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中引用古籍文献标注方式如下：

1、刻本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选项）/版本、页码。部类名及篇名用书名号表示，其中不同层次可用中圆点隔开，原序号仍用汉字数字，下同。页码应注明a、b面。

2、点校本、整理本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选项）/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页码。可在出版时间后注明“标点本”“整理本”。

3、影印本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选项）/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影印）页码。可在出版时间后注明“影印本”。为便于读者查找，缩印的古籍，引用页码还可标明上、中、下栏（选项）。

4、析出文献

标注顺序：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集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集题名/卷次/丛书项（选项，丛书名用书名号）/版本或出版信息/页码。

5、地方志

唐宋时期的地方志多系私人著作，可标注作者；明清以后的地方志一般不标注作者，书名其前冠以修纂成书时的年代（年号）；民国地方志，在书名前冠加“民国”二字。新影印（缩印）的地方志可采用新页码。

6、常用基本典籍，官修大型典籍以及书名中含有作者姓名的文集可不标注作者，如《论语》、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全唐文》、《册府元龟》、《清实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陶渊明集》等。

7、编年体典籍，如需要，可注出文字所属之年月甲子（日）。

分类: 社会民生

问题描述:

功与过结合，多一点

解析:

秦始皇的功是把春秋战国分裂了4、5百年一下子统一了，还统一了文字，钱币，度量衡。这是他的功，而他在后期有坟书坑儒把当时的好多的对现在有用的书籍都烧毁了，这就是过了，所以在我们学历史的时候对他的评价是功大于过，其实他还是个很有能力的人，要不也不能统一六国，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我很喜欢这个历史人物，虽然他很残忍，但是他的功是不可磨灭的，也为以后的发展起了一个推动的作用不要误导新来的朋友，秦始皇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统一六国天下，滥用民力，大兴土木，留下长城兵俑。这些都是事物的两面性，不好说对或是错。至于焚书坑儒，不过是听了法家李斯的谗言，烧了百家诗书（但保留了医学、占卜、农业的书籍），杀了数十个鼓吹分封制的儒生。比起满清大兴文字狱、编纂四库全书，毁灭、篡改中华文明典籍，扼杀文人独立思考的能力，摧残人民反抗的意志，不断为人民灌输奴性，苟且度日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 四库热可以休矣● 苏 启 戈 ● 近年来颇有一股四库热高烧不退。不但介绍和评价清修四库的言论文章屡见于报纸、杂志、电视和网站，连大部头的《四库全书》也变着头脸地一出再出。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今年就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新一版”精装本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鹭江出版社推出的线装本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以及商务印书馆推出的精装本和线装本两种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真有点铺天盖地的气势。 如今是市场经济时代，那些唯利是图的书商出什么，跟风炒作的媒体说什么，当然无须较真。但是，在这股四库热中，也有一些顶着“国学大师”、“学术泰斗”、“权威学者”桂冠的人煽风点火，他们为了颂扬清修四库和吹捧《四库全书》，不惜颠倒历史的黑白，混淆学术的是非，这就让人不能再置之不理了。 据“大师”、“泰斗”和“权威”们说，清廷修纂《四库全书》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大总结，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化盛事。事实真是如此吗？根据《东华续录》所载乾隆帝在四库开馆后的几次上谕可知，清廷修纂《四库全书》怀有险恶的政治企图，就是要借修纂四库、搜求遗书之机，查明幷销毁不利于其统治的前代和当代典籍 ，也即所谓“寓禁于征”。乾隆三十九年诏谕各省督抚搜求遗书时要严查“明末国初悖谬之书”，特别指出“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辞，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幷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至于其它书，凡“字义触碍，亦当分别查出奏明，或封固进呈，请旨销毁；或在外焚弃，将书名奏闻”。在乾隆四十三年上谕中，更严令限期二年收缴所有“违碍”之书，“至二年期满后，仍有隐匿存留违碍悖逆之书，一经发觉，必将收藏者从重治罪，不能重邀宽典”。在此 之下，大批明末清初的典籍被销毁，其有据可查的全毁之书有二千四百五十三种，抽毁之书有四百零三种，合计约三千余种。如果加上复本，销毁总数当不下于十万余部（见清姚觐元《禁毁书目四种》）。而且毁书之后，又毁其版，从乾隆三十八年到四十六年之间，先后销毁书版六万八千多块，致使许多珍贵典籍由此绝种 。 伴随毁书运动，更将矛头指向作者，大兴文字狱。据统计，在清廷修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锻造的文字大狱就有四十余起。其中著名的如乾隆四十年的金堡案，因其所著《偏行堂集》诗文中有反清字句，不仅销毁其所有著作，而且牵连为其书作序的高纲父子；又如乾隆四十二年的王锡侯案，因其所著《字贯》擅改《康熙字典》又不避圣讳，将其所有著作全部销毁，又杀其子孙七人；再如乾隆四十三年的徐述夔案，因其诗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邦”之句，被指为反清复明，不但其著作全部销毁，且将其人剖棺戮尸。