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多年来，中国到底有多少文物流失海外，现存何处？确切的数字恐怕永远是个谜。我国政府、学者和有识之士一直致力于流失海外文物的调查工作，但由于受条件的限制，这项调查工作还远未达到理想的状态。据我国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在全球47个国家200多座博物馆中的中国文物不下百万件，而且均是文物中的精品，它们大多是在旧中国时流失海外的。

旧中国文物流失海外主要有3个渠道：一是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抢走的；二是当时有一些来华的外国人从中国偷走的；三是外国人勾结当时的反动军阀和奸商以极低的价格买下偷运出境的。

早在1840年，列强就把中国文物列为文化侵略的重要内容，拉开了中国近代文物大流失的序幕。1860年英法联军对圆明园进行了野蛮的劫掠和焚烧。圆明园内四五十处殿堂内装饰了难以计数的紫檀家具，陈设了大量的国内外珍奇宝贝，有家具、锦缎、毡毯、商周青铜器、历代陶瓷器、漆器、牙雕、玛瑙、琥珀、水晶、木雕玉器、宝石、书画、钟表、历代典籍应有尽有。当时的法国文豪雨果说过：“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但是，这座艺术宝库被洗劫一空，大量稀世之宝，包括《永乐大典》，被掠走海外，为英、法、美、日、西欧诸国博物馆和私家所收藏，其中尤以大英博物馆和法国枫丹白露宫最多。现在大英博物馆中中国历代珍稀之品多达3万多件，包括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最早摹本。法国枫丹白露宫中的中国馆也收藏了中国历代名画、金玉首饰、瓷器、香炉、编钟、宝石和金银器等3万多件。

同时，一些外国探险家以科学考察的名义掠去的中国文物也不计其数。据统计，1856—1932年间，俄、英、德、法、日、瑞典、美国等国曾考察我国西北地区66次，每次考察都掠走了大量中国文物。历次考察中，尤以斯坦因和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掠走的文物最多。斯坦因窃取的9000多个卷子和500多幅绘画，一部分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一部分在大英图书馆，一部分在印度事物部图书馆。伯希和窃取的6000余种经书和一些画卷，主要收藏在法国国立图书馆。历年的劫掠，加上国内某些军阀、奸商及无知国民的盗卖，中国文物被大量偷运出境，国外的中国文物日见丰盈。

1899年左右，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文。甲骨文自出土之日起就处在不断流失之中，先是被当作药材贩卖，后又被西方列强的文化掮客以各种名目大量收购而去。据不完全统计，安阳小屯出土的近20万片甲骨，有近3万片流失海外，被12个国家和地区收藏。

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人对我东北、华北、华中、华东等地文物进行了大规模地盗掘，大量文物被劫走。其间，美国人利用中国社会动荡之机对中国文物大肆收购。

1949年解放以后，我国一度告别了大量文物外流的历史。然而，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在非法利润的刺激下，国内外不法分子相互勾结，掀起了一波波盗窃、走私文物的狂潮。

曾有人统计，从1982年起，江西余干县800多座古墓被盗；1987年1月至6月仅半年时间，青海就有1700多村民盗掘古墓2000余座，抢走文物1万余件；1990年四川省有23952座古墓被盗；湖南邵阳市某县在二三年内被盗古墓的面积近全县2000平方公里的1／5。我国文物资源丰富的陕西、山西、河南3省一度竟成为海内外走私者买卖文物的金三角。又据海关总署统计，1991年—2000年，全国海关缉获走私文物10多万件。1997年5月，天津海关查获一起用集装箱偷运文物案，集装箱内共有文物5000余件。据公安部不完全统计，1993年—1997年，公安机关侦破文物案4943起，缴获文物5万余件。

近20年来，中国文物走私海外形成高潮，仅从香港走私出境的文物就多得不可想象。有报道称，香港做贮装文物匣盆的师傅忙得不亦乐乎，有时一个月挣五六十万港元不止。继伦敦、纽约之后，香港在八十年代以后，凭借大陆大量的走私文物，迅速成为世界第三大文物艺术品中心。

为了进一步说明大量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事实，兹列举部分国外博物馆重要中国文物的收藏如下：

