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书为什用红木夹子？

书夹板是用来保护古籍的木板，一般分为上下两片，由两根棉绳扎结。这套书夹板并不是什么名贵木头，如楠木、银杏木、红木等。这种类似樟木、榉木的杂木夹板很好复制，但难得的是，这个夹板是原配的，而且刻字工整、古朴，虽然有点开裂，但并不影响它的使用和观赏。

雕版印刷的出现

书册制度

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宋浙本

宋建本

宋蜀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元刻本元浙本

元建本

明刻本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活字本

套印本

插图本

抄本

稿本

批校本

影印本雕版印刷的出现

书册制度

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 宋浙本

宋建本

宋蜀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元刻本 元浙本

元建本

明刻本 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 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活字本

套印本

插图本抄本稿本批校本影印本展开 我国古代的图书，主要是以写本和印本两种形式流传后世的。由于写刻的时代不一，地区有异，写刻者不同，以及抄写方式和刻写方式的差别等原因，古代图书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版本。我们通常把研究这些版本的学问叫古籍版本学。

编辑本段雕版印刷的出现

印刷术是我国发明的，开如发明的是雕版印刷，这应是家喻户晓的事情。所谓雕版，是指用木板雕刻。木板选料有讲究，质地太松不适宜，所以一般用梨木和枣木，前人把刻印书叫做“付之枣梨”， 印书一般都用黑墨，但第一遍印时为了便于三校，有时也用蓝色或红色印，清代以到民国时刻书则多用红印，也有用蓝印，当然也可以不用红蓝试印直接用黑墨印。 雕版印刷发明的时代，明清以来有种种讲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隋文帝开皇时说和唐太宗贞观时说。雕版印刷进入五代，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即不再停留于刻民间需要的日用印刷品以及一些字书、宗教读物，而转入刻印正统的书籍。重点是刻经，这不仅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经是最主要的、为人所必读的书籍，而且和唐以来推地科举制有很大关系。

编辑本段书册制度

是指书籍的形式，再具体点可以说是单指书籍的外形，而不包括书籍的内容，也不包括书籍的材料，以及抄写、刊刻或其他印刷的方法。 “旋风叶”是从卷子演变成册叶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说是从卷子到册叶的过渡形式。翻到哪里就可翻到哪里，查找起来极其方便，即使从头到尾翻一遍也极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风一样，于是给它起了个“旋风叶”的名称。旋风叶进一步演变就成了“蝴蝶装”。到蝴蝶装书已不用长条木板印刷而改用长方块木板印刷，成为若干单页装订起来的书籍。

纸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余纸，上边叫“天头”，下边叫“地脚”，左右都叫“边”。版面的四周叫“版框”，拼成版框的粗线叫“边栏”，也叫“栏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左右叫“左右栏”。边栏只有一条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在粗线内侧现加一条细线叫“双边”或“双栏”。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而绝无作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面用直线划分成若干“行“。版面中间一行，不刻正文（当然也不刻小注），叫“版心”，也可叫“中缝”。版心往往用花纹或横线分划成三段，花纹按其形状叫“鱼尾”。只有上面一个鱼尾，下面用横线的叫“单鱼尾”，上下都有的叫“双鱼尾”。 蝴蝶装有个缺点，即由于书页的后半页的背面和第二页前半页的背面不相连，读下去必须连翻两页，平时打开书来，也往往遇上空白的背面，不方便。于是，有人把书页的反面对后面折起来（像后来的线装书那样），让书页的两个外边粘在书背上，就成为“包背装”，也叫“里背装”。 现在的线装，是明代中期出现的。其所以出现，当是由于包背装在书背处易于破损，破损了光靠两三个纸捻不能把书脑部分压平伏，书的右上右下两角卷起来很不美观。于是在包背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良，即在打孔订好纸捻后，不再用整张书衣而改用两张半页大小的书衣，分置书前书后，然后在书脑处再打孔穿线订成，所以叫线装。线装是有一定规格的，一般只打四个孔，叫“四针眼装”，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叫“六针眼装”。书衣在明代多用蓝色（也称磁青色）和棕色（也称古色、古铜色），清代则棕色多一点，个别也用混金的，但清末民国时又喜用蓝色。绝大多数用纸裱两至三层，也有用绫或绢裱制的。在前后书衣和正文之间至少订进一张空白纸，有时可多至两三张，叫“护页”或“副页”，也有人称之为“看页”。 明清时喜欢给线装书做“书套”，雅一点也称之为“函”。用硬纸做亲里，外面裱糊蓝布，里面裱糊白纸，把书四边包起，用两个牙签插紧，只空出书头和书根，讲究的则不用蓝布而用锦，有时还把书头和书根也包起来，叫“四合套”。四合套中讲究的更把书头、书根的两块接边处挖成云纹镶嵌，叫“云字套”。但这些书套因为用桨糊裱 ，易被鼠咬，日子外了又易散坏，因此好多人喜欢用所谓“夹板”。这是用两块和书册一样大小的木板，上下两头各穿上一根布带子，把书册夹住扎牢。木板要结实，多用梓木、楠木、花梨木、枣木、樟木之类。此外，还有些文物性的善本书除了用书套或夹板外还常做精致的木匣子或小木箱子装起来，匣里或社会公德同上刻上书名、版本、册数以及收藏者姓名字号。

编辑本段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

宋浙本

北宋继承五代的传统，以官刻为主，官刻中又以国子监词条一即监本为主。 南宋泊本中的官刻本仍以国子监粞为主。当时礴京国子监的书版都被金人弄走了，为了满足读书的需要，新京城颐安府即杭州的国子监覆刻了北宋监本的经注和单疏，现存的《周易正义》、《春秋公羊传疏》、《尔雅疏》就都是南宋初年的监本，不过有的版片已经后来修补过。

宋建本

北宋时福建地区刊刻的书，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两部佛教的《大藏经》，一部是北宋元丰三年在今福州开刻的《万寿藏》，一部是政和二年在同地开刻到南宋乾道八年才完成的《毗卢藏》。 古藉版本学上所说的宋建本，主要是指建宁府建阳县的坊刻本。因为建宁府在宋代属于福建路，而福建地区古称为闽，所以也有人称之为闽本。北宋时的建阳坊刻本没有能流传下来，传世的都是南宋时所刻，其为数不多，几不亚于浙本官刻而大大超过杭州的陈、尹诸家坊刻。

宋蜀本

唐五代以来，今四川成都成为与杭州东西对峙的全国雕版印刷中心。北宋开宝四年中央政府专门派人到成都开刻了我国最早的一部印本佛教《大藏经》，也称《开宝藏》，是卷子本，字体颇有唐写卷子本的味道，多少夹杂点北魏字体的成分，现在还保存有一些零卷。早期的蜀本已经看不到了，保存下来的最早也只是北宋末南宋初的刻本，此外都是南宋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辽的刻书技术应是从宋传过去的。刻书中心大概不会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的辽的政治中心上京，辽的南京即今北京，倒有成为刻书中心的可能，但也无明文可稽。刻本则长期以来从未有人见过。今天见到的辽刻本，是在山西应县发现的。应县有个佛宫寺，寺里有座辽清宁二年建筑的木结构的释加塔，1974年在塔第四层主像释加牟尼腹中找出六十一件辽刻本。 金初兴时虽然以武力称雄，但也颇重视文化。现存的金平水本为数极少，只有《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壬辰重改正吕太尉经进荘子全解》、《刘知远诸宫调》、《南帝内经素问》、《重编添补分门事苑撮要》、《萧间老人明秀集注》、《新修■音引证群籍玉篇》等几种，基本上都是坊刻。

