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一座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古都，在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称谓，大致算起来有二十多个别称。

燕都，据史书记载，公元前1122年，周武王灭商以后，在燕封召公。燕都因古时为燕国都城而得名。战国七雄中有燕国，据说是因临近燕山而得国名，其国都称为“燕都”。

幽州，远古时代的九州之一。幽州之名，最早见于《尚书·舜典》：“燕曰幽州。”两汉、魏、晋、唐代都曾设置过幽州，所治均在北京一带。

京城，京城泛指国都，北京成为国都后，也多将其称为京城。

南京，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将原来的幽州升为幽都府，建号南京，又称燕京，作为辽的陪都。当时辽的首都在上京。

大都，元代以金的离宫今北海公园为中心重建新城，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年）改称大都，俗称元大都。

北平，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灭掉元朝后，为了记载平定北方的功绩，将元大都改称北平。

北京，明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永乐皇帝取得皇位后，将他做燕王时的封地北平府改为顺天府，建北京城，并准备迁都城于此，这是正式命名为北京的开始，至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

京师，明成祖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迁都北京，改称京师，直至清代。

京兆，民国废顺天府，置京兆地方，直隶中央，其范围包括北京大部分地区，民国十七年（1928年）废京兆地方，改北京为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北京。

扩展资料：

早在西周初年，周武王即封召公于北京及附近地区，称燕，都城在今北京房山区的琉璃河镇，遗址尚存。又封黄帝之后人于蓟，在今北京西南。后燕国灭蓟国，迁都于蓟，统称为燕都或燕京。

秦代设北京为蓟县，为广阳郡郡治。

汉高祖五年，被划入燕国辖地。元凤元年复为广阳郡蓟县，属幽州。本始元年因有帝亲分封于此，故更为广阳国首府。

东汉光武改制时，置幽州刺史部于蓟县。永元八年复为广阳郡驻所。 

西晋时，朝廷改广阳郡为燕国，而幽州迁至范阳。十六国后赵时，幽州驻所迁回蓟县，燕国改设为燕郡。历经前燕、前秦、后燕和北魏而不变。

隋开皇三年（583年）废除燕郡。大业三年（607年），隋朝改幽州为涿郡。

唐初武德年间，涿郡复称为幽州。贞观元年（627年），幽州划归河北道。后成为范阳节度使的驻地。安史之乱期间，安禄山在北京称帝，建国号为“大燕”。唐朝平乱后，复置幽州，归卢龙节度使节制。

五代初期，军阀刘仁恭在此建立地方政权，称燕王，后被后唐消灭。

北宋初年宋太宗在高梁河（今北京海淀区）与辽战斗，北宋大败，对燕云十六州从此望眼欲穿；辽于会同元年（938年）起在北京地区建立了陪都，号南京幽都府，开泰元年改号析津府。 

金朝贞元元年（1153年），金朝皇帝海陵王完颜亮正式建都于北京，称为中都，在今北京市西南。

大蒙古国成吉思汗麾下大将木华黎于嘉定八年（1215年）攻下北京，遂设置燕京路大兴府。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改称中都路大兴府。至元九年（1272年），中都大兴府正式改名为大都路（突厥语：Khanbalik，意为“汗城”，音译为汗八里、甘巴力克），也就是元大都。元大都成为全中国的交通中心，北到岭北行省，东到奴儿干都司（治所黑龙江下游），西到西藏地方，南到海南，都在此交流。从这一时期起，北京成为中国的首都。

明朝初年，以应天府（今南京）为京师，大都路，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改称为北平府，同年十月应军事需要划归山东行省。洪武九年（1376年），改为北平承宣布政使司驻地。燕王朱棣经靖难之变后夺得皇位后，于永乐元年（1403年）改北平为北京，是为“行在”（天子行銮驻跸的所在，就称“行在”）且常驻于此，如今的北京也从此得名。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明朝中央政府正式迁都北京，以顺天府北京为京师，应天府则作为留都称南京。明仁宗、英宗的部分时期，北京还曾一度降为行在，京师复为南京应天府。

明清时设置顺天府管辖首都地区，地位与北京市类似，但管辖面积不同。

清兵入关后即进驻北京，也称北京为京师顺天府，属直隶省。 

清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并签订《北京条约》。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再次打进北京，大量文物被侵略军和坏民劫掠。 [16]  1901年在京与十一个国家签署了《辛丑条约》。

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定都南京，同年3月迁都北京，直至民国十七年（1928年）中国国民党北伐军攻占北京，张作霖败回东北，北洋政府下台。

民国伊始，北京的地方体制仍依清制，称顺天府。直至民国三年（1914年），改顺天府为京兆地方，范围规格与顺天府大致相同，直辖于中央政府北洋政府。这一时期，北京新建了有轨电车系统，和一批现代的文化教育机构，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协和医学院等。

民国十七年（1928年）六月，北伐战争后，首都迁回南京，撤销原京兆地方，北京改名为北平特别市，后改为北平市，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

民国十九年（1930年）6月，北平降格为河北省省辖市，同年12月复升为院辖市。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被日本占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此成立，且将北平改名为北京。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21日，入侵北京的日本军队宣布投降，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接收北京，并重新更名为北平。北平市所辖范围较之前顺天府、京兆地方及北京市为小，大致包括今西城区、东城区全境，朝阳区大部、海淀区南半部、石景山区南部和丰台区北半部。

1949年1月，在原国民党时期20个区的基础上临时划定32个区，4月将32个区合并为26个区，6月接管任务完成后调整为20个区。

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与中国***达成和平协议，率领25万国民党军队投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市，北京和平解放。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北平更名为北京。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

1952年，北京市由华北行政委员会领导。7月，将河北省宛平县全部及房山、良乡2县部分地区划归北京市。

1956年～1958年间，将河北省昌平、良乡、房山、大兴、通县、顺义、平谷、密云、怀柔、延庆等县划归北京市，形成今北京市行政区域。 

1956年3月9日，撤销昌平县，将昌平县所属行政区域（高丽营镇除外）划归北京市，并命名为昌平区。将河北省通县所属的金盏、长店、北皋、孙河、崔各庄、上新堡、前苇沟等7个乡归北京市。

1958年3月，河北省通县专区所属通县、顺义、大兴、良乡、房山等5县及通州市划入北京市。其后撤销西单、西四两区，合并设立西城区；撤销东单、东四二区，合并设立东城区；撤销前门区，并入崇文、宣武二区；东郊区改名为朝阳区；撤销石景山区，分别划归丰台区、海淀区和门头沟区；京西矿区改名为门头沟区；撤销通县和通州市，合并设立通州区；撤销良乡、房山二区，合并设立周口店区；撤销大兴县，改为大兴区；撤销南苑区，划归朝阳区、丰台区和大兴区；撤销顺义县，改为顺义区。