大英博物馆：该馆东方艺术馆，大部分是中国历代的稀世珍品，可谓应有尽有，总数达3万多件，其中绝大部分是无价之宝。

大英图书馆：中国珍贵文物和古籍6万多种，其中有中国波罗密佛经最早版本，《永乐大典》45卷及甲骨片、竹简、刻本古书、敦煌藏经和地图。

美国纳尔逊美术馆：该馆最出色的收藏是东方文物，其中最精彩而著名的是中国文物，数量多、质量高。

波士顿美术馆：该馆以东方艺术品著称于世，现藏有中国和日本绘画5000余幅。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宋、元时期名画，如保存完好的唐张萱《捣练图》宋代摹本、宋徽宗《五色鹦鹉》。

俄国东方文化博物馆：馆内收藏了从殷商到明清的青铜器、绘画和雕刻作品。绘画中有唐代明仇英的《侍女图》、清任伯年的《荷花》等杰作。

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该馆几乎一半收藏品是中国文物，包括书画、佛教艺术、铜器、玉器、陶器等。

此外，卢浮宫是法国收藏中国文物最集中的地方，仅其分馆吉美博物馆就收藏中国文物数万件，其中历代陶瓷器1．2万件，居海外博物馆中国陶瓷收藏之最，卢浮宫还收藏6000多件中国历代瓷器精品和200多件唐宋绘画。法国巴黎市立博物馆的中国文物收藏与卢浮宫不相上下。日本有上千座博物馆收藏中国文物，其中尤以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最丰，设有五大展厅展示中国文物。

面对如此光彩夺目的中国古代艺术瑰宝，我们在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杰出创造力感到自豪的同时，也为如此众多的无价之宝流落海外而感到痛惜。近年来，我国和民间企业积极在全球各地追索和赎买流失海外的文物，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和流失在海外百万件的祖国文物相比较，能够回到祖国的文物实在少之又少。

从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日本在两次侵华战争期间劫掠的中国文物数量到底有多少？从中国劫掠的文物又有哪些？

要给出一个精确的数字，并将劫掠的文物全部一一罗列，似乎不太可能。或许，这将是一个永远无法揭开的谜，也是留给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永远的痛。毕竟，被日本公然劫掠、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等方式劫掠的文物浩如烟海，即使进行系统统计也难以完全囊括。本网整理这些被掠夺的文物资料，简要梳理出其中较为重要的文物并将其展示出来供网友参阅浏览。

近代日本走上侵略道路后，对于中国以怨报德，狂妄地宣称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威于四方”，于是近邻中国便成了其实现野心的最佳选择。

在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方面，日本步西方列强后尘，而且显得更为贪婪，一面肆意摧残我国的文化事业，一面又不惜采用种种卑劣手段，大肆掠夺我国文物，为害尤烈，造成了中国文化遗产的巨大损失。

鸟居龙藏

在1928年以前，日本人在我国调查古代遗迹遗址和盗窃文物的事例，不下几十起。例如：1905年东京大学的鸟居龙藏在辽东半岛及东北地区进行调查和盗掘，一直延续到1911年。京都帝国大学的滨田耕作盗掘了旅顺刁家屯汉墓等。

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兵侵占济南，在济面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5月11日，济南沦陷。日军除了烧杀奸*外，还强行将济南附近临淄县龙泉寺的2尊北齐石佛、2尊北齐菩萨雕像和2块石碑运到淄河店车站，准备在这里装上火车运往青岛，再从青岛装船运往日本。

1933年，日本山中商会的老板山中和北京分店经理高田勾结北京古玩奸商倪玉书，又做下一宗极其肮脏的买卖，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的石雕进行肢解、劫掠。

1931年9月18日后，在日军侵占的中国领土范围内，一些日本考古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及个人随之而来，进行“老古调查”和盗掘，有些盗掘甚至于是在日军的直接保护下进行的。

1931年至1934年，日本人原田淑人等领导的考古队，盗掘了黑龙江宁安县西南东京城镇的原渤海国都城上京龙泉府遗址，其中宫殿遗址6处、古寺遗址1处，陵墓遗址1处及禁苑、外城遗址数处，劫走一批珍贵文物。

1937年夏，原田淑人、驹进和爱带领考古队，以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名义，盗掘了元上都遗址(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劫走一批出土文物，入藏于东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

同年，黑田源次盗掘了抚顺大官屯辽代瓷窑遗址，劫走大批辽瓷标本。

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后，日本人的盗掘活动向我国南方发展。笔者曾查阅到一份日文资料，1938年由庆应义塾大学出版的《江南踏查》报告书，著者为松本倍广。在这份报告书的序中写道：昭和十二年(1937年)南京陷落，为了适应时局的发展，急需快速向中国派员进行学术调查以及古文化遗变的发掘。为此，1938年5月庆应义塾大党派有了三个“学术旅行队”，一队由大山柏率领赴北京、彰德、大同方向；一队由柴田常惠率领赴中国中部；第三队是松本信广等赴中国江浙地区。

