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天文学有非常高的成就，自然会有浩如烟海的专著。提问中特制某一本著作，是不合理的。

就我一名理科生浅薄的见解，至少有以下几类：

《二十四史》对天文志，五行志，律历志等等。当然，名字可能会略有不同，比如大名鼎鼎的《史记》的天文志就叫做《天官书》。

天文历法专著，古代历法精度有限，一般用上十几二十年就要重修。比较有名的往往是在历算中有所突破的精品，比如《三统历》、《乾象历》、《皇极历》、《大衍历》等等。

天文星占著作，最有名的是两部，《甘石星经》和《开元星占》，诚然其中很多占卜的内容今天不值得提倡，不过其中对于星表的记录，五行的运动规律这些资料是弥足珍贵的。

天文仪器的使用注释，比如汉代的《浑天仪注》，宋代的《新仪象法要》，清代的《灵台仪象志》都是比较有名的。

科学专著，比如沈括的《梦溪笔谈》就有不少涉及天文学或者天文仪器的内容。

类书，类似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之类的官修大类书不可能没有天文学的内容。

　在各种收藏门类中，古书是最早的收藏品之一。那么古书收藏的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的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的知识

　按照图书所有者性质的不同，中国历史上藏书系统可分为四类：官藏(即国家藏书)、私藏(即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院藏书。

　有确切记载的我国的国家藏书起于周朝，著名的思想家李耳(即老子)是已知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当时馆长称为“守藏室之史”。到了秦代，国家藏书处称为“石室”。汉代初年，广征图书，并设立六处公藏图书处，即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和秘室。三国魏国设有秘书、中、外三阁国家藏书处，晋沿魏制，国家收藏图书归兰台和秘书两处。到隋唐两宋，国家藏书更加丰富，但却因朝代的更叠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使国家藏书受损。到元代，先崇道贬佛，后崇佛贬道，将《道藏》大统《玄都宝藏》连书带版全部焚毁，以至今日，元《玄都宝藏》只有一二页残片留于世间。明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一个兴盛时期，不只国家藏书，而分封的各藩王也大多喜藏书、刻书，从属性上讲，藩王藏书也是介于官藏与私藏之间的一种藏书形式。到了清代，才是中国藏书——不论公藏、私藏——的黄金时代，其藏书规模及其藏书研究都远胜于列代。

　书有水、火、兵、虫“四厄”。随着时代的发展，越古的书收藏难度越大，故善本的范畴也随之后延。清末藏书家叶德辉说：“南宋人重北宋本，元明人重宋本，国朝收藏家并重元明本。”从而说明了历代藏书的范畴。

　在中唐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初，主要用于印刷佛经、字书和历书等。到北宋，印刷书才逐步取代抄本、写本而成为书之主流，于是隋唐五代及其之前的写本就成为宋人眼中的古书了。但宋初距今已逾千年，宋之前的古本流传至今已近绝迹。上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才使得今人可以得见晋唐之珍籍，这些珍本今日仍有机会收藏到，有实力的朋友，当然应当买这些遗珍。

　至明代中叶，宋版书就已经是清中藏书家追求之物了，虽然宋代刻书达数万种，但到这时就稀见难得了。由于宋人刻书态度严肃，刊刻和印刷水平均很精良，所用纸墨也十分考究，再加上文化气息浓厚，自然成了明代藏书家珍藏之物。当时官府藏书也大增，明正统六年，杨士奇查勘文渊阁藏书，编出《文渊阁书目》，著录了图书43200余册，7000余种。可惜政府藏书疏于管理，到万历三十三年再查文渊阁藏书时已十不存一了，再加上明末战争，这些藏书基本上全部毁失了。

　私人藏书在明代大为兴盛，明开国之初分封藩王，他们由于不掌兵权，再加上皇帝赏赐大量宋元留下的善本，故多位藩王热心于藏书活动，如周王朱和宁王朱权都珍藏有大量珍籍秘本，尤其朱五世孙朱睦桔收购了山东章丘李开先的藏书，在开封筑万卷堂，成为皇族中最有名的藏书家。

