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作为中国古代传统医术有着深远的影响力，两个基本特点

一 整体观念，其中整体观念包含人是一个有机整体，人和自然界统一。

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脏器、组织、器官在生理上相互联系，保持协调平衡。正常的生理活动一方面要靠脏腑组织发挥自己的功能，另一方面又要靠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的协同作用和相反相成的制约作用，才能维持生理平衡。人体各个部分是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系统有机地联系起来，构成一个表里相联，上下沟通，协调共济、井然有序的统一整体。因此，中医认为，人体局部的病理变化往往与全身脏腑、气血、阴阳的盛衰有关。诊断时，可以通过外在的变化，判断内脏的病变。治疗时，对于局部的病变，也从整体出发，确定治疗方法。

人要去适应自然环境，因此在治疗上，，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也就成为重要原则。

二 辨证论治

 辨证，就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资料、症状、体征，通过分析、综合，判断为某种证。论治，就是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

中医并不是只有在古代有用，当今社会也立下过汗马功劳。

2012年全球爆发禽流感，中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受灾严重。不光光是中国，全球各地都有疫情的爆发。就在各大国家实验室开足马力加班加点的试验药物时，美国一家公司多年研究中医，从中医的一味药---小茴香中成功提取出有效成分，再经过加工成为对抗禽流感的特效药--达菲。

中医被严重低估被轻视，是过去百年，我们中华民族妄自菲薄，崇洋媚外后，矫枉过正，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放过一个的牺牲品之一！

扁鹊：战国时期 ，发明望闻问切诊法 

华佗：东汉末年 ，发明麻沸散，开始做外科手术，写出《青囊书》 

张仲景：东汉末年，写出《伤寒杂病论》 

孙思邈：唐朝，写出《千金方》 

李时珍：明朝，写出《本草纲目》

中国古代医学发展史

秦汉时，以伤寒、杂病和外科为最突出的临床医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是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次高峰。 

隋唐时期，国家重归统一，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形成了一种空前辉宏气势。中国医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医学家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获得了更为丰富的成果。这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第二次高峰。 

辽、夏、金、元与两宋王朝并立以至元灭宋统一全国。这是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大融合时期，是中国医学史上学派争鸣、民族医学奋起的一个辉煌的时期，为多源一体化的中国传统医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呈现了蓬勃的生机。 

明代，医药学发展出现革新趋势。在探传染病病因、创造人痘接种预防天花、中药学研究等进入新的层次。中外医药的交流范围已达亚、欧、非许多国家与地区，中学的输出、西学的东渐，使中外医学文化在交流接触中，互惠受益。 

清代前、中期，医学趋于普及与升华发展的时期，王清任躬身于人体解剖，著有《医林改错》，反映了“中国医界大胆之革命论者”的开拓进取精神。

《黄帝内经》（作者不详）、《难经》（扁鹊）、《伤寒杂病论》（张仲景）、《神农本草经》（作者不详）、

1、《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又称《内经》，是中国最早的典籍之一，也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之首。相传为黄帝所作，因以为名。

但后世较为公认此书最终成型于西汉，作者亦非一人，而是由中国历代黄老医家传承增补发展创作而来。

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指出的那样，冠以“黄帝”之名，意在溯源崇本，藉以说明中国医药文化发祥之早。实非一时之言，亦非一人之手。

2、《难经》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又称《八十一难》，是中医现存较早的经典著作。关于《难经》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其成书不晚于东汉，内容可能与秦越人（扁鹊）有一定关系。

《难经》之“难”字，有“问难”或“疑难”之义。全书共八十一难，采用问答方式，探讨和论述了中医的一些理论问题，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机、营卫、腧穴、针刺、病证等方面。

3、《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 是中国传统医学著作之一，作者是张仲景，至今是中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2003年非典期间，该书和张仲景便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伤寒杂病论》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

4、《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或《本经》，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约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

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整理当时药物学经验成果的专著，是对中国中医药的第一次系统总结。

其中规定的大部分中药学理论和配伍规则以及提出的“七情和合”原则在几千年的用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中医药药物学理论发展的源头。

扩展资料：

作者资料：

1、扁鹊

扁鹊(公元前407—前310年)姬姓，秦氏，名缓，字越人，又号卢医，春秋战国时期名医。春秋战国时期渤海郡郑(今河北沧州市任丘市)人。

由于他的医术高超，被认为是神医，所以当时的人们借用了上古神话的黄帝时神医“扁鹊”的名号来称呼他。少时学医于长桑君，尽传其医术禁方，擅长各科。

在赵为妇科，在周为五官科，在秦为儿科，名闻天下。秦太医李醯术不如而嫉之，乃使人刺杀之。扁鹊奠定了中医学的切脉诊断方法，开启了中医学的先河。相传有名的中医典籍《难经》为扁鹊所著。

