纾（1852—1924）原名群玉、秉辉，字琴南，号畏庐、畏庐居士，别署冷红生。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福建闽县（今福州）人，我国近代著名文学家。

林纾少孤，自云“四十五以内，匪书不观”。十一岁从同里薛锡极问古文辞，读杜诗、欧文务于精熟。自十三龄至于二十，“杂收断简零篇用自磨治”，校阅古籍不下二千余卷。三十一岁结识李宗言，见其兄弟积书连楹，一一借读且尽。非但经、子、史籍，凡唐宋小说家言也无不搜括。后由博览转为精读。对生平所嗜书，沉酣求索，如味醇酒，枕籍至深。

林纾崇尚程、朱理学，读程朱二氏之书“笃嗜如饫粱肉”，却能揭露“宋儒嗜两庑之冷肉，凝拘挛曲局其身，尽日作礼容，虽心中私念美女颜色，亦不敢少动”的虚伪性，嘲笑“理学之人宗程朱，堂堂气节诛教徒。兵船一至理学慑，文移词语多模糊”。他维护封建礼教，指责青年人“欲废黜三纲，夷君臣，平父子，广其自由之途辙”，还说“荡子人含禽兽性，吾曹岂可与同群”，又敢把与封建礼教不相容的《迦茵小传》整部译出。严复《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诗云：

孤山处士音琅琅，皂袍演说常登堂。

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林纾的古文论，以桐城派提倡的义法为核心，以左、马、班、韩之文为“天下文章之祖庭”，以为“取义于经，取材于史，多读儒先之书，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灭之光气”。同时林纾也看到了桐城派的种种弊病，反对墨守成规，要求“守法度，有高出法度外之眼光；循法度，有超出法度外之道力”。并提醒人们，“盖姚文最严净。吾人喜其严净，一沉溺其中，便成薄弱”；专于桐城派古文中揣摩声调，“亦必无精气神味”。他认为学桐城不如学左、庄、班、马，韩、柳、欧、曾。并以为在学习中应知变化，做到能入能出。“入者，师法也；出者，变化也。”

林纾青年时代便关心世界形势，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学习西方。中年而后，“尽购中国所有东西洋译本读之，提要钩元而会其通，为省中后起英隽所矜式”。他不懂外语，不能读原著，只靠“玩索译本，默印心中”，常向马尾船政学堂师生“质西书疑义”。后来他与朋友王寿昌、魏易、王庆骥、王庆通等人合作，翻译外国小说，曾笔述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名作家的作品。一生著译甚丰，翻译小说达二百余种，为中国近代译界所罕见，曾被人誉为“译界之王”。

林纾（1852-1924年）

林纾自幼嗜书如命，五岁时在私塾当一名旁听生，受孰师薛则柯的影响，深爱中国传统文学，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但由于家境贫寒、且遇乱世，他不得不为生计终日奔波。闲时他也不忘苦读诗书，13岁至20岁期间校阅残烂古籍不下两千余卷。1882年对于林纾来说是关键而又具转折性意义的一年-----从一个穷秀才一跃成为江南赫赫有名的举人。在摆脱贫困窘境的同时，他广结师友、饱读诗书。爱国心切的他，虽已过而立之年，却不辞辛苦，七次上京参加礼部会试。原本一心报效祖国的林纾"七上春官，屡试屡败"因而从此绝意于仕途，专心致志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1897年，已步入不惑之年的林纾捧着《闽中新乐府》和让洛阳"一时纸贵"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开始了他迟来且丰硕的著译生涯。然而，林纾涉入译界却是极为偶然的事，他的译作如此畅销也在意料之外。当时恰逢林纾母亲去世，接踵而至又是妻子病故。魏翰、王寿昌等几位好友为帮林纾走出消沉的困境邀他一同译书。林纾起先再三推脱，最后才接受了这一请求。《巴黎茶花女遗事》得到国人相当的认可，从某种程度上激励着林纾沿着翻译文学作品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在之后短暂的27 年生命里，他不仅用一腔爱国热血挥就了百余篇针砭时弊的文章；用犀利、恰切的文笔完成了《畏庐文集》《讽喻新乐府》《巾帼阳秋》等40余部书，成功地勾勒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人生百态；而且在不谙外文的特殊情况下，与魏翰、陈家麟等曾留学海外的才子们合作翻译了180余部西洋小说，其中有许多出自外国名家之手，如英国作家狄更斯著的《大卫·科波菲尔德》、英国哈葛德的《天女离魂记》，俄国托尔斯泰著的《恨缕情丝》，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法国 森彼得的《离恨天》，英国司哥特著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笛符著的《鲁滨逊漂流记》等。这些西洋小说向中国民众展示了丰富的西方文化，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它们牢固地确立了林纾作为中国新文化先驱及译界之王的地位。至此，林纾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文坛的开山祖师及译界的泰斗，并留下了"译才并世数严林"的佳话。

