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名录列表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4浏览:1收藏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名录列表,第1张

《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392部,2008年3月1日公布;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2392部)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51个)名单,现予公布。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卷帙浩繁的文献典籍。这些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保护和利用好珍贵文献典籍,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指导方针,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公布为契机,加强科学规划,加大工作力度,切实做好珍贵古籍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使中华民族珍贵的文献典籍永泽后世。 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51个) 国家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 天津图书馆 山西省图书馆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 辽宁省图书馆 辽宁省大连图书馆 黑龙江省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 南京图书馆 江苏省苏州图书馆 江苏省常熟图书馆 浙江图书馆 安徽省图书馆 福建省图书馆 山东省图书馆 湖北省武汉图书馆 湖南图书馆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重庆图书馆 云南省图书馆 山东省青岛市图书馆 河南省图书馆 湖北省图书馆 贵州省图书馆 陕西省图书馆 甘肃省图书馆 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 贵州省荔波县档案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南京博物院 上海博物馆 山西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 河南大学图书馆 河南大学图书馆 苏州大学图书馆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南京大学图书馆 复旦大学图书馆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清华大学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516部,2013年3月8日公布。

国务院正式公布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上海图书馆藏北宋拓本《三藏圣教序》、徐州市图书馆藏南宋刻本《四书章句集注》、青岛市博物馆藏清蒲松龄《鹤轩笔札》稿本等1516部古籍入选该名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浙江省西泠印社、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等16家单位成为第四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录汉文古籍1218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286部,其他文字古籍9部,3种甲骨文。这是甲骨文首次进入《名录》。《名录》收录宋元拓本71种,明清稿本76部、抄本177部;收录舆图43种,其中,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西汉地图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纸质地图,也是世界上最早用于书写的纸张实物,还是西汉初即已发明造纸术的有力证明;收录的民族文字古籍,涵盖藏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察合台文、彝文、满文、东巴文、傣文、水文、古壮字、布依文等12种民族文字。

其中,西藏博物馆藏元刻本《释量论》,是继元刻《因明正解藏论》之后发现的第二部元刻本藏文古籍。这两部元刻本的发现,推翻了元代无刊印藏文文献和明代以前无藏文印刷实物的旧说。

在此次公布的16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中,中国嵩山少林寺、西藏博物馆、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西藏自治区罗布林卡、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等5家为宗教、少数民族单位。

截至目前,共有11375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66家单位成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苏州顾氏家族将藏书楼命名为“过云”,取过眼云烟的意思。盛时,过云楼收藏书画上千幅,同时集藏宋元旧刻、精写旧抄本、明清精刻本、碑帖印谱800余种。世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之称。在过去的150年间,顾氏家族六代人的命运沉浮始终与家族私藏的聚散紧紧地绑在一起。

“士可杀不可辱,我去了。”顾公硕看着顾氏家族几代人历经战火保存下来的古籍善本被造反派抄走,留下这样的字条投河自尽。半个世纪后,顾氏家族过云楼的藏书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2005年,过云楼藏书的四分之一以2300万元的价格由中国嘉德拍卖,创造了当时古籍拍卖市场的价格纪录。七年后,这批善本再次出现在2012年北京匡时春拍上,以18亿元的底价等着它们的新主人。据悉,竞拍此拍品需缴纳5000万元保证金,或创拍卖历史上最高保证金纪录。世代私藏

顾氏家族的过云楼地处苏州,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其第一代主人顾文彬(1811-1889年)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官至浙江宁绍台道。顾文彬晚年购得古春申君庙址、明尚书吴宽复园故址等明清建筑,命子顾承主持营造,命名为过云楼,意取苏东坡言“书画于人,不过是烟云过眼而已”。时值乱世之际,江南的私人珍藏都急于转手,顾文彬收购了大量的珍贵字画,奠定了过云楼藏品的基础。顾文彬精鉴赏,富收藏,一生殚精竭虑,多方搜求,积累书画墨迹达到数百件之多,自晋唐至明清,其中有不少为传世名迹。

顾文彬之后,到了顾麒士(1865-1930年)一代。顾麒士精通书法绘画,尤其所作山水画清逸蕴藉,名重于世。他广取博采,将过云楼书画收藏充盈至千余幅之巨。至第三代传人顾鹤逸,过云楼被发扬光大。民国期间,顾鹤逸的好友,著名的目录、版本学大师傅增湘要求借阅过云楼藏书,顾鹤逸碍于情面不得不答应。傅增湘每日观书数种,晚上回去后凭记忆写下书目,编纂成《顾鹤逸藏书目》,在北大刊物上发表,顾家过云楼藏书的胜景得以昭告天下。

