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司马迁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前90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

他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

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

后来回到长安，做了郎中。

郎中守卫宫殿门户，管理车骑，随从皇帝出行。

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

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

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

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

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

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捕下狱，做了中书令。

他按照汉朝法令的规定出钱赎罪，受了“腐刑”。

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

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55岁那年最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

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8篇，均已散失，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

又作《报任安书》，记述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发愤修史的抱负。

（2）司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进士出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

熙宁三年（1070年），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坚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专事著史15年。

哲宗即位，高大后临政，召司马光入主国事，任命为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身后追赠太师，封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家世代为宦，父亲司马池为宋仁宗宝元庆历间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

司马光受家庭熏陶，笃诚好学，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15岁时所写文章，时人称许之“文辞纯浑，有西汉风”，20岁时中进士甲第，可谓功名早成。

但他并不以此“矜夸满志，昆明于物，如谓大下莫己若也”，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些话反映了青年司马光的胸怀与器识，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不求虚名。

因此，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达到了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术数皆极其妙的渊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尤其，＿对古籍阅读极广，考察极细，可谓通习知晓，烂熟于胸。

他随读随作札记，仅26岁一年所写读史札记，便多达30来篇，就中萌发了删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编年体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便阅读，而更为深沉的动力，则是封建政治的需要。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用世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

除上疏陈述主张外，在他本人的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尤其在荐贤斥佞的斗争中，他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从不顾及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

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

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

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

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

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

从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来看，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

应该说，司马光着史，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

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1063年），他曾与刘恕商量说：“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旧说，成一家之言。

”这说明他30多岁时，已酝酿出《通鉴》的规模。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历年图》25卷，二年后又呈《通志》八卷，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已进行撰写。

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属，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视。

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

修书所需笔、墨、绢、帛，以及果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

司马光著史，还选取了刘恕、刘（分文）、范祖禹等人做为助手，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

《通鉴》的成功，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最终使《通鉴》达到光辉顶点的，还决定于主编司马光的精心著述。

正如刘恕之子刘羲仲所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他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一、继父志，任史官

司马迁，宇子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于龙门山下(在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当上了太史令，开始从皇家藏书馆中整理选录历史典籍。

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

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

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司马谈一直准备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

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

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

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

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

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

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应允道:"儿子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

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

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

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

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top

二、直言受宫刑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

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

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

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

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

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凤范。

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

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

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

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

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

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

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

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

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

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

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

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

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

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

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

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

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

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

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

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 《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

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三、 发愤著 《史记》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

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 "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宇。

1、力求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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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

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

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

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

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

在《封禅书》中，他把汉 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

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

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

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

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

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

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

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

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

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2、爱憎分明

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

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

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

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

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

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乌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

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

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

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

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

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 ，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

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坷，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

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 的愿望。

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

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

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

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

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

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

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

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

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

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

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

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

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

3、史家绝唱 top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

例如，对《

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

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

"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

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

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

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

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

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

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

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

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

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

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

项羽慷慨而歌:"力拨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

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

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

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马迁描写刘邦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

而刘邦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

有一回，韩信给刘邦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

刘邦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刘邦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

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

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

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

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

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

汉王三让，不得已，曰:。

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

，"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刘邦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刘邦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

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

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

《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

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

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

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

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洛阳位于黄河中游以南的伊洛盆地，东有虎牢关险地，西有函谷关要塞，北依邙山，南对龙门，伊、洛、餭、涧等河蜿蜒穿行其间，自古就有“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的说法，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建都立国的理想之处。从公元前770年开始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等朝代先后在洛阳建都，因此它有“九朝古都”之美称。从东周到后唐，在长达1000余年的时间里，洛阳都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里，许多杰出的历史人物都曾活动在这里。

