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最好的反映这些传世典籍的原貌，当代诸位大师数年里北至黑龙江、南到台北，搜访书籍原本和各方面的珍贵资料：北京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日本国立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棋院，上海棋院，河南棋院，河北棋院，黑龙江棋院，广东棋院。主编　陈祖德　中国围棋协会主席　王汝南　中国棋院院长　中国象棋协会主席编委：华以刚　中国棋院围棋部主任　黄进先　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　河南棋院院长　刘小光九段国手　马晓春九段国手联手编撰整理《中国围棋古谱》全十函二十四卷 。

清代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万多篇提要，实际上约三分之一的书收入《四库全书》，三分之二的书仅仅“存目”。 当杜泽逊在琉璃厂发现《四库存目》时，就决计以《四库存目标注》为己任，开始了漫长的网罗资料工作。

1992年5月25日至31日，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香山饭店隆重举行。杜泽逊在会后加紧进行《四库存目标注》的同时起草了《四库存目标注叙例》，寄给古籍整理界一些专家征求意见，当时中华书局赵守俨先生、傅璇琮先生立即回信，给予充分肯定和热情鼓励，黄永年先生、章培恒先生、周勋初先生也在不同场合给予了肯定和支持。1993年4月20日杜泽逊又在《古籍简报》发表《四库存目标注·易类书后》，从易类标注对全部《存目》之书的存佚及版本情况作了展望。

1994年5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正式成立编纂委员会，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季羡林先生任总编，杜泽逊任常务编委，应邀来北大任编目室副主任、不久改任总编室主任。到1997年10月底全书1200册出齐，共收《存目》之书4508种，绝大多数为善本。11月杜泽逊返回山东大学，根据《存目丛书》学术顾问黄永年先生的建议，开始《四库存目标注》清稿工作。 季羡林先生曾表扬杜泽逊作《存目标注》为编纂《存目丛书》“立了一大功”。

近5年间杜泽逊承担着繁重的教学工作，为山大文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文史哲研究院等单位开设“文献学”课（山大文、史、哲专业研究生必修课），为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生开设目录版本校勘学、清代目录版本学研究、四库学研究等课，同时参加了若干集体项目，个人为应教学之需撰写出版了《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2001年出版）一书。 杜泽逊认为搞学术研究，一要打好基础，二要善于捕捉信息，“现在不少人喜欢从网上找信息，认为信息一定是现代化的，甚至是洋玩艺儿，我看太狭隘了，信息到处都是，关键在自己去捕捉，要善于捕捉。”这是杜泽逊的经验之谈。三要抓机遇。选准课题，又要有条件做好，没有条件，好课题也没用。四要有耐心。这么大的项目，一星一点地积攒，一条一条地考索，字斟句酌地表述，比蜗牛慢多了，他的老师和朋友，知者无不为他着急，甚至善意地劝他“先出一本”，以便评职称。他从没动摇过，相反，他如痴如醉地沉迷其中。2002年2月周积明教授在《四库学200年》一文中写道：“在《四库全书存目》的研究上，山东大学杜泽逊副教授考索甚深，其所著《四库存目书进呈本之亡佚及残馀》、《四库存目书进呈本知见录》、《四库存目标注》等，皆有专门之学的意味，令人注目与期待。”2007年，长达270万字的《四库存目标注》终于与读者见面。

传略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西汉宗室,传见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所附。

