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

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经、史、子集书籍3450 种，79072 卷、36000 余册）

"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

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永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此说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

《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

第二步是整理图书。《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四个来源：一是内府藏书，二是清廷官修书，三是从各地征集的图书，四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

第三步是抄写底本。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

第四步是校订。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当然，《四库全书》的内容也有不足：第一，重视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第二，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第三，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第四，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挖改。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就是寓禁于征的过程，也就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也有不少删节或挖改。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鼎、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库全书》中138种"应刻"之书。该丛书在刻印4种之后，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认为木活字花钱少，实用价值高，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简把木活字印刷过程写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布世界。

《四库全书》编纂成功的原因何在？第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第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弘历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第三，雄厚的资金来源。《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第四，严密的组织系统。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第五，破格录用人材。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入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四库全书》的流传情况如何呢？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文渊阁本今藏台湾省，文津阁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阙，后来递经补抄，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如何评价《四库全书》？虽然《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有删削、挖改内容等过错，但就整体而言，应当是功大于过。首先，它保存了大量古籍，是古代文化的一次总结。《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对于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200多年来，递经战乱，如果没有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古籍将会大量散失，从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不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见天日，而且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校勘方面，四库馆臣网罗众本、慎选底本等做法，为后代的校勘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目录学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是古代任何官私书目无与伦比的，其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近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正是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四库全书》的优良传统而结出的丰硕之果。总而言之，《四库全书》是18世纪70到80年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项特大型文化工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我国古籍目录数量多、种类多，内容极其丰富。如果从目录编制的体例看，大致可分如下三种：

第一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解题又叫叙录或提要。它的作用是叙述作者生平，概括全书大旨，品题得失，考辨讹谬。这种既有序又有解题的目录，不仅剖析学术流别，而且提要钩玄、举其大旨、“故虽书有亡失，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卷四十四），因此在学术上有很高的价值，历来被学者们所推重。流传至今的有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这种解题目录始于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到宋代时已趋于成熟，《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标志；而清代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加完善，成为解题目录的集大成者。

第二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无解题。这种目录，价值在于小序。小序条辨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家之学，使人得以由委溯源，考辨学术源流。流传至今者，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

第三种，只记书名，无小序、解题。如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清代张之洞《书目答问》，唐以下各史《经籍志》、《艺文志》，以及一些私人藏书目。郑樵《通志·艺文略》的宗旨是：“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郑樵《通志．校雠略》）。郑樵反对每书之下必有解题，认为这是“泛释无义”、“文繁无用”，主张从目录的分类来体现学术源流的本末先后。他排斥目录中的解题，未免失之偏颇，但他所编《艺文略》，分类之间剖析流别，秩然有序，确实体现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这一原则。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令其门径秩然”（《书目答问》略例），其编排之法与郑樵的原则相吻合。因而在只记书名的目录当中，《通志·艺文略》和《书目答问》为人们所重视，具有一定的价值。

由此可见，考辨学术源流是我国目录学的正宗及优良传统。

此外，从目录的形成及目录的体制看，又可分为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等三种。

第一种官修目录，这种目录是在国家藏书的基础上编制成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政权趋于巩固、国家安定的情况下，往往着手整理文化典籍，当然也为了对人民实行思想统治。从汉代至清代，历代王朝大都搜集天下遗书、编制全国性的综合目录。这种目录由于是政府组织编修，因而无论人员的配备，还是书籍资料的搜集，都雄厚而充实，特点是书籍著录完备，包罗宏富。如《群书四部录》（唐开元初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但由于成于众手，往往失于疏漏，这是一个缺点。

第二种史志目录，这种目录是历代史官在修史时，根据同时期的国家藏书修成的。目的是记一代藏书之盛，把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情况作为历史的一个方面记录下来，和正史一同流传。自从班固首创《汉书·艺文志》，开了正史中记载目录的先例，历代修史者相沿不绝。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从汉代到清代，史志目录一直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中一支重要的流派。可据以考见一代学术源流及典籍的存亡，在历代官修目录大部分佚失的情况下，同史书一同流传下来的历代史志目录就更显得珍贵了。

第三种私人藏书目录，这种书目是以私人藏书为基础编制的。限于各方面的力量，它不如官修目录的完备、宏富，但它可以补官修目录及史志目录之阙，特别是私人所著的解题目录，在补阙这一点上尤其重要，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这两部目录著录的书籍，后来大多佚失；但由于这两部目录都有解题，因而“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考核异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为“考证之所必资”的重要目录。

我国古代目录的种类，如果从它的性质上看，也可以分为三种，即综合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

第一种综合目录最为常见，一般都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分类。历代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通常都属于综合目录。

第二种专科目录是伴随着科学文化的逐步发展，适应人们对某一学科进行不断深入的研究的要求而产生的专业性目录。我国最早的专科目录是汉武帝时杨仆的《兵录》。后来，与历代学术的兴盛相适应，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专科目录。汉魏以来，文学开始繁荣。晋初产生了荀勗的《杂撰文章家集叙》、挚虞的《文章志》。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盛行，由于我国有儒家独尊的传统，佛教仍被视为异端，佛经在目录中没有地位，这反而促使佛经目录向专门化发展。晋代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齐梁间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都有一定的价值。史籍目录兴起于唐代，金石学目录源于宋代，时代愈晚，专科目录愈多，也愈加专精。如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都是质量较高的好目录。

第三种特种目录是性质特别而又不限于一科的目录。如丛书目录，目前最完善而使用又方便的是上海图书馆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禁书目录，有陈乃乾所编《索引式的禁书总录》。版本目录，有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敦煌写本目录，有商务印书馆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是目前最好的敦煌遗书目录。另外还有地方志目录、善本目录、词曲目录、辨伪目录等等。

