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神农本草经》神农氏 《皇帝内经》 汉代：马王堆汉墓医书 《黄帝内经素问》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张仲景《金匮要略》 唐代：孙思邈，《千金方》，明代：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针灸甲乙经》、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葛洪《肘后备急方》、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苏敬《新修本草》 、王焘《外台秘要》、元丹贡布《四部医典》、《太平圣惠方》、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北宋：宋慈《洗冤集录》 回回药方 忽思慧《饮膳正要》、许国祯《御药院方》 、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张子和《儒门事亲》、朱丹溪《格致余论》、李东垣《脾胃论》、李时珍与《本草纲目》、刘文泰《本草品汇精要》、吴又可《温疫论》、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吴鞠通《温病条辨》、王孟英《温热经纬》、薛生白《湿热条辨》、王清任《医林改错》、《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圣济总录》 近代医学名著 《古今图书集成》

中国五千年，医学人物数不胜数，传说中的黄帝就被奉为医学圣经，它的名字就是《黄帝内经》里面是深奥的医学知识，也是神农尝百草之后第一本有文字记录的医学书籍，而且其中不光包括医学，还有人体学和玄学，奥妙颇深。

历史上其次的医书就是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

针灸之祖———黄帝 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领袖。现存《内经》即系托名黄帝与歧伯、雷公等讨论医学的著作。此书对针刺的记载和论述特别详细。

脉学倡导者———扁鹊 姓秦，名越人，战国渤海郡郑（今河北任丘）人。太子尸厥已死，而治之复生；齐桓侯未病，而知其后五日不起，名闻天下。《史记·战国策》推崇其为脉学倡导者。

外科之祖———华佗 华佗又名敷，字无化，后汉末沛国（今安徽亳州）人。尤擅外科，对“肠胃积聚”等病，饮麻沸散，须臾便知醉，肠洗浣，缝腹摩膏，施行腹部手术。

医圣———张仲景 名机，汉末南阳郡（今河南南阳）人。相传曾任长沙太守，当时伤寒流行，病死者甚多。他的著作《伤寒杂病论》总结了汉代30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对祖国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预防医学的倡导者———葛洪 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晋朝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著有《肘后备急方》，书中最早记载一些传染病如天花、恙虫病症候及诊治。“天行发斑疮”是世界上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

药王———孙思邈 唐朝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曾治愈唐太宗皇太后头痛病，宫廷要留他做御医，他谎称采“长生不老药”献给皇上，偷跑了。监视他的人谎报采药时摔死，太宗封他为药王。

儿科之祖———钱乙 字仲阳，北宋郓州（今山东东平）人。著《小儿药证直诀》，以脏腑病理学说立论，根据其虚实寒热而立法处方，比较系统地作出了辨证论治的范例。

法医之祖———宋慈 宋朝福建人。所著《洗冤集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文著。

药圣———李时珍 字东壁，号频湖，明朝蕲州（今湖北蕲春）人。长期上山采药，深入民间，参考历代医书800余种，经27年艰苦劳动，著成《本草纲目》，所载药物共1758种。

《医宗金鉴》总修官———吴谦 字文吉，清朝安徽歙县人。乾隆时为太医院院判。《医宗金鉴》是清代御制钦定的一部综合性医书，全书90卷，是我国综合性中医医书最完善简要的一种。

公认的是：《黄帝内经》、扁鹊《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

《黄帝内经》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是第一部冠以中华民族先祖“黄帝”之名的巨著，是中医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其医学理论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哲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反映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辨证思想。

