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陆费逵整理汉字的意见的原文?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4浏览：2收藏

谁有陆费逵整理汉字的意见的原文?,第1张

陆费逵，字伯鸿，1886年生于陕西汉中一个官宦家庭。从小就由其母教授经书。因此旧学功底较为深厚。

戊戌变法后，陆费逵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新学传播运动。1906年春，日知会正式成立，陆费逵任评议员。同年秋，他辞去书店职务，与张人杰(张静江)、冯特民共同接办汉口《楚报》，并担任主笔。不久因作文反对粤汉铁路借款密约，忤逆潮广总督张之洞，又论五大臣出洋被炸事，揭示伪立宪无济于事，受到查封。1907年1月，湖北军警封闭日知会，逮捕刘静庵等人，陆费逵逃过搜捕，只身逃往上海，在昌明书店上海支店任经理兼编辑。此后他即走上了教育、文化救国之路。

当年冬天，陆费逵改任上海文明书局襄理。其间，他常与商务印书馆的代表高梦旦一起出席上海书业公会的活动。当时陆费逵年仅2l岁，但他面对高梦旦等出版界前辈，常常侃侃而谈。高梦旦虽说见多识广，但陆费逵这样的青年才俊并非随处可见。他向张元济推荐陆氏，张对陆的才干也是大为赏识。

1908年，在高梦旦重金聘请下，陆费逵转入商务印书馆任国文部编辑。第二年，他晋升为出版部部长兼《教育杂志》主编。高梦旦想使陆费逵对商务印书谊更加忠诚，不仅在待遇上对他备极优厚，更将自已的侄女许配给他为妻。

当过教师，又主编过有关期刊，陆费逵对教育理论颇有研究。他曾在《教育杂志》上连续撰文，宣传教育救国论，认为“教育得道，则其国强盛”，主张缩短教学年限，减少课时和注意实利教育，对旧教育制度提出过一些中肯的改革意见；并主张大力推广新式教科书。同时，他还建议整理汉字，主张简化汉字。1910年中国教育会在北京成立，他曾为该会起草章程。这时他不再侈谈“革命”，但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仍极为倾心。

19l1年秋天武昌起义发生时，还未满26岁的陆费逵深信革命必成，适逢商务印书馆资金周转不灵，营业一时萎缩，陆费逵认为这是他实现个人抱负的天赐良机，便乘机与同人沈知方、戴克敦、陈恭协等发行所职员秘密计划，筹集资会2．5万元，计划另创书局。与此同时，他约聘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解聘和留所编辑人员，暗中编写新教科书。一切准备就绪后，他即脱离商务印书馆，另行开辟了一方新的天地。

二

1912年1月，陆费逵与沈知方等合伙创设中华书局，他任局长，沈任副局长，戴克敦任编辑长，沈颐任小学部主任，姚汉章(作霖)任中学师范部主任。中华书局的成立，是我国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的产生，是辛亥革命的直接产物。

陆费逵脱离商务而自立门户，用当时价值标准来看，他的举动很对不起商务诸君如张元济和高梦旦，而且，他离开商务时，带走了一大批编辑、出版人才，对当时的商务，不啻是雪上加霜。但如果考虑到多年前市场竞争的惨烈、民族资本发展的艰难，就会觉陆费逵的行为也是无可厚非的。

中华书局一成立，就立即对商务印书馆发起挑战，并将矛头直接对准其势力范围——教科书营业。陆费逵的准备工作极其出色：早在商务印书馆时期，他就积累了一套编辑、印刷、发行的经验，并对商务印书馆内部工作流程甚为了解。1912年春节开学前，他们编的《中华新教科书》已经印成，初小国文第一册以临时政府制定的五色国旗作书本封面，使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上的黄龙旗黯然失色。其内容更是丰富，先后陆续出版小学课本44种，中学和师范课本27种，包括其中大量的新制教科书，还有很著名的《大学用书》。