如果我们熟悉并且掌握各种目录的不同性质及其特点，在学习、研究、整理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将会心中有数，目标明确，驰骋自如。

《中国古籍总目》作为反映中国古籍流传与存藏状况的最全面、最重要的成果，其编纂特点如下：　　一、完成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调查与著录，第一次将中国古籍书目著录为约二十万种。历来称誉中国古籍“浩如姻海”、“汗牛充栋”，但“海”和“栋”究竟有多大？八万种、十万种、十五万种，众说纷纭。十九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及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代流传的典籍，渐次由私人收藏转为公共收藏。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绝大部分的存世中国古籍，已成为国家及各地公共图书馆、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图书馆的馆藏。参与《中国古籍总目》编纂的国内各大图书馆，所收藏古籍已涵盖现存古籍百分之九十以上品种，编纂中又吸收图书馆历年编纂的丛书、方志、家谱等联合目录成果，所录古籍收藏机构已逾干家，可以说参与“总目”编纂工作的同行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对现存中国古籍，完成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调查与著录，今天可以给出约二十万种的统计数字，这是这次编纂工作的最大贡献。　　二、著录了港澳台地区及日本、韩国、北美、西欧等地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籍稀见品种。现存中国古籍的总目录，理应反映全球收藏的中国古籍信息，限于人力物力，此项工作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古籍总目》已利用知见的港澳台地区及日本、韩国、北美、西欧等地图书馆古籍收藏目录，采录大陆图书馆未见著录的古籍品种，并为稀见品种增补了海外收藏机构名称。　　三、著录了现存中国古籍的主要版本。中国古代典籍的撰着与流传，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宋元以来，历代典籍屡经写抄刊刻、汇编选辑，版本极为复杂，人称书囊无底，难以穷尽。《中国古籍总目》的版本著录，不仅包括历代公私写抄、刻印、排印、影印之本，又综录佛道二藏，旁搜秘本僻书，兼及批校题跋，囊括所有版本类型。至如丛刻单刻、汇印选印、增刊补版、抄配补本等版本特征，形式多样，著录歧异，整合归并，多费斟酌。《中国古籍总目》对于所著录古籍的版本描述，已具初步清理之功。　　四、依据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并有所突破。《中国古籍总目》沿用四部分类法类分古籍，并参酌《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增损类目，部居类分，有条不紊。如照应现代图书馆编目及庋藏实际，将“汇编丛书”单列为“丛书部”，与经史子集四部并列，形成五部分类，《中国丛书综录》收录的“类编丛书”，则分归四部之首。又如明清以来方志、家族谱编纂兴盛，清季新学流行，相关译着及著述繁多，遂因书设类，特于史部增设“方志类”、“谱牒类”，子部增设“新学类”，汇录相关书籍，以便读者即目求书。　　五、在编纂过程中注重人才培养。文献整理与研究中，书目指导的重要作用，久已成为共识。古籍编目似易实难，人才培养须经多年历练。近代以来，图书馆界曾涌现大量古籍编目专家，为历次全国性古籍联合目录编纂做出重大贡献。《中国古籍总目》编纂持续多年，参与其事者多经磨练，造就了一批古籍编目骨干。然而，面对全国数千家古籍收藏机构所藏的数千万册古籍，古籍编目力量仍嫌薄弱。而古籍书目编纂是一项逐步积累、不断完善的事业，书目收罗的完备与著录信息的精准，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校核修订，迄无止境。《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完成，不仅为古籍整理与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书目工具，在编纂过程中，又为古籍编目队伍培养了后继人材，其中所积累的经验，有深远的意义。　　六、吸收了古代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国古籍总目》初稿完成，编委会即分邀各学科专家学者参与审稿。参与审稿的数十位专家学者，来自文学、史学、哲学、宗教、军事、地理、医学、科技、艺术、出版等领域，遴选及于台湾及海外。各科专家学有专长，熟精文献，认真审阅，悉心校核，拾遗补缺，多所匡正，及时反映了古代文献研究的新成果，由此提高了《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质量，促进了学术界与图书馆界之间的交流。

目录学·专科书目

专科书目是指围绕某一学科系统全面地收集文献而编制的书目。西汉初年，张良、韩信编制军事方面的书目，从众多的图书中选取了三十五家。汉武帝时，军政杨仆在整理兵书的基础上，编制了《兵录》。这部书目是中国第一部有文献记载的专科书目。在专科目录中，目录学成就最高的一是佛经书目，另一是经学和史学书目。

