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经南京市图书馆官网得知，年满16周岁的中国公民凭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外籍人士凭本人有效护照原件申办南京图书馆读者证。年龄在7～15周岁的少儿读者，可凭户口簿或身份证原件申办南京图书馆少儿读者证。年龄在0～6周岁的幼儿读者，可凭户口簿或身份证原件及监护人身份证原件申办南京图书馆幼童读者证。视障人凭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原件和视力残疾证原件，申办南京图书馆视障人读者证。因此，南京市图书馆办卡必须用原件。南京图书馆位于南京市玄武区，简称南图，是中国第三大图书馆、亚洲第四大图书馆，江苏省省级公共图书馆、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国家一级图书馆、江苏省文献资源保障中心。

本文来源于 观观雅集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乱世用兵，盛世修书，在古代，很多著名的帝王都爱干这两件事，明成祖朱棣就是一个。 朱棣登基之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修书，修了《永乐大典》这部巨著。可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部《永乐大典》自打问世，就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 2014年，在南京图书馆举行了一场名为「 ”册府千华——江苏省藏国家珍贵古籍”的特别展览。在这次展览中，共展出了我国古代近200部国宝级的馆藏珍本图书。这其中最珍贵，也是最让每一位参考者都揪心的，就是明朝内府所抄的《永乐大典》残页。残页只有一页，纸面已经微微发黄，四周都有破损，高度还残缺了十多厘米，但上面用朱砂写成的句读和摘录，却仍然鲜红如初。这份残页，是《永乐大典》正本留给我们难得一见的历史印迹。 展出的残页 来源：光明日报 展出的是残页，而且还只有一页？剩下的去哪了？正本呢？这事要从1403年开始说起。 朱棣是明朝的第三任皇帝，但他的皇位来得有点名不正言不顺，朱棣一直担心世人会拿这一点来说事，所以在做事方面，一直特别勤勉。朱棣这么做，当然是想告诉所有人，他比建文帝更适合当皇帝。 然而在处理繁杂公务的时候，他发现，皇帝并不好当，经常会碰到一些问题，不懂，怎么办呢？ 朱棣像 中午午休时间，朱棣也没闲着，而是到便殿去翻书查阅这些东西，可是很难找。他就想，如果有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东西方便检索，想查哪一类的东西都能查到该多好。所以朱棣就萌发了修这么一部书的想法，并把修书的工作交给了当时号称「 ”天下第一才子”的解缙。 虽然解缙第一次编的版本被老板朱棣怼得一无是处（解缙是一个典型的文人，满脑装的是儒家思想，他编撰的初级版本《文献大成》相当于一部儒家经典），但痛定思痛后，联合姚广孝，又花了五年时间，采择了七八千种古代典籍，编著了22937卷，分装成11095册，共3亿7千万字的《永乐大典》。 请注意，这3亿多字可都是书手们用明代官用的楷书：馆阁体一笔一画抄写出来的。因为字数太多，在当时刊印基本不可能，所以原书只有原稿本和正本各一部。《永乐大典》问世后，解缙终于盼到了老板满意的笑容。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宫中失火，南京皇宫发生火灾，藏在文渊阁的原稿本被烧毁。于是，《永乐大典》只剩下藏在北京的正本一套。心有余悸的嘉靖决定「 ”重录一部，贮之他所，以备不虞”。 嘉靖四十一年，文人们开始抄写，一直到隆庆初年才抄完。所以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永乐大典》应该正本，副本两套。 可是，现今存世的，就只有嘉靖年间的抄本（副本）。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已被储存在翰林院的《永乐大典》惨遭不测，大部分葬身火海，幸免于难的则散落一地。有些士兵觉得这些书籍体积大，比较结实，竟拿它们当了砖头，有的用作马槽，还有的用于修工事或铺路。只有少部分，被这些强盗带回国，或收藏，或转卖，珍贵的《永乐大典》散落世界各地。 据统计，全世界范围内，《永乐大典》只剩400册左右，分散在八个国家30多个收藏机构，而且经鉴定，全都是嘉靖时期的手抄本。我国相关部门一直在全力收购这批流失国外的秘籍，现已有《永乐大典》226册，共计11095册的《永乐大典》如今剩余不到百分之四。 其实，早在康熙年间，《永乐大典》数量上已经不对了。即使是嘉靖副本，也应如正本是11095册，可康熙年间的《永乐大典》副本，已经少了一千多册。 雍正时，副本由皇史宬移至东交民巷翰林院收藏。 乾隆纂修《四库全书》时，发现《永乐大典》只存9881册，又比康熙时少了一千册。光绪元年重修翰林院衙门时，有人再次清点《永乐大典》，已不到5000册。 到光绪二十年六月，翁同龢曾入翰林院检查，发现竟只存800册了（数量越来越少的原因，是监守自盗。嘉庆、道光年间，有官员偷窃《永乐大典》，以每册十两白银的价格卖给洋人）。 抄本被毁，那正本究竟在什么地方？这已成为「 ”中国书籍史上的最大疑案”。《永乐大典》的下落，许多学者都在关注，包括钱钟书、郭沫若等大家。 围绕着《永乐大典》的正本，目前有了以下三种说法： 一、藏于北京皇史宬的夹墙里 北京皇史宬是我国明清两代的皇家档案馆，但经过测量，东西墙厚35米，南北墙厚61米，就这么点儿地方，能藏得下《永乐大典》？ 二、《永乐大典》的正本毁于明末清初的战火 此说法被最多学者认可。 郭沫若在《影印永乐大典序》中认为：「 ”明亡之际，（北京）文渊阁被焚，正本可能即毁于此时。” 按照郭沫若的说法，《永乐大典》很可能在明朝灭亡时，毁于李自成之手了。当年，李自成占据北京辉煌了40天，就被多尔衮、吴三桂的联军所败。李自成撤离北京之际，将怒火发泄在这些几百年的宫殿和城楼上，下令放火焚烧。皇城因此「 ”火光烛天”「 ”殿宇半毁”。郭沫若认为，《永乐大典》正本可能就毁在这把火中。 但许多学者认为，这种观点纯属猜测，没有真凭实据。当时确实烧毁了许多古籍，但并没有资料记载烧的就是《永乐大典》。 三、《永乐大典》的正本被殉葬 国内有学者将最喜爱《永乐大典》的明世宗的下葬时间相比较，也提出《永乐大典》的正本极有可能被带进了明世宗的陵墓——永陵。 这个说法也有纰漏，第一，此典籍是祖宗留下来的宝贝，怎么可能当做个人物品入葬？ 其次，如果殉葬了，这么重大的事，史书中都没有一点半点记载，难道不蹊跷？ 不过，假设《永乐大典》还存世，如今也只有永陵，是那个找而没找的地方。若想知道答案，只能打开地宫一看究竟。但地宫能打开吗？当然是不可能的！！！ 更多专业知识请回复99查询 各类文玩的知识和鉴别方法 （输入数字直接查询） 例如输入「 ”1”，查询「 ”天珠知识” 1，天珠 13，碧玺 2，蜜蜡 14，崖柏 3，琥珀 15，核桃 4，金刚 16，砗磲 5，星月 17，水晶 6，凤眼 18，青金石 7，玛瑙 19，战国红 8，南红 20，金丝楠 9，绿松 21，小叶紫檀 10，沉香 22，木质手串 11，翡翠 23，绳结 12，和田玉 24，证书 欢迎大家联系我们我微信号一起交流探讨，若你想了解更多古玩，文玩的某些的文章，欢迎给我们留言投稿，我们希望在共同的研究和探讨中和大家一起进步！ 平台合作请联系： 文章投稿转载请联系：

