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古籍的通俗化解读对于文化传承利大于弊:

1、利于更好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2、通俗易懂，容易学习。

3、通过通俗易懂的文字可以更好地感化国人，增强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以书房命名的古代文化典籍是《聊斋志异》。《聊斋志异》，又叫《鬼狐传》、《聊斋》，是清代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是蒲松龄的书房名字，全书共有短篇小说近500篇，其中比较多的是爱情主题的作品。

以书房命名的还有《陋室铭》、《项脊轩志》等，其中陋室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书房名字，项脊轩是明代文学家归有光的书房名字。

《项脊轩志》是一篇回忆性记事散文，作者借一轩以记三代之遗迹，睹物怀人，真切再现了祖母、母亲、妻子的音容笑貌，表达了作者对于三位已故亲人的深沉怀念。

聊斋里面的爱情故事有《莲香》、《小谢》、《连城》、《宦娘》、《鸦头》等。

我觉得能代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精髓的典籍是孔孟之道、老庄之道！说实话，我不觉得中国文化有那么单一，要让人张口闭口就谈孔孟老庄之流。我也不觉得中国文化有那么矫情，让人以为吟诗弄赋就算是核心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应该是更加博大精深一点儿的，更加实用，更加稳重一点儿的。

1、道德修身：孔子（前551-前479）的思想大体以伦理道德为先，强调在修身养性的基础上，完善人格，建立一个等级分明，各阶层和谐共处的社会。孔子极力阐扬的伦理道德包括仁、义、礼、智、信，修成这些道德的主要资源是传统典籍：《诗》、《书》、《礼》、《乐》等。通过学习典籍，努力践行，从身边的小仁小义做起，方可实现君子、仁人、圣人等高贵人格。

一个志为君子的人需要修成的最高道德标准是“仁”，这个概念在《论语》出现次数很多，也往往被孔子说成是极难，甚至只有尧、舜、禹等圣人才能达到，其他人包括他自己以及最看重的弟子颜回都很难称得上是十足的仁人君子。虽然“仁”如此重要，但孔子并没有给它下一清晰的定义，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与西方古代思想家之间的重要区别之一。所谓“义”者，宜也。事之宜与不宜，受三个要素的影响：时、地和人。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君子义以为上”，意思是要以“义”来衡量君子的行为举止。换而言之，君子的修身行政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不可死守条例。从“义”的解释可以看出，孔子不想人被道德捆住了手脚。

在孔子的体系中，“智”大致包括知识、智慧这两个范畴。与“仁”者相比，“智者”的层次要低一等。因此，智者未必是仁者，但仁者必定是智者。其它还有“忠”、“恕”等，但不及“仁”、“义”、“礼”、“智”、“信”五者重要。“忠”有两层含义，一是忠于己心，二是待人忠诚，不欺不诳。“恕”即是以己心度人心。

2、君子和圣人：在春秋时代或更早一点，“君子”是指贵族，带有等级色彩。但在《论语》中，这个词的意思似乎正处在由旧到新的过渡阶段，有时指贵族，有时指一种完美的人格。

就性质而言，“圣人”与“君子”有明显不同，孔子虽然没有明说，但意思很明白，那就是“圣人”似乎只有远古的仁人君子可以配得上，春秋时代是没有圣人的。一般来说，“圣人”比“君子”更高不可攀，圣人显得更清高，更曲高和寡。

传说孟子是孔子孙子子思（孔伋，公元前483-前402年）的学生，但目前还有争议。关于孟子有两个著名的传说，一是孟母三迁，二是孟子出妻。孟子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孟子》一书中，这本书现有7卷，是孟子晚年编撰的。也有人认为是孟子的弟子编撰的，孟子没有亲自动手。《孟子》思想对后世影响最深者有两点，一是性善说，二是仁政。其它的思想其实都是从这两点演绎出来的。