佛教历经东汉、三国的发展，至南北朝时期，非常盛行。佛经的数量超过了儒家图书的数量。为了管理上的方便，一些著名僧侣编制了一批佛经目录，据统计，佛经目录有四十余种。这批目录各有特点，并积极创新，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南北朝时期重要佛经目录是道安编撰的《综理众经目录》和僧祐编撰的《出三藏记集》。《综理众经目录》成书于东晋(374)，是中国较早的一部佛经目录。僧祐说：“爱自安公，始述名录，诠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征，实赖斯人。”道安的目录已佚，但从《出三藏记集》中可看出它的成就和特点。《综理众经目录》把佛经书分为七类，一是经论录、二是失译经录、三是凉土异经录、四是关中异经录、五是古异经录、六是疑经录、七是注经和杂经。经论录著录汉至西晋时的十七家经书，排列顺序以译经人生卒年代先后为序，并注明翻译的年代和异名。后附一篇文字，介绍译人的姓氏、评论翻译质量的高低等。失译经录著录了一百三十四部不知道译者姓名的经书。凉土及关中异经录著录的是只知道翻译地点，而不知道译著姓名的经书。古异经录著录了九十二部书，多是经书摘译的单行本。疑经录著录的是真伪难辨的图书，计二十六部。注经及杂经著录道安自注的众经和杂经。从上述七类内容看，它与综合性书目的体例大不相同，梁启超在《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载《图书馆季刊》1926年第1卷第1期)一文中认为这种体例有五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纯以年代为次，使读者可知经学发展的源流和各家的派别; 二是不知译者姓氏的单独立为一类;三是摘译经书列为一类，并以书的性质分别，眉目清楚;四是真伪难辨的书单独为一类，精神最为忠实;五是注解的书别自为部不与本经混合，主从分明。僧祐《出三藏记集》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佛经书目，陈垣在《中国佛教史概论》一书中对它有很高的评价。“三藏”指经、律、论，即佛教经书的总称。该书目是根据定林寺所藏经书，并在《综理众经目录》基础上增辑而成的。它们的编撰体例是“一撰缘记、二铭名录、三总经序、四述列传”。所谓“缘记”，即佛经及译经的起源。所谓“名录”，指历代的书名经目，把经书分为十二录，其次序为：经论录、经缘录、律录、古异经录、失异经录、凉土异经录、关中异经录、失译杂经录、抄经录、疑经录、疑经伪撰录、注及杂经录。所谓“总经序”，即各经的前序和后记，共约一百二十多篇。所谓“述列传”，即译经人的传记，共录二十二个外国人及十个中国人的传记。《出三藏记集》的四个组成部分，其中第二部分“名录”，袭用《综理众经目录》并有所增补，其余三部分都是僧祐的创新。其成就和特点有以下几点。一是借书目保存了各方面的第一手材料，如叙述佛典的来历及翻译方面，记录了当时名僧事迹，抄录了经序和后记，这些资料对于研究该学科都是非常珍贵的。二是在目录学方法上开创了广搜经序的方法，借此可使读者了解一种图书的始末源流。这种广泛搜集评论资料汇集成篇的方法为后世辑录体提要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也为后来尤其是清代的专科书目广泛采用。三是详细叙述译者的传记，并专列为一个部分，经书质量的优劣与译者有重要关系，叙述译者事迹对于读者了解经书内容有一定关系，列传与目录相互补充，可更好地发挥书目的作用。四是在类目上根据图书实际情况而增设。在道安书目的基础上增列了“抄经”等类，节抄的经书不与原书放在一起是有一定道理的。总之，僧祐的书目无论书目编制体例，还是目录学的成就都为后世所推崇。隋开皇十四年(594)，法经等人编撰《大隋众经录目》，它不以译经特征编目，而按佛经内容分类，把经、律、论分开，又把“大乘”、“小乘”各列一录，三藏以外的书分为抄录、传记、著述三录，每录又分西域与中国两类，其组织体系较为严密。稍后，费长房编有《历代三宝记》，又称《开皇三宝录》，全书十五卷，在现存经录中规模较大，共著录经书六千二百三十五卷，比《大隋众经录目》五千二百三十四卷多著录一千多卷图书。前三卷为年表。四至十二卷著录汉代至隋代所译经书，以年代及译人生卒先后为序，每人先列所译著经书，然后附以小传。十三至十四卷为大小乘入藏目，十五卷为序传。梁启超认为，《历代三宝记》“最可观者实惟前三卷之年表，虽考证事实，舛误尚多，然体例固彼所自创也”(《图书馆季刊》1926年第1卷第1期)。佛经目录在唐代又有新的发展，较著名的有道宣编撰的《大唐内典录》和智升编撰的《开元释教录》。《大唐内典录》最有价值之处，在于创立“众经举要转读录”，梁启超说：“盖佛典浩如烟海，读者本已穷年莫殚，加以同本异译，摘品别行，叠屋支床，益苦繁重。宣公本篇，于异译别行诸经，各择其最善之一本以为代表，例如《华严经》则举佛陀跋陀罗译之六十卷本，而异译异名之十部，皆该省略焉。……诸如此类，裨益于读者实不少，著书是以备学者顾问，实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也”(同上)。智升《开元释教录》基本上仿照《大唐内典录》编撰而成，其不同之处一是经论分类更加细密，二是提要较为详细。最为称道的是它对目录学的独特见解，“夫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部之多少，摭拾遗漏，删夷骈赘，欲使正教伦理金言有绪，提纲举要，历然可观也”(《开元释教录》卷一)。此后，宋代有惟白编撰的《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和王古编撰的《大藏圣教法宝标目》，明代有智旭编撰的《阅藏知津》。宋代两部书目提要较为详明，明代智旭的书目改进了佛教图书的分类，又使用符号以识别图书的优劣、缓急，借以指导阅读。综观佛经书目，在目录学上的成就有以下几点： 首先，各部经目在体例上勇于创新，各具特点，僧祐以道安的目录而成，但在类目上超出道安目录五个类目; 隋代法经编的书目改编以前从经书特征编排的旧例，转向从佛经内容分类，这些不因旧法的编目方法值得今天借鉴。其次，在著录方法上灵活具体。佛经是从外国文字翻译过来的，“有译乃传，无译乃隐”。各部佛经书目特别注意翻译事项的著录。如道安的目录于各家经目下注其异名、译出的年月、译人姓氏、翻译始末、译笔优劣等。僧祐的“缘记”、“列传”、“经序”三部分也是为读者了解经书而采取的灵活方法。这些方法不同于综合性书目，都是根据佛经的具体情况而采取的。这种因书而宜的方法值得今天书目工作发扬。第三，在提要编写方面取得很高成就。僧祐在“经序”中专辑佛经译本的前序和后记，“列传”部分记述名录的译者事迹，两部分虽然独立，实际上起到提要的作用。前序、后记是现成的资料，利用这些资料作为提要的素材，不仅是佛经目录的一种创新，也是中国目录学上的一大发明。此后，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中广泛采用广搜序跋等文字的方法，形成了辑录体提要的一大体例。

