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尔湖是在清时期通过尼布楚条约签给了俄国，对于贝加尔湖是属于我国的原有土地的意识，大多是是从苏武牧羊这篇文章开始的。文中苏武被流放到了北海去放羊，皇帝要求他当公羊产下了小羊时才被允许归国。这里面的北海，就是现在的贝尔加湖。

但贝加尔湖最开始是属于匈奴统治下，当时的匈奴和中原地方是属于敌对的状态。一直到后来唐朝的繁盛，吸引了周边的小国纷纷归顺于唐朝，这时唐朝才在贝加尔湖所在的地区设立了州来进行统治，但是大多数的实际统治权还是掌握在当地的各个部落。

当唐朝最终解体的时候，中原地区对于贝加尔湖的管辖也就失去了，但是对应区域始终掌握在辽国、金国以及后面的蒙古帝国手中。到明朝的时候尽管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但是这一片区域没有掌握在当时的中原统治者明朝手中。到后来清朝打败了剩下的大元的剩余势力，从而接手了贝加尔湖等一片统治区。所以从漫长的历史来看，贝加尔湖这一片区域从有史书记载以来，都掌握中国的统治者手上。

到清朝入关之后，他更多的精力是放在了中原这一片富饶的地方。对于北方的地区，因为物质比较贫乏以及寒冷的气候，所以并没有放太多的精力在贝加尔湖附近。而此时俄国通过在远东地区修建城堡以及派遣少数的人，因此在这儿确立了统治，而此时清朝政府在和其他部落进行战斗，同时俄国也向清朝的互相发起进攻，为此清朝就和俄国签订了条约，将贝加尔湖一片区划分为俄国的统治，而同时将东北一片区域正式确定为是中国和俄国的边界。

一、耕种地区的开辟——从黄河中下游平原开始

我们的祖先最早的农业活动主要是在黄河的中下游。那里是一个森林草原区，有广阔的平原和低洼地。也有同样广大的山岳地带和黄土高原，而这平原与高地二者在空间上又大致上是判然分开的。天然森林大约主要分布在地势较高的地区，平原上还是以草原为主。在草原上往往问杂着大大小小的森林，但似乎还不能想像有很多特大的林区，例如像欧洲那个样子。一般说来，人类最初开辟农业生产活动场所总是先往阻力较小的方向去打主意，也就是避难就易。在还没有锋利的工具以前，毁灭森林是很不轻易的，简单的办法是纵火焚烧。古人经常有狩猎活动，放火焚林是不稀奇的，但那与改变林区为耕地却并非一回事。从我国古籍中不大轻易看出通过消灭森林来开辟农田的迹象。假如当时广泛存在过这种过程，在文献中不会是没有一点反映。像《诗经》里《大雅》的《皇矣》篇的“作之屏之，其茁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启之辟之，其柽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似乎只是说的垦荒造田时消除土地上的个别杂树而不像是毁灭茂密的原始森林。似乎可以这样说，早期的农民开辟农田主要还是在天然草原上打主意。那个时期平坦的草原上有很多的沼泽和沮洳地带，因为一则水里出产对人们的生活维持还起着不小的作用，再则要想改造这种地方使之适于农用，需要进行排水疏干的工程，这在当时也不是轻而易举的，所以显然都没有什么人为的变动，至于开垦山坡地，那就更不用说。在天然草原上放牧牲口自然是极为省事，不过人们不能只靠动物性食品维持生活，而是还要种植一些谷物，因此在放牧之外，也得开辟出来一些农田。这大约是当初每户人家的生产活动方式。不知是从何时开始我们的祖先逐渐改变了这种方式，有的人专去畜养牲口，并且是以游牧为主，几乎完全放弃了种植；另一些人只去种地，定居下来，虽然也还保留一些小家畜，却不再游牧了。这两种人的生产活动越来越向不同的方向发展，生活习惯以及风俗意识也就越来差异越大，活动空间也越来越相互离开。生活在所谓“中原”的人自称为“华夏”或“中国”，而把活动在西北方高地的人叫做“狄”或“戎”。这种区分其实主要不是在种族上，而是在文化上，或者说是在生活生产方式上。从生产上来说就是逐渐形成了以种植为主和以养畜为主的两个部族集团。黄河中下游这个森林草原地带先是出现了一个华戎杂处的局面，到后来种植业在平原地方得到了更顺利的发展，专事养畜的人逐渐集中到山区和高原上。因此，广大平原地区的土地利用基本上就是个开辟耕地，天然放牧场在那里逐渐消失了，出现了几乎单纯的耕种景观。这种情景至迟到了战国时期就已经固定下来了。

