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中华上下五千年，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哪

说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哪，首先我们来说说什么叫文化，中国文化这个词最早出现的中国古籍是刘向作品中，刘向的《说苑》中这样写道：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文化这个词在我们现在是一个名词，但是文化在古代它是动词，文化的化主要强调的是潜移默化，因为华夏文化水平高所以慢慢的潜移默化向外影响，我们的先者认为，文化的力量可以“怀柔远仁，能够征服蛮荒”。所以古代的文化是指文化对人们思想文化教育的形成，也就是教化。

国学，外国人称之为汉学，狭义的讲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题的中华传统文化和学术，器学科主要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儒学，伦理学等等，说到思想文化，最出名的就是先秦的诸子，老子，孔子等等，儒道佛三家，先秦时期的文化成就可以说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一直被继承发扬，从未被超越。，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古诗词，大家都知道古文是现代汉语的根基，而诗词则是古文中重要的表现形式，很多堪称大师的学者，作家都对古文诗词推崇有加，，而他们的文学功底也能从诗词作品的体现出来。著名的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就非常喜欢在小说中运用古代诗词。 

我们在生活中学习中都可以看到，在人文教育在语文教育中古代诗词占据了非常重要的比重，就是因为它是中华民族最优美的语言。我们打小就开始学古诗词，大家应该都知道古诗词里对中国文字的考究程度是非常严格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应该有义务让它美让它考究。现今的我们恰恰应该大力去加强对古典文化的教育。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古老的文明也慢慢被大家淡忘，使得我们的文明和历史被遗忘，不过也理解，毕竟记录我们文明和历史的古籍数量太多了，高达20万部，也正是因为它的体量大，所以在我们使用起来的时候也是非常不便，当大家需要阅读的时候也是没有统一的途径，所以自然使得古典知识的传承受到了威胁，那么对于这些知识文明我们到底该如何进行传承呢？个人觉得可以讲这些知识点进行数字化、电子化，并建立对应的古典知识库，这样大家随时随地通过网络平台，就可以对这些知识进行阅读以及使用了，不但很好的保存了这些内容，也更加有利于传承。现在是网络信息时代，我们就要充分利用它的便捷性，来解决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需求，这样他的价值才能最大化，下面大家一起来简单的了解下，网络所带来的改变。

首先是生活更加便捷，现在因为网络化的普及，网路上有了很多便民门户网站，很多事情，我们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办理，比如购物、比如观影、比如娱乐、比如办理相关事件，只需简单的一个电脑或者是一个手机，我们就能足不出户轻松搞定了，非常的方便、快捷。

其次是可以更好地分享，网络的另一功能就是全方位的传播，通过网络，可以把很多新闻很多内容进行快速的分享和传播，这样就能让更多的人，更快速的吸收和了解对应的内容，影响非常的大，范围也是非常的广。

当然凡事都是有利和有弊的，自然网络也不例外，关键还是需要看我们如何正确的对待，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正确利用网络。

神话是人类以幻想的方式 ,按照一定的心理、愿望对所接触的各种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人类自身所作的最初的想象和描摹 ,是人类对这些现象所作的经过艺术加工的解释。

有史以前的口头文学 ,由于没有文字记载 ,流传下来的不多 ,但其中神话部分却是相当的丰富。

中国古代神话内容极为丰富,但流传下来的古代神话数量不多,篇幅较短,呈现出零散且非系统的特色,也没有专门记载神话的古籍,而古希腊神话自成体系,数量众多,篇幅较长,内容丰富,并且高度地完整、系统,对欧洲文学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对两族神话文本差异成因的探讨,一直吸引着不少中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解读也仁者见仁本文侧重就中国原始神话之所以具有片断化、零散化的特征原因进行探讨 神话是远古人民表现对自然及文化现象的理解与想象的故事。

