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古籍所

东北师大古籍所

黑龙江大学古籍所

大连大学文学院古籍所

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

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

天津师大古文献研究所

河北大学古籍所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

中央民族大学古籍所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所

山东师大古籍所

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古籍文献研究所

陕西师大古籍所

西北大学古籍所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研究所

兰州大学古籍所

西北师大古籍所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古籍所

新疆大学中亚文化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室

四川大学古籍所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云南大学西南古籍研究所

云南省历史文献研究所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盐城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

复旦大学古籍所

华东师大古籍所

上海师大古籍所

华东政法古籍所

厦门大学古籍所

福建师大古籍所

浙江大学古籍所

安徽大学古籍所

安徽师大古籍所

南昌大学赣文化与古籍研究所

郑州大学古籍所

武汉大学古籍所

湖北大学古籍所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

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广西大学古籍所

嗯，都是百度来的，有些可能已经合并在某些专门研究中心里面了。还有很多大学设有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挂靠在文史科系。

200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号）的颁布，拉开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序幕。2007年2月28日，文化部在京召开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全面启动古籍保护工作，国务委员陈至立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8月3日，文化部在京召开全国古籍保护试点工作会议，选定57家（后增至59家）古籍收藏单位，开展为期一年的古籍保护试点工作，印发了《古籍普查方案》等文件，宣布成立了由66人组成的专家委员会。

自9月底开始，文化部组织开展了名录的申报工作。申报工作受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各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全国文化、文博、教育、民族、宗教等系统的200余家单位及个人参加申报，截止12月中旬，申报数量总计超过5000部，古籍类型除大量的汉文古籍外，还有丰富的民族文字古籍、金石碑拓、敦煌文献、舆图、竹木简等。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的入选标准十分严格。名录的主要收录范围是1912年以前书写或印刷的，以中国古典装帧形式存在，具有重要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珍贵古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视具体情况适当放宽。国家珍贵古籍的评选标准，原则上与《古籍定级标准》（WH/T20-2006）所规定的一、二级古籍的评定标准相同，即国家珍贵古籍原则上从一、二级古籍内选定。属以下两种情况的古籍暂不入选：一是专家审定时对版本存疑的，暂不入选；二是申报的版本残缺超过50%以上，其他收藏单位有同一版本全本的，暂不入选。11月初，文化部成立评审委员会，聘请简帛、碑帖、敦煌文献、佛经、汉文古籍、民族语文古籍、古籍保护等各学科专家，开始进行名录的初审工作。经评审委员会反复研究、审议，于12月中旬初步确定了名录的推荐名单。2008年1月7日，文化部办公厅向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及各省（区、市）文化厅局发函，就名录推荐名单征求意见。根据各方的反馈意见，评审委员会研究后对推荐名单作了相应调整，于1月23日至29日在《中国文化报》及中国古籍保护网上向全社会进行了为期7天的公示。根据公示意见，经评审委员会再次研究，将名录推荐名单调整确定为2392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2008年3月1日批准颁布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392种及“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51家。这2392种《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有汉文古籍2282部，包括简帛117种、敦煌文书72件、古籍2020部、碑帖73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110部，包括焉耆—龟兹文、于阗文、藏文、回鹘文、西夏文、白文、蒙古文、察合台文、彝文、满文、东巴文、傣文、水文、古壮字等14种文字。

1994年1月4日是什么命

王启元

新出《上海图书馆唐绍仪中文档案》中，保留了多种唐绍仪出任教育机构董事的档案材料，其中有关复旦大学的一封来信，则颇有价值。信中不仅保留了一段校史不详的“辞校长”风波，还由此牵出了复旦史上一段著名而凄美的爱情故事。

