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被称为千古一帝的皇帝有四位：秦始皇有“开创”之功，汉武帝有“大统”之威，唐太宗有“鼎盛”之荣，而康熙则有“绝唱”之叹。

一、秦始皇：建立封建帝制的第一人。

对于“千古一帝”的理解，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开天辟地第一位皇帝的意思，而另一种则是成就超出所有皇帝的意思。从这两种理解看，秦始皇无疑主要是依靠中国第一位建立封建帝国第一位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的历史成就获得这一称号的。当然，秦始皇的成就还远不仅于此。他不仅是中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皇帝，而且，他的一整套构建国家的体制还为后世提供了范例。是他第一个使用统一的文字，是他第一个使用统一的货币，是他第一个统一度、量、衡等计算工具和单位，是他第一个建立沿袭千年的中央集权制以及郡县制，是他第一个在全国修建四通八达的道路。总之，在秦始皇身上，有着太多的创举和第一。过去，我们过多地宣扬了他“暴政”的一面，却忽视了他的开创性的伟大成就。

二、汉武帝：促成大汉民族的第一人。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自称“汉人”。大家也许忽视了，正是汉武帝“文治武功”的一番大作为，促进了中华民族历史最大一次的民族融合，而且在真正意义上形成了“大汉民族”。如果我们超越千年历史来看，他的那些抵御匈奴、开疆拓土、出使西域的作为其实起到的最大作用就是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而且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汉武帝的历史功绩主要就突出的表现在这里。至于人们所诟病的“穷兵黩武”，在我看来，不过是一种“副作用”而已。

三、唐太宗：建构全球第一帝国的第一人。

在国际上，人们至今还记得唐朝作为世界第一帝国的辉煌。因此，他们把那些流落海外的华人简称为“唐人”。这是一种尊称，这是一种荣耀，这是一个强大帝国在多年之后留给人们的光荣印记。根据专家考证，当时唐朝的经济总量，相当于世界的40%还要多。当时的唐朝，就相当于今天的美国在世界的地位，甚至比之还要强大。唐太宗率领他那一帮能臣武将，共同治理一个庞大的帝国，达到了中国封建帝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顶峰，而他被誉为“天可汗”。

四、康熙：闭观锁国老大帝国第一人。

人们都说，清朝有两位贤明的君主，那就是康熙和他的孙子乾隆。但，我不这样看。其实，早在康熙初期，资本主义已经在欧洲开始展现它作为一种更先进的社会制度的强大威力。其实在哪个时候，世界的格局已经开始发生本质的变化，世界经济的中心已经开始由东半球向西半球转移，实力对比已经在发生着转变。可是，表面的繁华依然在麻痹着我们的神经。与前三位皇帝不同，康熙和乾隆都热衷于在生前以各种形式自封为“千古一帝”了。

秦始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他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多国频繁进攻和战斗的数百年历史，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始皇的成就是划时代的，建立了几千年的伟大事业！

（1） 秦始皇统一全国，废除分封制后，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县县制和官僚制。它最初被划分为36个县，后来随着土地的扩大而增加到46个县。省会咸阳（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中央政府的最高官僚是宰相、御史、太尉，又称“三公”。地方县长是监护人，县长是命令。郡县制最初打破了宗法血缘制，封建制度和官僚制度取代了贵族世袭制。史上第一次将郡县制改为郡县制，集权避免了诸侯国分离主义引起的战争。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这样的集中管理制度延续到今天！

（2） 统一写作，秦始皇要求李四使小篆统一各国文字。语言的统一保证了民族文化的交流，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3） 长城的修建，实际上是秦始皇连接了各国的长城，在内陆农耕人民抵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直到明朝，长城才得以重建！

（4） 统一货币与度、量、衡，实行同轨，有益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5）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征服南方百越，将岭南纳入中国领土，派孟天军北上进攻匈奴和河套，并将川西南、贵州、云南扩大到中国的势力范围！

这些都是秦始皇作为战略家的主要伟大成就！

秦始皇的主要错误是：

（1） 秦始皇执政后，修建了大量的建设工程，修建了皇陵，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导致人民受苦受难！

（2） 焚书葬儒，烧了许多古籍文献，杀害了460多名儒生！

（3） 为长生不老而巡逻是违反人的生死法则的。徐福等人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巡游来压制东南帝王的毒气！

所有的历史人物都有时代的局限性。总的来说，秦始皇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缺点。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统一的开国皇帝，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使中国进入大一统时代，奠定了两千多年来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秦朝虽然只持续了15年，但它是由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统治的模式并没有改变。它是中国两千多年中央集权封建帝制的主要设计者，其影响深远，是其他帝王所无法比拟的。秦始皇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相比之下，他的错误是小而暂时的，他的伟大成就远远大于他的错误！

边塞诗常用的表达技巧，有用典、借代、对比、烘托、虚实结合、象征、借景抒情、比喻、夸张等。 

用典 用典，也就是用事，是一种修辞手法。引用古籍中的故事，或词句，为用典。可以丰富而含蓄地表达有关的内容和思想。

      表达效果：使诗歌内容凝练，含义深刻。 

                                                              出 塞 

                                                                        王昌龄

                                         秦时明月汉时关， 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 

      赏析“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直接抒发了边防士卒巩固边防的愿望和保卫国家的壮志。有人说龙城是指打到龙城的卫青，<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上写有“青至龙城，斩首虏数百”；也有人说龙城是指转战千里，路过龙城的李陵，<汉书李广苏建传>写李陵引兵东南，循故龙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泽葭苇中，虏从上风纵火，陵亦令军中纵火以自救。假如有龙城飞将那样的猛将，敌人的马队就不会度过阴山。这两句化用“龙城飞将”的典故，写得意在言外。意思就是说：由于朝廷用人不当，使将帅不得其人，才造成了烽火长燃、征人不还的局面。

 2借代

借代，顾名思义便是借一物来代替另一物出现。通俗的说，借代是一种说话或写文章时不直接说出所要表达的人或事物，而是借用与它密切相关的人或事物来代替的修辞方法。一般来说，边塞诗中的借代手法多体现为用衣着服饰、兵器代指士兵，用胡尘代指敌兵或者外族土地，用旌旗代指我方军队等，具有委婉含蓄的特点。

表达效果：借代的修辞效果可以用十六字概括：以简代繁，以实代虚，以奇代凡，以事代情。

陇西行四首·其二

陈陶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赏析貂锦，汉代羽林军穿锦衣貂裘，这里借指精锐部队。部队如此精良，战死者达五千之众，足见战斗之激烈和伤亡之惨重。用胡尘代指胡人的土地。

3对比

对比是把两个相反、相对的事物或同一事物相反、相对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用比较的方法加以描述或说明，这种写作手法叫对比，也叫对照。边塞诗中的对比手法则多为将军和士兵遭遇的对比，帝王功业和百姓苦难的对比，当然也有环境描写的对比。