编辑本段元刻本

元浙本

国子监这个名称当然取消了，但原先南宋的国子监并没有拆毁，而改成了西湖书院，元黄溍《西湖书院义田记》说：“西湖书院，宝宋之太学，规制尤甚，书所刻经史群书，有专宫以掌之，号书库官，宋亡学废，而板库具在。”据考证，其中绝大多数是南宋国子监遗留下来的，也有个别是元代浙江地区刊刻的元浙本。这些地区的家刻本，也和南宋一样还不如官刻之多。现存较有名的有在今浙江淳安的邵桂子编刻《邵氏世谱》，在今江苏松江的业曾南阜书堂刊刻《东坡乐府》，在今江西南丰的西思敬刊刻《元丰类稿》，在今江西南丰王常刊刻《王荆文公诗笔注》。

元建本

元建本上多有牌记，或曰某某书堂，或曰某某书舍，或曰某某精舍，或曰某某书院，一概都是书铺的牌号，和政府设立的书院是两回事。和南宋时一样，在元代官方有时也把书交给建阳书坊刊刻。

编辑本段明刻本

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前期的刻本，基本上延续了元刻本的风格。除了北方的临汾人明后不再成为别具格局的刻书中心，不再有明平水本之称外，大体分成一大一小两个系统。即建阳的坊刻建本继续局守一隅成其小系统，此外全国各地几悉继承元浙本系统成为大系统。此大系统的主要特点即和元浙本同样使用赵体字，而且不论官刻、家刻、坊刻在字体以至版式上几无甚出入，仅管刻手有精粗之别。这种所谓明初本以官刻为多。官刻中包括内府本，国子监本，其他中央机构的刻本，地方官刊的所谓书帕本，以为介于官刻和家刻之间的潘府本。明前期家刻本传世的似不如官刻之多。明前期坊刻本除建本外也不算多。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刻本到这个时期起了一次大变化。变化的最显著之点，即字体由前此的赵体突然改换成整齐的欧体，而版式也由前此的大黑口变成了白口。这个变化始于正德，剧于嘉靖，下及隆庆，其中尤以嘉靖时所刻的数量既多，质量又高，成为明刻本以至我国版本史上的一大特色。“嘉靖本”也随之成为了版本目录上的专用词语。 大概由于这种刻书风格新鲜受欢迎，很快传播到外地，不仅影响到外地的家刻，还影响到官刻、藩府刻、坊刻。这种标准嘉靖本的风格，到隆庆时才逐渐起了变化，向后期的万历本过渡。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从万历开始，明刻本又出现不同于标准嘉靖本的新风格。其主要特点仍在字体和版式，尤以字体的转变更为显著，即由原先虽见方板整齐但仍出于南宋浙本欧体的标准嘉靖本字体，转变成为更加方板整齐、横平竖直，而且横细竖粗、完全脱离欧字的新字体。这种新字体世称“方体字”，但也有人称之为“宋体字”。从现有资料来看，开始用这种方体字刻书是在安徽的徽州。明以来徽州人多外出经商，人称“徽商”。徽商们常到南京、扬州、杭州等地活动或定居，往往会把徽州的刻工带过去，同时徽州刻书又常请苏州的文人主持校勘，因此江浙的刻书风气很快受其影响，随之这种方体字刻本普及到全国很多地区。 万历时还出现了一种所谓“写刻本”。所谓“写刻本”，而是由于嘉靖、万历时刻书字体日益整齐规范，最终产生了完全脱离普通书写字体而专用来刻书的方体字，这时再重新用普通书写字体来刻书，就被称之为“写刻”，称其本为“写刻本”。万历时出现的写刻本仍用赵体字，但讲究的已不像所谓明初本的赵体那样笔道丰利刚健，而转趋流利生动。 天启、崇祯两朝的刻本通称为明末刻本。明末刻本中除保持了万历时的方体字和少数写刻者外，在杭州的坊刻中又使用了一种新的方体字。它不像万历时始创的方体字那么方，那么横细竖精，而变为字体稍长、笔画较瘦的方体字，可称之为长方体字，看上去颇有清朗醒目之感。

编辑本段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

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代前期，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刻本，多数继承了明代后期的传统刻方体字本，其中以万历传下来的方体字为主，也有用天启时创制的长方体字和汲古开创制的扁方体字。这时期的方体字本有粗有精。长方体字的本子比方体字本刻得少。清前期这种方体字本以及写刻本的纸张，一般用厚一点的毛边纸或薄一点的毛太纸，而以毛太为多，早一点的也使用明末刻本常用的质地更差的竹纸，另有用一种白色的纸叫连史纸，这些都比较常见。 清代坊刻的章回小说一般也通用方体字，但多数比明后期的建本小说还要拙劣。清代前期刻本中比上述几种方体字本更具特色的是写刻本。顺治时清世祖还宠用宦官，设立十三衙门，汉经厂等依然存在，内府刻书当仍由宦官掌管。世祖死，宦官即被整肃，其首脑吴良辅处斩，十三衙门撤销，其后修书刻书当转归文职职人员办理。所以清代皇家刻书笼统地自可称为内府本，而习惯上将康熙及其后的专称“武英殿本”，还常简称为“殿本”，而顺治时刊刻的仍称之为内府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武英殿刻书在乾隆整六十年间可说进入了全盛时期。所刻书据统计多至三百零八种，到嘉庆时的二十九部、道光时十二部、咸丰时二部就明显地在走下坡路。进入后期同治一部、光绪二十二部、宣统二部然后清朝的统治结束。

在乾嘉学派的推动下，又一次出现了刊刻古书的高潮。这次高潮和明嘉靖时出现的不完全一样，嘉靖时刻古书重在作诗文，乾嘉时则重在讲学问，所刻古书的特点一是注重校勘，多数要写出校语，叫校勘记或考异。再是不惜工本地刻仿宋本，版式行款一依旧本不让变动。这时期不论仿宋本、写刻本、方体字本一般都有内封面，多数是正面题书名卷数，背面题刊刻者或年月，不像明万历以来坊刻本的内封面具有广告性质。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就刻书事业来看，乾嘉的全盛时期过去之后，到这时却颇有点复苏的气象。其标志则是在好些省会正式办起了公家的刻书机构，叫书局，刻印了大量价廉而质量也不坏的书籍。前此地方官刻书全凭官们个人的喜好或需要，不曾设立过专职的刻书机构，所以这时书局的设立可说是我国出版史上一件大事。以致到民国时好多公私出版机构还承用了书局这个名称，即至今日仍有中华书局之称。 按设置地点来讲，在南京的有金陵书局，人民国幷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即今南京图书馆，有江楚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在扬州的有淮南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在苏州的有江苏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在杭州的有浙江书局（人民国改为浙江省立图书馆附设印行所），在南昌的江西书局，在武昌的崇文书局（人民国改湖北官书处），在长沙的有传忠书局、思贤书局，在成都的有存古书局，在济南的有皇华书局（后改山东书局），在太原的有浚文书局（后改山西书局），在福州的有福州书局，在广州的有广雅书局（人民国改为广雅版片印行所），在昆明的有云南书局，在贵阳的有贵州书局。这些书局刊刻的书，人们通称之为“局版”、“局本”。