98岁＂南图扫地僧＂火了，在这位老人身上，有着一生只做一件事的故事。老人名字叫沈燮元，是一位在南京图书馆，工作了一辈子的员工。老人在图书馆工作期间，也一直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被业界人士誉为“古籍活字典”。

如今的老人已经退休30年时间，可他的作息时间却从未改变，每天七点多乘坐公交车进入图书馆内读书整理资料，在这里一待就是一天，一待就是一生的时间。老人将自己和图书馆关系，比作了“鱼和水”，老人就是鱼，离不开图书馆这潭水。

“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我们并不陌生，但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将这句话，践行到生命里的人，却是寥寥无几。南京图书馆这位老人，被网友们亲切誉为“扫地僧”，便是因为他将一生，都奉献给了图书馆，这一点不由让人想到了，《天龙八部》中，少林寺藏经阁中一位扫地老僧。

老人年轻时候就进入南京图书馆工作，此后再没有离开过图书馆，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却将这件事情做到了极致，这也是老人身上，令人感动的精神和故事。

如果单一从事图书管理工作，我想老人也不会被众多网友赞誉，被网友们赞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老人在工作过程中，还在从事着古籍整理研究工作。

根据老人自己讲述，他这一生就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编目，第二件事情就是购买图书。始终都在和书籍打交道，即便从这里退休，还是对图书念念不舍。

凭借老人对古籍的了解和认识，他参与编纂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也因为自身才能，获得了文化部授予的“特殊贡献奖”。从老人身上，让我们看到了，讲一件事情做到极致，是一件很有意义事情。祝愿老人，能够健康长寿！

胡瑗

胡瑗（993年—1059年），字翼之，北宋时期学者，理学先驱、思想家和教育家。淮南东路泰州如皋县宁海乡胡家庄（今江苏如皋）人，因世居陕西路安定堡，世称安定先生。庆历二年至嘉_元年历任太子中舍、光禄寺丞、天章阁侍讲等。

中文名：胡瑗

外文名：HuYuan

别名：安定先生、胡安定

国籍：中国（北宋）

民族：汉族

出生地：淮南东路泰州如皋县宁海乡胡家庄（今江苏如皋）

出生日期：993年

逝世日期：1059年

职业：理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信仰：儒学

主要成就：创立理学“安定学派”

为“宋初三先生”之一

创立苏湖教法

代表作品：《松滋县学记》《周易口义》《洪范口义》《论语说》等

祖籍：陕西省子长县安定镇

卒地：杭州

墓地：浙江湖州胡瑗墓、江苏如皋胡瑗墓

人物生平

祖籍今陕西省子长县安定堡（一说甘肃省镇原县，西汉时属安定郡）。公元993年（宋太宗淳化4年）生于淮南东路泰州如皋县宁海乡胡家庄（今属江苏省如皋市）的一户官吏家庭。其家族世代显赫，始祖胡遵为曹魏车骑将军，后裔中曾有过两位皇后和太后，另有三公九卿及将军、太守10余人。祖父胡修已任泰州司寇参军时举家随迁，但自其父胡讷任宁海军节度推官后（在当时属于下等官吏），因俸禄较少，竟步入“家贫无以自给”的境地。

胡瑗自幼聪颖好学，7岁善属文，13岁通五经，被左右乡邻视为奇才。胡讷说：“此子乃伟器，非常儿也！”胡瑗读书勤奋，好学上进，且志向远大，常以圣贤自任，但因家境衰微，早年并未受过良好教育。直至20多年后才得以与孙复、石介等人到山东泰山栖真观求学深造。此间心志远大，10年不归，潜心研习圣贤经典。他为了不让心志受到干扰，每当拆开家书，见有“平安”二字即投入山涧不再展读。在此期间，他“食不甘味，宿不安席”，刻苦钻研学问，为以后从事教育打下坚实基础。30岁开外的胡瑗从山东回到家乡，然而却7次应考不中。40岁时放弃科举意念，返回泰州城，在华佗庙旁经武祠（即后来江苏省泰州中学所在地）办起了一所书院（私塾），并以祖籍安定立名，称安定书院。