商务印书馆原有的教科书本是适应袁世凯（本站注：此处似误，应为“满清”。袁世凯称帝是在1915年的事，在中华书局成立初期的1912年，商务印书馆原有教科书是不可能适应袁世凯帝制时代而出版的。）帝制时代的，这时要一下子改变内容，实在是难以转舵。商务印书馆战线长，影响大，在迅速赶超潮流上很难比得上新兴企业。而中华书局却轻装上阵，它的中、小学教科书一问世，立刻以强劲无比的动作，几乎独占了当时国内教科书市场。从此，中华书局与称雄多年的商务印书馆在书业竞争中成为劲敌，这种“双雄会”的局面持续多年。这时，陆费逵年仅26岁，可谓年轻气盛，不可一世。

陆费逵是一位热心教育事业、深具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进步资本家，至少在早期是这样(前中华书局总编辑李侃言)。在他主编的《中华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和《中华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课文中，就有“我国旗，分五色，红黄蓝白黑，我等爱中华”等爱国和民主共和的思想内容，比之旧的教科书，还在歌颂清朝的什么“我朝自开国以来，列圣相承，谟烈昭垂”等气味陈腐、不忍卒读的内容来，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心胸为之一爽。

三

因发行教科书，中华书局赢得了厚利，至1916年已有分支局40处，职工总计千余人；同年建成印刷分厂和5层大楼的总店。各省凡商务有分馆的，中华也必有分局。所不同者，商务的分馆都由总馆派人前往经营，事事听总馆指挥；中华因资本远不如商务雄厚，故与当地士绅合资开设分局，分利于人，这也易于在地方上开展业务，并保持较持久的竞争力。到1917年上半年，中华书局的营业额已超过100万元，设备上也有很大进步。

当时国内教科书市场的竞争极其激烈，发展到利用政治力量的程度。当时北京政府内阁常有变动，每次教育总长更替，商务和中华都设法跑“公关”，走上层路线。在范源濂任教育总长时．由于他曾经担任过中华书局的编辑所长，所以自然是中华占上风；而在和商务关系较深的汤尔和等人任总长时，商务又反过来占了上风。

在中华书局初占上风之后，商务印书馆不甘落后，新编一套《共和国教科书》，同时将以前的那套教科书加以修改重编，开始恢复中国“书界至尊”的荣光。

商务和中华的竞争长达十多年，直到沈知方另创的世界书局以及大东、开明、北新书局加入教科书竞争时，才改变了两家对峙的局面。

中华书局设有出版部，但只是一个偏重事务的机构。关于编辑方面的出书计划等多由编辑所和总经理主持。中华编辑所成立于民国初年，首任所长为范源濂，前后主事4年。其后，戴克敦继任所长9年，陆费逵兼任5年，出版家舒新城自1932年起任所长。

范源濂(1875—1927)，字静生，湖南湘阴人。曾历任民国赵秉钧、段祺瑞、靳云鹏内阁多届教育总长和后来的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是清末民初教育界大有影响的人物。他与蔡元培关系极好，在上海曾与蔡合组中华职业教育社，陆费逵也曾参与其事。蔡元培进京入长北大也是他的主张。1913年1月，他因对袁世凯和赵内阁的所作所为有所不满，从教育总长任上挂冠而去，前往上海，不久即被求贤若渴的陆费逵聘为编辑所首任所长。在文教领域，范氏威望素著，交游广阔，这对当时高级人才紧缺的中华书局来说，可说是如虎添翼。任职期间，他在陆费逵的通力支持下，聘请老朋友梁启超、王宠惠至中华编辑所，编辑中学、师范新教科书。编辑队伍庞大齐整，实力雄厚。当然，如果详细审视，中华书局编辑的数量和业务水平，比之商务印书馆尚有不小差距，但在视野的开阔、气魄的宏大上，中华书局毫不逊于老对手商务印书馆。

陆费逵又与各地绅商协议合作，在北京、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设立中华书局分局。1914年10月，陆费逵任上海书业商会主席。1914年到1916年间，他拉拢唐绍仪、王正廷、范源濂、梁启超等宦海名流、学界巨子为中华书局董事，将中华书局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这反映了陆费逵的深谋远虑，在出版经营上的确有过人之处。

