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自己是“述而不著”，最有名的《论语》，也是由弟子编纂而成，可以说，孔子没有什么作品。

孔子是一位“儒”，是“儒家”创建人。刘歆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六经就是《易》、《诗》、《书》、《礼》、《乐》(今佚)、《春秋》(鲁国编年史，起自公元前722年，讫于公元前479年即孔子卒年)。这些经的性质由书名就可以知道，唯有《易》是例外。《易》被后来儒家的人解释成形上学著作，其实本来是一部卜筮之书。

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如何。传统学术界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六经都是孔子的著作。另一派则认为，孔子是《春秋》的著者，《易》的注者，《礼》、《乐》的修订者，《诗》、《书》的编者。

可是事实上，无论哪一经，孔子既不是著者，也不是注者，甚至连编者也不是。可以肯定，在许多方面他都是维护传统的保守派。他的确想修订礼乐，那也是要纠正一切偏离传统的标准和做法，这样的例子在《论语》中屡见不鲜。再从《论语》中关于孔子的传说来看，他从来没有任何打算，要亲自为后代著作什么东西。还没有听说当时有私人著作的事。私人著作是孔子时代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在他以前只有官方著作。他是中国的第一位私人教师，而不是中国的第一位私人著作家。

周礼》、《仪礼》、《礼记》是古代各个朝代制定礼仪制度的经典著作。

《周礼》又名《周官》，是三礼之首，汉世初出，因与《尚书·周官篇》相混，改为《周官经》。西汉末列为经而属于礼，故有《周礼》之名。这部书搜集了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官制及制度，以儒家的政治理想加以增减取舍汇编而成。《周礼》共分六篇，包括“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其中，“冬官”一篇早已散佚，西汉时补以“考工记”，称为“冬官考工记”。全书共分四十二卷。

《仪礼》又称《礼经》或《士礼》，是先秦五经之一，它最初直接被称作“礼”。该书大致形成于春秋后期，有人认为是孔子编订的。孔子确实将礼作为教学的实践环节。《仪礼》一书的内容主要是冠、昏、丧、祭、朝、聘、燕享等等典礼的详细仪式，阐述了春秋战国时期士大夫阶层的礼仪，提倡一种有等差的人伦礼仪。

孔子晚年修订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

孔子编纂六经的原因之一是他视文献存亡继绝为己任，原因之二是他要以六经做教材。

孔子认识到文献对于了解过去、鉴往知来以及垂训鉴戒的作用，因而重视文献。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注：《论语·八佾》）又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注：《论语·卫灵公》）还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注：《论语·述而》）孔子所说的“文”、“文献”，就是文书档案、历史资料。他认为文献的足或不足，是能否正确了解过去的关键。“信而好古”的孔子在研究夏商周时，深感文献不足，所见现存文献缺遗或“不知而作”之处又不少。这表明孔子对文献不足及文献缺佚与穿凿妄作现象的深切忧虑。他还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注：《论语·为政》）孔子所说的“礼”包含了文献，说明文献能起鉴往知来的作用。他曾评论晋太史董狐书“赵盾弑其君”且“示于朝”一事，赞扬“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注：《左传》宣公二年、昭公三年、定公四年、闵公元年、哀公十一年、襄公二十九年、昭公二年、文公七年、隐公六年、昭公十七年、成公十四年(二条)、哀公六年、僖公二十八年(二条)、僖公元年、昭公二十九年），充分肯定董狐的记载所起的垂训鉴戒作用。据《论语·乡党》记载，孔子“式负版者”。说的是孔子乘车在外，遇到手持邦国图籍(地图户籍)的人，必俯身表示深深敬意。这些足以说明孔子对文献的高度重视。但是，孔子适逢诸侯争霸、东周之“季世”（注：《左传》宣公二年、昭公三年、定公四年、闵公元年、哀公十一年、襄公二十九年、昭公二年、文公七年、隐公六年、昭公十七年、成公十四年(二条)、哀公六年、僖公二十八年(二条)、僖公元年、昭公二十九年）：天子式微，公室卑弱，大夫兼并，礼乐废，《诗》、《书》缺；再者，史官职位并不稳定，有的失守，有的“不知而作”，甚至抱典载籍，流亡他国。