编辑本段活字本

不用整片的木板来刻书，而改刻单个可刷印的反体字，不要印书不须雕版用这些单个字拼排就能印，印毕拆散这些单个字又可用来印别的书，灵活而不像雕版印刷那么固定死。所以当年沈括把这种用单个字拼排的书版叫“活板”，后来就称这些拼版用的单个字叫“活字”，印成的书叫“活字本”，以便和整片雕版的刻本相区别。

编辑本段套印本

不论刻本或活字本，一般都用一种颜色来刷印，其中最常用的自然是黑色，试印本或其他特殊情况有用蓝色或红色的。套印本则印一部书一页书用两种颜色，即除黑色外还用红色，而且是把这印黑色的文字和印红色的文字分别刻成两副版片，先在纸上刷印黑色的，再把红色的套上去刷印，刷印成既有黑色即墨色、又有红色即朱色的本子，人们称之为“朱墨套印本”，更常省称之为“套印本”。

编辑本段插图本

在书上配刻了图书的

，通称为“插图本”，也可称“带图本”，再由此派生的以图书为主体的书则通称为“书谱”。这些都是我国雕版印刷中固有的东西。

编辑本段抄本

抄本，过去多写作“钞本”，如今则习惯作“抄本”。这里讲的抄本是指刻本出现后派生的抄本，即绝大多数是从当时已难得的旧刻本抄录及展转抄录的本子。

编辑本段稿本

“稿本”，广义的是凡撰写的文章著作没有付印的都应叫稿本，付印了那原稿也仍是稿本。但古籍版本里的稿本，只是指总论第一章古籍范围之内的书籍的稿本。此外的近现代人著作的稿本如是名字且有价值者自宜珍藏，但不在这古籍的稿本之列。

稿本又应分为三类，即“原稿”、“清稿”和“写样待刻稿”。原稿：是作者的手稿，一般是亲笔。清稿：原稿往往要经作者涂改，涂改得多了，就由作者自己或请别人重抄一遍，叫清稿。写样待刻稿：著作要刊刻时，如第三章所说要在印好的方格纸上用刻书的字体、刻书的要求把全书腾写一遍，叫做“写样”。

编辑本段批校本

“批校本”，是一个笼统的广义词，它包括了“批本”、“校本”、以及既校又指的“批校本”。批本：是在刻本或抄本上施加批评圈点。校本：是在刻本或抄本上用其他刻本抄本或其他古籍来校出异文，改正文字。批校本：这是狭义的批校本，即指既校又加圈点评语的本子。

这三种之外，还有一种叫“过录本“的，是借到了一部名人或有价值的批本、校本或批校本，自然另找一部相同的刻本把这种批校原样过录在上面。

编辑本段影印本

这里所说的是影印本，是狭义的专指我国古籍的影印本，是把古籍的刻本以及前面讲过的活字本、套印本、插图本、抄本、稿本、批校本等摄影后制版印刷，

印成基本上保留原书面貌的本子。这种摄影和制版的技术，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在这以前要新本子保留原书面貌，只能用前面讲过的仿刻、覆刻等办法，但即使最精细的覆刻，也不如这种影印的新技术之能不走样。因为这种新技术引进后，很快地“洋为中用”用在影印古籍上面，从清后期开始，到民国时已基本上取代了前此仿刻、覆刻而成为古籍出版的一种重要方式。 我国用来影印古籍的技术，大体有石印、珂罗版印、金属版印、照相胶版印几种。

《异物志》是汉唐间一类专门记载周边地区及国家新异物产的典籍。它产生于汉末，繁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开始衰变，宋以后消亡。

据笔者考察，见于史志著录和他书征引的《异物志》，共有二十二种之多。这些著作今已全部亡佚，后人辑本也只有有限的几种。在本文中，笔者对有线索可考的《异物志》做了全面系统的考证，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历史文献研究关于这一领域的空白。