“顾鹤逸先生继承家族所藏,曾经拥有过这全部的古籍,临终前,他把家中所藏分为四份,分别由四个儿子继承。”与顾家交情甚好的钱庸老先生说,能完好保存至今,本身就是这批古籍所创造的+奇迹。

此次现身2012年拍卖市场的过云楼藏书本有“同胞兄弟”。由于家族原因,它们被一分为四。其中的四分之三,早在1992年的时候,就被南京图书馆收购,现如今珍藏在南京图书馆的古籍馆。而这批附拍的藏书则是由顾鹤逸的后人珍藏至2005年,被中国嘉德古籍部经理拓晓堂征集而来的。

“顾鹤逸先生出生于名门望族,家中所藏皆为重要的古籍,苏州现今著名的‘过云楼’就是顾鹤逸先人所建造。”著名古籍收藏家和研究者孟宪钧先生回忆。据说,早期顾家收藏虽是书画和古籍并举,但是对待两种藏书的态度并不一样,书画可以任人品评,而藏书楼“过云楼”则禁止外人踏入。

“所以最早我们了解苏州顾氏家族的时候,都是因为他们收藏的书画,对他们的藏书并不了解。”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院长李致忠老师说。这种传统中国文士家藏秘不示人的状况直到民国时期才有所改变。

“公布藏品是当时收藏家的大忌,怕由此引起不必要的麻烦。顾麟士自己所编的《鹤逸所藏书目》、《西津所藏书画目》均属稿本,并未印行,现我们只能从傅增湘藏抄本《顾鹤逸藏书目》中可以了解顾家当时的藏书情况。”苏卅l档案馆的沈慧瑛表示。

“霾天、秽地、灯下、酒边、映摹、强借、拙工印、凡手题、徇名遗实、重画轻书、改装因失旧观、耽异误珍赝品、习惯钻营之市侩、妄摘瑕病之恶宾。”据说这十四条“宪法”一开始就被标在过云楼门楣之上,以警示子孙后代。顾文彬深知自家所藏书画的珍贵,怕自己身后这些历尽心血的书画遭遇不测,便在有生之年给子孙定下了上述书画收藏的“十四忌”。

除此之外,顾文彬还定下家规,本家族所藏书画的继承人必须是学识和休养并存的优秀子孙。

据钱庸回忆,爱子顾承的去世给顾文彬打击很大,过云楼藏品的收集也一度中断。顾文彬过世后,遗留书画及家产被拆分传予其余三位儿子,顾承一份再传其子顾麟士。顾麟士此时已逾25岁,他通过古董商掮客调协,把传于另几家的过云楼书画陆续购归、继藏,避免了拆分流散的危局。

“过云楼在顾麟士的手上不仅成为书画收藏上千幅的藏画楼,同时也成了集藏宋元旧刻、精写旧抄本、明清精刻本、碑帖印谱800余种的大型藏书楼。其中最为难得的是自清朝以来就在藏书界极负盛名的宋刻《锦绣万花谷》,曾属季振宜所藏。《锦绣万花谷》一书自清末以来在藏书界极负盛名。”苏州大学图书馆的罗凤莉谈到,“《锦绣万花谷》是一部类书,类书的史料价值主要是保存佚传古籍的一些片断。而一般说来,越早的刊本文字的错讹会越少,保存下来的佚传史籍也越准确。所以,这部宋刻《锦绣万花谷》具有很高的文献研究价值。况且即使不考虑这些具体的研究利用问题,仅仅就其文物价值而言,这样一部宋本书,也是无以估量。”

乱世沉浮

钱庸先生谈及,顾鹤逸身后有四个儿子继承了家产,其中当属是顾公雄和顾公硕最为出彩。顾家第四代时,已经是战乱时期,眼看抗日战争要打响,顾家人紧急商讨对策,书画怎么办、人怎么办、家怎么办,逃难到哪里去。经反复研究,最后决定逃到上海租界。他们先把家藏书画中最精华部分存入上海租界的银行保险库,其余部分只能仍旧藏匿在家中。他们在朱家园住所的天井里挖了一个地窖,地窖有一人多高,面积有10多平方米,把一部分不能运往上海的书画密封在白铁皮箱中,藏入地窖。