林纾(1852～1924)近代文学家、翻译家。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晚称蠡叟、补柳翁、践卓翁、长安卖画翁。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早年曾从同县薛锡极读欧阳修文及杜甫诗。后读同县李宗言家所藏书，不下三、四万卷，博学强记,能诗,能文，能画，有狂生的称号。光绪八年(1882)举人，考进士不中。二十六年(1900)，在北京任五城中学国文教员。所作古文，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推重，名益著，因任北京大学讲席。辛亥革命后，入北洋军人徐树铮所办正志学校教学，推重桐城派古文。后在北京，专以译书售稿与卖文卖画为生。

戊戌维新前,林纾在福建每天和友人谈新政,作《闽中新乐府》50首，反映了他当时的进步思想。像《村先生》、《兴女学》等，主张改革儿童教育，兴办女子教育，宣传爱国思想："今日国仇似海深，复仇须鼓儿童心。"（《村先生》）这种宣传爱国的精神，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更有发扬，像他所作《徐景颜传》，就表扬海军的为国牺牲。

林纾后来思想转向保守，跟他始终主张维新、忠于清光绪帝的立场有关。辛亥革命后，他在《畏庐诗存·自序》里说，"革命军起，皇帝让政。闻闻见见，均弗适于余心"，"惟所恋恋者故君耳"。他虽然没有在清朝做官，却十谒光绪帝的陵墓。因此，入民国后，他和桐城马其昶、姚永概相继离开北京大学，并攻击革命家章炳麟为"庸妄巨子，剽袭汉人余唾","意境义法,概置弗讲"（《与姚永概书》）为桐城派张目。五四运动中，《新青年》杂志提倡以白话代文言，发自北京大学。林纾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称："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从保守转到反对"五四"新文学运动。

林纾有《畏庐诗存》，却删去了《闽中新乐府》。他自称"吾诗七律专学东坡（苏轼）、简斋（陈与义）；七绝学白石(姜夔)、石田(沈周)，参以荆公（王安石）；五古学韩（愈）；其论事之诗则学杜（甫）"（《林畏庐先生手札》）。他最推重自己的古文，批评康有为赠诗称赞他的译著,而不谈他的古文,是"舍本逐末"（同前）。他自言在京与吴汝纶论《史记》为文之用心，深得吴之首肯。又推重吴汝纶评点《史记》"发神枢鬼藏之秘"（《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序》）。又称吴始见其文,赞曰："是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气者。"（《赠马通伯先生序》）他标榜桐城派，其实他的古文跟桐城派并不相同。像《冷红生传》、《先妣事略》、《苍霞精舍后轩记》、《赵聋子小传》，都善于叙事抒情，写得生动而有感情，或杂以诙谐，能感动人，不像桐城派文的谨严而较平顺。他的《畏庐文集》，于闲漫细琐之处，曲曲传情，与归有光文相近。他自己也说："六百年中，震川（归有光）外无一人敢当我者。"（《林畏庐先生手札》）晚年名高，好自矜张。或伤于蹇涩，不复如初集之清劲婉媚了。其实林纾的成就还在他的"林译小说"，他的诗文和画，都为译著所掩。

林纾翻译小说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与精通法文的王寿昌合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二十五年一月在福州由畏庐刊行。这是中国介绍西洋小说的第一部，为国人见所未见,一时风行全国,备受赞扬。接着他受商务印书馆的邀请专译欧美小说，先后共译作品180 余种。介绍有美国、英国、法国、俄国、希腊、德国、日本、比利时、瑞士、挪威、西班牙的作品。单行本主要由商务印书馆刊行，未出单行本的多在《小说月报》、《小说世界》上刊载。跟林合译美英作品者有魏易、曾宗巩、陈家麟、毛文钟等，合译法国作品者有王寿昌、王庆通、王庆骥、李世中等。

林纾译得最多的是英国哈葛德，有《迦因小传》、《鬼山狼侠传》等20种；其次为英国柯南道尔，有《歇洛克奇案开场》等 7种。林译小说属于世界名作家和世界名著的，有俄国托尔斯泰的《现身说法》等 6种，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等 5种，大仲马《玉楼花劫》等2种，英国狄更斯的《贼史》等5种，莎士比亚的《凯撒遗事》等 4种，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3种，美国欧文的《拊掌录》等3种，希腊伊索的《伊索寓言》，挪威易卜生的《梅孽》，瑞士威斯的《□巢记》，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英国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菲尔丁的《洞冥记》，斯威夫特的《海外轩渠录》，斯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里德的《吟边燕语》，安东尼·霍普的《西奴林娜小传》，美国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法国巴尔扎克的《哀吹录》，雨果的《双雄义死录》，日本德富健次郎的《不如归》。林纾不懂外文，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于口译者之手，因而也产生了一些疵误，如把名著改编或删节的儿童读物当作名著原作，把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本译成小说，把易卜生的国籍误成德国等。即使这样，林纾仍然译了40余种世界名著，这在中国，到现在还不曾有过第二个。