该报告书详细地记录了松本信广、保坂三郎、西冈秀雄，于1938年5月从东京出发，到达南京后，在日军的护卫下，调查劫掠了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古物保存所、六朝墓、西湖博物馆，挖掘杭州附近古荡石虎山遗址以及吴兴钱山漾遗址等活动。报告书中附有松本“旅行队”活动的照片，在发掘现场，日军荷枪实弹站在周围警式，如临大敌，充分暴露了他们无视中国主权、肆意盗掘的丑恶嘴脸。

报告书的最后一部分是这次江南调查劫获文物的目录和实物照片，共计129件，其中不少是非常珍贵的文物，如有孔石斧、玉戚、战国蟠螭纹有盖鼎、商周青铜戈、汉唐铜镜、良渚文化黑陶杯、汉代陶奁、女陶俑、越窑青瓷四耳罐、蚁鼻钱、五铢钱泥范、太平天国“天朝南昌宣抚使韦”印等，这些珍贵文物全部被劫往日本，入藏于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

以图书为例，如北平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杭州浙江省图书馆等，这些图书馆收藏丰富，且多善本精抄，结果多遭劫掠。

如在南京，1938年3月起，日本上海派遣军动用了367名士兵、220名特工人员，抓来830名国人当苦力，劫掠南京图书文献。参与其事的还有满铁调查部、东亚同文书院等处的工作人员。被劫掠的单位包括中央研究院、中央图书馆、省立国学图书馆等。被劫走的图书共计88万册，比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帝国图书馆藏书还多3万册。这些图书文献，日军用卡车搬运了310辆次才搬完，后来全部被劫走。不但公家图书遭到劫掠，一些私人藏书家的古籍善本亦遭劫掠，如南京有名的私人藏书家卢冀野、古筱轩等，他们收藏的名遗善本，或被劫走，或被烧毁。此外，中央图书馆移藏香港冯平山图书馆中四库全书等珍本也被劫运日本。据1946年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公布的数字，八年抗战中，被日军抢劫和焚毁的南京图书，总计达1815箱、2859套、148619册，其中不少是极为珍贵的古籍善本。

另一个令人心痛的例子是著名实业家、藏书家张元济在上海创办的东方图书馆被毁。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该馆藏书已逾50万册和收藏、照片5万余枚，其中善本书就有3745种，共计35083册；加上当时尚未整理的购自场州何氏4万册藏书中的善本，善本书的总数达5万册，其中海内孤本和精品约500种共5000余册。

关于中国图书损失的数量，据国民政府教育部1938年底统计，中国抗战以来图书损失至少在1000万册以上。1943年前，美籍人士实地考察，估计中国损失书籍在1500万册以上。

其间，中国的博物馆也大量被侵华日军或炸毁或劫夺，如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两批文物被劫，北平研究院在宝鸡发掘所获文物分藏北平部分被盗300多件，日伪先后从故宫[微博]博物院运走铜缸66口，铜炮一尊，铜灯亭91件等。更可恶的是，1942年伪北平市署搜刮故宫金缸的金屑，供日本侵略军用，简直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博物馆文物藏品大量被劫，对中国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据1946年中国代表团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大会递交的一份材料说：“全国博物馆，战前计有37所，工作人员110人。战争起后，故宫博物院所藏之文物珍品多迁至四川贵州各地妥藏。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亦迁四川李庄继续筹备。各省设立之博物馆则以战事影响，大多停办。1944年统计，全国仅存博物馆18所。”幸亏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不少文物珍品及时南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设想！

日本侵华期间，经调查还有以下一些重要文物被劫的情况：

如原存于北京协和医院实验室中的“北京人”化石，在1942年日军侵占期间突然失踪，造成世界科学史上的重大损失。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两批珍贵文物被劫，一是由我国著名女考古学家曾昭橘在南京所藏的古物85件又一箱，其中有南齐刻石佛一尊(栖霞山齐塔寺内出)、山西赵城县佛寺壁画4块、乾隆五彩瓷器等物8件；另一是日本在北平劫走由王振铎保管的宋至清代瓷器、绣花屏风等古物88件。

日军劫走收藏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大批公私文物，古物玉器金石约50余种。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国人民要求尽快追索被劫文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我国虽然索回部分被劫文物，但所索回的与实际被劫数字有天渊之别。即使与国内调查后有案可据的数字，被劫书籍300万册，重要文物15245件相比，索回的也相差甚巨。