1、性善说：对人性的探讨是一切哲学思想的根基之一，从《论语》看，孔子没有在人性方面做深入探讨，但在他去世之后，孔门弟子及早期儒家中有一种倾向，即是探究人性。孟子的性善说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和政治影响深远。由于有性善说，所以中国古代相信人性是可靠的，相信政治制度、国家之兴衰都建立在统治者的道德之上。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传统政治看重“选择什么样的人来治理国家”，而不是“如何约束统治者的权力”。这样的思维表现出来就是“清官情结”、贪腐无可根治、国家制度叠床架屋而无根本突破。

2、仁政：建立在性善说之上的政治学说就是“仁政”。以“仁政”为基点，孟子的政治学说中还有民贵君轻等思想。由于相信人性本有“仁义礼智”，所以要造成民治国盛的局面，首先就是要将这四种善的道德“扩而充之”，即是加强道德修养。中国社会现在还在讲“以德治国”，加强师德、思想政治教育等，这与传统都是有密切关系的。

孟子的“仁政”说也有其积极的意义，如中国传统社会和政治都注重“均贫富”，在贫富分化严重时，会想办法去避免社会走向分裂。当然，这只是思想意识上的反映，不是现实的写照。从“性善说”、“仁政”看，孟子的思想有个明显的倾向：走向心性内部，关照人之心性问题。到战国晚期，这种思想被荀子讽刺，认为没有学到孔子思想的精髓。但在历史上，孟子的思想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

老庄之道与儒家思想相反，是出世的，因此，在中国社会，它往往成为知识分子在现实中受挫之后，自我疗伤的常用药。

1、神秘的老子：老子是谁？这是至今纷扰难定的问题。和这个名字产生纠缠的名字有李聃、老聃、李耳、老莱子等。早在汉代，人们已经不清楚“老子”到底指谁。在思想方面，老子最显着的特点是“无为”，这是一种带点消极气质的思想，与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舍己入世是完全不同的。传统说法以为老子是孔子的学生，这未必可信，但从两人思想一为积极入世，一为消极出世的对比看，两人生活的时代应该比较接近。两人面对着一个同样的局面，但想出的应对方式是不同的。孔子想着去改善，去调和；老子想着去逃避，去批判，从心理上消解混乱之旧世界对人心的扰乱。

2、宗教经典《道德经》：传说是老子作的《老子》至少有四五个不同的书名，另外一个常为人称道的名字就是《道德经》，被后世的道教尊为自家的经典。其它的书名还有《道德真经》、《老子五千文》、《五千言》。

现在的研究表明，《老子》一书的思想就来源说非常复杂，这一点是《论语》无法比的。但不管《老子》一书有如何复杂，其核心思想还是非常清晰的。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古籍在传承中华文明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古籍是用来记录中华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也是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古籍上面记载了很多古代的文学知识，对于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增强我们国家的软实力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现在我们的国家也非常注重对古籍的保护以及传承和发展，也开始重视对古籍的修复。古籍虽然离我们现在的生活好像已经很久远了，但是古籍文化必须要传承下去，也一定要加强公众和古籍之间的关系。要想让古籍很好的传承下去，就一定要注重中小学的教育，虽然近几年国画书法等也相继的进入了中小学的课本课堂里，但是也一定要让古籍进入中小学的课堂里。一定要让下一代知道古籍是多么伟大的一个文化载体。

要知道古籍是一个非常能体现我们华夏文明的载体，一定要加强青少年的古籍基础教育，多培养青少年们对古籍的兴趣，最好是通过去学习等方法来让青少年了解古籍的历史以及发展。古籍中记载有很多知识，比如我们中国人对宇宙自然的一些看法，对世界的看法等等。如果想要真正的了解中国人，那么古籍就是非常好的渠道之一。不光是中国人，可以通过古籍了解中国，对于一些外国人来说也是了解中国的一个非常好的渠道。

古籍不能够仅仅只在学者之间了解起来，而是要让更多的老百姓认识到古籍的重要性。古籍从很多方面能够串起中华5千年的文明，这就是古籍本身的魅力，以及我们之所以坚持要传承古籍的原因。我们不光要保护古籍，而且一定要让古籍传承下去。