表达效果：通过对比，使中心主旨的表达更为鲜明。

凉州词

王翰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秦中花鸟已应阑，塞外风沙犹自寒

夜听胡笳折杨柳， 教人意气忆长安。

赏析“秦中花鸟已应阑，塞外风沙犹自寒”：已是暮春时节，要在故乡，此时一定是万紫千红的盛花期已过、枝繁叶茂、果实初长之时，而鸟儿也一定筑起香巢，争相觅食育雏了吧。可是塞外仍然是大风凛冽、尘沙满天，冷酷严寒。将秦中春色与塞外酷寒相对比，更加突出了战士们在边关忍受的苦寒，恨春风不度，勾起了对故乡的无限思念。

4烘托

表达效果：边塞诗中烘托手法大多为用环境描写来烘托战场的惨烈、艰苦或者军情的紧急。

从军行（其五）

王昌龄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

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

赏析诗的一、二句“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采用倒装的句式，描绘了戍边部队奉命开拔及行军途中的情景。“大漠风尘日色昏”并不是指天色已晚，而是指风沙遮天蔽日。但这不光表现气候的暴烈，它作为一种背景出现，还自然对军事形势起着烘托、暗示的作用。在这种情势下，唐军不是辕门紧闭，被动防守，而是主动出征。为了减少风的强大阻力，加快行军速度，战士们半卷着红旗，向前挺进。这两句于“大漠风尘”之中，渲染红旗指引的一支劲旅，好像不是自然界在逞威，而是这支军队卷尘挟风，如一柄利剑，直指敌营。这就把读者的心弦扣得紧紧的，让人感到一场恶战已迫在眉睫。这支横行大漠的健儿，将要演出一种惊心动魄的场面。

5虚实结合

表达效果：运用想象，拓展诗歌内容，形成时空对比。

凉州词（其一）

张籍

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

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

凤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

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

赏析第三句“无数铃声遥过碛”，写的是在沙漠上级缓行进的一队驮运货物的骆驼，但句中却并没有出现骆驼和押运人员的形象，只有从沙漠上遥遥传来的络绎不绝的驼铃声。这是虚实结合、以声传影，因声见形的妙用。一列长长的骆驼队远远的走过沙漠，驼铃发出悦耳的声响，使人不由的想起往日丝绸之路的繁荣景象，而现在的安西都护府辖境为吐蕃控制，骆驼商队再不能到达安西了。抒发了由对唐王朝落寞衰微的无奈而产生的辛酸沉痛之情。

6直抒胸臆

表达效果：直接表达情感，真切强烈，震动人心。

从军行

杨炯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赏析诗的尾联：“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直接抒发从戎书生保边卫国的壮志豪情。艰苦激烈的战斗，更增添了他对这种不平凡的生活的热爱，宁愿做个下级军官驰骋沙场，为保卫边疆而战，也不愿作置身书斋的书生。表达了诗人忠贞的报国之心。

本文摘自：《报刊荟萃杂志》2006年第11期，作者：刘洪波 为人物翻案，看来已成为一门显学。已经看到屈原因情变而遭杀身的考证，又看到“卫巫监国”的周厉王是改革家的新解，眼下又有一篇文章说，一位先生得出了隋炀帝功大于过的妙论。隋炀帝有何盖“过”之功呢？一在开凿运河，二在复开学校，三在整理古籍，四在使通西域，五在宽减刑罚。 以此而论，我想还可以加上发展演讲术，提倡诗歌写作，开创元宵民俗，发展旅游事业罢，那就更可证隋炀帝“功大于过”了。假如把杨广先生上台之前的英雄性格、圣贤抱负，以及朴实谦恭礼贤下士诸种美德也一一算上，更可以证明隋炀帝“品质优良”。可惜，隋炀帝之功过，实在不是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学问家可以颠倒过来的。上台前假作的美德，固然随着他手刃其老爹的一举而一并东流，即便上台后的一系列“功德”比起其暴行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评价一个帝王级头领的功过，是以人民的生存状况为据，还是以别的什么为凭，应该是一目了然的。隋炀帝在位十五年，四伐高丽，三下江都，一巡北庭，每一次“大动作”都付出百姓的尸骨，良民的钱财。假如国家不是真正陷于“民不聊生”的境地，向以易于满足为特点、“宁做太平犬”的中国老百姓，也不至于刚刚过几天太平日子就起来把杨广先生干掉。隋炀帝五十而殁，不得善终，独夫而已，固不足惜，但他的暴行使中国又有了十八年混战，三分之二的人民因而死亡。不能忍受一个“功大于过”的帝王，岂不是罪在百姓了么？ 当一个帝王级的头领，确实太容易“立功”了。开凿运河，无论是为着游幸的方便，还是为着民生的改善，“客观效果”却是摆在眼前的。孟姜女哭丈夫而死，长城却成了中国的骄傲，“暴秦”也是有功的。卫懿公虽然失国，毕竟还是养鹤的能手，动物保护的行家。陈叔宝虽然荒于政事，又振兴了戏剧。赵佶无能保土，却弘扬了书画艺术。就算像朱由校那样做做木工活，也可以叫作“提倡技术革新”的罢。可是，这些东西对于一个帝王级的大人物到底算得了什么？ 一个处在杨广先生这样的地位的人物，首要的责任在于治理国家，改善民生，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这才是大功德，论功过，这是最根本的一条。除此之外，即便生活简朴、谈吐幽默、多才多艺、兴趣广泛、修养不凡、富于人情味等等，都只是细小的东西，即便再突出，只能为其个人魅力增色，不足以作为其治绩的砝码。倘若治绩显著，这些还算可爱的补充；倘若正事一塌糊涂，这些便是“丧志”的因由。 隋炀帝的“功业”，仅从“客观效果”而言，不过是一条大运河。而其暴戾至于有能耐搞垮一个新生的政权，则比桀纣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祸害当世，陷民于水火，而且足以为千古之戒。这样的暴君，还谈“功大于过”，连说过“好头颅，谁来砍下”的他本人也会羞愧的罢。

隋炀帝其实是很有文治武功的，修运河，复长城，立科举，强集权，去豪强，除后患，威四夷，征西域，汇通天下。‘无向辽东浪死歌 ”一曲骂尽炀帝东征，可为什么，公认的一代名主李世民，还有他平时那有些软弱的儿子李治，都跟斗红了眼的公鸡似的，非要拿下高句丽不可？只要细翻当年的史籍资料，就可以很清楚得明白，当时的高句丽，决非所谓附庸小国，它也是一个高度集权半牧半耕的军事强国，已经有能力臣服四周小国，并且威逼中原，对大隋也是时有冒犯掠占，隋炀帝当年调千里大军，总计共一百来万人，三次东征，决不是只因高句丽不恭那摸简单。隋炀帝曾经说过一句话：“不为后世忧也！”

人们只记得，隋炀帝曾经三次龙舟游江南，可是有几个人记得，那四千里大运河为中国的繁荣稳定，竟是做了多大贡献！这不啻于只因末行没写好，就完全否定了一本煌煌巨着。 "尽道隋忘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只不过末代皇帝从来没有落下什么好名声的。新王朝，如若不把前主贬的一无是处，怎说明新朝的正统合法？看待帝王，要全面，只一个荒*是不足以评价一朝天子的。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隋炀帝自伴随亡隋的败迹黯然辞世起，便有盖棺定论，被公认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皇帝，千余年来，铁案如山。笔者无意只在翻案二字上作文章。按愚意，评论历史人物，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功不折罪，瑕不掩瑜，归根结底要看他历史活动的社会意义，是进步还是反动。我所以认定隋炀帝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是因为他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建树最多的皇帝之一，而完全否定那最后湮没在农民战争的血与火中的，却曾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光彩的一页，是中国士大夫传统思维模式偏狭、脆弱一面的反映。