上海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唐绍仪中文档案》，上海出版社，2022 。

这封保留在唐档中的编来信， 为时任私立复旦大学校长、印尼华侨（1872-1947，原籍福建同安），收信人为唐绍仪。据信封邮戳，时间在1930年的10月2日；收件上款作“老靶子路/唐少川先生勋启”，下为“李缄”。当时唐绍仪还住在虹口的广东人区“老靶子路”即今武进路上（此宅今存，实际位于今静安区，可参拙作《唐绍仪的沪北旧居及其姻娅圈》）；但就在这年前后，唐氏便动身回到家乡（今珠海唐家湾）任“模范县”县长去了。

唐档中的来信。

李校长此信不长，录全文于下：

敬启者：窃猥以辁才，谬蒙擢选，为复旦大学校长有年。愧少建树，幸赖指导，差免陨越。惟年开教育行政，日见革新，不学如辉，已有不合时宜之处。益以精神体力，日渐不支，为敢缕陈衷曲，恳祈俯察，并祈准其辞职，实所盛祷。服务斯校，溯自肇始，以迄于今，兹垂二十有五年；膺校长之命者，亦十有余年矣。年前窃与家人计划，如个人体力可以勉支，或当于服务复旦二十五年之时，作退职归休之请。弹指光阴，预期已届，私衷得遂，应即告辞。盖谓为服务也，则此二十五年，不可为不久；谓为享乐也，则此二十五年亦不为少矣。爰于此二十五周纪期，应声请辞职者一也。

马齿徒增，已将周甲，虽不至老态龙钟，颓唐过甚，而自审年来身体精神，大非昔比，况方今教育制度，迥异畴昔，对内对外，责任之日集于校长之身。略谙西文，幼疏国学，此后计划应对，远非固有之学识才能所可胜任，为学校前途计，为个人修养计，应声请辞职者二也。

数周以来，荆妻病剧，日夕伴侍，刻不容离，身心困顿，痛楚逾恒；学校大计，未遑顾及。良以互助，乃人类之义务，看护亦丈夫之责任，学校家庭，势难兼及，与其尸位素餐，孰若免妨贤路，俾公私双方，得以两便，此应声请辞职者三也。

辞职之念蓄之有日，一切事项，由校长室综理在，辉原不过为立宪之君主，实一备员而已，个人去留，并无影响于全局。际此九月初旬，适服务斯校达二之期，用特具书，恳请准予辞去复旦大学校长职务。去志已决，幸祈台照，至乞即日另选贤能，到校接替，俾复旦有人，而亦仔肩蚤卸，此后自当在外随时设法以效力于斯校，藉答先生等平昔之厚遇也。临颖惶不胜惶恐之至，专此敬上复旦大学董事会唐少川先生。

谨启。（[印]）

先论这封信的 。信中自述“幼疏国学”，因其生长南洋、留学北美，刚回的时候他甚至都不会说中文。当然，在上海籍夫人及校内同仁的帮助下，寓沪二十五年的当已熟练掌握基本的汉语读写，应该不成问题。观这封句法、气格高古的近代文献书信，则仍非李校长所能为，最有可能的应该是其中文助理季伯鹰润色的成果，从流传的文献来看，字迹应该是李氏原笔。

次论写作时间。彼时1930年，为复旦建校25周年之际。复旦创校纪念日（School Anniversary）约定俗成为每年农历的八月十六（承王蔚告知，谨致谢忱），1930年的纪念日公历在10月7日；此信寄到，已在校庆五天之前，应该也是刻意为之。据信中意，此信初草在“九月初旬”，那正是自己为复旦服务二十五年之际。早在1905年复旦公学初创，李便经人介绍给马相伯先生，执教复旦（《一日一谈·从震旦到复旦》）。则以时候邮政速度，从位于江湾的复旦大学，寄到紧挨江湾的界路“老靶子路”，无论如何也不会很久，那这封信写成寄出，已经在当年9月底了。