中国古代特别重视经学和史学的研究。较早的经学书目是郑玄编的 《三礼目录》，后来李肇编有《经史释题》、欧阳伸编有《经书目录》。最有成就的书目是清代朱彝尊编的《经义考》和章学诚编的《史籍考》。《经义考》把图书分成二十六类，每种图书除著录著者、卷数等项目外，并各注明 “存”、“佚”、“阙”、“未见”四项，然后辑录原书的序、跋及古今学者的论述，照录原文，不加评论，继承了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 以来辑录体提要的写作方法。陈廷敬在《经义考》的“序”中说：“今古经具在而学术如此，经之其存其佚皆不可得而知矣。兹先生所著《经义考》至于三百卷之多，虽其或存或佚者，悉载简编。余以为经先生之考定，存者固森然其毕具，而佚者亦绝其穿凿附会之端，则经义之存，又莫有盛于此时者矣。微竹垞博学深思，其孰克为之”这些赞誉是符合实际的。它的影响不仅及于后代，也影响到海外，日本丹波元胤在其影响下编撰了《医籍考》。章学诚《史籍考》继承了《经义考》的体例，在分类、著录方面提出了古逸宜存、家法宜辨、剪裁宜法、逸篇宜采、嫌名宜辨、经部宜通、子部宜择、集部宜裁、方志宜选、谱牒宜略、考异宜精、版刻宜详、制书宜尊、禁例宜明、采摭宜详等十五种原则，这些原则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其它学科历代也编有不少书目。西晋的荀勗编有《文章叙录》，此后挚虞编有《文章志》、傅亮编有《续文章志》、沈约编有《宋世文章志》等文学书目。宋代高似孙编有《史略》和 《子略》两部书目，其中《史略》者录十三世纪以前的史学图书。在医学、数学方面，明代殷仲春编制了《医藏书目》、清代梅文鼎编有《勿庵历算书目》等。专科书目集中收录某一学科的文献，或广泛搜集，详细著录，给人们查询利用专科文献提供方便;或详加考订，注明真伪存佚，为后世的整理利用提供依据。其中，《经义考》、《史籍考》等书目，把辑录体提要的方法发扬光大，不仅为后世书目的编撰树立了典范，而且也为读者留下了一种图书的多方面评论资料。