基本介绍 书名 ：《异物志》 作者 ：（东汉）杨孚 ISBN ：753595071 类别 ：自然科学 定价 ：￥117元 出版社 ：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科技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年06月01日 著作概述,主要内容,各地版本, 著作概述 《异物志》是汉唐间一类专门记载周边地区及国家新异物产的典籍。它产生于汉末，繁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开始衰变，宋以后消亡。据笔者考察，见于史志著录和他书征引的《异物志》，共有二十二种之多。这些著作今已全部亡佚，后人辑本也只有有限的几种。在本文中，笔者对有线索可考的《异物志》做了全面系统的考证，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历史文献研究关于这一领域的空白。 主要内容 《异物志》是汉唐时期一类特殊的典籍，主要记载当时周边地区及国家的物产风俗，内容涉及自然环境、资源物产、社会生产、历史传说、风俗文化等许多方面。据笔者考证，从汉到唐，至少有二十二种以上以《异物志》命名的著作出现。《异物志》随着中国古代民族融合及与其他国家交往的扩大而产生，并随这一过程的加深而繁荣，也同样因此而衰变消亡。这类著作初现于汉末，繁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开始衰变，宋以后退出历史舞台。它的产生和消亡，与该时期中华文明圈的内外交融拓展密切相关，从一个角度反映着该时期人们的世界认识水平和思想状况。宋以后，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这类著作不再出现，原有各种也渐渐亡佚流散。一种历时久远、影响不小的文化现象就这样被历史的尘沙所掩埋，以致后来的人对它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只是在历史地理学和小说史的研究中，偶尔才能看到一点它的踪迹。它的种类、它的存佚情况、它的内容、它与其它文化现象的关系以及它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现象的完整历史意义，从未得到过认真的对待。人们目前所能看到的，也仅有清人有限的几种辑本和今人的些许钩沉之作。 各地版本 杨孚《异物志》 东汉杨孚撰。一卷。《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地理类着录。已佚。杨孚，字孝元，或作孝先，广东南海人。汉末曾为议郎。所撰《异物志》为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异物志》。《水经注》引作杨氏《南裔异物志》。《艺文类聚》所引，或作杨孝元《交趾异物志》，或作《交州异物志》。其书主要记载交州一带（包括今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地区）的物产和民族风俗，如锦鸟、麡狼、鲛鱼、桔、稻、猩猩、孔雀，以及狼□（月+荒）之民等。《艺文类聚》卷83所引云：“狼□（月+荒）之民与汉人交关，常夜为市，以鼻齅金，知其好恶。”佚文以散文为主，间有四言韵语。如《水经注》卷37引杨氏《南裔异物志》：“髯惟大蛇，既洪且长。采色驳荦，其文锦章。食豕吞鹿，腴成养创。宾享嘉宴，是豆是觞。”《初学记》、《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后汉书注》、《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海录碎事》、《事类赋注》等书均有佚文。今有清曾钊辑本，收佚文近百条。曾氏认为，《异物志》一类典籍乃杨孚首创，故只有杨孚可专其名，群书所引，凡不称人名，只称《异物志》者，皆当为杨氏书文。[2]所以他将很多非杨孚《异物志》的佚文都收入书中，仅笔者考知，就有《南州异物志》、陈祈畅《异物志》、《郁林异物志》的佚文混杂其中。此外，也有漏收的现象，如《北堂书钞》中的数条佚文就未收入。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亦收此书佚文。 朱应《扶南异物志》 三国吴朱应撰。一卷。朱应，三国吴时为宣化从事，与中郎将康泰奉命“南宣国化” [3]，出使了扶南、林邑及南洋诸国，回来后写了《扶南异物志》一书，叙述其经历，介绍了扶南、林邑、西南大沙洲（今南洋群岛）及天竺、大秦等国的物产与地理知识。一同出使的康泰也著有《吴时外国传》一书，介绍其所见所闻，亦佚。朱应之书未见各类书及史注引用。向达举《北堂书钞》卷132“帐”条所引：“应志云：斯调国王作白珠交给帐，遣遗天竺之佛神”，疑此为朱应书之佚文[4]。清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举《通典边防门注》、《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宋膺《异物志》，疑宋膺即为朱应之讹。其说有很大影响，连姚振宗、向达也不能否定它。这种说法其实是错误的。笔者曾对宋膺《异物志》佚 过全面考查，宋书佚文今存六条，全记大宛、大秦、渠搜、月氏等西域各地物产，未涉海南诸国[5]。宋膺《异物志》与朱应《扶南异物志》实为两种不同的书，章氏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清陈运溶《麓山精舍丛书》第二集《古海国遗书钞》中，辑有《扶南异物志》，所收数条皆宋膺佚文。 万震《南州异物志》 三国吴万震撰。一卷。万震，吴时曾为丹阳太守。向达说：“万震事迹不见吴书，只《隋书·经籍志》注其为吴丹阳太守，未言孙吴何时。今按孙吴黄武、黄初时屡耀兵海外，比之明代，约同成祖咏乐之时。又丹阳太守在黄武初为吕范，至嘉禾三年诸葛恪为丹阳太守。自吕范至诸葛恪中间相隔十余年，未闻他人继范为丹阳太守。疑万震之为丹阳太守，即在吕范之后诸葛恪之前，正当海外征伐甚盛之际。震在丹阳，接近国都，见闻较近，故有《南州异物志》之作，以志殊方异物。虽以异物名书，所述多海南诸国方物风俗，无异一地理书也。” [6]万震所记，并不限于海南诸国，于西方大秦等国亦多有涉及。书中所记如乌浒、扶南、斯调、林阳、典逊、无论、师汉、扈利、察牢、类人等国的地理风俗物产，多为前代史书所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太平御览》卷790引《南州异物志》云：“姑奴去歌营可八千里，民人万余户，皆乘四辕车，驾二马或四马。四会所集也。舶船常有百余艘，市会万人，昼夜作市，船皆鸣鼓吹角，人民衣被中国。”现存佚文多为散文，也有一些四言韵文。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是散文为正文，韵文则为赞语；另一种可能是韵文为正文，散文则是中间的夹注。如《太平御览》卷788引“类人”条正文为韵文，中间以散文夹注。《艺文类聚》卷84宝玉部贝类引《南州异物志》云：“交趾北南海中有大文贝，质白而文紫，天姿自然，不假雕琢磨莹而光色焕灿。”《太平御览》卷807珍宝部贝类亦引《南州异物志》，云：“乃有大贝，奇姿难俦（注：大贝，文贝也，交趾以南海中皆有之）。素质紫饰，文若罗珠。不磨不莹，彩辉光浮。思雕莫加，欲琢靡逾。在昔姬伯，用免其拘。”散文与韵文所记内容一致，描述971比喻也都类似，只是文体不同。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异物志》中也有不少。大约同一时代的作者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当时通行的记述方式。今存的《南州异物志》佚文，多见于《齐民要术》、《初学记》、《北堂书钞》、《史记正义》、《一切经音义》、《法苑珠林》、《太平御览》、《事类赋注》等书。清陈运溶辑出佚文六十余条。刘纬毅书亦收。 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 三国吴沈莹撰。