此时的唐绍仪，亦已去官多年，坐寓沪上，领着包括复旦大学校在内多所学校的董事会成员的虚衔。唐绍仪早在1913年复旦迁李公祠、重组校董会时，便与王正廷、聂云台、王宠惠等名列其中（《复旦校刊》1919）。那时唐氏，刚辞去北洋，南下上海；此后十余间，唐氏对复旦支持有加，复旦募建的江湾校区（今复旦本部）便有唐氏参与之功。不过唐、李二人关系究竟如何亲密，材料尚不多见，可能二人以往通信，当为英文居多，俟日后刊布。以辞职风波及此信观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唐绍仪对复旦及校长位的影响，依然存在。

全信内容直白，为请辞复旦校长之事。信中给出了三条请辞理由，之一条：自己早就与家人商议，在校庆及工作二十五年的整年，离职；如今时间已至，自己则信守诺言。第二条为自己年事已高，身体心理都已不支；这条理由，信开头也提了，对身心俱疲对应的还有“教育行政，日渐革新”，赶不上时代的意思。其实这两条理由都是借口，比如服务二十五年或是任意一年再离任，皆无制度上的定数，理由完全不能成立；而从历史上的李校长一生来看，他的身体不仅支持他一直担任校长（包括复旦沪校负责人），而且一直延续到十余年后的胜利，所以李校长身体亦无大碍，只是一时遇到了不可抗力的事情。如此，这时辞职的李校长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第三条里所说的：他的太太病了，需要人照顾；校长不仅要“日夕伴侍，刻不容离”，而且致使自己“身心困顿，痛楚逾恒”，已经无法分心学校事务。那李校长深爱的校长夫人是谁？

李夫人名叫汤佩琳（1887-1931），少李校长15岁，由青年会在曹雪赓的夫人说合，与李校长于1907年喜结连理。汤氏同样 新教牧师的家庭，汤佩琳的与弟弟都是会的华人领袖。二位婚后，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校长也因为这位本土的太太，融入了上海的生活；钱益民《传》中指出最终会定居上海，并为复旦倾其一生，就是因为这段而短暂的婚姻。汤夫人不仅会协助李校长整理文稿，教子课读，甚至出任复旦行政职务（最后并不成功），而且帮助这位归国华侨适应国内的饮食、习俗等诸多生活习惯。据李的秘书季伯鹰回忆，三十余岁初回国对国内一切都是陌生的，要不是与爱妻结婚受其熏陶，李校长可能就不会长久定居国内。

、汤佩琳夫妇与长子有仁。

但是，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换来的却是无穷无尽的痛苦，这对的伉俪，遇到的之一个问题就是殇子。自从婚后至复旦改私立大学的十年里，李、汤夫妇共诞下四位子女，但都相继，尤其长至九岁的长子有仁之殇，让夫妇二人悲痛不已。此后李校长便忙于建设江湾的新校区而奔波，知道1925年他从南洋接来了两位幼侄，聊解膝下之虚。但更大的灾难出现在这个家庭之中，汤佩琳得了消化道的癌症，尤其在1929年李校长夫妇从莫干山休养回来，反而加重了病情，此后的1930年，李校长几乎整年都在照顾病妻的中度过，尤其自写这通辞职信至次年初夫人病逝后的半年间，复旦校务会议的档案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李校长的名字，而是由教务长金通尹（1891-1964，浙江平湖人）及临时成立的校务会议会。也就是给唐信中所说的“一切事项，由校长室综理在”，他自己不过是立宪那种名义上的君主，“个人去留，并无影响于全局”，权力已经分出去，自己在不在位，其实也无甚差别。

消失在校长室的，这时就守候在夫人的病榻前，正如给唐绍仪信中所述“荆妻病剧，日夕伴侍，刻不容离”，而他坚持亲自陪护，不容分身的理由也很纯粹：“良以互助，乃人类之义务，看护亦丈夫之责任”，在他看来，护理病妻是丈夫应尽的职责，是超越自己职业与理想的责任，他也将这一责任贯彻始终。