林译小说的译笔有其独自的特色和成功处。如所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人物也能传原著之神。《孝女耐儿传》中，写胖妇劝主妇之母为主妇出气以重罚其夫一段，不仅原作情调未改，有时连最难表达的幽默也能表达出来。他的译笔一般轻快明爽。

林纾译书的速度是他引以自豪的。口述者未毕其词，而纾已书在纸，能一时许译就千言，不窜一字。他是古文家，喜欢用古文义法来讲他译的小说。他赞美狄更斯"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善于"刻画市井卑污龌龊之事"，善叙"家常平淡之事"（《孝女耐儿传自序》），而用《史记·外戚传》写窦长君的话作比，认为《史记》中此等笔墨亦不多见。又说《红楼梦》虽亦"善于体物，终竟雅多俗寡"。通过用《史记》、《红楼梦》作比,赏识狄更斯的笔墨,为中国读者打开了眼界。他在《不如归序》里，称德富健次郎"夹叙甲午战事甚详。余译既，若不胜有冤抑之情，必欲附此一伸"。又说："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这说明他翻译小说，不光要把外国小说艺术技巧介绍到中国来，更要把他的爱国热诚，通过翻译感动读者；加上他凭着自己的文学素养，用来补有些原作的不足，使他的译作竟胜过有些原作。他借助他人口译来翻译的小说，其中的成功译作至今还具有生命力。

林纾近30年的翻译生涯，以1913年译完《离恨天》为界，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林译十之七八都很醒目，后期译笔逐渐退步，色彩枯暗，劲头松懈，使读者厌倦。

林纾除翻译小说外，文有《畏庐文集》、《续集》、《三集》，诗有《畏庐诗存》、《闽中新乐府》，自著小说有《京华碧血录》、《巾帼阳秋》、《冤海灵光》、《金陵秋》等，笔记有《畏庐漫录》、《畏庐笔记》、《畏庐琐记》、《技击余闻》等，传奇有《蜀鹃啼》、《合浦珠》、《天妃庙》等。还有古文研究著作《韩柳文研究法》、《春觉斋论文》以及《左孟庄骚精华录》、《左传撷华》等。

林纾，中国近代文学家,翻译家。原名群玉、秉辉，字琴南，号畏庐、畏庐居士，别署冷红生。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室名春觉斋、烟云楼等。福建闽县（今福州）人，我国近代著名文学家。光绪八年（一八八二）举人，官教论。工诗古文辞，以意译外国名家小说见称於时。复肆力於画。山水初灵秀似文徵明，继而浓厚近戴熙。偶涉石涛，故其浑厚之中颇有淋漓之趣。其题画诗云：“平生不入三王派，家法微微出苦瓜，我意独饶山水味，何须攻苦学名家？”花鸟得其师陈文台之传，淡墨薄色，神致生动。晚年居北京，求者多以山水，而花鸟则不复作矣。著畏庐文集、诗集、春觉斋题画跋及小说笔记等。

林纾的学术主张

林纾少孤，自云“四十五以内，匪书不观”。十一岁从同里薛锡极问古文辞，读杜诗、欧文务于精熟。自十三龄至于二十，“杂收断简零篇用自磨治”，校阅古籍不下二千余卷。三十一岁结识李宗言，见其兄弟积书连楹，一一借读且尽。非但经、子、史籍，凡唐宋小说家言也无不搜括。后由博览转为精读。对生平所嗜书，沉酣求索，如味醇酒，枕籍至深。

林纾崇尚程、朱理学，读程朱二氏之书“笃嗜如饫粱肉”，却能揭露“宋儒嗜两庑之冷肉，凝拘挛曲局其身，尽日作礼容，虽心中私念美女颜色，亦不敢少动”的虚伪性，嘲笑“理学之人宗程朱，堂堂气节诛教徒。兵船一至理学慑，文移词语多模糊”。他维护封建礼教，指责青年人“欲废黜三纲，夷君臣，平父子，广其自由之途辙”，还说“荡子人含禽兽性，吾曹岂可与同群”，又敢把与封建礼教不相容的《迦茵小传》整部译出。严复《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诗云：

