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预测天气的书籍如：《通胜》

另外一些民间童谣，比如：

云彩往东刮大风

云彩往南飘大船

云彩往北发大水

云彩往西披蓑衣

还有近现代的《田家五行》中有关天气的部分。

这些预测书籍有些是人们多年累积的经验有些根据易经等经典哲学书籍加以生活经验编辑而成。

原文：世有不肖子，凡三变：第一变为蝗虫，货其庄田屋业而食之；第二变为蠹虫，货其家藏古籍而食之；第三变为大虫，货其奴婢食之。不肖子弟，何代无之，皆有其祖先不教以诗书仁义之所论也。古人云：遗子黄金满箱，不如教学一经。乃至论也。

翻译：这世上有一种人叫不肖子，这种人有三种变化，第一种变化是蝗虫，他们会把祖上留下的庄园、田产、房屋、祖业全都卖光了来吃喝玩乐；第二种变化叫蠹虫，他们会把家里世代收藏的古籍善本变卖了来吃喝玩乐（译者注：蠹虫就是蛀食书籍的蛀虫）；第三种变化就是大虫（就是老虎），他们会把身边的仆人奴婢都典卖了来吃喝玩乐。这种不肖子弟，那一代没有啊，这都是因为他们的父母祖先不教导他们学习读书仁义里说的道理啊。古人说的好：给子女留下满箱的黄金，不如教他们学会一部经典来得好。这话再对不过了。

西汉末年，刘向父子奉命校理群书，撰为《七略》，将典籍分为六大类。

此后，到魏晋时期，由郑默的《魏中经簿》到荀勖的《晋中经簿》，开始“分为四部，总括群书”(《隋书经籍志》)，所分的四部名为甲乙丙丁，分别对应《七略》各部分，其内容则很像后世的经、史、子、集四部。东晋的李充编成《四部书目》，“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阮孝绪《七录序》)，一举奠定了四部分类法按经、史、子、集为序的体例。 再往后虽有王俭的《七志》和阮孝绪的《七录》的异军突起，但唐朝初年编撰《隋书，经籍志》，仍走的是四分法道路，影响所及，也使四分法成了日后图书分类的主流。 直到清乾隆敕修《四库全书总目》，集四分法之大成，类目空前细密，分合也更趋合理，时至今日，对我们编制古籍书目依然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不过《四库全书总目》之后，随着时代的变迁，四部分类法也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到了清同治年间，张之洞为诸生好学者编《书目答问》，认为“丛书最便学者”，“其中经史子集皆有，势难隶于四部，故别为类”，在四部之外另立丛书部，于是形成了一种新的五部分类法。

最早关于牛郎织女的记载是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但《诗经》中只是将牵牛与织女当作星象写入典籍。用来隐喻男不耕，女不织的现象。并以此来暗讽当时的周天子不体恤百姓，只知吃喝玩乐。另外在古籍《礼记》则记载了七月初的黄昏可见到织女星，意为此时夏季已过，秋季来临。此后织女星便成为了参考节气的星辰。而从《诗经》和《礼记》的记载来看，牵牛和织女并没有直接关系。只是作为自然星体出现，两者甚至还没有诞生出“人形”。但是“诗”与“礼”的形态已经出现了。

西汉时期，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开始流传，这使得天象学开始适用于社会的各个阶层。战争、祭祀前都要观摩星象。《史记·天官书》中记载牵牛此时为祭品，而织女则成了为民间祈福的天女。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为了攻打南越国，开凿了昆明池来训练水师，完工后，在池畔东西两侧分别竖立牛郎、织女石像，以此祈福征讨南越国的将士可以胜利而归。自此之后，后世民间确立了对二者的“人性化”：不再是天上的星象，而是以真实形体出现，为民、为国祈福的真人与天女。虽然此时二者没有之间远没有产生爱情，但这也为后世对其进行各种类型的创作提供了无限的遐想。

比如说东汉末年由于战火不断，人多处于生离死别间，当时的文人就拿牛郎织女的题材创造了爱情悲剧：《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此诗中已将两人形容成了恩爱夫妻，织女因为见不到牛郎，每日流泪，两人被水隔离，饱受分离与相思之苦。而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也都表现出了对于二者悲剧的宣泄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