汤夫人去世后李校长曾作一篇《我的夫人》长文回忆亡妻，在多种报章上屡次；文中回忆道：一开始他拒绝医生提出的外科手术，认为这一技术还不够成熟，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汤夫人体弱，怕术后恢复不过来；但最后意识到如果因为他的固执使得夫人有所不测，他也不会原谅自己，遂向现代医学妥协，带汤夫人去“上海疗养院”问诊。医生告诉他们，这个病手术痊愈率很高，但汤夫人似乎身体暂时还不能承受手术，需要一定时间的休养再评估。他们在1930年上半年去杭州继续休养，回来后的当年六月病情反复，住进医院后查出了癌症，得知只有住进医院“珍视与看护比较周道”，所以陪伴病妻入院，并接受了之一次手术，但很不幸，发现肿瘤已经是晚期，非常不乐观。自述当时的痛苦无法用言语形容。他没有把病情告诉夫人，仅与夫人的弟弟汤仁熙商议，后通过教会中简单的实践，缓解病人晚年的病痛。汤夫人在忍受了最后半年病情带来的癌痛与水肿，最终在1931年的1月4日凌晨两点与世长辞，一直陪伴到夫人最后。他回忆道，前一天晚十一点钟时“她还能对我说，她要到床上去睡一刻。一点钟时，我走到她床边，她才开始说一些不相关联的话，微微怨着她的疲倦”，但发现这只是汤夫人最后的一息，所以喊来家人，汤夫人便平静地了。（《我的夫人》）。

“看护”护理之学，既有其医学的向度，也有其超越医学、上升到精神层面的维度。通过护理这一举动，人们往往希望表达自身高于医学治疗的愿望与理想，即便那是一位没有受过现代医学训练的人。李校长在至唐氏心中所谓“良以互助，乃人类之义务，看护亦丈夫之责任”，即寄托了其作为丈夫的护理本分，及其对于病妻无尽的爱。虽然能做的仅仅是陪伴、互助以及祈祷，但这正是体现了护理学高于治疗的精神所在，护理的旨归就是爱与救赎，而李校长用自己的感情经历，为后人留下了一段动人的复旦爱情故事。

丧妻之痛后又过了很久，才逐渐缓过来，且一再拒绝续弦，甚至是其内弟的建议。他在日常生活中，一直汤夫人未丧犹在的状态，比如吃饭碗筷刀叉仍要放一对在。直到半年多后的1931年10月才重新回归校长位校务。是年6月，复旦校园落成了一幢卫生院，全校师生建议将此楼命名为“佩琳院”，落成后，院内悬挂汤夫人画像，李校长几乎每日至此，徜徉许久，可见李校长心中的信念。

附：2022 年秋，复旦大学燕园剧社自编自导了一部学生话剧《复旦爱情故事》，其中主要篇幅就截取了与汤佩琳凄美坎坷的经历敷衍而成。全剧至汤佩琳去世，有一段李校长的独白，至为感人。时过境迁，这部学生话剧久为人忘却，录上剧本 ，以纪念这段动人的因缘：