虽然我们不能指望从瓦岗寨上下来，又是抱着“以隋为鉴”宗旨撰史的魏征，能给我们留下一部公允地评述隋炀帝的《隋书》；我们甚至也不能指望所有作为小生产观念文化代表的中国士大夫及其史学家，能比较客观地认识隋炀帝；即使这即使年，他还是更多地被作为一个批判对象而不是研究对象。所以，我们倘若不下一番从头做起的功夫，把隋炀帝的全部材料，颠来倒去，反复玩味，怕是无法拨开迷雾，接近他的真面目的。

我们差不多可以说，秦始皇做过的事，他多半也做了，但是他没有焚书坑儒；我们还可以说，隋炀帝做过的事，唐太宗多半也做了，但是唐太宗贞观时代远不及他大业前期富庶，然而，秦始皇、唐太宗都有“千古一帝”的美誉，隋炀帝却落了个万世唾骂的恶名。

我们不能设想，如果隋炀帝早死几年，秦始皇、唐太宗多活几年的话，他们的历史评价是否要掉一个个儿，但我们可以不落前人的窠臼，重新研究隋炀帝，还他一个公道。

隋炀帝杨广，天赋甚高，文笔华美，胸襟抱负不凡，也带有创造性格。这些长处，虽批判他的人也无法否认。

隋炀帝与扬州不解之缘

隋炀帝，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充满争议的皇帝，登帝位前曾任9年扬州总管，在他做皇帝的14年中，先后三下扬州巡游，直至兵变死在扬州、葬在扬州。记者在“烟花三月”前夕来到扬州，来到隋炀帝陵墓前，想看看历史上的隋炀帝究竟是何许人也，在扬州都干了些什么。

隋炀帝陵位于扬州城北6公里处的邗江区槐泗镇雷塘北侧。陵门气势恢宏，进入陵区，高大的石牌楼横梁上写着“隋炀帝陵”斗大的四个正楷字。陵园占地3万平方米，从南向北依次建有石牌坊、陵门、雷塘、石桥、祭台、神道、城垣、石阙、陵冢等，整个帝陵形制独特、气势雄伟，是典型的隋唐建筑风格。墓冢为规整的平顶金字塔形，高12米，四边均为规则的等腰梯形。墓前巨型墓碑刻有“大清嘉庆十三年在籍前浙江巡抚阮元建石”，“扬州府知府汀州伊秉绶题”。

据槐泗镇文化站站长陆元龙介绍，在历史风雨中，隋炀帝陵墓曾有过6次修建、迁移。公元618年，隋炀帝死于叛臣宇文化及的“江都宫变”，当时，肖皇后和宫人只能以床板为棺，草草将其葬于江都宫流珠堂，是为初葬。后江都郡守陈棱念隋炀帝旧恩，在宇文化及率部离开江都后，集部众身穿孝服为惨死的隋炀帝发丧，并改葬于江都宫成象殿吴公台下。公元622年，唐高祖李渊下令把隋炀帝陵迁到雷塘，也就是现在的位置。

第四次，到了唐太宗贞观22年（公元648年），肖后病死，唐太宗下诏将其“送至江都与炀帝合葬”，同时对陵墓进行了整修，这应该是隋炀帝陵最完整、最具规模的时期。但由于千百年来自然和人为破坏，隋炀帝陵墓的木构建筑遭毁，迄至清代初，仅存一坟土陵而已。第五次，清嘉庆12年（公元1807年），扬州乡贤、清代大学士阮元经考证并出资加以修复，并嘱扬州太守伊秉绶书墓碑。第六次，1999年，扬州市政府部门出资修复原样，于2000年10月竣工。陆元龙介绍说，清朝后的100多年来，这里只剩下个大土墩子，当地百姓称其“皇阿墩”。由于都知道隋炀帝是个“倒霉皇帝”，墓中不会有什么值钱的陪葬品，所以迄今未遭盗掘。在“文革”中，曾经有人把土墩挖开，露出了墓穴上巨大的青砖石板，但有关部门闻讯后迅速来人，将土封上，制止了一次破坏行为。

9年扬州总管

隋炀帝陵园内的展室陈列大量图文资料，简略介绍了隋炀帝功过并存的一生。隋炀帝杨广是隋文帝杨坚的次子。公元590年，杨广调任扬州总管，任此职9年，头衔有太尉公、扬州总管诸军事、扬州刺史等，其间平定过江南豪强的武装叛乱，直到公元600年被立为皇太子后才离开。

隋朝建立之初，中国还处于分裂状态，尤其是陈朝据地江南，与中央政权抗衡。588年秋，20岁的杨广受命率领数十万隋军，一举突破长江天堑，进据建康（今南京），俘获了藏在井里的陈后主和其贵妃张丽华。后来民间传说杨广迷恋张丽华美色，衍生出许多桃色段子，但多部史料记载，正是杨广亲自下令斩了张丽华。结束国家近百年的分裂战乱，开启一个统一、强盛的新时代，杨广由此建立了较高的威望。

随即，杨广的父亲隋文帝将陈朝的南兖州改名为扬州，设总管府于广陵。当时，陈朝初平，江南局势未稳，地方豪强地主势力相煽作乱，“婺州人王文进、会稽人高智慧、苏州人沈玄憎等皆举兵反，自称天子，署置百官。”还有不少土豪“自称大都督，攻陷州县”。先起淮左、三吴、浙东、浙西，后又蔓延至浙闽。为平定叛乱，文帝改派杨广为“扬州总管，督江都”，总督扬州四十四州军事。“前后七百余战，转都千余里”，终于平定了叛乱。后来，苛刻的《隋书》主编、唐朝大臣魏征也难讳其功：炀帝“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着声绩。”

杨广当时立足扬州，悉心经营南方，笼络人才，为他以后登上皇太子位，进而登基做皇帝奠定了根基。当然，他能当皇帝，与他善使阴谋诡计也有关系。

功过任人评说

隋炀帝身后骂名滚滚。“炀”，是杨广被缢杀当年，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加的谥号，表示“好内怠政”、“外内从乱”，为“下谥”、“恶谥”。后世对隋炀帝的评价，主要来源于唐朝史官编纂的《隋书》。在后人眼里，隋炀帝是“天下第一荒*皇帝”，此评价似乎千百年来已成定论。

但也有很多学者持不同观点。扬州作家丁家桐说：“封建专制时代，舆论方面有个习惯，一锤定音以后，只可众口一词。”对于隋炀帝的评价尤为如此。唐朝所修《隋书》，其目的是为了吸取隋亡的教训，巩固李唐政权，自然将前朝皇帝贬得很低。后世承袭《隋书》之说，再加上小说、传奇的渲染，隋炀帝更成了历史上最荒*无道的皇帝。