中国古典书目中，还有一种指导读书的推荐书目。这类书目又叫导读书目。现存最早的是唐代末年编的《杂钞》。它以问答形式给青年开列了一部包括数十种书的书目单。元代初年，程端学把朱熹、真德秀以来在书院书塾教学中所创造的读书方法，结合当时实际情况，编写了《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对明清产生很大影响，被称为“读书工程”。清代道光年间(1847)，湖北学政龙启瑞编撰了《经籍举要》，开列了经史子集以及经济、考试方面的图书。推荐书目中影响最大的是光绪年间 (1876) 张之洞编撰的《书目答问》，不少学者从书目中得到教益。鲁迅先生曾说：“我以为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 《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 ( 《而已集·读书杂谈》) 余嘉锡先生曾对陈垣先生说，他的学问是从《书目答问》入手的。张之洞当时编撰书目的目的，是要回答当时的青年人“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清代中叶，目录学一时成为“显学”，对于《四库全书总目》，张之洞非常推崇，说“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但《四库全书总目》收录图书太多，不易读书人阅读，所以他对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重要图书加以选择，收书二千二百种左右，编成《书目答问》，以书目形式回答全国生童的读书问题。综观书目，其成就及特点有以下几点。首先，在分类方面，它突破了《四库全书总目》的四分法，在经、史、子、集之外，新增“丛书”一部为五部。他认为丛书“其中经、史、子、集皆有，势难隶于四部，故别为类”。丛书类的增设表现了清代学术的发展，自此以后，许多书目都采用五分法组织图书，今天集中全国各馆善本图书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就采用这种分类体系。部下分类，类的分合也不拘守《四库全书总目》，如经部增列“正经正注”一类，以反映清代经学研究成果;史部增列“古史”一类;子部为周秦诸子立“古子”一类，以别于后世诸子，天文算法类分为“中法”、“西法”、兼用中西法”，既反映了当时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和中西学术的交融，同时又将天文算学书籍独立为类，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集部对清代人的别集按各家学派分别立类，如“古文家集”下分“不立宗派古文家”、“桐城派古文家”、“阳湖派古文家”三个子目，并加注语说：“国朝人集，流别太多，今为分类列之，各标所长，以便初学寻求。”为了更好地发挥图书的作用，张之洞在分类著录上采用了互著的方法，并明确指出“《汉书·艺文志》有互见例，今与相类关者，间亦互见，注其下”。总之，《书目答问》从基本大部的划分，具体类目的设置，以及前人互著方法的应用，都体现了张之洞的见解和创新。其次，在图书的收录方面，规定了严格的选书标准。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略例”中规定了五不录原则：凡无用者、空疏者、偏辟者、淆杂者不录;古书为今书所包括者不录; 注释浅陋者、妄人删改者、编刻伪谬者不录;古人书已无传本，今人书尚未刊行者不录;旧刊旧钞，偶一有之，无从购求者不录。同时，张之洞也规定了收录标准：经部举学有家法、实事求是者;史部举义例雅饬、考证详核者;子部举近古及实用者;集部举最著者;丛书举多存古书、有关实义、校刊精审者。从上述收录标准中，可看出《书目答问》重在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重在今人著作，实事求是，不炫奇示博，以多为胜。综上所述，张之洞在书目中对于图书的取舍贯彻了推荐书目所独有的有其书未必尽录、无其书未必不录的原则。第三，在图书版本的著录方面，不追求古本，讲求质量和实用。张之洞在“略例”中强调，“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关于善本书的标准，他认为首先是足本，无阙卷，未删削;其次是精本，精校、精注的本子;再次是旧本，旧刻旧钞。在书目中对于版本的著录，刻意做到这样几点，一是方便读者，易买易读;二是比较各本，指出优劣;三是考述沿革，稽核篇卷;四是注明分合，标识异同。张之洞在书目版本的选择中表现出的不追求宋椠元刻，从读者方便需要考虑的思想，值得今天借鉴。第四，在图书的注语方面，力求做到简明，有必要解释的则解释，没必要解释的则以类举。注语的内容较为广泛，有的介绍图书内容，评论得失，有的考证作者，辨别真伪，有的则注明学术渊源。总之，寥寥数语，体现了指导读书治学的精神。《书目答问》成书于光绪初年，时间愈久，原书中的错漏就愈觉明显，因此范希曾撰 《书目答问补正》(1931年出版)。“补正”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纠正了《书目答问》原来的错误，其中包括书名、作者、卷数、版本等;二是补记了原书漏记的版本以及成书后的版本; 三是补收了一些和原书性质相近的图书。一些书下还写了按语，说明利弊。因为《书目答问》是一部推荐性质的书目，所以它的指导读书的方法跨越时代，一直影响到今天，不少报刊开设“书目答问”专栏，用以开列青年人必读的书目。受《书目答问》的直接影响，本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编制推荐书目的 。1923年，胡适首先在 《晨报副刊》上发表了 《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自称“只为普通青年欲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者设想，并不为已有国学根底者设想”，所以“用历史的线索为国学天然的系统，而其书目顺序，也就是下手的法门”。对于胡适的书目，梁启超有不同意见，同年也编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的推荐书目，把所收之书分为：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政治史及其它文献学书类、韵文书类、小学书及文法书类、隋时涉猎书类。每类列举数十种要籍，每种图书简单说明内容及其读法。附录最低限度的必读书二十八种，并说“若藏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人矣”。继胡、梁开列国学书目之后，李笠编制了《国学用书撰要》、章太炎编制了《中学国文书目》、支伟成编制了《国学用书类述》、吕思勉编制了 《经子解题》、吴虞编了《青年研究中国文学宜选读之书》、王浣溪编了《中国文学精要书目》、陈伯英编了《国学书目举要》、曹功济编了《国学用书举要》等。根据各家开列的国学图书，商务印书馆经过整理，编印了《国学基本丛书》。鲁迅先生对胡适等开列的书目持不同意见，认为“书目开的太多，要十来年才能看完”。所以他开列的三种文学推荐书目非常简要。1982年，复旦大学教授蔡尚思在编写《中国文化史要论》开列“中国文化基础书目”的基础上，开列了一份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书目，计二十种(载《书林》1982年第5期)，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其文献记载历数千年而未中断。中华民族的典籍文献，夙称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其数量之丰富，内容之深厚，举世无双。这些丰富的典籍不仅承载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并且对世界文明的进程产生深刻影响，是全人类共有的宝贵文化遗产。保护并继承中华民族文化遗产，要求今人对现存中国古籍作系统整理与研究，首先需要对文献资源作全面调查与清理。在中国历史上，像编纂《中国古籍总目》这样在全国图书馆界、学术界对古籍文献进行深入细致的清理，尚属首次。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出版，具有开创性与总结性，堪称中国古籍整理研究的重大成果。

编纂全面反映中国古代文献流传与存藏状况的总目录，是文献学界、图书馆界多年的共同理想。中国历代有编纂史志目录、公私藏书目录的传统，并重视书目编纂“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指导作用。史志与公藏目录多反映各朝皇家或官府的典籍积累，私家藏书目录则较多反映民间的文献收藏，两者各有局限，互为补充。收罗完备、着录详明、体例精严的总目录，惟有文献典籍大多归于公藏，各地区、各系统图书馆开展联合编目的当代，才有可能产生。近代以来，各大图书馆逐步积累的馆藏古籍记录与各学科专家合作编纂的专科目录，是《中国古籍总目》编纂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编纂的《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大型书目，为《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提供了文献调查与收集、书目汇总与校订的成功范例。

中国自古医学著作到齐了 上面是书目名称 下面是详解 望采纳

一、《脉经》

《脉经》全书共十卷，九十七篇，为西晋·王叔和编撰。这是我国医学史上现存第一部有关脉学的专书，是公元三世纪以前我国有关脉学知识的一次总结。《脉经》开宗明义指出“脉理精微，其体难辩”，“在心易了，指下唯明”，《脉经》正是针对这些难点来进行编撰总结的。

《脉经》虽然是一部综合前代脉学成就的著作，但由于它篇幅简练、集中，便于学习，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国内外影响极大。如唐代太医署就把它做为必修课程，日本古代医学教育仿唐制，当然也不例外。该书著成后，就陆续传到我国西藏地区，对藏医学的相关学科起着重大的影响。通过这里，中国脉学又传入印度，并辗转传入阿拉伯国家，对西欧脉学的发展也有所影响。如：古波斯（伊朗）由拉·阿·阿尔哈姆丹（1247～1318）编写的一部波斯文的医学百科全书《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十三世纪～十四世纪初）一书中，就有王叔和的名字，其中脉学方面的内容也与《脉经》相似。中世纪阿拉伯医圣阿维森纳（980～1037）的《医典》中有关脉学的内容，也多大同小异，可见《脉经》在国内外医学发展史上影响之深远。

