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新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丰富的民俗事项。从新时器早期就有查海人生活在阜新，被称为“中华第一村”。公元479年北方的契丹族臣服北魏，逐渐南移阜新驻牧，契丹建大辽国后，在阜新建有大量的州城和塔。因此有了大量的辽代遗存和辽后族的墓葬；进入明清时期，喇嘛教逐渐兴起，建有大小寺庙360多座，被称为“东藏”的瑞应寺就有“有名喇嘛三千六，无名喇嘛数不清”的说法。民间蒙民笃信喇嘛教，在日常生活中，无论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盖房架屋都要做佛事活动；与此相呼应的还有海棠山、千佛山的摩崖造像。丰富的历史文化，必然影响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形态，逐步形成了民俗文化。如饮食文化中的“喇嘛炖肉”、“喇嘛羔”、“蒙古馅饼”，服饰文化习俗有蒙古男袍、女绣袍、马甲等；寺院经典舞蹈有查玛舞；还有蒙古族的“祭敖包”、“那达慕”盛会等。民间工艺习俗有绘画、剪纸、风筝。文体游艺习俗有“跑黄河”、驴皮影、大秧歌等等，这些民俗事项，不仅密切地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生存、发展、消亡、演变，而且以其特有的折光，反映着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文化创造和人们的精神风貌。

　　阜新的饮食文化

　　喇嘛系列食品在阜新蒙古族美食中独具特色，如喇嘛肉、喇嘛粥和喇嘛糕。

　　一喇嘛糕

　　喇嘛糕是阜新蒙古族的一种传统糕点。其制作方法是选用精制面粉、白砂糖、鸡蛋为主要原料，以瓜籽儿仁、青红丝、桂花为辅助原料，放入烤炉烤制而成。其特点是，洁白如雪、味道香甜、口感松软，富有弹性，是老少皆宜的营养佳品。

　　二喇嘛炖肉

　　喇嘛炖肉的制作方法，是在瑞应寺居住的喇嘛们发明的。由于当时喇嘛上千，因此吃菜也只好用大锅炖、大盆盛、大碗装。天长日久，喇嘛炖肉在适应多人用菜的环境下，便逐渐产生了，并形成了一套固定的作法。多年来，它传至民间，并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尤其在阜新蒙古族集居的地区，喇嘛炖肉已成了蒙古族人家待客的一种骄傲。

　　三喇嘛肉粥

　　喇嘛原本是不吃肉的，相传喇嘛吃肉是被逼出来的。由于瑞应寺经不断扩建完善，形成了一座恢宏的藏式建筑群。鼎盛时期，曾流传“有名的喇嘛三千六，无名的喇嘛赛牛毛”。为了解决众多喇嘛吃饭问题，瑞应寺的活佛派大喇嘛扎嘎去北京铸造大锅。扎嘎在北京住了一年零九十九天，经百般努力，铸成了一口能供八千人吃饭的大铜锅。又经千辛万苦，将大铜锅运回了瑞应寺。寺庙里的大小喇嘛都十分高兴。大喇嘛扎嘎认为自己铸锅有功，定会受赏。可是活佛没有封赏他。大喇嘛很窝火，不久便气死了。他死后，阴魂不散，在寺院里闹鬼。被迷上的喇嘛大吵大闹、又哭又笑，折腾得全寺院不得安宁。为此活佛领着众喇嘛祈祷，念《甘珠经》驱邪，跳查玛舞赶鬼，可是均无奏效。正在没办法的时候，一个小喇嘛找到了活佛，说：咱们喇嘛教从来不吃肉，我想从现在起咱们开始吃肉，荤通七窍，大喇嘛的阴魂就不敢附体了。”活佛把眼珠转了转，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说：“那今天把粥锅里放上一些肉，熬肉粥吃，看看灵不灵。”全寺院的喇嘛吃肉粥后，果然驱走了大喇嘛的阴魂。从此，不但瑞应寺的喇嘛吃肉粥，别的寺庙喇嘛 也吃起了肉粥。由于喇嘛肉粥经文火慢熬，不但米稠肉烂，而且肉不腻人，香甜可口，很快流传到民间，成为待客的佳品。

　　蒙族馅饼

　　蒙族馅饼是阜新地区蒙古族的一种风味面食，据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蒙族馅饼是上等地方美食，是蒙古族人家招待贵客的主要食品之一。每到蒙古族家庭作客，他们以馅饼这种面食，作为最好饭食招待来客。

　　荞面

　　荞面是由成熟的荞麦粒脱壳加工后制成的，有着天然绿色食品的美誉。阜新地区盛产荞麦，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阜新地区的荞麦不仅质量好，而且营养非常丰富，养份齐全，用其制作的各类食品不仅美味可口，口感细腻，而且还有着其它食品不可替代的营养价值。