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的祖先就在洛阳一带劳动、生息。远古传说中，有一个“河图洛书”的故事，说的是伏羲氏从黄河里得到一张画有八卦的图，能预知先兆，推算吉凶；大禹在治理洛水时，得到一块刻有文字的龟壳，上面以九为最大数，他就把天下分为九州。另外，还有黄帝、尧、舜曾在洛水一带活动的传说。这些表明，在原始社会时期，黄河、洛水一带就存在着文化相当发达的氏族部落。从考古发现看，大约在六七千年前，洛阳一带就已进入母系氏族的繁荣阶段，在5000年前父系氏族公社已经形成，当时伊、洛、鳇、涧两岸，散布着许多原始部落。

洛阳城市的真正兴起，始于周公营建洛邑，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建立了周朝，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史称西周。周武王曾打算迁都洛阳，但由于他很快就死了，没有如愿。年幼的周成王即位后，政权由周公掌管。不久发生了以武庚为首的商朝贵族叛乱，周公经过三年东征，镇压了武庚叛乱。此时，他更加意识到洛阳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于是他请求周成王迁都洛阳，得到成王的同意。他派人把九鼎（一种象征王权的重器）从商朝旧都殷（今河南安阳）迁到洛阳，作为定都的前奏。周公和召公动用了大批奴隶经过艰苦的劳动，很快营建好了洛邑。自此，西周有了两个都城，西边的镐京称为宗周，东边的洛邑称为成周。事实上，周公营建的洛邑有两座城池：西面的一座叫王城，方圆有30里，建筑井然有序，四面各有3门，共12座门，城内有经纬道各9条，王宫筑在中央大道上。左边是宗庙，用来祭祀祖先；右边是社稷神坛，供王登基典礼和祭祀天地神灵之用。前边是朝会群臣诸侯的殿堂，后边是商业市场。由此可见，早在3000多年前，我国的城市建设已有了较合理的布局。全国解放后，为了保护古代遗址，在这里开辟了一个王城公园。东面一座叫成周城，略小于王城，又名下都，位于王城以东10多公里的地方。史书上有“城内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的记载。春秋的时候，周敬王曾逃到这里避难，并加以扩建。后来成周城曾是东汉、曹魏、西魏、北魏四个朝代的都城。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历史上称为东周，这是正式在洛阳建都的第一个王朝。东周时代的洛阳，有“天下名都”之称。这里住着许多手工业奴隶，设有许多宫、私作坊，手工业相当发达。近年来在洛阳一带就发现了制陶、石料、骨料、铸铜等作坊遗址。作为西周陪都和东周都城，洛阳揭开了其城市发展历史的序幕，而且为古代中原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秦朝时，统治者在洛阳置三川郡。汉高祖刘邦在建立汉朝初期，曾在洛阳建都5个月。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起义军曾先后占据洛阳，洛阳还一度做过更始政权的都城。直到东汉时，洛阳才又成为统一的封建国家的首都。25年，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定都洛阳后，首先兴修水利，在京城挖了一条阳渠，又派人整治了汴河。这样，洛阳的漕运便与鸿沟水系相连。江淮地区的粮食可以沿河直送京都，使东汉王朝有了较稳定的经济基础。东汉洛阳城是在周代成周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这座古城有12座城门，城内的主要建筑是南北二宫，皆金碧辉煌。宫城以外，有纵横24条大街，每街都设有两个街亭，负责管理。明堂、辟雍、灵台，是当时洛阳城郊的三大重要建筑，分别作为祭祀祖先、皇帝行礼和观察天象之用，规模宏大，雄伟而又庄严。当时洛阳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都市，城市有三个交易市场，“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伪巧，充盈都邑。”当时洛阳设有东观、白虎观、平乐观、兰台、石室等藏书馆和研究机构，城南设有最高学府——太学，学生多达3万多人，里面讲堂宽阔，仅学生宿舍就有1000余间。东汉末年，战乱不断，洛阳被董卓焚烧，东汉以来经营150多年的一代名城被毁于一旦。