它是人类早期的不自觉的艺术创作。

早在公元前的先秦古籍中，如《山海经》、《左传》、《国语》、《楚辞》《吕氏春秋》等，中国著名的古典神话已得到记载。

汉代及三国的《淮南子》、《史记》、《汉书》、《吴越春秋》、《三五历纪》等，以及魏晋六朝的《搜神记》、《述异记》等书中也有许多古典神话的纪录。

神话是对中国各种文学创作较早发生影响的一种体裁，其题材内容和各种神话人物对历代文学创作及各民族史诗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它丰富的想象和对自然物形象化的方法对后世作家的艺术虚构及浪漫创作方法的形成都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它的口头叙事形式也成为叙事文学体裁如小说等的先河。

不少神话直接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创作题材。

其中不少著名神话，还成为人们经常授引的典故。

神话伪美宇价值、历史价值与认识作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了解人类童年生活和。

理的钥匙。

它对研究古代社会婚姻、家庭制度、原始宗教、风俗习惯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神话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中国大百科全书》。

丰富多彩，斑驳灿烂，奠定了我国两千几百年文学发展的坚实基础。

先秦文学的主要内容包括上古歌谣和神话、《诗经》、先秦散文以及楚辞。

上古歌谣是一种口头文学，不可能全部保存下来，现在只是在一些古代典籍中还能看到零星记载。

上古歌谣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文学样式，是我们的祖先在进行生产劳动时歌唱的口头丈学。

它作为中国古代诗歌和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源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类的各种劳动和生活，为我国后代的文学创作奠定了现实主义的基础，并以无比灿烂的光芒照耀着我国的文学史。

神话是远古时代的人民，对其所接触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幻想出来的具有艺术意味的解释和描述的集体口头创作。

它是通过幼稚的幻想故事，把自然力和古代英雄神化，表现远古时代人民的斗争精神和可贵的探索精神的一种原始时代的文学形式。

中国神话大多保存在《山海经》、《淮南子》、《楚辞》、《左传》、《列子》、等古籍中，在所有的古代文献中，以《山海经》最有神话学价值，是我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

这些神话按题材大致可分为：创世神话、始祖神话、洪水神话、战争神话、发明创造神话等，其中著名的有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黄帝擒蚩尤、大禹治水、后羿射日、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等。

神话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神话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对后世作家有积极影响，为后世作家提供了丰富的文学题材和艺术形象，它的乐观主义，英雄主义对后世作家的浪漫主义创作起了积极作用。

文字产生以后，中国文学才脱离了传说时期。

甲骨文字和部分青铜器上的铭文，是现在所知最古的文字。

甲骨文和金文的产生为口耳相传的文学发展成为书面文学提供了条件，标志着中国书面文学的萌芽。

上古歌谣导引出中国诗歌的最早源头，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产生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

《诗经》共分风、雅、颂三大类：“风”有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篇，大都是国土之音；“雅”是“正”的意思，分大雅七十四篇，小雅三十一篇，共一百零五篇，主要是朝廷之音；“颂”分周颂、鲁颂、商颂，共四十篇，是宗庙之音。

《诗经》灵活运用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

《诗经》中的篇章大都是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反映了西周至春秋中叶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及人民的思想感情，奠定了我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的基础。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先秦散文分为叙事散文与说理散文两个部分。

先秦叙事散文是史官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渐进产生并成熟起来的。

先秦叙事散文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尚书》和《春秋》为代表。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具有奠基的意义。

孔子编著的《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是编年体史书之祖，其体例和“笔法”对后世散文都产生了经典式的影响。

第二阶段以《左传》和《国语》为代表。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也是先秦历史散文中思想性和艺术性最为突出的著作。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是由各国的史料汇集而成。

第三阶段以《战国策》为代表。

《战国策》也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叙的是战国时期谋臣策士们的言行。

先秦叙事散文的出现，标志着叙事文的成熟，开启了中国文学史上叙事文学的传统。

先秦说理散文是在先秦理性精神觉醒的背景下和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形成并繁荣起来的。

先秦说理散文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春秋战国之交：以《论语》、《墨子》、《老子》为代表。

