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达摩又称达摩祖师,是佛教德高望重的始祖。菩提达摩在历史上有没有与梁武帝会晤没有人能清楚事情的真相。

菩提达摩简介：

菩提达摩南北朝禅僧,略称达摩或达磨,意译为觉法,据续高僧传记述,南印度人,属刹帝利种姓,通彻大乘佛法,为修习禅定者所推崇。

北魏时,曾在洛阳、嵩山等地传授禅教。当时对他所传的禅法褒贬不一,约当魏末入寂于洛滨。据景德传灯录在民间常称其为达摩祖师,即禅宗的创始人。著作有少室六门上下卷,包括心经颂、破相论、二种入、安心法门、悟性论、血脉论6种。还有敦煌出土的达摩和尚绝观论、释菩提达摩无心论、南天竺菩提达摩禅师观门等,大都系后人所托。弟子有慧可、道育、僧副和昙林等,梁武大同二年圆寂,终年150岁。

菩提达摩生平故事介绍：

达摩祖师,原印度人,原名菩提多罗,后改名菩提达摩,自称佛传禅宗第二十八祖,为中国禅宗的始祖,故中国的禅宗又称达摩宗,主要宣扬二入四行禅法,达摩祖师的思想,对中华文化起了很大的影响。菩提达摩通称达摩,又称初祖达摩或初祖菩提达摩,是大乘佛教中国禅宗的始祖。他生于南天竺,刹帝利种姓,传说他是南天竺国香至王的第三子,出家后倾心大乘佛法,出家后从般若多罗大师。

南朝梁·普通年中,他自印度航海来到广州,从这里北行至北魏,到处以禅法教人。据说他在洛阳看见永宁寺宝塔建筑的精美,自言年已一百五十岁,历游各国都不曾见过,于是"口唱南无,合掌连日"。

他的名字原本叫菩提多罗,成年之后依照习俗更名为达摩多罗,是印度禅宗第二十七代祖师般若多尊者的大弟子,成为印度禅宗第二十八代祖师。菩提达摩自小就聪明过人,因为香至王对佛法十分虔诚,因此从小菩提达摩就能够遍览佛经,而且在交谈中会有精辟的见解。

般若多尊者在游历天竺国时,一路弘扬佛法教化众生。菩提达摩被般若多尊者普度众生的理想,以及丰富的佛学智慧所吸引,就拜在般若多尊者的门下,成为禅宗的门徒,而且发愿要将当时印度分裂的佛法思想统一起来,使佛法在印度重新振兴。后来菩提达摩继承了师父的衣钵,在天竺国内弘扬佛法。有一天,他听到自己的侄子,继承南天竺王位的异见王,为了自己的国家不受外邦的欺凌,要采取禁止信仰的法令。

于是,菩提达摩便派弟子婆罗提前往劝谏,波罗提不辱师命,成功地扭转了异见王的禁教政策,并且使异见王成为虔诚的佛教徒。达摩至中国后,成为求那跋陀罗的弟子,属于南天竺一乘宗。求那跋陀罗,义译为功德贤,中天竺人。于南朝宋元嘉二十年译出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后菩提达摩以此四卷本楞伽经传授徒众。

菩提达摩有没有与梁武帝会晤？

菩提达摩是中国佛教禅宗的始祖,生于南印度,他创立了一套参悟的禅法——达摩禅学,亦称南天竺一乘宗。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好佛皇帝,据传,他与达摩有过会晤。

据一些古籍记载,梁武帝曾在都城建康向达摩请教：造寺度人,写经铸像,有何功德？达摩笑道：并无功德此有为之善,非真功德。双方理不契机,不欢而散。流行的北宋道原所著的景德传灯录对达摩生前活动又掺入了许多附会、杜撰的文章,其中对这次会晤有许多渲染之辞。所以,梁武帝究竟有否与菩提达摩晤谈过,此事被列为禅宗颂古百则中的第一则公案,也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疑案。

一些学者如中国的胡适、汤用彤、刘汝霖、印顺,日本的仿估木宪德、宇井、镰田茂雄等人就认为没有此事。胡适在菩提达摩考和书菩提达摩考后两篇文章中说：据唐朝初年道宣所撰的续高僧传云,达摩初达宋境南越。