1034年（景_元年），42岁的胡瑗开始到苏州一带设学讲授儒家经术。时值原朝廷中向来重视文教的范仲淹因反对废后被贬该地任知事。翌年范在南园开办郡学后，聘他为首任教席，并送自己的儿子范纯佑拜其为师。到任后，他即制订了一套严格的校规。由于范公子能带头遵守，故其他出身豪门的学生无一胆敢肆意践踏。在知州的鼎力支持下，郡学很快就成为了全城各地学府的楷模。

1036年，经范仲淹的引荐，胡瑗以布衣身份，与知杭州的音乐家阮逸同赴开封接受正急于雅乐改进的宋仁宗召见，并奉命参定声律，制作钟磬。其间，他合乎古礼的文雅举止深得朝中要人的赞赏，事成后即被破例提拔为校书郎官。1040年（康定元年）8月，随镇守延州（今延安）的范仲淹到陕西，被举荐为丹州（今宜川县）军事推官。此间撰《武学规矩》一书，提倡国家大兴武学，以抵御外部侵略。

1041年（庆历元年），胡瑗调密州（今山东诸城）任观察推官时，因父亲去世而辞官回家奔丧。翌年复出，改任保宁（今浙江金华）节度推官。不久应湖州（今浙江省湖州市）太守滕宗谅之邀，到当地的州学任主讲教授，以致“四方之士云集受业”。其间提出了“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的至理名言，并创立了卓有成效的“湖学”。

1044年（庆历4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并效法湖州的办学经验兴办了一所中央太学。1050年（皇_2年）11月，朝廷再次更定雅乐，仍诏胡瑗与阮逸进京主持，并在司马光和范景仁的支持下以3年时间完成。此间两人还合作撰就了《皇_新乐图记》3卷。1052年被任命为国子监直讲（主讲教授），晋光禄寺丞。被征为太子中舍，后以殿中丞致仕。任教期间因学识渊博且教学得法，备受学生的欢迎并敬重。

1056年（嘉_元年），64岁的胡瑗晋升太子中舍暨天章阁侍讲，成为了当朝太子的导师。同时兼在太学协助博士的考教训导与执掌学规。此时虽身为命官，却始终保持师生平等，常与学生切磋交流，在校园里形成了一种“沈潜、笃实、醇厚、和易”的学风。当时的受教者包括皇室多位储君、众多知名学者及礼部中的近半官员，故深得学生与朝中上下的敬重，视他为一代宗师，被神宗称为“真先生”。

晚年，胡瑗依旧苦读勤教，并参议朝政。1059年终因积劳成疾而卧床不起。后经仁宗皇帝钦准，领太常博士衔赴杭州长子胡康任所疗养。临行前京城轰动，相送者“百里不绝”。不久即病故，被朝廷追谥“文昭”，葬于湖州原菰城附近。另被王安石誉为“天下豪杰魁”；被范仲淹遵为“孔孟衣钵，苏湖领袖”；文学大家苏东坡更曾写下过赞颂他的诗句“所以苏湖士，至今怀令古”。

胡瑗在生前几十年的教学实践中，集教学理论、实践和改革于一身，开创了宋代理学先河。其主要贡献为：确立了培养“致天下之治”人才的教育理念；纠正了朝廷取仕时的弊病，要求德、智、体、乐全面观察；实施分科教学；推广普及教育；严格校规，言传身教；注重学生的社会实践及创立了高校寄宿制度。遗著有《松滋县学记》、《周易口义》、《洪范口义》、《论语说》和《春秋口义》等。

人物简介

胡瑗精通儒家经术，以“圣贤自期许”，讲“明体达用之学”。

他认为，儒家的纲常名教是万世不变的“体”，而儒家的诗书典籍是垂法后世的“文”；把体、文付诸实际，可以“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达到民安国治、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这是“用”。

他的“明体达用之学”，对宋代理学有较大影响。

胡瑗讲学分经义、治事二斋，治事包括讲武、水利、算术、历法等，表现了重视经世致用的特点。

胡瑗“白衣而为天下师”。他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胡瑗在苏州、湖州一带任教实行的教学方法史称“苏湖教法”，宋仁宗庆历中，朝廷兴太学，“诏下苏、湖取其法，著为令于太学”。

胡瑗著有《周易口义》、《洪范口义》等作品，均入《四库全书》；另有《论语说》、《春秋口义》。

人物成就

教书育人

胡瑗毕生从事教育，先后在泰州、苏州、湖州和京师太学执教三十年左右，受教育者不下数千人，对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胡瑗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很有特色和首创精神，不愧为一代宗师。他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成就，经受了千年历史检验，依然熠熠生辉。概言之，大致有以下八个方面：

注重教育

胡瑗在《松滋县学记》中开宗明义地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

他从“致天下之治”的政治目的出发，揭示了人才、教化、学校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一是为什么要重视教育？胡瑗认为，治理好国家关键在人才，人才要通过教育培养。

二是如何办好教育？他认为，一要“师儒”，就是以孔孟之道管理和从事教育；二要普及教育于“民”；三要地方行政长官兴办学校。在封建社会中，人民处于无权状态，封建政权内部的监督机制有名无实，各级官吏的政治道德、文化素质对于吏治的好坏、人民负担的轻重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培养真正的人才对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有着现实意义。