孤山处士音琅琅，皂袍演说常登堂。

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林纾的古文论，以桐城派提倡的义法为核心，以左、马、班、韩之文为“天下文章之祖庭”，以为“取义于经，取材于史，多读儒先之书，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灭之光气”。同时林纾也看到了桐城派的种种弊病，反对墨守成规，要求“守法度，有高出法度外之眼光；循法度，有超出法度外之道力”。并提醒人们，“盖姚文最严净。吾人喜其严净，一沉溺其中，便成薄弱”；专于桐城派古文中揣摩声调，“亦必无精气神味”。他认为学桐城不如学左、庄、班、马，韩、柳、欧、曾。并以为在学习中应知变化，做到能入能出。“入者，师法也；出者，变化也。”

青年林纾

林纾青年时代便关心世界形势，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学习西方。中年而后，“尽购中国所有东西洋译本读之，提要钩元而会其通，为省中后起英隽所矜式”。他不懂外语，不能读原著，只靠“玩索译本，默印心中”，常向马尾船政学堂师生“质西书疑义”。后来他与朋友王寿昌、魏易、王庆骥、王庆通等人合作，翻译外国小说，曾笔述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名作家的作品。一生著译甚丰，翻译小说达二百余种，为中国近代译界所罕见，曾被人誉为“译界之王”。

林纾自幼嗜书如命，五岁时在私塾当一名旁听生，受塾师薛则柯的影响，深爱中国传统文学，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但由于家境贫寒、且遇乱世，他不得不为生计终日奔波。闲时他也不忘苦读诗书，13岁至20岁期间校阅残烂古籍不下两千余卷。1882年对于林纾来说是关键而又具转折性意义的一年——从一个穷秀才一跃成为江南赫赫有名的举人。在摆脱贫困窘境的同时，他广结师友、饱读诗书。爱国心切的他，虽已过而立之年，却不辞辛苦，七次上京参加礼部会试。原本一心报效祖国的林纾"七上春官，屡试屡败"因而从此绝意于仕途，专心致志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1897年，已步入不惑之年的林纾捧着《闽中新乐府》和让洛阳"一时纸贵"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开始了他迟来且丰硕的著译生涯。然而，林纾涉入译界却是极为偶然的事，他的译作如此畅销也在意料之外。当时恰逢林纾母亲去世，接踵而至又是妻子病故。魏翰、王寿昌等几位好友为帮林纾走出消沉的困境邀他一同译书。林纾起先再三推脱，最后才接受了这一请求。《巴黎茶花女遗事》得到国人相当的认可，从某种程度上激励着林纾沿着翻译文学作品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在之后短暂的27 年生命里，他不仅用一腔爱国热血挥就了百余篇针砭时弊的文章；用犀利、恰切的文笔完成了《畏庐文集》《讽喻新乐府》《巾帼阳秋》等40余部书，成功地勾勒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人生百态；而且在不谙外文的特殊情况下，与魏翰、陈家麟等曾留学海外的才子们合作翻译了180余部西洋小说，其中有许多出自外国名家之手，如英国作家狄更斯著的《大卫·科波菲尔德》、英国哈葛德的《天女离魂记》，俄国托尔斯泰著的《恨缕情丝》，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法国 森彼得的《离恨天》，英国司哥特著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笛符著的《鲁滨逊漂流记》等。这些西洋小说向中国民众展示了丰富的西方文化，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它们牢固地确立了林纾作为中国新文化先驱及译界之王的地位。至此，林纾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文坛的开山祖师及译界的泰斗，并留下了"译才并世数严林"的佳话。

林纾大事记

(1852～1924年)近代文学家、翻译家。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晚称蠡叟、补柳翁、践卓翁、长安卖画翁。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早年曾从同县薛锡极读欧阳修文及杜甫诗。后读同县李宗言家所藏书，不下三、四万卷，博学强记,能诗,能文，能画，有狂生的称号。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考进士不中。二十六年(1900年)，在北京任五城中学国文教员。所作古文，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推重，名益著，因任北京大学讲席。辛亥革命后，入北洋军人徐树铮所办正志学校教学，推重桐城派古文。后在北京，专以译书售稿与卖文卖画为生。

戊戌维新前,林纾在福建每天和友人谈新政,作《闽中新乐府》50首，反映了他当时的进步思想。像《村先生》、《兴女学》等，主张改革儿童教育，兴办女子教育，宣传爱国思想："今日国仇似海深，复仇须鼓儿童心。"（《村先生》）这种宣传爱国的精神，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更有发扬，像他所作《徐景颜传》，就表扬海军的为国牺牲。