《旧唐书》载《脉经》二卷，但到宋初本书已濒于湮没。至宋林亿等校正医书时，发现此书，予以删繁补缺。今存版本较早的有天历三年广勤书堂刻本。其后历明清诸代，直至现代，各种刻本、排印本等等，计有数十种之多。其中如清守山阁丛书本较有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有商著印书馆铅印本，人民卫生出版社、上海卫生出版社，上海科技出版社等影印本。

二、《针灸甲乙经》

全名有时也称《黄帝甲乙经》（《隋书·经籍志》）、《黄帝三部针灸经》（《新唐书，艺文志》等），现一般通称《针灸甲乙经》。各书所载卷数不一，今本多取其自序所述的十二卷。

今本《针灸甲乙经》全书十二卷，一百二十八篇，其内容系撷取《素问》、《铖经》（即《灵枢》和《明堂孔穴灸治要》这三部书的有关部分的精华，予以整理重编。

卷一至卷六，依次叙述人体的生理功能，包括五脏六腑、营卫气血、精神魂魄、精气津液及肢体五官与脏腑功能的关系等；其次是人体经脉、经筋等经络系统的循环路线、骨度肠度及肠胃所受；再次是人体俞穴，依身体部位分部叙述其位置，主治，书中计叙述俞穴348个（其中单穴49个；双穴299个）而不是如其所说的365穴，这些穴位是按头、面、项、胸、腹、臂、股等部位排列的；很便于寻检。每一穴均有针刺的深度、灸灼的壮数，再次叙述诊法、重点介绍脉诊的内容。尤其是三部九候；其后介绍针道，针灸禁忌，包括禁穴；最后介绍了病理及生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并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纲进行阐释。

临床部分也是六卷，依次介绍内科（包括伤寒热病、中风、杂病）、五官科、妇科、儿科等病症的针灸治疗，其中内科共43篇，有外感六*、内伤七情、五脏病、六腑病、经脉病及五官病等，外科有三篇，主要论述痈疽，至于妇科及儿科，各有一篇各论述20种及10种该科病症。

《针灸甲乙经》的著成，对于我国针灸学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宋、公元6～8世纪，中、朝、日之教学均规定为教授学生的必修课；宋、金、元、明、清重要针灸学著作基本上都是在本书的基础上的发挥。国外早已有本书英译本，对国外针灸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

三、《肘后备急方》

本书原名《肘后救卒》，计三卷，东晋葛洪所著。今本《肘后备急方》共八卷，其内容主要是一些常见的病证的简便疗法，包括内服方剂、外用、推拿按摩、灸法、正骨等一些十分实用的内容。这部书虽号“肘后”，但却包含相当多宝贵的医学史料实用的方剂方法，有不少医学史上的重要发明发现，对今天的医疗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他所描绘的“虏疮”即天花，是外界传入，并非我国固有，具有重要的医学史价值。

书中还提到射工、沙虱、马鼻疽等多种传染病，论者认为所谓射工是对一种血吸虫病的得病描述。而沙虱所描述的是恙虫病，山有人认为这是血吸虫病的得病过程。更可宝贵的是书中还指出这种沙虱钻入皮肉后。如果以针挑取虫子，正如疥虫，著爪上映光方见行动也。这可证明当时已经认识疥虫，它用疥虫的大小，检得方法来比喻沙虱，十分恰当。总之，《肘后备急方》一书，对古代几种传染病作了细致的描述在世界传染病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肘后备急方》中专有一节讨论“猘犬所咬毒”的处理。书中首先认识到猘犬（亦即狂犬）咬人的严重性，指出其潜伏朗和病程经过。提出治疗狂犬病的方法计约二十种，其中有“仍杀咬犬，取脑傅之，便不复发”之法。这方法的宝贵之处在于它是以该狂犬的脑组织来敷贴伤口以预防狂犬病之发作，是一种免疫治疗的思想萌芽。狂犬病毒原是亲神经组织的病毒，在狂犬的脑组织中大量繁殖。用这种组织来治疗狂犬病，如果说是在“以毒攻毒”的思想的影响下提出的，它也符合现代免疫治疗的基本原理。

《肘后备急方》虽然都是一些简便易得的治疗方法，而这一部著作及其所宣扬的治疗思想，似乎与一向认为正统的“辩证论治”的思想不相协调，因而使一些后代“正统”医家认为不足轻重，甚至不值一提，不能登大雅之堂。然而，正是这些简便易得的治疗方法、方剂中涵有宝贵精华，应予以重视。如以青蒿治疗疟疾“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也是长期经验积累所得的珍贵结论。现代研究证明，青蒿中含有抗疟作用十分明显的青蒿素，是一种不耐热的化学成分，因而虽然中药一般都用煎剂，葛洪强调要生服其汁。青蒿素的分离研究导致了现代抗疟史上的一大重要发现，（青蒿抗疟的研究，载《中国中医研究院三十年论文选》，中医古籍出版社，1985）。又如书中有关脚弱病的记述，可以认为是最早的脚气病的历史，尤其是心脏型脚气病的描述以及含有足够的维生素乙来治疗脚气病等。

四、《名医别录》

原书早佚，但其有关内容仍可从后世的《大观本草》、《政和本草》中窥知。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内容，365种系陶弘景录自《名医别录》。

《名医别录》原书的收药数目，应该在730种以上，因为这一数目是陶弘景在编录成二部独立的著作时筛选出来的，当时可能摒弃了一部分主观上认为不用的药物。从药物的分类方法来看，仍然是《本草经》那种三品分类法，即按药物的治疗作用粗分上、中、下三品，同时在每一品之下，又粗略地将植物、矿物、动物等类药大致做了归类。