　　阜新八大特产的产品品牌：

　　1、玛瑙制品系列；2、锦麟牌麦饭石系列产品；3、娜仁光牌沙棘油系列产品；4、新绿丝面；5、三沟老窖酒；5、梅雪啤酒；7、红袍杏；8、龙盛牌东北大酸菜。

　　阜新的宗教文化

　　藏传佛教，也称喇嘛教，是由青海喇嘛宗客巴所创立。清朝入关前，喇嘛教就已传入东北，清朝入关以后，更是大力弘扬。清朝统治者在征服内蒙过程中，深知蒙古人秉性刚毅，惟借宗教才可使其化勇敢尚武为懦弱驯服。因此把扶持喇嘛教定为国策，用喇嘛教来驾驭蒙古。清顺治八年（1651年），在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富荣镇修建瑞昌寺（即黑帝庙），喇嘛教即传入此地。

　　在阜新地区，喇嘛庙多，喇嘛多，可谓蒙古地区个盟旗之最。据调查：“阜新地区在清王朝有喇嘛寺庙360多座。实行旗有旗庙，村有村庙，大一点的门户也要有家庙”，阜新地域不大，但全境有皇帝赐匾牌额的喇嘛庙4座，它们是瑞应寺（佛寺）、佑安寺（于喇嘛寺）、普安寺（海棠山）和吉庆寺（塔子沟）。其中瑞应寺（又称葛根苏木，汉译佛寺），始建于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诏拨国帑扩建，于1704年竣工，康熙帝亲书牌匾额“瑞应寺”，是阜新地区最大的寺庙，也是东部蒙古地区最大的寺庙之一。

　　蒙古族敬信黄教，始于明朝万历五年（公元1578年）。土默特部落首领俺答汗，邀请黄教领袖索南嘉措到蒙古地区传播喇嘛教，制定了传播和保护喇嘛教的有关举措。兴建寺庙，翻译藏经，成为最早改信和传播黄教文化的蒙古部落。17世纪20年代，蒙古贞随土默特部落徙居阜新，开始了藏传佛教在阜新的传播。

　　从清初到清末，阜新地区共建有喇嘛庙二百多座。其中，顺治年间3座，康熙年间27座，雍正年间14座，乾隆年间35座，嘉庆年间48座，道光年间45座，咸丰年间4座，同治年间6座，光绪年间15座，宣统年间2座。这些寺庙大部分分布在蒙古贞地区，最盛时期有住寺喇嘛2万余人，在土默特左旗有194座、苏鲁克地区①仅8座。这些庙中信众出资兴建的有182座，由旗扎萨克和扎萨克官员出资兴建的旗庙、家庙有14座。由清廷出资兴建的有6座，其中规模宏大，影响较大的就是瑞应寺。清康熙皇帝亲笔题匾的瑞应寺，属藏式庙宇建筑风格，以其雄伟、规模宏大，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京雍和宫的住持和部分喇嘛多来自瑞应寺，瑞应寺的“门巴扎仓”为蒙医药事业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普安寺遗址所在地海棠山的摩崖造像群，现保存完好的佛像有267尊，形态各异的佛像集历史、艺术、欣赏价值于一身，堪称天下奇观，是目前我国保存完好的浮雕造型艺术珍品；创建于清康熙年间的海州庙（弥勒菩萨成就院），是目前阜新市城区内唯一尚存的一座藏传佛教古刹建筑群，寺庙依山而建。蒙语“海州”意为山坡，“海州庙”由此得名。瑞应寺的兴建与规模是藏传佛教向东方传播与发展的重要标志。

　　阜新地区以瑞应寺为中心，形成“十里一寺，五里一庙”的佛教圣地。很多人到此祈福、朝拜活佛。瑞应寺成为阜新地区藏传佛教文化东方传播中心。

分布在华北、内蒙古和东北各地的辽代墓葬可分为两类：一是契丹贵族墓，二是汉族官吏和地主墓。前者多分布在燕山以北辽代的上京道和中京道内，东京道的西北部也有发现，而且多聚族而葬；后者则多集中在燕山以南辽代的南京、西京和东京附近。辽墓可分为三期：早期自穆宗应历八年（958）至圣宗太平十一年（1031）；中期为兴宗重熙年间（1032—1055）；晚期自道宗清宁元年至辽亡（1055—1125）。