因此，博学多闻的孔子不无自豪而又自信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注：《论语·子罕》）面对各国文献有散佚、妄作之虞，他不得不把文献存亡继绝的历史重任担当起来，因而编《诗》、《书》，定《礼》、正《乐》，赞《周易》，作《春秋》。

《春秋》是儒家的经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春秋》是孔子编写的，从“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说可见。《春秋》被视为儒家经典之一。虽然现在史学家不能百分百确定原作者就是孔子，但是孔子在修订整理传承上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孔子为什么把这部史书起名为《春秋》呢？我认为可从以下几点来解释。

一、与史实更吻合；

历史上，自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这段历史时期被称为“春秋时期”。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历史西周奴隶社会的瓦解时期。而《春秋》则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事件。由此可见，《春秋》所记历史的起止年代，大抵与客观历史发展上的春秋时期相吻合，所以便有了《春秋》这个书名。

二、与记事顺序一致；

据史料记载，最开始鲁国史官把当时各国报导的重大事件，按年、季、月、日记录下来，一年又分春、夏、秋、冬四季记录。这种记录方法使得《春秋》一书的史料价值得以提升，虽然还不完备，但是不影响它的历史意义。

后来，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加以整理修订，并将书名简括为《春秋》。这样也体现了史书的记事顺序。

三、与词语意义相呼应；

春，万物生长，生机勃勃，是开始；秋，落叶归根，萧瑟凛然，是结束；有一个成语说“春去秋来”，春秋构成了一个循环。加之，《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记载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差不多是整一个春秋时期，所以起名春秋也是极好的。

四、与季节特征有关联；

有人问，为什么不叫《春冬》、《夏冬》？首先，没那么朗朗上口；其次，春天、秋天给人一种相对温和的感觉，没有夏天的炽热，没有冬天的严寒，因此不会给人很极端的感觉，跟儒家思想的气质比较吻合。

关于经学的起源，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明确地说：“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经。”这句话明确地说，自从孔子修订了“六经”，于是才就有了经学。然而吴雁南、秦学颀、李禹阶主编的《中国经学史》则称“中国的经学形成于西汉。其孕育阶段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但六经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所独尊的经典，却是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之事。”由以上两段叙述可知，对于经学的起源，两者在叙述方法上有着一定的区别。

孔子为了解决私学的教材问题，必须自己编订教本，而编订这样一套教本，是需要有一个贯彻始终的指导思想的。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孔子整理六经有三个准绳：一个是'述而不作'，保持原来的文辞；一个是'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删去芜杂妄诞的篇章；一个是'攻（治）乎异端（杂学），斯害也已'（《为政策》），排斥一切反中庸之道的议论。"周予同的观点与范老一致，也提了和范老相同的三条。孔子整理文献，是反映他的仁的人生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的目的即通过文献典籍来传道施教，把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精神体现在文献中。

孔子把他之前所有的历史，以及在历史中传承的文化、智慧整理成《易》、《书》、《诗》、《礼》、《春秋》五本书，所以这五本书代表中华民族原始智慧的结晶，而这些书已经都经过孔子整理了，所以几乎字字句句都是精金美玉，是孔子心灵所承认的，孔子拿来它教导，不仅是教导他的门徒，孔子当时也一定期待将传诸万世。如果我们没有遇到一种学问传诸万世的，我们的生命是可遗憾的；如果我们没有一种心愿，我们要把某些学问再传给我们子孙，那是我们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啊！果然这些书确实是可以传诸万世，在事实上它也传诸万世了，至少传到我们这里了。

孔子在《论语》中所讲的话，“吾犹及史之阙文”，孔子本人面对历史的典籍，其中还有很多残缺不全的记录，同时也引用了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看法。这种引用，代表着孔孟的精神，进行弘道的事业，都是在删去繁冗之文。像《尚书》当中的关于尧舜以及夏代的四五百年的时间，其中发生的事情也很多，那为什么孔子删定《尚书》以后，也就仅仅几篇而已呢？这就是证明，孔孟的精神，对于上古文化的继承，其根本所在，便是存留天理人心的正道之文，能够有助于世道人心的提升，至于其他繁琐的文章，便不再保留了。阳明先生通过孔孟精神与当时的文人士大夫的倾向比较，指出后世的儒者，都想要通过对于人文经典加以不断的解读，这也就违背了孔孟的精神。