不少专家认为，隋炀帝确实有过一些骄奢*逸的残暴之举，但也做过不少大事，如指挥灭陈，完成祖国统一，重设郡县制、创置科举制，等等。邗江区文管办主任张元华说：“把隋炀帝开凿大运河说成是为了到江南游玩，这显然不可信。开凿大运河，其实是出于政治和经济目的，是为了沟通加强南北的经济文化联系。”

扬州，作为一个王朝的缩影，留下了隋炀帝很多故事。扬州，是隋炀帝事业的起点、生命的终点。

隋炀帝死后，被后人诟骂，但他手中完成的南北大运河，却默默地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发挥作用。隋炀帝的一生中，作了不少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化、经济发展的事业，对促进历史发展是有贡献的。

隋炀帝六个“最先”：

1、最先平定南陈，一统天下，结束了自三国以来近四百年的分裂局面；

2、最先开凿了世界上第一长的南北大运河；

3、最先建立了“过于秦汉”和唐宋的疆域；

4、最先颁布“无隔夷夏”的开放政策，接待外国使团和派出使者；

5、最先在法律中废除了“十恶”之条，宽减了刑罚；

6、最先建造空前精巧的用于收藏古籍的图书馆。

隋炀帝开凿运河四大动因再探

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活动已经启动了。考察团已对京杭大运河沿线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地进行调查研究，是大运河历史上规模较大的一次全程考察。

由此引发了对开凿大运河原因的议论，有“贪恋江都美景”之说，有“搜括江南财富”之说，有“耀兵江南、挖掉王气”之说，有“攻打高丽”之说。

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流程最长的人工运河。其部分段落始建于春秋时期，至隋炀帝时全线开凿贯通，经唐宋时期的发展，最终在元代形成现在的规模，明清两代又有不同规模的改造和整修。

对于隋炀帝开凿运河的动机，自古及今，见仁见智，多所争论。

也许是“旅游热”之效应，有不少帖子认定“开凿大运河是隋炀帝贪恋江都美景之果”。将“想游玩江都”视作隋炀帝开凿运河的惟一动机，那是失之偏颇的。但是，隋炀帝开凿南北大运河毕竟是有其个人欲望的。

张昆河在评论隋炀帝开运河时说：“按理言之，实皆有利于国家民生，然出于君王游幸之意，且操之过急，民力疲弊，遂为亡国之虐政矣！”（《禹贡》7卷123合期）说隋炀帝贪恋江都之美景，这是事实。当年，隋文帝因为晋王杨广有平陈之威望，将他从并州总管调往扬州，任扬州总管，镇江都。杨广在江都的时间不算短，从开皇十年（公元590年）任扬州总管开始，直到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他被立为皇太子后，才离开江都，前后有十一年之久。当时的江都郡，是个繁荣富庶、人才荟萃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曾享有“天下第一”的盛名。洪迈《容斋随笔》》卷9《唐扬州之盛》曾说扬州“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诗人杜荀鹤《送蜀客游维扬》诗中说：“见说西川景物繁，维扬景物胜西川。”可见“扬一益二”是当年流行的谚语。据《隋书·地理志》的记载，江都郡辖有十六个县，是当时江南地区辖县多、人口众的雄藩大郡。从遗留下来的杨广咏扬州的诗文来看，杨广喜爱江都，不仅是因为江都是个雄藩大镇，还有所喜欢的江都春江花月之美色。他的《春江花月夜》诗的第一首云：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这首诗确实写出了扬州临江的秀丽风光。传说《春江花月夜》是陈后主叔宝所创之调，但其作品于今已不传，杨广能用它咏扬州之景色，说明他具有相当的文学素养。

隋炀帝留恋江都、欣羡江都、三下江都是有历史根据的。所以，唐宋人的传奇小说，如宋人作《开河记》等写隋炀帝由于怀念江都美景，并为挖掉睢阳王气，而兴工开凿南北大运河。但这仅是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动机之一，不能视作根本原因，更不能看成“惟一原因”。对此，唐人许棠已看出了隋炀帝当时开通运河的真实意图了。

他在《汴河十二韵》说：“昔年开汴水，无应别有由，或兼通楚塞，宁独为扬州？”隋炀帝坐镇江都十余年，贪恋江南之物产，固然是一个方面。隋炀帝开凿江南运河也说是“欲东巡会稽”，这种巡游，固然有享乐成分，如三下江都，但不可能一概以单纯的享乐视之，否则，西巡陇右和北巡雁门就无从解释，因为那些地方并非“游幸之地”。开凿江南运河前一年，隋炀帝对给事郎蔡征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答曰：“此其所以不能长世。”

（《资治通鉴》卷181）在此十分明确讲了两层意思：

其一，隋炀帝凿运河是与巡游联系在一起的，他不愿“坐深宫”，他要沿河到各地去“察看”；

其二，隋炀帝开凿运河想从根本上解决新建王朝“不能长世”的问题。换言之，隋炀帝四出巡狩，主要是想遵循“天子有巡狩之礼”的古训，履行帝国天子职责，通过巡游了解下情，巩固统治，而不愿效南朝“亡国之君”。此“巡狩”显然不是单纯的享乐、游玩，而是一种军事和政治的示威。

有的论着说，隋炀帝采取断然措施，开凿大运河的动机“纯属搜括江南财富和个人巡游享乐”。用“纯属”两字判断动机的惟一性，也是失之偏颇的。持有此论者否定了开凿运河和攻打高丽的关系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资治通鉴》有一段话：隋炀帝将幸江都，“以诗留别宫人曰：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乍看隋炀帝征高丽是在开凿运河之后将幸江都之时的偶然决策。其实不然。隋炀帝这句诗，实际上是一种“戏言”。

征辽这样的大事，哪里可能是“偶然”的呢？隋炀帝对高丽的征战，决非一时心血来潮的偶然决策。据《资治通鉴》记载，当隋文帝知高丽王高汤“闻陈亡，大惧，治兵积谷，为拒守之策”后，就曾赐玺书斥责高汤曰：“虽称藩附，诚节未尽”，并警告说，王若不“洒心易行，率由宪章”，“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耳！”胡三省注曰：“自时隋终以高丽为意。”（《资治通鉴》卷178）直至开皇末，隋朝君臣“朝野皆以辽东为意”(《隋书·刘炫传》)隋文帝的决策显然影响着隋炀帝，隋炀帝自己也把征高丽称作“承先旨”（《隋书·艺术传》）。当年杨谅等率百万之众，攻打高丽，因“馈运不断，军中乏食”等原因而惨遭失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此为军事常识。“

承先旨”而征高丽的隋炀帝也深明此理。所以，隋炀帝即位后，首先下令开凿南北大运河，以适应攻打高丽的需要。据《隋书·阎毗传》载隋炀帝“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毗督其役。”这里充分说明，隋炀帝开凿北运河是有其攻打高丽的军事目的的。

有的论着说，挖掉睢阳王气“实为隋炀帝兴工开凿南北大运河的动机”。“实为”两字又言重了，把其他因素又排斥了。据明齐东野人所编《隋炀帝艳史》云，听得耿纯臣奏，睢阳有天子气现，昔秦始皇时，金陵亦有王气出现，始皇使人凿断砥柱，后来王气遂灭。如凿河从睢阳境中穿过，天子之气必然挖断。此河一成，又不险，又不远，又可除此一段后患，岂不美哉。隋炀帝听后甚喜。于是决定凿河。