北宋初期，教化不兴，风俗浇薄，当时的科举制度崇尚声律浮华，以诗赋取土，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苟趋禄利”、轻“教化”、重“取士”的风气，且各地又没有建立学校。为了培养真正合格的致治之才，胡瑗认为必须建立“敦尚行实”的学校，这种“立学教人”的主张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力纠时弊

在宋仁宗明道、宝元时期，为了纠正取士不以“体用为本”，只讲究诗词歌赋、学校教育思想，主张以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

胡瑗在答宋神宗问时说：“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文、有用。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很清楚，“体”是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是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标准；“用”是指掌握运用这个基本道德标准去治理国家。也就是说，教育不能只是为了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而是培养出既精通儒学经典，又能在实践中运用的人才。

胡瑗为贯彻“明体达用”思想，作出很大努力并取得成功，开创了宋代理学先河。同时他又将“明体达用”的思想，渗透到教育改革之中，成为他从事教育改革和实践的理论基础。

改革教育

胡瑗为了贯彻“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先创立了分斋教学的制度。他设立经义和治事二斋，依据学生的才能、兴趣志向施教。经义主要学习六经；治事又分为治民、讲武、堰水（水利）和历算等科。凡人治事斋的学生每人选一个主科，同时加选一个副科。另外还附设小学。这种大胆尝试，即使学生能领悟圣人经典义理，又能学到实际应用的本领，胜任行政、军事、水利等专门性工作。

实践证明，这种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如长于经义之学的孙觉、朱临、倪天隐等，长于政事的范纯仁（范仲淹之子）、钱公辅等，长于文艺的钱藻、腾元发等，长于军事的苗授、卢秉等，还有长于水利的刘彝等人。

普及教育

面对宋初“轻教育”学风不正的状况，胡瑗还运用历史对比的方法，着重阐述了“师儒”和“兴校”的重要性。他说：“学校之兴莫过于三代，而三代之兴莫过于周。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艺教万民而宾兴之。纠其有言异者诛，行异者禁。其所言者皆法言，所行者皆德行。”

当时宋代官学有两种：一是中央官学，二是地方官学（即州县二学）。庆历四年（1044年），在第一次兴学运动之前，中央官学生员很少，绝大多数为官宦子弟；地方官学，只有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准允曲阜先圣庙立学，并赐额“应天府书院”，是为州县办学之始，余则寥若晨星。于是胡瑗大声疾呼“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不仅是对地方行政官员的强烈呼吁，也是对宋朝统治者的忠告。胡瑗主张“广设庠序之教”，大兴地方官学，它不仅可以使人才“继踵而出”，更为重要的可以“正以民心”，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以达到太平盛世之目的。故庆历四年四月，宋仁宗采纳范仲淹的建议，开天章阁，与大臣们讨论扶振兴的良策，慨然下诏全国，要各州、县都要兴办学校。这与胡瑗倡导的“以仁义礼乐为学”、“致天下之治”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言传身教

胡瑗在苏、湖执教的二十年间，亲手制订了一系列教育规章制度。如学校作息规定：一般上午讲解经义，课后复读500遍；下午讲解历史，复读100遍；晚上讲解子书，复读300遍。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注意言传身教，并规定师生之间的礼节，自己常常“以身先之”，盛夏之季，他也整天公服端坐堂上，决不稍懈。有一次，学生徐积初次见胡瑗，头稍稍有些偏了，他就直呼“头容直”。这使徐积从中受到教育，时刻警示自己不仅要仪态端庄，更应该注意自己的心也要正直。

同时，他又十分关心学生的生活，如学生安涛患了痼疾，他慈父般地给予关照，学生非常感动，说先生之爱如同冬天的太阳。在规章明、要求严的情况下，胡瑗的弟子“皆循循循雅饬”，“衣冠容止，往往相类”，外人一看就知道是胡瑗的弟子。据统计，他的学生有1700多名。胡氏这种独特的学风与校风，先施行于苏、湖，后旅行于太学，并使此规章制度经皇上批准，在全国推广，可见其影响之大，效果之好。他的这套教学规章，与后来朱熹所订的《白鹿洞学规》前后辉映，同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

提高素质

胡瑗十分强调学生要有一个好的身体。他经常教导学生在吃饱饭以后，不要立即伏案读书，这样做将有害于身体健康。他要求学生要适当参加体育锻炼，平时要学会“射箭”、“投壶”和其他各项游乐活动。在重视德育、智育的前提下，他也注重音乐教育，注意用音乐来陶冶学生的精神情操。如在各种考试之后，他常与学生们会于“肯善堂”歌诗奏乐，至夜始散。在平时，诸斋亦常有弦歌声达于户外，致使路人也驻足倾听。胡瑗提倡体、美、音乐教育，这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不能不算是一大开拓创新。

社会实践

胡瑗在教学中除重视书本教育外，同时还组织学生到外野外、到各地游历名山大川，并把此项活动列入教程之中，做到让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统一。他认为：“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有益于学者矣。”故他曾亲率诸弟子自湖州游关中，上至陕西潼关关门，回顾黄河抱潼关，委蛇汹涌，而太华、中条环拥其前，一览数千里，形势雄张。他慨然曰：“此可以言山川矣。学者其可不见之哉！”由此证明胡瑗反对闭户读书，主张接触实践，了解社会，浏览名山大川，以开拓胸襟视野，让书本知识与客观实际相结合，有利于实现他的教育目的—真培养出“明体达用”的致治之才。同时也一语道破了知识来源于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真谛。

实行“寄宿制”

宋代起初规定太学学生不能住宿，主要因为太学右侧是御书阁，消防工作特别重要,每到夜半时分,宿舍里的灯烛要全部熄灭,实行“火禁”。嘉_元年（1056年），胡瑗与孙复主持太学，他们为了让学生有较多的时间过集体生活，请求有关部门放宽火禁，如发生意外，概由他俩负责。

