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条　为保障和促进蒙古族藏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自治州蒙古、藏语文工作实际，制定本条例。第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坚持各民族语言文字平等原则，保障实行区域自治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和自由。第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公务的时候，视不同地区和对象，同时使用或者分别使用蒙古、藏、汉三种语言文字。第四条　在下列情形下，必须同时使用蒙古、藏、汉三种语言文字，或分别使用蒙古、汉或者藏、汉两种语言文字。

　　（一）自治州地方国家机关颁布施行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决议、决定、命令、通告、公告以及其他发至农村牧区的政策性公布文件；

　　（二）各市、县地方国家机关发至蒙古族藏族聚居区的决议、决定、命令、通告、公告以及其他发至农村牧区的政策性公布文件；

　　（三）蒙古族藏族聚居区设立的邮政、通信、金融、保险、交通、商贸、科教文化、医疗卫生、计划生育、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公共服务窗口的名称标志；

　　（四）自治州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公章。第五条　在下列情形下，可根据需要同时使用蒙古、藏、汉三种语言文字，或分别使用蒙古、汉或者藏、汉两种语言文字。

　　（一）城镇街道、旅游景点、路标、界碑及其他公用设施的名称标志；

　　（二）自治州各行政机构的门牌。第六条　自治州各级地方国家机关在下列公务活动中，对参与的不通晓汉语言文字的蒙古族藏族公民应当提供本民族语言文字的翻译。

　　（一）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二）召开各类重要会议；

　　（三）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各类司法活动中的用语以及制发的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决定书等司法文书；

　　（四）接待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及办理其他事宜。第七条　自治州境内的公民可以用蒙古文、藏文书写申请书、志愿书、登记表、诉讼书状及其他各类文书。第八条　自治州各级地方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各民族干部职工应当准确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同时，鼓励学习和使用蒙古、藏语言文字。第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事业单位录用、聘用公务员、公职人员时，对根据岗位需要加试蒙古族或藏族语言文字的人员优先录用。第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应认真做好蒙古语、藏语广播、电视、影像制品的译制、播放和图书、报刊的编辑、发行工作。第十一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鼓励使用蒙古、藏语言文字的科学研究、科普宣传、文学创作和文艺演出。第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护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积极开展搜集、抢救、整理珍本、善本、孤本类蒙古文、藏文古籍工作。第十三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蒙古族藏族语文工作机构管理全州蒙古族藏族语言文字工作。市、县级人民政府蒙古族、或者藏族、或者蒙古族藏族语文工作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蒙古族藏族语言文字工作。其工作机构的职责是：

　　（一）宣传和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民族语言文字政策，检查督促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实施；

　　（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制定发展蒙古族藏族语言文字工作的年度计划和具体措施；

　　（三）检查和指导蒙古族藏族语言文字教学、科研、编译、新闻、广播、电视、网络、出版、古籍整理以及公务运用和社会运用等工作；

　　（四）搜集、整理和翻译上报各类新名词术语；检查和督促已公布的新名词术语译名的推广工作，推进本地区蒙古族藏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工作；

　　（五）组织蒙古族藏族语言文字的学术研究、协作交流、业务考核和专业人才的培训工作；

　　（六）负责、指导自治州自治机关的公文、会议材料的翻译工作；

　　（七）负责自治州境内涉及蒙古、藏、汉三种语言文字翻译审定工作；

　　（八）处理和协调各蒙古族藏族语言文字工作部门之间的业务关系。第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应加强蒙古族藏族语言文字工作队伍建设，积极培养具备专业素质的蒙古族藏族语言文字工作者。第十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蒙古族藏族语言文字工作机构建设，州内各级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根据工作需要逐步配备兼通蒙古、汉或藏、汉语言文字的工作人员或翻译人员。

①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掌握系统优化的方法发挥关键部分的作用推动整体发展。传承与发展藏文古籍需要统筹全局，运用系统综合的方法，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发开发利用的关系。

②事物是永恒发展的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坚持量变和质变的统一抓住机遇实现发展。传承与发展藏文古籍，需要用发展的眼光，把握发展的实质，坚持对藏文古籍的创造性转化。

从17世纪至19世纪的三百多年间，大规模的乡邦文献纂辑活动在桐城民间持续进行着，这成为桐城地域学术文化的重要表征。这些文献编纂活动多掩藏于文学史的研究架构之下没有得到系统的发掘和重视。笔者通过各类史料钩稽，现将所得桐城通邑性乡邦文献编撰活动及成就择其要者按时代顺序辑录如下，以见明清桐城地方文献之盛。

1 《桐彝》《迩训》，方学渐撰

桐城在明以前人文不显，至明中叶学术大兴，其振兴风教、结社讲学、声名远扬的乡里大师先有何唐，继有方学渐。方学渐（1539—1615），字达卿，世称明善先生，尝主讲东林书院，为东林党人所推重。一生著述颇多，除记录东林讲学的《东游纪》及经学著作《易蠡》《性善绎》《心学宗》等外，还有这两部记录桐城地方先贤事迹的文献。《桐彝》三卷、续二卷，撰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取桐城“忠孝义烈之行，凡耳目所及者，各为立传”（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一），凡五十人，作传二十三篇；《迩训》二十卷，撰成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这部书专载桐城“人物行谊及其先世事可为法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三），分门目为四十一类。桐城派末期作家姚永朴尝谓这两部书“虽所收录甚简，然吾邑正、嘉以前之文献，实赖是而仅存”（姚永朴《〈桐城耆旧言行录〉序》），故方学渐撰《桐彝》《迩训》实开桐城乡邦文献编纂之先河。

