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多年前罢，S城中曾经盛传过一个名医的故事：

他出诊原来是一元四角，特拔十元，深夜加倍，出城又加倍。有一夜，一家城外人家的闺女生急病，来请他了，因为他其时已经阔得不耐烦，便非一百元不去。他们只得都依他。待去时，却只是草草地一看，说道“不要紧的”，开一张方，拿了一百元就走。

那病家似乎很有钱，第二天又来请了。他一到门，只见主人笑面承迎，道，“昨晚服了先生的药，好得多了，所以再请你来复诊一回。”仍旧引到房里，老妈子便将病人的手拉出帐外来。他一按，冷冰冰的，也没有脉，于是点点头道，“唔，这病我明白了。”

从从容容走到桌前，取了药方纸，提笔写道：“凭票付英洋壹百元正。”下面是署名，画押。

“先生，这病看来很不轻了，用药怕还得重一点罢。”主人在背后说。“可以，”他说。于是另开了一张方：“凭票付英洋贰百元正。”下面仍是署名，画押。

这样，主人就收了药方，很客气地送他出来了。

我曾经和这名医周旋过两整年，因为他隔日一回，来诊我的父亲的病 。那时虽然已经很有名，但还不至于阔得这样不耐烦；可是诊金却已经是一元四角。现在的都市上，诊金一次十元并不算奇，可是那时是一元四角已是巨款，很不容易张罗的了；又何况是隔日一次。

他大概的确有些特别，据舆论说，用药就与众不同。我不知道药品，所觉得的，就是“药引”的难得，新方一换，就得忙一大场。先买药，再寻药引。

“生姜”两片，竹叶十片去尖，他是不用的了。起码是芦根，须到河边去掘；一到经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寻两三天。可是说也奇怪，大约后来总没有购求不到的。

我虽然并不了然，但也十分佩服，知道凡有灵药，一定是很不容易得到的，求仙的人，甚至于还要拼了性命，跑进深山里去采呢。

这一天似乎大家都有些不欢，仍然由我恭敬地送他上轿。进来时，看见父亲的脸色很异样，和大家谈论，大意是说自己的病大概没有希望的了；他因为看了两年，毫无效验，脸又太熟了，未免有些难以为情，所以等到危急时候，便荐一个生手自代，和自己完全脱了干系。

但另外有什么法子呢？本城的名医，除他之外，实在也只有一个陈莲河了。明天就请陈莲河。

陈莲河的诊金也是一元四角。但前回的名医的脸是圆而胖的，他却长而胖了：这一点颇不同。还有用药也不同。前回的名医是一个人还可以办的，这一回却是一个人有些办不妥帖了，因为他一张药方上，总兼有一种特别的丸散和一种奇特的药引。

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他就从来没有用过。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但这差使在我并不为难，走进百草园，十对也容易得，将它们用线一缚，活活地掷入沸汤中完事。

然而还有“平地木十株”呢，这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问药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老年人，问读书人，问木匠，都只是摇摇头。

临末才记起了那远房的叔祖，爱种一点花木的老人，跑去一问，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都称为“老弗大”。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药引寻到了，然而还有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这“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

清朝的刚毅因为憎恨“洋鬼子”，预备打他们，练了些兵称作“虎神营”，取虎能食羊，神能伏鬼的意思，也就是这道理。

可惜这一种神药，全城中只有一家出售的，离我家就有五里，但这却不像平地木那样，必须暗中摸索了，陈莲河先生开方之后，就恳切详细地给我们说明。

“我有一种丹，”有一回陈莲河先生说，“点在舌上，我想一定可以见效。因为舌乃心之灵苗……。价钱也并不贵，只要两块钱一盒……。”

我父亲沉思了一会，摇摇头。

“我这样用药还会不大见效，”有一回陈莲河先生又说，“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qiān)……。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

我的父亲沉思了一会，摇摇头。

凡国手，都能够起死回生的，我们走过医生的门前，常可以看见这样的扁额。现在是让步一点了，连医生自己也说道：“西医长于外科，中医长于内科。”但是S城那时不但没有西医，并且谁也还没有想到天下有所谓西医，因此无论什么，都只能由轩辕岐伯的嫡派门徒包办。