词目 三坟五典

发音 sān fén wǔ diǎn

释义 相传为我国最早的古籍。

出处 《左传·昭公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三坟五典几人知 继承中华文明，要从源头抓起

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要从一点一滴做起

人类发明使用文字的历史，或许可以追溯到10000年前，这与我们如何判断什么样的符号属于文字的标准有关，当然也与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有关，而且也与古文字信息载体的耐久性有关。事实上，人类文明是一种存在的过程，而记录这种过程的信息及其载体，也是多种多样的。

一般来说，人类文明的信息记录，包括主观记录和客观记录两大部分。所谓主观记录，是指人类用符号记录自己的生存信息，用实物保留自己的生存信息。所谓客观记录，就是人类无意间留下的生存信息，例如遗弃的石器、用火的痕迹、吃剩的兽骨，以及由于人类的生存而对自然环境及其生物的物种结构所造成的可以察觉的变化。

对于中国来说，在先夏时期（4200年前至1000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相当多的文字符号或类似文字的图画、图案、符号。不过，我们今天通常只能够在陶器、骨器、玉器、青铜器、岩石等耐久性的载体上，看到这些文明信息的符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古代先民不曾在其它载体上留下过文明信息符号，因为许多不耐久的载体可能已经消失了。例如，远古神话传说就是一种人类早期记录信息的载体，在中国的远古神话传说中就记有伏羲时代创造的复杂符号体系（八卦符号），黄帝时代创造出完整的文字体系（苍颉造字）。

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先夏时期中国有四部非常著名的著作，它们分别被称为《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有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也就是说，在公元前530年，楚国的左史倚相就以能够读懂上古名著而闻名于朝，遗憾的是《左传》没有说明这些上古名著的内容和形式。

据说是孔子撰写的《尚书序》则称：“伏牺（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

问题是，为什么三皇时代的书称为“坟”、五帝时代的书称为“典”、伏羲时代的书称为“索”、帝禹时代的书称为“丘”？《尚书序》的回答是“坟”有大的意思，“典”有常的意思，“索”有求的意思，“丘”有聚的意思。显然，这是从上述用字的含义上来解释的，并没有涉及这些远古典籍所使用的载体是什么材质。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笔者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尚书序》的说法，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去追究这种说法是否合理，更不用说去探讨是否还有其它的解释了。然而，随着对符号学的深入思考（参阅笔者所著《符号之谜》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特别是1997年以来对《山海经》的考证，以及对帝禹时代绘制《山海图》可能采用的信息载体的思索（目的是在今天重新绘制山海经艺术地理复原图，这项工作已完成，包括42平方米的《帝禹山河图》），笔者开始意识到“坟”、 “典”、“索”、“丘”可能是指不同的图书符号载体。

众所周知，“坟”的正体字由土和贲构成，异体字由土和文构成。根据《辞海》，它有多种含义：墓，土之高者，水涯，大，顺貌，土松而起貌，书籍的一种。因此，《尚书序》将《三坟》的坟字解释为大，颇为勉强。在笔者看来，《三坟》里的“坟”字，其实是指当时的图书载体和文字载体是用土制成的，它可能是一种类似两河流域的泥版，也可能是陶版（包括陶制器皿）。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土也包括石头，因此《三坟》之书，也可能采用石板载体。事实上，人类很早就在泥土上和石头上作画写字了，例如，直接在泥地上刻画（中国文字的发明，就曾受到鸟兽足迹的启发），在洞穴上和岩石上作画，在卵石上写字（这种有字的石头，被称为会说话的石头），而古希腊人所说的象形文字的本意是指埃及人刻在石头上的圣字，摩西在西奈山从上帝那里获得的《十戒》，也是刻写在石板上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汉字的坟，也可以解释为有文字的泥版。