2 《龙眠诗传》，姚文燮选撰

姚文燮（1627—1692），字经三，号羹湖，清顺治十六年进士。姚文燮为桐城名宦，尝获赞“干才优裕，兼娴文雅”（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七）。辑录《诗传》之始，姚文燮尚是一清贫书生，但他自认“情深桑梓”，此后数年间，他朝夕与事，勤搜博采，于前贤遗编，“虽断楮残秩，珍若珙璧”（姚文燮《莲园诗草序》），“兢兢乎恐一字一句之或失”（方孝标《龙眠诗传序》）。为尽可能减少疏漏，还一度发起征诗活动，希望能“阐幽攸重，勿令旧句久湮”（姚文燮《龙眠诗传征诗引》）。可能是受姚文燮对尽全龙眠明诗这一近乎苛刻的目标影响，《龙眠诗传》最终未能完整刊刻流传（潘江在《木厓集》卷二十一《雨中手录乡先辈诗还山以诗见赠次韵奉酬》中有“姚生《诗传》海内知，将梓忽辍吾滋疑”句，自注有云“姚经三有《龙眠诗传》之刻不果”；马其昶在《桐城耆旧传》卷七中亦称姚文燮辑《龙眠诗传》“搜采甚勤，犹自病其隘，未遽传书”），因而其规模、体例已不可预见。不过《诗传》之书稿基本编成当无疑义，与姚氏同时期的桐城知名文士方孝标（1617—1697）曾为之撰序，称述有明一朝桐城诗人“专稿选稿行世者多，而汇而集之则自《龙眠诗传》始”（方孝标《龙眠诗传序》）。因此，《龙眠诗传》虽不曾刊布，但作为桐城乡贤诗歌总集编纂的开山之作，其地位当可确立。

3 《龙眠诗选》，亦称《龙眠诗录》，钱澄之选辑

钱澄之（1612—1693），字饮光，晚号田间老人，与陈式（字质生）同为姚文燮《龙眠诗传》校选过程中的直接参与者。在清初桐城诸诗家中，钱澄之是与当时诗坛盟主钱谦益颇有交游且“相与论诗”（钱澄之《龙眠诗录引》）的代表人物。顺治十五年（1658）的一个冬夜，钱澄之与钱谦益在白门（今南京）长干寺僧舍讨论选诗之法（杨年丰《钱澄之年谱简编》），其间钱澄之盛称家乡桐城“称诗几百年，作者如林”，引发钱牧斋“子乡有佳诗而无传本，吾乌乎得而选之”（《龙眠诗录引》）的慨叹。钱澄之遂发“檄诸同志，征辑前辈遗稿”之志，期望借此既弘扬乡邑诗学又补牧斋龙眠选诗乏善之憾。次年，钱澄之得知姚文燮已有《龙眠诗传》诸稿之选，便与姚氏合作，互相校订。不过在选诗原则上，钱姚之间存在着显著分歧，钱氏力主于严而姚氏坚主于宽。故钱澄之随后选择了在《诗传》的基础上，“录其尤者，得若干篇”（《龙眠诗录引》）而成《诗选》。不过可惜的是，钱氏因久在“旅困”，《诗选》同样未能授梓，故亦不见传本。不过钱氏“严选”龙眠诗的职志于此编清晰可见，两百年后徐璈在编《桐旧集》时称钱氏《诗选》亦为“总集佳本”（徐璈《桐旧集引》），当非虚言。

4 《龙眠风雅》，初定名为《龙眠明诗选》，潘江主辑

潘江（1619—1702），字蜀藻，号木厓，世称河墅先生，他是明清之际桐城诗派与文派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人物（章建文《吴应箕与桐城派关系考论》）。潘氏著述多数已散佚，存世者主要有所著个人诗文合集《木厓集》及所辑通邑诗歌总集《龙眠风雅》等。《龙眠风雅》的搜集编纂自顺治末至康熙中历时三十余年，总九十二卷。其中初集六十四卷，康熙十七年（1678）潘氏石经斋刻本；续集二十七卷附一卷，康熙三十年（1691）自刻本。从流传情况来看，《龙眠风雅》称得上是桐城乡邑诗学对后世产生实际影响的一部奠基之作。

5 《龙眠古文》一集，李雅、何永绍辑

李雅，字士雅，号芥须。何永绍，字令远，号存斋。二人均为明末清初桐城诗古文创作群体的重要代表，有诗文集传世。二人最重要的文化贡献是康熙年间合作编刻《龙眠古文》一集二十四卷，表章前哲。收明代及清初作者93人，载文335篇，其中奏疏、论辨、书序、杂记、碑志、辞赋各体皆备。除康熙初刻本，另有道光十五年芸晖馆重刊本。李雅、何永绍与潘江为同时好友，马其昶尝赞“乡先辈诗文得不泯者，潘、李、何三先生力也”（《桐城耆旧传》卷七）。潘江辑录《龙眠风雅》足见桐城诗风之盛，而《龙眠古文》的编选则反映了桐城文风之盛，李、何辑录该选时曾自言“家藏文集无虑千种”（《桐城耆旧传》卷七）且多为明人作品，可以想见桐城文风浓郁，积淀已久。