一次又一次空前严酷的书毁人亡惨剧，致使数十年后的读书人仍为之心悸色变，所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龚自珍已亥杂诗）。近人章太炎在《哀焚书》一文中回顾此段历史时说：清廷“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虽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议毁。及夫隆庆以后，诸将相献臣所著奏议文录若诸家丝帙寸札，靡不然爇”，“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近人孙殿起在《清代焚书知见录》中亦慨叹道：“各书多有未经镌刻只系传抄孤本传留者，如黄宗羲辑《明文案》一部五十本，采集可谓繁富，竟因销毁而散亡。此外如明末之史书、清初之小说戏曲等，亦多因查禁而失传。至于其它所进各书，凡未经刊刻而湮灭者，尤不知凡几。且由于当时专制 ，影响所及，有着书在禁毁之例者，以后修地方志、编辑史传者，即其人名及地名都予删除，因而哲人学士泯没无闻者，殆不可胜道矣。”无数事实说明，清廷修纂四库幷不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大总结，而是一次大清洗；幷不是空前绝后的文化盛事，而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又一次文化浩劫。 “大师”、“泰斗”和“权威”们又说，《四库全书》保存了大量的文化典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笔者曾对《四库全书》做过认真的核查，发现至少有六个方面的严重问题：其一，著录失当。《四库全书》共收书3461种，有一百二十多种是所谓御制、御批、御注、钦定、敕纂的书，其中多数没有价值或价值不高，如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人的诗文集以及歌功颂德的千叟宴诗等等。相反，另有多达数千的价值很高的书被摒弃在外，如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李贽《焚书》等等。其二，肢解典籍。《四库全书》中许多书因其中有“违碍”内容，被无端抽出数卷、数篇销毁，使之成为肢体不全的残书。如黄宗羲《明文海》，抽毁其中涉及晚明史事的118卷；又如冯可宾的《广百川学海》，抽毁其中涉及满洲史事的《建州考》、《夷俗考》等5种；其三，删改内容。《四库全书》中大量书因其中有“违碍”字样，被肆意挖补、窜改，甚至不惜颠倒次序，变易意义。如将《黄氏日钞》、《桯史》、《茅亭客话》、《老学庵笔记》等书中的“蛮夷”、“夷狄”改为“中外”、“外裔”，将“胡”改为“金”，“虏”改为“敌”，“贼”改为“人”，将《嵩山文集》中的“金贼何其厌，敢肆求黄金重币”，改为“我之所以奉金人者，黄金重币”等等。其四，底本欠佳。《四库全书》中相当多的书未能找到最好的版本做为底本，有的是因为当时未能征集到，如张燕公文集所用二十五卷本缺佚不全，而有宋蜀本三十卷足本未能得到；太白阴经所用为八卷残本，另有影宋抄十卷足本未能得到 ；还有的是已经采进到而未能择优选用，如《四库采进书附录》所指出的：“明朱睦□《五经稽疑》四库据浙江进抄本着录，窜改卷第，非复旧观，而江苏所进自有八卷刊本，孤帙仅存，不知何故取彼舍此也。宋赵汝愚《诸臣奏议》、唐黄滔《黄御史集》幷注明天水旧椠，如此佳本有裨校勘者 ， 不知又何故不取也”。其五，辑录失误。《四库全书》在辑佚方面有严重失误。如《元和郡县志》缺七卷半，而“（永乐）大典中有可校，董其役者以烦重不付”。又《太平寰宇记》缺113 — 119卷，当时永乐大典各条之下仍可录出足本，但也未能校补，以致留下永久缺憾。而已经辑录的书又多有遗漏，有人据现存永乐大典详查《四库全书》别集类辑录之书，发现不存在漏辑问题的仅有八种，“种数漏辑率竟达百分之九十五”（栾贵明《四库辑本别集拾遗》）。其六，抄写讹漏。《四库全书》全部手抄，抄后未能认真校对，以致错讹百出，缺卷缺页缺书屡见不鲜。乾隆五十七年查出文津阁本经部书中空白和错误一千多处，乾隆五十九年查出文源阁本《盐铁论》漏写卷末杂论一篇，道光四年查出文澜阁本《大学衍义》卷五十八缺二十页，《书画汇考》卷十缺120页，《藏一话腴》缺外集2卷，《遗山集》缺附录1卷，民国十八年查出文渊阁缺抄《司空图诗品》、《卫生十全方》、《郑敷文书说》等九种书计30卷。张之洞有诗云“乾隆四库求遗书，微闻写官多鲁鱼”，应该说是蛮客气的批评。综上所述，可知《四库全书》的学术价值是大可商榷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四库全书》哪里是在保存典籍，正如鲁迅所抨击的：“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 当然，把清修四库和《四库全书》批得一无是处，也有欠公允。无论清修四库的主观意图如何，《四库全书》在效果上还是有贡献，这个贡献就是收录了五百种左右的珍本秘籍。这些珍本秘籍有的是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等书中辑出的亡佚已久的唐宋元人著作，如《蛮书》、《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有的是采自宋元旧刊精刻的善本，如《唐百家诗选》采用宋干道中倪仲传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采用宋绍定旧刊本，《资暇集》采用钱氏也是园蔵南宋刊本、《嘉佑集》采用徐干学传是楼蔵宋本等。民国时有人编了一部《四库全书珍本丛书》，专收《四库全书》中此类书，影印以广流传，算是做对了。其实我们今天应该做的，正是这种取其精华的事，而不是把85%左右都是经过肢解和删改的伪古书的《四库全书》再拿出来一印再印，幷进而赞美之，吹捧之，完全忘记了清修四库带给民族文化的灾难，泯灭了一个文化人应有的良心。 乾隆时抄了七部的《四库全书》，经过太平军和八国联军的大火，还剩下四部，保存在北京、兰州、杭州和台北的公共图书馆；另外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商务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600套，上海古籍出版社翻印台湾商务版《四库全书》1200套，总计有1800套左右的《四库全书》流传在民间。应该说对于了解清修四库这一场文化浩刼和传播《四库全书》中五百种左右的珍本秘籍已经足够了，再也没有必要浪费有限的社会资源了。四库热可以休矣。