　明代有名的藏书家有数百人，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也有十余家，尤其私家藏书楼的兴起，使得私家藏书更加规范化，著名的有宋濂的青萝山房，藏书8万卷以上，叶盛的竹堂，以藏有抄本著称，藏书22700卷。叶氏尤其著名的是他的一方藏书章，章文是：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借非其人，亦不孝。范钦的天一阁，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于家乡鄞县建天一阁藏书楼，藏书7万余卷。天一阁至今保存完好，为我国保存至今最古老的藏书楼。明代其它著名的还有胡应麟的二酉山房，祁承邺的澹生堂、毛晋的汲古阁、钱谦益的绛云楼等。

　清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鼎盛时期，无论公藏私藏都发展到了顶峰。清初皇帝对文化事业十分重视，除翰林院、国子监有大量藏书外，内府也分别珍藏了大量典籍，如皇史收藏本朝实录、玉牒与《大清会典》;昭仁殿专收宋、金、辽、元、明的善本;武英殿所刻之殿版书均存于此。尤其为后世藏书家所追求的是“天禄琳琅”藏书。天禄琳琅是乾隆皇帝的藏书处，专藏宋元明珍籍善本，到民国年间，这些书被宣统挟带出宫，有些流散到民间。这些书在宫中都进行了重新装潢，五色织锦封面，宣绫包角，尤其一望便知是天禄琳琅之物的特殊处，因其在每册书的封面和封底衬页上都钤上“古稀天子之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五方玉玺，称之为“乾隆五玺”。天禄琳琅之书大部分都存在故宫、国家图书馆和台湾图书馆，留在民间的已如星凤，藏书家见之自当珍惜机会。

　清代的私家藏书更是藏书史上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几百位藏书大家，如吴骞、孙星衍、汪宪、汪启淑、鲍廷博、卢文、朱彝尊、卢址、徐乾学等。尤其著名的大藏书家黄丕烈，他的藏书观点开一代风气之先，经他手批跋之书成为后世藏书家追捧之物。

　清代四大藏书楼的出现，尤其是其藏书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

　民国藏书无论从藏书方式还是藏书理念，都是清代的余续，也产生了多位大藏书家，如傅增湘、陶湘、李盛铎、周叔等，他们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藏书，但是他们在藏书的分类方式上有许多新观点，可供今日藏书者借鉴。有兴趣深入探求藏书真谛的书友，可读一些他们所著的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方面的专著。

　古今善本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学术思潮，随着时代的变迁，善本书的范畴也在发生着变化。从西汉到清末，中国总计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期间，总计出版了181755部各类书籍，合2367146卷。这些典籍历经各种磨难，留传至今约有不足8万部。又由于历代的翻刻和改刻，又产生出不同的版本，而只有在内容、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皆佳的善本才极具收藏价值。所以首先搞清楚哪些是善本，才是藏书选择的关键。

　朱弁在《曲消旧闻》中写道：“宋次道家藏书，皆校雠三五遍，世之藏书，以次道家为善本。”叶梦得《石林燕语》：“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从以上可以看出，宋人认为精加校雠的书籍就是善本。明代和清代中前期，基本延续宋之善本标准。清末张之洞从读书角度谈出自己的善本观：“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道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缺之本也。善本三义有三：一曰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当时的旧刻、旧抄指的是明嘉靖前的刻本及明蓝格抄本。

　建国以后，国家组织专家编撰《全国善本书总目》，制定了《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收录标准和范围》，将善本标准归纳为“三性九条”。虽然有些专家对此有不同看法，但对藏书者来说，这种规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录全文如下：凡是在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三方面，或其中某一方面具有特殊价值的，应是善本。具体是：1、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2、明刻本和明抄本;3、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刻印的图书;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件，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7、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抄本;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9、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的)。

