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各朝撰写史书的二十四部的总称，记载的是从传说黄帝到明朝的历史，包括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内容。这种统一的有本纪、列传的纪传体体裁编写的史书被称为正史。二十四史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民族引以为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

这是武英殿本二十四史第一套《史记》，共分6函36册。其他23套史书还将陆续发布，欢迎关注。

《史记》是由西汉司马迁撰写，记载我国上古时期黄帝时代至汉武帝时期的历史。全书内容分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等共一百三十卷。

《史记》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带有作者丰富的感情色彩，讽刺和暴露现实，对美的一面大方的赞美，对丑陋的一面也毫不隐晦。书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故事性强，文学性强，非常值得阅读。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刻本也就是版本类型。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经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盛。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

石印本指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我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 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体字，易于辨认。

影印本：分线装和平、精装两种形式。过去的影印本，大都采用线装，保持中国古书古雅的特色；但当代的趋势，要求影印的古书采用平装、精装的形式，这样价格可以低廉，又便于插架。影印的古籍也可以加以断句或校勘，有部分影印的古籍已是断句本或校勘本。

扩展资料

中国近代的石印文献，内容以古籍为多，遍及经史子集四部以及丛书、通俗小说、唱本等，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商务印书馆石印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华书局石印的《古今图书集成》等。此外，地图、画刊、报刊和时人新作等也大量地以石印的方式出版。

影印图书大约有3种方式：珂罗版影印，石印，胶印。工序基本上都是先照相，而且是依原本照相。影印本在古籍中很普遍。

-刻本

-石印本

-影印本

《左传》是中国古代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原名《左氏春秋》，汉朝时又名《春秋左氏》、《左氏》。汉朝以后才多称《左传》。它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左传》相传是春秋末期的史官左丘明所著。司马迁、班固等人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写。唐朝的刘知几《史通·六家》：「左传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唐朝的赵匡首先怀疑《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此后，有许多学者也持怀疑态度。很多人都认为写《左传》的左氏并非左丘明。叶梦得认为作者为战国时人；郑樵《六经奥论》认为是战国时的楚人；朱熹认为是楚左史倚相之后；项安世认为是魏人所作；程端学认为是伪书。清朝的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却仍然认为是左丘明所著。康有为则认为是刘歆所作。今人童书业则认为是吴起所作，赵光贤认为是战国时鲁国人左氏所作。现在一般认为《左传》非一时一人所作，成书时间大约在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中叶），是由战国时的一些学者编撰而成，其中主要部分可能是左丘明所写。

《左传》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而且由於它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

《左传》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左传》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它表现在：长於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又善於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

《左传》受到学界重视是在魏晋时期，先后有郑玄、杜预为其作注解，以后成为研究《春秋》的重要典籍。

《左传》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

战国文字最早被发现是在西汉以后，历代学者都对战国文字进行了研究。汉代废除了秦的“挟书之律”，一些未遭秦火焚毁的典籍如《孝经》、《左传》、《周礼》、《尚书》、《论语》先后从地下和墙壁中被发现或从民间献出。这些古籍多使用战国时期东方诸国的文字写成的，被称为古文。东汉许慎在《说文》一书中对所收一千多个古文从形音义角度进行了全面地研究。自三国到民国以前，研究战国文字的学者主要有魏初的邯郸淳、西晋的荀勗、和峤、卫恒、束晳、续咸、隋颜之推、唐傅奕、北宋郭忠恕、夏竦、苏轼、欧阳修、赵明诚、叶石林、清代陈介祺、吴大澄等人。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出土的战国文字资料巨增，这一时期研究战国文字的学者也随之增多，主要有王国维、唐兰、刘节、容庚、郭沫若、徐中舒、胡先炜等人。其中研究成绩最显著的当推王国维，他将“古文”确定为战国时期东方六国的文字，这一结论指明了“古文”的性质及正确年代，是对研究战国文字的重大贡献。

古籍的刻工

刻工又称“镌手”、“雕字”、“刊字”、“雕印人”、“匠人”等等，是雕刻书版的工匠手。

不少古籍，在每版的中缝下方（即下书口）都记有刻工的名字。这些名字，对一般图书来说，当初可能是为了计酬所留，同时也便于主事者追究责任；对特殊的图书，如佛经、佛像等来说，可能是为了积功德，故大都留下了刊刻匠人的名字。这些名字虽然都很简单，但是，因为一个人的技艺总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再参以记名，就很容易区别；同时，一个人的艺龄，如果从二十岁开始计算的话，一般的大约不会超过五十年，或者说，大体应在四十年左右。这样，我们凭藉刻工这两方面的因素，就不难从已知刊刻年代的古籍的刻工，推论出不明刊刻年代的古籍的大体刊刻时间。这对辨别伪本亦大有益处。