在用人方面，陆费逵能够做到人尽其才。他让梁启超主编《大中华》杂志，并出版《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和《中华妇女界》等刊物，名闻全国，被称为“八大杂志”。

在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多种杂志中。以1915年创刊、梁启超任主任撰述的《大中华》和1933年创刊的《新中华》影响较大。前者在政治上虽偏于保守，但在鼓吹开明、伸张正义方面毫不逊色，对袁世凯帝制自为和北洋军阀统治的腐败，多有所抨击；后者在政治上倾向进步，主张抗击侵略和推进民主，因此更受欢迎，不少***人和进步人士为它撰稿。这些以不同读者为对象的杂志，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丰富社会精神生活、促进学术研究等方面，都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同时通过这些杂志，也使读者、作者与书局的联系趋于密切。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中华书局在编印各种教科书的同时，很注意出版少年儿童读物。1914年创办《中华童子界》《中华儿童画报》，1922年又出版了《小朋友画报》。在多种少儿读物中，以《小朋友》内容最为丰富，也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好评和重视。

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书籍，在中华书局的出版物中也占了相当比重。例如，1918年出版的马君武译卢梭《民约论》，1920年开始出版的《新文化丛书》和1930年开始出版的《社会科学丛书》等等，都堪称经典之作。1921年出版李达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这种书籍在它的出版物中比重极小，但是对于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一定作用。这里面，都凝聚着陆费逵的心血，更反映了他作为一个进步出版家的深邃眼光和博大的包容心。

在文学艺术方面，中华书局在1922年出版了我国最早的新体诗刊《诗》，1936年出版了张闻天的《青春的梦》，李颉人的《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1939年又出版了他的《大波》。在介绍世界文学名著方面，先后出版过田汉翻译的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郭沫若翻译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在美术方面，1932年出版的《齐白石画册》《徐悲鸿画集》、刘海粟的《世界名画集》，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陆费逵还自办印刷所，添购机器，新设总厂分店，增设发行所，盘入文明书局与民立图书公司，一时间营业极是发达，年赢利额超过100万元。到1916年为止，印刷厂拥有大小机器数百台，分店近20处，这时，中华书局成了国内第二家华资大书局。除商务印书馆外，无出其右者。

四

1916年，中华书局迁入新落成的发行所。第二年，陆费逵想再招股140万元，合成200万元，以同商务相等，但事与愿违，只筹到100万元，不够运用；加上副经理沈知方远走高飞，效仿陆费逵当年的举动，另创世界书局，成为出版界的一支劲旅，以致中华书局资金搁浅。陆费逵不得已，竟然考虑与老对手商务印书馆协议归并。当时，中华出盘给商务的草约已成，后经王文濡(字均卿)等人努力，得到常州大资本家吴镜渊(有伦)投以巨资，才得以取消草约。同年12月，中华书局改组董事会，由吴镜渊派俞仲还为驻局董事，吴自为常务董事；陆费逵却被董事会卸去局长职务，责成司理局务。

1919年到1921年，中华书局经过扩充设备，营业重获发展，陆费逵又担任了总经理。在他主持下，增刊《解放与改造》《学衡》《少年中国学刊》《中华书商月报》等杂志，又于青岛、九江、梧州、兰州、香港等地增设分局。1926年，中华书局资本增至200万元。1929年，陆费逵在上海创办中华教育用具制造厂，制造教育文具、仪器，经营范围日益扩大。此时，中华书局在国内仍属于一流的出版大企业，但与商务印书馆之间的差距却拉大了。