《难经》是中国古代医学著作《黄帝八十一难经》的简称，共三卷（亦有分五卷的）。原题秦越人撰。《难经》书名的含义，有二种解释：以难字作为问难，另以难字做为难易来解读。难，读音为“ㄋㄢˋ（nàn）”。《难经》是阐发《黄帝内经》的疑难和要旨的第一部书。后世将其列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全书所述以基础理论为主，还分析了一些病证。其中一至二十二难为脉学，二十三至二十九难为经络，三十至四十七难为脏腑，四十八至六十一难为疾病，六十二至六十八为腧穴，六十九至八十一难为针法。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理、营卫、俞穴，针刺等基础理论，同时也列述了一些病证。该书以基础理论为主，结合部分临床医学，在基础理论中更以脉诊、脏腑、经脉、俞穴为重点。其中1～22难论脉；23～29难论经络；30～47难论脏腑；48～61难论病；62～68难论俞穴；69～81难论针法。书中对命门和三焦的学术见解以及所论七冲门（消化道的7个冲要部位）和八会（脏、腑、筋、髓、血、骨、脉、气等精气会合处）等名目，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该书还明确提出“伤寒有五”（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并对五脏之积，泄痢等病多有阐发，为后世医家所重视。全书内容简扼，辨析精微，在中医学典籍中常与《内经》并提，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古典医籍之一。有多种刊本和注释本。

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

在这部著作中，张仲景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首次记载了人工呼吸、 药物灌肠和胆道蛔虫治疗方法。

张仲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称为医圣。相传曾举孝廉，做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

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辨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

　时光到了晋朝，《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第一个关键人物出 伤寒杂病论现了。这位名叫王叔和的太医令在偶然的机会中见到了这本书。书已是断简残章，王叔和读着这本断断续续的奇书，兴奋难耐。利用太医令的身份，他全力搜集《伤寒杂病论》的各种抄本，并最终找全了关于伤寒的部分，并加以整理，命名为《伤寒论》。《伤寒论》著论22篇，记述了397条治法，载方113首，总计5万余字，但《伤寒杂病论》中杂病部分没了踪迹。王叔和的功劳，用清代名医徐大椿的话说，就是“苟无叔和，焉有此书”。

　　王叔和与张仲景的渊源颇深，不但为他整理了医书，还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关于张仲景的文字记载。王叔和在《脉经》序里说：“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之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

　　之后，该书逐渐在民间流传，并受到医家推崇。南北朝名医陶弘景曾说：“惟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可以想像，这部奠基性、高峰性的著作让人认识了它的著作者，并把著作者推向医圣的崇高地位。

　　张仲景去世800年后的宋代，是《伤寒杂病论》焕发青春的一个朝代。宋仁宗时，一个名叫王洙的翰林学士在翰林院的书库里发现了一本“蠹简”，被虫蛀了的竹简，书名《金匮玉函要略方论》。这本书一部分内容与《伤寒论》相似，另一部分，是论述杂病的。后来，名医林亿、孙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订《伤寒论》时，将之与《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对照，知为仲景所著，乃更名为《金匮要略》刊行于世，《金匮要略》共计25篇，载方262首。至此，《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几个关键人物全部出场了。

《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或《本经》，中国汉族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约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整理当时药物学经验成果的专著，是对中国中医药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其中规定的大部分中药学理论和配伍规则以及提出的“七情和合”原则在几千年的用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中医药药物学理论发展的源头。

神农本草经全书分三卷，载药365种，以三品分类法，分上、中、下三品，文字简练古朴，成为中药理论精髓。

规定了药物的剂型

《本经·序录》认为：“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主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此处一方面体现了在2000年前中药剂型已有的成就，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药物剂型工艺以及对哪些药宜用哪种剂型的研究经验，如消石“炼之如膏”，术“作煎饵”，茺蔚子“可作浴汤”（外用洗剂），葡萄“可作酒”，白芷“可作面脂”，牛角、牛胆“可入丸药”，蝟皮“酒煮杀之”，露蜂房“火熬之良”，当归治“金创煮饮之”，雷丸“作膏摩，除小儿百病”，蛇蜕“火熬之良”，贝子“烧用之良”等等。此处既讲了药物炮制加工方法，同时也说明了不同药物在具体应用时要采用不同的剂型，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其治疗效果。对现今中医业医者只采用汤药成药的现象具有很大的批判性的价值。