6 《枞阳诗选》，王灼编选

王灼（1752—1819），字明甫，一字悔生，号晴园。乾隆五十一年（1786）举人，官祁门县训导、东流县教谕。王灼少居枞阳，亲受业于刘大櫆八年之久，深受其赏识，为文秉承桐城义法，为诗亦沉雄雅健，与金榜、程瑶田、张惠言等砥砺诗文。枞阳虽为桐城东南一乡，但桐城诗文大家却多出枞阳，更自钱澄之、刘大櫆而实开枞阳诗派（民国时期教育家孙闻园《题许永璋〈抗建新咏〉》，有“枞阳诗派海峰开”之誉）。因之，王灼尝致力于搜集桐城东南乡枞阳一隅先贤诗作，自清初钱澄之以下迄于嘉庆年间，得二十卷，定名《枞阳诗选》，惜未能刊行。后在张寅（字子畏）、马树华（字公实）等乡人的助力下完成了校刊工作。

7 《古桐乡诗选》，文汉光、戴钧衡辑

文汉光（1808—1859），字斗垣，号钟甫。少贫废学，习贾博微利以养，日坐街衢，“夜则篝灯读书”（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卷一），以文闻于闾里，兼以诗才，刘声木称其“诗尤才调壮逸，气骨高骞，而以沉著出之”（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卷八）。戴钧衡（1814—1855），字存庄，号蓉洲。尝师事同里“姚门四杰”之一的方东树，二十余岁即自刻《蓉洲初稿》，时人“骇为异才”（《桐城耆旧传》卷十一），与曾国藩、吕贤基、罗淳衍、邵懿辰等人结交往还。文、戴二人年龄相仿，幼时共学，志同道合，尝于桐城县北孔城共建桐乡书院，又共辑《古桐乡诗选》。该选凡十二卷，所录人物与《枞阳诗选》在地域上限于一隅相类似，主要选桐城北乡诗人177家，诗作1107首，依时代顺序编次。道光三十年（1850）在同是桐城北乡人的王祜臣慷慨资助下刊刻成书（戴钧衡《王殿襄墓志铭》）。

8 《国朝桐城文录》，戴钧衡、方宗诚合辑

戴氏事迹见前揭《古桐乡诗选》。方宗诚（1818—1888），字存之，号柏堂，别号毛溪居士。师事同里许鼎及族兄方东树，专心治学作文。同治三年（1864）入曾国藩幕府谋方略治文书，十年（1871）补河北枣强知县，光绪六年（1880）告归闭户著书。方氏文承桐城古文义法，兼治经史百家，其文名政声颇受曾国藩、李鸿章等晚清要员的赞赏。所著多收入自编之《柏堂集前编》《次编》《续编》《后编》等。作为桐城派中兴时期的重要作家，戴、方诸人皆以继承桐城文统为己任，在潜心讲习著述之余，深感自李雅、何永绍《龙眠古文》之选以来，清初至嘉道间二百多年，桐城文士创作如林，惜“集无总名”（萧穆《国朝桐城文征约选序》），于是互相采访，得作者83家、文1300余篇、卷76，汇为《国朝桐城文录》。

9 《桐城诗萃》，姚觐阊编

姚觐阊，姚棻子，姚鼐族侄，字五祺（或曰五琦），号卿门，乾嘉间官兵部武库司郎中，工诗文，与嘉道间戏曲家谢堃等相交游，年五十八卒。据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及谢氏《春草堂诗话》的零星记载，姚觐阊生性旷达，生平酷爱书籍，家藏多善本，且披览不倦，所著有《卿门诗稿》、《爱春轩诗草》等集，未付梓，稿多散佚不存，惟《写山楼诗存》二卷有本传世。其余个人诗作幸有《桐旧集》等收录保存十余篇，亦有为嘉庆己卯年（1819）刻桐城诗人小集《山城春词》所收者。其所编《桐城诗萃》三十二卷，当为桐城一邑之诗选，现仅存目，体例及刊刻情况均不得其详。

10 《桐山名媛诗钞》，吴希庸、方林昌编

吴希庸，字金圃，县诸生。方林昌，字复生，诸生，尝从马复震剿贼有功保训导，所著有《抱膝吟》。二人皆道、咸间人，合辑《桐山名媛诗钞》。该编是一部桐城闺阁诗人的专辑，凡十一卷，收录清初以来桐邑女性诗人近百家。吴希庸自云“吾桐自昔多性癖耽吟之士，而闺阁中亦往然……未闻辑一隅闺秀诗至有百余家者”（吴希庸《〈桐山名媛诗钞〉序》），其人数之多、创作之繁为世所仅见。自《列朝诗集》收录方孟式、吴令仪的诗到《龙眠风雅》兼收闺秀诗人的作品，再到《桐山名媛诗钞》的结集汇纂，足见桐城文献之邦从来都不缺乏女性诗歌创作的身影，亦可谓明清桐城人文繁盛之一道别样景致。

11 《桐旧集》，徐璈编撰

徐璈（1779—1841），字六骧，号樗亭。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授户部主事、阳城知县，历主亳州、徽州书院，与同辈方东树、姚莹、光聪谐等相往还，“自少至老，纂述不辍，人服其精博”（《桐城耆旧传》卷十）。所著有《诗经广诂》三十卷、《牖景录》六卷、《历代河防类要》六卷、《黄山纪胜》四卷、《樗亭文集》四卷，皆刊行。晚年又选乡先辈诗为《桐旧集》四十二卷，“刊未半而阳城卒”（《桐城耆旧传》卷十），后续整理工作则由同里马树华及徐氏外甥苏惇元（字厚子）等接续戮力十载，于咸丰元年（1851）完成全秩的刊刻。《桐旧集》是继《龙眠风雅》之后规模最大的一部合邑诗歌总集。许结先生《〈桐旧集〉与桐城诗学》对该集有详尽深入的整理研究：该集前四十卷以邑中姓氏分卷，各姓诗人则依史编序，后二卷分录列女、方外；编辑体式上因人系诗，并附诗人小传，略述创作本事及相关评价。