清版古书收藏的知识

　传统意义上的藏书以收藏善本古籍为宗旨，善本的概念因不同时期或者不同的取舍而有所区别，但基本上仍是指刊刻精美、流传较少、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高等几个方面，但同时善本古籍的市场价格也随之升高，因此追求善本古籍的收藏不但要求有较高的鉴别水平，还需要相当的经济条件。除善本以外，藏书界还将流传较广、年代较晚或者存世量较大的古籍习惯上称为“通行本”。通行本这一称谓的历史也很悠久，大概有了善本一词以后就相应而生了。不同的时代对通行本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明清时期的通行本，今日已成为了善本。近代的藏书界将清代乾隆朝以后刊刻的一些书籍，包括清末的局本，统称“通行本”，这一概念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通行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据清末张之洞的说法，当属于善本求之难得，退而求其次。实际上清代中期以后有很多藏书家，将私藏宋元秘本翻刻成书，又称覆刻本或者影刻本。这其中相当多的书籍不但内容十分重要，且形式上也保存了宋、元善本的不少风貌，只是生产年代较晚，流传广泛，历来是“通行本”中引人注目的内容。其中如黄丕烈刻宋严州本《仪礼郑注》、翁方纲翻刻本《淳熙隶韵》、阮元影刻《古烈女传》、嘉业堂刻本《史记》等，一直为藏书家所珍爱。清代的翻刻本，目前市场价格大约二三百元一册，价格适中，很有收藏潜力。目前有些拍卖行中经常推出此类拍本，似当引起重视。

　清代中期以后，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逐渐向中国传播，其中西方宗教作品通过传教士途径得以输入。在上海土内湾一带(即今日的徐家汇)，开始使用德国海德堡的石印技术，最初是用于印刷宗教宣传品，后为上海点石斋等书肆用来印刷《康熙字典》、《紫光阁英雄谱》等。石印技术是采用近代的油水分离法原理形成的一种新的印刷方法，不仅印刷周期短、生产效率快，而且有的由于采用照相制版，印刷成品也很逼真，且价格低廉，深受当时学人推崇，很快得以风行。清末刊行的石印书籍，大部分采用手工纸，单面印刷，为了降低成本，往往开本很少。这类书中如《点石斋画报》、《芥子园画谱》等印制精美，艺术价值并不低。值得一说的还有清末曾用石印技术印刷过一批开本较小的微型书籍，如《四书备旨》、《五经》等，大不盈寸，可握于掌中，十分有趣。晚清的石印书由于产量大，且历来为藏书家所不取，至今价格仍然很低，不过二三十元一册。但其中有些使用了很白很细的宣纸印刷。制作精良，有些内容也很有参考价值，加之此种石印技术今日也基本废而不用，估计此类书籍今后升值空间乐观，一般初入藏界的书友，不妨从此入手。

　清代刊刻发行的古籍存量非常大，但究其主旨，主要是官刻本、私刻本和书坊刻本三大范围。坊间刻本是民间书坊业的出版物，此类作品由于刊刻者的水平不一，因此同为坊刻但情况差异很大。由于坊间书业大部分以逐利为目的，所刻书籍一般粗糙者较多，且彼此翻刻、校对不精，因此历来不为藏书界所重。但坊刻本中也有一些上乘之作，如南京、苏州等地有些书坊，工匠水平较高，其中如苏州江氏又曾于清晚期开设文学山房，用木活字排印书籍，被称为清季活字版收山之作。又如天津文美斋于宣统时曾刻有《文美斋诗笺谱》，套色丰富，刀法精妙，是为清代版画的终结之作。

　官刻本是封建朝廷的地方官署出版物，其中殿版自不必说。以地方官署而言，由于行政设置不同，又有府、州、县各衙门的不同，清代中期以前，地方官署刻本，常注有“本衙藏版”的特别说明，此表示其地位的特殊。此类刻本多为“官箴”或者“则例”、“章程”三类，内容主要是涉及地方行政、居官心得和地方制度。但由于各地物料不同，组织各异，作为研究清代地方出版历史，颇具文献价值。关于清代晚期的“局本”，其中就有官方组织的，当属官刻本的延续，乃由清朝地方官吏，冀图振兴经义，讲求国文传统，访求造书，详加精校，刊刻成书以为惠取士林。此种官书在清末仍有数十家，在清代的出版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另外还有一些“书局”，则为地方新兴出版机构，有些介之于官民之间，有些全系民间出版机构，如北京的开智书局、四川的锦江书局、上海的同文书局等等，这类书局，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书坊，成为了中国近代新兴出版业的前身。由于书局的情况复杂，对“局本”的评价历来也很有区别，但目前市场“局本”书籍价格仅为每册二二百元，加之其中有很多是内容详实、校勘精到之作，初入藏界的书友如果对此“局本”多有留意，或者会有不少收获。