1930年，孔祥熙担任了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长。陆费逵为取得孔系支持，迎孔人中华书局任董事长。此后，中华书局逐渐扩大经营规模，拓展业务范围，开始大规模承印国民党有价证券及小额钞票，成为国民政府的有力“助手”。它在上海澳门路建筑新厂，扩充印刷所。在总公司的统一管理下，设有编辑、事务、营业、印刷4个所，并设有藏书60余万册的图书馆。1926年起，开办中华书局函授学校。1932年，商务印书馆因上海“一二八”事变遭受巨创，中华书局乘机填补空白，营业更加发展。1934年在九龙新建最新设备厂一座，这样中华书局就拥有两个印刷厂。无论是印刷设备，还是技术条件，中华书局不仅在全国，就是在东亚地区，也是首屈一指。

1937年春，中华书局资产扩充为400万元，年出版书籍1000余种，营业额约千万元，全国各大、中城市及香港、新加坡设分局40余所，沪港两厂职工共达4000人，是当时国内少有的、规模巨大的出版企业。

中华书局在校印和影印古籍以及编辑出版各种工具书方面，也作出了相当的成绩。1921年，在陆费逵主持下，开始排印聚珍仿宋版《四部备要》(5集)。第一集出版之后，陆费逵于1924年lO月为之撰写了《校印四部备要缘起》。这是一套内容比较完备、方便适用的大型古籍丛书。从1934年开始，又影印《古今图书集成》，此书分800册。陆费逵在《影印古今图书集成缘起》中称它为“洋洋大观之中国百科全书”。

中华书局还出版过不少综合性和专业性的工具书。其中比较重要、流传较广、使用价值较大的有1915年出版的《中华大字典》，1919年出版的《实用大字典》，1915年开始编辑、1936年出版的《辞海》，1937年出版的《外交大辞典》《经济学大辞典》，1940年出版的《中外地名辞典》等大部头书籍。这些工具书虽然不无缺陷，但是它们都曾起到应有的作用，有的至今仍然具备相当参考价值。

陆费逵随着中华书局的发展而声名愈著，历任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主席、中法大药房董事等职。

1936年，陆费逵在上海创办保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1937年夏，他参加蒋介石在庐山召集的谈话会。在抗日战争期间，还连任国民参政会第一、二届参政员。

五

陆费逵精明强干，秉性刚毅。在经营上，他惯于独揽大权，办事果断，有超人的魄力。他担任中华书局局长、总经理，还曾兼编译所所长及发行所所长等职。在当时的中国出版界，像他这样具备全面的领导才干和高超的办事能力的人才，的确罕见。他虽然掌握出版大权，但在出版的图书中，“总编”、“主编”一栏却很少挂他的名。与一般成功的企业家相仿，他善于用人，并且信任不疑。

在中华书局创办和发展过程中，陆费逵聘请、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相当出色的经营管理和编辑业务人才。除了他自身外，这些人中比较著名的有戴克敦、陈寅、姚汉章、沈颐、丁辅之、吴镜渊、范源濂、高时显、舒新城、张相等等。他们或者是出版家兼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或者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或者是有才干的经营管理人，日后都为中国的民族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中华书局上海总厂和编辑所停工，陆费逵将大部职工遣散，而将部分机器运至九龙扩充印刷厂，将总局迁至昆明。陆费逵也由上海迁居九龙，主持香港分局的营业。上海剩余部分机件由吴叔同经管。1939年以美商永宁公司名义维持营业。

1941年7月9日，陆费逵病逝于九龙寓所，终年55岁。遗著有《教育文存》(5卷)、《实业家之修养》《国民之修养》《青年修养杂谈》、《妇女问题杂谈》和教科书多种。

中华书局于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创立，创办人为陆费逵。初系合资经营，资本25000元，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中华书局的创建是辛亥革命的产物。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在商务印书馆任出版部主任的陆费逵与戴克敦、陈寅等，约请编辑人员秘密编写新教科书。1912年元旦，中华书局开业后，提出“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的口号，与商务印书馆竞争。首先出版新编的《中华教科书》，以其国旗图案抢占了大部分教科书市场。“于是改公司，添资本，广设分局，自办印刷”，后又盘入文明书局、民立图书公司和聚珍仿宋印书馆，迅速发展成为国内民间第二大出版机构。书局成立之时于福州路东首租3间店面。又在福州路惠福里设立印刷所，不久迁河南路。