在《艳史》中作了这样的描写：当凿到了雎阳境时，有一所古时的堂屋拦住了运河的开凿，四周都是白石砌成，十分坚固，用锹锄铲锤，无动分毫，传令石匠去凿，也不曾凿一个痕露。在门上，用绝大的石柱板挂起来去撞，也无动分毫。在《隋史遗文》又作演为人之阻拦。当运河凿到睢阳时，令城中百姓搬迁，拆毁房屋以利兴工。城中官民不肯，纷纷向河官要求改道，其中一百八十家大户，凑有黄金三千两去进贡官吏，以求改道。河官搬出圣旨，说是奉旨开凿此城，泄去王气。明代小说源于唐人传奇《开河记》，小说固非信史，但多少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习俗”，所谓凿穿王气，实质反映着巩固隋王朝的强烈要求

隋炀帝开凿南北大运河的动机和目的不是单一的，应该说，是各种因素的综合。所以，对此要进行综合分析。综合分析法是数学解题思想中最基本的方法，同时也是看待历史事件的历史唯物论。所谓综合法，是指“由因导果”的思想方法，所谓分析法，是指“执果索因”的思想方法。这两种思维都不是从一方漫无边际的发展，而是在综合因素所作的探索。开凿运河的动机和目的既有贪恋江都美景的动机，又有搜括江南财富的目的；既有耀兵江南、挖掉王气的动机，又有攻打高丽的目的。其工程是伟大的综合工程，其动机也是多种因素的综合。而其主体动机则在于促进南北经济的发展，以巩固其统洽。这一动机，也许对隋炀帝个人来说是并不明晰的，但作为一个统治集团，是考虑到这一点的。

凡事仅有主观动机，而没有客观条件相配合，也是难以完成。隋炀帝开凿南北大运河这件大事也不例外。当时开凿大运河的条件是：一，南方经济之发展，二，割据政权之消除，三，开凿技术之积累，四，有贯通南北水运的某些基础。

开凿运河在隋代乃至中国厉史上，是一件大事。没有主观的动机，就会贻误时机；有了动机而无条件，事情就办不好，到隋代，条件是具备了，隋炀帝开凿运河的决心是大的，于是这一大工程在数年间兴办起来了。

杨广（569年－618年4月11日），即隋炀帝（604年—618年在位），一名英，小字阿摐，华阴人（今陕西华阴），隋文帝杨坚与文献皇后独孤伽罗次子，隋朝第二位皇帝。

杨广生于大兴，开皇元年（581年）立为晋王，后率军南下消灭南陈，开皇二十年（600年）十一月立为太子，仁寿四年（604年）七月继位。在位期间修隋朝大运河；营建东都、迁都洛阳，改州为郡；改度量衡依古式；对后世颇有影响，然而频繁的发动战争，如亲征吐谷浑、三征高句丽，加之滥用民力，致使民变频起，造成天下大乱，导致了隋朝的覆亡。

大业十四年（618年），骁果军在江都发动兵变，杨广被叛军缢杀。唐朝谥炀皇帝，隋恭帝杨侗谥世祖明皇帝，夏王窦建德谥闵皇帝，《全隋诗》录存其诗40多首。

`统治功绩

　　 统一战争 扫平四方

　　 唐朝开国后，许多地方还在分裂之中，农民起义军和隋朝残余将领割据各地。李渊在长安安定之后便开始了长达10年的统一战争。

　　 唐高祖

　　 薛举曾是隋朝金城郡的豪绅，公元617年，先称西秦霸王，后又称皇帝，占据了全部陇西，兵力有十多万人。薛举起兵也想取代隋朝，自己做皇帝。公元617年12月，李世民率兵在扶风将薛举打败，将唐的势力扩充到陇右一带，进一步稳定关中局势。公元618年8月薛举病死，他的儿子薛仁杲继续威胁长安。李渊命李世民为元帅第三次出征，这次在浅水原将薛仁杲彻底击溃，薛仁杲也投降了唐朝，陇西收归唐朝。

　　 平了薛举父子之后，李渊又开始对付割据河西的李轨。在李渊建立唐朝之际，李轨称帝。

　　 公元618年，李渊为了进攻薛举，曾派人和他结盟通好。李轨非常高兴，主动让弟弟到长安做人质，李渊封他为凉王。但册封使节到达时，李轨的下属对是否接受唐朝册封产生分歧，李轨没有听信部下的话，又不肯屈居李渊之下，对李渊自称“大凉皇帝臣轨”。虽然用了“臣”，但李渊并不领情，他不能允许还有一个皇帝的存在，于是加紧了对李轨的军事行动。

　　 为了避免战争，李渊派安兴贵去劝说李轨投降，安兴贵是李轨户部尚书安修仁的哥哥。李轨听了安兴贵的劝说没有改变主意，反而说安兴贵是为了报答李渊的恩情才来劝说他的。安兴贵害怕李轨加害自己，便和哥哥一起谋划，最后发动兵变，俘虏了李轨。河西于是平定。

　　 刘武周也是李渊的一个劲敌，他起兵较早，和突厥勾结势力比较强盛。公元629年，刘武周联合突厥南下占领了并州，唐朝的并州总管、齐王李元吉无力抵抗，弃城而逃。李渊先派裴寂出击，也大败而归。李渊这时想放弃这个地区，遭到李世民的反对。最后李世民领兵出征，用坚壁清野消耗对方的战术，全面击溃了刘武周的部队。刘武周逃到突厥，后来被杀。唐朝又恢复了原来在河东地区的统治。三个周围的劲敌消灭之后，李渊便把注意力投向了中原。

　　 在中原的主要对手是王世充，他原是隋朝的江都通守，隋炀帝杨广被杀之后，他拥立杨侗为帝，又打败瓦岗军，除了李密和部分军队外，其余的瓦岗军都被王世充收编。到公元619年，王世充踢开杨侗，自己称帝，建立郑国，定都洛阳。

　　 李渊派李世民东征王世充，最后将王世充包围在了洛阳一座孤城里，王世充向北边的窦建德求援。窦建德最后被李世民击败成了阶下囚。王世充绝望之下只好献城投降。窦建德的部将刘黑闼又举兵反唐，不到半年就又恢复了原来窦建德的领地。

　　 李世民又奉命征讨，和刘黑闼所部两万人激战，从中午到黄昏不分胜负，李世民便命唐军决堤水攻，刘黑闼败退投奔突厥，然后又卷土重来。李渊命李元吉征讨，被刘黑闼击败。太子李建成又亲自出征，他采纳了谋士魏征的策略，安抚民心，最终瓦解了刘黑闼的部下，刘黑闼在败退时被杀。河北和山东地区终于平定。