一卷。《隋志》等皆作《临海水土异物志》，《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引作《临海异物志》。《后汉书注》引有沈莹《临海异物志》，又引《临海水土志》，疑二者为一书。沈莹，三国吴亦为丹阳太守，晋军破吴时为晋将王浑所斩[7]。沈莹为丹阳太守的时间较万震要晚。从《临海水土异物志》现存的佚文看，书中所记多为南部沿海地区物产风俗，像鱼类、鸟类、树木等动植物。《太平御览》卷939鳞介部引《临海异物志》云：“牛鱼，形如犊子，毛色青黄，好眠卧。人临上，及觉，声如大牛，闻一里。”又云：“鹿鱼，长二尺余，头上有角，腹下有脚如人足。”《艺文类聚》卷92鸟部引《临海异物志》：“□（氵+鸡）鶒，水鸟，毛有五色，食短狐。其在溪中，无毒气。”《齐民要术》、《初学记》、《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后汉书注》、《太平御览》、《事类赋注》、《海录碎事》等书引有佚文。又，《御览》卷946虫部引沈莹《临海异物志》云：“晋安南吴屿山吴公千万积聚，或云，长丈余者以作脯，味似大虾。”按晋安郡，晋太康三年（282年）分建安郡置，治所在今福建福州；晋安县，三国吴置东安县，晋改为晋安，治所在今福建泉州附近。所以，吴并未有晋安之名，而沈莹也未入晋，其文中不应有“晋安”一词出现，有可能为后人抄写时改动。今有辑本四种：明陶宗仪所辑，收在《说郛》中；清王仁俊所辑，收在《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中；民国杨恩所辑，收在《台州丛书后集》中；刘纬毅书亦收。 薛莹《荆扬已南异物志》 三国吴薛莹撰。史志未载，卷目不详。薛莹，薛综之子，三国吴为选曹尚书，光禄勋，入晋后拜散骑常侍。其事见《三国志·吴书·薛综传》。薛综曾官合浦、交趾等地太守，薛莹随父常居岭南，对南方各地的物产风俗都相当熟悉，故有此书。《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索隐》引作《荆扬巳物志》，引云：“（杨梅）其实外肉著核，熟时正赤，味甘酸。”《文选·吴都赋注》引《荆扬巴南异物志》云：“余甘如梅李，核有刺，初食之味苦，后口中更甜。高凉建安皆有之。”张澍在其所辑《凉州异物志》之《序》中说：“《一切经音义》引薛珝《异物志》，《隋志》作薛翊。”按薛珝，薛综长子，薛莹之兄，史书未载其有《异物志》之作[8]。亦未见《一切经音义》引其《异物志》，《隋书·经籍志》亦无。不知张氏何据。 谯周《异物志》 三国蜀谯周撰。不见史志著录，卷目不详。已佚。谯周，字允南，魏晋之际的著名学者。三国蜀为光禄大夫；入晋，拜骑都尉。著述甚丰，据《三国志·蜀书·谯周传》云：“凡所著述，撰写《法训》、《五经论》、《古史考》之属百余篇。”这些著作，包括《异物志》在内，已全部散佚。其所撰《异物志》，《史记集解》引作《巴蜀异物志》，如《史记·绛侯周勃世家·集解》引晋灼语：“《巴蜀异物志》谓头上巾为昌絮。”此《巴蜀异物志》即当是谯周《异物志》。《文选·蜀都赋注》引谯周《异物志》云：“涪陵多大龟，其甲可以卜，其缘中又似瑇瑁，俗名曰灵。”又引云：“滇池在建宁界，有大泽水周二百余里，水乍深广乍浅浃，似如倒池，故名滇池。” 续咸《异物志》 晋续咸撰。十卷。已佚。续咸，上党人，好学，师事京兆杜预。永嘉中为东安太守。后仕刘琨，任从事中郎。又事石勒，为理曹参军。《晋书·续咸传》：“著《远游志》、《异物志》、《汲冢古文释》，皆十卷，行于世。”根据其传所述生平来看，续咸一生都在北方活动，先仕西晋，西晋亡后仕刘琨，又仕石勒，未到南方去过。所著《异物志》，似当以记载北方物产为主。其书十卷，是诸种《异物志》中卷数最多的一种，但史志未载，亦未见引用。 宋膺《异物志》 宋膺撰。不见史志著录，卷目无考。已佚。宋膺，事迹不详。其《异物志》所存数条佚文分见《史记正义》、《通典注》、《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等书，皆记月氏、大宛、大秦、渠搜等国异物。如《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产于土中，候其俗萌，筑墙绕之，恐为兽所食。其脐与地连，割绝则死，击物惊之，乃惊鸣，脐遂绝，则逐水草为群。”《太平御览》卷793引云：“大头痛小头痛山，皆在渠搜之东，疏勒之西，经之者身热头痛，夏不可行，行则致死，惟冬方可行，尚呕吐。山有毒，药气之所为也。冬乃枯歇，可行也。”根据佚文中的地名国名判断，其书大约成于汉晋之际。其时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中西交流日盛，有关西方的种种异物风俗也随众多的商贾使节传入中原。宋膺书中所记，像“地生羊”、“头痛山”、“大秦金”、“月氏羊”等，在唐以前典籍中都很独特，未见他书有相同记载。从这些佚文来看，宋膺有可能亲历西域。清人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疑宋膺为朱应之讹，张澍疑《凉州异物志》即宋膺所撰[9]，皆不确。笔者经过考证比较，已证实宋膺《异物志》非《凉州异物志》[10]，亦非朱应之讹。张澍辑《凉州异物志》末附有宋膺书佚文。 《凉州异物志》 作者无考。一卷。已佚。《水经注》引作《凉土异物志》。佚文见《水经注》、《初学记》、《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续博物志》等书。从佚文看，所记内容并不仅限于凉州，也涉及到凉州以外的广大地区，如大秦、高昌、罗刹、丁零等。大约成书于汉晋之际。今存佚文多为四言韵语，如《太平御览》卷865引：“盐山二岳，三色为质。赤者如丹，黑者如漆。小大从意，镂之写物（注：赤与黑皆小，惟白大，或如箧箱，从人所为形也）。作兽辟恶，佩之为吉（注：或治为鸟兽以佩之）。是曰戎盐，可以疗疾（注：四方皆用白者作散，以除头风。以其出胡国，故言戎盐也）。”也有散文，如《太平寰宇记》卷153引：“县泉水，汉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还，士众渴，乏水，广利乃引佩刀刺山，飞泉涌出，三军赖以获济。”今有张澍辑本，收在《二酉堂丛书》中。 陈祈畅《异物志》 陈祈畅撰。一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地理类着录。已佚。陈祈畅，事迹无考。从其书引用情况看，大约是魏晋南北朝时人。最早引用此书的是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只题《异物志》，未标作者，如卷10引《异物志》：“益智类薏苡，实长寸许，如枳梖子，味辛辣，饮酒食之佳。”此文《太平御览》卷972果部引作陈祈畅《异物志》。现存佚文多记益智、余甘、三廉、甘薯等南方物产。佚文既有散文，也有四言韵语，如《太平御览》卷972果部所引：“子之树，枝叶四布（注：枝叶满苏如车盖也）。名同种异，味实甜酢（注：与作纸谷同名，而实大异也）。果而无核，里面如素。析酒止酲，更为遗酪。”佚文主要见于《齐民要术》、《太平御览》等书。 曹叔雅《庐陵异物志》 曹叔雅撰。不见史志著录，卷目无考。已佚。曹叔雅，事迹无考。从其书引用情况看，当为唐以前人[11] 。《初学记》引作曹叔《异物志》，《太平寰宇记》引作叔雅《庐陵异物志》，《太平御览》作曹叔雅《异物志》。佚文多记庐陵一带物产。如《太平御览》卷52引：“豫章有石黄白色而理疏，以水灌之便热，以鼎加其上，炊足以熟。冷则灌之。雷焕以问张华，华曰：然石也。”《初学记》卷8、《太平寰宇记》卷109引：“庐陵大山之间，有山都，似人，裸身，见人便走。自有男女，可长四五尺，能□（口+丛）相唤，常在幽昧中，似魑魅鬼物。”佚文见《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等书。 《南方异物志》 作者不详，卷目无考。已佚。根据佚文引用情况看，约成书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早引用此书的是《齐民要术》。佚文多记甘蕉、棘竹、鹦鹉等南方物产，如《齐民要术》卷10引《南方异物志》云：“棘竹有刺，长七八尺，大如罋。”