《论语》以语录体的形式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早期儒家的思想和活动。

《墨子》是一部墨子及其后学的著作的汇编，反映的是墨家学派所代表的小生产者的思想。

其艺术特点是文质意显，富于逻辑性。

《老子》基本上是道家创始人老子的著作，它以玄深的哲理思辩和精妙的诗一般的语言相结合，显示着独特的艺术风格。

战国中期：以《孟子》、《庄子》为代表。

《孟子》孟子及其弟子的著作，反映了战国中期儒家思想的面貌。

《孟子》的散文体现着语录体向专题性论文的过渡，其突出的文学成就在于高超的论辩艺术。

《庄子》是庄周及其后学的著作，亦是道家的又一部经典。

其文章以独特的艺术造诣绝响于先秦诸子之中，奇妙的构思、汪洋恣肆的语言、浪漫的风格，都体现了在诸子散文中的独特地位和辉煌的文学成就。

战国末期：以《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为代表。

《荀子》一书多为荀子自作，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是儒学的进一步发展。

其文章多为结构严谨、论说周详的专题性论文，标志着先秦说理散文进入了完全成熟的阶段。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文章峭拔锋锐、质朴无华，体现着法家文章的基本特色。

《吕氏春秋》是吕不韦集门客的集体创作，体制宏大、内容博杂、兼收并蓄是先秦学术思想的一次大规模的总结，也具有较强的文学性。

先秦说理散文以其思想的深邃，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的重要源泉。

战国时期出现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楚辞”是指以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诗赋。

《楚辞》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

南方楚国文化特殊的美学特质，以及屈原不同寻常的政治经历和卓异的个性品质，造就了光辉灿烂的楚辞文学，并使屈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

楚辞在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价值：

女不仅在生产上起主要作用，而且成为原始聚落中胞族的轴心。

她们常常被说成是人类及万物的创造者。

父系氏族社会建立之后，原始艺术中又出现了男性神话人物形象，而在许多神话人物之间，也便相应地出现了辈分和谱系。

氏族间的聚居和合并出现了部落或部族。

部落、部族及联合部族的出现，带来了部落或部族间的争战，构成了反映不同部落或部族间关系神话的产生基础。

家长奴隶制、部族军事民主制及部落间的争战，为古代神话及英雄史诗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和艺术想象的土壤。

中国神话中的共工与蚩尤之战，黄帝与蚩尤之战，以及黄帝集团与炎帝集团间争战的神话，大都具有这种性质。

其表现则是借助人类早期的幼稚的想象和对自然与社会现象的理解。

构成幻想的情节，并被认为是曾经发生过的真实的存在。

神话中充满了神奇的幻想，它把远古人民的认识和世界万物的生长变化都蒙上了一层奇异的色彩。

神话中的人物形象，大多具有超人的力量，是根据原始人的自身形象、生产状况和对自然力的理解与提高自身能力的要求而想象出来的。

从一些神话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处于狩猎经济的部落所创造的神话人物，大多与狩猎有关；处于原始农耕时期的部落，其神话人物大多与农业有关。

当时的人以弓箭刀斧为武器，神话中的人物也就成为创造和使用这些工具武装起来的能手。

神话中的主人公（神）尽管常常是人间奇迹的创造者，但他们也常常遇到挫折和厄运。

它反映了神话幻想的现实制约性。

原始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特有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原始人对自然和社会的一种认识形式。

它反映了人类早期的思维活动。

处于蒙昧时代的远古人民，其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不能超越其生产力低下的状况和对自然抗争的无力状态。

因而在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观察中，便多是直观、猜测和臆想。

在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类智力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原始神话一般不再产生。

但由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文化知识程度的不平衡，在一些实践上还不能有效地控制自然，和在认识上不能科学地解释世界起源和自然现象变化等的地区和民族，神话性的幻想仍不可避免，或不能完全避免。

但这些作品与原始神话是有着一定的区别的。

神话中有远古人民种种幼稚的思索和追求，多方面地反映了原始人的宇宙观。

其中往往寓含着原始科学、原始哲学、原始宗教的因素。

相信有超自然的主宰，相信万物有灵，相信灵魂和神灵的存在等种种原始观念和意识，以及图腾崇拜、巫术信仰、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组成远古人民世界观的因素。