如商务印书馆所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其中所收《南史》，题为元大德间刊本，但据著名学者王重民先生考，“乃其刻工十八九同于明初所刻《北史》”（见《中国善本书提要》），可证此书并非元刻本，更非元大德年间刻本。北京图书馆藏有另一部《南史》残存二十六卷，即《本纪》四至七、《列传》一至五、二十八至三十、三十四至四十四、五十八至六十。王重民先生说：（此本）“下书口记刻工，大都为朱敬之、徐进卿、何甫三数人所刻。敬之或署朱苟，或单署敬字（草书似秀字）；进卿单署徐字，徐又省作余；何甫或署何，或署甫，何又省作可。又有张（或作弓）、杨（或作木易）、翁、董、章、郑、陈、方、于、洪、良等单字，与明初补版署双名者，其风格迥乎不同”（见《中国善本书提要史部纪传类》），可证这个本子是“真为元刻元印”（出处同上）。看得出，这里考订的依据主要就是刻工。刻工的重要可见一斑。

就目前而论，我国可考的最早刻工是雷延美，他曾于后晋开运四年（公元947年），为曹元忠雕刻观世菩萨像，此像上图下文，末署“匠人雷延美”。原物出敦煌，可惜已被法人伯希和窃走。

由于后世所存宋版书大都是南宋刻本，故关于北宋的刻工所知寥寥，而南宋刻工所知较多。据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据日藏宋版书一百三十种统计，计有刻工一千七百人，除去只署姓，或只署名而无姓者，共一千三百人。我国学者张秀民先生，致力于我国古代出版史的研究，于一九八九年，出版了《中国印刷史》这部巨著。他说：“笔者据北京图书馆所藏宋本三百五十五种，及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宁波天一阁所藏宋本数十种，又找出约七百人，其中大部分可补长泽氏之不足。因宋本蝴蝶装，许多姓名被黏在板心内，不易看出，所以数字不全。若加入《碛（音气）砂（同沙）藏》中刻经人孙仁等四百二十三人，宋刻工总数可考者近三千人，只存十一于千百而已”。（见《中国印刷史第三章》）

古籍的流传

古籍的流传形式古今很不相同，简策时代的古籍是以单篇流传；纸普遍使用之后，由于书写工具的改进，古籍开始以“集”的形式流传；雕版印刷盛行之后，古籍便以整部的批量流行了。

简策时代的古籍所以是单篇流行，主要是因为文字的载体——竹简太笨重。从出土的秦汉竹简看，通常每枚竹简只容纳三十或四十个字左右。即以四十个字算吧，一篇一万字的文章就需要二百五十枚竹简，这就是说，一部五十万字的书，就需要一万二千五百枚竹简，这无论从体积上说还是从重量上说，都是十分可观的。这就决定了当时的书籍，只能是以一篇为单位流传。例如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他在同书《老子韩非列传》亦说，韩非“故作《孤愤》、《五蠹（音度）》、《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所列举的都是今天《管子》、《韩非子》两书中的篇名，很可说明当时的书籍的单篇流行的事实。

古籍的单篇流行，带来了下列后果：

①一个作者的书，读者所得篇章有多有寡，不相统一。

②一部完整的书，由于单篇流传而容易散佚，而且大都是整篇整篇的散佚。如《史记》一百三十篇，从司马迁写成，到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时，就已有“十篇有录无书”，即是典型的事例。

魏晋之时，纸作为一种轻便的书写工具，已逐渐普遍使用。

晋人傅咸称纸“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并说纸有“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的优点（以上引文均见《纸赋》）。这样，古籍就改变了过去单篇流行的形式，而以多篇集在一起，即“集”的形式流传了。《四库总目》“别集类”的上序说：集……其自制名者，则始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四库全书卷一四八集部别集类）

