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专门记载历史的书籍。

狭义上指“记载历史的古籍”。 都是以编年史的形式存在，晋朝太康年间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也是编年体。东汉末年，荀悦撰成《汉纪》，开创了编年体的断代史。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编年体的优点是方便考查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了解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还避免叙事重复，《资治通鉴》的成功开创了撰写编年史的高潮。陈寅恪曾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编年体盛行起来，从而产生了纲目体与纪事本末体，梁启超以为：“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

范晔撰著《后汉书》时曾对纪传体和编年体进行过比较。他说：“《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人拟作，所以为短；纪传体，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作之。”张辅根据《史记》、《汉书》字数多寡来评价作者，“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所以认为《史记》优于《汉书》。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

袁宏谈及写作动机说：“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袁山松撰写《后汉书》，他总结说：“书之为难也有五：烦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

杜佑推出《通典》后，史书增加了典制体，又衍生了会要体。

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主张以《表》、《典》、《记》、《考纪》、《别录》等五种体例来撰写历史；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主张以《年表》、《载记》、《志略》、《传志》四种体例撰写历史。

梁启超在《新史学》将史籍划分为十种二十三类，即正史(官书、别史)、编年、纪事本末(通体、别体)、政书(通体、别体、小纪)、杂史(综记、琐记、诏令奏议)、传记(通体、别体二)、地志(通体、别体)、学史、史学(理论、事论、杂论)、附庸(考据、注释)等。

古注的内容 古书注解的内容非常丰富，可以说包罗万象。从释词注音到点明章旨，从说明典故出处到考辨名物制度，从分析句读到提示语法，凡是注释者认为有可能产生阅读障碍或理解困难的地方，无不进行注释或疏解。概括地讲，大致有以下内容： （一）解释词义 词义是理解语意的基础。因此，古人注释古书一般都是从注解词义开始的，解释词义也就成了古书注解的基础工作。古书的旧注对词义的解释与字典辞书的解词释义不同，它对词义的解释必须结合具体的上下文，它所解释的是词在某个具体的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即词的具体义或临时义。古书旧注的释词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释词，二是在串讲句意中释词。另外，古注在解释词义时，还注意辨析同义词之间的差异。 1、直接释词 就是直接拿出原文中的词语进行解释。例如上例我们所举《诗经·邶风·新台》中的毛传：“泚(zǐ)，鲜明貌；沵(nǐ)沵，盛貌。”郑笺：“鲜，善也。”都是直接释词。有时，古注中对同一字词有不同的解释，如上例我们所举《诗经·邶风·新台》中对“殄(tiǎn)”字的解释就有两种：毛传：“殄，绝也。”郑笺：“殄当作腆(tiǎn)，腆，善也。”这就需要我们根据情况决定取舍。 2、串讲中释词 有时古注并不对某词直接注释意义，而是在串讲句意中注释词义。例如《诗经·鄘风·相鼠》“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中的“仪”字，毛传并没有单独拿出来注释，而是在串讲句意中解释“无礼义者虽居尊位犹为暗昧之行”。“仪”解释为“礼仪”。 3．辨析同义词 古注在注释单词时，还注意同义词的辨析。例如 《诗经·大雅·公刘》：“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毛传：“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孔疏：“直言曰言谓一人自言，答难曰语谓二人相对。对文故别耳，散则言语通也。 4．注释虚词 古注主要是注释实词，有时也注释虚词。例如 《墨子·鲁问》：“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始为舟战之器。”孙诒让注：“焉犹于是也。”就是对虚词“焉”的注释。 （二）古书的注解，常常在解释词义以外，还要串讲一下文句的大意。 文意赖词义而显，词义在文意串讲中而明，二者互为补充。例如《诗经·邶风·新台》毛传：“水所以洁污垢，反于河上而为*昏之行。”郑笺：“伋之妻齐女来嫁于卫，其心本求燕婉之人，谓伋(jí)也，反得籧篨不善，谓宣公也。籧(qú)篨(chú)，口柔，常观人颜色而为之辞，故不能俯也。”都是串讲文意。“疏”以下内容更是以串讲文意为主。或串讲正文之意，如疏解“新台至不鲜”；或串讲注文之意，如疏解“传：‘籧篨不能俯者。'” 古注串讲文意，有时相当于对上文的翻译或改写，有时则是点明或阐发正文的言外之意。如《楚辞·离骚》：“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王逸注：“言日月昼夜常行，忽然不久,春秋往来，以次相代。言天时易过，人年易老也。”前一“言”字之后的注文就是对原文的翻译，而后一“言”字之后的话则是点明诗句的含意，帮助读者加深理解。有的学者（特别是宋代学者），在串讲文意的过程中寄寓或发挥自己的思想观点，对这一类的古注，我们在参阅时须细心体察，这里不再举例。 （三）正字注音 “正字”即纠正错别字。古书在历代的传抄、刻印过程中，文字往往有讹误，为了帮助读者正确理解文意，古注常纠正这些错误。例如上例我们所举《诗经·邶风·新台》中郑笺“殄(tiǎn)当作腆”，即是正字例。 古注中注音的方式很多。早期的注音除用读若法外，多采用直音法。例如上例我们所举《诗经·邶风·新台》中“泚(zǐ)，音此”、“污，音乌”等都是采用的直音注音法。后来的注音多采用反切注音法，或直音、反切并用。上例《诗经·邶风·新台》中就是直音、反切并用，不复举例。 （四）分析篇章 古汉语中篇、章的含意与今天不同，“篇”大于“章”。如《学而》是《论语》的第一篇，下面分许多章。而每一章又是独立的，并无关联，所以“章”又不同于今天的“段”。篇章结构是文章的组织形式，是文章表达思想的脉胳。因此古书的注解在解词释句之外，有的还解说章旨，分析篇章结构。尤其是东汉出现的章句体注释，在串讲文意中往往夹有对篇章结构的分析，并且每章之后有“章旨”来点明此章的主要内容。例如：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朱熹注：“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详言之。” （五）补证史实 补证史实也是古注的重要内容之一。补证史实的目的是为使人能更清晰、更完整地了解文章内容。例如《左传·僖公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杜预注：“昭王，成王之孙。南巡守，涉汉，船坏而溺。周人讳而不赴，诸侯不知其故，故问之。”孔颖达疏：“旧说皆言汉滨之人，以胶胶船，故得水而坏，昭王溺焉。” （六）指明典故出处 用典是古人写文章常用的修辞表达方式。汉代以后的作家一般都喜欢引经据典，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用典成风。注解这些作品时，有必要注明典故出处。唐代李善给梁萧统编撰的《文选》作注时，就是以注明典故的来源和某些词语的出处为主。例如： 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 礼记子曰回得一善拳拳不失之矣郑玄曰拳拳捧持之貌说文曰列分解也 “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是司马迁《报任安书》里的一句话，李善注指明“拳拳”之词来自《礼记》（见《礼记·中庸》，原文是：“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并转引郑玄对这个词的注释。对“列”字，则转引《说文》的解释。 （七）说明名物制度 古代文献反映着古代丰富的社会生活，其中自然有许多关于社会制度、民间习俗、器物工具等等的记载。随着时间的演变，这一切也都不断地发生变化，对于前代的名物制度等，后人势必越来越感到生疏以至于很难弄懂了。因此解释名物制度也就成了古书注释的内容之一。例如 《左传·隐公元年》：“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杜预注：“古者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注文把古代的兵车制度交代得很清楚。 《左传·成公二年》：“韩厥梦子舆谓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而从齐侯。”杜注：“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帅，御者皆在中，将在左。”孔疏：“韩厥为司马，亦是军之诸将也。以梦之故，乃居中为御，明其本不当中，先非御者。若御不在中，又不须云代御，以此知自非元帅，其余军之诸将，皆御者在中，将在左。” 又“蔡景公为左，许灵公为右”下孔疏：“若君亲在军，则君当车中，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 了解古书中所涉及的历史事实和有关名物制度，实际上是读懂古书更高层次的要求。仅仅是扫除文字上的障碍，还只能说粗知古书。因此古注中比较详细的部分，往往是补充史实或考辨名物制度。