在神话中，一切自然现象乃至某些社会存在都被看成是有生命的，都被赋予人的特点和超自然的能力。

神话中的奇禽奇兽、怪神怪物以及氏族神、部落神、雷神、雨神等夸张与想象的形态，都不能和这些观念分开。

神话中对于人和动物、人和自然、自然与自然之间的某些因果联系的认识与想象，是作为处于神话时代的人们意识形态的种种表现而存在下来的。

中华民族的文学，是以汉民族文学为主干部分的各民族文学的共同体。

中国文学有数千年悠久历史，以特殊的内容、形式和风格构成了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审美理想，有自己的起支配作用的思想文化传统和理论批判体系。

诗歌是中国文学中产生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紧接着兴起的一种新的诗体为楚辞，《诗经》中的国风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两个典范。

以创作方法而言，国风和《离骚》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

汉魏六朝，出现了新诗体 —— 乐府，强烈的现实感，是乐府的重要标志。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与诗词并列为文学正宗的是散文。

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记叙文和议论文的集子是《尚书》。

而小说常被当作街谈巷议之言；戏曲被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作品。

因此，小说和戏曲起步较晚，直至元、明、清才迅速发展起来。

中国古代文学虽然在不断发展着，但却表现出异常稳定和凝固化的特点。

因为中国文学大部分在封建社会的小生产土壤中产生，几乎一直在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中，在重视文化思想、并对之严格控制的情况下发展。

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凝重稳健的性格。

五、中国古代神话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神话源远流长，它不仅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也为中国文学史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神话在人民口头创作史上，甚至是在文学创作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神话是对中国各种文学创作较早发生影响的一种体裁。

它的题材内容和各种神话人物对历代文学创作及各民族史诗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它丰富的想象和对自然事物形象化的方法，对后世作家的艺术虚构及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都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中国古代神话的口头叙事形式也成为叙事文学体裁,如小说等的先河，不少神话直接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创作题材。

其中有些著名神话，还成为人们经常援引的典故，如“盘古开天地”。

神话的美学价值、历史价值与认识作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了解人类童年生活和心理的钥匙。

它对研究古代社会婚姻、家庭制度、原始宗教、风俗习惯等，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神话在中国古代即受到一些先哲、史家、学者的注意。

他们不仅在著述中加以记述和援引，而且还对神话提出过一些片断的见解、解释和说明。

但更多的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排除其虚幻想象的成分，企图从中寻找历史的根据。

在文学中，我们能看到神话精神的延续、光大。

神话对文学的影响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 一是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表现手法、欣赏效果等。

神话除了被后人直接载录之外，还为各类文学作品提供素材。

如《逍遥游》之鲲鹏变化，《应帝王》之“凿破混沌”，这两则神话为全文抹上了变幻奇诡的浪漫色彩。

至于曹植采用洛水女神宓妃的形象，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洛神赋》，更是利用神话素材进行的一次成功的创作。

用神话入诗的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比比皆是，如《诗经，大雅，生民》描述了后稷的种种神迹，楚辞《离骚》中各种神灵纷至沓来。

此后的诗人，尤其是浪漫主义诗人常常以神话入诗，如李商隐《瑶池》诗云：“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

”就是对神话意象的妙用。

小说、戏曲采用神话作素材的也很多，它主要是借助于神话的奇特的想象，利用神话形象或神话情节进行再创作。

如唐代李朝威的小说《柳毅》，创造了一个优美的爱情神话。

明清神魔小说对神话的采用和重塑，达到了此类文学的最高点，其代表作为《西游记》，从孙悟空身上，我们不难看到“石中生人”的夏启、“铜头铁额”的蚩尤、“与帝争位”的刑天以及淮涡水怪无支祁的影响。

此外，如《聊斋志异》、《镜花缘》、《封神演义》、《红楼梦》中也有不少发人深省的神话情节。

可以说，古代神话作为素材，遍布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每一个角落，它经文学家的发掘、改造，在新的作品中重新散发出光芒，使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神话作为原始先民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先民对自身和外界的思考和感受，包孕着浓郁的情感因素。