12 《龙眠识略》，马树华辑

马树华（1786—1853），字公实（一字君实），号篠湄，为马其昶伯祖。嘉庆十二年（1807）副榜贡生，官至河南汝南府通判。师事姚鼐，受古文法，“为文博稽典章制度，清雅有韵”（《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卷四），颇传桐城古文要旨。一生撰著辑录极丰，“于先朝掌故及邦邑家世旧闻，捃摭尤勤”（《桐城耆旧传》卷十一），曾据明季殉节诸臣传记、野史、私家别集录为《阐幽汇记》四卷，自著《可久处斋诗文集》十六卷等。对于桐城乡邦文献，马树华毕生最注心力、用功尤多。首先他助人校刊无算，先者接续校刻王灼《枞阳诗选》而成“定本”，继而直接参与编纂整理徐璈《桐旧集》并最终完成刊刻之务。此外他自编自刻的地方文献同样种类丰富，譬如自辑先世遗集为《马氏诗钞》七十卷、征考桐城科场掌故别为《桐城选举记》十卷、又编《太仆奏略》《族谱》《家传》等数十卷。最重要的是他还自辑了一部合邑文献《龙眠识略》十二卷，以补“邑志芜杂寡要”（《桐城耆旧传》卷十一）之缺。有清一代桐城两修县志，其中道光续修本在桐城学者文人看来并不尽如人意，志体芜杂，于前贤事迹亦多疏漏，故马树华、方宗诚等人多方搜罗，以期补正。方宗诚曾自撰多篇志稿存于《柏堂集》，尤赞马树华《龙眠识略》可“补桐城志书之遗而正其误”（方宗诚《重刊〈历阳典录〉叙》），并为之作传纪事。他称马树华“以邑志为文献所关，义例不正大无以成章，事迹不征实无以传信，因取前志稿，援古证今，纠讹订误，易义例而推广之，以存其实”（方宗诚《马公实传》）。从以上事迹皆可见马树华表彰先贤诗文的诚挚之心、保存乡邑文献的殷拳之意。

13 《龙眠丛书》，光聪谐辑

光聪谐（1781—1858），字律原，号栗园，晚号遂园。少时“家窭贫”，借书苦读，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官至直隶布政使，后“引疾归”（《桐城耆旧传》卷十）。光聪谐早年师事姚鼐，文章学术皆得其传，并陆续结交同里才俊刘开、张聪咸、姚莹、徐璈等人，相与论学。中年辞官归里，专事藏书与著述，聚书三万余卷，所著传世颇多，有《稼墨轩诗文集》《有不为斋随笔》等数种。除此，光氏尤致力于乡先辈著述搜集整理，汇“百数十种为《龙眠丛书》”并自刊刻，“刊未竣”而咸丰兵起，按马其昶言实刻九十余种（《桐城耆旧传》卷十）。该编汇辑宋元以来龙眠先贤遗著，编排上不以时代为序，选录尤以清代为重，如方苞《望溪奏议》二卷、姚鼐《惜抱轩书录》四卷、钱澄之《田间集》十卷等。此前桐城地方文献“隆替绝续”（《桐城耆旧传》卷十）者以总集、别集居多，而光氏《龙眠丛书》则首次以丛书形式“作为一县文献的结集”（胡适《致张秉钊》），尽其全备，呈现数百年间桐城文人著述创作之大观。

14 《国朝桐城文征》《国朝桐城文征约选》，萧穆纂辑

萧穆（1835—1905），字敬孚，起于耕读之家，却以一介寒儒“孜孜一生于典籍的收藏、整理、校刊”（刘尚恒《一介寒儒出荒乡，满腹经纶名沪滨——记清末安徽文献学家萧穆》），最终成为晚清安徽藏书家、文献家的翘楚。虽然他在仕途上屡试不售，但因博综群籍、勤于问学，往来于南京、上海、武昌、开封等通都大邑，一生访学访书不辍，“相识遍天下”（《桐城耆旧传》卷十一），结交名流无数，其中既有乡贤故老如文汉光、马复震、方宗诚、徐宗亮、吴汝纶等，亦有时贤硕学如曾国藩、李鸿章、钱泰吉、汪士铎、莫友芝、黎庶昌、孙诒让、缪荃孙、岛田重礼等，交游切磋间学问愈加博洽精进。萧穆酷爱藏书，以微薄之俸禄积书至两万卷，其中有不少清人著述和古籍珍本。同时萧氏以其深厚的文献学功底助人精心校刊书籍百余种，如《历朝诗约选》《孔子家语》《古文辞类纂》等。此外他自编自撰书稿不下四五百卷，如《敬孚类稿》十六卷、《杂抄》《日记》《尺牍》数部，更依广搜博采的桐城先辈遗著藏书着手编纂乡邦文献巨著《桐城文征》。萧穆自称在藏书、校书、著书的过程中“于故乡人文亦未尝不时时在心目间”（《国朝桐城文征约选序》），故其益加留意乡邦文献，甚至达到了“叩以前闻轶事，其所不知，未有能知者”（《桐城耆旧传》卷十一）的境界。方宗诚称其“年少而文高，学博而识远”，为“桐城后起之英”（李濬《敬孚类稿序》），故其辑《桐城文录》未逮而屡遭兵燹，便郑重托业于他以臻完备。萧穆将藏书处命为“文征阁”，当是他编书之志的体现。随后他以《文录》所采83家为选录基础，竭三十余年心力，广加搜伐，又得70余家。复以李雅、何永绍《龙眠古文》所选明代人文仍有颇多遗漏，故广录有明一朝至清同治间作者230家，文4380余篇，共264卷，定名为《桐城文征》。《文征》的编选原则显然是“宽选”之法，按萧穆所言，即“凡有关于义理、经济、考证、词章，诸体纷出，分镳并驱，有一可凭，均为详载”，“大旨在存五百余年一邑文献”（《国朝桐城文征约选序》），故卷帙颇显浩繁。正因为此，以萧穆当时拮据的经济状况，《文征》的刊刻几乎很难实现。不过《文征》的编纂还是引起了萧穆当时交往文人圈的热情关注，在友人的督促和帮助下，萧穆决定以《文征》稿本为基础，以“清真雅正、文从字顺者为宗”，选录清初至同治间作者57家、文580余篇，共26卷，是为《国朝桐城文征约选》。萧穆以一人之力整理桐城乡邦文献，竟汇成一总集、一选本，厥功至伟。