曹魏、西晋都以洛阳为都。魏晋洛阳城是在东汉都城的废墟上兴建起来的。经过魏晋统治者的多次整修和扩建，洛阳又恢复了昔日的盛况。当时城内的主要建筑有宫城和金墉城，人口也逐渐增加到1144万户。西晋统一全国后，经济有所发展，京都洛阳物质丰富，商业发达，富商大贾很多，连一些官僚贵族也经营商业。

西晋灭亡后，北方陷入了五胡十六国的长期动乱之中，洛阳又一次遭到毁灭性的破坏。494年，统一了北方的北魏孝文帝把首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北魏时的洛阳城，是在魏晋都城的基础上重建的，规模比魏晋时更大，史书称其“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宫殿集中建在旧城中部稍偏西北的地方。宫城以外修建了322街坊、220里弄，全城有109万多户。有三个热闹的市场，其中四通市是国际贸易市场，这里住着万余家从中亚细亚以及大秦国来的商人。北魏盛行佛教，洛阳佛寺林立，多达1300多所。位于宫前御道西的永宁寺和东汉时创建的白马寺最为著名。永宁寺内有一座高达60丈的佛塔，几十里外都能看见。位于洛阳城南25里的龙门石窟也是北魏时开创的，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五代、宋诸朝，相继大规模营造长达500多年。龙门石窟艺术绚丽夺目，是我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之一。但魏孝文帝死后不久，北魏王朝瓦解，兴隆了40多年的洛阳再次遭到践踏而变为废墟。

隋唐两代，我国的首都是长安，但洛阳同样占有重要的地位。隋炀帝派杨素和宇文恺营建东都洛阳，每月征夫200万人，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正式完工。隋代东都是洛阳历史上最宏伟壮丽的一页。城郭周长50多里，由宫城、皇城、东城、含嘉城、圆璧城、外郭城等组成，城内有103个里坊，纵横各10条大街，有丰都、大同和通远三市，“市四壁有四百余店”，“招致商旅，珍奇山积”。城西建有西苑，周围200里。显仁宫富丽堂皇。据记载，当时洛阳的人口已经达到百万以上。隋代东都是南北大运河的中枢，北通涿郡（今北京），南达余杭（今杭州），粮食、丝缃和各种物资可以通过水上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源源不断地运到咨阳。洛阳既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又是闻名世界的繁华都市。

唐初以洛阳为行宫。自唐太宗起，洛阳先后被称为洛阳宫、东都、神都、东京等，皇帝常来比居住。唐代有6个皇帝曾先后移都洛阳，历时40多年。女皇武则天在洛阳居住的时间最长，唐玄宗也曾居住10年之久。可见唐朝是以长安、洛阳两京并重的。唐时的洛阳，在隋代东都的基础上曾设了许多壮丽奇伟的建筑，比较著名的有上阳宫、上林苑、明堂、铜铁天枢等。唐代诗人王建是这样赞美胜似仙境的上阳宫的：“上阳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宫处处流”；“曾读列仙王母传，九天未胜此中游”。明堂又叫万象神宫或通天宫，是武则天朝会群臣之地。武则天还在城南和城北分别修建了兴泰宫和避暑宫，用以游玩赏乐。唐代洛阳商业贸易极其发达，城市内有南、西、北三个贸易市场，特别是北市，聚集了中外的富商大贾，商船、车马众多，时常阻塞道路。

洛阳齐云塔唐朝灭亡后，中国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在中原地区先后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为时短暂的政权。其中前三个王朝都曾先后在洛阳建都，后两个王朝也曾把洛阳作为陪都。北宋时以洛阳为西京。宋太祖赵匡胤对洛阳的宫室、城郭、漕渠都多次进行修葺，因而北宋时的洛阳仍然具有相当大的规模。这个时候的洛阳尽管在政治、经济地位上没有先前那样重要，但却是全国的学术文化中心。