1937年8月16日,日寇投向苏州的第一颗炸弹,炸毁了朱家园顾家大厅,顾公雄、顾公硕及家人连夜逃离苏城,分别暂时避居农村,然后通过亲友帮助,辗转到了上海租界。

“苏州沦陷后,顾公雄、顾公硕在朱家园的住所被日本兵搜索了7天,顾公柔所居的西津别墅则被搜查了整整15天。”与顾家后人熟识的沈慧瑛谈到。等局势稍稍平静后,顾家人回苏州探视,发现自己的家被日寇践踏得满目疮痍,放在楼上书柜中不及带走的字画遭日寇翻箱倒柜抢掠,被搜出的字画卷轴堆积一地,而字画全被挖走;那些来不及带走沉在井里的铜器也全部不知去向。地窖虽未被日寇发现,但却已进水,变成了水窖,白铁皮箱浸润在潮气中,箱体生锈,白铁皮箱中的书画霉变,损失惨重。

姚善简介 人物简介

姚善 (1360~1402年),明建文时忠臣。初姓李,字克一,应城南乡姚家嘴人(《明史》作安陆人,后据《三台湖志》补正;姚善墓在姚家嘴),性耿直,仪表英伟,善谈论。明洪武初,由乡举荐入太学。历任祁门县丞,卢州、重庆同知。洪武三十年(1397年),任苏州知府。姚善来后,主政公允,把握大局,不制定苛刻繁琐的条令来管理民众,诉讼之事因此逐渐减少。苏州人逐步改变了对明朝的看法,吴中大治。因守卫苏州者前有季亨、魏观,后有姚善、况钟,中有王观,皆贤能之士,称“姑苏五太守”,祭祀学宫。

姚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结交贤能。只要听说谁人贤能,必躬身亲往拜访。一次,他得知王宾博学能文,就去拜访。但该公是个隐士,不愿接见,给了姚善一个闭门羹。但姚善却没有生气;第二日又去,王宾却装疯卖傻,又故意给他难堪,他还是笑着离开;第三日再去,终于感动王宾,两人结为好友。因为重士,苏州一些名士如王宾、韩奕、俞贞木、钱芹等都愿与他交往,经常与他在一起谈经论书。一日,他们在文庙学宫见面,准备谈论经书。钱芹首先发言说,谈论经书,不是今日急事!姚善惊问何故?钱芹给了他一本小册子,一看,全是关于战备的内容。钱芹说:“今燕王朱棣在北平起事,企图陷京都以篡皇位,我们作为建文帝的臣民,务以军备来保卫朝廷。”姚善点头称是。这时,燕王的兵已经南下,姚善一面联络镇江、常州、苏州、松州四郡首,集结民兵演练备战;一面推荐钱芹入朝为官,履行军务。他也亲至京师,得见燕王上书贬斥齐泰、黄子澄为奸。姚善声称燕王贬斥不当。建文帝遂诏见姚善,征求对策,姚善奏议起兵勤王。建文帝钦命姚善组织苏、松、常、镇、嘉兴五府兵勤王。建文四年(1402年),姚善的军队正在集结时,燕王已攻占京都。黄子澄痛心疾首,带着四个儿子逃到了苏州,与姚善商量招募勤王军。在编造黄册时,姚善将黄子澄两个孩子改了姓名,籍贯也改为昆山,几人发誓要为国事而不惜生命。后黄子澄约姚善航海起兵。姚善不允,说:“公,朝臣,当行收兵图兴复。善守土,与城存亡耳。”黄子澄去后,姚善率兵死守。最后,因部下许千户反叛,乘姚善不备,将他缚住,献给朱棣。朱棣以高官相诱,劝他投降,辅佐自己。姚善至死不从,被杀,年仅43岁。其儿子姚节等4人被发配边疆。

燕王朱棣攻陷南京后,立即捉拿黄子澄。后黄子澄一族,除其子彦修和彦泽被姚善更名,是昆山口音,逃过一劫外,全族445人全部被杀。

人物轶事

早年与姚善友好的常熟人黄钺,得知姚善死讯后,急登琴川桥,向西叩拜,并放声哭诉:“吾与君同受国恩,不幸有国难,义同许身,君与孝孺同为国难死,吾岂能背义独生?”哭诉毕,命家人收归祭具,从容整衣冠,跳进水中自溺身亡。