此宋境南越系指南朝宋、齐、梁、陈四朝中的刘宋王朝,故达摩来华最迟在刘宋灭亡以前。据续高僧传卷十五僧副传所载达摩弟子僧副从师、南游和终卒年代推算,达摩约于470年左右来华,在华生活约50年之久,萧齐初期已在北方传道,此时梁朝还未建立。从时间上看,菩提达摩不可能与梁武帝有过会晤。

又据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一所载,达摩曾在洛阳瞻仰了华丽壮观的永宁寺,时间当是该寺的全盛时期。洛阳伽蓝记记有526年该寺刹上宝瓶被大风刮落之事,此后至534年毁于大火,故全盛期在516～526年之间,达摩谒寺约在520年左右,以此否定达摩于526年左右来华。景德传灯录中更杂以许多虚妄之处,因此,胡适认为这次会谈纯属无稽之谈。

另一些学者如冯友兰、张岱年、孙述圻等人却认为确有此事。孙述圻针对胡适的论据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初达宋境南越中的宋境南越是泛指中国南方地区,是地域概念而非时间概念,该句意为达摩起初抵达中国南方境内,并非指刘宋期间抵华；深慧皎的高僧传收录了至519年止的名僧,其中却没有达摩之名。

永宁寺于526年被大风刮落宝瓶后,马上被修复,兴盛期延续至534年才真正结束,达摩于526年前后参观该寺是可能的；这些文献均出自晚唐前的人之手,它们比景德传灯录的可信度要大得多。像任继愈、黄心川等人则认为上述两说均有可能,不能形成定论。看来,为佛教史上的这件疑案,学者们经过一系列笔墨勘对,还是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

禅思想在中国的变化和主要特点

佛教的禅思想传入中国后，一开始并没有立即形成一个独立的佛教宗派。禅宗形成后，中国的禅思想则主要表现为禅宗的发展。

禅宗的形成按照该宗自己的一些法系传承的说法，有许多祖师。禅宗的分派主要是在慧能时期，但在道信时期，就已形成了一个支派。一些资料主要是刘禹锡的《融大师新塔记》（《全唐文》卷六○六）及宗密的《禅门师资承袭图》等的记述。记述说，道信的一个弟子法融创立牛头宗。此宗后来影响极小，在唐末时湮没无闻。弘忍的弟子众多，其中最著名的是慧能和神秀。这两人分别成为禅宗里的两个派别--南宗和北宗的代表人物。禅宗在后来有较大发展的主要是南宗。而南宗后来又先后形成三个系统，即：菏泽神会系统、南岳怀让系统、青原行思系统。在晚唐五代时期，禅宗从南岳系统和青原系统分化出五个支派，称为禅宗的“五家”，即：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在这“五家”中，沩仰宗和临济宗产生于南岳系统，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产生于青原系统。。禅宗的“五家”到宋代时沩仰宗衰亡，其余各家都有发展。其中的临济宗则分出两个支派：一是黄龙宗（派），另一是杨岐宗（派）。这两宗与原来的“五家”被称为禅宗的“五家七宗”。若从东土初祖菩提达摩算起，禅宗在南北朝时期就形成了。但实际上，禅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形成一个有较大影响的宗派是在唐朝之后（特别是在慧能之后）。在此之前，禅思想还是没有形成较大的宗派规模。

禅思想传入中国最初主要是通过翻译一些论述这方面理论的佛典实现的。较早翻译成汉文的这方面的主要佛典这些经典许多没有流传下来，但据当时或后来曾见过该典的人的相关介绍（经序等）可知其主要内容。，有安世高译的《安般守意经》、大小《十二门经》，支娄迦谶译的《般舟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等。这些经典属于小乘方面，主要叙述的是印度禅思想中的制感、调息以及控制心作用等内容的成分，具体有“四禅”、“四无色定”、“四无量心”等。属于大乘方面的主要叙述的是对佛的冥想，以及通过对大乘佛教根本观念体悟而达到禅的境界等内容，具体有“佛现前定”、“一切事竟定”等参考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6～16页。。总的来说，引入的思想主要是印度佛教中的一些禅的基本内容。