又如《初学记》卷30引《南方异物志》云：“鹦鹉有三种，青大如乌臼，一种白大如鸱，一种五色。大于青者，交州巴南尽有之，及五色，出杜薄州。凡鸟四指，三向前，一向后，此鸟两指向后。”《齐民要术》、《初学记》、《一切经音义》、《太平御览》等书均有引文。按此书与唐房千里《南方异物志》同名，但它早于房氏之书，应注意分别。 孙畅《异物志》 孙畅撰。史志未载，卷目不详。孙畅，事迹无考。其书佚文仅存一条，即《初学记》卷30所引：“鹦鹉，其毛色或苍绿，或紫赤，喙如鸮而目深。行如鸠雀而能效人言，故足见殊贵。”鹦鹉以南方为多，据此知孙畅《异物志》所记有南方物产。 《南中异物志》 作者、卷目不详，亦不见史志著录。已佚。《一切经音义》卷16引有一条佚文：“豫樟生七年方知。若作船，必与龙斗。”按南中，古代泛指川黔滇一带，也指岭南。豫樟生于南方。《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楩楠豫章。”张守节《正义》：“按，温活人云：豫，今之枕木也；章，今之樟木也。二木生至七年，枕、章乃可分别。” 《南中八郡异物志》 作者、卷目不详，史志亦未着录。已佚。《太平御览》卷924引有一条佚文：“翠大于燕，腹背纯赤。民捕食之，不知贵其毛羽也。”《后汉书注》、《太平御览》又引有《南中八郡志》，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注》引《南中八郡志》云：“貊大如驴，状颇似熊，多力，食铁，所触无不拉。”又引云：“邛河纵广岸二十里，深百余丈。多大鱼，长一二丈，头特大，遥视如戴铁釜状。”所记亦皆南方物产。古人引书，常常省称，此《南中八郡志》很有可能是《南中八郡异物志》的省称。 《郁林异物志》 作者、卷目不详，史志亦未着录。已佚。现存佚文两条。《太平御览》卷900引：“周留，牛，毛青大腹，锐头青尾，状似大猪。”《初学记》卷29引作《异物志》，牛作水牛，其余相同。亦未标作者姓名。《事类赋注》卷22引：“周留者何，其实水牛。苍毛豕身，角若担矛。卫护其犊，与虎为仇。”两条佚文同记一物，但文体却一韵一散，与前述《南州异物志》的情况相仿。 《广州异物志》 作者、卷目不详，史志未见著录，已佚。《太平御览》卷938鳞介部有佚文一条：“鳄鱼长者二丈余，有四足，喙长七尺，齿甚利。虎及鹿渡水，鳄击之，皆断喙去齿，旬日更生。” 郭氏《异物志》 作者、卷目不详，史志未见著录。已佚。《太平广记》卷210引有一条佚文：“后汉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郡人，高才过人，性聪，明天象，善书。累拜侍中，出为河间王相，年六十二。昔建州满城县山有兽名骇神，豕身人首，状貌丑恶，百鬼恶之。好出水边石上。平子往写之，兽入水中不出。或云，此兽畏写之，故不出。遂去纸笔，兽果出。平子拱手不动，潜以足指画之。今号巴兽潭。”此条所记在内容上与前面各种《异物志》已有不同，不是如实记述物产风俗，而是记述有关人物的奇闻佚事；记述的态度也有了变化。这是《异物志》逐渐由地理博物杂记向志怪小说转变的一个标志。 沈如筠《异物志》 唐沈如筠撰。《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子部小说类着录，作三卷；《宋史·艺文志》作二卷。已佚。沈如筠，初唐句容（今属江西）人，曾为横阳主簿。有诗名。据其《寄天台司马道士》诗，知为玄宗时人。其书入子部小说类，可推知其所记当是异事异闻，与早期《异物志》专记物产风俗不同。佚文未见引用。程毅中《古小说简目》说《太平广记》中引有沈书佚文，或作《异物志》。然查《广记》，并无沈书佚文，《太平广记》共引《异物志》文六条，这些佚文或为《南州异物志》文，或为宋膺《异物志》，或记大历时事，皆非沈氏之文。另，《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云《海录碎事》所引《异物志》为沈氏书文，经查，《海录碎事》共引《异物志》四条，卷22下引“桔官”条与卷15引“狼民金”条，《初学记》引作杨孚《异物志》；卷22上“木客鸟”条、“山都”条皆记庐陵事，似当作曹叔雅《异物志》文；同卷引作《异物志》的“牛鱼”条，实出《博物志》卷三。如此，则《海录碎事》并无沈如筠《异物志》文。 孟琯《岭南异物志》 唐孟琯撰。一卷。《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史部地理类着录，《崇文总目》入子部小说类。已佚。孟，唐郴州人，元和进士。《太平御览》引有《岭南异物志》文十数条，未著作者姓名，当是孟氏书文。《太平广记》亦引作《异物志》。佚文所记，皆虾、蟹、梅等南方物产。多夸饰之词，类于小说。如《太平广记》卷977菜茹部引：“南土无霜雪，生物不复凋枯。种茄子十年不死。生子攀缘摘之。树高至二丈。”卷980又引：“唐孟尝于岭表买芥菜，置壁下忘食，数日，皆生四足，有首尾，能行走，大如螗蜋，但腰身细长。”《事类赋注》卷29引：“南方大鱼，声为雷，气为风，涎沫为雾。”《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事类赋注》等书存有佚文。[11] 房千里《南方异物志》唐房千里撰。一卷。《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地理类、《宋史·艺文志》子部小说类、《崇文总目》史部地理类着录。已佚。房千里，河南人，大和进士，曾为端州别驾、高州刺史。按《太平御览》引有《南方异物志》佚文数条，皆记鹦鹉、玳瑁等物，与《初学记》、《一切经音义》所引相同。房千里为大和进士，其文不当载《初学记》和《一切经音义》等书，则《太平御览》所引，当为前述无名氏《南方异物志》佚文，而非房氏佚文。《本草纲目》卷34转引掌禹锡《嘉补注本草》引《南方异物志》“薰陆”条，其文与《太平御览》卷982引《南州异物志》文略同，亦非《南方异物志》文。从史志著录来看，《南方异物志》出入史、子两部，说明它的内容兼具地理杂记与小说的特点，既可看作地理杂记，又可看作小说，起码不是严肃的地理杂记，大约与孟琯《岭南异物志》相类。房氏佚文目前尚未见到。 《岭表异物志》 作者不详。一卷。《宋史·艺文志》史部地理类着录。已佚。就其着录情况看，成书于宋的可能性较大，但也不能排除为唐人所作的可能。从书名来看，内容当以记载岭南物产风俗为主。其书佚文尚未发现。 以上是对汉唐间已佚二十二种《异物志》的大概情况所作的一些初步考述，各书作者、成书年代、卷目、着录情况、主要内容、体例，以及佚文引录情况基本如上。由于材料零碎不全，在先381后顺序的编排上，只能依据作者年代及引用、着录的时间推断，大略按时代先后排列。倘有不当，敬请指正。 关于《异物志》类著作的历史文化及文献意义，笔者另有专文论及，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注： [1]清人张澍、曾钊、陈运溶等曾辑个别《异物志》佚文。今人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收录了十二种《异物志》佚文，是迄今辑录《异物志》佚文最多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 [2]曾钊辑、杨孚：《异物志》之《跋》。《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 [3]事见《南史·夷貊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 [4] [6]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三联书店，1987年。 [5] [10] 拙文《〈凉州异物志〉佚文考辨》。《西北师大学报》1993，（4）。 [7] [8] 沈莹、薛翊事见《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及裴注。中华书局，1963年。 [9] 张澍辑：《凉州异物志序》。《二酉堂丛书》清道光元年刊。 [1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参考文献中列有《庐陵异物志》，云：“佚名，宋。”误以《庐陵异物志》为宋人所作。科学出版社，1975年。