古籍记载 《立斋闲录》

《立斋闲录》记载:姚善,字克一,年四十三,湖南安陆州人。任苏州知府。是年六月二十日送问,七月初十日凌迟。妻宋氏,年四十二,配燕山中护卫指挥纪纲为奴。本年八月,改配旗手卫指挥张■〈日上永下〉为奴。长子节,贺县千户所充军;幼子继儿,苏州随母给配,保儿、项儿,永乐九年尚监候听决。三女俱给都督陈虚家为奴。

《名山藏卷》

《名山藏卷》记载:姚善,字克一,安陆人,初姓季。洪武中以举人领祁门丞,两转庐州重庆。同知皆以循吏闻久,之迁苏州知府,苏俗奢靡,高帝严以刑,其谲民乃乘而持怨,家短长ㄋ下判耍善既至,数造请郡中贤士求问。所以为治,而自以宽仁惠和开导之,苏乃大化。郡有处士四人,曰王宾、曰韩奕、曰钱芹、曰俞贞木。 王宾字仲光,独高其道,毁形异服箕踞道,傍隐于医药,其医专疗佣贱不责酬报。缙绅先生见其丑恶,不料理无荐之者,平生不娶,独身奉母年七十余,先母卒,疾革抱母死,复苏连呼母,既葬魂附杖归绕室唤娘,家人皆惊,母呼宾娘在此,复连呼娘娘,儿实不忍舍娘去。宾所著书有吴名贤记古迹等诗皆奇崛喜深之词。 韩奕字公望,潜心理学,尤精于医洪武初累荐不起,有韩山人诗称于时别着易牙遗意。 钱芹字继忠,吴越王裔,祖父皆仕儒官,少负气节,好论天下事,元末兵兴守臣各拥卫境上,芹屡入戎幕谒诸将,冀将有为,明兴辟为都督府椽从,魏国公北征还隐居南园授徒自给二十余年。洪武未诏求遗逸。姚善荐起,留议中禁授户部,司务靖难师起署。行军断事赴真定,从征虏将军。咨谋驰驿入奏,道遇疾不能趋,朝封章以进,犹手书上,执政大臣恳恳言边事,遂卒归葬于吴。 俞贞木字有立,洪武初荐授乐,昌令归而隐居以文章为业。 善皆卑礼诎躬求之,宾居委巷,善自行叩门,宾曰谁也?谨对曰知府姚善,宾开门延语移时,顷报谒府门外善闻还自邀请之。宾顿首曰小人幸闻澹台之教无公事不敢入也。宾退善目送焉它日候,奕奕避入山中,善从之山中,奕荡舟而避之。震泽之上善求不得,叹息曰:韩先生可谓名得闻身不得见也。钱芹俞贞木者,并居南园,善使吏馈贞木蔬吏致之,芹觉其误也。诣告贞木贞木曰:钱先生不苟取,予今受府公赐不辞,必有意矣。吏还言自责,善更遣往芹所道意芹对吏曰:府公弘下士之风,芹即枯槁岑寂诚所愿见顾芹州民也,不可肃守帅,月旦幸得迓府公学宫至期往。善迎入肃为上宾,执经前曰:先生幸教善。芹曰:明公以二千石之尊,下布衣之士式闾,维驹于今再见顾质经问疑,直墨守耳。方今之事有大此者,而亦有急此者,独无意乎?善闻言益喜,举身出席曰:谨受教。芹出一简,投善曰:唯明府切磋究之,退视所言皆筹兵。心异之,居亡何?靖难师起,荐芹为行军,断事从正虏将军,真定而善亦日夜约常州镇江嘉兴松江四郡练兵,为预应给事中常熟人黄钺者。 黄钺字叔,扬以生员荐除宜章典史,建文三年丁父丧庐居陂上,不入城邑善受诏勤王以书招钺钺克日葬父,欲赴之而巳无及。 与方孝孺善孝孺尝私造钺,语:苏常镇江此三郡者,京师左辅而应燕之右臂也,今北方有急公,又彼中人三郡守将,公宁习之乎孰可托大事者,钺曰:三郡皆要害,镇江为最守者,不可不择,镇江将童俊者钺,见其奏事上前视远,而言:游此不可倚。苏州守姚善仁心为质,虽慈惠有余,顾平居激烈,有国士风缓急可当一面?唯公留意,孝孺喜因钺为书通,善善得书恸哭自誓。既童俊以镇江降靖难师日,迫善受诏约钺出勤王,既至成祖巳即位,善麾下斌擒之入见成祖,曰:一郡守亦举兵抗我耶?善厉声曰:各为其主耳。命磔之。以犯上怒,善妻宋氏年四十二,坐之执时披发跣足给配为指挥纪纲家高髻婢,幼子继随母为奴,长子节充军,保发匠,项下狱死,有女三亦给陈虚家为奴矣。姚善妻宋氏,夫受凌迟死,有子四人,女三人,长子充军,二三子收监。宋氏与幼子发往纪纲家为奴,原知府之妻卸钗钏改着麻衣绾高顶髻任人驱使加之纪纲数辱之,宋氏虽士人出然楚烈妇人也体健宽跖,纲奉上令去其履跣足,宋氏性烈,虽责打不从其言,着其携子改发至张昶家绾髻跣足为奴。后渐安分为奴贱侍张昶,令改适家生奴,生子二,死时仍为张昶家婢。姚善三女皆发往都督陈虚家为婢使。长女及岁体实类其母,足貌健跖厚宽,亦令其跣足。后有令:余二女为及笄,亦跣足为婢。初善之擒也,钺恸哭不食者累日。既有言善,入见款服,已得宥者,钺曰:此非姚公所为,吾姑待之,待之而姚公果为,此吾独死报希直地下矣。乃复食而待之,已闻善死登琴川桥西乡,再拜哭祠之曰:公与方希直为忠臣,吾敢后!投桥下死,钺死家人皆惊散,不敢求其尸。友人杨福具敛于逖河,而号数日,尸出水中立,福痛哭抱持敛而葬之于屏上。