如在苏州市方志馆馆藏的4300余种旧志中，《中国地方志集成》就占了一半多。在90年代初期，苏州市方志馆尚未成立，刚开始我们只从书店订购了与苏州有关的府志、县志15册和乡镇志9册，给价最多八五折。 1995年底，随着苏州方志馆的筹建，我们意识到，既然是方志馆，那么最起码本省的志书要买齐，因此，我们直接与江苏古籍出版社发行部联系，希望配全上述两套《集成》，得到的答复是：不拆零，但尚各有两套整的，要么整套买。想想毕竟是离出版时间5年过去了，能够找到全套也实属幸运，再说当时也正好拨下来50万筹备经费，苏州的志书多备一套也是需要的。于是就买来了全套《中国地方志集成》之《江苏府县志辑》和《乡镇志专辑》。

十多年来，光这部《中国地方志集成》，就买了25辑总计1054册2251种，其中包括江苏古籍出版社（后改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江西府具志辑》87册99种，《乡镇志专辑》32册254种，《上海府县志辑》10册22种，《西藏府县志辑》1册19种，《江苏府县志辑》68册109种，《浙江府县志辑》68册123种，《安徽府县志辑》63册88种，《福建府县志辑》40册79种，《湖南府县志辑》86册110种，《湖北府县志辑》67册113种，《广东府县志辑》51册109种，《山东府县志辑》95册180种，《山西府县志辑》70册173种，《黑龙江府县志辑》10册32种，《吉林府县志辑》10册49种，《辽宁府县志辑》23册55种，《陕西府县志辑》57册173种，《甘肃府县志辑》49册104种，《宁夏府县志辑》9册13种，《青海府县志辑》5册16种；上海书店出版的《北京府县志辑》7册17种，《天津府县志辑》6册8种，《河北府县志辑》73册162种，《海南府县志辑》7册18种；巴蜀书社出版的《贵州府县志辑》50册126种。

在这个《中国地方志集成》里，大陆已出版的除了四川省辑（含重庆）因断货未买外，尚有内蒙古、新疆、广西、云南、河南5个省未出版，可以想见，假以时日，苏州方志馆将凭藉这套丛书，收全中国主要府县州的旧志书，那将是一个庞大的地方历史文化记忆载体，内含全国各地的历史信息，可资利用和研究。从已出版的各省府县志辑来看，收录最多的山东辑为95册180种，最少的西藏辑只有1册19种。