：我想着很久以前我们走在夜色里，影子被街灯拉得很长很长，可是你的身子小小的，好像一点儿北风就能把你从我身边带走。你走着走着，回头拉着我的手，你对我说，你有点累了。 / 你果然走了，我却还能记得之一次见面的时候，你穿着的那条淡蓝色的薄纱裙子。你说，腾飞，你好吗？可是你跟着我，有什么好呢？就像，我连颗戒指都没有准备，就来请你嫁给我，而你还是想都没想就说：那好啊。 / 你说，你喜欢我，因为在我面前，你不用去掩饰真实的自己。（苦笑）大概是我比较傻吧……你说，你喜欢阳光，喜欢阳光洒进窗台，喜欢一大家子人一块儿吃饭。小家伙们一个个都早走了，你在空无一人的房子里，怀抱着怎么样的热望呢？/ 我总想着，等这一段忙完，这一段忙完，我就来陪你，好好地陪你，去你所有喜欢的风景里，走你每一条怀念的小巷。 / 你总是假装生气地说，饭不能一个人吃，说我永远不会懂为什么。当全校都跑去重庆避难，而我却决定，留在上海的那天晚上，你问我：你害怕么？你走了之后，我对着冷冷清清的饭桌，才明白一个人吃饭的滋味。你是怎么日复一日地等待的呢？当你守在空无一人的房子里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呢？你数着过得越来越慢的时间，你在想什么呢？你在看什么书？这间屋子真是寂静……在那些我忙得不知所谓的夜里，你是不是又失眠了？你是怎么样度过那些夜晚的呢？你喝什么，咖啡还是茶？ / 最近我总是按时回去，无论手中还有什么要做，我总是期待着推开门的刹那能看到你倚在窗边消瘦的背影。看到我回来，你会不会高兴地过来拥抱我呢？如果我冲上去吻你，你会不会闪躲呢？还是会埋怨地对我说，你是不是只有在我走了之后才想起我？而此时此刻，你知道我在想你么？你还在等待我对你说些什么吗？你说我种的花都开了，而你并不能来看了。（韩润葵主笔）

本文写作得到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钱益民老师、独立学者王蔚及同窗英秀林兄的帮助，谨致谢忱。

（ 王启元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

责任编辑：梁佳

校对：张艳

以上就是与1994年1月4日是什么命相关内容，是关于唐绍仪的分享。看完1994年正月初四五行后，希望这对大家有所帮助！

近代上海是中国最为发达的工商业经济中心，更是一个移民城市，曾被称为“客帮垄断的舞台”。在上海的众多移民中，宁波移民群体占据了最为引人瞩目的地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宁波籍工商业群体（以下简称甬商）在近代上海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第一家榨油厂、第一家火柴、第一家机器制造厂、第一家银行，都是在沪甬商创立的。

比如创办燮昌火柴厂的叶澄衷、大中华火柴公司的刘鸿生、五洲大药房的项松茂、中国化学工业社的方液仙、信谊化学制药厂的鲍国昌等，都在近代企业的开拓和经营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而像航运界的虞洽卿、西药和娱乐业的黄楚九、钱庄业的秦润卿、银行界的宋汉章，也都是行业翘楚，且不少是横跨各个领域。

创办燮昌火柴厂的叶澄衷、大中华火柴公司的刘鸿生、五洲大药房的项松茂（左起）

而从代表上海工商业者利益的团体组织的内部结构上看，甬商的统治地位更为一目了然。比如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此后历经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和上海市总商会），27年里换届18次，甬商共有7人14次当选为总理（会长），总任职年限达23年。据统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段时期内，上海20多个客籍商帮人数总和中，甬商人数占到了七成，粤商约占一成，其他合占两成。可以说，当时的甬商在上海是独领风骚的。

为何宁波商人能够在近代上海取得如此令人惊讶的成就？日前，在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主办的“中国近代甬商在沪经济活动研讨会”上，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荫贵对此进行了分析解读。

凝聚力强大的同乡组织

朱荫贵认为，近代甬商之所以能够在上海崛起和成功，一定有其他商帮不具备而宁波商人独有的特色和优势，否则就难以说明为何是宁波商人而不是其他商人取得这种成功了。

这些特色和优势，首先一点是宁波帮拥有凝聚力强大的同乡组织，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四明公所和宁波商人旅沪同乡会。

从《张让三手撰上海四明公所缘起》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宁波商人在清嘉庆二年（1797年）就设立了客居上海者的同乡组织四明公所，以每人每天一文凑集的经费，用于在上海“建丙舍（存放灵柩的房屋）、置义冢（公坟）、归旅榇（棺椁）、设医院”等各种公益慈善事项。