刘向五世祖名交,是汉高祖刘邦的同父异母弟,建汉后被封为楚王。其父刘德,仕昭、宣两朝,任宗正,赐爵关内侯,又封为阳城侯。刘向为刘德之次子,12岁以父荫为辇郎,20岁为谏大夫,以文学受宣帝信任。汉宣帝迷信神仙方术,刘向为讨好皇帝,献出家藏之刘安枕巾鸿宝苑秘方,言据之可炼出黄金。宣帝令典上方据之炼金,然费多而方不验,遂以铸伪黄金罪判刘向死刑。其兄刘安民交出封邑户口的一半,将其赎出,从此,刘向悉心钻研学问,被征到石渠阁讲论梁传,成为经学大师。重新步入仕途,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元帝即位后,由于执掌朝政的萧望之、周堪的赏识,刘向被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成了辅政的要员。当时,外戚放纵,中官弄权,刘向于是多次上书论时政得失,得罪了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再次被捕下狱。不久,因地震等灾异而释出,任中郎。接着又因指使其外亲上书请求黜退弘恭、石显,而以奸诈罪第三次下狱,废为庶人。从此在家闲住十余年。仕途的挫折,使他对宦官之祸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遂著疾谗适要救危世颂等作品,寻求挽救刘汉危机的良方。同时,他认真读书,学问更有长进。汉成帝即位,此时刘向由更生改名向,被召为中郎,迁光禄大夫、中垒校尉等职任,受诏领校五经秘籍,以主要精力从事书籍整理编目和学术著述。

当时,风俗奢*,赵皇后、卫婕妤等由微贱起家,越礼制。刘向认为,王教应该由内及外,从亲近者开始,于是从诗书中搜集贤妃贞妇和嬖孽乱亡的事迹,撰为列女传。又搜集历代人物事迹、兴亡经验等,撰成新序说苑等书,上奏皇帝。针对当时外戚王氏专权,他搜罗历代符瑞灾异之事,推演其迹象祸福之验,著为洪范五行传,说明王氏专权的危险。刘向建议汉成帝强宗室、防奢侈、夺外戚权。成帝心知刘向之忠,却无法实行。成帝几次想将刘向用为九卿,都被王凤或丞相御史所阻拦,刘向君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建平元年卒,享年72岁。

刘向有三子,长子傲,是易学教授,官至郡守；次子赐,九卿丞；少子歆,王莽时为国师公,在学术史上很著名,又是继刘向负责校书工作的学者。

影响刘向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主要在于他对书籍的整理编目上。

先秦时期,积累和流传了大量的文献典籍,秦始皇焚书,给文献典籍的保存造成了重大的灾难。西汉王朝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书籍愈积愈多,到汉成帝时,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这些书籍,分散收藏,没有统一编目,而且大部分书籍篇章缺失,文字脱讹,内容差异重复,如果不加以整理校勘编目,将无法利用而自然泯灭。汉成帝是一位好经书今古览博的天子,他于河平三年下令谒者陈农到各地搜求遗书,同时将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秘室藏书集中到一起,由刘向负责,组织一帮专家进行校书编书的工作。公元前6年,刘向去世,汉哀帝下令刘歆继续此事业。两年以后,经过刘向、刘歆父子20多年的努力,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经过整理的图书33090卷,收藏于天禄阁、石渠阁,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图书馆,刘向、刘歆还写出了目录学著作别录七略,对中国历史文献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具体讲,刘向、刘歆父子的贡献有三个方面：第一,刘氏父子的图书整理,为先秦古籍的保存、流传,为图书由官府收藏走向民间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章炳麟说：书布天下,功由仲尼,其后独有刘歆而已。微孔子,则学皆在官,民不知古,乃无定臬。然自秦皇以后,书复不布。汉兴,虽除挟书之禁,建元以还,百家尽黜明其得书之难也。向、歆理校雠之事,书既杀青,复可写,而书贾亦赁鬻焉。故后汉之初,王充游雒阳书肆,已见有卖书者。其后卿章句之儒,而见周官；康成草莱之氓,而窥史记,则书之传者,广矣。

第二,创造了系统的古籍整理方法,校雠、辨伪、考据等学问自此产生。刘向父子整理书籍的程序分四步。第一步,兼备众本,广搜异本。不仅将各官府藏书聚集到一起,还派人到民间搜集遗书,向学者和同僚征求个人著述和藏本,以及利用个人的藏书。这样,同一种书就掌握到几种异本,为校勘奠定了基础。第二步,选定篇目,去除重复。当时,同为一书,往往篇目不同,各有残缺。刘向等将各种书籍的篇章分出条理,去掉重复的部分,经过考订,再剔除伪托的部分,确定其篇目,合为一部比较完整的书。第三步,纠理错简,校雠文字。根据选定的篇目,对其文句进行校订。