这些神话意象在历史中固定下来，通过文化积淀，在一代代人的心底流淌，并总是不失时机地通过各种形式，在后代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

也就是说，神话对于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文学家的素材，更为重要的是，那些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神话原型的作品，都可以把作者或读者领入先民曾经有过的那种深厚的情感体验之中，从而缓释现实的压力，超越平凡的世俗。

神话作为原型的意义要比它作为素材的意义更为重要。

当屈原在现实世界中屡遭打击而悲苦无依的时候，他就毅然地转向古老的神话：龙凤结驷，巡游天界，四方求女。

是神话世界巨大的力量，使他从现实世界中超越出来，支持他的人格，抚慰他心灵的创伤。

同时，由《离骚》所抽象概括的某些意象，由于它深沉的神话背景和屈原创造性的提炼，而成为一种稳固的神话原型，在中国文学史上，在一代代作家的笔下传递。

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则不仅是将神话看作素材，而是当成全部的精神寄托，是对这个不公平的世界的厌弃和对神话感情、神话世界的皈依。

正如荣格所说的那样，“一个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是在同时用千万个人的声音说话。

他把我们个人的命运转变为人类的命运，他在我们身上唤醒所有那些仁慈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保证了人类能够随时摆脱危难，度过漫漫的长夜。

”可以说，屈原、蒲松龄等作品都体现了神话原型的精髓和力量。

综上所述，中国神话在构造上和基本意识上的特性，成为决定中国文学的构造和风格的最根本要素。

中国神话在中国广大人民口头创作史上和文学创作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

它一方面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另一方面通过丰富的想象和对自然事物形象化的方法，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表现手法、欣赏效果等。

所以也可以说，中国文学起源于中国神话，而神话来源于劳动生产，并且在中国神话的影响下，中国文学进行了升华。

使中国文学以优秀的历史、多样的形式、丰富的作品、独特的风格、鲜明的个性、诱人的魅力创造出独具中国特色的灿烂、伟大的篇章，并成为世界历史上最悠久的文学之一，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是孔子对古文化所持态度之一。什么意思呢？孔子说：“阐逋而不创作，相信并喜爱古代文化，我私下里把自己比作老彭。”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只是自谦的说法。孔子并非真的述而不作，比如以“仁”解“礼”就是孔子的创作。他这么说，只是表现出了自己对于传统文化及历史经验的重视，这也是他做学问的态度。

孔子一生致力于古籍的整理，接触到博大深邃的古代理论。他从中汲取到了前人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并对他们的智慧作出了全面总结。不仅如此，在向先贤们学习的时候，他还产生了许多新的感悟，提出了许多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在传播和阐述古代典籍的的过程中，他将自己的新思想完美地融入其中。实际上，孔子并非“述而不作”，而是“述而又作”，开创了具有崭新思想内涵的儒家理论。

很多人认为孔子多方面地维护传统，是保守派，这种看法是极不客观的。因为重视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我国古时的文化源远流长，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不管是政治学说，还是社会理论，乃至人生哲学都不乏深刻的洞见。这是先贤们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宝库。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延续的过程，文化传统无法割裂。即便是面临新问题，也需要历史的经验；即便是创新，也要以传统为基础。离开传统文化和历史经验谈创新，无异于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有尊重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才能继往开来。孔子曾在《八佾》篇中就曾说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礼汲取了夏礼和殷礼的长处，并在夏礼和殷礼的基础上经过演化和发展，而变得更为完善。这就是从历史中汲取的经验，孔子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反复强调传统的重要性。

关于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孔子给我们提出了两点建议：首先，要珍惜并乐于学习，这是学习的态度问题。学问之道，关键就在于是否愿意虚心受教。其次，则对所学应当有着发自内心的喜爱，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信而好古”。一个人只有真心喜欢先人的智慧，才能领略到先贤之学的精妙。而且，古人的智慧之所以能够长久流传下来，就足以证明这种智慧是真正的精华。

