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隋唐以来定型并逐渐流行开来的“四部分类法”中国古代典籍可以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分。

“经”是指古代社会中的政教、纲常伦理、道德规范的教条，主要是儒家的典籍，如《四书五经》、《六经》、《十三书》、《白虎通》等。

“史”是指历史典籍，如《史书》、《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

“子”是指春秋战国以来诸子之学，如《荀子》、《老子》、《庄子》、《论衡》等。

“集”是指古代诗文词赋的著作，分为总集、选集、别集，如《乐府诗集》、《古诗集》、《全唐诗》、《古文观止》等。

1、《中庸》

《中庸》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

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其主要注本有程颢《中庸义》、程颐《中庸解义》、朱熹《中庸章句》、李塨《中庸传注》、戴震《中庸补注》、康有为《中庸注》、马其昶《中庸谊诂》和胡怀琛《中庸浅说》等。

2、《春秋》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而成。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

《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代表作品是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2019年2月报道，从海昏侯墓出土简牍5200余枚，专家释读后发现包括《春秋》在内的儒家经典及其训传。

3、《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

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4、《史记》

《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5、《诗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

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

《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古代文史典籍

典籍的本质特征是双重的，既有物质属性的一面，又有精神属性的一面。

对于典籍物质属性的规定，来自于记录知识内容的物质载体。文字记录需要能够承载文字的物质，系统的知识存贮、固化在物质载体上以后，再经过编连成册的加工，才能形成典籍。典籍是物化了的思维，凝固的知识，其物质属性是很明显的。作为物质产品，中国典籍的生产随着古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典籍的载体材料由最初的龟甲兽骨发展到竹木材料、缣帛材料，再由于纸的发明，大大丰富了典籍的生产；典籍的记录方式由锲刻到书写，再由于印刷术的发明，促使典籍生产有了新的飞跃；典籍的装帧方式也由简单编连到卷轴装，继而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方式的相递演变。典籍作为一种物质产品，其生产与保藏又要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安定统一的社会环境，必然会促进典籍的生产、保藏与流传；动乱、分裂的社会环境，必然要影响破坏典籍的生产，造成典籍的流失。

典籍所记录的思想和知识，是人脑存贮的外化，因此典籍又具有精神属性的一面，也是精神产品。典籍精神属性的规定，来自于典籍的内容。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它的发展是随着人类对自然与自身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发展的。我国早期的典籍，大多是“记言”、“记事”一类档案材料，随着古代先民认识自然与社会实践的发展，典籍内容逐渐由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不断丰富，典籍的学科性和专业性也更为明显，知识的更新，社会的变革，无不一一反映在典籍的内容中，影响着各类典籍的发生和发展。中国古代的典籍，从诸子书的出现，到儒学著作上升为经学典籍，到史学典籍从经学典籍中分离出来；从佛教的传人、道教的兴起，到佛道宗教典籍的产生和流传；从《诗》三百到各种体裁的文学典籍；从农、工、商、学、兵到医学、科技等各领域的典籍。只要人们的实践所及，认识所及，就有相关的典籍产生和发展。

然而，典籍作为精神产品，也有其相对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指的是典籍内容相对实践活动的超前和滞后特征。其超前性表现在有些典籍中记录了有关人类征服自然的预测或幻想，虽然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是不能实现的，但却为后来的科学发展所证实；典籍中也有大量滞后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容，这些内容表现在对于自然现象的幼稚或错误的认识，以及封建思想的糟粕。这些思想和认识，虽然被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证明是谬误的，但作为历史的记录，这些谬误仍随着典籍被保留下来。

典籍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双重本质特征表明，典籍是人类思想认识与物质载体的统一，是人们将系统的思想和认识用文字着附于一定形式材料的产品。

作为人类思想认识的结晶，典籍对于社会进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从典籍的物质属性看，它可以将人们的知识记录下来，提供客观的视觉对象；可以将人们的思维和知识凝固在物质载体上，长期保存；可以通过抄写或印刷，不断再现人脑思维的成就，扩大保存和交流的时空余地。从典籍的精神属性看，典籍具有表达思想、交流经验、宣扬主张和传播知识的作用。典籍作为文明发展的结晶，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它对同时代的人们来说，是互相表达思想、交流经验的重要工具，是获取知识、陶冶情操、娱乐生活的重要来源。对于后人来说，典籍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向他们提供了认识历史、认识自然、认识社会，从而获得新发展的借鉴。因此，典籍对于人类文明与进步，有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典籍:泛指古今图书典籍在今天的主要含义是历史上重要的文献名录之总称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代表性典籍 也就是说是古今中外的书籍,里面可以很多不同类型不同作者不同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 那么艺术作品有很多种:根据艺术形式分类的原则和角度不同,大致可以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