　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兴起，清代政府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这一时期，各地翻译引进了大批的西方政治、法律、科学、文化作品。最初由北京同文馆发端，由西洋传教士主持，中方人士协助，由官方组织出版了大量的国际法学作品，如美国传教士丁冠西翻译的《万国公法》、《公法会通》等，此后上海的制造局，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下翻译了《法律医学》、《化学鉴原》、《英国水师章程》等等。此后外国政治、法律和科技书籍的翻译出版形成一种热潮，举国上下纷纷效仿。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严复主持翻译的《法意》、张相文翻译的《契约论》等。甚至还出现了林琴南翻译的《黑奴吁天录》等一批文学作品。这期间大量的西方近代科技书籍被介绍到中国。在所谓“格致救国”的口号下，北京和上海还陆续出版了一些以宣传西学为宗旨的杂志，其中以在北京出版的《中西闻见录》和上海格致书局出版的《格致汇编》最有影响。这类书籍不但宣传了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而且印刷制作也有很多更新之举，其中有以传统技术雕版印刷的，也有采用石印技术印刷的，甚至还出现了铅活字排印和铜版插图技术。但可惜这些出版物印刷量一般不多，而且又因其具有较高的文献研究价值，百年以来，被各种公私图书馆网罗了大半，但近来市场上也偶可见到，其价格也在二三百元左右，但往往一露面即为藏界必得之书，可见识货者颇多矣。

　除了通行本之外，还有一些地方的书坊、刻字店、学校、寺庙甚至私人还刻印了大量的学生识字、讲评经义、唱本小曲和一些阴阳数术及劝善公德之类的书籍。有人将此统称为“俗本”，此类书籍内容俗败，刊刻粗糙，收藏价值不大，目前在各地旧货市场上，经常可以见到此类“俗本”，往往已经无数淘选，几成书渣。对于这种“俗本”，初涉收藏的可选来作为“样品”，但随着藏书经验的丰富，对“俗本”的认知也会逐渐改变。

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民族，农耕与时令季节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古人进行天文观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制定历法。《尚书·尧典》中就有：“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并且已经知道一年“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大戴礼记·夏小正》一篇被认为是出于夏代，记录了一年中十二个月的天象和物候，以及相应的生产生活活动。连孔子也说要“行夏之时”。而夏人以正月为岁首。不过这些都无法获得考古的证实。

而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则留下了大量天文观测的记录。商人也已经有了历法，从甲骨文中可以知道，商人已经有了干支。商人也已经懂得了设置大小月，小月29天，大月30天或31天。商代也有了闰月，不过置闰时间并不固定，有年终置闰和年中置闰。商人对于季节的认识尚不完全，可能只知道有春秋两季。对于一天之内的不同时间，商人也已经有了专名。从早到晚分别是：旦、大采、中日、昃、小食、小采。传世文献认为殷商时期的历法以十二月为岁首，在甲骨文中也找不到支撑这一说法的依据。

西周时期的天文历法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在金文中留下了大量关于月相的记录，分别被叫做：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等。周人的历法也已经很完善，已经有了朔望的观念。《诗经·豳风·七月》就记载了周人所观测到的一年中各个月里的物候以及相应的生产活动。而且从中可以知道，周人的历法是以十一月为岁首。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已有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等节气，并能准确的推算出日南至也就是冬至的日期，《左传》记载了两次冬至日，一次在公元前655年，一次在公元前522年，其间记闰月48次，失闰一次，共计应有闰月49次，此即19年7闰法，显示春秋时期的历法已比前代历法准确。