此后太学就实行“寄宿制”。每晚由师生轮流值班，督促火烛小心。同时规定学生每月放假四次，其余时间皆留校住宿。每日起身、就寝以鸣鼓为号，进出校门必须请假，平时也不准随意会客和离校。这种寄宿生制度在有条件的地方延伸到州、县之学，在今日的学校中还直沿袭使用，且日臻完备。

综观胡瑗教育生涯，他的确留下了丰富且可行的教育制度和教学经验，并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自强不息、艰苦创业、以苦为乐、终身教育的敬业奉献精神，而且可以看到他勤勉好学、求真务实、力纠时弊、锐意改革的创新勇气。同时，还可以看到他淡泊名利、忧国忧民、躬行力践、诲人不倦的高尚品质。

杰出思想

倡导天人合一

胡瑗不仅是著名的古代教育家，而且是杰出的思想家。他独特的教育理论和丰富的社会实践皆源于其学术思想的深厚造诣。他的学术思想内涵丰富，主要根源于《周易》一书。

易学为讲天人之道、讲万物变易法则的学问。胡瑗的《周易口义》是他的学生倪天隐根据先生口述整理而顾。其特点是大胆疑经，自立新解。据统计，胡瑗仅在《周易口义》一书中，疑经的地方就有10多处；在《洪范口义》中，也纠正了许多不合理的注解。据《宋元学案》记载，胡瑗“日升堂讲《易》，音韵高朗，旨意明白，众皆大服”。丁宝书在《安定言行录》中引用胡瑗学生王得臣的话说：胡瑗为国子直讲，“朝廷命主太学，时千余士，日讲《易》，予执经在诸生列，先生每引当世之事明之。”毫无疑问，胡瑗是宋初易学的权威，是一位开源发蒙、鼓动风气的人物，也是宋代义理易学的创立者。

清人全祖望亦在《宋元学案》中追根溯源地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2坚持安民之道的民本思想胡瑗的安民之道，一在求贤用贤，二在养民教民。他以为，君王再能干贤明，若无贤臣辅佐，则“倡而无知，令而无从”，虽有仁义爱民的欲望，亦无法施行仁政于天下。因此，胡瑗说，“天下之广，生灵之众，一贤不可独治，故必群贤并进于朝廷，则可大行其道。”广纳天下群贤，一可佐君施行仁政，二可辅君增广视听，三可致君无为而治。当然，这里所说之“民”，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左臣右相。但他倡导在州县办官员学，则是从教育培养地方基层民众入手，努力提高他们素质。尤其胡瑗在《周易口义》中“论民本”时说：“不以一己为忧乐，所忧者天下，所乐者天下。”这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其实是一致的。

主张知行合一

胡瑗还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在讲授“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时，因其中所记载的礼仪器物久已失传，无形象教学之具供学生观摩，就自制挂图，悬于讲堂之上，让学生直观，以增强学生的记忆力和理解力。另外，还组织学生走出课堂，到远近地区去游历考察，观名山大川，开阔学生视野，做到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的统一。

历史地位

胡瑗一生的人格风范，成就业绩，不仅受到北宋王朝的充分肯定和北宋学子、学者的倾心敬仰，而且受到后世历代人们的钦佩。

宋神宗《御题胡安定先生》赞曰：“先生之道，得孔孟之宗。先生之教，行苏湖之中。师运而尊，如泰山特屹于诸峰。法严而信，如四时迭运于无穷，辟居太学，动四方欣慕不远千里而翕从。召入天章，辅先帝日侍启沃万言而纳忠。经义治事，从适士用。议礼定乐，以迪联躬。敦尚本实，还隆古之淳风。倡明正道，开来学之颛蒙。载瞻载仰，谁不思公诚斯文之模范，为后世之钦崇!”

宋代的许多名贤如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蔡襄、米芾、司马光、王安石、朱熹、文天祥等，或为之作像赞，或为之写墓志、墓表，称颂他为“苏湖领袖”、“东南模范”、“三吴木铎之鼻祖”、“百代帝师之功臣”、“自秦汉以来，师道之立未有过瑗者”。王安石《书赠胡翼之》更曰：“孔孟去世远矣，信其圣且贤者，质诸书焉耳。翼之先生与予并时，非若之远也。”把胡瑗与孔孟置于同等的地位。

至明嘉靖九年(1530)，明世宗下诏，尊胡瑗为“先儒胡子”，“从祀孔庙”，至今山东曲阜孔庙内，“先儒胡子瑗之位”的牌子，仍与韩愈、朱熹等先儒牌位排列在一起。

胡瑗与孙复、石介在历史上还有“宋初三先生”、“理学三先生”之称。理学又名宋学，是宋代儒家的哲学思想。汉儒治经侧重名物训诂，宋儒则多以阐释义理，故名理学。胡瑗坚持朴素的唯物论，反对唯心论，认为“命者禀之于天，性者命之在我”，开宋儒性命之学的先声。以传统的儒学伦理为核心，大胆质疑，自立新解，开宋代义理易学之宗。全面阐述性、命、天、人、政、教的内在关系，形成具有个性特色的性命学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人全望祖撰的《宋元学案》称：“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文中所指“安定泰山”，因宋初胡瑗讲学于南方称南派，孙复、石介讲学于北方称北派，亦称泰山派。“程、朱二先生”，是指程颐、朱熹。其中程颐是胡瑗的学生，朱熹是程颐的学生。