林纾后来思想转向保守，跟他始终主张维新、忠于清光绪帝的立场有关。辛亥革命后，他在《畏庐诗存·自序》里说，"革命军起，皇帝让政。闻闻见见，均弗适于余心"，"惟所恋恋者故君耳"。他虽然没有在清朝做官，却十谒光绪帝的陵墓。因此，入民国后，他和桐城马其昶、姚永概相继离开北京大学，并攻击革命家章炳麟为"庸妄巨子，剽袭汉人余唾","意境义法,概置弗讲"（《与姚永概书》）为桐城派张目。五四运动中，《新青年》杂志提倡以白话代文言，发自北京大学。林纾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称："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从保守转到反对"五四"新文学运动。

林纾有《畏庐诗存》，却删去了《闽中新乐府》。他自称"吾诗七律专学东坡（苏轼）、简斋（陈与义）；七绝学白石(姜夔)、石田(沈周)，参以荆公（王安石）；五古学韩（愈）；其论事之诗则学杜（甫）"（《林畏庐先生手札》）。他最推重自己的古文，批评康有为赠诗称赞他的译著,而不谈他的古文,是"舍本逐末"（同前）。他自言在京与吴汝纶论《史记》为文之用心，深得吴之首肯。又推重吴汝纶评点《史记》"发神枢鬼藏之秘"（《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序》）。又称吴始见其文,赞曰："是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气者。"（《赠马通伯先生序》）他标榜桐城派，其实他的古文跟桐城派并不相同。像《冷红生传》、《先妣事略》、《苍霞精舍后轩记》、《赵聋子小传》，都善于叙事抒情，写得生动而有感情，或杂以诙谐，能感动人，不像桐城派文的谨严而较平顺。他的《畏庐文集》，于闲漫细琐之处，曲曲传情，与归有光文相近。他自己也说："六百年中，震川（归有光）外无一人敢当我者。"（《林畏庐先生手札》）晚年名高，好自矜张。或伤于蹇涩，不复如初集之清劲婉媚了。其实林纾的成就还在他的"林译小说"，他的诗文和画，都为译著所掩。

林纾翻译小说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与精通法文的王寿昌合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二十五年一月在福州由畏庐刊行。这是中国介绍西洋小说的第一部，为国人见所未见,一时风行全国,备受赞扬。接着他受商务印书馆的邀请专译欧美小说，先后共译作品180 余种。介绍有美国、英国、法国、俄国、希腊、德国、日本、比利时、瑞士、挪威、西班牙的作品。单行本主要由商务印书馆刊行，未出单行本的多在《小说月报》、《小说世界》上刊载。跟林合译美英作品者有魏易、曾宗巩、陈家麟、毛文钟等，合译法国作品者有王寿昌、王庆通、王庆骥、李世中等。

林纾译得最多的是英国哈葛德，有《迦因小传》、《鬼山狼侠传》等20种；其次为英国柯南道尔，有《歇洛克奇案开场》等 7种。林译小说属于世界名作家和世界名著的，有俄国托尔斯泰的《现身说法》等 6种，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等 5种，大仲马《玉楼花劫》等2种，英国狄更斯的《贼史》等5种，莎士比亚的《凯撒遗事》等 4种，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3种，美国欧文的《拊掌录》等3种，希腊伊索的《伊索寓言》，挪威易卜生的《梅孽》，瑞士威斯的《□巢记》，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英国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菲尔丁的《洞冥记》，斯威夫特的《海外轩渠录》，斯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里德的《吟边燕语》，安东尼·霍普的《西奴林娜小传》，美国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法国巴尔扎克的《哀吹录》，雨果的《双雄义死录》，日本德富健次郎的《不如归》。林纾不懂外文，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于口译者之手，因而也产生了一些疵误，如把名著改编或删节的儿童读物当作名著原作，把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本译成小说，把易卜生的国籍误成德国等。即使这样，林纾仍然译了40余种世界名著，这在中国，到现在还不曾有过第二个。

林译小说的译笔有其独自的特色和成功处。如所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人物也能传原著之神。《孝女耐儿传》中，写胖妇劝主妇之母为主妇出气以重罚其夫一段，不仅原作情调未改，有时连最难表达的幽默也能表达出来。他的译笔一般轻快明爽。