甲午后流入日本珍贵文物曝光 被掠夺15245件

专家学者指出，从甲午到抗战胜利，正是中国遭受日本欺凌、劫掠最为严重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流入日本的中国文物，大都是通过劫掠、抢夺等非法、非正常途径；其次，这些文物等级很高，均为高品级的珍稀文物。

甲午以后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劫夺的中国甲骨、石器、铜器、刻石、陶瓷、古玉、丝绣、书画、写经、拓本、杂物、古籍等类中国文物15245件。

百年战乱 谁成为掠夺中国国宝最多的国家

中华5000年的文明，有多少物质财富让众列强心生觊觎。自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间，大批国宝级文物被掠夺，至今流失海外。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上47个国家超过200家博物馆中，就展示着160多万件中国国宝，而散落在海外民间的中国国宝更是不计其数。而日本是掠夺中国文物第一个也是最贪婪的那个国家。

日本开始掠夺中国的国宝始于明代的倭寇，算起来日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侵略中国的国家，大和民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侵略中国的民族。当然倭寇掠夺的文物数量不多，价值在当时也不算太大。

日本真正开始大规模的掠夺中国文物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将司令部设在北海静心斋，大肆抢掠北海文物，万佛楼内大小1万尊金佛被系数掠走。清末民国之时中国一片混乱，加之尚无文物保护制度，导致大量文物流失到海外。敦煌发现的4万件古代文书，其中约有1000卷流入日本，收藏在龙谷大学、大谷大学、天理大学、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基本都是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橘瑞超等人勾结道士王圆箓运到日本的。

中国文物的最大浩劫就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自1931年到1945年。大半国土沦陷，除了中国的各种资源外，价值最大的就是中国文物。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统计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1879箱，360万件，破坏的古迹达到741处。而流失民间的文物已经无法估计了。流失海外的3万枚甲骨片，就有13万枚被掠至日本。中国作为战胜国，仅仅收回了从周口店出土的10箱化石、35万余册古书以及张学良将军收藏的绢制古画58卷。

日军全面侵华时期，对中国文物的摧毁更是影响深远，日军甚至于1939年将雍和宫前3座牌楼的金丝楠木大柱更换成水泥柱，导致牌楼光辉顿减，而将换下的楠木柱运到日本，据说用其在名古屋建立了几座居室，由此可见日军对中国文物掠夺的一斑。

现代统计海外失落名画已查录的有23万件，其中在日本的就有1/3。

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9万多件藏品中，包括上万件中国文物，上自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玉器、唐宋元瓷器，下迄清代的瓷器字画，可谓无所不包。目前在该馆网站上亮相的中国国宝或重要文化财产等文物有143件(其中汉朝以前11件、魏晋南北朝时代21件、宋朝45件、元朝19件、明朝31件、清朝 16件)。其中包括商代后期的石雕怪兽，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唐朝的海矶镜，宋代米芾、朱熹、黄庭坚的真迹书法，明清时期的玉器、瓷器等。只有极少数的文物注明了是由某某人捐赠，大多数则并未标明来历。

马远的《洞山渡水图》《寒江独钓图》，梁楷的《雪景山水图》《李白行吟图》《六祖截竹图》、李迪的《红白芙蓉图》等等都是旷世名作。此外，日本各地的博物馆中，中国的文物珍品也是数不胜数，日本1000多座公私博物馆几乎都有中国藏品，数量应该在数十万件。

《丧乱贴》

日本皇室收藏的王羲之的《丧乱帖》。因世人绝少得见原作而真假莫辨。有专家指出，如果“书圣”王羲之尚有一件真迹存世，非《丧乱帖》莫属。这件“宝物”是1300多年前的奈良时代传到日本的，虽然有人说是鉴真大师东渡时带来的，但是并没有确凿证据。此外有王羲之的《孔侍中帖》，收藏在东京前田育德会，被列为日本国宝。

分别存放于日本不同博物馆的王羲之《妹至帖》《定武兰亭序》《十七帖》《集王圣教序》还有前凉时代的《李柏尺牍稿》是京都西本愿寺宗主大谷光瑞派遣的探险队上世纪初在新疆塔里木河支流孔雀河流域发掘出土的，由于是与王羲之同代的作品，被认为对了解王羲之书法的真实面目具有重要意义，现在收藏在京都龙谷大学学术情报中心大宫图书馆。欧阳洵《化度寺碑》(翁方纲本)是唐拓孤本，现收藏在京都大谷大学，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和褚遂良的《孟法师碑》也是唐拓孤本，现在收藏在三井纪念美术馆。