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原名诵坤,字铭坚,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解放前,日本学者,特别是名牌大学如东京、京都、帝大教授,都看不起中国学者,惟对于顾颉刚先生和陈垣先生,则推崇备至①。”

顾颉刚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0年北京大学本科哲学门毕业。以后留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社会教育学院、兰州大学等,并任北平研究院历史组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燕京学报》、《禹贡半月刊》、《边疆周刊》、《齐大国学季刊》、《文史杂志》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顾颉刚受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整理国故”思想的影响,从二十年代起即从事中国历史和古代文献典籍的研究和辨伪工作。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吸收近代西方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与钱玄同等发起并主持了古史辨伪的大讨论,又广集当时的研究成果编成《古史辨》八册,形成了“古史辨”派。顾颉刚在其研究中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认为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周代时最古的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朝有三皇,汉代以后有盘古,古史系统的形成,主要出于战国到西汉的儒家之手。他以疑古辨伪的态度考察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指出孔子的“正乐”与社会上没有关系,批评梁启超把孔子说得太完美;断定六经决非孔子“托古”的著作,六经没有太大的信史价值,也无哲理和政论的价值;否定了儒家利用六经(尤其是利用《尚书》)编成的整个古史系统。又提出,必须打破中国古代民族只有一个、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以及古史人化、古代是黄金时代等观念。这些观点今天看来虽不尽正确,但在当时却具有反封建、反对经学偶像的意义。

顾颉刚一生著述颇丰,除所编《古史辨》之外,重要的尚有《汉代学术史略》、《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尚书通检》、《中国疆域沿革史》、《史林杂识》等等。

顾颉刚生平

顾颉刚(1893一1980),汉族,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笔名有余毅、铭坚等。

1893年5月8日,顾颉刚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一个读书世家,1897年入私塾读《四书》。祖父、祖母和家仆都极能讲故事,顾颉刚从小就听了许多神话传说故事。1906年入当地一所公立高等小学,1908年转苏州第一中学堂,1912年秋,入上海神州大学,醉心于文学。1913年,入北京大学预科,沉迷于戏剧,发现一个故事会因时、因地、因人而流迁变化。1915年顾颉刚因病回家,完成《清代著述考》二十册,对清代学术有较深领会。1916年转北大本科,读哲学。1918年北大教授刘半农等人发起征集歌谣运动,征集各地民歌,并按日在《北大日刊》上发表一二首。此事引起顾颉刚的兴趣,时值夫人病逝,他回家闲居,心情郁闷,无法着手古史研究,于是便搜集起歌谣来。先在家中搜集,逐渐向邻居亲友搜集,一二年间竟搜到歌谣数百首,并其他方言、谜语、谚语、唱本、风俗、宗教等资料若干。1919年5月,顾颉刚续弦,他写了一篇《一个“全金六礼"的总礼单》的民俗文章。至此他开始考虑民俗学、民间文艺的一些问题,发现歌谣也和小说戏剧的故事一样,会随时随地变化。