1958年10月，河北省所属怀柔、密云、平谷、延庆4县划入北京市。

1960年1月7日，撤销昌平区，恢复昌平县；撤销顺义区，恢复顺义县；撤销通州区，恢复通县；撤销大兴区，恢复大兴县；撤销周口店区，恢复房山县。至1960年底，北京市下辖东城、西城、宣武、崇文、海淀、朝阳、丰台、门头沟等8区和昌平、延庆、怀柔、密云、顺义、平谷、通县、大兴、房山等9县。

1967年8月7日，撤销石景山办事处，设立石景山区。

1980年10月20日，设立燕山区。

1986年11月11日，撤销房山县、燕山区，设立房山区。以原房山县和燕山区的行政区域为房山区的行政区域。 

1997年4月29日，经国务院（国函[1997]30号）批准，同意撤销通县，设立通州区，以原通县的行政区域为通州区的行政区。

1998年3月3日，经国务院（国函[1998]17号）批准撤销顺义县，设立北京市顺义区，以原顺义县的行政区域为顺义区的行政区域。

1999年9月16日，北京市撤销昌平县，设立昌平区。

2001年3月2日，北京市撤销大兴县，设立大兴区。

2002年2月7日，北京市撤销怀柔、平谷两县，设立北京市怀柔区、平谷区。

2010年7月1日，北京市撤销原东城区、崇文区，设立新的北京市东城区；撤销北京市原西城区、宣武区，设立新的北京市西城区。

2015年11月17日，北京市撤销密云、延庆两县，设立北京市密云区、延庆区。至此，北京告别县治时代。

北京-

古籍的版本类型 自从图书产生以来，特别是自从版印图籍产生以来，从内容、性质、形式等方面派生出许多版本类型和版本称谓。主要有：稿本、写本、抄本、刻本、活字印本、官刻本、坊刻本、私宅刻本、家刻本、自刻本、监刻本、经厂本、内府刻本、藩府刻本、殿本、局本、聚珍本、套印本、百衲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初刻本、重刻本、翻刻本、影刻本、重修本、递修本、朱蓝印本、四库底本、毛抄本。 稿本 古书版本著录中运用稿本概念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指手稿本，二是指清稿本，三是指修改稿本。手稿本指的是由作者自己亲笔书写的自己的作品，判断这个极不容易，没有绝对把握，不敢运用手稿本的概念。清稿本指的是誊清的书本。誊清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作者自己誊清，这在实际上应该归入手稿本；另一种是由别人誊清，实际上这已不具备稿本性质。故对清稿本概念的运用要特别慎重，不能以今度古，把现代人关于稿子的概念硬加在古稿本的头上去。修改稿本指的是在誊清的本子上又由作者亲笔加以修改。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自己誊清后自己又作修订，这在实际上又应归于手稿本；一种是别人誊清后作者亲笔加以修订，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用修改稿本的概念。这三种概念在通常的古书著录中都见有人运用，但在实践上并不十分确切，且容易造成混乱。国家图书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只用“稿本”一个概念，将作者亲笔书写、誊清、修改的情况，通通包容在“稿本”概念里边。而对由别人誊清的书本，则以“写本”或“抄本”称之；别人誊清作者自己亲笔修改的书本，则仍以“写本”或“抄本”称之，紧接着于其后注明某某校改。 写本 写本是相对于稿本、抄本和印本的名称。在古书版本著录中，凡运用写本概念，大约也有三种情况。一是时代早。唐以前，书籍生产都靠手写传抄，无所谓刻本印本，故统称为写本。人唐以后，刻本书渐行，至宋而盛。然唐宋所处的时代仍是较早，故唐宋时期手写传抄的书籍，仍称为写本。元以后传抄的书籍，便以抄本名之了。二是地位高。无论时代早晚，印本书是否盛行，一书的传抄凡出自名流学者之手，往往也要以写本名之，而不称其为抄本。三是涉及宗教。凡是抄写佛经、道经，抄写者常是为了还愿或做功德，有对宗教的崇信和虔诚包容在里边，故只称其为写经，而绝不称为抄经。至于早期写经生抄写的经卷，虽不是为了自己还愿做功德，而是为了佛门的善男信女们买去还愿，但由于其抄写时代早，也只能以写本名之。至于自己著作，自己抄写流传，那就不论其时代早晚，地位高低，便一律以稿本名之了。 抄本 在古书版本著录中，抄本的称谓经常应用，经常出现。除了写本、稿本之外，凡依据某种底本而再行传写者，均可以抄本名之。 刻本 刻本，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及《经典释文》。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兴，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在发展过程中，因时代不同，又有宋、辽、西夏、金、蒙古、元、明、清刻本的不同称谓；因地域不同，又有浙刻本、蜀刻本、闽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细分，又有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崇化本、平水本、眉山本等不同称谓；因出资和主刻性质不同，又有官刻本、私刻本、家刻本、自刻本、坊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区分，又有内府本、监本、府州军本、仓台本、计台本、殿司郎局本、公使库本、郡斋郡庠本、兴文署本、广成局本、行中书省本、各路儒学本、书院本、司礼监本、经厂本、藩府本、布政司本、廉访司本、殿本、局本等不同称谓；因刻版形态不同，又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技术不同，又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早晚不同，又有初刻本、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总之，什么时代、什么地区、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刻的书本，就可题为某某时代、某某地区、某某单位、某某部门刻本。 活字印本 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均称活字印本。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南宋的周必大，蒙古太宗十三年至海迷失后三年(1241-1250)时期的姚枢，清道光十二年(1832)的李瑶、二十四年(1844)的翟金生，都曾依据毕昇泥活字印书的原理，自制泥活字，实践并光大了泥活字印书的创举。元大德年间(1297-1307)，农学家王祯又制成了木活字，并印刷《旌德县志》。此后，木活字发展较快，非但有汉文木活字，还有西夏文、回鹘文木活字。进入明、清，木活字书普遍流行，江南各省的祠堂常用木活字排印宗谱。还出现了串乡走镇专为人排印家谱的谱匠。明崇祯十一年(1638)以后，北京朝廷发行的“邸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清代无论官署、私宅、坊肆，木活字印书更为普遍。规模最大的是乾隆时期用木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凡134种。金属活字包括铜、锡、铅活字，其中以铜活字印书较多。明朝弘治、正德时期无锡华、安两家的铜活字印书最有名，清雍正年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是规模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著录活字印本，就要根据不同材料的活字，采取不同的著录称谓，如泥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铜活字印本等。 官刻本 官刻本是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版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县、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但在著录实践中，历来不采用“官刻本”这种称谓，而是将其分解，具体著录。国子监刻的书就称为国子监本，公使库刻的书就称为公使库刻本，经厂刻的书就称为经厂刻本，武英殿刻的书就称为武英殿刻本等。 坊刻本 坊刻本指唐至清历代各地书坊刻印的书本。书商编刻图书并经营书业的书坊，唐代已经出现，至两宋而兴盛。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都开有很多书坊、书斋、书轩、书林、书堂、书肆、书棚、经籍铺、纸马铺等。四川、两湖、江、浙、皖、赣、闽，尤其是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等，也都有很多书坊。