四明公所

因此，四明公所自然成为旅沪宁波人在外的活动中心和庇护中心，广大宁波人对它的认同和维护之心也十分强烈。所以当1874年法租界开马路侵入四明公所冢地时，旅沪宁波人不惜付出7人死亡的代价进行保卫。1898年，法国人再次谋划侵入时，再一次遭到了强烈抵制，又以失败而告终。

宁波旅沪同乡会的活动则主要集中在社会救助和推进办学教育两大方面。在社会救助方面，如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期间，同乡会都设专会办理救护、收容、遣送遭难同乡的善后工作。

而在办学教育方面，包括了设立和推进小学、中学教育，设置各种奖学金等，1927年在上海设立的小学就达到了10所，学生人数最多达3460人。此外，同乡会还在造桥、修路、疏浚河道等公益事业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投入。

朱荫贵认为，在近代中国，像宁波旅沪童星会这样有效率的社会组织，是不多见的，它和四名公所一道，得到了广大宁波人的支持和拥护，从而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以地缘为中心的凝聚力助推甬商发展

中国通商银行五元

1897年，中国诞生了第一家自办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其中9个董事中，3个是宁波人。其后不久，又诞生了一家纯由旅沪宁波商人发起组织的一家商业银行——四明银行。

四明银行拥有资本150万两，有发行钞票权。发行钞票的利润大，但是风险也高。因为当时中国人普遍不信任钞票，而信任银元，所以一旦时局变动，就容易发生挤兑风潮。四明银行的资本不算雄厚，所以也曾遭遇几次挤兑风潮，每次都是依靠旅沪宁波同乡的群起支持，而稳渡难关。

四明银行

其中一次，几乎所有宁波人开设的商店，都收兑四明银行的钞票。甚至有许多宁波籍的工人，看到有人在四明银行外等候兑现，竟然主动倾囊取出现洋，换进四明银行的钞票。几次下来，上海市民也知道四明银行有同乡全体做后盾，不会动摇，对其钞票的信心也因而增强。

在没有外来压力的驱策下，收入不多的普通宁波籍工人肯主动帮助四明银行分散和承担风险，让朱荫贵感到吃惊，“这样的情况在近代上海乃至整个近代中国，都是极其罕见的。”

再比如1908年成立的宁绍商轮公司，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不断被外资轮船公司排挤和倾轧。在历尽艰难从日商、法商手上租到黄浦江一处码头后，宁绍商轮公司立票价为5角，并宣布永不涨价，得到华商拥护。但洋商为挤倒宁绍，凭借雄厚资本，将票价从1元压减3角，并用其他手段招揽客人。

宁绍商轮公司立票价为5角

在这种情况下，广大旅沪宁波人爆发出惊人的团结力，宁绍商帮下属各行业团体纷纷开会表态并订立守则支持宁绍商轮公司，同时组织“航业维持会”，以支持宁绍商轮公司与外商轮船公司竞争。

比如宁绍商帮绸缎顾绣衣业同人，召开会议，其业董就说：“若是我宁绍公司果然被他逼倒，是我宁绍帮从此破气，必为别帮所笑所以今日特邀诸公到此，自后或往返沪甬，必要乘自己宁绍轮船，万万不可见目前只小利，去乘他外国人的船了。”同时还订立了五条规则，包括一切货物必须由宁绍轮船装运、各店逐年预先购买宁绍船票等。

正是在广大宁绍旅沪群体同人的支持下，宁绍商轮公司不仅站稳了脚跟，后来还有实力购买了外商轮船公司的商轮。反过来，在广大宁波同乡支持下发展壮大的甬商，也尽可能对同乡给予回报。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武汉形势十分紧张之时，船票价格飞涨，宁绍商轮公司就及时派船赶赴武汉，向急待离开的同乡伸以援手，对贫困者给予免票。