金代和元代，洛阳遭到了严重破坏，隋唐以来的城郭宫室已难觅其迹。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曾把他的儿子朱彝分封到洛阳，称为伊王，同时，在城东北部兴建规模宏大的伊王府。后来朱元璋又把福王朱常询封到这里，迁封伊王于汝州。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曾攻占洛阳。

洛阳钟灵毓秀、人文荟萃，历代科学泰斗、学术流派、鸿生巨儒、翰墨精英更是照耀史册，灿若繁星。中国传统文化儒、佛、道的产生和发展与洛阳密切相关，中国四大发明与洛阳息息相联，自古以来，墨客骚人云集，有“诗都”之称。周易八卦在此发祥，老子在此著《道德经》，孔子问礼至此，三班（班彪、班固、班昭）在此修成《汉书》，司马光在此编成《资治通鉴》，张衡在此发明浑天仪、地动仪等；虞初的《周说》，陈寿的《三国志》，许慎的《说文解字》，欧阳修的《新唐书》等鸿篇巨制，也无一不得助于洛阳这块沃土。东汉的“洛阳太学”学生逾3万人，为当时世界之最；晋人左思的《三都赋》名声之噪，曾使“洛阳纸贵”。曹操、曹植、曹丕三父子，程颢、程颐二兄弟，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金谷二十四友等无不在此留下享誉九州的名篇；大诗人杜甫、白居易、李贺、刘禹锡等，或生于此，长于此，或游历于此，终老于此，留下了多少千古绝唱。

（1）司马迁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前90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做了郎中。郎中守卫宫殿门户，管理车骑，随从皇帝出行。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捕下狱，做了中书令。他按照汉朝法令的规定出钱赎罪，受了“腐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55岁那年最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8篇，均已散失，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又作《报任安书》，记述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发愤修史的抱负。

（2）司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进士出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熙宁三年（1070年），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坚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专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大后临政，召司马光入主国事，任命为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身后追赠太师，封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家世代为宦，父亲司马池为宋仁宗宝元庆历间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受家庭熏陶，笃诚好学，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15岁时所写文章，时人称许之“文辞纯浑，有西汉风”，20岁时中进士甲第，可谓功名早成。但他并不以此“矜夸满志，昆明于物，如谓大下莫己若也”，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些话反映了青年司马光的胸怀与器识，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不求虚名。因此，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达到了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术数皆极其妙的渊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尤其，＿对古籍阅读极广，考察极细，可谓通习知晓，烂熟于胸。他随读随作札记，仅26岁一年所写读史札记，便多达30来篇，就中萌发了删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编年体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便阅读，而更为深沉的动力，则是封建政治的需要。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用世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除上疏陈述主张外，在他本人的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尤其在荐贤斥佞的斗争中，他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从不顾及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

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从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来看，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应该说，司马光着史，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1063年），他曾与刘恕商量说：“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旧说，成一家之言。”这说明他30多岁时，已酝酿出《通鉴》的规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历年图》25卷，二年后又呈《通志》八卷，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已进行撰写。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属，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视。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修书所需笔、墨、绢、帛，以及果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

司马光著史，还选取了刘恕、刘（分文）、范祖禹等人做为助手，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通鉴》的成功，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最终使《通鉴》达到光辉顶点的，还决定于主编司马光的精心著述。正如刘恕之子刘羲仲所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他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一、继父志，任史官

司马迁，宇子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于龙门山下(在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当上了太史令，开始从皇家藏书馆中整理选录历史典籍。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司马谈一直准备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

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应允道:"儿子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

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top

二、直言受宫刑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凤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 《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三、 发愤著 《史记》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 "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宇。

1、力求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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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 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2、爱憎分明

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乌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坷，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

3、史家绝唱 top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例如，对《

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项羽慷慨而歌:"力拨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马迁描写刘邦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刘邦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有一回，韩信给刘邦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刘邦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刘邦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刘邦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刘邦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