元代四川书坊衰落，山西平阳(今临汾)书坊兴起，福建书坊继续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印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但在版本著录的实践上，一般不使用坊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唐刻《陀罗尼经咒》，便著录为“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本”，《十七史》便著录为“明毛氏汲古阁刻本”等。 私宅刻本 私宅刻本指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私宅家塾刻书的性质，与书坊刻书不尽相同。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主要目的，私宅、家塾刻书多出于对圣贤、先辈、师友的崇尚，要推广某种思想和学说。明、清私宅刻书，有时也为了传布某些罕见的版本。但在版本著录实践上，一般并不使用私宅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宋黄善夫家塾之敬室所刻的《史记》，便著录为“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宋蔡梦弼东塾刻印的《史记》，便著录为“宋蔡梦弼东塾刻本”；宋蔡琪家塾之敬室刻印的《汉书集注》，便著录为“宋蔡琪家塾刻本”；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印的《韩柳集》，便著录为“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元代天历间褒贤世家家塾刻印的《范文正公集》，便著录为“元天历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 家刻本 家刻本指历代自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己家人著作的书本。家刻本与私刻本性质不同。家刻本的实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资委托书坊，按自家满意的版式行款刻印；一种是自备木板，召雇刻印良工上门，让他们按自家的意愿设计行款版式刻印。这两种方式雕刻的书版都归自家所有，自家收藏。故古书雕版处与藏版处不全都一致。家刻本多为家族中晚辈实施，故校勘刻印一般都比较好。 自刻本 自刻本指历代由作者自己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撰的书本。从出资的角度看，与家刻本性质近似；从所刻书的作者看，则与家刻本绝然不同。家刻本的作者范围限在本家族中，自刻本的作者仅指作者自己。自刻本始自五代和凝。《旧五代史·和凝传》说他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五代以后，历代都有自刻本行世。自刻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者自己委托书坊或召雇雕印工匠，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版式行款，施刀镌印；一种是不但自己出资，还要自己写样上板，然后委托书坊或召雇工匠刻印。所以自刻本一般都校勘精审，刻印精良，若是作者自己手写上版，就更为珍贵。清代郑板桥号称诗、书、画三绝，他自己写样上版雕印的自著《板桥集》，堪称艺术珍品。 监刻本 监刻本亦简称监本，指历代国子监刻印的书本。国子监，亦称国子学，简称“国学”，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后唐朝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到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九经》全部刻完，前后历时21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国子监祭酒尹拙奏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经典释文》，刻板印行。宋代国子监的刻书规模和刻印范围，都比五代时要大得多。景德二年(1005)，距建国仅40余年，经、传、正义皆经过校勘，刻板印行。所集书籍版片10万余块。到北宋末年，正史亦由国子监全部校刻行世。南宋国子监所刻的书并非都是本监所雕，很多是本监校勘后下各地镂版。如《七经正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诸书，都是由杭州镂版进呈。宋代国子监除主刻正经、正史外，还以医方一字差误，其害匪轻，故重要医籍也由国子监分官详校，镂版颁行。如《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宋代国子监都曾校刻行世。元代的中央刻书机构是兴文署和广成局，属秘书监，不属国子监，故无监本之称。明代南京、北京都设有国子监，刻书数量甚多。清代纂修校刻书籍多数在武英殿。清代国子监仅刻过极少的书。对于历代国子监所刻的书，均可著录为各时代的国子监刻本。 经厂本 经厂本专指明代经厂所刻印的书本。经厂是司礼监所属的机构，专管经书印版及印成书籍、佛经、道藏、蕃经等。经厂设掌司4员或六七员。经厂规模随着司礼监的权限及规模的扩大而扩大。洪武时内府有刊字匠150名，每二年一班；裱褙匠312名，印刷匠58名，一年一班。嘉靖十年(1531)，调整精简过内府匠役，实留12255名，著为定额。其中司礼监占有1583名。而专事书籍刻印者为：笺纸匠62名，裱褙匠293名，摺配匠189名，裁历匠80名，刷印匠134名，笔匠48名，黑墨匠77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总为1274名。据极不完全统计，明代司礼监经厂前后刻印的经、史、子书、祖训、圣训，以及《四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等内书堂课本，达168种。经厂本特点是开本大，印纸精，行格疏，字体大，粗黑口，铺陈考究。但由于出自内宦之手，校勘不精，故不为学人所珍重。 内府刻本 内府刻本这个称谓很不科学，很不确切。但历代相沿，版本著录和行文中又常出现这个提法。唐代有内府之役，它是指划归五府三卫和东宫三府三卫管辖的折冲府，下设若干监，分管内廷庶务。所谓内府刻本，并不专指由内务府各监所刻的书本。实际上，历来在运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时，其概念都是指中央各部院衙署和内廷各部门所刻的书本。或者说是指官刻本中，属中央国家机关所刻的那一部分书。所以在使用这个称谓时要特别谨慎，凡能考出具体刻书单位者，均应具体著录，不能轻易使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 藩府刻本 藩府刻本指明代各藩王府所刻印的书本。明代270余年中，皇诸子受封为王的先后共有62人。受封并且建藩者，共50人。其中有的因获罪夺爵，有的无子封除，只有28个王府与明朝相始终。它们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等诸布政行省。 殿本 殿本专指清代武英殿所刻印的书本。武英殿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迤北。据《宸垣识略》记载，武英殿崇阶九级，环绕御河，跨石桥三，前为门三。内殿宇二重，前贮书版。北为浴德堂，即修书处。 局本 局本指清代各省官书局所刻印的书本。清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后，以曾国藩创立的江南书局为起端，先后有淮南书局、苏州书局、浙江书局、崇文书局、思贤书局、江西书局、存古书局、皇华书局、福州书局、广雅书局、云南书局、山西书局等相继建立。这些官书局是清代以前历朝所没有的。在晚清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些官书局刻印过不少书，还联合协作刻印过一些书，如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等。有些书校勘精审，刻印精良。像浙江官书局校刻的《二十二子》，金陵书局张文虎校刻的《史记》，就都很有名。在清末的文化事业上，起过一定推动作用。在版本著录上则分别具体称为某书局刻本。 聚珍本 聚珍本亦称聚珍版。指清乾隆时武英殿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 套印本 套印本指数种颜色套印的书本。中国传统的套印技术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初期阶段是在一块雕好的版片上刷上不同颜色敷印，所以称为敷彩印法。此法起于何时，很难详考。元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江陵(今湖北荆州)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其经文及卷尾无闻和尚注经图中的灵芝等，均用朱色刷印，注文用墨色刷印。