现代编的《辞海》所载“理学”条目，虽承认胡瑗、孙复、石介有“宋初三先生”、“理学三学生”之称，但又说：“其实理学的创始人为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兄弟(颢、颐)，至朱熹始集其成。”而把胡瑗、孙复、石介完全置于理学之外。胡瑗在如皋的后裔传至今已35世，其大门楹联历代相传都是写的“乡贤世泽，理学家声”，或“苏湖世泽，理学家声”。笔者曾在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有幸看到1933年编写的《江苏省志稿》和1937年出版的《江苏乡土志》，都记载：“胡瑗，理学先驱，为二程所宗，朱熹总其成。”这应该是最符合历史的定位。

人物影响

胡瑗一生著作颇丰，可惜大部散佚，传世很少，且多为门人记录整理而成。现存世的经学著作有《周易口义》12卷、《洪范口义》3卷，音乐著作有《皇佑新乐图记》3卷（与阮逸合撰），余已散佚。

宋代著名思想家朱熹把古代圣贤名流的“嘉言善行”汇集起来，编成《小学》一书，作为儿童读本，其中就详细记录了胡瑗一生的教学活动和事迹，认为可作“百世之法”。南宋书院举起，宋宝庆二年（1226年），泰州在胡瑗讲学之处，亦创办了“安定讲堂”。明代学士程敏政断言：“自秦汉以来，师道之立，未有过瑗者。”明嘉靖九年（1530年）世宗正式以胡瑗从祀，尊称为“先儒胡子”。泰州亦在“安定讲堂”之地，建立胡公祠，纪念胡瑗先贤，清乾隆五年（1740年）改称“胡公书院”。嘉庆二年（1797年），胡公祠移至泰州岳墩南麓，现存祠三间，列为泰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清初学者黄宗羲直接继承了胡瑗“明体达用”的衣钵，开创学贵践履的经世致用新学风，其实质就是胡瑗倡导的“实学论”。

胡瑗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不仅示范于当时，而且也垂法于后世，在中国教育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无怪乎他的名字和“苏湖教法”为人们所熟知，且享有很高的声誉。当代研究胡瑗及其教育方法的不乏其人，国外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学者均涉足此领域，当代出版的《中外著名教育家小传》、《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历代思想家》、《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海》、《辞源》等权威性著作，对胡瑗都列有专条，翔实介绍。当然，胡瑗毕竟是封建社会的学者和教育家，其思想与行为不可能不打上封建统治阶级的烙印。然而，历史地、公允地评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诚可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个人作品

石壁

李白好溪山，浩荡旌川游。

题诗汪氏壁，声动桃花洲。

英辞逸无继，尔来三百秋。

汪公亦蕃衍，宗支冠南州。

其间新建居，林泉最清幽。

竹声满道院，山光入书楼。

仙气既飘飘，儒风亦悠悠。

子孙多俊异，词行咸精修。

我来至石壁，赏之不能休。

酣味碧溪水，苦饮黄金瓯。

因羡汪君居，复思汪君投。

遇景清兴发，浩与天云浮。

斐章异绣段，洒翰非银钩。

庶与谪仙诗，千古同风流。

睢阳五老图

始同优烈晚同间，五福俱全戴角冠。

典午山河遵大道，调元宗社对穷桓。

羌夷谁敢窥中夏，朝士猜疑畏岁寒。

肱股赓歌遗韵在，惟吾后进祗膺看。

著述

明代程敏政在其《考正祀典疏》中，曾称当时学者“大约以为（胡瑗）少著述，而不得比於_洛”。然则根据《宋史·艺文志》以及其他目录书籍的记载，胡瑗著述多达十三种，当不在少数。这十三种著述分别是：《周易口义》、《洪范口义》、《皇_新乐图记》、《尚书全解》、《景佑乐府奏议》、《皇_乐府奏议》、《春秋口义》、《春秋要义》、《胡先生中庸义》、《吉凶书仪》、《武学规矩》、《论语说》、《资圣集》。但可惜的是，除了《周易口义》、《洪范口义》、《皇_新乐图记》三书今天尚能看到之外，其馀几种皆已亡佚。

后世纪念

如皋市安定广场

安定广场坐落于原如皋体育场所在地，建于2003年，因纪念北宋先贤、大教育家胡瑗（安定）而得名。

如皋市安定小学

江苏省如皋市安定小学，创建于公元1747年，得名于北宋著名教育家胡瑗（世称安定先生，如皋人），学校前身为“安定讲堂”“安定书院”，素有“千年书院，百年安定”之称。

一、中国国家图书馆

1、位于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

2、国家总书库，国家书目中心，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是世界最大、最先进的国家图书馆之一。亚洲规模最大的图书馆，居世界国家图书馆第三位。

3、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是筹建于1909年9月9日的京师图书馆。

4、中国国家图书馆总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图书馆分为总馆南区、总馆北区和古籍馆。

5、馆藏文献376862万册，其中古籍文献近200万册。

6、抗日战争期间，该馆部分馆藏和馆员南迁，并陆续在上海、香港、昆明、重庆等地建立了办事处。

国家图书馆馆内场景

经历了晚清时期（京师图书馆）、民国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建国初期（北京图书馆）、改革开放时期（北京图书馆更名为国家图书馆，对外称中国国家图书馆）。

二、上海图书馆

1、位于上海市徐汇区，上海市综合性研究型公共图书馆和行业情报中心。

2、上海图书馆建筑面积127万平方米。

3、图书馆藏有中外文献5500余万册（件），其中中文古籍线装书约170万余册，善本25万种17万册，属国家一、二级藏品2256种13526册。

上海图书馆

三、南京图书馆

1、位于南京市玄武区

2、中国第三大图书馆、亚洲第四大图书馆

3、京图书馆前身为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创办的江南图书馆，是中国第一所公共图书馆