中国古代史籍中的“正史”，除了历朝历代朝廷中正式由史官记载的历史以外，由于中国的幅员辽阔，东南西北各地州、省、府、县，甚至一城一乡也都有正式记载当地各种大事的历史文件，被称之为《地方志》。这种地方志不但是由地方上正式的官员来主笔记载，随时要呈报给地方首长知道，而且如果发生了重大事件，还要层层上报，甚至启奏皇帝知晓，而其中发生在地方上特别重大的事件也会再次重复被记录在朝廷的正史之中；譬如重大的水、旱灾及地震等等的自然灾害。所以，中国历朝历代以来各地的《地方志》也属于正史的范围。

在中国正史中，如《古今图书集成》、《竹书纪年》、《史记》、《资治通鉴》、《二十五史》以及各地方府县志等所记载的“不明飞行物事件”约有1000件。远在4000年前就有幽浮事件的记录，可说是世界最早的“外星人到地球的相关证据”，按年代顺序的事件范例十二则，叙述如下：

夏帝八年，“十日并出。”《古今图书集成卷·十九》。

商帝辛四十八年“二日并出。”《古今图书集成·卷十九》。

汉昭帝元平元年，“有流星大如月，众星皆随西行。”《汉书·昭帝本纪》。

晋愍帝建兴二年正月辛未，“辰时，日陨于地。又有三日，相承出于西方而东行。”《晋书·愍帝纪》。

唐宪宗元和九年正月，“有大星如半席，自下而升，有光烛地，群小星随之。”《新唐书·天文志》。

宋太宗端拱元年闰五月辛女，“丑时，有星出奎，如半月，北行而没。”《宋史·天文十》。

金哀宗正大三年三月庚午，“有气微黄，自东北一亘西南，其状如虹，大有白物十余，往来飞翔，又有光倏见如二星，移时方灭。”《金史·天文志》。

宋恭宗德佑元年二月丁亥，“有星二，斗于中天，顷之，一星坠。”《宋史·天文十三》。

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十一月，“有星如剑，横亘西北，赤如血，声如火，气如烟。”《清乾隆·广东潮州府志》。

明神宗万历三十年秋，“夜有星如卵，光散照地，后随小星二，复有大小二星飞行梭织。”《清乾隆·安徽铜陵县志》。

清高宗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中，“二更，见天南方有物大如牛，渐如山，色红烛地若昼，逾时灭。”《清朝·贵州遵义府志》。

清德宗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夜，有火星飞行半空，来自北而南，其形如盘，光如电灯，一时先敛而没。”《民国·河北枣强县志》。

其中第一例句：“十日并出”，是在公元前1914年的记载，距今将近4000年，流传成为“后羿射日”的神话。这个“十日”，似非太阳，若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应是“十个如太阳大小的明亮发光体”，这就是世界上正史中，古代最早的幽浮事件的记录。上述范例中，所谓“日”、“月”、“星”、“光”、“火”都可以看成幽浮。另外有清末民初上海《申报》出版的新闻性画刊——《点石斋画报》曾刊载一些异象，其中有些属幽浮现象，下面的《金陵赤焰腾空》即其中之一。这类图文并茂的记载仍有许多篇，可见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许多天外来客的正式记载。

《金陵赤焰腾空图》。清代画家吴有如晚年作品中有一赤焰腾空图，画面是南京朱雀桥上行人如云，皆在仰目天空，争相观看一团团熠熠火焰。画家在画面上方题记写到：“九月二十八日，晚间八点钟时，金陵（今南京市）城南，偶忽见火毯（即球）一团，自西向东，型如巨卵，色红而无光，飘荡半空，其行甚缓。维时浮云蔽空，天色昏暗。举头仰视，甚觉分明，立朱雀桥上，翘首踮足者不下数百人。约一炊许渐远渐减。有谓流星过境者，然星之驰也，瞬息即杳。此球自近而远，自有而无，甚属濡滞，则非星驰可知。有有谓儿童放天灯者，是夜风暴向北吹，此球转向东去，则非天灯又可知。众口纷纷，穷于推测。有一叟云，是物初起时微觉有声，非静听不觉也，系由南门外腾越越而来者。嘻，异矣！”