表明14世纪中叶，中国已经有了敷彩印刷的作品，而且迄今仍流存于世。 在套色印刷的启发、推动下，将这种技术继续深化，施于版画，恒版印刷技术出现了。“饾版”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块木板，犹如饾饤，故称饾版。然后逐色依次套印或叠印，最后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图画。这样印出的作品颜色的深浅浓淡、阴阳向背，几与原作无异。在饾版技术兴起的同时，拱花技法也出现了。“拱花”是用凹凸两版嵌合压印，令纸面拱起花纹，使翎毛、山水凸现在纸面上，看去更富立体感，更具真实性。像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吴发祥的《萝轩变古笺谱》，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所有上述这些套印出来的书，都可称为套印本。且几色套印，就称几色套印本。惟朱墨两色套印，国家图书馆习惯上著录为“套印本”，其他各方面的人习惯上多称为“朱墨套印本”。 百衲本 百衲本，是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起来的书本。这是个借喻性的版本称谓。衲，原义补缀。百衲，指用零星材料集成一套完整的东西。王隐《晋书》说“董威辇于市，得残缯辄为衣，号曰百衲衣”。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唐济公者号善琴，乃自聚灵材为之，曰百衲琴”。蔡君谟《画锦堂记》说“每字作一纸，裁截布列，连成碑形，谓之百衲碑”。足见“百衲”具有杂拼之义。故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而成的书本，也就名为“百衲本”了。 书帕本 明代官员上任或奉旨归京，官员朋友之间例以一书一帕相馈赠，当时将这种书就称为“书帕本”。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引证《金台纪闻》评论元、明刻书优劣说：“元时州县皆有学田，所入谓之学租，以供师生饩廪，余则刻书。工程浩大者，则数处合力为之，故雠校刻画颇有精者。明洪武初年，将此项学租皆收归国子学，故县学、书院缺乏余资，刻书已不精审。隆庆、万历间，承嘉靖余风，皆喜刻书。但大率刻而不校，甚或妄加删削，以之馈遗当道官员，附之一帕，故有一书一帕之称，是为书帕本。”可见书帕本是明代例行官样礼品，只注意表面装潢，不注重文字内容。 巾箱本 巾箱本，指古时开本极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书本。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箧。《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五“王母巾箱”条引《汉武内传》，说帝见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书，盛以紫锦之囊。晋葛洪《西京杂记》后序说：“洪家遭火，书籍殆尽，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南史·齐·衡阳王均》说他“手自细书《五经》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南宋戴埴《鼠璞》说：“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萧均)手写《五经》置巾箱中。”可见无论是手写本书，还是刻印本书，只要是开本较小，于随身携带的巾箱小箧中能够装下，就都可以称为巾箱本。在实践上，与袖珍本概念极难区分。 袖珍本 袖珍本亦指开本较小，便于随身携带的书本。其取义，盖因其开本极小，可藏于怀袖中携带。清代内府刻书集中在武英殿进行。历年雕印经、史所用版片极多，这当中有不少裁截下来的小块木料或版片。“高宗以校镌经、史，卷帙浩繁，梨枣解材，不令遗弃，仿古人巾箱之式，刻袖珍版书。”后世将当时遵照高宗旨意，于乾隆三十年(1765)用零材短板刻成的小版框小开本的《古香斋十种》，就称为袖珍本。直到今天，对小开本书仍常以袖珍名之。 初刻本 凡第一次镌刻的书均可称为初刻本。 重刻本 重刻本是相对于原刻本而言的。凡确知一书是重刻于某本，方可称为重刻本。然其情况复杂，与初刻本相关，没有确切的把握，不能随便运用重刻本的概念。且重刻与翻刻(覆刻)意义相近，容易混淆。重刻本就是将经过校勘的底本重新雕刻，其行款版式可与原底本同，也可以不同。翻刻虽也是重刻，但翻刻则是依底本原式照翻，非但行款字数一仍其旧，甚至讳字、刻工姓氏也照样翻雕。所以在运用重刻本称谓时，一方面要注意它是重刻某本，一方面还要注意它是否为翻刻。 翻刻本 翻刻本也称覆刻本。 影刻本 影刻本是以某一版本为底本，逐叶覆纸，将原底本的边栏界行、版口鱼尾、行款字数等，毫不改变地照样描摹或双勾下来，然后将描摹好的书叶逐一上版镌雕。这样雕印出来的书，因为版样是影摹下来的，对于那个原底本来说，就称为影刻本。影刻本书多发生在影刻宋元本书上。因为宋元本书传至明末清初，已属罕见。为了保存传本，流布久远，便常常采用这种影刻的办法。由于它能保持原底本的风貌，故历来为藏书家和版本家所珍重。 重修本 重修本也称为修补本或修补版。古书版片由于多用梨、枣等硬木，故可流传使用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其间由于屡经刷印或遭受其他灾害，又很容易造成版片的缺损，所以再要进行刷印时，对其中缺损的版片就得重新加以修补。用这种修补过的旧版片刷印的书，在版本著录中就称为“×朝××年××人刻×朝××年重修本”。经过修补的版片，因为时代、刻工、技术的不同，呈现出来的版框、版心及字体风格等，与未经修补的就不尽相同，甚至墨色也显得不同。所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重修本运用在家乘、地志等书时，要特别注意其另外的含义。中国地志之书浩如烟海。每换一任或几任地方官，就常常重修一次该地的方志，载入风土民情、山川地理、物产资源、名胜古迹、建置沿革、地亩四至、先贤仕宦、历朝贡举等新内容，以便掌握该地情况，实施封建管理。但有时因初修不久，有时因财力不敷，没有必要或没有能力另纂新志时，也常常修补旧志版片，或在旧版片的相应内容下增刻新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分别著录：只是修补旧版重新刷印的，应著录“×朝××年刻××年重修本”；若是在旧版本相应内容下增刻了新的内容，就得著录为“×朝××年刻××年增修本”。在著录志书重修本和增修本时，还要特别注意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这是极易发生混乱的地方。就是在版本著录为“重修”或“增修”的两种情况下，其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都只能是原来纂修的时代。若是志书书名前已明确冠有“重修”字样，则这里的重修决非重新修补版片之义，而是此志已经重新纂修之义。 递修本 凡一书版片经过两次及两次以上修补而重新刷印出来的书本，均可称为×朝××年刻×朝××年递修本。这种递修重印的古书在现存的中国古籍中为数还不少。有名的如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的《六经正义》，多数到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就曾两次递修重印过。又如南宋绍兴年间蜀中眉山地区所刻的《眉山七史》，其版片元代以后递有修补。明洪武年间版片移入南京国子监，一直到正德、嘉靖、万历时，还曾修补重印。到清代顺、康、雍、乾时，这套版片还存贮于江南布政使司衙门库中，嘉庆时才毁于火。明南京国子监刻的《玉海》，其版片自正德、嘉靖以后即屡经递修。万历十六年(1588)赵用贤、康熙三十六年(1697)李振玉、乾隆三年(1738)熊木，都曾修补重印。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递修本。 朱蓝印本 朱蓝印本，是指古代书版雕完，在正式刷印之前常要试印，以检查是否有错字和着墨是否均匀，以便进行修整。这时使用的颜色常用红或蓝色，目的在于醒目，便于发现版面上的问题。此种试印的书，红颜色者，就称××刻朱印本；蓝颜色者就称××刻蓝印本。这种印本因为是新版初试，字画清晰，刀法剔透，初印精美，加上印数少，传世罕，历为版本家和藏书家所看重。 四库底本 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卷帙浩繁的大丛书，共收3507种，79337卷。在开馆纂修前及整个纂修过程中，广征天下遗书，故从全国各地进献的图籍数以万计。书到北京，全都送到翰林院点收，加盖翰林院关防，以备选用。有人将这些都称为四库底本，这是不对的。确切的概念，四库底本指的是被《四库全书》收入而作为誊抄底本的那些书，而不是指进过翰林院，钤有翰林院关防，实际却未被《四库全书》录入的书。