15 《桐城耆旧传》，马其昶撰

马其昶（1855—1930），字通伯，晚号抱润翁，马树华族侄。少承家学，师从戴钧衡、方东树、吴汝纶、张裕钊等多位名家，为文恪守桐城古文义法，被称为桐城派的“殿军”。曾主庐江潜川书院山长及桐城中学堂、师范学堂教习，宣统间充京师大学堂教习，后归里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复任清史馆总纂等职。著有《周易费氏学》《庄子故》《抱润轩文集》等若干卷。受伯祖马树华热衷整理乡邦文献的影响，加之马氏为桐城望族、家藏典籍丰富，马其昶“少有志乡邦文献”（《桐城耆旧传》卷首），立志编撰一部汇集桐城先哲事迹的史传著作。经二十余年的收罗散佚、拾掇补遗，既而删繁集萃、重编目次，撰成了《桐城耆旧传》这部“堪称典范的桐城学术史著”（许结《从〈桐旧集〉到〈耆旧传〉》）。该著凡十二卷，以姓氏为纲，采用主传与附传相结合的形式辑录桐中59姓，主传123篇，全面反映了桐城各家族的嘉言懿行和文献成就。

[本文系安徽省高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2013 SQRW045ZD）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安庆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学院）

说到掠夺不得不说 八国联军 因为以前不能算侵略 都是内患

日前，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专家、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向斯完成了专著《故宫国宝宫外流失秘籍》，由中国书店出版集团出版。

这部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研究和考证故宫国宝流失宫外情况的书籍，是向斯3年前申报的故宫博物院研究课题。在故宫任职24年的向斯

破译了大量国宝绝密档案，在书中详细披露了约30万件皇宫国宝流失事件之真实内幕。

日前，向斯在故宫博物院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2000年冬天，北京城里大雪纷飞，天气异常寒冷。向斯和同事一起到故宫英华殿整理宫中的旧书。在清点藏文《甘珠尔经》时，他们吃惊地发现，有几夹藏文《甘珠尔经》，捆绑护经板的五彩织锦外经护带，竟被整齐地剪成一段一段，护经板内的镀金佛光和镶嵌的七珍珠宝居然不翼而飞！

第一次流失

《永乐大典》正本去向成谜

“大家都很沉痛，不知道如何解释眼前的情况，宫中的珍宝秘籍，怎么会被盗？”

“后来，我仔细阅读了有关档案，认真梳理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原来这样令人吃惊的场面，在50多年前就曾经发生过。这是八国联军所为，根据有关档案的记载，有18箱《甘珠尔经》被割断锦缎，侵略者们盗去了护经板里的镀金佛光和七珍珠宝。”

那以后，向斯希望，能够结合他20多年来在故宫的研究发现，写一本关于宫廷书籍流失情况的书籍，让人们了解这些皇宫国宝和珍籍的流失情况。3年后，他向故宫博物院申请了这个研究课题。

“我把清宫珍籍流传宫外的情况作了系统的研究后，大致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次宫廷国宝、秘籍流失主要包括《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的流失。”

向斯说：“明朝《永乐大典》的修编可以说是一件空前绝后的文化盛事。”据有关史料记载，有约3000人参与纂修，前后历时三年，全书共22000多卷，修成后明成祖非常满意，亲自作序并赐名。

然而，自《永乐大典》问世以后，直到明朝末期，《永乐大典》正本的去向一直成为史学界和文化界的一个谜案。有专家认为，早在明朝末期《永乐大典》就不在人世了，有人说毁于大火，有人说随葬于帝陵，还有人干脆就认为是去向不明。向斯推测说，很有可能是在明朝亡时毁于战火。

另外，清朝末年，皇宫秘阁内的书籍管理松散，一些不良的儒臣起了贪婪之心，费尽心机偷窃宫中的秘本《永乐大典》。根据清末史料记载，翰林大臣文廷式等人，每天早晨进翰林院时特地让随从背个包袱，装自己的棉袄，晚上离开时把棉袄穿在身上，将秘阁内的《永乐大典》打成同样大的书籍带回自己家。后来一些不良的儒臣发现偷盗出来后居然无人过问，还开始公然倒卖。早就眼馋皇宫秘籍的洋人到处打听宫中流出的《永乐大典》，就这样大量《永乐大典》秘本流入洋人手中，带出中国。