1913年设编辑所。沈知方（芝芳）加入，陆费逵任局长（后称经理），沈知方为副局长，编辑所所长先后有：范源濂、戴克敦、陆费逵、舒新城等。随后，总公司迁至东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AB29号，并租用其旁之民房，设编辑、事务、营业、印刷四所。其编辑所后又移至东百老汇路88号。总店（发行所）先设在抛球场（今河南路南京东路口）。

1915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自办印刷所，增设发行所；翌年资本增至160万元，职工达1000余人，继商务印书馆之后成为国内第二家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

1916年迁至棋盘街（今福州路河南路转角）新建的5层楼大厦，店面10间，与商务印书馆贴邻。同年，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哈同路（今铜仁路）口建成总厂，除印刷所外，总办事处和编辑所也设于此。总厂占地面积40余亩，居当时上海各印刷厂之首。由于大量购地建房造成资金短缺，加上副局长沈知方挪用公款投机失败，又因同业竞争，售书赔本，发生经济危机，几至停业。书局曾租给新华公司，又曾与商务谈判合并而未成。后有常州资本家吴镜渊等组织的“维华银团”及董事高欣木等组织的“和济公司”给予贷款，书局才得以维持。其间，陆费逵曾一度辞局长职，任司理，由史量才继任局长，仅两个月后收回，仍由陆费逵任总经理。

1917年，因资金周转不灵，几至停业。经多方设法，营业重获发展。

1920年前后，书局承接印制克劳广告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烟壳的业务，获利丰厚。

1929年创办中华教育用具制造厂，制造教学文具仪器。

1932年扩充印刷所，1933年在九龙新建印刷分厂。

1933年在香港九龙建立印刷分厂，设备之新，号称远东第一。

1935年在上海澳门路建成印刷总厂，购置先进印刷设备，既印本版图书，也承印地图、邮票、香烟壳子以及政府的有价证券、钞票、公债券等。书局大量承印国民党有价证券和小额钞票，印刷业务更加发展。同年在澳门路469号建成新厂，总办事处和编辑所也设于此。

1937年春，资本扩充至400万元，在全国各地和香港、新加坡开设40余个分局，年营业额约1000万元，进入全盛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陆费逵赴香港，成立驻港办事处，掌握全局重要事务；上海方面由常务董事舒新城等主持日常事务，设在公共租界的印刷总厂以“美商永宁公司”的名义维持营业。

1941年7月9日，陆费逵在九龙病逝。随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领导核心内迁，在重庆设立总管理处。此间，仍然印制教科书，编辑出版各种图书杂志。抗战胜利后，总管理处迁回上海，印制教科书的业务虽迅速恢复，但图书杂志出版业务逐渐陷入困境。1941年陆费逵在香港去世后，李叔明继任总经理，上海方面由吴叔同任经理。抗日战争时期，静安寺老厂印钞部转移至香港分厂，澳门路总厂改名“美商永宁公司”，由美籍商人AF沃特生任经理。日军进占租界后，永宁公司被封，第二年才启封。

1942年2月书局在重庆成立总管理处，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

1949年2月李叔明离沪，舒新城任代总经理。7月舒新城辞职，沈范继任。

1954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1954年总公司迁至北京，同时在上海留有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

1958年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同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书局被指定为该小组的办事机构，成为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图书及相关的学术著作、通俗读物的专业出版社，承担着国家级古籍整理的基本项目。

2012年中华书局迎来百年华诞，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国家邮政发行了特种邮票1枚。

不是，是汉字规范化的要求。

汉字的规范化包括四定：定量（确定规范汉字的数量）、定形（确定汉字的规范写法）、定音（规范读音）和定序（汉字的排列顺序）。

一般情况下应使用规范的简化汉字。对于学术研究、书法等领域，可以使用繁体字、异体字，但字形要使用规范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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