流失故事：据《日本侵华对文物的破坏》一书作者孟国翔介绍，战后日本归还了一部分战时掠夺的文物，有158000多件，其中有2000多件是比较珍贵的，但这只是很少的部分。此后由于多种因素我国没有再继续追讨。

中华国宝：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又称亚洲文物陈列馆，1968年正式开放，设10个陈列室，分综合陈列、中国艺术等部门，每年只轮换展出馆藏品中的一小部分。一号展厅是名为“中国雕刻”的特别展览，26件南北朝与唐代的文物，大部分是来自陕西、山西、河北等地的石佛。此外，东洋馆一层还有一些特别专题，展示中国文物与东南亚文物之间的文化渊源，比如铜鼓、青花瓷。

东洋馆的第二层可以说就是中国专馆，一共五个陈列室，其中四个为中国考古，剩下一个是中国绘画书法。中国考古的第一陈列室是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出土的早期文物，一共111件展品，涵盖了骨器、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品种。陶器部分，历史脉络清晰，纵向延伸完整。玉器部分，既有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玉斧、玉璧、玉环、玉饰，二里头文化(公元前2000年)的玉刀，也有商周时期的饕餮纹佩玉、龙纹佩玉、玉龙、玉鱼、玉鸟，战国时代的琉璃象嵌玉、夔龙纹玉等。

“中国考古”的瓷器陈列室一共有33件从三国时期到唐代的加釉彩陶器及43件宋代到清代的瓷器。尤其是元、明、清瓷器陈列，几乎就是一部景德镇陶瓷发展史。此外，这里还单独辟出清代犀角、中国漆工等专题展览。

人类社会自从出现文字后,便出现了承载文字的书写材料。书写材料的变化，影响了装帧方式的演变与更新。唐末至两宋时期为中国书籍装帧方式从卷轴装发展至册页装的重要变革期。那么深受唐宋影响的日本的典籍装帧与唐宋的不同呢？

一、中国典籍装帧的主流演变及宋版装帧的方式特点

中国的书写材料发展至竹木简后，出现了与之并行的材料——兼帛。帛书的装帧方法可以理解为与简策书相似，称为“卷轴装”，唐与唐之前的典籍主要为这种装帧形式。帛书上下设有边栏，模仿简策书的编绳,两行文字之间绘有竖线，类似于两简之间的间隔缝。卷轴装在书尾装一木轴,以轴为中心，从后往前卷起,并在中心系绳带防止散开。造纸术的发明与运用逐渐取代了竹木简和廉帛,但传统的手写方式及卷轴装装帧方式仍然盛行。

二、日本平安时代的典籍装帧历史及其形式

平安时代主要包含“唐风文化”“国风文化”以及“院政期文化”三种文化类型。在装帧历史方面,因不同阶段文化的影响，出现了卷轴装、粘叶装、缀叶装、大和缀等主要装帧方式，这四种装帧方式同为日本装帧史从卷轴装向册页装转变的重要代表。

三、从装帧形式、历史渊源探究两国典籍装帧方式的异同

奈良末期至平安初期,文学、绘画、佛典等以卷轴装为主,日语称“卷物”“卷子本”，施有绘画的称为“绘卷物”。目前,日本最古老的绘卷物为平安末期的《源氏物语绘卷》，因文字与绘画两者交叉式出现于同一卷轴内，也被称为“交互绘卷”。

比较两国的卷轴装,可以得知,受遣唐使制度的影响，平安初期尚属于唐风文化,日本以唐盛行的卷轴装为模板学习其装帧方式。但因现存遗物有限、装帧方式相似度较高,所以关于卷轴装，该时期两国的差异难以断定。即使至桃山、江户时代,卷轴装改为册页装的事例也不为多见，卷轴装一直使用至19世纪末。此外,平安初期旋风叶、经折装不如卷轴装普及度高,在日本,经折装主要用于石碑的慕刻和拓本，也不排除用于佛典及习字的写本,与我国在使用领域略有不同。

综上所述，平安初中期，主要收集唐、北宋时期的典籍并学习效仿其装帧方法，又因雕版印刷尚未出现普及，仍为以手写本为主的昌盛期,这一点是影响两国装帧方式不同的关键原因。比较敦煌遗书的装帧方式后可以断定,日本册页装帧方式的粘叶装、缀叶装及大和缀,毫无例外是以唐、五代时期的手写本和宋版装帧为基准发展而成的产物，并非日本原创的装帧方式。