在多数人的意识里，凡名胜古迹、文化遗产、鼎彝器物、版本书籍、书法字画等，其产生的时代愈早就愈受人们珍重，原因很简单，通常情况下，时代越久远，传世越珍罕，历史文物价值当然也就越高，但时代“早”与“晚”只是个相对的概念，不同时代的人恐怕会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我们主张既要回望历史，把握时代早晚的尺度；也要展望未来，预留后人品评历史时代的空间。

　　在多数人的意识里，“物以稀为贵”，但“少”也没有绝对的标准。除了“惟一”可以算是绝对地“少”之外，恐怕谁也难以说出少的标准数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主张既不能忽略罕传孤行本所具备的特殊价值，也不因存世尚多而漠视某些典籍固有的珍贵品质。

　　就古籍而言，其价值既包括文物价值、版本价值，也包括文献价值（学术、资料价值）。其中文物价值已包含在前述时代早晚标准中。文献价值是就书的内容而言的，在中国现存古籍中，除极少数荒诞、迷信、**等糟粕性的古籍因无或缺乏学术、资料价值而无须选录外，其余大多数典籍在甄选时不必过多在文献价值上煞费苦心。惟有版本价值才是《名录》甄选时必须着重考虑的要素。早期产生的典籍版本，因其历史文物价值高，甄选时并不太费周折。晚出之本，则要看其所从出；看其刻前是否经过重新整理；是否经过严格校勘；看其是否为初刻；看其是否经过名人批校题跋。一句话，版本价值是甄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重要考核内容，甄选难度也就在这里。

水经注

开放分类： 书籍、古代、河流、注释、专著

宇宙未有之奇书

《水经注》是公元6世纪北魏时郦道元所著，是我国第一部以记载河道水系为主的综合性地理著作，在我国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有过深远影响，自明清以后不少学者从各方面对它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专门研究，形成了一门内容广泛的“郦学”。

郦道元，字善长，北魏涿州郦亭（今河北涿县南）人。他生年说法不一，尚难确定。史书仅记载他于孝昌三年（527年）被害于阴盘驿亭（今陕西临潼县东）。他出身仕宦之家，少年时随父官居山东，喜好游历，酷爱祖国锦绣河山，培养了“访渎搜渠”的兴趣。成年后承袭其父封爵，封为永宁伯，先后出任太尉掾、书侍御史、冀州镇东府长史、颖川太守、鲁阳太守、东荆州刺史、河南尹、黄门侍郎、侍中兼摄行台尚书、御史中尉等职。他利用任职机会，周游了北方黄淮流域广大地区，足迹遍布今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内蒙、山东、江苏、安徽等省区。每到一地都留心勘察水道形势，溯本穷源，游览名胜古迹，在实地考察中广泛搜集各种资料，以补文献不足，从而完成了举世无双的地理名著《水经注》。郦道元自幼好学，历览奇书，除《水经注》外，还撰有《本志》13卷及《七聘》诸文，但都已亡佚，仅《水经注》得以流传。

我国古代记载河流的专著就叫《水经》，其作者历来说法不一，二说晋郭璞撰，一说东汉桑钦撰，又说郭璞曾注桑钦撰的《水经》。当代郦学家陈桥驿认为即使汉桑钦撰有《水经》，晋郭璞为其作注确有其事，但这部《水经》和《水经注》也都已失传，今本郦道元所注的《水经》当是另外一部，是无名氏所为，其成书年代，诸家说法不一，全祖望认为是东汉初，戴震认为是三国时作品，今人钟凤年又认为是新莽时所作，诸说尚难确认，不过大体应为汉魏之作不成问题。

《水经注》则是以注《水经》而得名。

郦道元为何要为《水经》作注呢？在他自己序文中就写道：首先，古代地理书籍，《山海经》过于荒杂，《禹贡》、《周礼·职方》只具轮廓，《汉书·地理志》记述又不详备，而一些都、赋限于体裁不能畅所记述《水经》一书虽专述河流，具系统纲领，但未记水道以外地理情况。他在游历大好河山时所见所闻十分丰富，为了把这些丰富的地理知识传于后人，所以他选定《水经》一书为纲来描述全国地理情况。正如王先谦所说，郦道元注《水经》的目的在于“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右”（《王先谦合校本序》）。其次，他认识到地理现象是在经常变化的，上古情况已很渺茫，其后部族迁徙、城市兴衰、河道变迁、名称交互更替等等都十分复杂，所以他决定以水道为纲，可以进而描述经常变化中的地理情况。而更重要的是，他当时身处政局分裂时代，他向往祖国统一，着眼于《禹贡》所描写过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版图广大的祖国，他利用属于全国的自然因素河流水系来作纲，可以把当时人为的政治疆界的限制打破了，从而充分体现他要实施祖国统一的决心。由此说明郦道元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所著的《水经注》是一部爱国主义著作。

《水经注》是以《水经》所记水道为纲，《唐六典》注中称《水经》共载水道137条，而《水经注》则将支流等补充发展为1252条。今人赵永复将全书水体包括湖、淀、陂、泽、泉、渠、池、故渎等算入，实记2596，倍于《唐六典》之数。

注文达30万字。涉及的地域范围，除了基本上以西汉王朝的疆域作为其撰写对象外，还涉及到当时不少域外地区，包括今印度、中南半岛和朝鲜半岛若干地区，覆盖面积实属空前。

所记述的时间幅度上起先秦，下至南北朝当代，上下约2000多年。它所包容的地理内容十分广泛，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山川胜景、历史沿革、风俗习惯、人物掌故、神话故事等等，真可谓是我国6世纪的一部地理百科全书，无所不容。难能可贵的是这么丰富多彩的内容并非单纯地罗列现象，而是有系统地进行综合性的记述。侯仁之教授概括得最为贴切：“他赋予地理描写以时间的深度，又给予许多历史事件以具体的空间的真实感。”（《水经注选释·前言》）