按活字性质分为:泥活字本、铜活字本、木活字本、铅活字本、铁活字本、瓷活字本等。

印刷术是我国发明的，开如发明的是雕版印刷，这应是家喻户晓的事情。所谓雕版，是指用木板雕刻。木板选料有讲究，质地太松不适宜，所以一般用梨木和枣木，前人把刻印书叫做“付之枣梨”，印书一般都用黑墨，但第一遍印时为了便于三校，有时也用蓝色或红色印，清代以到民国时刻书则多用红印，也有用蓝印，当然也可以不用红蓝试印直接用黑墨印。雕版印刷发明的时代，明清以来有种种讲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隋文帝开皇时说和唐太宗贞观时说。雕版印刷进入五代，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即不再停留于刻民间需要的日用印刷品以及一些字书、宗教读物，而转入刻印正统的书籍。重点是刻经，这不仅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经是最主要的、为人所必读的书籍，而且和唐以来推地科举制有很大关系。 编辑本段书册制度 是指书籍的形式，再具体点可以说是单指书籍的外形，而不包括书籍的内容，也不包括书籍的材料，以及抄写、刊刻或其他印刷的方法。“旋风叶”是从卷子演变成册叶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说是从卷子到册叶的过渡形式。翻到哪里就可翻到哪里，查找起来极其方便，即使从头到尾翻一遍也极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风一样，于是给它起了个“旋风叶”的名称。旋风叶进一步演变就成了“蝴蝶装”。到蝴蝶装书已不用长条木板印刷而改用长方块木板印刷，成为若干单页装订起来的书籍。     纸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余纸，上边叫“天头”，下边叫“地脚”，左右都叫“边”。版面的四周叫“版框”，拼成版框的粗线叫“边栏”，也叫“栏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左右叫“左右栏”。边栏只有一条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在粗线内侧现加一条细线叫“双边”或“双栏”。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而绝无作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面用直线划分成若干“行“。版面中间一行，不刻正文（当然也不刻小注），叫“版心”，也可叫“中缝”。版心往往用花纹或横线分划成三段，花纹按其形状叫“鱼尾”。只有上面一个鱼尾，下面用横线的叫“单鱼尾”，上下都有的叫“双鱼尾”。

目录 1 拼音 2 《中医皮肤病学简编》 21 方名 22 组成 23 主治 24 樟脑酊的用法用量 25 制备方法 附： 1 古籍中的樟脑酊 樟脑酊药品说明书 1 拼音

zhāng nǎo dǐng

2 《中医皮肤病学简编》 21 方名

樟脑酊

22 组成

土槿皮6g，樟脑6g，斑蝥15g，酒精60ml。

23 主治

神经性皮炎。

24 樟脑酊的用法用量

每日外搽1次，用消毒纱布包，以起水疱结痂自愈。

25 制备方法

先将土槿皮、斑蝥研成粉，加入酒精浸3天。过滤后，滤液加樟脑备用。

古籍中的樟脑酊 《外科证治全书》：[卷四外因杂伤证治（计三十七证）]辟虼HT

樟脑、雌黄、鳝鱼骨等分末，烧烟熏之，即以樟脑掺衣席极妙。《外科证治全书》

《炮炙全书》：[卷第三木之属]樟脑

合住，湿纸糊口，文武火之，半时许取出，冷定用。煎樟脑法，用樟木新者切片，以井水浸三日三夜，入锅煎之，

《是斋百一选方》：[卷之二十第三十门]熏蚊子

传，甚妙。香附子（一斤）苍术（半斤）雄黄（别研）樟脑（别研各半两）上为细末，入雄黄、樟脑和匀，重罗过

《明目至宝》：[卷三]太玄妙方治翳障遮睛并美

芥川芎白蒺藜当归地黄上药为粗末，以碗盛之水浸，将樟脑放药上，用绵纸浆糊，谨封碗口，不要走气，以文武火

《串雅内外编》：[串雅外编卷一]禁药门

2005年的文章，原文在这里

2005年3月9日，在学术批评网上出现了一篇题为《究竟是“图书馆”还是“藏书馆”？——发生在苏州图书馆古籍部的故事》的网文。这篇近万字的文章讲述了作者向苏州图书馆借阅一善本古籍遭遇的种种挫折，在文章的最后，作者漆永祥发出一连串强烈质疑：

　　“古籍与文物收藏单位常常设置种种障碍，使读者无法看到想看的东西，这样做合不合理？合不合法，是不是一种侵权行为？作为读者，我们到底有何权利？又如何维护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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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到底如何做，才是对古籍真正的保护？

　　这篇网文马上被转贴到著名论坛“天涯社区”的“闲闲书话”上，数日功夫，关于此事的帖子就有几千的点击率、三四百个跟帖，大家对这件北大学者借阅古籍遭拒的“小事”表示出了莫大的关注。网友借着此事辩护的有之、质疑的有之、谩骂的有之、泼污水的有之，长久以来，大家对图书馆的一些不满和微妙态度，仿佛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发泄口。

　　谁是？谁非？记者通过对当事人苏州图书馆古籍部、北京大学中文系古籍研究所副教授漆永祥老师进行了采访，并寻找相关人士对此事进行解读。

　　事件的对与错并非关键，重要的是，在喧嚣和争辩过后，我们是否能从此事中得到启示，是否对图书馆这样的公共服务机构的制度完善，有所裨益？

　　漆永祥：　“我针对的，是整个图书馆界存在的问题”

　　漆永祥对此事的说法，主要体现在他的这篇网文上。大意如下：

　　漆永祥从事清《汉学师承记校笺》课题的研究，已有八年，去年9月间，他了解到清广东新会人曾文玉纂有《国朝汉学师承续记》8卷《国朝经师经义续总目》1卷，全书4册，孤本完整地保存在苏州图书馆。在去苏图之前，漆永祥打了电话给苏图古籍部，简单说明他目前正在进行《汉学师承记》及其续纂诸书的研究，表示非常想复制或者抄录全书，并且拍摄几张书影。接电话的是善本部负责人孙中旺，他表示馆方对善本书尤其是像曾书这样的孤本，有严格的规定，就是不允许拍照、不允许复制、不允许抄录，要合作需要馆长批准。因馆长不在，漆永祥于是在国庆节后再打了一个电话。孙中旺表示馆长已经知道了，但仍是不许抄录全书。漆永祥挂了电话。

　　此后不久，漆永祥遇到南方某大学德高望重的一位老教授，老教授答应帮忙联系疏通此事；稍后，苏州某大学的一位校领导也主动说能帮上忙。大概过了个把月的时间，两边都传来消息说：书可以看，也可以拍一二张书影，但全部复制或者抄录，仍然坚决不允许。此事拖过了春节，漆永祥又写了一封信给苏州图书馆，表明自己确是深入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希望得到该馆所藏曾文玉此书，最后表示愿意只部分复制，其余抄录或者全部抄录，并愿意按章付费。信中还说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均曾答应让其抄录孤本。两周后他接到孙中旺回信，信中也很客气地表明：“本馆规定，全部复制或全抄《汉学师承续记》是不可能的，这一切都为更好保护善本书，非有任何经济目的。”

　　漆永祥觉得很受伤。于是，他写了长达万言的网文，质疑：“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苏图方面会如此傲慢又霸道地拒绝一位渴望从他们馆中抄录一部稿本以用来研究的学人？”他公布了自己的电子信箱，表示愿意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

　　通过电子邮件，记者联系上了漆永祥。漆永祥很忙，不过还是很快就回了信，他对网友们只注意分析他的文风，而不是讨论图书馆的制度问题表示很失望，因为他针对的，是整个图书馆界存在的问题。

　　可惜，在通过三四次邮件后，漆永祥仍执意不愿把电话告诉记者，不愿接受采访，记者同时通过其他途径曲折地找到漆老师的办公电话和家庭电话，但打了四天却始终未能打通。在记者的多次来信并附上采访提纲之后，漆永祥礼貌而客气地说自己目前在忙着书的出版，愿暂时退出事非，不作回应。

　　苏州图书馆负责人：　“即使漆永祥明天就来苏图，我们仍然欢迎”