一人读经过校雠,发现和订正了许多古籍文字的脱讹衍误,使其错误大为减少。第四步,勘定书名,誊清新本。当时古籍同书异名者很多,还有的书名经长期流传出现讹误,因此,就需要对书名进行勘定。例如战国策之书名,就是刘向勘定的。经过勘定的书,最后抄缮于炙干过的竹简上,就作为定本保存了下来。刘向父子创造的这一套古籍整理方法,为后代学者所效法。

第三,开创了中国古代目录学。刘氏父子典籍整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编制目录。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为每一本书编写叙录。即在每本书校订以后,刘向、刘歆就为该书写一个提要,著录其书名、篇目,叙述校勘经过,介绍作者事迹,归纳书的内容、性质,评论思想或史实是非,剖析学术源流,确定书的价值。这些书录,不仅使读者了解书的情况,还创造出做书目提要的科学方法,备受后代学者赞誉。二是将各书的叙录单独抄出,合为一书,名别录,形成第一部丛书综合提要,这是第二方面的内容。第三方面内容是七略,这是在别录的基础上,由刘歆进行进一步加工而形成的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全书将著录的图书分为六个大类,38种,603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当时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推动,对后世的目录学,更有着深远的影响。七略创造了书目的著录与考证述评相结合的目录形式,成为中国目录书的典范。

余论评价历史人物,一般着重于政治、军事上的勋业。其实,站在更高的视野,更应重视历史人物在文化积累上的业绩。因为,政治、军事仅决定了一时一事之成败,而文化却造就了民族的性格,影响于千秋万世。刘向从事的古籍整理,成就了中华文化传继上的一项大工程,为公元以来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我们以中华悠久文明自豪的时候,不应忘记刘向所成就的学术的深刻价值。

叶在古籍整理上有着特殊贡献，他晚年致力于古珍稀版本的搜集，所写的札记、书跋，多有独到之处。

李魁先生《三味书室与﹤读史方舆纪要﹥》一文（2002年第11期《旧书信息报》）拜读之余，颇受启发。我由此想到上海图书馆珍藏的顾氏《读史方舆纪要》稿本，它的发现、鉴定和收藏，始终与著名藏书家叶景葵的名字紧紧相联，实为藏书史上一段佳话。

他的卷庵藏书多抄校稿本，十分珍贵。1925年前后，他从杭州抱经堂书贾朱遂翔处收得一部前人稿本。首行题《读史方舆纪要》，不分卷第，后人粘附纸条分别卷第，并注明“苑溪顾氏原本”。叶氏“灯下排目整理，剔除蠹鱼蛀虫不下数百”，接着请修书高手精心修补，费时两年，费款200元，为书款的三倍，订成一百三十余册，整修如新。

网上好象没相关信息，以下是个人理解：

文献知识是古籍整理的基础和必要工具，更是整理好古籍的前提与必要条件。

说文献知识是古籍整理的基础和必要工具，是因为：没有文献上的历史记载，古籍的整理用什么做依据，最基本的按朝代、按地区分类就不可能做到，没有历史依据的整理只可能是破坏，不可能达到保护性目的；一些古籍可能有缺损、残缺，要修补、整理就要有相关知识，知道缺失了什么才能知道该补什么，又该到哪里去找这些可以补上的信息，这时候，文献就是很好的查阅资料，没有文献，就好比航海中的船只没有罗盘，它是指引古籍整理的必要工具。

做同样一项工作，不同的人来做也能区分出好坏，古籍整理也是这样，要整理好古籍，没有丰富的文献知识做后盾，在碰到问题时不可能及时、准确地做出反应，甚至可能会破坏原有的古籍信息，因此文献知识又是整理好古籍的前提与必要条件。

同时估计整理工作一定要具有耐心，细心，认真的素质。估计整理工作是一个非常枯燥无味繁琐的工作。每天都是从事千篇一律的工作。一定要善于从这项工作中发现乐趣才可以。这样才能更好的开展这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