“集”的流传形式，大体有下列特点：

①一个人的著述较为集中，为研读一个人或一个学派的著述提供了方便。

②文集或诗集大都由作者或作者的亲属、门弟子编定、较为可靠。

③由于“集”的容纳量视简策的单篇大大加大，钞写并不容易，故书籍很受人珍视，往往一书而几代相传，反复校勘，绝少讹误，精本较多。

自唐以后，雕版印刷盛行，书籍不仅一改而为批量流行，而且，它还作为商品进入了交易市场。这种情况带来的结果是：①书籍很容易得到；②刻版尚有讹误，则广为扩散，甚至以讹传讹；③由于商人刻书以盈利为目的，粗制乱造者往往有之。鉴于这种情况专门研究和品评版本优劣的版本学便应运而生；同时，校订文字讹误的校勘学也得到了极大发展。

龚留柱《春秋弦歌〈左传〉与中国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本书共分正文和附录两大部分。正文从《左传》的来历与传统，《左传》的思想内容，《左传》与中国史学、文学、政治文化，《左传》与中国兵学等方面讲述了《左传》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系统、全面、深入地探讨了《左传》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全方位影响。

、《孝经》与孔子思想是否相悖

以《孝经》为伪作的学者，很注意从《孝经》内部寻找攻击点，焦点有二：

一是《孝经》与《左传》有同文，说者认定是《孝经》袭《左传》。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云：“其《三才章》‘夫孝，天之经’至‘因地之义’，袭《左传》子太叔述子产之言，惟易‘礼’字为‘孝’字。《圣治章》‘以顺则逆’至‘凶德’，袭《左传》季文子对鲁宣公之言；‘君子则不然’以下，袭《左传》北宫文子论仪之言。《事君章》‘进思尽忠’二语，袭《左传》士贞子谏晋景公之言。《左传》自张禹所传后始渐行于世，则《孝经》者，盖其时之人所为也。勘其文字，绝类《戴记》中诸篇，如《曾子问》、《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之类，同为汉儒之作。”姚氏将《左传》和《孔子闲居》等一律视为汉儒之作，未免成见过深。近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一批走私出境战国楚简，内中即有《孔子闲居》，姚说非但不攻自破，而且适成反证。类似之说，可置而勿论。姚鼐《孝经刊误书后》云：“若其词有同于《左传》者，盖此固曾氏之书，而《左传》传自曾申，刘向《别录》记之矣。意或为《传》时取词于是，未可知也。”姚说甚是。以《孝经》与《左传》有同文，而断言必是《孝经》袭《左传》，在逻辑上难以成立。

二是认为《孝经·谏争章》关于“争子”的论述与孔子思想相悖：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

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

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

友，则终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

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认为，此章“父当有争子”的论述，与孔子思想明显抵牾：“孔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多少低回曲折！今《谏争章》云‘父有争子，……故当不义，子不可不争于父；……从父之令，焉得为孝！’又何其径直而且伤于激也？其言绝不伦类。”杨成孚《经学概论》云：“《孝经》中的思想，亦不应与《大戴礼记》和《礼记》中曾子论孝的内容发生矛盾。如《孝经》主张‘父有争子’，而《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上》则认为子与父辩是祸乱之源。”（116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辩难者将争子之“争”理解为“争辩”，似有偷换概念之嫌。此“争”为“诤”之借字，御注云：“争谓谏也。”孔子生逢乱世，昏君当道，乱臣弄权，贼子篡弑，若置若罔闻，依然偏扬敬顺，不倡谏诤，能成其为淑世救民之孔子乎？从某种程度而言，乱世的形成，正是缺少争臣、争子。因此，孔子反对愚孝，在情理之中。御注云：“有非而从，成父不义，理所不可。”得之。

孔子关于“父当有争子”的思想，并非只见于《孝经》，在孔门弟子的著作中，时有所见，如《荀子·子道》云：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

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礼安，言以类使，则儒道毕矣，虽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子

所以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乃衷；从命则亲辱，不从

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乃敬。故可以

从而不从，是不子也；未可以从而从，是不衷也。明於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忠

信、端悫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传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此之谓也。

故劳苦雕萃而能无失其敬，灾祸患难而能无失其义，则不幸不顺见恶而能无失其爱，

非仁人莫能行。诗曰：“孝子不匮。”此之谓也。

鲁哀公问於孔子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孔子不对。

孔子趋出，以语子贡曰：“乡者君问丘也，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

三问而丘不对，赐以为何如？”子贡曰：“子从父命，孝矣；臣从君命，贞矣。夫子

有奚对焉？”孔子曰：“小人哉！赐不识也。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

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

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

之之谓孝，之谓贞也。”