秦朝及汉初，采用的是秦朝的《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但《颛顼历》并不精确，到汉武帝时已出现了“朔晦月见，弦望满亏”的错乱现象。于是汉武帝令司马迁、落下闳、邓平等改《颛顼历》而作《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采用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在无中气的月份，插入闰月，调整了太阳周天与阴历纪月不相合的矛盾，使朔望晦弦较为正确，是我国历法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随着天文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在历法上也日求精密。汉成帝时，刘歆又作《三统历》，规定一年是365又835/1539日，一月是29又43/81日，19年7个闰月，这是当时最精密的历法。到东汉时期，出现了新的历法《乾象历》，它是东汉后期刘洪审定。提出朔望月和回归年长度两值偏大的问题，并确立了近点月概念和它的长度计算方法。对中国古代历法体系最后形成贡献很大，三国时期的吴国所采用的历法即为《乾象历》。

魏晋南北朝时期，天文历法的进步首先体现在岁差的发现。东晋时虞喜首先发现太阳运转到冬至点的位置每年并不相同，这个差就是“岁差”。岁差的发现区分了太阳周期的恒星年与回归年，这对于历法的推算非常重要。虞喜推算出，岁差为大约每五十年向西移动一度。刘宋时期的何承天则推算为大约一百年移动一度。祖冲之最先把岁差应用于历法的制定，他所制定的《大明历》将一年定为3652428148日，仅比现代测定值相差46秒。

隋朝在天文历法方面取得一定成就的有刘焯、丹元子、耿询、肖吉等。刘焯根据日行盈缩的规律，创立盈缩躔差法，制定《皇极历》，测定岁差为75年差1度，与现代测定的76年差1度的准确值非常接近。唐代中央设太史局，专门掌管天文历法工作。太史局的官员大都由天文历法专家担任，最卓著者为僧一行。开元十五年（727），僧一行修成《大衍历》。这部历法系统周密，结构合理，比较符合天文实际，是当时的先进历法。后世历法几乎都是按照它的结构来编的，直到明朝末年吸收西洋历法后才有所改变，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述了他的“日有盈缩”这一重要发现。他在历法上独树一帜，提出的使用太阳历，即“十二气历”的主张：“直以立春之一日为孟春之一日，惊蛰为仲春之一日，大尽三十一日，小尽三十日；岁岁齐尽，永无闰月。”南宋宁宗时杨忠辅主持修成的《统天历》所测定的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日，与西方1582年颁行的现行公历完全一致；还认识到了回归年长度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古大今小，因此提出斗分差改正，是为天文学史上的重大发现。

至元十三年（1276），忽必烈下令设立太史局（后升为院），改修新历，由著名科学家郭守敬主持。郭守敬主持了大规模的恒星位置测量，测出前人未命名的恒星1000余颗；郭守敬还主持设立27个观察台、站，测量日影和北极极地高度，以及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昼夜日刻的测定。在取得丰富准确的数据后，郭守敬等人参照前代历法，运用数学新成就，于至元十七年（1280修成新历，忽必烈赐名《授时历》，取“授民以时”之义，当年颁行天下。《授时历》仍以3652425日为一年，这个数值同地球绕太阳一周仅差26秒。《授时历》是我国古代最精确和使用时间最久的一部历法。

崇祯二年（1629）九月，崇祯皇帝下令由徐光启领导历局开始编写新历法，在编纂过程中，历局聘请来华耶稣会的意大利人龙华民、葡萄牙人罗雅谷、瑞士人邓玉函、日耳曼人汤若望等人参与译书编纂。徐光启在崇祯六年年病逝，之后的编纂工作由李天经主持，崇祯七年十一月编纂完毕，定名为《崇祯历书》。《崇祯历书》采用第谷创立的天体系统和几何学的计算方法，深得西洋历法之精髓，预报符合天象。这部历书虽然因为明亡而没有颁行实施，但对清代历法影响巨大。汤若望对《崇祯历书》进行了删改、压缩，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并进呈清廷后，被采用，并改名《时宪历》，正式颁行。

　　印度上古文献全无年代的记载，要确切地断代是困难的。因此人们往往借助于天象资料研究历史年代。有人将吠陀定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将梵书定在公元前十二世纪，将《吠陀支节录—天文篇》定在梵书之后。但也有人把它们推迟到公元前五世纪前后。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佛教在印度传播很广，佛经中表述的传统宇宙观念，与中国古代的盖天说较为接近。须弥山为天地的正中央。日月环绕须弥山运动而不入地下，日绕行一周为一昼夜。