轩辕时候是巫医不分的，所以直到现在，他的门徒就还见鬼，而且觉得“舌乃心之灵苗”。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连名医也无从医治的。

不肯用灵丹点在舌头上，又想不出“冤愆”来，自然，单吃了一百多天的“败鼓皮丸”有什么用呢？依然打不破水肿，父亲终于躺在床上喘气了。

还请一回陈莲河先生，这回是特拔，大洋十元。他仍旧泰然地开了一张方，但已停止败鼓皮丸不用，药引也不很神妙了，所以只消半天，药就煎好，灌下去，却从口角上回了出来。

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道：“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想。

早晨，住在一门里的衍太太进来了。她是一个精通礼节的妇人，说我们不应该空等着。于是给他换衣服；又将纸锭和一种什么《高王经》烧成灰，用纸包了给他捏在拳头里……。

“叫呀，你父亲要断气了。快叫呀！”衍太太说。

“父亲！父亲！”我就叫起来。

“大声！他听不见。还不快叫？！”

“父亲！！！父亲！！！”

他已经平静下去的脸，忽然紧张了，将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苦痛。

“叫呀！快叫呀！”她催促说。

“父亲！！！”

“什么呢？……不要嚷。……不……。”他低低地说，又较急地喘着气，好一会，这才复了原状，平静下去了。

“父亲！！！”我还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气。

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

十月七日。

《父亲的病》——揭露庸医害人的龌龊，和对封建孝道的不认同。

《父亲的病》选自文学家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最初发表于1926年11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一卷第二十一期。

《朝花夕拾》此文集作为“回忆的记事”，多侧面地反映了作者鲁迅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形象地反映了他的性格和志趣的形成经过。前七篇反映他童年时代在绍兴的家庭和私塾中的生活情景，后三篇叙述他从家乡到南京，又到日本留学，然后回国教书的经历。

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种种丑恶的不合理现象，同时反映了有抱负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旧中国茫茫黑夜中，不畏艰险，寻找光明的困难历程，以及抒发了作者对往日亲友、师长的怀念之情。

《父亲的病》回忆儿时为父亲延医治病的情景，描述了几位“名医”的行医态度、作风、开方等种种表现，揭示了这些人巫医不分、故弄玄虚、勒索钱财、草菅人命的实质。记述鲁迅儿童时期在故乡的生活片段，展现了当时的人情世态和社会风貌，是了解少年鲁迅的可贵篇章。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

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

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鲁迅的小说选材独特，在题材的选择上，鲁迅对古典文学中只选取“勇将策士，侠盗赃害，妖怪神仙，才子佳人，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的模式做出了改革，以“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式的创作目的，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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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区过年放甘蔗的讲究不同，具体如下：

在云南，有在家门口放甘蔗的风俗，昆明人俗称“抵门杠”。人们一般在年三十将两根甘蔗对称地放在大门口，到除夕跨年的那一刻，再把甘蔗颠个筋斗，表示“翻梢”，寓意一年更比一年高。两根甘蔗则代表好事成双，象征步步高升，甘蔗越吃到后面越甜则寓意在新的一年里日子越过越甜蜜。

在成都，人们过年要买几节红甘蔗，不仅象征红红火火，还讨个一节更比一节高的好口彩。甘蔗图个“发”字，成都人还将红甘蔗放在灶房门边，取“开门见财”之意。

台湾人过年，习惯在大门后两侧分置两根甘蔗，俗称“甘蔗闩门”，在吃完除夕饭后，全家人围坐一起分着吃，寄愿来年的生活会如甘蔗一样，一日一日甜美起来。

春节买的甘蔗吃的时间

俗话说过年吃甘蔗，一年甜到头，春节买的甘蔗过了除夕夜就可以吃了。甘蔗意味着节节高，从头甜到尾，所以是很吉祥的意思，春节本来就是很喜庆的一天，甘蔗又是一种很喜庆的水果，所以春节吃甘蔗是非常好的。