《水经注》是我国古代地理名著，其内容包括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各个方面。在自然地理方面，所记大小河流有1000余条，从河流的发源到入海，举凡干流、支流、河谷宽度、河床深度、水量和水位季节变化，含沙量、冰期以及沿河所经的伏流、瀑布、急流、滩濑、湖泊等等都广泛搜罗，详细记载。所记湖泊、沼泽500余处，泉水和井等地下水近300处，伏流有30余处，瀑布60多处。所记各种地貌，高地有山、岳、峰、岭、坂、冈、丘、阜、崮、障、峰、矶、原等，低地有川、野、沃野、平川、平原、原隰等，仅山岳、丘阜地名就有近2000处，喀斯特地貌方面所记洞穴达70余处，植物地理方面记载的植物品种多达140余种，动物地理方面记载的动物种类超过100种，各种自然灾害有水灾、旱灾、风灾、蝗灾、地震等，记载的水灾共30多次，地震有近20次。

在人文地理方面，所记的一些政区建置往往可以补充正史地理志的不足。所记的县级城市和其他城邑共2800座，古都180座，除此以外，小于城邑的聚落包括镇、乡、亭、里、聚、村、墟、戍、坞、堡等10类，共约1000处。在这些城市中包括国外一些城市，如在今印度的波罗奈城、巴连弗邑、王舍新城、瞻婆国城等，林邑国的军事要地区粟城和国都典冲城等都有详细记载。交通地理包括水运和陆路交通，其中仅桥梁就记有100座左右，津渡也近100处。经济地理方面有大量农田水利资料，记载的农田水利工程名称就有坡湖、堤、塘、堰、堨、覩、墱、坨、水门、石逗等。还记有大批屯田、耕作制度等资料。在手工业生产方面，包括采矿、冶金、机器、纺织、造币、食品等。所记矿物有金属矿物如金、银、铜、铁、锡、汞等，非金属矿物有雄黄、硫黄、盐、石墨、云母、石英、玉、石材等，能源矿物有煤炭、石油、天然气等。此外还有兵要地理、人口地理、民族地理等各方面资料。

除了丰富的地理内容外，还有许多学科方面的材料。诸如书中所记各类地名约在2万处上下，其中解释的地名就有2400多处。所记中外古塔30多处，宫殿120余处，各种陵墓260余处，寺院26处以及不少园林等。可见该书对历史学、考古学、地名学、水利史学以至民族学、宗教学、艺术等方面都有一定参考价值。以上这些内容不仅在数量上惊人，更重要的是作者采用了文学艺术手法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所以它还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在文学史上居有一定地位。它“写水着眼于动态”，“写山则致力于静态”，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散文的集锦，神话传说的荟萃，名胜古迹的导游图，风土民情的采访录”。《水经注》在语言运用上也是出类拔萃的，仅就描写的瀑布来说，它所用的词汇就有：泷、洪、悬流、悬水、悬涛、悬泉、悬涧、悬波、颓波、飞清等，真是变化无穷。所以我们说《水经注》不仅是科学名著，也是文学艺术的珍品。

如此丰富的内容，其价值自不待言。这里仅就历史地理方面来说，就有取之不尽的功效，侯仁之教授曾利用它复原了北京周围古代水利工程，研究了毛乌素沙漠的历史变迁。我们可以运用它来研究古代水道变迁，湖泊湮废、地下水开发、海岸变迁、城市规划、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等等诸多课题。

《水经注》有如此深远影响，这与郦道元治学态度的认真是分不开的。为了著作此书，他搜集了大量文献资料，引书多达437种，辑录了汉魏金石碑刻多达350种左右，还采录了不少民间歌谣、谚语方言、传说故事等，并对所得各种资料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亲自实地考察，寻访古迹，追末溯源，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本书实际上是我国北魏以前的古代地理总结，书中许多珍贵资料早已失传，不少人从中可以辑佚或校正一些古籍。

当然，如此宏富的巨作，受到当时时代和条件的限制，难免存在不少错误。唐代杜佑在《通典》中即已明确指出其黄河河源问题上的“纰缪”。另外由于他不可能到边远地区和南方进行实地调查，这方面错误也较多些。有些地方的引书也不尽可信等等，但这些并不损害全书价值。

《水经注》原有40卷，宋初已缺5卷，后人将其所余35卷，重新编定成40卷。由于迭经传抄翻刻，错简夺伪十分严重，有些章节甚至难以辨读。明清时不少学者为研究《水经注》做了大量工作，有的订正了经注混淆500余处，使经注基本恢复了原来面貌。有的做了不少辑佚工作，更多的是做了校勘注疏工作，清末著名学者杨守敬与其弟子熊会贞用了毕生精力撰写了《水经注疏》和编绘了古今对照、朱墨套印的《水经注图》，最近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有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的《水经注疏》，为今后研究利用《水经注》提供了方便。

戴震校勘《水经注》，删去妄增之字 一个多个 ，改正错讹三千多处，补葺阙佚两千多处，足见功夫之深，如段玉裁所说：“凡故训、音声、算数、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恶是非，以及阴阳、气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实。”

——《戴震全书》

经典片段

水经注·江水

江水又东，迳广溪峡，斯乃三峡之首也。峡中有瞿塘、黄龛二滩。其峡盖自昔禹凿以通江，郭景纯所谓巴东之峡，夏后疏凿者也。

江水又东，迳巫峡，杜宇所凿以通江水也。江水历峡东，迳新崩滩。其间首尾百六十里，谓之巫峡，盖因山为名也。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柽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江水又东，迳流头滩。其水并峻急奔暴，鱼鳖所不能游，行者常苦之，其歌曰：“滩头白勃坚相持，倏忽沦没别无期。”袁山松曰：“自蜀至此，五千余里；下水五日，上水百日也。”

江水又东，迳宜昌县北，县治江之南岸也。江水又东，迳狼尾滩，而历人滩。江水又东，迳黄牛山，下有滩名曰黄牛滩。江水又东，迳西陵峡。宜都记曰：“自黄牛滩东入西陵界，至峡口百许里，山水纡曲，而两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绝壁或千许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类。林木高茂，略尽冬春。猿鸣至清，山谷传响，泠泠不绝。”所谓三峡，此其一也。山松言：“常闻峡中水疾，书记及口传悉以临惧相戒，曾无称有山水之美也。及余来践跻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闻之不如亲见矣。其叠崿秀峰，奇构异形，固难以辞叙。林木萧森，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目所履历，未尝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