1920年,顾颉刚在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计划长期编纂一部《中国书籍目录》,约二三百卷。冬,开始点校《古今俗书考》,同时,将自己收集的歌谣,对方言加注后陆续发表在《北京晨报》上,颇获学界好评。1921年,顾颉刚改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任《国学季刊》编委,编点《辨伪丛刊》。同时常与胡适、钱玄同等人书信来往,讨论古史、伪书、伪事等问题,着手撰写“古史辨"论文。这时顾颉刚也致力于《诗经》研究,认为《诗经》中部分诗是徒歌的民谣,先后撰成《汉儒的诗学和诗经的真相》、《歌谣的转变》、《诗经的厄运与幸运》、《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等文章,研究《诗经》的过程中,在《通志·乐略》里读到郑樵论《琴操》的那段“杞梁之妻"的话,引起注意,后又看到有关这个故事的材料,便下决心对这个故事作一番深入的研究,1922年,顾颉刚为商务部书馆编纂中学历史教科书,拟将《诗》、《书》等古籍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初孕“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学说,认为古代的史实记载多由神话转化而成。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 第一,"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1923年底,顾颉刚离开商务印书馆、回北大研究所,担任《歌谣》周刊编辑,专心从事民俗学、民间文艺研究,成为《歌谣》周刊的主要撰稿人。曾先后发表《郑樵对于诗词与故事的见解》、《东岳庙的七十二句》、《两个出殡的导子帐》、《各种方言标音实例(苏州音)》等文章。1924年,《吴歌甲集》在《歌谣》周刊连载,反响很大。同年底发表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惊动了中外学术界,一时应者蜂起,提供资料、书信讨论纷至沓来。顾颉刚决定就孟姜女故事作一系列专题论述,他主编的九期“孟姜女"专号,将征集到的孟姜女故事资料和自己的研究文章陆续登出,成为《歌谣》周刊所出专号中成绩最突出的一种。1925年4月,顾颉刚等人到北京西效妙峰山进行社会民俗调查,后发表《妙峰山的香气》等文章。“五卅"惨案后,顾颉刚为《京极》主编《救国特刊》。9月,撰《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开头》。1926年初,《吴歌甲集》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室出版。4月《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受到各界瞩目,使顾颉刚成为史学界的核心人物。在所撰长序中,顾颉刚备述自己治学因缘,治学甘苦及治学方向。5月发表《孟姜女故事之历史系统》,6月撰成《苏州的歌谣》。秋天,赴厦门大学任国学院研究教授。年底,游泉州考察风俗,撰成《泉州的土地神》。1927年初,发表《孟姜女故事研究》,比之以前,对孟姜女故事的见解更加成熟,体系更加完整,使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学术界的地位更加巩固了。4月,赴广州中山大学,后担任学校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代理语言历史研究所主任,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等。年底,与何思敬、钟敬文等创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办《民间文艺》(后改名《民俗》周刊)顾颉刚撰写了发刊词。民俗学会还成立民俗物品陈列室,派员到韶关、云南等地考察、搜集唱本等民间文艺资料,创办民俗学传习班,顾颉刚主讲“整理传说的方法"又编辑出版民俗丛书。顾颉刚关于孟姜女故事的论著及其与师友的通信资料曾汇编成三册《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相继出版,《妙峰山》和《苏粤的婚丧》〈与刘万章合作〉也出版了。

1928年3月,顾颉刚赴岭南大学演讲《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阐述民俗研究的意义和目标。同时,顾颉刚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丛书》的总编辑,负责历史学和民俗学两类丛书的编纂。在中大期间,顾颉刚还先后为刘万章《广州儿歌甲集》,周振鹤《苏州风俗》、钱南扬《谜史》、谢云声《闽歌甲集》、陈元柱《台山歌谣集》、魏应麟《福州歌谣集》、吴藻汀《泉州民间传说》、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等书作序,发表《天后》及《东莞城隍庙图》等文章。