说这么多其实总结为四个字司命维新。

我们知道，万事万物都是处于阴阳运动之中，不断地发生各种变化，而变化未必是好的，也未必是坏的。对于旧的事物，有些是人民幸福生活的根基，是应该坚决维护的。而新的事物，也有很多是破坏的黑暗的东西，必须坚决抵制。坚决维护一切旧事物和坚决反对一切旧事物，都是极端的愚昧和野蛮的思维。孔子也是继承最为深邃的中庸思想，继承了古代优秀的文化，又开创了优秀的新文化。具体如下：

孔子收集整理了历代圣贤的著作而编撰了《诗》《书》《礼》《易》《乐》，宣称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这是孔子守旧的一面。

孔子推翻之前世袭制度，提出“学而优则仕”的文官制度，开启了平民教育的先河，使平民获得了知识并可以担任国家领导者的新体制，使整个世界进入新的文明时代。孔子编撰了《春秋》并广泛传播，打破了史书只能贵族观看的旧例，开启了人民舆论监督的新时代。

对我们教师治学有什么启发意义呢？

（一）学、思、行结合

孔子教导弟子在学习过程中要做到学、思、行结合，孔子认为学是求知的手段，“学而知之”是孔子教学的主导思想，而获取了知识之后，就要思考。在《论语》中，孔子用“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来论述学与思的关系，说明要想有效学习，就要学思结合。此外，孔子还强调要“学以致用”，说明学习是收获知识的一种手段，行才是真正掌握知识的目的。因此，正确的学习和教学过程，就是要做到学而思而行。对于当代教育而言，我们正需要这样扎实的学习及教学过程。学生学习仅是表面上的对知识的汲取，还要进一步思考，联系与之相关的知识，织成知识网，通过适当的考核和复习来确定真正掌握了知识技能。对于教师而言，要培养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就要为学生布置新颖，而不是不加思考就可以完成的抄写作业，同时也要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活动，在活动中考察学生对医学知识的运用程度。这样的学习法和教学法可以提高学生掌握知识的扎实程度。

（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一生热爱教育事业，他认为教师应该首先具备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职业素养。学而不厌是指教师应该掌握广博的知识，博学多识，并在自己教授的领域里充实自己，不断学习，热爱学习的精神。诲人不倦是指教师热爱教育事业，对学生有高度的热情和责任感，全心全意投入到教育事业中而不知疲倦的精神。孔子终生好学乐学，从30岁左右开始办学直至晚年仍在传授知识，一生热爱教育事业，投身教育事业，他的教育精神令人敬佩不已。孔子作为教师的楷模，他对教师职业素养的要求至今也没有改变，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成为当代教师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

（三）师爱生敬，教学相长

孔子认为，教师应该爱护学生，学生也应该尊敬老师，要保持师爱生敬的融洽的师生关系，并且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仅是教学生，也可以向学生学习，不耻下问，相互切磋，教学相长。孔子非常关心弟子的健康，同时他的弟子也十分尊敬他，在教学时，孔子经常从弟子的思想言论中受到启发。孔子的师爱生敬，教学相长的教师素质观对两千多年后的当代教师职业素质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提倡师生间关系平等，互相尊敬，互相关心，在教学过程中，各科教师向学生传授相应学科的知识，也可以从学生中学习到其他学科的知识，做到师生间相互学习，在生活中，教师与学生互相帮助，师生携手共创良好的学习与生活环境。

（四）学习的重要性。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一个人如果一生浑浑噩噩，糊里糊涂，与真理无缘，那就等于白活了；如果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一朝得道，死而无憾！“我思故我在”（笛卡儿语），一个人停止了学习思考，停止了对真理的叩问追求，便是行尸走肉，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现代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人生的价值在于闻道求真，学以致道胜于生命。

古今中外，英雄所见略同。孔子还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他在这里强调“知”，强调懂得，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仁人君子要学习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要知安身立命，要知礼明法，要知人论世，要懂得天道、人道、世道，正确分析和把握自然规律、天下大势、世道人心，这样才能成为人格完美、胸有大志、知命乐天，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君子级人物。要能如此，必须重视学习。