在辩难者称引的《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中也有关于谏诤的论述：

父母之行，若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从而不谏，非

孝也；谏而不从，亦非孝也。

孔子甚至批评曾参过于顺从其父，乃至听任其父亲施暴、一味委曲求全的态度：

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韩

诗外传》卷八）

在孔子看来，使父亲身陷不义之地，就是最大的不孝。《谏争章》“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与《荀子》“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思想一脉相承。在仁与义的原则面前，孔子的态度很明确。当然，孔子反对为谏父之过而态度激烈，导致父子反目，故《礼记·曲礼》云：“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待日后气氛缓和时再谏，此与孔子谏诤思想并无扞格。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父子关系与君臣关系相一致。为父者与为君者均非圣人，孰能无过？因此，臣子都有匡扶君父的责任。《论语·季氏》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焉将用彼相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无论是为人臣还是为人子者，都不应该“危而不持，颠而不扶”。这一看法在郭店楚简中也可以得到部分印证。楚简《鲁穆公问子思》云：

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

矣。”

“恒称其君之恶者”，就是“争臣”。《谏诤章》将争臣与争子置于同一体系中加以论述，既然为君者要有恒称其恶的争臣，则为父者要有能谏其过的争子，已是不言而喻。要之，“谏争”是孔子孝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争子”之说否定《孝经》，鄙见以为不可。

清朝时轰动朝野的《全唐诗》、《佩文韵府》和《全唐文》三部古籍巨著，分别于康熙、嘉庆年间在扬州刊刻而成。市档案局清史工程中整理抢救出的《清宫扬州御档选编》不少奏折，描绘了当年扬州刷印业高度发达的盛景。

青岛市档案局副局长、文史专家魏怡勤经过对“御档”精心研究，向记者解读了这三部古籍巨著在扬州校刻的全过程。

扬州诗局为何设于天宁寺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江宁织造、通政使司通政使，兼任两淮巡盐御史曹寅，在扬州创办了一个大规模的编校出版机构——“扬州诗局”，奉旨校刻《全唐诗》。“扬州诗局”就设在扬州天宁寺里面。

康熙四十四年的三月十九日，“上发《全唐诗》一部，命江宁织造曹寅校刊，以翰林彭定求等九人分校。”曹寅奉旨后，即积极着手筹备。当年至次年期间，曹寅所上的奏折很多内容与刊刻《全唐诗》有关。

据史料称，曹寅把“扬州诗局”设在天宁寺里，是因为天宁寺内就有巡盐御史的行署，属于两淮巡盐御史的房产，而且10多年前孔尚任曾住在天宁寺东廊待漏馆。这样既不用出去另找房子，也便于管理，有利于提高校刊《全唐诗》的质量，加快校刊《全唐诗》的速度。

《全唐诗》究竟何时开刻

《全唐诗》开刻时间问题一直有争论，而清宫扬州御档的解密，使这个历史疑团迎刃而解。

据《清宫扬州御档选编》载，曹寅四十四年(1705)五月初一日折云：“恭蒙谕旨刊刻《全唐诗集》，命词臣彭定求等九员校刊。臣寅已行文，期于五月初一日天宁寺开局……”可以看出，五月初一日，天宁寺开刊刻《全唐诗》书局，但校刊工作并未完全开展。

另从其他档案资料可以看到，编校词臣是陆续到位的。曹寅于康熙四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的奏折：“校刊全唐诗，现今镂刻已成者，臣先将唐太宗及高、岑、王、孟肆家刷印，装潢一样贰部进呈。其纸张之厚薄，本头之高下，伏候钦定，俾臣知所遵行。”康熙帝朱批：“知道了。样本都改过发回。”

《全唐诗》大规模的刊印工作自此开始。扬州诗局进入刊刻工作的高峰期，实际上是在康熙四十四年十月以后。

《全唐诗》何时刊印完毕

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曹寅多次上奏康熙，请示刊刻事宜。康熙四十五年(1706)二月二十八日的奏折说：“又诗局翰林官等，校修唐诗，今年可以竣事。”到了七月初一奏折：“遵旨校刊全唐诗集，目下刊刻只剩五百余页，大约本月内可以刻完，八月内校对错字毕，即可全本进呈。共计有十二套，除春间所进二套外，又校对得六套，谨装订进呈御览，伏求圣训俯鉴错误，指示臣等，使得刊改归正，以成一代之书。”康熙帝朱批：“刻的书甚好，等细细看完序文，完时即打发去。”至此，《全唐诗》的校刻工作已接近尾声。