早期辽墓以赤峰应历九年（959）驸马卫国王墓为代表，有前后两室及左、右、后3个小室，平面都呈方形，后室四壁围柏木板，置带木栏杆的棺床。稍晚的契丹贵族墓也多筑有前后两室，或在双室墓的前室或单室墓的甬道两侧建左右耳室，平面或方形或圆形，主室内多装柏木护墙板，葬具多用刻有四神的石棺。法库叶茂台辽墓石棺外，还置以歇山式顶木屋外椁。哲盟陈国公主墓为砖砌多室墓，由前后室和东西耳室组成，雕砖施彩仿木结构门楼十分复杂，墓道、墓门及长方形前室两壁均绘有彩色壁画，内容有男侍女婢、祥云花卉、日月星辰等，圆形主室也围以柏木板。

早期辽墓随葬品极为丰富，特有的鸡冠壶数量多，保存着模仿皮囊的平底单孔的原始形态，同时还常伴出有成套武器及完备的马具。驸马墓出土马具多达八组，反映出这个时期契丹贵族的游牧生活方式还很典型。该墓还随葬了短流注子和碗、盘等瓷器，以及大批鎏金银器、铜镜、丝织物等，造型和纹饰都具有唐代风格，反映了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叶茂台辽墓随葬以陶瓷器、铁器和马具、武器为主，其中“官”款白瓷和越窑青瓷出土数量较多，引人注目。陈国公主墓是随葬品最为丰富的契丹大贵族墓，不仅随葬了大量具有契丹民族特色的金银器、铜器、陶瓷器、木器、玉器、玛瑙、水晶等，同时还有中原、南方生产的精美瓷器，以及来自西亚的伊斯兰玻璃珍品。

早期契丹贵族的殡葬习俗也很有特色，陈国公主夫妇墓出土两套完整的殡葬服饰，是辽代考古的重要发现。公主和驸马头枕金花银枕，面部覆盖金面具，脚穿金花银靴。除面部外，全身罩银丝网络，颈饰琥珀璎珞下垂至腹部。女尸头部上方置高翅鎏金银冠，双耳戴珍珠、琥珀耳坠，颈佩珍珠项链，两腕戴金镯两对，双手套金戒指11枚，腰上原束金绔丝带。

辽宁朝阳发掘的刘宇杰墓和其父刘承嗣、其子刘日泳等墓共6座，出土的刘承嗣祖孙三代的墓志，记载了五代时期燕王刘仁恭之三子刘守奇降辽，其后子孙在辽为官，家族繁衍，不仅终辽之世，并且下延至金，依据墓志可列其族系。

早期汉人墓葬以北京发现的应历八年（958）赵德钧墓为代表，有前、中、后3室及左右6个耳室，平面均为圆形，壁上有仿木建筑结构及庖厨、伎乐壁画，壁画的题材和布局尚保存着唐墓的遗风，特点与山西唐代壁画墓颇多相似之处，仿木建筑较为复杂。墓中随葬物以瓷器为主，其中有定窑、越窑精品，契丹式瓷器极为罕见。较为重要的还有北京门头沟辽壁画墓、八宝山辽韩佚墓、河北迁安韩相墓等。

中期辽墓契丹贵族墓中，大型双室墓有河北平泉重熙十四年（1045）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单室墓有辽宁阜新重熙七年（1038）晋国夫人萧氏墓、义县清河门1号墓等。墓葬形制和随葬物都与早期的大致相同，唯墓内宋式仿木建筑和壁画增多。随葬品中出现了黄釉瓷器，鸡冠壶由皮囊式演变为提梁式，并附加圈足，定居生活使携用的器物固定到居室中来，不少辽墓中已出现廊柱、斗栱壁画，反映了汉族木结构建筑的影响和契丹民族生活方式的变化。

这一时期的汉人墓，有北京丰台重熙二十二年（1053）王泽墓，壁画虽然残缺，但墓壁上已砌出雕砖桌椅，说明壁画与墓内装饰开始出现新的题材。

晚期辽墓契丹贵族墓中大型双室墓发现较少，单室墓占绝大多数。墓室平面开始出现八角或六角形的，墓门上都有比较复杂的仿木建筑结构。辽宁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用粗大柏木枋构成的八角形叠涩顶大型木椁，是有关辽墓木椁结构第一次发现的完整资料，墓内还出土有保存较好的木床、木桌、木椅。晚期墓墓室内皆置棺床，流行戴铜面具和穿铜丝网络或戴铜丝手套、铜铁马具以及三彩釉陶器等富有民族色彩的随葬物，典型墓葬如内蒙古宁城小刘仗子发掘的5座辽墓、察右前旗豪欠营辽墓。库伦旗一号墓发现10具尸骨，有男有女，除墓主夫妇外，其余有可能是殉葬者。除在墓室画壁画外，仍流行在木椁内画各种生活情景画。随葬物中景德镇影青瓷的比例大大增加。辽代特有的黄釉瓷器的数目也显著增多，大安以后流行三彩器。随葬品中，马具简化，武器消失，契丹人特有的生活用器鸡冠壶也不复存在。