　　 隋朝末年，萧铣趁乱割据在江陵一带。萧铣占领的地区非常广阔，南到交趾，北到汉水，西达三峡，东及九江。但萧铣和其他割据者一样只是想偏安一地。萧铣是原来南朝梁宣帝的曾孙，祖父萧岩在梁被隋灭时逃到了陈朝，陈被隋灭时，萧岩被押到长安斩首。但在隋炀帝杨广时，因为萧铣和隋炀帝的皇后萧氏同是南朝梁的后裔，所以又被任命为罗县县令。由于隋末各地起义不断，作为梁朝的后裔萧铣被地方将校推为首领，割据反隋。于是，萧铣也声称要恢复梁的疆土。隋炀帝杨广死后，一些隋朝的将领也投靠了他，其地盘不断扩大，成了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

　　 李渊在派李世民东征王世充的同时，命大将李靖领兵南下攻取长江中游的萧铣。然而，萧铣这时为了防止众将夺其兵权，竟说要罢兵经营农业，导致自己和部将矛盾加深，许多将领离他而去。面对富有军事韬略的李靖的大举进攻，萧铣虽然由于部将的叛离力量削弱，但也只得硬着头皮应战。李靖出奇制胜，在长江水涨、萧铣认为他不能用兵时，李靖偏偏说服众将趁机进军，大败萧铣军。萧铣最后听从了中书侍郎岑文本的劝告，投降了唐军。

　　 割据江淮一带的是杜伏威，他占据历阳，自称总管。唐军围攻洛阳时派人招降他，杜伏威便投降了唐朝，被李渊封为吴王。杜伏威让属将辅公石留下统领兵将，自己请求入朝，留在长安做了人质。几年后，辅公石起兵反唐，称帝对抗唐朝，结果李渊将杜伏威杀死，派大将李靖等讨伐，不久，辅公石被当地武装抓获，送唐军营中处死，江淮地区也宣告平定。

　　 修明政治 奠定盛世

　　 李渊称帝后，百废待举。他一面组织力量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一面注意加强政权建设。唐朝前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制度，在李渊时期基本上粗具规模。

　　 政治体制方面，李渊继承了隋朝的制度，又有一些发展。唐朝中央建立政治制度概括地说是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三省是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尚书省掌管全国政令，是命令的执行机关。下属共有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吏部掌管官吏的选用、考核与奖惩；户部掌户籍和赋税；吏部掌礼仪和科举；兵部掌军事；刑部掌刑狱；工部掌土木工程；每部又分四司来作为办事机关。中书省负责皇帝诏书的起草，是决策机关。门下省则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书，不合适的驳回修改。监察机关是御史台，职责是监督、弹劾文武百官。

　　 地方的政权机构基本是两级，即州和县。长官分别是刺史和县令。刺史每年要巡查各县，考核官员政绩，还负责举荐人才。县令要负责一县的各种事务，官很小，却是最繁忙的官员。

　　 唐朝军事制度为府兵制，是一种职业兵制。这种制度创始于西魏的宇文泰时期，经过北周、隋朝，沿用至唐朝。在太原起兵进军长安的途中，李渊就逐步将手下军队纳入了府兵制度中。府兵制将练兵权和领兵权分离，以防止将领拥兵自重，对抗中央。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是兵农合一的制度，士卒平时在家生产，战时出征。农闲时由兵府负责操练，提高战斗力。在隋文帝时期，曾实行过这种制度。府兵的重要职责是轮流到京师或者边塞服役，叫做“番上”，战时则出征御敌。在服役期间，士兵可以免除自身的租和调，但不论“番上”还是出征，所需的兵器和衣服粮食等都要由自己负责筹备。府兵制从根本上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它不但能扩大兵源，也能保证战斗力。而北方的游牧民族如突厥，其骑兵来源和府兵制相似，但都是牧民组成，平时没有什么军事训练，所以，在和训练有素的内地军队的较量中，虽然他们总在数量上占优势，但战斗力却很弱，经常打败仗。

　　 唐朝赋役制度主要是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均田制：丁男授田一顷，包括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对于贵族田地也有限制：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授田数从一百顷到五顷不等。在职的官员从一品到九品，授田数从三十顷到二顷不等。此外，各级的官员还有职分田，用地租补充，作为俸禄的一部分。均田制对土地的买卖也做了限制，官僚和贵族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买卖，百姓在贫穷无法办理丧事时可以卖永业田，从人多地少的地方往人少地多的地方搬迁时也可以出卖永业田。

　　 唐高祖李渊在实行均田制的基础上，又实行了租庸调制：受田的农民，每丁每年要交粟二石，这是租；每年交绢二丈、绵三两，或者交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这是调；每丁每年服役20天，不服役可以折算为每天绢三尺，这是庸。假如官府额外加了役期，加够15天则免调，加30天免租调。每年的加役最多30天。唐朝的租庸调制与隋朝的相比，用庸代替服役的条件放宽了很多，更有利于农民从事农业生产。

　　 唐朝将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度完善了很多。参加考试的一是国子监所属学校的学生，叫“生徒”，一是各地的私学中通过州县保举的学生，叫“乡贡”。科举的形式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常举，二是制举。常举每年定期举行；制举则由皇帝临时进行，亲自主持，考试科目也临时确定，时间和录取人数不定，没有常举那么频繁。常举的考试科目主要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算等，其中进士和明经最受欢迎，因为这是做官的重要途径。进士一科主要考诗词和歌赋，还有时务政策。这科很难考，录取率只有5%左右，有的人白了头发还在考。

　　 在文化教育方面，李渊也做了一些有效的工作。

　　 在唐朝，儒家非常受尊崇，儒家的经书是教学的重要内容，如《周易》、《左传》、《礼记》、《尚书》。李渊对教育的重视可以从他专门颁布的敕令中看出来：“自古为政，莫不以学为先，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俱备，故能为利深博。朕今欲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开后生之耳，行先王之典谟。”

　　 同时，李渊对佛教采取抑制政策。在唐朝初年，最早反佛的是相州邺人傅奕。李渊在做隋朝地方太守时和傅奕结识，李渊建立唐朝后任命他为太史令。公元624年，傅奕请求灭佛，认为佛教宣传的是“不忠不孝”的思想，迷惑百姓。傅奕所提倡的儒家思想是用忠孝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而佛教却与此背道而驰。但李渊最后没有采取措施实施傅奕的灭佛思想。

　　 在文化贡献方面，李渊下诏编撰了《艺文类聚》，这是一部类编图书，引用的古籍共有一千多种，为后人保存了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李渊还下诏开始修订各朝历史。

　　 统治过失

　　 皇储问题引祸端

　　 随着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李渊的思想开始松懈下来，安于享乐，不再对政治事务像以前那么关心了，这直接导致了皇储问题的产生。

　　 他作为父亲，想让几个儿子和睦相处，但又在立皇太子的问题上反复，没有明确的主意，使得兄弟相争不已。在刘武周大举南下，攻陷太原威胁长安的时候，李渊亲自为儿子李世民送行，还许诺得胜回来后立他为太子。但李世民回来之后，他又反悔，听信后妃们的求情，保留了李建成的太子之位。这直接导致了兄弟之间的不和，成了激烈争夺太子的导火线，可以说，玄武门之变李渊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在玄武门之变发生之后，李世民让大将尉迟敬德入宫向李渊通报情况。这时的李渊正和裴寂等人在南海池中泛舟，见尉迟敬德一身铠甲地站到岸边，非常惊慌。尉迟敬德说，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谋反，秦王已经将他们处死，为防不测，派我来护驾。李渊吃惊得说不出话来，最后只得下诏命令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部下听从李世民的调遣。