第二次流失八国联军抢劫文物无数

咸丰1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洗劫圆明园，也拿走了大量宫廷珍藏的《永乐大典》。40年后，八国联军再次入侵北京，储存在翰林院的《永乐大典》惨遭不测，几乎被毁，大部分秘籍葬身火海幸免于难的书籍则散落一地，有些士兵觉得这些书籍体积大，比较结实，干脆拿这些书籍当砖头，有的用作马槽，还有的用于工事或铺路。

根据有关记载，日本收藏中国皇宫秘本《永乐大典》多达55册，仅次于日本的是美国45册，英国38册，中国方面一直在全力收购这批流失宫外的皇宫秘籍，目前，中国共有《永乐大典》226册。

“在流出宫外的珍宝中，有相当一部分源于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掠夺。其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对于中国文物的掠夺和毁损是最为严重的。”

1859年，英法共同研究对华作战计划，确定组建了两国联军2万人远征。在瓜分堆积如山的财宝时，英法联军最高统帅决定成立联合委员会，将所有战利品由双方军队瓜分。然而，行动开始后，一切都变样了，许多珍贵的物品不翼而飞。

于是，眼睛血红的官兵们开始变得野蛮而疯狂，一拨又一拨的抢劫者们眼睛放射着绿光，涌进富丽堂皇的宫殿，疯狂抢劫、纵火烧毁那些带不走的器物、字画和秘籍。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故宫再遭浩劫。圆明园究竟有多少国宝被抢劫而流失，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据统计，中国国宝级珍贵文物流失海外的，大约有160万余件，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被全世界的200多家博物馆作为最为珍贵的文物，甚至是镇馆之宝郑重收藏；分散在五湖四海私人手中的中国珍贵文物数量，实在无法统计，估计应该在1000万件以上；大约有数十万件的皇宫国宝流失宫外。”

向斯说，流失海外的中国古代名画，就有大约2万余件，中国古代最为珍贵的古画《女史箴图》就是其中之一。

“另外一次最为惨痛的流失是溥仪**国宝秘籍，这一次，几乎全都是由宫里选出的最精品的文物和书籍。”向斯十分痛心地说。清宣统三年，也就是1911年，末代皇帝溥仪在隆裕皇太后的监护下退位，按照民国政府给的清皇室《清室优待条件》，继续生活在紫禁城北部的后廷中，并沿用宣统年号，称为小朝廷，前后13年。但是退位后的溥仪不甘心失去江山社稷，一心想复兴大清帝国，重登皇帝宝座。

为了筹措经费，他以赏赐溥杰为名，把宫里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运出宫外，存到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走到东北，他和朝臣们没有吃的，就拿价值连城的字画和古董和当地农民换馒头和包子。”

向斯研究认为，溥仪认为古书是最为珍贵的宝物，他盗窃宫中古物珍宝的半年时间里，前40多天，盗窃的全部都是难以携带的书籍！然后通过赏赐溥杰的办法将这些国宝珍籍**出宫，他先后41次赏赐溥杰的昭仁殿珍本古玩210部，几乎全是宋本精品，大部分是无价之宝。

第三次流失溥仪盗古籍珍本出宫

“溥仪盗运古书出宫后，昭仁殿中绝大部分珍贵的宋元珍本都已流失宫外，留存在殿中的，仅有10部宋版书，15部元版书，这些秘籍也都是版本精良、书品较好的本子，但是比起被盗运出宫的那些珍本书籍，却又略逊一筹了。”

向斯介绍说，这些古书出宫后，都交给了溥仪的父亲前清摄政王载沣，他转交载涛，再秘密运到天津静园，变卖了几十件，最后全部运往东北，入藏伪满洲国皇宫藏书楼。日本投降后，就不知下文了。

“溥仪偷盗出宫的古玩珍宝秘籍到达东北后，藏于伪满洲国皇宫藏书楼，国民党占领长春后，接收了十三箱宋版书，并交给了国立长春大学图书馆，现在存于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其余的珍贵古书和珍品文物，一部分收回、收购、一部分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他则流失各处。”

有中华第一神品之称的《清明上河图》，被溥仪皇帝带到东北后，也入藏伪满皇宫。1945年8月，溥仪被苏联红军俘虏，随身携带的字画珠宝也被收缴，其中就包括这幅《清明上河图》。但是，由于情况混乱，当时人们并没有在意这幅作品，只是随意扔在了机场，后来作为战利品上交，并陆续发现了两幅摹本。

1950年，这三件《清明上河图》拨交东北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1950年底，文化部组织专家清理东北遗留下的文化遗产，文化部研究院杨仁恺奉命清点、整理东北地区的战利品，在堆积如山的藏品中，欣喜若狂地发现了这幅《清明上河图》。

除了列强武力掠抢和宫内自盗外，还有一些珍籍国宝，由于战时被迫转移、内部的调整划拨和与国外的礼物交流而外流。

20世纪30年代，日寇入侵北京，故宫博物院被迫将大量精品文物装箱南迁。“从1932年秋天开始，故宫文物开始装箱。事实证明这是明智之举。”向斯说，这为后来的突发事件赢得了宝贵时间。

文物装箱可是一门专业的学问，一方面是文物古董、宝贝书籍如何装；另一方面是哪些国宝秘籍应该装。国宝文物的装箱有两大秘诀，一是紧，二是隔，当时，故宫三大馆都选派了有关方面的专家前来挑选国宝秘籍，他们的想法是，北京有可能沦为战场，应当尽量装最好的文物，尽量装满，增加件数而减少箱数。以至于吴玉璋先生装的铜器箱，后来在上海开箱检查把铜器搬出来核对后，怎么也装不下了。大家抱怨当时装箱人何必装这么多，却不知道这是装箱人的一片好心。