“典”字的含义有：常规，法典，典章，主其事也，质物（典当），姓（太昊娶少典氏），典籍（原特指五帝之书，我们今天知道其内容的只有尧典和舜典）。那么，这种被称为“典”的书，到底是一种什么模样呢？这就要从典字的象形来追溯了。在汉字里，典、共、供、具、兵、其、六等字，以及冀、黄、翼和异的原形正体字，都有一种共同的符号，即一横下面加两个支撑状的点，这种符号的象形含义乃是一个陈列架或陈列物品的有腿的桌几；当然，这不是普通的桌几，而是用于陈列重要物品的器具，通常都用于重大仪式或宗教巫术仪式上。

因此，“典”的原义是指一种陈列或安置在桌几上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书，它的作用相当于公告牌、公约板、神谕碑、法规文书和行为规范告示。它可能是从契约演化来的，即把小巧的便于收藏的契约大型化、公开化、庄严化，其材质可以是木板、竹板、石板，也可能是皮革、丝帛（附着在硬质材料上）。典这种文书的发明者，应当就是少典氏部落。典的进一步演化就是册，史载殷先人“有典有册”，册就是后来的竹简或木简，它们是由典的不断小型化、轻便化、折叠化、卷曲化而形成的。

“索”字的含义有：大绳，绞，法，独，尽，搜求，牵引，愿欲，须要，涕流貌。但是，索作为一种文书或信息载体，应当是指结绳纪事符号体系，或许还包括以丝帛或其它编织物为载体的文书（在丝帛上写字绘画，或者编织出能够传递信息的图案符号）。事实上，中国人最先发明了养蚕和丝帛，因此也就有条件用丝帛作为信息载体；类似的例子是，由于中国制造出了又细又长又轻又结实的绳子，以及又轻又薄又结实的丝绸和纸，因此中国人才能率先发明风筝。从这个角度来说，八卦原名八索，也就顺理成章了。所谓《八索》就是丝帛文书，它源于结绳纪事和结绳占卜（卦的字形含义原指测时，结绳符号的功能之一也是计时）；这就是《尚书序》称“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的由来。

“丘”字的含义有：阜，山，土之高者（或曰，四方高，中央低为丘），墟，大冢，墓，空，大，聚，区域（四邑为丘）。从字形来说，丘指有平缓坡度的地形地貌。问题是，兵字为什么也要用丘字符呢？其实，兵字实际上是斤和陈列桌几的合形，即把“斤”这种兵器（斤就是斧，具有斜面形状）陈列在桌几上，相传这是由蚩尤最先发明的，所谓“蚩尤作兵”即蚩尤部落最先把兵器作为神器来供奉。

那么，《九丘》这部书，为什么偏偏要选择用丘字来形容或指称呢？《尚书序》取其“聚”的含义，应当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并不完全。这是因为，丘还有山川的意思、区域的意思、庞大的意思、空墟的意思和大冢（通常都有丰富的随葬品）的意思。有趣的是，上述含义综合起来，很像是一种模拟的实物地图，即在不同模拟区域上有着象征该地理方位的物产，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在社稷坛的五色土上陈列着相应方位的物产。更深一层地说，“丘”字在《九丘》中的使用，还表示中央的统治权力遍布天下东西南北中的所有区域。

有鉴于此，《尚书序》所谓“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实际上正是《山海经。五藏山经》的另一种说法，或者是《五藏山经》的另一种版本。根据笔者对《山海经》二十余年的研究，认识到《山海经》一书系由帝禹时代《五藏山经》、夏代《海外四经》、商代《大荒四经》、周代《海内五经》合辑而成，时在春秋末年，编辑改写者为公元前516年追随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的原周王室图书档案馆的学者或其后裔。而且《五藏山经》具有地理实测和国土资源考察基础，其地理方位基本可寻，其地形地貌基本符合4200年前的中国景观，实乃中华文明与文化第一历史宝典，亦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文化遗产。