四明公所和宁波旅沪同乡会的作用

甬商清楚地明白，金融是经济发展的血液，只有金融和实业相互渗透和支持，才能真正发展壮大起来，正如宁波籍实业家刘鸿生所言：“一个银行，如果没有工商企业的关系，就不能长久存在；而工商企业，如果没有银行作为支柱，也就会限于停闭。”

据统计，1912、1924、1926、1928、1930、1932、1934年的上海钱庄中，浙江籍的钱庄都占半数以上，而这些浙江籍钱庄中又以宁波籍为主。银行业同样如此，从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开始，此后多个银行中都可以看到宁波籍人士活跃的身影。

宁波籍商人或是以传统商业起家，然后经营钱庄再进一步促进实业壮大，或是本以钱庄、金融业开始，转而以支持工商业发展来促进本身发展，或者实业经营者以入股方式向金融业投资。无论是哪种方式，最终的结果都是促进了甬商整体的发展壮大。

朱荫贵最后总结道，像四明公所、宁波旅沪同乡会这样既不属于政府又不同于企业的社团，曾经在近代中国社会中扮演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赈济、教育、医疗和帮助家乡建设等公共利益方面的活动，无疑弥补了近代中国社会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缺失，在某种程度上取代和扮演了部分政府应有的角色。

它们形成的以地缘为中心的凝聚力，使得宁波籍商人能够在异乡渡过难关、站稳脚跟，加上甬商对金融和实业相结合的重视，促使他们能够超越其他籍贯商人群体在近代上海经济活动中独领风骚。

来源｜澎湃网

作者｜徐萧

版权属于原作者，侵删。

《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392部，2008年3月1日公布；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2392部）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51个）名单，现予公布。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卷帙浩繁的文献典籍。这些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保护和利用好珍贵文献典籍，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指导方针，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公布为契机，加强科学规划，加大工作力度，切实做好珍贵古籍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使中华民族珍贵的文献典籍永泽后世。 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51个） 国家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 天津图书馆 山西省图书馆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 辽宁省图书馆 辽宁省大连图书馆 黑龙江省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 南京图书馆 江苏省苏州图书馆 江苏省常熟图书馆 浙江图书馆 安徽省图书馆 福建省图书馆 山东省图书馆 湖北省武汉图书馆 湖南图书馆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重庆图书馆 云南省图书馆 山东省青岛市图书馆 河南省图书馆 湖北省图书馆 贵州省图书馆 陕西省图书馆 甘肃省图书馆 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 贵州省荔波县档案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南京博物院 上海博物馆 山西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 河南大学图书馆 河南大学图书馆 苏州大学图书馆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南京大学图书馆 复旦大学图书馆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清华大学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516部，2013年3月8日公布。

国务院正式公布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上海图书馆藏北宋拓本《三藏圣教序》、徐州市图书馆藏南宋刻本《四书章句集注》、青岛市博物馆藏清蒲松龄《鹤轩笔札》稿本等1516部古籍入选该名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浙江省西泠印社、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等16家单位成为第四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录汉文古籍1218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286部，其他文字古籍9部，3种甲骨文。这是甲骨文首次进入《名录》。《名录》收录宋元拓本71种，明清稿本76部、抄本177部；收录舆图43种，其中，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西汉地图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纸质地图，也是世界上最早用于书写的纸张实物，还是西汉初即已发明造纸术的有力证明；收录的民族文字古籍，涵盖藏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察合台文、彝文、满文、东巴文、傣文、水文、古壮字、布依文等12种民族文字。

其中，西藏博物馆藏元刻本《释量论》，是继元刻《因明正解藏论》之后发现的第二部元刻本藏文古籍。这两部元刻本的发现，推翻了元代无刊印藏文文献和明代以前无藏文印刷实物的旧说。

在此次公布的16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中，中国嵩山少林寺、西藏博物馆、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西藏自治区罗布林卡、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等5家为宗教、少数民族单位。

截至目前，共有11375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66家单位成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