分类：  闲话

 《三国演义》的现存版本，按内容可分为三大系统：一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属之；二是《三国志传》系统，余氏双峰堂本、朱鼎臣本、乔山堂本、联辉堂本、雄飞馆《英雄谱》本属之；三是《三国志演义》系统，毛宗岗本属之。《四大奇书第一种》即属第三种毛定本。

 王汝梅在《王汝梅解读〈金瓶梅〉》中说：“（李卓吾）这一思想导引下，由其婿沈因伯主持刊印了《四大奇书第一种》，开创了四部名著合目刊刻的新阶段，给中国长篇小说史树立了一块伟大的里程碑。黄摩西（署名蛮）《小说小话》云：‘曾见芥子园四大奇书原刊本’。北京大学藏有《四大奇书第一种》，芥子园刊本，现存第十七至一百二十回。《水浒传》有芥子园刊本，百回。《金瓶梅》、《西游记》也应有芥子园刊本，今未见。因李渔在为毛评《三国演义》写序的第二年初逝世，其他三种刊印应在他逝世之后，李渔未能参予其。 ”

 谭帆在《“奇书”与“才子书”——对明末清初小说史上一种文化现象的解读》也说：“……据称‘四大奇书’刊行，可知‘四大奇书’之丛书或曾刊行。黄摩西《小说小话》卷四：‘曾见芥子园四大奇书原刻本，纸墨精良，尚其余事，卷首每回作一图,人物如生，细入毫发，远出近时点石斋石印画报上，而服饰器具，尚见汉家制度，可作博古图观，可作彼都人士视读。’(《小说林》第二期)”

 黄摩西，原名振元，字慕庵；中岁易名黄人，字摩西，别署蛮、野黄、诗虎。江苏昭文县人，生于清同治五年。寄身吴中十八载，于东吴大学出任国文教习达十三年之久，并撰著《中国文学史》、《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等巨著。他是见过芥子园四大奇书原刻本的，评价颇高，但也只是曾经见过而已。查《中国古籍善本目录》，著录关于《三国》的善本十一种，称《四大奇书第一种》的仅一种，现藏国家图书馆：“《四大奇书第一种》六十卷一百二十回，明罗本撰、清毛宗岗、杭永年评定，《读三国志法》一卷，清康熙刻本”。据资料称，此本为醉耕堂本，题“声山别集（横刻）／古本三国志／四大奇书／第一种”，卷一首题“四大奇书第一种卷之一／茂苑毛宗岗序始氏评／吴门杭永年资能氏定”。醉耕堂本为大字刊本，或与芥子园本同出一源，但并非芥子园本，现存的芥子园本，仅见北京大学藏一残本，存第十七至一百二十回。

 显然，芥子园本《四大奇书第一种》存世极稀。

  《三国演义》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沈伯俊校理的《三国演义》虽以芥子园《四大奇书第一种》为底本，以大魁常刊本《绣像金批第一才子书》、上海鸿文书局石印本《增像全图三国志演义》为校本，进行点校。但他在《三国演义人物画传》序中说：“到了清代康熙初年，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本《三国演义》（原名《四大奇书第一种》）问世，卷首仍有三国人物绣像数十幅。”连绣像多少幅也没能搞清楚，只能笼统地说“人物绣像数十幅”，我想，他所用的芥子园刊本底本，北大图书馆的残本，而北大藏本，缺前面十六回外，还缺 《读三国志法》一卷，“人物绣像”就在这一卷内，自然无法确知有多少幅了。

 郑振铎先生在《木刻史略·清代早期的木刻画》中提到：“三国人物图”（一六七九年刻）都是以人物图像为主题的木刻画，其中，“‘三国人物图’刻得最有精神。这是一个袖珍本，题作‘四大奇书第一种’，当时毛氏评本的原刻本。每一个人物，连衣褶都仔细考究，刻得灵动异常，不肯苟简一笔。”

 这一种说法，与黄摩西所说“曾见芥子园四大奇书原刻本，纸墨精良，尚其余事，卷首每回作一图,人物如生，细入毫发，远出近时点石斋石印画报上，而服饰器具，尚见汉家制度，可作博古图观，可作彼都人士视读。”有异曲同工之妙。我想，郑振铎先生所见，怕就是芥子园本，因为除此之外，还有醉耕堂本，余不足论，而醉耕堂本为大字刊本，并非袖珍本。