　　 六月一日，李渊颁布诏书正式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八月，李渊只好将皇位让出来，自己去做了太上皇。

　　 信谗言宠后妃

　　 在唐高祖统治后期，像许多帝王一样也开始广纳妃嫔，安于后宫享乐。

　　 在对待后宫嫔妃的问题上，李渊没有处理好，在有的妃子挑拨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关系时，没能及早制止，反而听信谗言，致使兄弟之间兵戎相见，发生流血事件。

　　 在统治早期，李渊也犯过听谗言杀大臣的错误。对他起家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裴寂和刘文静之间有些矛盾，但李渊不是设法调和。裴寂认为自己功劳在大将刘文静之上，但官职却比刘文静低，于是和刘文静产生了矛盾，在刘文静酒后发牢骚之后，他便趁机向李渊诬陷刘文静要反叛唐朝。李渊不辩是非，便将刘文静杀了。

　　 虽然李渊并没有像后来的朱元璋那样大量杀功臣，但即使杀一个也会使其他人有兔死狗烹之虑，对政治生活不可能起到正面的作用。

　　 后世评论

　　 唐高祖李渊——卓越的政治家

　　 李渊7岁时袭封唐国公，历任隋千牛备身，谯、陇、歧州刺史，荣阳、楼烦二郡太守，殿内少监，卫尉少卿，弘化留守兼知关右诸军事，有晓卫将军，太原留守等职。大业十三年(617年)，起兵反隋(参见李渊太原起兵)。成功地指挥了攻取霍邑(今山西霍州)之战和长安(今陕西西安)之战(参见霍邑之战、李渊攻取长安之战)。义宁二年(618年)五月称帝，立国号唐，建元武德。先后派兵击灭割据陇西的薛仁杲(参见唐击灭薛举父子之战)、南犯河东的刘武周(参见唐灭刘武周之战)、据洛阳称帝的王世充和前来援救王世充的河北起义军首领窦建德(参见洛阳、虎牢之战)、据江陵(今属湖北)称梁帝的萧铣(参见唐平萧铣之战)、据河北反唐的刘黑闼(参见唐灭刘黑闼之战)和丹阳(今江苏南京)的辅公祏(参见唐灭辅公祏之战)等，从而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参见唐统一战争)。武德九年(626年)八月传位于太子李世民，为太上皇。卒于贞观九年，庙号高祖。

　　 李渊是唐朝开国创业的军事统帅，沉谋多算、善于决断、既富远见、又善施行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旧史书把大唐创业之功多归于李世民，将李渊描写成一位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从有关史料看，李渊的军事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因势借力、先取关中、后图天下的兴兵起事思想

　　 李渊早就有起兵代隋以取天下的思想。《大唐创业起居注》说他“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李靖和刘文静也早就察觉他有“四方之志”(《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卷五十七《刘文静传》)，他自己也认为，他们家是“继膺符命”者。当隋炀帝要将其执送江都时，他曾单独对李世民说：“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末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律之师。”(《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他将自己比作周文王，要李世民等像周武王会盟诸侯伐殷一样推翻隋朝，夺取全国政权。他认为，刘武周等称帝是“陈涉狐呜，为沛公驱除”(《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又将自己比作刘邦。为准备起事，他派李建成、李世民等“潜结英俊”、“密招豪友”；以防御突服为名，招募士兵；用急而示之不急的策略廉价购买突胶的马匹。为隐蔽企图，他“纵酒纳赂以自晦”(《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等。这些都说明，他早有起兵之意，并极富政治和军事才能。晋阳起兵的决策也是他最后决定并付诸实施的。在有了较为充分的准备、时机成熟之后，他以“通突厥”的罪名将反对起兵的副留守虎贸郎将王威、虎牙郎将高君雅斩首，从而正式起兵反隋。从酝酿到起兵，体现了李渊周密计划、积极准备、韬光养晦、乘机起事的思想。

　　 李渊起兵的战略是：因势惜力，发展自己，先取关中，号令天下，进而统一全国。所谓“因势”，就是因天下大乱之势；“借力”，是借突厥、李密等外部势力为己所用。当时突跃的力量相当强大，“中国人归之者甚众”；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是当时实力最强的起义军。另外割据朔方(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的梁师都，马邑(今山西朔州)的刘武周，金城(今甘肃兰州)的薛举，武威(今属甘肃)的李轨等，均对李渊构成直接威胁，比较之下，李渊的势力还比较孤弱，他要兴兵起事，必须取得某些外部势力的支援。为了将成为后顾之忧的突厥转化为可以借用的力量，他卑辞厚礼以结交之，甚至许诺：“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战所得子女玉帛可汗有之”；给突厥可汗的信不署“书”，而署“启”，大有“心大能作小”之意。使始毕可汗转而积极主张李渊取隋而代之。他派刘文静去突照时说：“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引之共为边患。又胡马行牧，不费当粟，聊欲借之以为声势耳。数百人之外，无所用之。”(《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六月)可知派刘文静去的任务名为借兵，实是联络突厥，防止其与刘武周联合南侵。对李密，他则“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其不虞于我，得入关，据蒲津而屯水丰，阻崤函而临伊洛，东看群贼鹬蚌之势，吾然后为秦人之渔夫矣”(《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于是他写信称李密为“当今司牧”，希望他“早膺图箓，以宁兆庶”，讲到自己，则称“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极尽谦恭吹捧之能事，使李密得意忘形，从而心甘情愿地为李渊充当“拒东都之兵，守成皋之厄”的角色，李渊得以乘虚入关，夺取长安。入长安后，他推戴代王杨侑为帝，倡言“废昏立明”，扛着拥隋的旗号，欲行挟天子令诸侯之故事，达代隋之目的，将“弑逆”的罪名留给他人，而把自己竭力塑造成“应天顺人”的新主形象。这些，均体现他因势借力、以屈求伸、发展壮大自己、成就大业的思想，较当时群雄过早地争相称帝高出一筹。

　　 李渊在取得长安后，不但占据了地理上的优势，而且在政治上更是得天独厚，他出身关陇集团贵族，在关中有很大影响，入长安后，可以取得当地人士的广泛支持；同时，占据京城，挟持隋帝，号令天下，有高屋建瓴之势，为统一天下建立了最为理想的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军政兼施、各个歼灭群雄、统一全国的战略指导思想

　　 夺取长安是李渊统一全国战略的第一步；歼灭群雄、消除割据则是其第二步。第二步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和好突厥，经略西北，巩固根本；第二阶段是消灭关东、江南等群雄，统一全国。基本方略是各个击灭，先北后南。

　　 李渊入据长安后，曾“以书谕诸郡县，于是东自商洛，南尽巴蜀，郡县长吏及盗贼渠帅，氏、羌酋长，争遣子弟入见请降”(《资治通监》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正月)，用政治招抚手段达到了不战而胜、拓土徕民的目的。在此后征服群雄中，他也多采用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手段，如在派李世民征薛举父子之前，他用认亲和封官的手段相抚了李轨，从而对薛举形成战略牵制；后又派人深入李轨内部，得以不战而降其地。在平萧铣后，他命李靖为岭南道抚慰大使，招抚岭南96州等，都体现了军政并用以制胜的策略思想。