对每一种药，本书都载有其正名、性味、主治、别名（或一名）、用法、用量、药物形态、产地采集炮制法及七情畏恶等项目。这基本上与《本草经》是相同的。在《名医别录》中，个别药味之后己附有方剂，如说”露蜂房，合乱发、蛇皮三味合烧灰，酒服方寸匕，日二，治诸恶疽、附骨痈，根在脏腑，历节肿出，丁肿恶脉诸毒皆差，”这是本草著作中最早附有方剂的体例，为后世本草附方开创一个良好的实用开端。此外，《名医别录》中记载的药物主治功效，有一些已经超过《本草经》，如桂可发汗，百部根可止咳等等，都是《本经》所无，故此书对于研究汉魏六朝的本草学有较重要的实用价值。

五、《本草经集注》

梁陶弘景撰，是根据《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的内容各365种，共730种编撰而成，也是本时期本草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本草经集注》存有两种残卷，一是出土于敦煌石窟的残卷，一是出土于吐鲁番的残卷。

敦煌本残卷只存一卷，也即“序录”部分，原卷长十七米，正背两面均书写。1908年日本人桔瑞超及吉川小一郎受龙谷光瑞之命，在中亚细亚进行探险时，由敦煌携往日本。此卷正面及背面小部分为其他文献内容，背面有720行属《本草经集注》的序录，但缺卷首。据文字内容最末两行写有“开元六年九月十一日尉迟卢麟于都写本草一卷。辰时写了记”的记录，罗振玉氏认为此段文字与原文书法不同而认为应是六朝时的作品。此残卷1955年群联出版社有影印本。

吐鲁番出土的残卷为一285×27厘米的残片，卷上只有燕屎、天鼠屎的全文，及豚卵后半部的注文，还有鼹（鼠泉）的前部正文，应是《本草经集注》中兽类药的部份内容。

此两件一在日本龙谷大学（一说在英国伦敦博物馆），一在德国普鲁士学院。

六、《刘涓子鬼遗方》

《刘涓子鬼遗方》据说是晋末的刘涓子在丹阳郊外巧遇“黄父鬼”时所遗留的一部外科方面的专著，又称《神仙遗论》。据《隋书·经籍志》所载为十卷，今本则只存五卷，后刘涓子后人传与北齐龚庆宣而传世，原书又你《痈疽方》，经龚庆宣整理后，成今本《刘涓子鬼遗方》。

有关外科痈疽方面的认识，魏晋以后，服石之风渐盛，痈疽的发病率大增。客观上要求提高对痈疽病的认识和改进治疗，《鬼遗方》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基本上是一部痈疽证的专著。此外，还涉及金疮、瘀血、外伤治疗，包括止痛止血，取出箭镞等等，全书计载方140余首，其中治疗金疮外伤跌仆的方子共计34首；对痈疽的辨证论冶，尤其详尽，可称为现存我国最早的一部外症痈疽及金疮方面的专著。

书中对痈与疽首先从病机和症象方面作了明确的鉴别，对痈疽等证的辨脓，已经十分精细。除辨别成脓与否以外，还特别指出发病部位与愈后的关系，说明严重痈疽症引发全身性感染的预后严重。

《鬼遗方》在治疗痈疽外证、石发中毒，都有较详细的论述，它是根据痈疽的不同情况而给予辨证治疗提出了许多解毒的治疗方法。如对钟乳石中毒，书中用“雄鸡肘上血一合，将铁粉汤一茶碗调服之”。又如丹砂发，书中用“黑铅、黄芪、防风、伏龙肝各半两，水一升，煎半茶碗去滓服之”。

《刘涓子鬼遗方》代表着我国南北朝时期外科的发展水平。

本书现存最早版本为北京图书馆所藏之宋代刻本，新疆吐鲁番曾出土本书残卷二页。清代也有若干刻本，人民卫主出版社1956年出版仿宋刻影印本。

七、《小品方》

《小品方》又称《经方小品》，是本时期一部重要著作。作者陈延之，生平失考。据学者考证约著成于公元五世纪下半叶之南朝宋齐间。

《小品方》，其具体内容在宋代已佚，1985年从日本尊经阁文库《图书分类目录》医学部中发现此书残卷，其内容包括序、总目及卷一，使《小品方》恢复其全貌的可能性大大加强了。根据总目得知，全书共十二卷，除卷首有序文、全书参考书目，全书日录外，其内容为：第一卷包括用药合药法、调三焦诸方27首及治胸痹等八种病证诸方，从第二卷至第五卷为治疗各种杂病方，第六卷为治伤寒温热病方，第七、八卷分别为女子众病及少小百病方，第九卷治服石诸证方，第十卷为外科疮疡折伤等方，第十一卷为本草，第十二卷则为灸法要穴。

《小品方》内容丰富，可谓唐以前的一部包罗广泛的小百科全书，在当时具有相当影响，被视为与《伤寒沦》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经典作品。同时又是一部门径书，所谓“童幼始学治病者，亦应先习此《小品》，以为入门”。正由于此，在本书散佚之前，影响极大，唐太医署规定《小品方》为学生心修课程。后来仿效唐制的日本的《大宝律令》及《延熹式》十分重视把本书作为教科书，要求学习时间长达300天，《千金方》、《外台秘要》以及《医心方》所引该书不少佚文中有不少独创性的治疗方法。如《外台》引书卷十所载的既简易而又是科学的测定井冢内有否毒气的方法，是防止中毒的有效措施。又如《医心方》所引的“疗自缢方”，其方法极为详尽，较张仲景《今匮要略》中所述者，已有所发展。

