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庸》

《中庸》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

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其主要注本有程颢《中庸义》、程颐《中庸解义》、朱熹《中庸章句》、李塨《中庸传注》、戴震《中庸补注》、康有为《中庸注》、马其昶《中庸谊诂》和胡怀琛《中庸浅说》等。

2、《春秋》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而成。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

《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代表作品是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2019年2月报道，从海昏侯墓出土简牍5200余枚，专家释读后发现包括《春秋》在内的儒家经典及其训传。

3、《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

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4、《史记》

《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5、《诗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

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

《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古代文史典籍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下简称北大汉简），竹质墨迹，书体为隶书。

北大汉简共编号3346个，其中包含完整简和残断简。完整简1600余枚（如经进一步拼缀复原，完整简应在2300枚以上）。在可考的西汉时期典籍类简中，是数量较大的一批。 竹书内容丰富，基本涵盖了《汉书·艺文志》所划分的六大门类。其中属于“六艺”类的有小学著作《苍颉篇》、古史书《赵政书》；属于“诸子”类的有《老子》、《周训》和古小说《妄稽》；属于“诗赋”类的有《魂魄赋》；属于“兵书”类的有少量“兵阴阳”文献；属于“数术”类的有三种《日书》类选择文献和《堪舆》、《雨书》、《六博》、《荆决》、《节》等数术文献；属于“方技”类的有记录一百八十多个医方的古医书。 北大汉简中的诸子类著作首推《老子》。这是继马王堆帛书本、郭店楚简本之后出土的第三个《老子》古本，也是保存较为完整的汉代古本。与北大简本相比，郭店本和马王堆本虽然年代较早，但郭店本的内容仅为传世本的五分之二。马王堆本虽是全本，但残破较甚，在甲、乙两本可互为补充的情况下，仍有不少残缺的文句。北大简本《老子》经拼缀后共有完整简218枚，保存近5300字（含重文），对理解文意有影响的阙文仅占全书篇幅的百分之一。其中还保存了“老子上经”和“老子下经”的篇题，“上经”相当于传世本《德经》，“下经”相当于传世本《道经》。 其体裁更类似西汉初期北方黄老学说的取舍，由此可以对西汉初期黄老学说南北两派的融合演变乃至地位嬗变考证提供证据。战国时代至汉初，黄老学说流传的主要渠道还是民间私学，《史记·乐毅列传》曾记载，乐毅有乐臣公、乐瑕公两位“善修黄帝，老子之言”的后人，他们在公元前228年秦灭赵国时避难于齐国高密，当地黄老之学遂极为兴盛。西汉开国功臣曹参相齐时，曾接受胶西黄老学大家、乐臣公高徒“盖公”的进言“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公元前193年（汉惠帝二年），曹参拜相，以“无为清净”之术治天下。北大负责《老子》释读的韩巍说：“以无为的道家学说，主张道与德无间，把后者引申为义、礼、法，兼采儒、法等家，着重社会政治思想伦理的北方黄老学说，最终成为西汉前期政治指导思想的主流。” 另外，北大简本《老子》每章之前均有分章符号，其章节划分与传世本有所不同，为探讨古本《老子》分章问题提供了最为齐备的资料。文字内容与传世本及郭店、马王堆本相比，也多有不同之处。因此，北大简本在《老子》一书的文献整理、校勘上具有较高价值。这将在战国中期的郭店楚简本、秦代至西汉早期的马王堆帛书本与传世各种《老子》版本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老子》一书形成、发展、定型的过程。

其次有篇题为《周驯（训）》的古佚书，存竹简200余枚，近4800字。《周驯》篇发现将“还原先秦道家原初面目”

全书采用“周昭文公”以历史典故训导“龏（恭）太子”的形式，记载了上至远古尧舜，下至战国中期的若干重要史事，并论述治国为君之道，其成书年代可能在战国晚期。这篇文献是早已亡佚的《汉志》诸子类道家之下著录的《周训》十四篇。

第三卷收录《周驯》，《周驯》在《汉书·艺文志》中有著录但早已亡佚，北大简本《周驯》分为 十四章，采用“周昭文公”于每月“更旦之日”（初一）和“岁终享贺之日”训诫“龏（共）太子”的形式，通过讲述古代圣主贤君的故事来阐发治国为君之道。该 书的重新问世，让西汉国家藏书中的一部重要典籍失而复得，使人们对汉人眼中的道家有了更加真切而丰富的认识，也将引发学界对早期道家学派面貌的新一轮讨 论，推动战国秦汉思想学术史研究走向深入。《周驯》讲述的一些史事，如吴王阖庐之墓被越人盗掘、秦献公死前废除以庶子殉葬之制等，都是传世文献未曾记载 的，为研究先秦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 。