　　在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印度天文学基本上没有得到发展。在笈多王朝时期(公元四、五世纪)，佛教衰落而印度教兴起，希腊天文学传入印度，天文学开始蓬勃发展，出现了印度著名的天文学家阿耶波多。

　　他的主要天文著作是《阿耶波提亚》。他的书中也有类似中国古代计算上元积年的方法。他计算了日月五星以及黄白道的升交点和降交点的运动，讨论了日月五星的最迟点及其迟速运动，有推算日月食的方法。

　　在阿耶波多以后，出现了天文学家伐罗诃密希罗，他的主要著作《五大历数全书汇编》，几乎汇集了当时印度天文学的全部精华，全面介绍了在他以前的各种历法。编入书中的五种历法以《苏利亚历数书》最为著名。在该书中引进了一些新的概念，如太阳、月球的地平视差，远日点的移动，本轮等，并且介绍了太阳、月球和地球的直径推算方法。该书成为印度历法的范本，一直沿用至近代。

　　不过伐罗诃密希罗时代的《苏利亚历数书》的数据尚不精密，后世曾不断进行修改补充，现存的《苏利亚历数书》中的数据，大约是公元十二世纪修订的。此外，从这些历数书中得知，当时的印度历法大都是使用恒星年而不是回归年，这个特点一直保持到近代。

　　中国唐朝的《开元占经》中译载有天竺《九执历》，它是当时(公元七世纪前后)较为先进的印度历法。日月五星加罗暖和计都，合称九曜，九执的名称来源于此。罗暖和计都是印度天文学家假想的两个看不见的天体，实指黄、白道相交的升交点和降交点。《九执历》有推算日月运行和交食预报等方法，历元起自春分朔日夜半。

　　它将周天分为360度，1度分为60分，又将一昼夜分为60刻，每刻60分。它用十九年七闰法。恒星年为3652762日。朔望月为29530583日。《九执历》用本轮均轮系统推算日月的不均匀运动，计算时使用三角函数的方法。《九执历》的远日点定在夏至点前10度。

　　公元十二世纪，印度出现了天文学家帕斯卡尔，他的重要天文著作《历数精粹》对印度天文学的发展影响很深。他提出了自己的宇宙理论，认为地球居于宇宙之中，靠自力固定于空中；认为地球上有七重气，分别推动月球、太阳和星体运动。他还提出天体视直径的变化是由于它们到地球的距离变化造成的，并且认识到地球具有引力。

我们国家有着几千年的文化积累，而且我们国家的文字出现得很早，所以流传到现在的书籍有很多，下面我们来看看要想读古籍，要从哪里开始读。

第一个我推荐的是易经，这个也是我们的高中班主任推荐的，他是一个毕业于汉语言文学的高材生，经常给我们推荐书，易经是一本神书，现在我们遇到的那些算命先生他们可能就是在易经里边小有成就才敢出来混，没错，已经里边有很多对算命的描写，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

第二个推荐的是山海经，山海经里边都是一些传奇的故事，现在很多人都喜欢了解西方的神话，什么宙斯啊雷神死神雅典娜之类的，但是对于我们国家的那些神话人物仅仅局限于西游记里边的描写。山海经里边记载了很多那些奇珍异兽，比如饕餮貔貅之类的，我认为作为祖国未来的接班人都要了解一下。

第三个是论语了，我们国家是推崇儒家文化的，而论语里边记载的大部分都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的言行，我们国家的孔子学院已经走上了世界，所以论语还是值得去看一下的。

聊斋志异，庄子，论语，老子，史记本纪世家列传，周髀算经，史记天官书历书，博物志、酉阳杂俎等，新唐书、明史等历算章节，新仪象法要，测量法义……

上边说的都是我们国家的古籍，如果你能把这些文章都读一遍的话可能要花不少的时间，就当是你空闲时候的娱乐消遣吧。

儒家称康熙皇帝编成的六部典籍为：《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康熙永年历法》、《康熙皇舆全览图》等图书、历法和地图。