大地的文雅称呼有神州，华夏，九州，中原。

1、神州。

古圣人以中国神州，上当辰极，下正地心，俗称“神州大地”。相传，中国远古部落首领黄帝统治的土地被称为神州，昆仑东南方五千里谓之神州，州中有和羹乡方三千里，五岳之域，帝王之宅，圣人所生也；《混元圣纪》：昔在神州，以神仙之道教化天下，上自三皇，次及五帝，修之皆得神仙。

2、华夏，原指中原地区，后复包举全部领土而言。

“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周朝《尚书·周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

《左传·定公十年》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华夏：如果拆分开来，我对夏的理解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世袭制的政权的建立：夏朝。

3、九州，古代中国划分为：

在我国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上，每个朝代的地方行政区域的划分制度一直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我国最早实行的是“九州”制和“十二州”制。

《汉书·地理志》说，在原始社会的黄帝时代已经开始“画野分州”，每一万平方里为一州；尧时分天下为十二州，大禹治水后又分天下为九州。在《尚书·禹贡》中详细记载着九州的名称，它们是冀、衮、青、徐、扬、荆、豫、梁、雍。

其他古籍所记载的九州名称与《禹贡》稍有出入。十二州的说法，最早见于《尚书·尧典》，有列出州名。因此，“九州”一说要比“十二州”的影响大，后来九州也就成了中国的别称。

4、中原，中华文明发源地，在古代被华夏民族视为天下中心。

在中华文明肇始时期，因“天下之中”和“河洛”的地域称呼专指洛阳一带，这里因夏商周三代奠基，河洛文化的繁盛而成为中原地区的心脏地带。先秦时期已有雒邑（今洛阳）为天下中心的说法。随着华夏族向周围迁移，其活动范围扩大，春秋战国时期，中原的概念延伸至华夏各诸侯国，与秦、吴等边远地区相对应。

秦代开始，中原一词的含义进一步拓展，可以指黄河中下游一带大片地区，包括今河南、陕西关中一带、山西和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

台湾原住民是已知最早居住于台湾的现代人类，其各部族散居台湾，并未建立统一的治理机构。中国古籍上仅有三国时期孙权派兵到夷州的记载，日治时期对台湾历史研究贡献卓著的日本学者伊能嘉矩，在他的成名著作《台湾文化志》中，推断其所描绘的“夷州”应该是现今的台湾。在《隋书流求传》则有流求国的记载。但因证据不足无法证明“夷州”、“流求国”或“琉求国”就是今日的台湾。学者对此看法亦存分歧，有认为乃是指今日的琉球，亦有认为系指澎湖群岛。无论如何，中国当时未对以上地区统治。清朝编的《台湾府志》则明载：“台湾自古未隶中国版图”。

唐代实行均田制不久，由於种种原因，就出现了农民“受田不足”和官僚地主“占田过限”等两极分化问题。同时，逃户问题也日益严重。特别是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天下户口，亡逃过半”。为了维护均田制，抑制土地兼并，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和兵役、劳役来源，武周政权势必会采取某些措施解决这些问题。然而，武周政权究竟采取了哪些措施，却由於记载缺乏，不得其详。

我们知道：唐代在实行均田制的同时，为了不浪费“宽闲之处”的土地资源，还实行一种“计口受足”以外的所谓“请占田制”。这就是《唐律疏议》卷一三所说：“计口受足以外，仍有剩田，务从垦辟，庶尽地利，故所占虽多，律不与罪。仍须申牒立案，不申请而占者，从‘应言上不言上’之罪。”这种制度，陈教授简称为“请田制度”。并认为：这种“请田制度”，由於所请之田最终都成为永业，故其本身具有私田的性质，属於土地私有制。这种土地制度，从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国家法令首次承认，到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全面认可，终於取代了均田制。但这种土地制度，如何实施，有何规章、程序，却由於记载缺乏，不得其详。

“四大古书”是古代的文集，指《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部古籍。

《周易》即《易经》，《三易》之一（另有观点：认为易经即三易，而非周易），是传统经典之一，相传系周文王姬昌所作，内容包括《经》和《传》两个部分。

《诗经》

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康、崇伍、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庄子》

《庄子》又名《南华经》，是道家经文，是战国中期庄子及其后学所著，到了汉代以后，便尊之为《南华经》，且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其书与《老子》《周易》合称“三玄”。

《楚辞》

楚辞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并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

扩展资料：

《诗经》创作背景

周代的祖居之地周原宜于农业，“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绵瓜瓞》等诗篇都表明周是依靠农业而兴盛，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周族在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治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

西周取代殷商，除了商纣暴虐无道，主要与其实行奴隶制经济制度有关。西周建立以后，为缓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尖锐矛盾，缓和阶级斗争，变奴隶制为农奴制。

正如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中所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的三大变革，自其表而言之，不过一家一姓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西周较之殷商，由于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在精神文明方面产生飞跃性的进步，作为文学代表的《诗经》出现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产物，而它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四大古籍

-诗经 （中国最早诗歌总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