 今所发现者，就是袖珍本，六十卷一百二十回、三国志读法一卷，二十册，版心题“第一才子书”，底部每叶均有“芥子园”字样，总目端题“四大奇书第一种总目”、“圣叹外书”、“声山别集”、“茂苑毛宗岗序始氏/吴门杭永年资能氏评定”。各卷端题“四大奇书第一种卷之几”、“茂苑毛宗岗序始氏评”。白口，左右双边，半叶十行，行二十三字，书名叶已失，首“顺治岁次甲申嘉平月朔日金人瑞圣叹氏题”序，次三国志读法，次凡例，次总目，次绣像。绣像四十幅，“人物如生，细入毫发”、“连衣褶都仔细考究，刻得灵动异常，不肯苟简一笔”。

 查书中避讳，“玄”字有缺末笔和未缺笔二种，显见此本当刻于清初顺治末或康熙初年，缺末笔者为后所剜，只是铲之未尽，同一叶中也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形。

 此部《四大奇书第一种》刊刻虽精，但还不敢肯定就是芥子园本，尽管版心中注明了是“芥子园”。因为厚艳芬在《三国演义版本演变述略》中说：“李笠翁批阅《三国志》二十四卷百二十回，清初芥子园刊本，图百二十叶，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藏。”与此本完本不同。

 这会是传说中的芥子园本《四大奇书第一种》吗？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芥子园《四大奇书第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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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数量究竟有多少这恐怕是一个谁也无法准确回答的问题。但可以确定的是，那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数字，大得足以让国人心惊肉跳，大得足以让世人瞠目结舌。更值得国人关注的是，在这些巨大的数字中，属于历史上数次被侵略者掠夺的文物珍品所占比例越来越少，建国后，特别是近20年以来流失的文物越来越多。

记者长时间跟踪国内外一些比较可靠的文物资料库，对境外中国文物藏量较大的博物馆及它们所藏文物的来历，作了较为系统的调查与统计，结果如下：

英国各大博物馆、图书馆共收藏中国历代文物约130万件，大多数是在近代殖民主义时期被侵略者从中国非法劫掠流落海外。其中，大英博物馆收藏中国书画、古籍、玉器、陶器、瓷器、青铜器、雕刻品等珍稀国宝有3万余件，流失海外的中国古代绘画精品几乎都在馆中。这些文物珍品涵盖了近7000年中国历史，其中许多都是从未面世的孤品。如：为历代宫廷收藏珍品的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唐代摹本、初唐宗室李孝斌之子左武卫大将军李思训的《青绿山水图》、宋初江南画派代表人物巨然的《茂林迭嶂图》、北宋三大家之一的陕西画家范宽的《携琴访友图》、号称龙眠居士的安徽人李公麟的《华岩变相图》、宋大文豪苏轼的《墨竹图》。此外，还有商代青铜双羊尊、西周康侯青铜簋、邢侯簋、敦煌壁画、汉代玉雕驭龙、唐代黄玉坐犬等，这些也都成为了该馆的镇馆之宝。

法国各博物馆、图书馆收藏中国历代文物约260万件，这些文物均是在近代殖民主义时期从中国非法掠夺所得。卢浮宫博物馆羁留中国文物达3万件以上，其中原始社会的彩陶器、商周青铜器、瓷器的收藏量达6千多件。其分馆吉美博物馆还收藏中国文物数万件，占该馆馆藏文物总数一半以上。其中历代陶瓷器12万件，居海外博物馆中国陶瓷收藏之首。此外，巴黎等市立博物馆的中国文物收藏数量均与卢浮宫不相上下。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敦煌文物达1万多件，包括北魏的绢写本、隋朝的金写本、唐代的丝绣本、唐代金书、明万历刻本、大清万年地图、圆明园的40景诗绢本等。其中敦煌书画的三种唐拓本均为孤品、稀世珍宝。

日本拥有1000余座大小博物馆，共收藏中国历代文物近200万件之多，绝大多数均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和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被日本侵略军劫掠出境。仅东京国立博物馆一家，就藏有中国历代文物珍品9万余件。其中珍品、孤品不计其数，远远超过中国国内的普通博物馆，如南宋著名画家马远的《寒江独钓图》，至今仍羁留其中;此外，分别存放于日本不同博物馆的王羲之《妹至帖》、《定武兰亭序》、《十七帖》、《集王圣教序》，还有前凉时代的《李柏尺牍稿》，也都是难得一见的稀世文物珍品。据中国政府统计，自1931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1879箱，破坏的古迹达到741处，被抢中国文物多得无法估计，仅战后日本方面自己统计的数字就有360万件。