人们一般在年三十将两根甘蔗对称地放在大门口，到除夕跨年的那一刻，再把甘蔗颠个筋斗，表示翻梢，寓意一年更比一年高。两根甘蔗则代表好事成双，象征步步高升，甘蔗越吃到后面越甜则寓意在新的一年里日子越过越甜蜜。

山西民间风俗

禁忌在山西民间称为忌讳。它是禁止同“神圣”或“不法”的事物接近，以避免招致惩罚，也就是对于某种神秘力量产生恐惧而采取的消极防范措施。与法律和道德规范不同的是，禁忌是建立在人们共同的信仰基础之上的，是对神灵崇拜和巫术信仰基础上的民间信仰，人们用以规范自己的信仰行为。

禁忌一般通过口头传承和行为示范在民间流传，达数千年之久。

禁忌的事项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可谓无奇不有。它渗透于人们生产与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古籍记载的情况看，有的现在已经随着时间流逝了，有的则尚有残留，在今日文化与科学不发达的农村，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它还有着一定的市场。这里，我们只将在山西农村现实生活中流传较广的禁忌习俗论列如下。

居住禁忌

住宅房舍是人们定居的场所，也是人们一生当中近一半时间内的栖息地。特别是在农村，住宅作为个人财产的一部分，房子的多少、好坏，院落的大小，是衡量一个家庭贫富和家庭成员是否能干的标志。所以，盖房子无论是对于结婚青年，还是家庭老小，都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

与城市建房一样，在自然环境中选屋建房要符合“大自然”的规矩。当然，农村住宅还要符合传统习俗的规矩。作为整个村庄的一部分，任何房舍的建设也要考虑与其他人家住房保持一种造型等方面的和谐。所以，住宅建筑不仅要处理好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社会关系。同时还要与习俗与信仰保持一致。和谐是问题的关键，民间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家业兴旺、子孙昌盛，否则，家道衰败，子嗣无继，灾祸横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由此，在长期的历史风尘中就形成了一系列民俗禁忌、规矩和讲究。

山西农村的住房主要有两大类，一是窑洞式住宅，一是建筑式房舍。按照中国人的建房规矩，选地要顺应自然地势，坐北朝南，这是根据地理气候环境，为了避风、向阳而设计的。靠山面水是一般的建房规则。忌讳房屋建在干燥无水处，或背阴潮湿的地方，同时也避免选择那些草木不生及正当流水的地方。凡是处在山谷冲射处、城门口、监狱门外、百川口的地方，绝不是建房的佳址。

总之，宅基地的选择一方面顺乎了自然要求，即有水有阳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求神话、避鬼崇、躲战乱、图清静、免灾害、多生殖、恐争讼的社会心理。

由于人口密度比较稀疏，也许还有受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山西民间喜欢散居，山西也是个多山少平原的地区，因而坐北朝南的规矩在山区也有些变型。

在山西北部山区及吕梁一带主房的方向是依地型而定的，并不一定是坐北朝南 。如在灵丘 ，一般东西南北哪面的山高，那一面就是土房的方向，其余面则是配房，这也许反映了人们的崇高心理。这当然是在四面环山的情况下的选择。

有些地方如临县，盖房子讲究对山不对沟，即背沟面山，以示吉利。但有些地方也不然，很多山区的房屋禁忌房子前面有高山和深沟，认为这是恶魔挡道，对主人不利。

晋南一些地方的房屋建筑忌讳“靠空”，如果房子背后靠山崖、窖、地坑、沟渠等都会犯“空”，甚至连水井都是会犯忌的。但犯忌也有法破解，如果要清除这种现象，修上一条路横在房子与被忌者之间，就可以化“空”为实，清灾避祸。在平陆一带的很多村庄，细心观察可以发现，每个村庄的四个角上的房子往往略有变向，就是这种禁忌的结果，它反映了人们求“实”，求“稳”的心态。

“居不近市”，是山西民间习俗，这是中国传统主流价值观耻于经商的一种曲折反映。但农民们也非常忌讳自家的院落前面空旷而无遮掩，它往往给人以孤寂、单薄之感。

在晋中一带 ，我们进行田野调查时看到许多有趣的现象 ，一些村落中，那些建在村边及外围的院落，为了避免直对空野，他们所采取的办法是把院门转个方向朝村里开，不朝村外开。如果不得以朝外开，还有一个补救办法，即在大门顶上放一瓶子，叫“风水瓶”，把瓶口朝向空旷的门外，据主人说这样可以把野外吹来的邪气盛在瓶里面，以免影响住宅里人的平安。