1929年5月,顾颉刚到北京,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又兼在北大上课,主编《燕京学报》。自到燕大后,顾颉刚专心于古史研究,决定对旧系统的古史作出清理,先后撰写了大批论文,如《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论易系辞传中现象制器的故事》、《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洪水之传说及治水之传说》等。治史过程中,顾颉刚曾以很大的精力研究《尚书》,发现其中《禹贡》等部分牵涉问题很多,必须进行全面的历史地理研究,才能搞清有关问题。这样,顾颉刚于1933年在北大和燕大开设了“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1934年初与谭其骧等人筹备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制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为挽救民族危亡致力于边疆和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禹贡》刊物成为当时中国历史地理、边疆和民族史研究的总汇,培养了一代历史地理学人才,并创立了中国的历史地理这门学科。同年,顾颉刚将自己研究《尚书》的成果分辑为《尧典评论》、《尧典问题集》和《禹贡讨论集》等出版,相继发表《五藏山经试探》、《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汉代学术史略》、《王肃的五帝说及其对于郑玄的感生说与六天说的扫除工作》、《三统说的演变》、《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的故事》、《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夏史三论》、《九州之戎与戎禹》、《鲧禹的传说》等篇〈其中少部分与童书业合作〉。1935年初,顾颉刚曾担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主编《史学集刊》;7月,调查河北省古迹,编纂《北平志》,1936年5月,当选为禹贡学会理事,秋,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主编《大众知识》。从1929年顾颉刚到燕京大学至抗战前夕,他曾做过民间文艺研究,1931年与吴立模合作写成《苏州唱本叙录》。1933年参加燕京大学教职员学生抗日会,成立“三户书社"〈后改为通信读物编刊社〉,出版通俗读物,宣传抗日。接着,发表《鸣凤记中的吴歌》、《明俗曲琵琶调》、《王恩任拟歌谣》、《北平说书分类》、《滦州影戏》、《孟姜女故事材料目录》等文章,又点校冯梦龙《山歌》等。

七七事变后,顾颉刚赴西北工作。9月,任甘肃“老百姓社”社长。编印《老百姓》旬刊。1938年春曾先后赴临洮、渭源、康乐、岷县等地考察。1938年10月,顾颉刚到昆明,任云南大学文史教授,在《益世报》上辟办《边疆》周刊1939秋,顾颉刚到成都,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先后到郫县、双流、新津等地考察。1940年3月,创办《责善》半月刊,陆续发表《虞幕》、《乘龙》、《丽江禹迹》等《浪口村随笔》中的一些篇章。4月,被聘为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委员。1941年春,赴重庆主编《文史杂志》。5月,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8月,任中央中文系和历史系教授,兼出版部主任。冬,迁北碚,任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社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教授等职。1944年秋,受聘齐鲁大学重任国学研究所主任,同时考察大足、合川等地,该年,与娄子匡主编《风物志集刊》。

1945年任交通书局总编辑,1946年主编《文讯》,完成《晋文公》等著作。是年秋,赴西北,任兰州大学教席。1947年担任大中国图书局总编辑,创办《民众周刊》,完成《当代中国史学》等重要著作。1948年7月,任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兼复旦大学教授。1949年,上海合众图书馆油印出版了他的《西北考察日记》、《上游集》、《浪口村随笔》等著作。秋,任诚明文学院中国语文系教授兼主任,又兼震旦大学教授。

解放以后,顾颉刚任上海市文管会委员、上海图书馆筹备委员、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常务理事。1951年任上海学院中文系教授,1952年任复旦大学教授。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员,担任《资治通鉴》总校。1955年,开始标点《史记》。1956年,加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57年,发表《息壤考》。1958年,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1959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发表《禹贡注释》。1962年发表《尚书大浩今译》,1963年出版《史林杂识初编》,内含《蚩尤》、《颛顼》等篇。1965年冬,因病到北京香山疗养院疗养。1971年开始,担任“廿四史"和《清史稿》的总校工作,1977年完成,先后由中华书局出版,1979年,发表《柳毅传说与遗迹》、《嫦娥故事的演变》、《〈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尚书·甘誓〉校释译论》等论文。该年,担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学术委员、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中国民研会副主席等职。

50年代, 顾颉刚“到京8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 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 苦闷已极。 ”到了“文革”,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史所劳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顾颉刚的后半生基本还在做学术工作。