第四次流失非常岁月国宝南迁

故宫博物院的国宝藏品中，凡是留存宫中的书画精品，都精选装箱，几乎网罗一空。宋元明历朝的精品瓷器共7000多件，也全部装箱，再加上宫中秘籍文献、珍玩精品，共计13000多箱文物全部南迁。

“由于当时北京人坚决反对国宝文物的南迁，起运日期确定为1933年2月5日深夜，皇城戒严，在中午就已装车的国宝文物，一车接一车，告别了他们从未离开的深宫，踏上南迁之路。辗转数千里，历时十余年，除了由于天气潮湿，受潮情况严重外，几乎所有的文物完好无损。有2972箱文物运往台湾，其中珍贵书籍近16万册，并于1965年建立台湾故宫博物院。1950年和1953年，大批故宫国宝秘籍又两次大规模从南京北迁。”

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说，部分外流国宝作为昔日的礼物交流，成了文化交流的见证。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就在1869年收到当时清廷书籍，这是应美国政府要求回赠的书籍，10种933册；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均曾获得过清政府的赠书。

究竟有多少国宝流传海外？又有多少宫廷珍籍流出皇宫？

日前，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专家、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向斯完成了专著《故宫国宝宫外流失秘籍》，由中国书店出版集团出版。

这部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研究和考证故宫国宝流失宫外情况的书籍，是向斯3年前申报的故宫博物院研究课题。在故宫任职24年的向斯破译了大量国宝绝密档案，在书中详细披露了约30万件皇宫国宝流失事件之真实内幕。

日前，向斯在故宫博物院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2000年冬天，北京城里大雪纷飞，天气异常寒冷。向斯和同事一起到故宫英华殿整理宫中的旧书。在清点藏文《甘珠尔经》时，他们吃惊地发现，有几夹藏文《甘珠尔经》，捆绑护经板的五彩织锦外经护带，竟被整齐地剪成一段一段，护经板内的镀金佛光和镶嵌的七珍珠宝居然不翼而飞！

第一次流失

《永乐大典》正本去向成谜

“大家都很沉痛，不知道如何解释眼前的情况，宫中的珍宝秘籍，怎么会被盗？”

“后来，我仔细阅读了有关档案，认真梳理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原来这样令人吃惊的场面，在50多年前就曾经发生过。这是八国联军所为，根据有关档案的记载，有18箱《甘珠尔经》被割断锦缎，侵略者们盗去了护经板里的镀金佛光和七珍珠宝。”

那以后，向斯希望，能够结合他20多年来在故宫的研究发现，写一本关于宫廷书籍流失情况的书籍，让人们了解这些皇宫国宝和珍籍的流失情况。3年后，他向故宫博物院申请了这个研究课题。

“我把清宫珍籍流传宫外的情况作了系统的研究后，大致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次宫廷国宝、秘籍流失主要包括《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的流失。”

向斯说：“明朝《永乐大典》的修编可以说是一件空前绝后的文化盛事。”据有关史料记载，有约3000人参与纂修，前后历时三年，全书共22000多卷，修成后明成祖非常满意，亲自作序并赐名。

然而，自《永乐大典》问世以后，直到明朝末期，《永乐大典》正本的去向一直成为史学界和文化界的一个谜案。有专家认为，早在明朝末期《永乐大典》就不在人世了，有人说毁于大火，有人说随葬于帝陵，还有人干脆就认为是去向不明。向斯推测说，很有可能是在明朝亡时毁于战火。

另外，清朝末年，皇宫秘阁内的书籍管理松散，一些不良的儒臣起了贪婪之心，费尽心机偷窃宫中的秘本《永乐大典》。根据清末史料记载，翰林大臣文廷式等人，每天早晨进翰林院时特地让随从背个包袱，装自己的棉袄，晚上离开时把棉袄穿在身上，将秘阁内的《永乐大典》打成同样大的书籍带回自己家。后来一些不良的儒臣发现偷盗出来后居然无人过问，还开始公然倒卖。早就眼馋皇宫秘籍的洋人到处打听宫中流出的《永乐大典》，就这样大量《永乐大典》秘本流入洋人手中，带出中国。

第二次流失八国联军抢劫文物无数

咸丰1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洗劫圆明园，也拿走了大量宫廷珍藏的《永乐大典》。40年后，八国联军再次入侵北京，储存在翰林院的《永乐大典》惨遭不测，几乎被毁，大部分秘籍葬身火海幸免于难的书籍则散落一地，有些士兵觉得这些书籍体积大，比较结实，干脆拿这些书籍当砖头，有的用作马槽，还有的用于工事或铺路。

根据有关记载，日本收藏中国皇宫秘本《永乐大典》多达55册，仅次于日本的是美国45册，英国38册，中国方面一直在全力收购这批流失宫外的皇宫秘籍，目前，中国共有《永乐大典》226册。

“在流出宫外的珍宝中，有相当一部分源于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掠夺。其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对于中国文物的掠夺和毁损是最为严重的。”

1859年，英法共同研究对华作战计划，确定组建了两国联军2万人远征。在瓜分堆积如山的财宝时，英法联军最高统帅决定成立联合委员会，将所有战利品由双方军队瓜分。然而，行动开始后，一切都变样了，许多珍贵的物品不翼而飞。