在隋唐之前，禅宗东土“祖师”里在禅法方面影响较大的是菩提达摩开创的方法，即所谓“二入四行”。 “二入”指“理入”和“行入”。 “理入”说的是依靠智慧或真理而入佛道，按禅宗的说法是所谓“藉教悟宗”，也就是借助佛教的经典文字等逐渐悟入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寂然无为的禅的境界。“行入”说的是依靠正确的修行或处世态度而入佛道，具体来讲又有四种，就是所谓“四行”，即： 抱怨行（正确对待先前行为所得业果，无怨憎）、随缘行（得失随缘）、无所求行（不贪婪地求取）、称法行（认识诸法无我等事物的真理）。这种“二入四行”的方法在本质上说和印度禅思想中存在的一些方法能找到对应之处，如“理入”接近于印度宗教中的“观慧”，“四行”在本质上是对自己行为的抑制或控制，与上述“禁制”、“劝制”、“制感”类似。

中国禅思想的发展后来逐步走上了重视“心性”理论、“佛性”理论的道路。“见性”了就“悟”了，也就成佛了。禅宗的核心思想成了如何“见性”的问题。见性的问题成了修禅者的首要问题。把禅思想和心性或佛性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中国禅思想的一个特色。印度佛教中很早就讲“心性本净”或“自性清净心”。这与佛性观念虽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却也有很大关联。“心性”或“自性”的观念是“佛性”观念形成的一个基础。因为在佛教理论中，人能否成佛与心的本性（心性）有关，与人自身的本质（自性）有关。佛性问题直接涉及人的本性问题，而所谓“心性”在实质上又是人的一种本性。在佛教看来，成佛与净或清净是一致的，人的心或自性不净则不能成佛。因而“心性”或“自性”的观念与佛性观念就联系在了一起。在印度，这一问题的讨论在小乘和大乘一般的流派中都存在，不过并没有与禅思想有什么特别的关联。但在中国，禅宗则将讨论的重点放在能否和如何见到人的自性清净心或佛性之上。

心性问题或佛性问题在禅宗兴起之前在中国佛学界就曾热烈讨论过，如慧远、道生及一些地论师和摄论师等都曾积极参与。禅宗产生后吸收、借鉴和发展了印中佛教在这方面的思想。禅宗认为，人们的心性本来就是清净的，但一般的人或凡夫由于执著于不实在的事物，被迷妄所遮覆，因而处于无明状态。只有用“般若慧”来认识自己的清净本性，才能觉悟。禅宗要求“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等，其理论基础或前提就是“心性本净”。

禅宗里与心性问题相关的另一个重要观念是“觉悟不假外求”。禅宗认为众生自己身上都有佛性，众生都可能成佛。这种思想在《大般涅盘经》、《大乘起信论》等许多佛教经论中都提到过，禅宗也将其作为基本观念。既然佛性在自己身上，那么要禅定或“悟”的对象就不应向外，而应向内。也就是说，要获得觉悟不是要到身外去求取，而是要在自身中下功夫，发现自身中本有的佛性。在禅宗看来，所谓解脱，就是认识本心（ “若识本心，即是解脱”）。把禅定的重点放在自身内部，这也是禅宗的一个特色或倾向。

在禅宗里，无论是南宗还是北宗，都承认“自性清净”的观念，都注重向内体悟或发现自己的本性或佛性。但在如何实现这一目的或完成这一过程的问题上，二者的见解或作法有差别。这种差别通常被概括为“南顿北渐”。所谓“南顿”指南宗“顿悟成佛”的方法。南宗认为，一旦认识了自己的本性（清净本性或本有的佛性），就可在一刹那的时间内觉悟。《坛经·般若品》中说：“若起真正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坛经·般若品》中还说：“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这就是说，人获得觉悟，不过在一念之间，在前念和后念的一刹那。所谓“北渐”指北宗主张“渐悟成佛”的方法。在北宗看来，体悟佛教的真理或认识自己的本性，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完成的，应该“凝心入定，住心看净”，因而觉悟是一渐进的过程。