作者介绍

郦道元（466或472—527），生活于南北朝北魏时期，出生在河北省涿县一个官宦世家，少年时代就喜爱游览。后来他做了官，就到各地游历，每到一地除参观名胜古迹外，还用心勘察水流地势，了解沿岸地理、地貌、土壤、气候，人民的生产生活，地域的变迁等。他发现古代的地理书——《水经》，虽然对大小河流的来龙去脉缺乏准确记载，但由于时代更替，城邑兴衰，有些河流改道，名称也变了，但书上却未加以补充和说明。郦道元于是亲自给《水经》作注。

为了写《水经注》，他阅读有关书籍达400多种，查阅了所有地图，研究了大量文物资料，还亲自到实地考察，核实书上的记载。《水经》原来记载的大小河流有137条，1万多字，经过郦道元注释以后，大小河流增加到1252条，共30多万字，比原著增加20倍。书中记述了各条河流的发源与流向，各流域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状况，以及火山、温泉、水利工程等。这部书文字优美生动，也可以说是一部文学著作。由于《水经注》在中国科学文化发展史上的巨大价值，历代许多学者专门对它进行研究，形成一门“郦学”。

郦道元，字善长，我国古代的地理学家，散文家，初袭爵永宁侯，例降为伯。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执法清刻，自太傅掾引为书侍御史。彪为仆射李冲所奏，道元以属官坐免。景明中，为冀州镇东府长史。刺史于劲，顺皇后父也。西讨关中，亦不至州，道元行事三年。为政严酷，吏人畏之，奸盗逃于他境。后试守鲁阳郡，道元表立黉序，崇劝学教。诏曰：“鲁阳本以蛮人，不立大学。今可听之，以成良守文翁之化。”道元在郡，山蛮伏其威名，不敢为寇。延昌中，为东荆州刺史，威猛为政，如在冀州。蛮人指阙讼其刻峻，请前刺史寇祖礼。及以遣戍兵七十人送道元还京，二人并坐免官。

后为河南尹。明帝以沃野、怀朔、薄骨律、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御夷诸镇并改为州，其郡、县、戍名，令准古城邑。诏道元持节兼黄门侍郎，驰驿与大都督李崇筹宜置立，裁减去留。会诸镇叛，不果而还。

孝昌初，梁遣将攻扬州，刺史元法僧又于彭城反叛。诏道元持节，兼侍中、摄行台尚书，节度诸军，依仆射李平故事。梁军至涡阳，败退。道元追讨，多有斩获。

后除御史中尉。道元素有严猛之称，权豪始颇惮之。而不能有所纠正，声望更损。司州牧、汝南王悦嬖近左右丘念，常与卧起。及选州官，多由于念。念常匿悦第，时还其家，道元密访知，收念付狱。悦启灵太后，请全念身，有敕赦之。道元遂尽其命，因以劾悦。

时雍州刺史萧宝反状稍露，侍中、城阳王徽素忌道元，因讽朝廷，遣为关右大使。宝虑道元图己，遣其行台郎中郭子帙围道元于阴盘驿亭。亭在冈上，常食冈下之井。既被围，穿井十余丈不得水。水尽力屈，贼遂逾墙而入。道元与其弟道（阙）二子俱被害。道元目叱贼，厉声而死。宝犹遣敛其父子，殡于长安城东。事平，丧还，赠吏部尚书、冀州刺史、安定县男。

道元好学，历览奇书，撰注《水经》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为《七聘》及诸文皆行于世。然兄弟不能笃睦，又多嫌忌，时论薄之。

北京是一座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古都，在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称谓，大致算起来有二十多个别称。

蓟据史书记载，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克商以后，封帝尧之后于蓟，封召公奭于燕。另说周以前就有燕国，后燕并蓟，以蓟城为国都，这就是现在北京的前身。秦灭燕之后，设置蓟县，故址在今北京城。

幽州远古时代的九州之一。幽州之名，最早见于《尚书·舜典》：“燕曰幽州。”两汉、魏、晋、唐代都曾设置过幽州，所治均在今天的北京一带。

燕都因古时为燕国都城而得名。战国七雄中有燕国，据说是因临近燕山而得国名，其国都称为“燕都”。以后在一些古籍中多用其为北京的别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出版过一种北京文史的刊物，其名就叫《燕都》。

日下始见于《晋书》，颍川距晋国都洛阳极近，故称日下。后来唐朝诗人王勃作《滕王阁序》时有“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之句，即运用于此典故，此后便以“日下”为国都的代称。作为北京的代名词来用的有清人朱彝尊的《日下旧闻》和乾隆年间成书的《日下旧闻考》等。

幽都唐代曾设置幽都县，辽时也曾设置过幽都府，所治在今天的北京一带。

燕京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自称燕帝，以范阳为燕京。安史之乱平定后，罢燕京。后来北京的正式命名虽屡有变动，而燕京这个名称却广泛使用。近百年来，“燕京”是北京最常用的一个别称，甚至一些企业的名称、产品的命名也多用这两个字。

春明起源于唐代，唐朝首都长安的正门(东门)名为春明门，古人认为东方主春，于是后人遂以“春明”作为首都的别称，北京成为国都后，也曾被称为“春明”。清人孙承泽著有《春明梦余录》，盖其意即此。

京城唐天宝元年(742年)以前，称首都长安为京城，以后京城就泛指国都，北京成为国都后，也多将其称为京城，时至今日也是人们称呼北京最常用的代名词。

南京辽会同元年(938年)，将原来的幽州升为幽都府，建号南京，又称燕京，作为辽的陪都。当时辽的首都在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部)。

燕山北宋宣和四年(1123年)，宋、金联合伐辽，攻占燕京。宋、金议和后，燕京回归北宋，建燕山府(因临近燕山脚下)，故燕京又称燕山。

中都宋宣和六年(1125年)，金人南侵，占领宋的燕山府。金贞元元年(1153年)金人迁都燕京，改称中都，所治均在今天北京西南一带。

大兴金在将燕京改为中都的同时，设大兴府，所治在今天的北京东南部，包括今东城区、崇文区、朝阳区及大兴区的东部。

大都元代以金的离宫(今北海公园)为中心重建新城，至元九年(1272年)改称大都，俗称元大都。

汗八里元时蒙古人称大都为汗八里，蒙语的意思为“汗城”，即可汗所居之处。所以元朝定都北京后也被称为汗八里，马可·波罗在他著的游记中就称大都(北京)为汗八里。

北平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灭掉元朝后，为了记载平定北方的功绩，将元大都改称北平。

北京明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永乐皇帝)取得皇位后，将他做燕王时的封地北平府改为顺天府，建北京城，并将准备都城迁于此，这是正式命名为北京的开始，至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

京师明成祖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迁都北京，改称京师，直至清代。京师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大雅·公刘》：“京师之野，于时处处。”后世遂称国都为京师。还有一种说法，陕西凤翔有山曰京，有水曰师，因周文王和武王在此建都，故统名为京师，以后便将京师当成国都的代称，北京被称为国都后，也曾被称为京师。