　　 当时关东李密与字文化及、王世充等杀得难解难分。因此，李渊对他们仍采取坐观虎斗、以敌制敌的策略，专力对付西北群雄。他采取各个歼灭、先急后缓的战略，派李世民先消灭对长安威胁较大的薛仁杲；在刘武周南犯时，又“悉发关中兵”，派李世民击灭之。在解除了这些后顾之忧后，才派李世民东出攻打王世充，夺占洛阳。为平定萧铣，他于武德二年(619年)就派李靖入蜀协助赵郡王李孝恭做水战准备，因准备充分，用人得当，指挥得法，此役亦迅速告捷。而后又平定了刘黑闼和辅公祏，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很明显，李渊在战略上运筹周密，决策正确，用得其人，是取得这些作战胜利、从而统一全国的首要条件。

　　 三、正确料敌、集智用长、先胜后战的作战指导思想

　　 李渊在作战指导上善于正确料敌，在此基础上作出决策。如大业十二年(616年)，李渊以不足5000人迎击占优势的突厥南侵之兵。他分析说：“突厥所长，惟侍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以矢为爪牙，以甲育为长服，队不列行，营无定所，逐水草为居室，以羊马为军粮，胜止求财，败无惭色，无苔夜巡昼之劳，无构垒馈粮之费……今若同其所为，习其所好，被知无利，自然不来……若不决战，难以图存。”可见他对突厥情况了解甚深。李渊采取这一对策后，突厥兵果然不敢来战。“如此再三，众心乃安，咸思奋击”，李渊乘机“纵兵击而大破之”(《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他用“空城计”败突服兵，亦是建立在正确料敌基础上作出的决策。霍邑之战，根据他对末老生的了解，采取了诱敌出城、断其退路、前后夹击的打法，取得了胜利。南下攻长安时，他派王长谐等从梁山渡河，营于河西以待大军。他对王长谐说：“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余里，不敢来战，足明其众不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济河击卿等，则我进攻河东，必不能守；若全军守城，则卿等绝其河梁，前扼其喉，后柑其背，彼不走必为擒矣。”(《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八月)他根据屈突通“野战非其所长，婴城善为捍御”(《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的特点，采取了避攻坚城、野战歼敌的方略。这些都体现了他正确料敌、因势定策的作战指导思想。

　　 另外，李渊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集众人之智为智，合众人之长为长，从而作出正确决策。如在南下攻霍邑途中，传来突厥联合刘武周进犯太原的消息，他召集众将商议对策，然后择善而从，决定继续南下。大军受阻河东(治今山西永济蒲州镇)，众将或言先克河东，然后西进；或言避开河东，直取长安。李渊吸取了两种意见的合理部分，留部分军队围河东，自引军西趋长安，亦是得策。汾阳人薛大鼎、河东县户曹任瑰提出早日渡河以取关中的建议，李渊都虚心听取。倾听各种意见并择善而从，做到多谋善断，先胜后战，正是优秀的军事统帅所必备的素质。

　　 四、因势定制、严明赏罚、用人所长的建军思想

　　 李渊重视军队制度建设，其基本做法是因势定制，有沿有革。起事初期，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他建立大将军府，下设左、中、右三军，由三个儿子分别统领，形成了有力的统一指挥体制；为扩充兵源，实行募兵政策。武德二年(619年)，他提出，为提高军队战斗力，必须“各因部校，序其统属”(《唐大诏令集》卷一○七《备御》)，恢复府兵制，分关中为12道，置12军。三年，12军各立军号，分道治军，耕战结合。建立12卫和东宫6率，完善了中央军事体制和府兵的编制，沿用了隋朝的一些做法，又有所发展。在治军上，为适应兴兵起事的需要，他注重广施恩惠，不惜重赏；同时又强调严肃军纪，禁止侵暴百姓。积极争取起义军的支持，收编其队伍，以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对归顺者封以高官，如对关中起义军首领孙华；对抗逆者，在将其打败后，一般只诛敌首，对其余人采取赦“诖误者”和善待俘虏的政策。强调赏罚公平，不分贵贱。霍邑之战后论功行赏，有人主张应募之奴不能与良人同，李渊坚持按功行赏，因而较大地调动了军队作战的积极性。在用将上，注重用其所长，如对李世民、李靖、李建成、李世勣等人的使用，都体现了这一思想，使他们在唐初几次重大作战中都较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特长。

　　 王夫之认为：“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未苏，故能折箠以御袅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读通鉴论》卷十一《唐高祖》)这一看法是比较中肯的。李渊作为开创唐朝大业的统帅，提出并实行了许多高明的战略，其军事思想理应受到重视。 （作者 吴俊郡)

1 “裴佶姑父”的文言文翻译

裴佶说了他在朝当大官的姑父的一件事。

一次，他去看望姑父，姑父刚退朝回来，对家人说：“崔昭何人，众口称美，此必行贿者也，如此安得不乱？”话音刚落，门人通报寿州刺史崔昭前来拜见。他姑父立即怒容满面，很不情愿地更衣出去会见崔昭。

一会儿，却急忙吩咐下人上茶、准备酒饭，盛情招待崔昭。连他姑母对这个变化都感到十分惊讶。

等他姑父送走崔昭回来时，面“有得色”，先对裴佶说：“你去学院休息吧！”裴佶刚出门，还没下台阶，回头就见姑父从怀中取出一张券据，对他姑母说：“崔昭送来了官施（合乎标准的绸）千匹”。这是伪清廉的例子。

翻译

裴光德在中书省（指宰相府）任职时，有个官职也不小的老朋友从远方来拜访他。裴公招待他相当优厚，举止行动相当亲切。朋友在他的府第内毫无拘束之感。乘机请求他在京城官府谋个判司做做。裴光德对他说： “您确实是个有能力的读书人，但是这官给您做不合适。我不敢因为老朋友的私情而败坏了朝廷的制度。要是往后有瞎了眼的宰相同情你，可能会获得这个官职。至于我，万万不会这样做。” 从文中看出裴光德是个怎样的人？ 裴光德是一个大公无私，不徇私情，不轻易给故人谋一官半职，任人唯贤的人。

1、司马迁赞李广① 《传》②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恂恂③如鄙人④，口不能道辞。

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⑤于士大夫也。

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⑥”。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字词注释 ①选自《史记》。②传（zhu4n）：指《论语》。

③恂（xn）恂：诚恳谨慎的样子。④鄙人：乡野的人。

⑤信：同“伸”，这里有取信、使……相信的意思。⑥“桃李”二句：桃李并不说话，但是由于花朵美丽，果实甘香，人们自然会接踵而至，在树下踏出一条路来。

蹊（x9）：小路。 诗文翻译 《论语》讲：“一个在上位的人，他自己行为正直，不下命令，教化也能推行；他自己行为不正，即使下了命令，人们也不会听从。”

这正好用来说明李将军。我看李将军诚诚恳恳严肃认真，像一个质朴的乡下人，不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