2、张仲景

张仲景（约公元150～154年——约公元215～219年），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涅阳县（今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人。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医圣。

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

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辨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

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

——中医四大经典

金元四大家或称金元四家，是指中国古代金元时期的四大医学流派。即刘完素的火热说、张从正的攻邪说、李东垣的脾胃说和朱震亨的养阴说。

1、刘完素

刘完素认为火热病机非常广泛，故而对于风、湿、燥、寒等一些病证，刘氏也从火热阐发，这样就形成了其以火热为中心的学术观点。其中，刘氏强调了风、湿、燥、寒诸气在病理变化过程中，皆能化生火热，而火热也往往是产生风、湿、燥、寒的原因，这就是著名的“六气皆能化火”学说。

刘氏认为风气与火热的关系十分密切，风有助火势之力，若已有火热之证，再兼有风气，则又可使火热病症表现更为突出。另一方面，病理上的风，又往往因火热过甚而成。而且，风与火热之气，在病变过程中，又往往容易相兼为病，这样风与火热的关系就十分密切了。

对湿与火热而言，刘氏认为人体感受热邪之后，由于火热怫郁于人体之中，造成气机不得宣行，则津液不布，水湿不运，停于人体成为水湿之邪。此外，若湿气闭郁，阳气不得宣通，亦可以内生火热。湿与热二者之间互相影响，形成了非常密切的关系。

2、张从正

张从正将疾病产生的病因总归于外界不同邪气的侵袭。他强调邪气致病，并非忽略人体之虚，或者忽略在疾病过程中有正虚的—面。他认为，疾病的产生主要是邪气的作用，若先补其正气则真气未旺，反而助长邪气的作用，更损伤正气，反而使人体正气得不到恢复。

就象鲧治理洪水以筑堤之法，由于不疏通河道，反使洪水得不到控制。祛邪之法有似于治洪水疏通河道，反而使邪气得以祛除，正气得以康复。所以张子和提出了攻邪即是扶正的辨证关系，认为“不补之中，真补存焉”。其祛邪理论强调了人体应以气血通达为常。

他认为，“《内经》一书，唯以血气流通为贵。”因此，张子和从这一认识出发，提出“陈莝去而肠胃洁，症瘕尽而营卫昌”的观点，认为通过攻邪之法，可以调畅气机，疏达气血，“使上下无碍，气血宣通，并无壅滞”，从而达到恢复健康的目的。

3、李东垣

李氏认为脾胃为元气之本，是人身生命活动的动力来源，突出强调了脾胃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夫元气、谷气、荣气、清气、卫气、生发诸阳上升之气，此数者，皆饮食入胃上行，胃气之异名，其实—也。”

意思是说，元气虽然来源于先天，但又依赖于后天水谷之气的不断补充，才能保持元气的不断充盛，生命不竭。从而进一步深入认识到脾胃之气与元气的关系，认为胃气是元气之异名，其实一也。人身之气的来源不外两端，或来源于先天父母，或来源于后天水谷。

而人生之后，气的先天来源已经终止，其唯一来源则在于后天脾胃。可见，脾胃之气充盛，化生有源，则元气随之得到补充亦充盛；若脾胃气衰，则元气得不到充养而随之衰退。基于以上观点，李杲诊断内伤虚损病证，多从脾胃入手，强调以调治脾土为中心。

4、朱震亨

朱氏言火，从哲学以阐发医理，其应用于人，则人身之动，均为火之所为，并非仅指温热而言。朱丹溪的这番议论，强调了正常人体亦有火的存在，而这存在于人体之火是通过生命的各种活动表现出来的，故其归纳为“凡动属皆火”，实则朱氏所言之火在人体是指阳气而已。

但存在于人身之火，朱氏又分为君火与相火。所谓君火，朱氏认为是属于五形中之火，其是有形之体与无形之气的相互化生而成，在人体则归于有形之体中，故心脏在五行属火，称其阳气为君火。而相火是由虚无而生，这里的虚无是指来源于先天之无。

以人体来说，则是产生人体形气之本源，其在人体之中的存在是藏而不外露，只能通过人的生命活动而表现出来，其不同于隶属五行的心火，故称之为相火。

朱氏的相火含义，是说明相火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本源，是人身生生不息的机能活动。也正因为如此，故人身相火就十分重要，既不宜衰，又不宜妄动。

-刘完素

-李杲

-朱震亨

-金元四大家

-张从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