晚期汉人墓数量较前大为增加，墓主多是一些地主和中级官吏，以砖筑的单室墓为多，也有少数是双室的，与中原地区北宋末年墓的形制相同。墓室平面或圆或方或多角形，四壁砌雕砖仿木建筑和桌椅，并画彩色壁画。壁画题材风格与同期北宋墓相同。该期墓葬几乎全是火葬墓，以随葬陶器为主，也有较精美的白瓷和影青瓷。典型材料如内蒙古宁城尚墓、北京大兴马直温夫妇墓、门头沟辽墓等，以及辽中京城外的一批汉族中小型墓葬。

2016年1月14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盖志庸证实，去年在内蒙古多伦县发现的辽代贵妃墓主人出自辽朝开国皇后弟弟萧阿古只一系，是辽圣宗耶律隆绪第一任皇后，后由于宫廷斗争被贬为贵妃。

去年9月，考古人员在内蒙古多伦县发现罕见的辽代贵妃墓，墓室为青砖砌墓，平面呈圆形，穹庐式顶。墓门上覆有彩绘，唐风浓郁，色彩艳丽。

考古人员在墓室中央清理出一方墓盒，墓盒表面有阴刻篆体“故贵妃萧氏玄堂志铭”九个字。但在棺木中，只发现了指骨，经过四次过筛，也没有发现其他骨头。

据墓志可知，墓主人于统和四年（986年）嫁给圣宗，并被立为皇后，育有两女一男，后由于宫廷斗争，被贬为贵妃，是辽代后族最为显赫的开国皇后弟弟萧阿古只一系。

翡翠是越绿越好，和田玉是越白越好，不管是硬玉还是软玉都是光泽度越亮越好，水头越足越好。

简单的方法是： 一是看颜色。颜色是评估玉品质最重要的因素。颜色达到匀、阳、浓、正的玉为上品。“匀”是指均匀；“阳”是指色泽鲜明，给人以开朗、无郁结之感；“浓”是指颜色比较深；“正”是指没有其他杂色混在一起。 

二是看质地。玉是硅酸盐在高温和高压下形成的多晶体矿物，其组成晶体的大小，会直接影响到经过琢磨后的光滑程度、透明度及色调。因此，多晶体结构越细密，玉的质地就越好。

三是看透明度。透明度是与质地相辅相成的物理现象。质地越幼细，透明度就越高。如果玉的通透程度犹如玻璃一样，其内晶体的细密程度就可以使光线直透而不受阻挡。 

四是看后天加工。玉被开采出来时只是和矿石一样，必须由经验丰富的专业工匠将石中的有色部分小心地切割出不同的饰物形状，然后加工打磨和雕琢，经抛光上蜡，才能到市场上出售。加工中完全未经任何漂白褪色或染色处理的为“A”级，价值为最高；被漂白褪色的为“B”级，价值则次之；被染色的“C”级价值较低。优良的后天加工，可使玉锦上添花，价值倍增。 

五看裂纹。玉上的裂纹可能是在开采或加工期间造成。有了裂纹后，无论其颜色、质地和透明度如何好，都会影响到它的价值。有时裂纹在其表面并不明显，但在阳光下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到。尤其是被漂白褪色或被染色的玉，裂纹皆为常见现象。 在辨别玉质量的同时，还要防止人造仿玉的以假乱真。人造仿玉是用玻璃、塑胶等材料染色后制成。玻璃仿玉大多内含气泡，色调鲜艳程度高，绿色带有很强的亮光，颜色与真玉有别。塑胶仿玉比真玉轻，透明度极差，色调暗哑，与真玉相差甚远。

扩展内容

下面介绍玉器的优劣、真假辨别方法： 水鉴别法 将一滴水滴在玉上，如成露珠状久不散开者真玉；水滴很快消失的是伪劣货。

手触摸法 若是真玉用手摸一摸，有冰凉润滑之感。 视察法 将玉器朝向光明处，如阳光、灯光处，如果颜色剔透、绿色均匀分布就是真玉。 

舌舐法 舌尖舐真玉有涩的感觉；而假玉则无涩的感觉。 放大镜观看 将选购的玉器放在放大镜下观看，主要是有无裂痕，无裂痕者为上乘优质玉，有裂痕者为次之。即使是真玉，有裂痕的其价值亦大减，裂痕越多越明显的，价值也就越低。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