4、图书馆建筑面积约78万平方米

5、馆藏总量超过1200万册，其中古籍160万册，包括善本14万册

6、1937年西迁重庆，1946年返回南京

南京图书馆

历经了江南图书馆、第四中山大学国学图书馆、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国立南京图书馆（1）、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南京图书馆（2）、南京图书馆等时期。

四、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1、也叫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2、历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保留“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名称）、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筹）、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等时期

3、下设中科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4、馆藏图书1145余万册（件）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五、北京大学图书馆

1、位于国家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新型图书馆之一，已发展成为资源丰富、现代化、综合性、开放式的研究型图书馆

2、总面积约90000平米

3、总、分馆文献资源累积量约1100余万册（件），其中纸质藏书800余万册

4、北京大学图书馆前身为建立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

北京大学图书馆

历经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北京大学图书部、北京大学图书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总馆等时期。

195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合并了原燕京大学图书馆；2000年，北京大学与北京医科大学合并，原北京医科大学图书馆改称北京大学医学图书馆。

六、重庆图书馆

重庆图书馆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

历经国立罗斯福图书馆、国立西南人民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等时期

1955年5月原国立西南人民图书馆、原重庆市人民图书馆、原重庆市北碚区图书馆三馆合并，组成“重庆市图书馆”

重庆图书馆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图书馆藏有文献460多万册（件），其中古籍线装书532万册。

重庆图书馆

七、山东省图书馆

山东省图书馆创建于1909年（清宣统元年），馆藏文献612万（册）件

历经山东图书馆、山东公立图书馆、山东省立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等时期

山东省图书馆

八、四川省图书馆

位于成都市青羊区

四川省图书馆藏有书籍500余万册，其中古籍65万册、民国文献22万册，建筑面积52万平方米

历经四川省立图书馆、成都市立图书馆、川西人民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等时期

四川省图书馆

九、天津市人民图书馆

历经直隶图书馆、直隶省立第一图书馆、河北省立第一图书馆、天津特别市立第二图书馆、天津市市立图书馆、天津市人民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等时期。

天津图书馆共有藏书726万册，拥有文化中心馆、复康路馆、海河园馆3个馆所，馆舍面积共12万平米，开架借阅书刊246万册。

十、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位于广州市越秀区

收藏普通文献86118万册（件）

历经广东图书馆、广东省立图书馆、广州市市立中山图书馆、广东人民图书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时期

1955年5月，广东人民图书馆与广州市中山图书馆正式合并为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故称原广东人民图书馆为南馆，原广州市中山图书馆为北馆。1988年，北馆改称孙中山文献馆。

城市的范围越来越大，城市的色彩日益斑驳，城市的声音渐趋喧闹。当城市在平面上扩展自己的势力时，什么能成就它的重量和深度呢？

还是在10几年前吧，从故乡西安调到南京一所高校工作已有两三年了。大学时代在综合院校度过，习惯了那里丰富活跃的气息。这所有军工传统的这所理工科学校，搞文学的就那么了了的几个人，多少有些水土不服。缺少志趣相投的朋友，不闲不淡地给学火药、弹道专业的学生教公共课，整个人渐渐变得贫乏，枯竭。围墙外暄腾的商业浪潮，搅乱了读书人的平静。

迷惘着，找不到方向，写作成为救赎。现在回头看，因为没有厚实的思想，那时的文字矫情单薄。那些记录着一个生命憧憬、困惑、寻觅却贫血、肤浅的文章所以能频繁地出现在报刊上，或许仅赖于青年人特有的真诚和清爽。和本地报纸的编辑慢慢熟了，一个念头产生了：去媒体。恰好，一家报社的部门负责邀请我做兼职编辑。编稿任务不算重，记者忙不过来时，临时出去做一些采访。心想，正好试水，也可增加见识，积累写作素材，就答应了。

恰在此时，接到了一个出版社的约稿：编写一本古典诗歌方面的书。理工科学校图书馆的文学书籍少得可怜，需要的资料没有找全。无意间在编辑部说起这件事，一位同事说他有朋友在南京图书馆，可以带我借阅那里的书。

南图像深闺处子，隐在热闹的后面。从报社穿过小巷走十来分钟，在成贤街的巷子拐个弯儿，进入不大的院子，里面就是有近百年历史的南京图书馆。我要的资料在那里都找到了，那是我第一次去南图。那时节，心气浮泛，与书的距离也疏远了。尽管报社与图书馆相隔咫尺，后来也只去了几次。当时网络不像现在这么普及，编辑部没有上网，南图的电子阅览室就成了很好的去处。

在外面晃荡了几年，所见眼花缭乱，心思沉浮不定，失却了写作需要的平和心境。几年下来，厌倦了忙碌浮躁的生活。排除了杂乱的背景声，思考良久，辞去了兼职。而立之年，又一次走进考场，参加了南京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考试。再次以学生的身份走进校园、坐在南大馆藏丰富的阅览室，就如久旱遇甘霖，书籍丰盈了渐趋枯萎的思想。读书、思考成了乐趣和习惯，靠着这个惯性，再次走进考场，参加了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考试。南大、南师大的图书馆给了我太多的滋养，在与书中伟大思想的接近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也获得了一个自我盈足的生命所需要的定力。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喧哗、诱惑如何巨大，我只坚守自己的“阵地”：读书、写作、教书。2000年，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散文集《心伞》；2005年，我的学术著作《她叙事：现代女作家论》也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

虽然离开报社后再也没有去过南图，但却一直保持着与书的亲密接触，同时，也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着和南图的联系。2004年南京“世界文化名城博览会”期间，南京图书馆举办了“文化与城市性格”主题征文活动，我和南大、南师大的几位专家被邀请担任了征文评委工作。评稿间隙，在和南京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交流中，了解到了南京图书馆为南京文化建设所做的许多事情，对南图的敬意又增加了几分。