林纾译书的速度是他引以自豪的。口述者未毕其词，而纾已书在纸，能一时许译就千言，不窜一字。他是古文家，喜欢用古文义法来讲他译的小说。他赞美狄更斯"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善于"刻画市井卑污龌龊之事"，善叙"家常平淡之事"（《孝女耐儿传自序》），而用《史记·外戚传》写窦长君的话作比，认为《史记》中此等笔墨亦不多见。又说《红楼梦》虽亦"善于体物，终竟雅多俗寡"。通过用《史记》、《红楼梦》作比,赏识狄更斯的笔墨,为中国读者打开了眼界。他在《不如归序》里，称德富健次郎"夹叙甲午战事甚详。余译既，若不胜有冤抑之情，必欲附此一伸"。又说："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这说明他翻译小说，不光要把外国小说艺术技巧介绍到中国来，更要把他的爱国热诚，通过翻译感动读者；加上他凭着自己的文学素养，用来补有些原作的不足，使他的译作竟胜过有些原作。他借助他人口译来翻译的小说，其中的成功译作至今还具有生命力。

林纾近30年的翻译生涯，以1913年译完《离恨天》为界，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林译十之七八都很醒目，后期译笔逐渐退步，色彩枯暗，劲头松懈，使读者厌倦。

林纾的作品

林纾除翻译小说外，文有《畏庐文集》、《续集》、《三集》，诗有《畏庐诗存》、《闽中新乐府》，自著小说有《京华碧血录》、《巾帼阳秋》、《冤海灵光》、《金陵秋》等，笔记有《畏庐漫录》、《畏庐笔记》、《畏庐琐记》、《技击余闻》等，传奇有《蜀鹃啼》、《合浦珠》、《天妃庙》等。还有古文研究著作《韩柳文研究法》、《春觉斋论文》以及《左孟庄骚精华录》、《左传撷华》等。

林纾的评价

林纾青年时代便关心世界形势，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学习西方。中年而后，“尽购中国所有东西洋译本读之，提要钩元而会其通，为省中后起英隽所矜式”。他不懂外语，不能读原著，只靠“玩索译本，默印心中”，常向马尾船政学堂师生“质西书疑义”。后来他与朋友王寿昌、魏易、王庆骥、王庆通等人合作，翻译外国小说，曾笔述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名作家的作品。一生著译甚丰，翻译小说达二百余种，为中国近代译界所罕见，曾被人誉为“译界之王”。

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秉辉，字琴南，号畏庐、畏庐居士，别署冷红生。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福建闽县（今福州）人，我国近代著名文学家。

林纾少孤，自云“四十五以内，匪书不观”。十一岁从同里薛锡极问古文辞，读杜诗、欧文务于精熟。自十三龄至于二十，“杂收断简零篇用自磨治”，校阅古籍不下二千余卷。三十一岁结识李宗言，见其兄弟积书连楹，一一借读且尽。非但经、子、史籍，凡唐宋小说家言也无不搜括。后由博览转为精读。对生平所嗜书，沉酣求索，如味醇酒，枕籍至深。

林纾崇尚程、朱理学，读程朱二氏之书“笃嗜如饫粱肉”，却能揭露“宋儒嗜两庑之冷肉，凝拘挛曲局其身，尽日作礼容，虽心中私念美女颜色，亦不敢少动”的虚伪性，嘲笑“理学之人宗程朱，堂堂气节诛教徒。兵船一至理学慑，文移词语多模糊”。他维护封建礼教，指责青年人“欲废黜三纲，夷君臣，平父子，广其自由之途辙”，还说“荡子人含禽兽性，吾曹岂可与同群”，又敢把与封建礼教不相容的《迦茵小传》整部译出。严复《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诗云：

孤山处士音琅琅，皂袍演说常登堂。

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林纾的古文论，以桐城派提倡的义法为核心，以左、马、班、韩之文为“天下文章之祖庭”，以为“取义于经，取材于史，多读儒先之书，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灭之光气”。同时林纾也看到了桐城派的种种弊病，反对墨守成规，要求“守法度，有高出法度外之眼光；循法度，有超出法度外之道力”。并提醒人们，“盖姚文最严净。吾人喜其严净，一沉溺其中，便成薄弱”；专于桐城派古文中揣摩声调，“亦必无精气神味”。他认为学桐城不如学左、庄、班、马，韩、柳、欧、曾。并以为在学习中应知变化，做到能入能出。“入者，师法也；出者，变化也。”

林纾青年时代便关心世界形势，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学习西方。中年而后，“尽购中国所有东西洋译本读之，提要钩元而会其通，为省中后起英隽所矜式”。他不懂外语，不能读原著，只靠“玩索译本，默印心中”，常向马尾船政学堂师生“质西书疑义”。后来他与朋友王寿昌、魏易、王庆骥、王庆通等人合作，翻译外国小说，曾笔述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名作家的作品。一生著译甚丰，翻译小说达二百余种，为中国近代译界所罕见，曾被人誉为“译界之王”。