今天，感兴趣的人在山西的许多农村都可发现，那些商店、学校等公共建筑往往都建在村庄的外围，背靠荒山野地，人们将这些建筑建在村庄外围，是要把原来处在村边的院落围在里面，禁忌的作用在这里是显而易见的。

在山西农村，建筑房舍很讲究格局，一般以一院四屋为定格，主房、偏房、院门、厕所各有定位，不可错乱，否则不吉。其中，特别忌讳把院落建成刀把形，刀把杀人不用刀，兆家败人亡。

在建房之时，门的设置属于“立门户”的大事，在建筑中是甚为重要的。院门被视为人的脸面一样是家庭的脸面，“立门户”甚至成了成家立业的代称，所以禁忌也最多。

一般讲，农村的院门忌冲河流、水井，恐被水射而生灾起祸。院门直对巷口也是不允许的，巷口是一支土箭，射向家中不祥。在晋南俗传“街门不走西北门，西北高而东南低，面向西北走脉气。有钱不住东南房，冬不暖、夏不凉。”如果不能避，就要在院门口上镶嵌一面镜子，即所指的“八卦镜”、“照妖镜”以破解，此种现象在晋南农村极为普遍。

此外，两户家门径直相对也是犯忌的，院门若如邻家相对，忌正冲，也忌门小。俗以为两门相对，双方都不吉利，尤其是门小的更遭其害。所以，在农村两门相接相对的现象极为罕见，即使有相对者也只是斜对，彼此错开。

对于一个院落来说，一般以向东的院门为善，向西的称阴门，除非万不得以一般不开西门，否则必须在门口安一屏障，或在胡同口正对的墙壁上镶块石碑，上面刻“泰山石敢当”之类的字样，以避邪风鬼魅的骚扰。

院门直对家门和窗户也是需要回避的。打对的门额窗额装镜子破解。此外，一般农舍院门之内也必有断壁墙以挡之。在吕梁一带，院门筑起来以后还要挂上桃木弓、柳木箭用以镇邪。

总之，这一类关于建房建院中门的开向 、方位的禁忌 ，一方面是与“开门卜凶吉”的俗信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门为家防之用”，都是尽量力求避凶趋吉的。当然，也是建房格局定位之中最受重视的。

房屋修好后，主人们喜欢在空荡荡的院子里点缀一些花草树木。对于山区农家小院来说 ，最好是种上几颗树，在离石一带讲究最好不种开花树，而在交城一带又忌种桑树，除了当地俗传的桑仙树“伤心”之外，作为一种禁忌，桑与丧谐音，人们认为这都具有某种传染性，不吉利，桑往往被人们谐音为丧失人口，留不住后代，所以不种。晋南有些村庄则忌在院中栽种葡萄树，认为不吉。

在同一处聚居的各家邻里，建房的高度按习俗应大体一致，忌南邻和西邻的房子高过自已的屋子。在晋南俗传“北高不算高，南高压断腰，东高不算高，西高压断腰”。如果一家的房子比另一家低了，那么就要在中间的房屋顶上多筑一砖高，或修筑一个小小的类似庙宇的亭子，以保持平衡。居高不让者，显然有居高临下之势，以势压人，据说会压了别人的运气和吉利，甚至风水。大病小灾都会归因于此。这种情况在农村会导致邻里纠纷，甚至会结下世代怨仇。

厕所的位置也是要慎重考虑的；一般安置在西南角，有“五鬼头上安茅房”之说，排水沟也不能通过别人家的宅院，更不可正对别人的家门。邻家屋檐的水也忌滴在院中，认为是污水、憨水，影响自家运气。此外，房屋顶上如修建吉兽猛兽者，也不能让脊瞰吻兽张开大嘴面对人家，有吃掉别人之嫌。这类禁忌在山西汾河古地的人口稠密村庄中更为多见，不仅具有巫术色彩，更有一些旧时代礼法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