在其他国家，还有太多太多的中国文物了……

我国近代以来，屡遭列强入侵，国内大量文物流失海外，最典型的要属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当年圆明园号称万园之园，园内文物数不胜数，至今欧美一些国家的博物馆中，仍藏有不少圆明园文物。

但真要算收藏的中国文物数量，日本其实并不输欧美。毕竟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自古以来就对中华文化极其向往。清王朝闭关锁国之后，中国日渐没落，日本却逐日东升，渐渐对中国起了觊觎之心，在那几十年里，我国文物被大量秘密运往日本。

至今，流落日本的中国文物，数量大约有几十万件，而且有相当一部分质量堪称国宝！

今天就细数一下流传到日本的中国国宝级文物！

螺钿紫檀五弦琵琶

“螺钿紫檀五弦琵琶”是唐朝的御用级镶嵌乐器，现收藏于日本宫内厅正仓院北院。

此物堪称神器，一般琵琶都是四弦，而它则是传世唯一一件五弦琵琶，为绝世孤品，价值不可估量。其上的螺钿镶嵌技术，仿佛重现了大唐的盛世辉煌！

所谓螺钿，是指用螺壳与海贝磨制成人物、花鸟、几何图形或文字等薄片进行镶嵌的工艺。

汉倭奴国王金印

“汉倭奴国王金印”是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时，特赐给日本使者的一方金印。当时日本还没有国名，光武帝刘秀特赐名为“倭”。

这枚金印作为中日两国最早交往的证明，具有非常重要的民族文化研究价值，因此成为了日本的国宝。

潇湘卧游图

《潇湘卧游图》为南宋时期经典的文人画作，属国宝级文物，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作者为舒城一位姓李的画家，此人乃北宋著名画家李公麟的同乡。

潇湘，指我国潇水和湘水并汇的洞庭湖流域。

丧乱贴

帖文：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虽即修复，未获奔驰，哀毒益深，奈何奈何！临纸感哽，不知何言！羲之顿首顿首。

《丧乱帖》是东晋书圣王羲之的书法作品，现收藏于日本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

丧乱帖其文悲痛难当，盖因当时王羲之祖坟被人一毁再毁，自己却无力阻止，甚至都不能对盗墓者予以惩戒，悲痛之下，王羲之只能将内心充沛而无以宣泄的感情全部诉诸纸上。

也是因此，才成就了这幅书法神品！

观音猿鹤图

《观音猿鹤图》是南宋时期牧溪法师所画的禅宗作品，现属国宝级文物，收藏于京都大德寺。

牧溪法师，南宋著名画家，僧人，蜀人。所绘画作，首开文士禅僧墨戏之先河，并对日本水墨画之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被誉为“日本画道之大恩人”。

虎食人卣（yǒu）

虎食人卣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珍品，现藏于京都泉屋博古馆。

卣，在古代是十分珍贵的酒器。

虎食人卣一共有两件，出土于湖南省安化、宁乡交界处。除了收藏在日本的这件，另一件收藏于法国巴黎市立东方美术馆。

无准师范像

《无准师范像》是南宋时期的无准师范禅师肖像画，国宝级文物，现藏于京都东福寺。

无准师范，名师范，号无准，俗姓雍，四川梓潼人，年九岁即出家，而后被誉为“南宋佛教界泰斗”，在茶文化传播日本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画是宋代肖像画的代表作。明清以前的人物肖像画，也无一幅能出其右。

红白芙蓉图

此画为南宋画家李迪所绘，共二幅，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其画面采用没骨画的技巧，过渡自然，细致入微地表现出芙蓉花瓣层层叠叠的细腻质感。

总得来说，构思新奇、主题鲜明、描绘生动、笔墨精妙和手法多样的风格，给人以清新优雅的感觉。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单国强老师评云：《红白芙蓉图》被认为是南宋院体花鸟画的最高水平之作。

这两幅画本为圆明园的藏品，后来流落海外，最终入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菩萨处胎经

《菩萨处胎经》是西魏经书，现收藏于日本京都知恩院。

这卷经书来头极大，它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经卷，而且可能也是世上仅存的西魏墨宝。

此卷字大如豆，书法为北碑一派，笔意自如，全无石刻方拙之态，其超凡入圣之处，实有不可思议之妙。

其翻译家为竺佛念，竺佛念，凉州（甘肃武威）人，东晋时知名译经僧。

曜变天目茶碗

曜变天目茶碗是宋代建窑的黑釉茶盏，为当时文人斗茶所用。因曜变天目的不可预测性，这只曜变天目茶碗为传世孤品，堪称举世无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