十几年过去了，第一次去南图的感觉依然清晰。外面熙熙攘攘，是浓浓的烟火气。踏入图书馆，仿佛进了另一个世界，人一下子就沉静下来了。说实话，和市中心其它建筑比，当时的南图确实逼仄了些。现在，南图有了新的馆所。经过中山东路到大行宫，已经可以看见它的亮丽容颜。读书需要安静，有人担心图书馆建在市中心是否合适。

回想起旧事：大学一个要好的同学毕业后去了陕西省图书馆工作，当时的省图书馆在市中心钟楼附近的西大街上。当初在西安工作时，常到同学那里走动。进去后，常常忘记了身居闹市。同学在古籍部，一排排记录人类历史的典籍仿佛有万千力量，把现世的浮华都吸附进去了，再煊赫的叫嚣也细小得如古井里投进一枚石子后产生的声息（作者补记：陕西省图书馆已经搬迁到主干道长安中路上。可能是因为地方开阔了，图书馆的功能也相应增加了，2006年年底回老家去同学单位时，看到了以前在老图书馆时没有见到的人气。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但却很安静。）。

这样想来，图书馆反倒要建在闹市区了，尤其是在充满喧哗与骚动的现今。图书馆是一种平衡的力量，也是一种象征。书籍是人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产物，也是人类记忆的沉淀。将历史、现在与未来勾连一起的图书馆因而产生了巨大的包孕力，古典、前卫，沉静、沸腾，稳定、驿动，都在其中了。车水马龙的街市上有那么一座丰富、浩大、静默的图书馆，它或可成为一种提醒，阻止现代人的妄自尊大；它是缓冲器，使时人的步伐不致因为太匆促而失衡；它的安静多少可以消减时代的强音，让人得以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它所散发出的定力，或许可以平息红尘中人内心霍霍燃烧的欲望。

寸土寸金的商业区有图书馆巍峨挺立，这是一个城市气质的流露。南京当然不是爆发户，馆藏丰富的图书馆，享誉全国的（先锋）书店，随处可见的报亭，标记了这个城市的文化品位。当去图书馆成为南京普通市民而不仅仅是读书人的习惯，而不是迫在眉睫的即时需要，当去图书馆成为和逛超市、商场一样随意的日常行为，当读书是须臾不能停止的呼吸而非奢侈的进补，图书馆所含蕴的丰富、浩大、静适、智慧和定力，就会沉淀为市民个体生命的气质，继而升腾为这座城市的精神风貌。

对一个人而言，“腹有诗书气自华”，对一个城市来说，图书馆就是它的内涵和深度。

鲁班（公元前507年——公元前444年），姬姓，公输氏，名班，人称公输盘、公输般、班输，尊称公输子。又称鲁盘或者鲁般，惯称“鲁班”。鲁国人，今山东滕州人。生于周敬王十三年(公元前507年)，卒于周贞定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44年) 是我国古代的一位出色的发明家，两千多年以来，他的名字和有关他的故事，一直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流传。我国的土木工匠们都尊称他为祖师。《事物绀珠》、《物原》、《古史考》等不少古籍记载，木工使用的不少工具器械都是他创造的，如曲尺（也叫矩或鲁班尺），又如墨斗、刨子、钻子、锯子等工具传说也都是鲁班发明的。这些木工工具的发明使当时工匠们从原始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劳动效率成倍提高，土木工艺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名师巨匠，把他尊为中国土木工匠的始祖。中国古代的建筑技术，正史很少记载，多是历代匠师以口授和钞本形式薪火相传。由匠师自己编著的专书甚少。宋初木工喻皓曾作《木经》，但早已失传，只有少量片断保存在沈括的《梦溪笔谈》里。惟独明代的《鲁班经》是流传至今的一部民间木工工行业的专用书，现有几种版本，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部书的的前身，是宁波天一阁所藏的明中叶（约当成化、弘治间，1465年～1505年》的《鲁班营造法式》，现已残缺不全。它的特点是在内容上只限于建筑，如一般房舍、楼阁、钟楼、宝塔、畜厩等，不包括家具、农具等。编排顺序比较合乎逻辑，先论述定水平垂直的工具，一般房合的地盘样及剖面梁架，然后是特种类型建筑和建筑细部，如驼峰、垂鱼等。另外，插图较多，与文字部分互为补充，且保存了许多宋元时期手法。天一阁本之后一百多年的万历本，更名《鲁班经匠家镜》。内容和编排有较大的改动，但缺前面二十一页篇幅。稍晚，根据万历本翻刻的的明末（崇祯）本，首尾完整，可以看到本书全貌。之后的翻刻本，都是从万历本或崇祯本衍出。《鲁班经》的主要流布范围，大致在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一带。现存的《鲁班营造正式》和各种《鲁班 经》的版本，多为这一地区刊印。这一地区的明清民间本构建筑以及木 装修、家具，保存了许多与《鲁班经》的记载吻合或相近的实物，证明 它流传范围之广，以及在工程实践中的规范作用。另外明清时一些文人著书，书名冠以“鲁班”两个字。例如《鲁般营造正式》，现存宁波天一阁，为唯一残本，书名中为“鲁般”，还有《匠家镜鲁班经》、《新刻京板工师镂刻正式鲁班经匠家镜》、《鲁班经》等。后三书名是一本书，现存最早的版本为明末万历版《鲁班经匠家镜》，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明代版本还有其后的崇祯版，原来保存在北京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不过南京图书馆的藏本最迟在2002年已经丢失。其它均为清代和民国的传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