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赵昌平对这批竹简最感兴趣的是《周驯》，它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有载录，却在以前从未有见。学界曾因《周驯》的内容与今天对道家的印象相去甚远而致疑。赵昌平认为，细研《汉书·艺文志》“道家类”的著录，会发现不少品种都非后世印象中的道家。譬如《管子》，后世艺文、经籍志多列入法家，而《汉书·艺文志》正列入道家。这些情况说明，后世关于诸子百家的认识，恐怕与其原初形态相去甚远。“《周驯》的出土，恰恰印证了《汉书·艺文志》论道家所说，道家出于史官。后人心目中独任清虚的道家，其实是先秦道家中‘放者为之’的末流。因此，《周驯》的发现，有助还原先秦道家的原初面目 。”

北大竹书本《周驯》，与《汉书·艺文志》中著录但早已亡佚的《周训》为同一种书。《周驯》现存竹简211枚，近5千字，另有约40余枚竹简、千余字的内容散失。全书主体分为十四章，采用“周昭文公”于每月“更旦之日”（初一）和“岁终享贺之日”训诫“龏（共）太子”的形式，通过讲述古代圣主贤君的故事来阐发治国为君之道。所引述的历史故事上起尧舜，下至战国中期的秦献公，其中有些见于传世文献而互有出入，更多的故事则是前所未见。从《周驯》记载的史事以及文字、用词、语法各方面的特征看来，其成书年代应该在战国晚期。

根据西汉国家藏书目录改编的《汉书·艺文志》，在“道家”类中著录有《周训》十四篇，书名和篇章数都与竹书《周驯》相同。《汉书·艺文志》称道家源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竹书《周驯》的内容也符合这个描述，可以认定与《周训》是同一种书，属于汉代所说的道家。该书的文体和内容与以往学界公认的道家文献相比有很大差异，但其中有些文字见于《太公》、《文子》等道家文献。道家中的“黄老”一派，宣扬治国用兵、君人南面之术，有“道法结合、兼采百家”的特点。竹书《周驯》的形式和思想主旨也与之相符。该书的重新问世，让西汉国家藏书中的一部重要典籍失而复得，使我们对汉人眼中的道家有了更加真切而丰富的认识，也将引发学界对早期道家学派面貌的新一轮讨论，推动战国秦汉思想学术史研究走向深入。《周驯》讲述的一些史事，如吴王阖庐之墓被越人盗掘、秦献公死前废除以庶子殉葬之制等，都是传世文献未曾记载的，为研究先秦历史也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 。

其三是篇题为《妄稽》的古佚书，存竹简110余枚，近3000字，记录了一个士人家庭内部因妻妾矛盾而引发的故事，情节曲折、语言生动，应是所知时代最早、篇幅最长的古小说，属于《汉志》“诸子”十家之中的“小说家”。以往出土简帛文献仅见天水放马滩秦简中有一短篇志怪故事。北大汉简《妄稽》篇使人们看到西汉时期篇幅较长、文学性和故事性较强的世俗题材小说。另外还有数十枚竹简，从内容和体裁看，也属于诸子类的古书。其中有部分内容见于《韩诗外传》、《晏子春秋》、《说苑》等文献，但并不完全一致，还有一些内容则为未见。但这些竹简多有残缺，无法复原完整的篇章。 北大汉简中有一篇文学作品，存竹简50余枚，约1200余字。通篇采取“魂”与“魄子”对话的形式，其构思奇特、气势恢宏、词藻丰富、铺陈排比，文体应属于汉赋，暂题为《魂魄赋》。经对比发现，其体裁和部分文句与枚乘的代表作《七发》相似，但多有不同之处，可能是同时代人的作品或后人模拟之作。在以往出土战国秦汉简帛资料中，诗赋类作品仅有银雀山汉简《唐勒》，尹湾汉简《神乌赋》和敦煌汉简《风雨诗》等少量发现。

《唐勒》属于赋体，被认为是战国晚期宋玉的作品，但残断较甚，难以复原全貌。北大汉简《魂魄赋》，是已知出土简帛文献中年代最早、篇幅最长、保存最为完整、文学水平最高的汉赋，对于研究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史有研究价值。 竹简于2009年1月11日入藏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北京大学历史系朱凤翰主持竹简的整理。考古文博学院文物保护教研室胡东波副负责竹简的文物保护。随后历史系邀请简牍保护专家对竹简进行了大致清点，并针对竹简的保存状况指定了保护方案。同时，对竹简入藏时的状态也进行拍照，以保存第一手资料。

竹简保护和整理小组决定在2009年3月中旬启动对竹简的清理和拍照工作。

2009年3月13日至30日，完成了竹简的清理和拍照工作。胡东波负责竹简的科技保护和采样。韩巍和陈侃理负责组织协调及后勤保障。考古文博学院和历史系的部分研究生承担了辅助工作及竹简数据登记等任务。

竹简入藏时，其原始状态已遭破坏，竹简本来的排列顺序已完全被打乱。所幸这批竹简保存质量较好，清理工作没有遇到太大困难，且无需经过脱色处理即可直接拍照。拍照后的竹简用玻璃片捆绑加固，按拍照顺序编号并附加号码签牌。对全部有字简和无字简（包括残断无字简）都给以编号，共编号3346个。长沙简牍博物馆的宋少华研究员与该馆汪力工、金平和胡冬成三位简牍保护专家，承担竹简的清理工作。在清理竹简的同时，还对残留的泥土、编绳、丝织品和漆器残片等进行了科学的采集和保存，以供取样检测。