林纾（1852-1924年）

林纾自幼嗜书如命，五岁时在私塾当一名旁听生，受孰师薛则柯的影响，深爱中国传统文学，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但由于家境贫寒、且遇乱世，他不得不为生计终日奔波。闲时他也不忘苦读诗书，13岁至20岁期间校阅残烂古籍不下两千余卷。1882年对于林纾来说是关键而又具转折性意义的一年-----从一个穷秀才一跃成为江南赫赫有名的举人。在摆脱贫困窘境的同时，他广结师友、饱读诗书。爱国心切的他，虽已过而立之年，却不辞辛苦，七次上京参加礼部会试。原本一心报效祖国的林纾"七上春官，屡试屡败"因而从此绝意于仕途，专心致志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1897年，已步入不惑之年的林纾捧着《闽中新乐府》和让洛阳"一时纸贵"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开始了他迟来且丰硕的著译生涯。然而，林纾涉入译界却是极为偶然的事，他的译作如此畅销也在意料之外。当时恰逢林纾母亲去世，接踵而至又是妻子病故。魏翰、王寿昌等几位好友为帮林纾走出消沉的困境邀他一同译书。林纾起先再三推脱，最后才接受了这一请求。《巴黎茶花女遗事》得到国人相当的认可，从某种程度上激励着林纾沿着翻译文学作品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在之后短暂的27 年生命里，他不仅用一腔爱国热血挥就了百余篇针砭时弊的文章；用犀利、恰切的文笔完成了《畏庐文集》《讽喻新乐府》《巾帼阳秋》等40余部书，成功地勾勒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人生百态；而且在不谙外文的特殊情况下，与魏翰、陈家麟等曾留学海外的才子们合作翻译了180余部西洋小说，其中有许多出自外国名家之手，如英国作家狄更斯著的《大卫·科波菲尔德》、英国哈葛德的《天女离魂记》，俄国托尔斯泰著的《恨缕情丝》，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法国 森彼得的《离恨天》，英国司哥特著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笛符著的《鲁滨逊漂流记》等。这些西洋小说向中国民众展示了丰富的西方文化，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它们牢固地确立了林纾作为中国新文化先驱及译界之王的地位。至此，林纾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文坛的开山祖师及译界的泰斗，并留下了"译才并世数严林"的佳话。

林纾(1852～1924)近代文学家、翻译家。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晚称蠡叟、补柳翁、践卓翁、长安卖画翁。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早年曾从同县薛锡极读欧阳修文及杜甫诗。后读同县李宗言家所藏书，不下三、四万卷，博学强记,能诗,能文，能画，有狂生的称号。光绪八年(1882)举人，考进士不中。二十六年(1900)，在北京任五城中学国文教员。所作古文，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推重，名益著，因任北京大学讲席。辛亥革命后，入北洋军人徐树铮所办正志学校教学，推重桐城派古文。后在北京，专以译书售稿与卖文卖画为生。

戊戌维新前,林纾在福建每天和友人谈新政,作《闽中新乐府》50首，反映了他当时的进步思想。像《村先生》、《兴女学》等，主张改革儿童教育，兴办女子教育，宣传爱国思想："今日国仇似海深，复仇须鼓儿童心。"（《村先生》）这种宣传爱国的精神，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更有发扬，像他所作《徐景颜传》，就表扬海军的为国牺牲。

林纾后来思想转向保守，跟他始终主张维新、忠于清光绪帝的立场有关。辛亥革命后，他在《畏庐诗存·自序》里说，"革命军起，皇帝让政。闻闻见见，均弗适于余心"，"惟所恋恋者故君耳"。他虽然没有在清朝做官，却十谒光绪帝的陵墓。因此，入民国后，他和桐城马其昶、姚永概相继离开北京大学，并攻击革命家章炳麟为"庸妄巨子，剽袭汉人余唾","意境义法,概置弗讲"（《与姚永概书》）为桐城派张目。五四运动中，《新青年》杂志提倡以白话代文言，发自北京大学。林纾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称："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从保守转到反对"五四"新文学运动。

林纾有《畏庐诗存》，却删去了《闽中新乐府》。他自称"吾诗七律专学东坡（苏轼）、简斋（陈与义）；七绝学白石(姜夔)、石田(沈周)，参以荆公（王安石）；五古学韩（愈）；其论事之诗则学杜（甫）"（《林畏庐先生手札》）。他最推重自己的古文，批评康有为赠诗称赞他的译著,而不谈他的古文,是"舍本逐末"（同前）。他自言在京与吴汝纶论《史记》为文之用心，深得吴之首肯。又推重吴汝纶评点《史记》"发神枢鬼藏之秘"（《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序》）。又称吴始见其文,赞曰："是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气者。"（《赠马通伯先生序》）他标榜桐城派，其实他的古文跟桐城派并不相同。像《冷红生传》、《先妣事略》、《苍霞精舍后轩记》、《赵聋子小传》，都善于叙事抒情，写得生动而有感情，或杂以诙谐，能感动人，不像桐城派文的谨严而较平顺。他的《畏庐文集》，于闲漫细琐之处，曲曲传情，与归有光文相近。他自己也说："六百年中，震川（归有光）外无一人敢当我者。"（《林畏庐先生手札》）晚年名高，好自矜张。或伤于蹇涩，不复如初集之清劲婉媚了。其实林纾的成就还在他的"林译小说"，他的诗文和画，都为译著所掩。