1980年12月25日,顾颉刚因病逝世。之后数年内,遗稿《〈禹贡〉中的昆仑》、《酒泉昆仑说的由来及其评论作》、《〈山海经〉中的昆仑区》、《中国影戏略史及其现状》、《〈六月雪〉故事的演变》等陆续得到发表外,顾颉刚尚有数百万字的笔记未曾面世。

顾颉刚作为一个史学家,享誉中外学术界,影响深远。他将史学上的创见运用到民间文学、民俗学领域来,为之贯注新血液,探讨新方法,同样取得了极大成就。他在孟姜女故事和歌谣学、民俗学诸方面的研究,赢得了很高的荣誉。

1924年,顾颉刚在《歌谣》周刊上连载《吴歌甲集》,历时三月,获得学术界好评。《吴歌甲集》于1926年由北大歌谣研究会出版单行本,这是一部科研价值很高的歌谣集子,不但出版的时间较早,而且有比较详尽的注释等,还附有研究文章《写歌杂记》多篇。刘半农写信给他说:“中国民俗学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抢去坐稳了"。

在民俗方面,顾颉刚作过很多考察研究。对妙峰山的考察,对土地神的探究以及对苏州婚丧礼节的论述,都不断有文章发表。在风气未开的当时,影响颇大。其中《妙峰山的香气》对群众朝拜碧霞元君女神的盛况作了考察研究,分析各种人朝拜、祈福的迷信心理和庙主假神戚敛财的实质,发现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祈福心理的关系。这体现了顾颉刚不是为调查而调查,为研究而研究的学术观点。

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我国是首次对传说故事进行精细和系统的考证。他对记载于各种古籍和流传于当时口头的有关材料进行分析,对这个故事的产生、传播及变异状况进行系统的考证,意在对孟姜女故事起源的时间、地点和情节变化以及与历史的关系,作出尽可能科学的阐释。其《孟姜女的故事转变》和《孟姜女故事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从纵横两方面提出了故事的历史系统和地理系统。特别是后文,更加全面而系统地体现了顾颉刚的见解,他最重视“演变法则",试图由此来认识故事的源头、发展及变形。显然,他是将其古史学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运用到这个故事的研究中来的,这使其在这个研究领域里的成就卓然不群。顾颉刚对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结论,一直很有影响,特别是其中对故事历史系统的研究成果,多年来一直成为定论。后来的许多民间文艺研究者,多在上面作些补充与发挥,他的“演变法则",也成为我们至今还在沿用的研究方法。

当然,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主要目的是“为研究古史方法举一旁证的例",是将传说作为研究历史的资料。研究结果表明,从孟姜女故事已看不清杞梁妻的真正历史面目了。既然如此,传说中记载的其他古史现象也便不可信了。这才是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真正目的,文章中贯穿了新疑古派的思想与方法。 在古史研究中,顾颉刚还涉及到许多古神话传说故事,对尧、舜、禹等神话传说均有研究。

顾颉刚为中国民间文艺理论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他那种对民间文艺作出了很大贡献。他那种对民间文艺作动态考察的眼光(“演变法则”)和对古籍资料搜求鉴别的真知灼见,曾给我国民间文艺研究以巨大影响,他研究中被及到一些神话传说人物、事件等,成为后来一些人的研究课题。除此,单就他在主编杂志、主持学会、宣传民间文艺、提醒带动同人进行民间文艺研究方面作的辛勤努力和所起的倡导性作用而言,其功劳也是异常卓著的。

注:①黄现璠撰《回忆中国历史学会及越裳、象郡位置的讨论》, 载《顾颉刚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6年7月初版

顾颉刚研究书目

顾颉刚先生学述 刘起釪 中华书局 1986年5月出版。

顾颉刚先生著述年谱 郑树良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7年4月出版。

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 巴蜀书社 1990年4月。

顾颉刚年谱 顾潮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3月。

顾颉刚评传 顾潮、顾洪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5年11月。

顾颉刚学术思想评传 刘俐娜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年9月

古史辨学说评论讨论集 陈其泰、张京华 京华出版社 2001年2月

港台研究书目:

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民族主义与取代中国传统方案的探索

(美)施耐德著(1971年) 梅寅生译 台北华世出版社 1984年1月。

《古史辨》——中国一次科学论战的结果 (德)吴素乐

顾颉刚最后三十年 (德)吴素乐

顾颉刚与中国古代历史的考证 (德)吴素乐

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 王泛森 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 1987年。

疑古思想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 彭明辉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1年9月。

据刘俐娜《顾颉刚学术思想评传》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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