对药物治病取效的客观评价

《神农本草经·序录》认为”凡欲治病，先察其源，先候病机，五脏未虚，六府未竭，血脉未乱，精神未散，服药必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势已过，命将难全。”此处首先告诫人们，有病必须早治；其次强调了疾病的痊愈与否，不能完全依赖药物的作用，主要是机体的防御机能和在药物干预下机体驱邪愈病的内在能力。

强调辨证施药

《神农本草经·序录》提出“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饮食不消，以吐下药，鬼疰蛊毒以毒药，痈肿疮疡以疮药，风湿以风湿药，各随其所宜。”此语不但突出了辨证施治用药的主旨，还提示在辨证施治用药的前提下，务必要辨别疾病的性质（寒、热）用药，辨别病因而审因论治（如“饮食不消”、“风湿”），辨别病情轻重并根据病情轻重而施以用药（如“鬼疰蛊毒”均为重危病证），还要辨别躯体病（如“痈肿疮疡”、“风湿症”）与内脏病（如“鬼疰蛊毒”）的差异而用药。前者用“疮药”、“风湿药”，后者用“毒药”。若通览书中365味药物的功效和主治，还可以发现，书中根据内科疾病、妇科疾病、外科疾病、五官科疾病、皮肤病等等不同病种而施以不同药物予以治疗，这些内容都充分体现了辨证施治的用药思想。

重视服药时间与疗效的关系

《神农本草经·序录》认为：“病在胸膈以上者，先食后服药；病在腹以下者，先服药而后食；病在四肢血脉者，宜空腹而在旦；病在骨髓者，宜饱满而在夜。”这说明本书作者在认真总结前人用药经验的基础上，认识到服药时间与药物疗效之间的密切关系。

践行“药有阴阳”理论的价值

《内经》首先提出了“药有阴阳”理论，《本经》对这一理论予以践行。所谓“药有阴阳”，其含义甚广。若仅从植物药与矿物药分阴阳，矿物药质地沉重而主降，属性为阴，植物药质地轻清而属阳。若就植物药而言，凡药用其花、其叶、其枝者多属阳，若用其根、其干者多为阴。如若对药物深层的内涵以阴阳分，则“阳为气，阴为味……阴味出下窍，阳气出上窍。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具体内容可详见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

《本经·序例》所谓“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其本义是指人们可以品尝到的药物真实滋味以及其对人体气血阴阳的作用。药物真实滋味不止五种，由于受事物五行属性归类理论的影响，于是自古至今，将药物之滋味统统纳之于五味之中，并将涩味附之于酸，淡味附之于甘，以合药物五味的五行属性归类。

药物“有寒热温凉四气”

《本经》所言药物有“寒、热、温、凉四气”。四气，即四性，是药物或食物的寒热温凉四种性质，与人们味觉可感知的五味相对而言，四气属阳， 五味属阴，也就是《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阳为气，阴为味”之意。事物之阴阳属性是可分的，“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故药物寒热温凉之性还可再分阴阳。温性、热性为阳，凉性、寒性属阴。热甚于温，寒甚于凉，其中只是程度的差异。温热药有微温、温、热、大热的不同量级；寒凉药有凉、微寒、寒、大寒的不同量级，如果在性质上没有寒热温凉明显的性质差异，于是就用“平”标定其性质。

先秦：《神农本草经》神农氏 《皇帝内经》

汉代：马王堆汉墓医书 《黄帝内经素问》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张仲景《金匮要略》

唐代：孙思邈，《千金方》，明代：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针灸甲乙经》、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葛洪《肘后备急方》、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苏敬《新修本草》 、王焘《外台秘要》、元丹贡布《四部医典》、《太平圣惠方》、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北宋：宋慈《洗冤集录》

回回药方 忽思慧《饮膳正要》、许国祯《御药院方》 、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张子和《儒门事亲》、朱丹溪《格致余论》、李东垣《脾胃论》、李时珍与《本草纲目》、刘文泰《本草品汇精要》、吴又可《温疫论》、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吴鞠通《温病条辨》、王孟英《温热经纬》、薛生白《湿热条辨》、王清任《医林改错》、《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圣济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