收藏还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有人说收藏是文人雅事，这话虽然有点片面，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收藏涉及的知识面很广，最起码要掌握基本的历史知识，要能把朝代的顺序搞清楚，还要有一定的科学、艺术等知识。不同的收藏品种，需要相应的专业知识作支撑，收藏者要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备和特长来确定自己的收藏方向，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首先得书的内容好。用现在的比较时髦的话讲，在衡量一部书是不是善本时，内容理所当然具有一票否决权。善本书应该是能够经得起时代检验和考验的优秀著作，即使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列为禁书，也依然能传播后世。如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诬陷，获罪贬谪，其著作也被株连，但仍被人们视为珍宝，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2012年，过云楼藏古籍善本一百七十九种，以216亿元的价格成交，创下了古籍类藏品的成交纪录，这或许令很多藏友记忆犹新。近年，古籍类藏品以稳健的价格表现，丰厚的历史价值，深厚的学术底蕴，逐渐吸引着藏家的眼球。时至今日，这个项目已经不容小觑，很多大型拍行纷纷开设古籍专场。古籍收藏成为市场中的一颗明星。古籍收藏，历来是收藏界中品味较高的一个项目。不仅需要藏家具有欣赏、鉴别的能力，更需要藏家具备一定的学术修养。历来大学问家大多嗜好收藏古籍。为了探寻古籍类藏品的魅力，记者走进中国书店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拜访了资深古籍鉴定专家窦水勇老师。在业内，人们都称他“窦师傅”。访谈之中，故纸墨香扑鼻而来。古籍收藏，投资正当时古籍收藏自古就是文人雅好，而古籍类藏品的交易量和交易额在艺术品市场中异军突起还是十几年前的事。

古籍，是指1911年以前产生的内容为反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献资料;版本学,是一门研究图书在制作过程中的形态特征和流传过程中的递变演化，考辨其真伪优劣的专门科学。作为版本学的一-个分支，古籍版本学在古籍文献的整理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订正、修缮古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国古代的图书，主要是以写本和印本两种形式流传后世的。由于写刻的时代不一，地区有异，写刻者不同，以及抄写方式和刻写方式的差别等原因，特别是其中可能有藏书家进行修改、删订，古代图书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版本。而古籍版本学就是让我们研究这些古籍的流传与递变，教会我们分清优劣、辨明真伪的一门学问。古今伪书极多,情况比较复杂,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古籍版本形式多样，鉴定版本，研究版刻流传情况，可以帮助我们鉴别伪赝古本，去伪存真，保护真正的宋元善本，也为古代的文史研究提供可信的文献资料。甄选出其中的优秀版本，剔除其中的伪书、讹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