禅宗强调佛教的修行活动不能脱离世间，这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特色。用禅宗自己的话概括就是“佛法在世间”。《坛经·般若品》中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印度禅思想在最初主要是要求人们保持内心的平静，控制人的感觉器官的活动，不受外界干扰，达到观慧和精神凝定的状态。这和小乘佛教的一些要求是一致的，小乘佛教追求摆脱生死轮回后所达到的一种涅盘境界，这种境界与世俗世界（世间）完全不同。世俗世界存在着情感、欲望等，而涅盘境界则摆脱了人的情感、欲望等。涅盘境界与世俗世界是决然分离的。印度的大乘佛教否定小乘佛教的这种追求脱离世间的涅盘观念。认为“涅盘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盘，亦无少分别”《中论》卷四，《大正藏》卷三十，36a。。认为“诸法实相即是涅盘”《中论》卷三，《大正藏》卷三十，25a。。这些思想对禅宗有很大影响。禅宗在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下，更为强调它。中国以儒家为主要代表的传统文化通常要求人们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在社会生活中体验真理，通常不要求人们脱离社会当然，也有不同的，如道家或道教中的一些思想。。禅宗立足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吸收印度大乘佛教的有关思想。禅宗，特别是南宗系统，并不追求那种与世俗世界完全不同或毫无关联的涅盘境界或清净世界，而是认为不能离开世俗社会去追求涅盘境界。禅宗的“不离世间觉”就是强调修行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要在现实世界中去追求对自身心中佛性的认知。尽管禅宗的这方面学说是在吸收了一些印度佛教经论的思想之后提出的，但它把作禅与参与社会生活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应该说是有所创新的。

禅宗以接引学人、禅理教说的方法奇特而著称。在接引学人时采取“棒喝”等手法，单刀直入，机锋峻烈。这种方法在印度禅中没有见到，但若追其思想来源，应该说与印度思想也有关联。它是把一些佛教经论的要求推向极至的表现，或说是禅宗为实践这类思想所提出的具体手法。印度佛教的许多经论要求人们不要执著于一些固定的概念，包括佛教学说中常常使用的名相概念，因为这些名相概念只是认识佛教真理过程中所借助的东西，而不是佛教真理本身，佛教真理本身需要人们去体悟。《金刚经》中说：“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正藏》卷八，751b、751c。在这里，如来所说或所言，都只是手段，不能执著，要在否定具体的名相概念中来体悟佛教的真理。《金刚经》中提到的“筏喻”也是要向人们显示，如同乘筏渡水，上岸后筏要抛弃一样，一般的言语，甚至佛的言说都只是手段，只能借助它们来体悟事物的真实本质，达到目的后，这些手段要抛弃，不能总是执著。禅宗的“棒喝”以及后来一些著名的公案等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促使人警醒，中断一般的思维方式，顿悟成佛。客观地说，这些内容还是依照佛教经典中的基本思路，加以发挥，但在手法上有创新，形成了一些自身的特色。

到后来，禅宗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作为一个佛教宗派，禅宗，特别是后来的禅宗对待佛教创始人、佛教经论，甚至对待本宗祖师的态度十分引人注目。“呵佛骂祖”、“非经毁教”这类说法或态度在印度没有见到，印度的禅思想也没有直接要求修行者这样做，应说是禅宗在发展过程中提出的。不过，在这里仍然可以看出禅宗有继承和发展印度佛教思想的一面。我们知道，印度大乘佛教是十分强调“空”的，强调不能执著于任何东西。而从逻辑上说，如果将这种“空”观推向极端，那么就要否定任何东西的实在性，佛和祖师自然也应包括在内；如果将不能执著于任何东西的要求推向极端，那么就要否定任何东西的权威性，佛教的经典和修行自然也应包括在内。禅宗恰恰就是这样做的，在它看来，这才真正符合佛教的根本精神。这种极端化的作法也形成了中国禅思想的一个特色。

禅思想是印中两国佛教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它产生于印度，又从印度发展至中国，在融汇印中两国文化要素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佛教宗派，对印中两国的佛教以至其他宗教的发展影响极大。它由最初的控制人的感官活动，使人心神安宁的精神修持方式，发展成为一种体悟真理的方式，一种思维方式。“禅”不仅在古代东方为人们所重视，而且在现当代被世界上许多地区的人们所广泛喜爱。在当代，它在大量佛教寺庙中仍是僧众的基本修持手段，同时也被众多普通人作为一种修身养性的锻炼方式。因此，当代的“禅”既有宗教性的一面，也有超越宗教的一面。总的来说，是在朝着积极适应社会前进的方向发展。

〔姚卫群，1954年生，江苏徐州人。1995获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发表有《印度哲学》、《佛教般若思想的渊流》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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