《康熙字典》是清代康熙年间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张玉书、陈廷敬等，它是在明朝《字汇》、《正字通》两书的基础上加以增订的。该书的编撰工作始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成书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历时六年，因此书名叫《康熙字典》。《康熙字典》由总纂官张玉书、陈廷敬主持，修纂官凌绍霄、史夔、周起渭、陈世儒等合力完成。字典采用部首分类法，按笔画排列单字，字典全书分为十二集，以十二地支标识，每集又分为上、中、下三卷，并按韵母、声调以及音节分类排列韵母表及其对应汉字，共收录汉字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47035个），为汉字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一。

《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共10000卷，目录40卷，原名《古今图书汇编》，是清朝康熙时期由福建侯官人陈梦雷（1650-1741）所编辑的大型类书。

该书编辑历时28年，共分6编32典，是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采撷广博，内容非常丰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有人类、禽兽、昆虫，乃至文学、乐律等等，包罗万象。它集清朝以前图书之大成，是各学科研究人员治学、继续先人成果的宝库。由于成书在封建社会末期，克服以前编排上不科学的地方，有些被征引的古籍，现在佚失了，得以赖此类书保存了很多零篇章句。

清朝初年，按照汤若望删修的《西洋历法新书》制订了《时宪历》。但是，该书内容有矛盾的地方，有的说明文字也晦涩难懂。这部书的上编十六卷名《揆天察纪》，阐明理论；下编十卷名《明时正度》，讲计算方法。另外附有运算表十六卷。乾隆年间，又增修后编十卷，也分计算原理、计算方法和运算表三部分。《历象考成》采用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天文学体系，数据也多半取自第谷，虽然在编纂上和精度上比此前的《崇祯历书》有所提高，但它的整个体系是落后的。

《数理精蕴》，中国清朝梅瑴成等编纂。是康熙末年所编纂的《 律历渊源》 的第三部分。主要内容是介绍西方数学。康熙在位时既倡导西算，也重视中算。晚年他命陈厚耀、何国宗、明安图等人编纂天文演算法书籍，包括《历象考成》(四十二卷)、《律吕正义》(五卷)、《数理精蕴》(五十三卷)，合称《律历渊原》共100卷，终于雍正元年(1723)十月刻竣。

《数理精蕴》(公元1713-1722年)是一部融中西数学于一体，内容丰富的「初等数学百科全书」，包括上编五卷，下编四十卷，数学用表四种八卷。上编名为立纲明体，主要内为《几何原本》，《演算法原本》。下编名为分条包罗了算术、代数、几何、三角等初等数学的多方面材料。此书有着康熙「御定」的名义，获得了广泛的流传，从而形成了乾嘉时期数学研究的高潮。《数理精蕴》中有一套专用数字名称：个、十、百、千、万、亿、兆、京、垓、秭、穰、沟、涧、正、载、极、恒沙河、阿僧祗、那由他、不可思议、无量数，其中个至万为十进制，从万至不可思议为万进制。比个位小的数，按十分之一递减，依次为分、厘、毫、丝、忽、微、纤、渺、漠、模糊、逡巡、须臾、瞬息、弹指、刹那、六德、虚空、清静。

1678南怀仁编成《康熙永年历法》三十二卷。这部天文表分为八个部分——日、月、火星、水星、木星、金星、土星、以及交食，每一部分名四卷。各部分的开始给出一些基本数据，然后给出某一天体两千年的星历表。根据这些星历表，就可以很容易地编出民历。

康熙皇舆全览图为中国清朝所绘的地图。1708年由康熙帝下令编绘，以天文观测与星象三角测量方式进行，采用梯形投影法绘制，比例为四十万分之一。地图描绘范围东北至库页岛，东南至台湾， 西至伊犁河，北至北海（贝加尔湖），南至崖州（今海南岛）。绘图人士有耶稣会的欧洲人士雷孝思、白晋、杜德美及中国学者何国栋、索柱﹑白映棠﹑贡额﹑明安图以及钦天监的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理藩院主事胜住等十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