康熙四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奏折：“今有刻对完全唐诗九十套，进呈御览。其余俱已刻完，月内对完，即行刷印进呈，合并奏闻。”《进全唐诗表》说：“于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一日书成，谨装潢成帙，进呈圣览者。”

康熙四十六年(1707)四月十六日（5月17日，康熙《御制全唐诗序》写成颁发，补刻诗序，冠式书前。《全唐诗》的刊印工作即全部结束。

刊印速度和质量如何

今本《全唐诗》900卷计9814页，除去先前所试刻少部分外，平均每月刊刻在1000页以上，这个速度在雕版印刷时代是相当快的。

从奏折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全唐诗》异常重视写刻质量。

曹寅上奏康熙时说：“臣细计书写之人，一样笔迹者甚是难得，仅择其相近者，令其习成一家，再为缮写，因此迟误，一年之间恐不能竣工。”当时正流行软字精刻风尚，曹寅于康熙四十四年七月专门召集文人训练名手缮写和雕刻《全唐诗》，《全唐诗》字体借鉴欧体、赵体风格，秀丽、俊逸且900卷前后字体几近一致，因为字体风格独特、印刷精美、校勘谨严，也为其成为清代雕版史上的典范之作奠定基础。

曹寅何时何因去世

为了更好地昭示自己的文治武功，玄烨又于康熙五十一年三月，命江宁织造曹寅、苏州织造李煦、杭州织造孙文成等，于扬州开刻《佩文韵府》。之所以把刊刻地定在扬州，恐与曹寅曾在扬州校刻《全唐诗》，所刻书令康熙十分满意有关。

曹寅康熙五十一年(1712)四月初三日（5月7日）奏折称：“《佩文韵府》已于三月十七日（4月22日）开工刊刻。”此则奏折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佩文韵府》在扬州开刻的准确日期。

至于刊竣的日期，我们可以从档案书籍中找到答案。据《清宫扬州御档选编》载，李煦在“奏为御颁佩文韵府在扬州刊刻公竣装箱进呈等请旨事”一折中称：“窃臣与曹寅、孙文成奉旨在扬州刊刻御颁《佩文韵府》一书，今已工竣。谨将连四纸刷订十部，将乐纸刷订十部，共装二十箱，恭进呈样。再连四纸应刷钉若干部，将乐纸应刷钉若干部。”

此奏折还说明《佩文韵府》的雕印任务是曹、李、孙三人共同奉旨承办的，书局的初期刊刻工作由曹寅主持，但不久曹寅病故。李煦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十八日（8月19日）奏曰：“江宁织造曹寅于六月十六日（7月19日）自江宁来扬州书局料理刻工，于七月初一日感受风寒，卧病数日，转而成癯，虽服药调理，日渐虚弱。”七月二十三日又上奏：“曹寅七月初一日（8月2日）感受风寒，辗转成癯，竞成不起之症，于七月二十三日（8月24日）辰时身故。”

曹寅未能主持工作至《佩文韵府》完工，曹寅卒后，李煦主持刊刻工作，直至竣工。

实际上，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九月初十日全书已刻完，康熙在看完样本后，朱批道：“此书刻得好的极处。”至此，《佩文韵府》的刊刻工作全部结束。

《佩文韵府》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十二月在京开编，康熙五十一年三月在扬开刻，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九月刊竣，前后历时近十年。

《全唐文》为何称“扬州官本”

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80年后，嘉庆皇帝也用其曾祖的办法，命两淮巡盐御史阿克当阿，在扬州刊刻《全唐文》等内府古籍。

与《全唐诗》相比，《全唐文》投入了更多的编撰力量。先后参与编撰者近百人，其中既有词章名家法式善、周之琦、秦恩复等，又有渊博学者阮元、徐松、胡承珙等。该书编成后，即颁发扬州，由督理两淮盐政阿克当阿等负责校刻，嘉庆二十四年(1819)刻成，此即后人所称的“扬州官本”。

翻阅《清宫扬州御档选编》，收录有关《全唐文》的奏折计三则，其中《奏为校刊钦定全唐文告成奉旨赏还顶戴谢恩事》一折，除了让我们知道嘉庆帝对刊成的《全唐文》非常满意之外，还得知另一件事：阿克当阿和苏楞额二官员因刊刻《全唐文》有功，嘉庆帝赏还了两人的顶戴，官复原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