孔子谆谆教导我们：学习重要啊，你比人家差，不是你天生猪脑子，而是你后天所受教育和努力程度不如人家呀！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你也许会反驳说：现代科学研究证明，人脑是有差异的呀！孔子回答说：对呀，人的品性智慧是要分个三六九等的呀！生下来就知道的是上等，学了以后才知道的次一等，遇到困难才去学的再次一等，遇到困难还不学习的就是下等了。接着他又说：我不是生来就懂得知识的人，我是喜爱古代文化，努力探求得来的（“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最后，孔子拿他自己的学习修为经历来开导我们：我十五岁下决心学习，三十岁建立起自我，四十岁不再迷惑，五十岁认同自己的命运，六十岁自然地容受各种批评，七十岁心里想做什么便做什么却不违反励志规矩（“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是一个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人，他对自己的评价一般都很低调，但他对自己好学乐知的精神和行为，却奖掖有加，充满自信。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当叶公问子路孔子是什么样的人时，子路因为这个问题很有难度而没有回答。孔子说：“你为什么不说，他这个人，用起功来便忘记吃饭，经常快乐而忘记忧愁，不知道自己快老了，如此等等。”

（五）学习的紧迫性。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江水昼夜流逝着，生命昼夜流逝着，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感概，所以孔子的这句话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成为千古名言。正是这句充满强烈生命意识、包含人生哲理的名言，启发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珍惜时光、珍惜生命、奋发有为。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发愤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头方悔读书迟。”“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些警策的诗句，大概都源于孔子这句名言吧。生命有涯，学海无边，事业无限，仁人君子不可懈怠！孔子以身作则，惜时如金，求知若渴，废寝忘食，乐此不疲。他说：“学习就像追不上别人一样着急，学了之后还唯恐忘掉了它”（“学如不及，犹恐失之。”）；他说：“假我时日，五年十年来沉潜于易经之中，方可没有大的失误吧”﹙“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他还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矣”。

老师言传身教，弟子切实遵循。孔子的学生子夏说：“每天都能懂得以前不懂得的知识，每月都能不忘掉已经学会的东西，这就可以说是好学的了”；“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千百年来，流传着许多雪窗萤火、悬梁刺股、发愤苦读的佳话，不管他们的学习目的如何，但其态度与精神诚可敬佩。

2012年，过云楼藏古籍善本一百七十九种，以216亿元的价格成交，创下了古籍类藏品的成交纪录，这或许令很多藏友记忆犹新。近年，古籍类藏品以稳健的价格表现，丰厚的历史价值，深厚的学术底蕴，逐渐吸引着藏家的眼球。时至今日，这个项目已经不容小觑，很多大型拍行纷纷开设古籍专场。古籍收藏成为市场中的一颗明星。古籍收藏，历来是收藏界中品味较高的一个项目。不仅需要藏家具有欣赏、鉴别的能力，更需要藏家具备一定的学术修养。历来大学问家大多嗜好收藏古籍。为了探寻古籍类藏品的魅力，记者走进中国书店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拜访了资深古籍鉴定专家窦水勇老师。在业内，人们都称他“窦师傅”。访谈之中，故纸墨香扑鼻而来。古籍收藏，投资正当时古籍收藏自古就是文人雅好，而古籍类藏品的交易量和交易额在艺术品市场中异军突起还是十几年前的事。

在中国古钱币的制造及鉴赏过程中，文化意蕴与艺术价值都在铸币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无论是钱币的形制，还是币面上的纹饰图像、文字内容都被用来表达儒道思想的深刻内涵，包涵着传统宗教信仰、礼教观念的内蕴，寄托着古代人民崇尚自然的理念和美好的生活愿望。清代学者翁树培将古币的美学鉴赏分为字、形、色、质、声五类，由此可见古钱币自身的材质、书法、造型、纹饰以及隐藏着于钱币载体之中的文化内涵，一并带给人们愉悦的审美体验与精神感受。钱币的制造动机并不仅仅是装饰和艺术欣赏，但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古币以其独特的实体形态与社会思想和审美观念相融合，钱币除具备其实体的货币功能之外又承担着作为历史文化载体的职责，这一身份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