竹简拍照工作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委托上海龙樱彩色制版有限公司承担，采用超高像素数码摄影，以获得高清晰度的数码照片。拍照后印制出的照片样本图像清晰、色彩逼真，为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提供了条件。竹简拍照完毕捆绑加固后，由部分研究生对其简长、简宽、契口、编绳位置等数据进行测量登记，并记录简单的释文，以便核对。然后分别放入容器中，用纯净水浸泡保存。

在工作过程中，工作人员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发现，逐渐确定这批汉简的内容为各种古代典籍，而非以往常见的律令、文书档案和遣策，可称为“西汉竹书”。

自2009年4月中旬至5月底，由朱凤翰主持，韩巍、陈侃理参加，完成了对竹简内容的初步分类和分篇工作。分类工作首先根据竹简的长度、形制、文字书体，然后参考文字内容等因素进行；同时还对部分对残断竹简进行了缀合、编连。本阶段工作完成后，学者们对这批竹简的性质和内涵有了初步的整体把握，确定这批汉简包涵六大门类、近二十种古书，为进一步的释读、整理奠定了基础。

自6月开始，汉简的分类释读工作展开。首先选择这批汉简中内容比较重要的《老子》、《仓颉篇》等文献作为第一阶段的研究重点。由朱凤翰负责《仓颉篇》，赵化成负责《赵正书》、阎步克负责《周训》，韩巍负责《老子》，李零负责《日书》等数术文献（陈侃理协助）。至10月初，《老子》、《仓颉篇》、《周训》、《赵正书》的初步释文已经完成，《日书》等数术类文献的整理亦有进展。 这批汉代竹简入藏后，根据以往出土饱水竹简保护的经验，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1、入藏时基本状况：汉简入藏时竹简处于饱水状态，已经过初步清洗，洗掉了大部分的泥土，并且已打开混合放置在九个塑料容器中，有极少量编绳残留。原持有者为了防腐，将其浸泡在乙二醛溶液当中。汉简竹子表面颜色变浅，接近竹子本色。以单个个体计算，保存状况可以分为三个等级：简体保持完整的约占整个竹简量的50%，简体柔软，边角锐利，没有明显的烂角，分劈现象；残损20%以下的约占总量的20%，部分简存在烂角，少量出现一端有分劈现象;残损较为严重的（长度不足80%）约占30%，多存在烂角，分劈现象，许多长度不足4-5厘米。汉简字迹基本保持完好，极少量字由于简体糟朽出现缺损。部分红色颜料有些浮动，可能与颜料层较厚，颜料胶结物失去作用有关。2、清洗与固定：为了便于整理和以后进一步保护工作的需要，请简牍博物馆有关专家使用纯净水对竹简进行清洗。拍照以后，根据竹简保存情况，用玻璃片双面或单面捆绑固定，并附加编号签牌。3、浸泡保存：根据以往出土饱水竹简保护的经验，特别是长沙走马楼竹简保护工作的经验，在脱水保护工作之前，仍采取浸水保存。同时，纯净水浸泡，可以帮助脱去原持有者使用的乙二醛，为下一步脱水保护提供方便。竹简避光保存，器具经过消毒灭菌，再将竹简浸入纯净水中，配合使用低浓度季铵盐类防腐剂。工作人员定期检查和更换保存液。浸水竹简保存的库房环境保持在20℃，并且以窗帘遮光。4、安全管理：竹简存放库房有24小时监控录像，所有进出库房的工作和研究人员采取实名登记，并记录出入时间。为了防止竹简保存液受到污染，所有进入人员在查看竹简时均戴口罩。5、下一步保护措施——脱水保护：在汉简释读编缀之后，制定保护脱水方案，进行脱水保护。

　　西汉汉成帝时，刘向等人曾大规模校理古籍，李柱国则负责校理方伎。

　　李柱国整理校正的包括黄帝内经在内的医书。

　　原书目先载于刘向《别录》，后载于其子刘歆《七略》，今二书已佚，但其目录内容被东汉班固引录于《汉书》〈艺文志〉中，后世仍可以推见其原貌。《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有医经、经方、神仙和房中四种中医典籍。其中医经有：

　　《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

　　《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

　　《白氏内经》三十八卷，《外经》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

　　这是历史上对《黄帝内经》最早的记录，学者认为《黄帝内经》的编著及命名很可能是成自刘向之手。

　　在南北朝的时候，《黄帝内经》已经因传抄及战乱而散失，分成《素问》及《针经》两种版本，分别流传。

　　最早对内经进行整理的学者，是晋朝的皇甫谧，他根据《素问》、《针经》及《明堂孔穴》，编著成《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一书。在《甲乙经》序中，他说：“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亦有所亡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