《小品方》自宋末后，就已亡佚，其佚文散见于后世增补之《肘后备急方》、《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及《诸病源侯论》，此外，日本的《医心方》及朝鲜的《东医宝鉴》也录有一些佚文。近代在日本发现本书的残卷。现有辑佚本，于1983年由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

公元475-公元265年（战国-三国）

《黄帝内经》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先秦医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有医经七家，共计216卷，但绝大部分已经失传，而《内经》是仅存者。《黄帝内经》包括现存的《素问》和《灵枢》两个部分，其成书时期一向有争议。它并非一人一时之手笔，大约是战国至秦汉时期，许多医家进行搜集、整理、综合而成。中医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整体观念，二是辨证论治，两者在《内经》中均有充分反映，尤以整体观念最为突出。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共计三卷（也有分五卷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均不详。此书以问答解释疑难的形式编撰而成，共讨论了八十一个问题，故又称《八十一难》。

《伤寒杂病论》为张仲景著作，成书于东汉末年。《伤寒杂病论》问世以后不久，由于战乱原著散失，后人分别搜集其中的伤寒部分和杂病部分，整理成两部书，即《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伤寒杂病论》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它成书以后，一直指导着后世医家的临床实践。

公元265-960年（晋-五代）

这一时期，有不少医家从事《内经》的整理和注释工作。最早进行此项工作的，为齐梁间的全元起，他注释《皇帝素问》八卷，书名《素问训解》。此书到南宋时失传。

隋唐时期，杨上善又将《内经》分类编纂和注解，编成《黄帝内经太素》三十卷，是现存最早的《内经》注本。

注释《素问》影响较大的，是中唐时期的王冰。他历时十二年，于762年撰成《注黄帝素问》二十四卷。

《脉经》作者王叔和，成书于魏晋。《内经》《难经》均有关于诊脉法的阐述，王叔和搜集有关脉法的资料，采集各家之说，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著成《脉经》十卷。

《诸病源候论》于公元610年由巢元方等人编撰。全书共50卷，分67门，论述了1739种病候。该书最大的贡献在于对疾病记载的广泛和详细，对病源的认识。

《肘后救卒方》晋代葛洪著，他先著成《金匮药方》100卷，因篇幅浩繁，不便携带，将其中救急、多见、简要实用的部分，摘要编成《肘后救卒方》3卷。《肘后救卒方》现存8卷，书中突出之点是对某些传染病的认识，达到很高的水平。

《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为唐代孙思邈著。孙思邈十分重视医家的医德。孙思邈重视前人的宝贵经验，但尊古却不拘泥。他很重视妇科、儿科疾病的诊治，《千金要方》首列妇人方3卷，少儿婴孺方2卷。

《外台秘要》是唐代王焘著作。全书40卷，分1104门，是唐代另一部规模巨大的综合性医籍。内容包括有今天的内、外、骨、妇产、小儿、传染病、皮肤、五官、畜疾等科的证治。本书主要选辑东汉到唐的很多方书而成。临床各科编排较为合理，先论后方，次序井然。重视急性传染病，伤寒、温病、疟疾等，所占篇幅较大，说明对传染病具有相当知识。

《针灸甲乙经》晋代皇甫谧著，成书于256-282年，为现存最早的针灸专书。全书分12卷128篇。书中叙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重点介绍腧穴总数、厘定部位，详细介绍了针灸操作方法，并把各种适应证按照临证需要排列出来。此书影响久远，其他一些著名的针灸著作，基本上都是在此书的基础上发挥而成的。此书也较早传到国外。

《刘涓子鬼遗方》南齐人龚庆宣著，约成书于475-502年之间，是现存最早的外科专书。主要内容，载金疮、痈疽、疮疖、疥癣及其他皮肤疾患，有内外治处方140多个。

《仙授理伤续断秘方》隋唐蔺道人著，约成书于841-846年。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很有学科价值的伤科专书。它反映了隋唐时期治疗骨伤科疾病的水平已相当先进。书中载40余方，为伤科用药奠定了理论基础。

公元960-1368年（宋-元）

《太平圣惠方》是宋廷编著的大型方书之一。共100卷，分1670门，载方16834首，广泛地收集宋以前方书及当时民间验方，内容颇为丰富。对方剂、药物、病证、病理都进行了论述。

《圣惠选方》，成书于1046年，由何希彭节选《太平圣惠方》中的精要部分，编辑而成。作为教本应用了数百年，对后世方剂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由宋朝诏令太医裴宗元等人将官药局所收医方加以校订，编成《和剂局方》。全书共5卷，分21门，载方297首。后来《和剂局方》经多次增补，内容日益丰富，1151年，经许洪，定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颁行全国，为世界最早的国家药局方之一。《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颁行时全书10卷，附《用药指南》3卷，分诸风、伤寒、诸气等14门，载方788首。

《圣济总录》：北宋末年，政府组织医家广泛收集历代方书及民间方药，历时7年（1111-1117年）编成此书。共200卷，达200万字，分60余门，方近2万首，前代方书几乎全部被囊括。

《济生方》宋代严用和著于1253年，是严氏五十余年临床经验的总结，全书10卷，分80门，载方400首。原书已佚。

《三阴极一病证方论》，宋代陈言著，全书15卷，分180门，载方1500余首，有方有论，论后附方，使读者易于洞晓病因，论因求治，在传播方剂学上也有贡献。

金代刘完素著有《素问玄机原病式》2卷，《宣明论方》15卷，《伤寒直格方》3卷，《伤寒标本心法类萃》2卷。可靠而价值较大的有《素问玄机原病式》与《宣明论方》二书。

金代张元素著有《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