画家之题记，可谓一详细生动之目击报告。火球掠过南京城的时间，地点，目击人数，火球的大小、颜色、发光强调，飞行速度以及各种猜测又不得其解，皆有明确记述。此画约作于光绪十八年（1892），在100多年前，世人尚无飞碟和UFO为何物，画家显然未能意识到，这幅《金陵赤焰腾空图》，竟成为令人研究UFO的一则珍贵历史资料。

我国宋代著名诗人苏轼于镇江游历时，因目睹天空奇异景象后，所写下的诗篇《游金山寺》对不明飞行物（炬火明）之描写，栩栩如生。原诗如下：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

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

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

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爹。

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

微风万顷靴纹细，断霞半空鱼尾赤。

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

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

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竞何物？

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

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

东坡夜遇“炬火明”之出现之地，也在扬州附近，与沈括所记述的“扬州明珠”恰恰巧合如一！

如果说画家和诗人的描述难免“夸张”的话。那么最引人注目者，要属宋代大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一书中的一段述说了，该段文字颇耐人寻味，其所叙之事，很像是一个其他星球的飞行器莅临我国江南水乡的生动记录。原文：“扬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见。

初出于天长县陂泽中后转入甓社湖中，又后乃在新开湖中，几十余年，居民行人常常见之。余友人书斋在湖上，一夜忽见其珠甚近，初微开其房间，光自吻中出，如横一金线。俄顷忽张壳，其大如半席，壳中白光如银，珠大如拳，灿然不可正视，十余里间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远处单见天赤如野火。

悠然远去，其行如飞，浮于波中，杳杳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不类月，荧荧有芒焰，殆类日光。崔伯易尝为“明珠赋”。伯易，高邮人，盖常规见之。近岁不复出，不知所往。

樊良镇正当往日来处，行人至此，往往循船数宵待观，名县亭以“玩珠”。

沈括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于天文、地质、物理、医学等诸多方面皆有成就的科学家，1072年出任“司天监”之职，他治学严谨，用功极勤。该段文章对扬州明珠的记述，毫无梦境幻觉之妄言或神鬼迷信之色彩。不难看出，沈括所记述的乃是一起真实的UFO案例，于现代人的目击报告十分相似。

在古籍中疑似飞碟绑架事件都甚罕见，比较明确的大概首推一个多世纪前发生在湖北省松滋县境内的覃姓农人随飞碟飞天的离奇遭遇。据湖北省《松滋县志》上的记载，整个事件的经过原文如下：

“清朝，湖北松滋县志（清德宗光绪六年五月初八日）：西岩咀覃某，田家子也。光绪六年五月初八，晨起信步往屋后山林，见丛薄间有一物，光彩异常，五色鲜艳。即往捕之，忽觉身自飘举，若在云端，耳帝飒飒有声，精神懵昧，身体不能自由，忽然自高坠下，乃一峻岭也，覃某如梦初醒，惊骇非常。移时业一樵者，询之，答曰：“余湖北松滋人也。”樵夫诧曰：“子胡为乎采哉？此贵州境内，支尔处千余里矣！”指其途径下山。覃丐而归，抵家已逾十八日矣。”

译文：1880年6月15日：湖北省松滋县境内的西岩嘴地方，有个姓覃的农人，早晨到屋后的山林中去散步，突然见到树林里有一个奇怪的物体，正发射出亮丽的五彩光芒。他立即上前想抓住它，却突然感到自己的身体飘离了地面，并飞上空中进入云里，且旁边不停的响起飒飒的风声，这时他感觉到神智有些模糊，身体也不太能自由动弹。

一会儿，忽然从高空中坠下，落在一座高山上（身体没有受什么伤）。这姓覃的农人好像大梦初醒一般，十分害怕。后来遇到了一位樵夫，见到姓覃的农人既陌生又有些好奇而主动问他从何处来？姓覃的农人据实答说是湖北省松滋县的人。

樵夫很诧异地说：“你怎么会来到这里呢？这里已是贵州省境了，离你的家乡有五六百千米远呢？”

后来经过这位樵夫的指引，他才能顺利下山，并一路当乞丐沿途乞讨回去，经过18天才终于回到家里。

这是中国正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不明飞行物”事件，虽然，严格地说当事人并非被外星人计划性地绑架，而是主动去捕捉“不明飞行物”，不料却反而意外地被带往空中。

以当时中国的科学发展状况及当事人是农夫的身份与知识水准，他没有加上神鬼妖怪的说法，反而据实的说出自己被“不明飞行物”带往空中，落于五六百千米的另一省份，更增加了事件的“真实性”，非常具有参考及探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