　　当事人之一的苏州图书馆孙中旺倒是很方便就联系上了。他告诉记者，目前尚没有人就此事找过他，漆永祥在发表这篇网文时也没有跟他打过招呼，他还是听朋友说起才知道的。“看到这篇网文，我觉得很委屈，我认为尊重是相互的。”对此事，苏图馆长邱冠华也表示古籍部有自己的规定，他信任并赞同专业人员的处理。

　　孙中旺认为，这个事件很简单，是漆永祥把事件复杂化了。问题的关键是，图书馆的制度不允许对孤本进行全部复制和抄录，而漆永祥要求为他破例，希望能全部复制。

　　孙中旺说了他对那篇网文的感觉：“漆老师在网上发表这篇长文很激愤，但目的不明确：如果他是认为我服务态度不好，那么，他应该找到我的上级部门对我投诉；如果他认为是图书馆的制度有问题，那么就应当向上级主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进行投诉。这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漆永祥把这件事情放大了。我认为学者也需要建立一种制度意识，即使不满，最好也要依合法渠道来投诉，不应强调我们应为他破例。”他特别指出，漆永祥因为自身学术研究的需要，希望苏州图书馆方面尽快把此书结项，这个要求也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工作计划，不可能因为某个读者的需要就去出版某书，打乱工作计划。”他这样说。

　　漆永祥在文中提到因为此事时说，苏图已对他高度警惕。但孙中旺矢口否认这种猜测：“我没有答应让他全抄孤本，这与他的态度没有任何关系，而是我们的制度。只要漆老师来苏图看书，我们照样欢迎，按章办事。”他表示，苏图每年读者有150万，每天都有4000多读者，态度千差万别，电话也很多，他们一般不会记得住一个读者的咨询电话，更不会因某个读者打过电话来就不让他看书。

　　孙中旺说，这半年，漆永祥只打过两次电话通过一封信。其实只要漆永祥亲自过来，就会看到，看善本书很方便，还可部分抄录。举个例子，有本《易筋经》，有个工人拿着读者卡，说正在研究，我们也照样给他看。只是，因为没有恒温和恒湿的物质条件，现在苏图对善本的保存条件很有限，所以只能限制复印。

　　“本馆规定所有善本书一律不许复制或全抄。”苏图的这条图书馆条例，是在国家的《图书馆工作条例》下，参照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制定的。《图书馆工作条例》中也说明各馆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管理条例。全国各地都有图书管理办法，各图书馆对善本管理是通行的，对全抄和全录都有限定。馆长邱冠华认为，相比较而言，苏图应该算是图书馆里管理比较宽松的了。“我们规定，复制善本书不允许超过1／3，有的图书馆甚至规定复制不得超过5％、10％。”

　　而这种限制读者借书的制度是否合理？地方文献学硕士出身的孙中旺表示，孤本是文物，也是国有财产，借阅和全部复制孤本，涉及到所有权问题也牵涉到版权问题，需要有国家相关部门的审批，所以，大家对孤本的开发和合作都非常慎重。对于善本书，我们可以部分抄录，但不允许全部复制，否则对善本的版权不能保护了。而馆长邱冠华也告诉记者，古籍的版权范围不仅是内容，还包括版本、包括校注。

　　公共图书馆也是公有财产，没有图书馆不欢迎读者。孙中旺认为，书籍的所有权归属国家，使用权属于图书馆。目前公用图书馆对善本书的保护和开发还有矛盾，开发应在保护的条件下进行。目前因恒温恒湿等物质条件还不具备，只好减少开发。孤本是文物，如果不好好保护，破坏了就没有了。邱冠华表示，不能说“国家的财产属于老百姓，我是老百姓，我就拥有这部书的版权。同样，不能因为图书馆是公共服务部门，就要无条件满足每一个人的要求。这与博物馆很相似。博物馆的文物不能摸，不可能因为你是纳税人就可以提要求，有时满足个人就可能破坏其他人的利益，服务机构只能满足大多数人。”

　　漆文中质疑为何苏图能“为《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等大型古籍整理工程提供了百余部底本”，而不对一个学者给予方便？对此，邱冠华解释说：“现在，中国文化部正在实施一项善本再造工程，我们也在配合。出版社来联系我们，必须要有文化部的正式公函，我们才能把书调出来。这是一项全国的文化工程，有一百多个图书馆都在配合，不单是我们。这些善本通过影印等方法再造后，原本就不再出库了。”

　　“可惜，现在新的法律法规还未出来，我们也希望能出版一部全国通用的《图书馆法》，那我们就有了直接的依据工作了。”孙中旺这样说。

　　在这次“苏图事件”的网络传播的过程中，苏图始终是缺席的。苏图方面表示：学术批评网没有经过核实就把文章给发表出来了，这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不反击，是因为自己没有做错，不需要澄清，更不需要对骂。

　　原文摘登

　　究竟是“图书馆”还是“藏书馆”？

　　——发生在苏州图书馆古籍部的故事

　　图书馆，按今人的解释，就是搜集、整理、收藏各种图书、期刊资料和音像制品，供读者阅览的机构。然而在我们国内的一些图书馆，却仍然未摆脱古代一些私家藏书楼的恶习，把馆藏品尤其是善本古籍当成一己之私物，严锁深藏，设置障碍，使读者难以得一阅，成为真正的“藏书馆”。笔者半年来在苏州图书馆古籍部的遭遇，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

　　苏州图书馆是国立的公共图书馆，他们没有任何权力拒绝我前往抄书。抄书是中国书籍传播史上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有许多经典都是通过传钞留下来的。在过去，书商手头有了好书，学者无力购置，但可以借观然后抄录，甚至在上面题跋。清修《四库全书》完成后，乾隆帝命钞成数份，分藏各地，尤其是照顾到南方江浙一带为文人汇集之地，特命分藏江南之书，寒畯士子们可以到馆中钞阅(因为那时没有复制技术)。这些古往今来的书林故事，孙中旺先生们并不是不知，但其做法竟不如古时一介书商。孙先生们自己可以“坐拥书城”而任情翻阅这些善本，却严拒读者复制与抄录，岂不怪哉！即便有所谓的“规定”，我们认为那只能是真正的“霸王条款”！

　　……

　　在美国的图书馆，中文古籍是可以随手在架上任读者抽阅的，如果他们馆中没有，馆方会花钱通过馆际互借的方式借到你想看的书，他们认为读者想看而本馆没有，这才是有失“本馆尊严”。我在日本的皇家图书馆宫内厅书陵部、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韩国汉城学大学奎章阁、新加坡国立图书馆、宝岛台湾的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文哲所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等大馆中，也随手翻翻过，甚至在某些馆中复制或抄录过这些馆藏的善本古籍，其中不乏宋元珍籍，工作人员总是很快找到你想要的书，然后微笑着轻轻的离去，当你提出复制某一部分时，也总是很快地得到你想要的复制件，也不用付很高的复制费。在这些图书馆中，我的确感受到了我作为读者的尊严。

　　……

　　我想在国内，凡是与古籍收藏单位打过交道的人，都或多或少地遇到过像苏州图书馆古籍部这样的藏书单位。无论你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还是稚气未脱的小青年，无论你是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