宛平这是老北京人对北京的泛称，其实不准确，明清的宛平县治区只是今天北京的一部分，大致方位是现在的北京西南部，包括今西城区、宣武区、海淀区的一部分以及石景山区、门头沟区和大兴区的西部。

京兆民国二年(1913年)废顺天府，翌年置京兆地方，直隶中央，其范围包括今天的北京大部分地区，民国十七年废京兆地方，改北京为北平。

北京历史上除了用过上述名称外，还有秦汉之时，北京曾是广阳郡的治所；隋大业年间，曾是涿郡的治所；唐天宝年间，曾是范阳郡的治所；辽代时曾是析津府的治所；明清之时，曾是顺天府的治所，于是广阳、涿郡、范阳、析津和顺天府也成了北京的别称。

北京在历史上地位的变迁

一 中国与世界各国定都的差别

金主亮贞元元年（1153），由上都迁燕京，北京始成为国都。但那时是宋、金、夏三国鼎立，宋都临安，北京不是唯一的国都。

自此上溯至燕立国，战乱频繁。七国对峙，各有国都。秦灭六国，始有统一的京都。自秦以后，分合无常。多则一二百年，少则一二十年，又出现政治大动乱局面：由合而分，群雄割据，军阀混战，各国对峙，又各有国都。分久必合，新出场的英雄好汉，打天下，统一江山，又从他们集团的利害考虑，往往另建新都，所以都城的变迁很频繁。元以后约七百多年，北京长时间成为京都，但也出现南京和北京的易位。

这是中国国都变迁史的特点，要研究北京建都史，一定要结合这一特点，进行考察。

外国建都后很少迁移，如泰国的曼谷、埃及的开罗、墨西哥的墨西哥城、阿根延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美国的华盛顿、加拿大的渥太华。欧洲绝大多数国家的国都没有变迁，如英国的伦敦、瑞士的伯尔尼、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西班牙的马德里等，有些国家在二战期间为法西斯德国所兼并或占领，复国后仍以原国都为都，如奥地利的维也纳、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丹麦的哥本哈根等，巴黎于二战期间为法西斯德国占领，以贝当为首的法国卖国分子在法国中南部维希组织傀儡政府，盟军登陆后，法国解放，仍以巴黎为首都。二战末期，罗马尼亚人民起义，成立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仍以布加勒斯特为首都。

有的国家国都变迁的也不过一次，如日本的都城原在西部的“京都”，明治维新后迁往江户，改称“东京都”。莫斯科原是莫斯科公国的都城，后来成为统一的俄罗斯的京都。十六世纪彼得大帝迁都彼得格勒， 10月革命后，都城又迁回莫斯科。柏林原是德国的首都，二战结束后，德国分裂为二，东德的都城仍在柏林，西德的都城则在波恩，德国统一后，暂时，仍以波恩为国都，已决定迁回柏林。

中国情况很特殊，建国很早，建都也很早，而都城的变迁却很频繁。

二 燕国的建立及其发展

殷纣王父帝乙迁都朝歌，今豫北淇县地区。武王伐纣灭殷，不以朝歌为国都，回关中，另建镐京，称宗周，在长安西南。周公东征后，又建洛邑（今洛阳），称成周。到了公元前771年，周幽王为吠戎等所杀，子平王东迁，以洛邑为都城，史称东周，直到战国末为秦所灭 。

洛邑虽是东周王朝的都城，由于周王窒衰落，没有形成为政治中心，因其地居天下之中，商业发达，经济较繁荣，为天下一都会。

各诸侯国及战国时各王国也有其国都，如晋都曲沃（又迁绛）、齐都临淄、楚都鄂、赵都邯郸、秦都咸阳等。

今北京地区当时属于燕国。周武王灭殷后，封召公爽长子于北燕，称燕国。据《史记·索隐》载，唐时幽州蓟县，属边区，与山戎杂居，社会发展缓慢。西周时，最初八代无世系可考。从周厉王至春秋初，只列世系。春秋时期记载亦极简略，不参与中原诸侯的盟会。战国时期，特别自燕昭王（前311至279）进行改革，招贤纳士，经济、政治、文化都有很大发展，曾参加“合纵”以攻秦，又大败齐国，攻占70余城。20年前，房山琉璃河出土周代墓葬，其中驷马车葬不少，这标志畜牧业、炼铁业等有较大发展，与中原地区相同，荆柯将去刺秦王，别时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土一去兮不复还。”格律和情调同项羽《亥下歌》、汉高祖《大风歌》相同，与中原先进文化并驾齐驱。

燕名将秦开曾袭击东胡，迫其后却干余里，筑长城，从今怀来至辽东，置上谷（唐时称北燕州，今怀来一带）、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各郡，防御东胡和匈奴，形势地位很重要。

司马迁评曰：“燕迫蛮貉（指东胡、匈奴），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凡灭者数矣。”然能维持八九百年，“在姬姓独后亡”，至前222年，为秦所灭，燕人卫满等则流亡辽东，经略开发。

出现了秦开、燕昭王、荆柯、卫满等英雄人物，当时已传扬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土，表现了燕人的气质。

三 秦汉至隋唐时期东北部的政治军事重镇

秦始皇灭6国，一统天下，舍东周王朝的洛邑，而以咸阳为京都，因秦在关中已有几百年的根基。

前202年10月（秦汉以农历10月为岁首），项羽败亡后，刘邦在诸侯将相拥戴下，即皇帝位，初以洛阳为都城。5月，他采纳张良、刘敬等建议，入都关中长安，由丞相肖何营建宫殿，因为秦始皇在咸阳及其周围曾建离宫三百，又另建阿房宜，被项羽一把火烧了三个月，所以要另建。不都洛阳，而都长安，一因关中形势险要，一则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得到关中吏民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大力支持，有其政治基础。

秦统一后，设40郡，今北京地区属渔阳郡。西汉因之，属幽州（13州之一）渔阳郡。

秦始皇筑长城，防御匈奴，渔阳郡是军事重镇。陈胜，吴广等900戌卒，就是调赴渔阳去屯守，而中途起义。

秦汉之际，燕、齐、赵居民避乱流亡辽东的约几万人。汉初，燕人卫满亡命辽东，成为流民的领袖，自立为王，并略地至朝鲜北部，汉武帝起兵灭卫满后代右渠，水路由渤海，陆路出长城。幽州渔阳郡成为经略辽东的军事重镇。

王莽篡位，仍以长安为都，因他在长安掌权多年，有其政治基础。

东汉光武帝以关中经过更始，赤眉与豪强的混战，破坏不堪，遂以洛阳为京都，并以此为基地，陆续消灭割据势力。

东汉设13州部，今北京地区属幽州，州治在蓟县，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