林纾翻译小说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与精通法文的王寿昌合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二十五年一月在福州由畏庐刊行。这是中国介绍西洋小说的第一部，为国人见所未见,一时风行全国,备受赞扬。接着他受商务印书馆的邀请专译欧美小说，先后共译作品180 余种。介绍有美国、英国、法国、俄国、希腊、德国、日本、比利时、瑞士、挪威、西班牙的作品。单行本主要由商务印书馆刊行，未出单行本的多在《小说月报》、《小说世界》上刊载。跟林合译美英作品者有魏易、曾宗巩、陈家麟、毛文钟等，合译法国作品者有王寿昌、王庆通、王庆骥、李世中等。

林纾译得最多的是英国哈葛德，有《迦因小传》、《鬼山狼侠传》等20种；其次为英国柯南道尔，有《歇洛克奇案开场》等 7种。林译小说属于世界名作家和世界名著的，有俄国托尔斯泰的《现身说法》等 6种，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等 5种，大仲马《玉楼花劫》等2种，英国狄更斯的《贼史》等5种，莎士比亚的《凯撒遗事》等 4种，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3种，美国欧文的《拊掌录》等3种，希腊伊索的《伊索寓言》，挪威易卜生的《梅孽》，瑞士威斯的《□巢记》，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英国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菲尔丁的《洞冥记》，斯威夫特的《海外轩渠录》，斯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里德的《吟边燕语》，安东尼·霍普的《西奴林娜小传》，美国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法国巴尔扎克的《哀吹录》，雨果的《双雄义死录》，日本德富健次郎的《不如归》。林纾不懂外文，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于口译者之手，因而也产生了一些疵误，如把名著改编或删节的儿童读物当作名著原作，把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本译成小说，把易卜生的国籍误成德国等。即使这样，林纾仍然译了40余种世界名著，这在中国，到现在还不曾有过第二个。

林译小说的译笔有其独自的特色和成功处。如所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人物也能传原著之神。《孝女耐儿传》中，写胖妇劝主妇之母为主妇出气以重罚其夫一段，不仅原作情调未改，有时连最难表达的幽默也能表达出来。他的译笔一般轻快明爽。

林纾译书的速度是他引以自豪的。口述者未毕其词，而纾已书在纸，能一时许译就千言，不窜一字。他是古文家，喜欢用古文义法来讲他译的小说。他赞美狄更斯"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善于"刻画市井卑污龌龊之事"，善叙"家常平淡之事"（《孝女耐儿传自序》），而用《史记·外戚传》写窦长君的话作比，认为《史记》中此等笔墨亦不多见。又说《红楼梦》虽亦"善于体物，终竟雅多俗寡"。通过用《史记》、《红楼梦》作比,赏识狄更斯的笔墨,为中国读者打开了眼界。他在《不如归序》里，称德富健次郎"夹叙甲午战事甚详。余译既，若不胜有冤抑之情，必欲附此一伸"。又说："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这说明他翻译小说，不光要把外国小说艺术技巧介绍到中国来，更要把他的爱国热诚，通过翻译感动读者；加上他凭着自己的文学素养，用来补有些原作的不足，使他的译作竟胜过有些原作。他借助他人口译来翻译的小说，其中的成功译作至今还具有生命力。

林纾近30年的翻译生涯，以1913年译完《离恨天》为界，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林译十之七八都很醒目，后期译笔逐渐退步，色彩枯暗，劲头松懈，使读者厌倦。

林纾除翻译小说外，文有《畏庐文集》、《续集》、《三集》，诗有《畏庐诗存》、《闽中新乐府》，自著小说有《京华碧血录》、《巾帼阳秋》、《冤海灵光》、《金陵秋》等，笔记有《畏庐漫录》、《畏庐笔记》、《畏庐琐记》、《技击余闻》等，传奇有《蜀鹃啼》、《合浦珠》、《天妃庙》等。还有古文研究著作《韩柳文研究法》、《春觉斋论文》以及《左孟庄骚精华录》、《左传撷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