因此，《九丘》是一部实物地图地理书，它平铺在一处圣洁的地面上（不需要桌几或支架），有点象今天的模型沙盘，也可能是一幅巨画，画有五区九州的山川地貌和物产，以及那里的人文景观。或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1999年9月9日，笔者和夫人孙晓琴历时多年，终于创作完成42平方米的巨画《帝禹山河图》，将《五藏山经》所记载的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的447座山，以及河流258处、地望348处、矿物673处、植物525处、动物473处（其中许多神奇的动物都是由人装扮的）、人文活动场景95处等等内容全部绘出。为此，笔者曾欣然作诗曰：“功成洪水退，帝禹定九州，踏勘海内外，千古一图收。”大禹若有灵，当惊图复出矣！

综上所述，可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确实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典籍，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有必要从源头抓起，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必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是为此文。

《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王赞扬左史倚说：

是良史也。于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什么是三坟五典，后世争论不休。东汉贾逵说，三坟即三王之书。马融说：三坟就是三气；阴阳始生天、地，人三气。张衡说：三坟就是三礼。礼为“大防”，坟也是“大防”。大防，就是今天说的根本原则、主要界限。马融的学生郑玄据《周礼》上说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认为三坟五典就是三皇五帝之书。但三皇是谁又众说纷纭。郑玄说是伏牺、女娲、神农，有人说是伏牺、燧人、神农，有人说是伏牺、祝融、神农，有人说是天皇，地皇，人皇。但天皇地皇人皇又是谁，也说不清楚。

也有人说:三坟指的是三皇，即伏羲氏、神农氏、黄帝的著作；典指的是五帝：少昊氏、颛顼氏、帝喾、尧、舜，记载五帝事迹的书，叫作五典。三坟五典是中国最古老的书，早已经失传了。坟的本义是指高大的土堆，不是说死人的坟头是坟。人死了埋在一个地方，要弄一个标记，防止以后再来扫墓找不到了，就在地上堆一个土堆，叫作坟头，但这并不是坟的本义。

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汉代，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官方颇为重视，立于学官。唐代有“九经”，也立于学官，并用以取士。所谓“九经”包括《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和《春秋》三传。唐文宗开成年间于国子学刻石，所镌内容除“九经”外，又益以《论语》、《尔雅》、《孝经》。五代时蜀主孟昶刻“十一经”，排除《孝经》、《尔雅》，收入《孟子》，《孟子》首次跻入诸经之列。南宋硕儒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孟子》正式成为“经”。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

至今对四书五经的传统说法：

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五经：易经、诗经、尚书、礼记、春秋。

　　我想下面的答案，你能了解到你想了解的东西。

　　古籍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做知道就是，剪纸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种传统。

　　我国的民间剪纸手工艺术有它自身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我国纸的发明是在公元前的西汉时代（公元前6世纪），当时人们运用薄片材料，通过镂空雕刻的技法制成工艺品，却早在未出现纸时就已流行，即以雕、镂、剔、刻、剪的技法在金箔、皮革、绢帛，甚至在树叶上剪刻纹样。《史记》中的剪桐封弟记述了西周初期成王用梧桐叶剪成“圭”赐其弟，封姬虞到唐为侯。战国时期就有用皮革镂花，（湖北江凌望山一号楚墓出土文物之一），银箔镂空刻花（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遗址出土文物之一），都与剪纸同出一撤，他们的出现都为民间剪纸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我国最早的剪纸作品发现，是在1967年我国考古学世界最大的剪纸虎

