明之一，东汉出现以树皮、旧麻布和旧鱼网为原料的“蔡侯纸”，以蔡伦名世。之后皮、竹、草等均用以造纸。根据原料的不同，大致将古籍花笺用纸分为三类：

麻料纸，麻料纸的原料有苎麻、大麻、亚麻等，统称麻纸。始于西汉，盛于隋唐，衰于宋元，绝于明清。麻纸面无光，纤维束较多，易着墨，纸质韧性强，抗老化亦强。

皮料纸，原料主要楮是树皮、桑树皮、青檀皮等。始于东汉，逐渐取代麻纸，产自浙江、安徽、河北等地。纸质较细、制作精良者为绵纸或宣纸。而纸质稍粗，纤维束较多者为皮纸。

竹料纸，始于宋代，南方竹料是其主要原料。因为成本低，一经出现即取代皮纸。竹纸纸薄适中，有黄白两种，以淡**居多。面平滑，背稍涩，夹有沙粒和草棍，韧性差而脆，帘纹宽窄都有，随年代变化为二指至一指左右。

二、历史上比较著名和常见的纸张：

薛涛笺，相传为唐代才女薛涛设计，是一种便于写诗，长宽适度的花笺。原用作写诗，后亦为信纸，甚至官方国札也用，流传至今。

澄心堂纸，相传为南唐后主李煜制，蔡襄有著名的《澄心堂纸帖》，梅尧臣也赞之“滑如春冰密如茧”，可见在文人心中的地位。

金粟纸，始于唐代，采用黄蘖染色，两面加腊砑光而成，是专门用来摹写佛经的名纸。宋时演变成一面加腊砑光的金粟山藏经纸，源于印经盛行，为满足需要，在歙州专制“硬黄纸”。而因海盐金粟寺抄经极多，“金粟笺”便沿袭下来。质地硬密，光亮呈半透明，有浓淡斑点。防蛀抗水，虽历千年，犹如新制。

谢公笺，宋初谢景初创制，是经过加工的染色纸。谢氏受薛涛笺启发，在益州制造“十样蛮笺”，即十种色彩的书信纸。色彩艳丽，雅致有趣，有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十种，与薛涛笺齐名。

高丽纸，又名韩纸，古高丽国所产之纸。以棉茧造成，色白如绫，坚韧如帛，用以书写，发墨可爱。多为粗条帘纹，纸纹大，厚于白皮纸。我国书写高丽纸，大部分是桑皮纸，清乾隆时有仿制的高丽纸。

水纹纸，又名“砑花纸”。迎光能显出帘纹以外的发亮的线纹或图案。制法有二：一为在纸帘上用线编成纹理或图案，凸起于帘面，抄纸时此处浆薄，故纹理发亮而呈现于纸上。其二为将雕图案的木模，用力压于纸面呈现。现代带水纹的证券纸和货币纸，多据此制成。

开化纸，又名桃花纸，因产于浙江省开化县得名。虽薄而韧性强，有帘纹而不明显。始于明代，大量应用于清初至乾隆年间，列为名贵纸品，专供清内府、武英殿及扬州书局印书。

连史纸，是明清著名一时的精良竹纸，以嫩竹为料，又称竹料连四纸。产于福建和江西两省，色洁白，面光滑，背稍涩，没有草棍和毛屑粘附，帘纹约一指。多见于乾隆以后的书籍，为现代古籍修复的必备纸。

3️⃣

文房用纸之精品，笺纸也，其最妙者，为花笺也。独具一番情调，常用于赋诗唱和、鱼雁往来。

花笺的使用在晚清民国达到巅峰。这组翁同龢尺牍，色彩斑斓，美不胜收，令人神往。

晚明之后的花笺，多集结成册为笺谱，融书画、篆刻和印刷为一体。便于笺扇庄售卖时展示。以《萝轩变古笺谱》、《十竹斋笺谱》和文美斋《百花诗笺谱》最为著名：

《萝轩变古笺》，明代吴发祥刻印于天启六年（1626年），是目前传世笺谱中早的一部，堪称古代拱花笺谱之首，是中国早期木版彩印精品。

笺谱由明代颜继祖辑稿，吴发祥刻版，上、下册。上册有颜氏自撰小引三页、列画诗、筠蓝、飞白、博物、折赠、琱玉、闘草、杂稿共八目；下册八目，分别为选石、遗赠、仙灵、代步、搜奇、龙种、择栖、杂稿。

《十竹斋笺谱》，明代胡正言刻印于崇祯十七年（1644），是中国水印木刻的巅峰之作，运用饾版”和“拱花”，成为世界印刷史的亮点，被视作“彩色套印版画的开端”。内有“清供”“华石”“博古”“画诗”等，近三百种图样，蔚为大观。鲁迅先生称之为“士大夫清玩文化之最高成就”，也对日本浮世绘，乃至近代西方艺术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百花诗笺谱》，套装2册。光绪壬辰（1892）年，天津纸局文美斋延请张兆祥，绘制《百花诗笺谱》画稿，刊布发行，成为我国古笺谱的代表作之一。每幅绘有各种花卉，姹紫嫣红，绚丽多姿。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鲁迅和郑振铎在琉璃厂，遍求花笺三百余种，1934年合编《北平笺谱》。线装一函六册，沈兼士题签，鲁迅作序，印二百套。

每一张花笺，都是一枚精湛的艺术拓片，浓墨染玉笺，是道不尽的情愫与情怀。旧时文人的雅趣，心向往之。不过笺纸之美，随着笔墨的远去，也渐如紧锁深闺，令人唏嘘。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全文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