于是，眼睛血红的官兵们开始变得野蛮而疯狂，一拨又一拨的抢劫者们眼睛放射着绿光，涌进富丽堂皇的宫殿，疯狂抢劫、纵火烧毁那些带不走的器物、字画和秘籍。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故宫再遭浩劫。圆明园究竟有多少国宝被抢劫而流失，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据统计，中国国宝级珍贵文物流失海外的，大约有160万余件，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被全世界的200多家博物馆作为最为珍贵的文物，甚至是镇馆之宝郑重收藏；分散在五湖四海私人手中的中国珍贵文物数量，实在无法统计，估计应该在1000万件以上；大约有数十万件的皇宫国宝流失宫外。”

向斯说，流失海外的中国古代名画，就有大约2万余件，中国古代最为珍贵的古画《女史箴图》就是其中之一。

“另外一次最为惨痛的流失是溥仪**国宝秘籍，这一次，几乎全都是由宫里选出的最精品的文物和书籍。”向斯十分痛心地说。清宣统三年，也就是1911年，末代皇帝溥仪在隆裕皇太后的监护下退位，按照民国政府给的清皇室《清室优待条件》，继续生活在紫禁城北部的后廷中，并沿用宣统年号，称为小朝廷，前后13年。但是退位后的溥仪不甘心失去江山社稷，一心想复兴大清帝国，重登皇帝宝座。

为了筹措经费，他以赏赐溥杰为名，把宫里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运出宫外，存到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走到东北，他和朝臣们没有吃的，就拿价值连城的字画和古董和当地农民换馒头和包子。”

向斯研究认为，溥仪认为古书是最为珍贵的宝物，他盗窃宫中古物珍宝的半年时间里，前40多天，盗窃的全部都是难以携带的书籍！然后通过赏赐溥杰的办法将这些国宝珍籍**出宫，他先后41次赏赐溥杰的昭仁殿珍本古玩210部，几乎全是宋本精品，大部分是无价之宝。

第三次流失溥仪盗古籍珍本出宫

“溥仪盗运古书出宫后，昭仁殿中绝大部分珍贵的宋元珍本都已流失宫外，留存在殿中的，仅有10部宋版书，15部元版书，这些秘籍也都是版本精良、书品较好的本子，但是比起被盗运出宫的那些珍本书籍，却又略逊一筹了。”

向斯介绍说，这些古书出宫后，都交给了溥仪的父亲前清摄政王载沣，他转交载涛，再秘密运到天津静园，变卖了几十件，最后全部运往东北，入藏伪满洲国皇宫藏书楼。日本投降后，就不知下文了。

“溥仪偷盗出宫的古玩珍宝秘籍到达东北后，藏于伪满洲国皇宫藏书楼，国民党占领长春后，接收了十三箱宋版书，并交给了国立长春大学图书馆，现在存于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其余的珍贵古书和珍品文物，一部分收回、收购、一部分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他则流失各处。”

有中华第一神品之称的《清明上河图》，被溥仪皇帝带到东北后，也入藏伪满皇宫。1945年8月，溥仪被苏联红军俘虏，随身携带的字画珠宝也被收缴，其中就包括这幅《清明上河图》。但是，由于情况混乱，当时人们并没有在意这幅作品，只是随意扔在了机场，后来作为战利品上交，并陆续发现了两幅摹本。

1950年，这三件《清明上河图》拨交东北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1950年底，文化部组织专家清理东北遗留下的文化遗产，文化部研究院杨仁恺奉命清点、整理东北地区的战利品，在堆积如山的藏品中，欣喜若狂地发现了这幅《清明上河图》。

除了列强武力掠抢和宫内自盗外，还有一些珍籍国宝，由于战时被迫转移、内部的调整划拨和与国外的礼物交流而外流。

20世纪30年代，日寇入侵北京，故宫博物院被迫将大量精品文物装箱南迁。“从1932年秋天开始，故宫文物开始装箱。事实证明这是明智之举。”向斯说，这为后来的突发事件赢得了宝贵时间。

文物装箱可是一门专业的学问，一方面是文物古董、宝贝书籍如何装；另一方面是哪些国宝秘籍应该装。国宝文物的装箱有两大秘诀，一是紧，二是隔，当时，故宫三大馆都选派了有关方面的专家前来挑选国宝秘籍，他们的想法是，北京有可能沦为战场，应当尽量装最好的文物，尽量装满，增加件数而减少箱数。以至于吴玉璋先生装的铜器箱，后来在上海开箱检查把铜器搬出来核对后，怎么也装不下了。大家抱怨当时装箱人何必装这么多，却不知道这是装箱人的一片好心。

第四次流失非常岁月国宝南迁

故宫博物院的国宝藏品中，凡是留存宫中的书画精品，都精选装箱，几乎网罗一空。宋元明历朝的精品瓷器共7000多件，也全部装箱，再加上宫中秘籍文献、珍玩精品，共计13000多箱文物全部南迁。

“由于当时北京人坚决反对国宝文物的南迁，起运日期确定为1933年2月5日深夜，皇城戒严，在中午就已装车的国宝文物，一车接一车，告别了他们从未离开的深宫，踏上南迁之路。辗转数千里，历时十余年，除了由于天气潮湿，受潮情况严重外，几乎所有的文物完好无损。有2972箱文物运往台湾，其中珍贵书籍近16万册，并于1965年建立台湾故宫博物院。1950年和1953年，大批故宫国宝秘籍又两次大规模从南京北迁。”

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说，部分外流国宝作为昔日的礼物交流，成了文化交流的见证。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就在1869年收到当时清廷书籍，这是应美国政府要求回赠的书籍，10种933册；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均曾获得过清政府的赠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