　　家在新疆吐鲁番盆地的高昌遗址附近的阿斯塔那古北朝墓群中，发现的两张团花剪纸，他们采用的是麻料纸，都是折叠型祭祀剪纸，他们的发现为我国的剪纸形成提供了实物佐证。　关于剪纸手工艺术的历史，即真正意义上的剪纸，应该从纸的出现开始。汉代纸的发明促使了剪纸的出现、发展与普及。纸张是一种很容易霉烂的材料，在我国东南部地区气候湿润，再加上当地每年五、六月的梅雨天，时间一长纸张制品就霉烂，而民间剪纸又是一种大众化的东西，人们不会象珍宝一样保存起来，搞坏了自己还可以再剪。而在我国西北地区天干少雨，气候干燥，纸张也不易霉烂，这也可能是新疆吐鲁番地区发现北朝剪纸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唐代剪纸已处于大发展时期，杜甫诗中有“暖水濯我足，剪纸招我魂”的句子，以剪纸招魂的风俗当时就已流传民间。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唐代剪纸均可看出当时剪纸手工艺术水平已极高，画面构图完整，表达一种天上人间的理想境界。唐代流行颉，其镂花木版纹样具有剪纸特色，如现藏日本正仓院的“对羊”，其羊的纹样就是典型的剪纸手工艺术表现手法。唐代民间还出现了利用剪纸形式制作的漏版印花板，人们用厚纸雕刻成花版，将染料漏印到布匹上，形成美丽的图案。　宋代造纸业成熟，纸品名目繁多，为剪纸的普及提供了条件。如成为民间礼品的“礼花”，贴于窗上的“窗花”，或用于灯彩、茶盏的装饰。宋代民间剪纸的运用范围逐渐扩大，江西吉州窑将剪纸作为陶瓷的花样，通过上釉、烧制使陶瓷更加精美；民间还采用剪纸的形式，用驴、牛、马、羊等动物的皮、雕刻成皮影戏的人物造型；蓝印花布工艺制作的镂花制版是用油纸板雕镂成纹，刮浆印花的花版纹样就是采用剪纸的技法，有阴、阳刻之分，长线要割断，以点分虚实。　明、清时期剪纸手工艺术走向成熟，并达到鼎盛时期。民间剪纸手工艺术的运用范围更为广泛，举凡民间灯彩上的花饰，扇面上的纹饰，以及刺绣的花样等等，无一不是利用剪纸作为装饰成再加工的。而更多的是我国民间常常将剪纸作为装饰家居的饰物，美化居家环境，如门栈、窗花、柜花、喜花，棚顶花等都是用来装饰门窗、房间的剪纸。除南宋以后出现的纸扎花样工匠外，中国民间剪纸手工艺的最基本的队伍，还是那些农村妇女。女红是我国传统女性完美的一个重要标志，作为女红的必修技巧——剪纸，也就成了女孩子从小就要学习的手工艺。她们从前辈或姐妹那里要来学习剪纸的花样，通过临剪、重剪、画剪、描绘自己熟悉而热爱的自然景物，鱼虫鸟兽、花草树木、亭桥风景，以至最后达到随心所欲的境界，信手剪出新的花样来。　中国民间剪纸手工艺术，犹如一株常春藤，古老而长青，它特有的普及性、实用性、审美性成为了符合民众心理需要的象征意义。

　　编辑本段史籍

　　早在汉、唐时代，民间妇女即有用金银箔和彩帛剪成方胜、花鸟贴在鬓角为饰的风尚。后来逐步发展，在节日中，用色纸剪成各种花草、动物或故事人物，贴在窗户上（叫“窗花”）、门楣上（叫“门签”）作为装饰，也有作为礼品装饰或刺绣花样之用的。　剪纸艺术源远流长，在古代诗词典籍中，也被广泛的记载：　1 唐朝的崔道融所留传的诗中，有这样的词句：“欲剪宜春字，春寒人剪刀”这里所讲的“宜春帖子”，也就是现在人们所熟悉的剪纸。　2 唐朝的李商隐《人曰》诗：“镂金作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剪彩也就是剪纸。　3 唐朝的段成式《酉阳杂俎》说：“立春日，士大夫之家，剪纸为小蟠,或悬于佳人之首，或缀于花下，又剪为春蝶，春胜以戏之。”　4 南宋的周密所著《志雅堂诗杂钞》中写有：“旧都天衔，有剪诸色花样者，极精妙。又中原有余承志者，每剪诸家书字，毕专门。其后有少年能于衣袖中剪字及花朵之类，极精工。”即是“开封”府，“剪花样”指的自然是“剪纸”。　5 广州建德县志云：“林文辉，字纲齐，剪纸为字，飞动如龙蛇，点差不差毫发，室人装潢成轴，易薪米以自给，人称之曰剪”。鹿鹤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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